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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章太炎的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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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鲁迅看重章太炎,其实是相信英雄人物的济世能量的。即觉得救民于苦海的,大抵是有学识、见解深的人,是可以冲向火海的斗士。那时候他崇尚拜伦、海涅,对摩罗诗人有感情,都是这样。他将此喻为知识阶级的战士。而那时候在中国能担起这个称号的,只有章太炎等少数人。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是斗士的宣言体。这固然受到尼采的影响,但在东方人思维上来说,内含着章太炎《訄书》里的激情,连一些词语也和老师接近。太炎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对其有感化作用。

太炎的文章有气象,是朗照的,周身光泽。与明清文人的萎顿文体一比,立见高下。学问与人格都有迷人的色彩时,文字也非同寻常的美。现代史上,他是个文体家,不过这样的文体不太被一般读者所接受,遂渐渐沉寂,被他的弟子如周氏兄弟所取代了。

如果没有太炎一代对文体的探索,鲁迅那代人可能不会马上找到自己的新门径。不过,章太炎的路是奇险之旅,要有很深的国学根底才行。太炎在自定年谱上说:

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寔、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礼,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理渐变。

章太炎对文章的敏感,有多重用意,因为是文字学大家,对词语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另外受到了日本武岛又次郎《修辞学》影响,“见在语”“国民语”“著名语”之外,对“外来语”“新造语”“废弃语”亦多关注。太炎认为,中国古代“废弃语”很多,其实可以重新采用。它们也能够转化为新式语言。

那些恢宏的雄文,采用“废弃语”为多,一面有古风,一面又多是高远的气象。这对鲁迅兄弟,是很大的影响。他们初期文章其实就是在“废弃语”中转化新句式的努力。章太炎这个思路,颠覆了旧文人的俗套,鲁迅从中有所心得也是自然的。不过,后来周氏兄弟放弃这些文体,可能与他们翻译的实践有关。从外来句式和传统中寻找新的表达,使他们走出了章太炎的路径,有了自己的家法。

但在看似不同之中,还是有相近之处。比如都自然酣畅,精神是奔放的时候居多。语言的问题,表面是表达的问题,实则是一种思想的辐射。晚清的思想革命,从哪里开始?孔子的资源似乎有点问题,外来的精神又隔,那么只有从衔接六朝精神开始。鲁迅早期翻译外国小说,就已经从文体上告别了晚清体,自寻其路。这是太炎的启示。因为属于工具层面的选择,鲁迅自己不愿深谈其间的话题,好像被思想革命遮掩了。现在我们还原起来,则可以看到更深层的问题。

章太炎在晚清,于文章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许多弟子,从学理上可以继承老师的传统,但在文章学的层面,却不能继续前行,是未得真传的。但周氏兄弟不是这样,他们在白话文上,拓出新路,将文章变得好看好玩,实则太炎遗风的流转。从另一个层面沿着老师的路走,可谓现代文章的变法。真得师传的,也惟有鲁迅等人。至于黄侃、钱玄同则是学理层面的延伸,深明文章流变的奥秘者,不是很多。

能够看出这一点的,是许寿裳。他晚年赞扬章太炎的时候,也真诚地推荐鲁迅。在他眼里,师徒之间有衔接的地方,都对中国文学有推动之功。从章太炎到鲁迅,文章的气象大变,中国文化的朗然之气,已经把历史的浊气驱走了。

由文章而及人,再由人到文章,人与文的统一是没有问题的。太炎的英雄气,在鲁迅看来是一种新道德的化身。这位老师的许多东西为鲁迅所接受,其中之一就有对知识阶层的态度。恰是和旧式文人斗,才有了新的道德标尺。也就与各类文人隔开,自己另行一路。鲁迅自己后来也是有几分这样的气象的。

在章太炎看来,读书人问题多多,“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革命之道德》而儒家的“哗众取宠”则去人性的本真深远。《答铁铮》一文对知识界的众多学说提出己见,以为旧儒的思想不合实际,惟佛学可用。在儒家与墨家之间,后者亦可参照而行。所以,驱除“伪饰”之学,对知识界十分重要。鲁迅早期的思想起飞,也有些是受到老师的启示开始的。

鲁迅的《破恶声论》没有写完,但旨归明显,就是“迷信可存,伪士当去”。他看到了那时候知识界对技术的崇洋,以为走了错路。他对那些读书人的伪学问的批判,几乎也夹杂着自己的老师的声音。人不可以没有民间信仰,百姓间的纯粹的信念,是民族精神的支柱之一。如果看不到此点,则大有疑问的。

这是鲁迅批判知识界的开始,他后来与陈源战,与梁实秋战,与左联内部的文人战,都本乎诚信这一点。那些自称掌握了真理的人,多为可笑者,那原因他们的“信”,是大可疑问的。

从鲁迅的杂文和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对旧式文人是不喜欢的,对新文人中的西崽相也很反感。后来,他的文章一部分是社会批判,一部分是文人批判。与各类文人都有对话,是有锐气的。笔锋也含着章太炎的峻急,毫不留情,甚至苛刻。他对读书人的积习,多不欣赏。比如像钱玄同的唠叨、表现欲强,就很反感。至于刘半农的教授腔,就更为滑稽,落入士大夫的途径了。他一生和留学欧美的学生,关系多不好,有的甚至交恶甚深。比如对胡适的批评,就很激烈,那原因是其与政府关系暧昧,有深的问题。胡适也是新式文人,思想也不迂腐,自由和科学的精神高举着,非常人可以比肩。鲁迅刺其观点,乃觉离生民甚远,跑到庙堂里去了。以鲁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放逐自己到荒原里的,不必顾及利害。1927年,在上海的一次讲演时,他给知识阶级下的定义是: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

许多读书人今天一个看法,明天一个观点的人。鲁迅后来诟病其文章,大概觉得与流行的东西太近,遂不见鲜活的力量。他的加入左联,其实就希望出现一个新的知识阶级,译介俄苏的作品,也是有自己的寻梦的渴望的。

鲁迅一生也错看过很多人,评价同时代的人也有失察的时候。比如对张定璜、高长虹的前后不一的感受都是。这都不影响他的个性的魅力。从晚清开始,知识界一直在斗,保皇派与革命派斗,三民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斗,左翼作家与自由文人斗,从未消失过。这里,鲁迅是个个案,他几乎与所有的文人团体都有摩擦,有时候不得不横战,与周围的世界周旋。这种紧张在晚年越来越严峻,以致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不是从学理上思之,而是以战士的姿态为之,看人看事就有了不同的视角。他晚年悼念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不去评价其学问,置其遗产的大部而不顾,仅说其革命的意义,乃自己也是斗士的缘故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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