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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雷雨》的人性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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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新起点,被李健吾称之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雷雨》自发表以来,以其表现的深广、情感的激荡以及主题的多元性在中国话剧史上取得了经典性的地位。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间,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曹禺描述他创作《雷雨》的诉求,语言是诗化的模糊的,最终却被世人固化为一种清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雷雨》被定位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戏剧作品,解读指向多囿于家庭悲剧、社会问题和阶级话语。比如暴露了封建性资产阶级大家庭的罪恶,有关个人的孤独,分裂的自我,神秘命运观,遗传与环境决定悲剧命运,以及人生的徒劳感,等等。 

《雷雨》将叙事安置于一个家庭之中,以混乱的血缘关系和轮回报应引领戏剧走向。资本家周朴园和工人鲁大海的阶级对立形象,富家子弟与民间少女的爱情悲剧,封建家庭的污水横流,浓缩于一个狭窄逼仄的空间,强化了叙事的戏剧化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我们的思索。直至近些年,研究者们才注意到了曹禺对于人的处境的关注,并在努力开掘其丰富而深刻的人文主义内涵。 

《雷雨》的主场景是周公馆,副场景是四凤的家。家的空间,成为人物生活和戏剧展开、发展的空间。个中人物,无论怎么样的挣扎,最终都未能真正走出家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我们在竭力突围,但终究无法舍弃某些束缚。按理说,基于血亲的人伦是人类相处的底线,尤其是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而《雷雨》中,人物命运的底色正是从践踏人伦开始的,尽管他们都是无意的,或者是上天故意弄人。但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旦人类没有了底线,状态将糟糕到什么地步。杂乱无序之后,人性得以完全释放,成为一切的原动力。是的,当人类原本应该坚守的种种底线被撕碎后,生存的图景就在斑驳中沉浮。 

繁漪,这是位受过现代教育,追求个性独立,追求真实爱情的现代女性。她为了反抗,为了寻找真爱,敢于突破世俗与周萍相爱。她应当是许多女性鼓起爱情勇气的榜样,当一个女性在自主爱情面前懦弱时,那么她会喜欢上繁漪,在自我想像中列入繁漪的行列,或者视繁漪为最为知己的闺蜜。对于自由爱情的向望,是人内在的渴求,是永恒的存在,只是有隐伏与显现之别。因为有爱的困惑和众多的力量挟制,繁漪自然就活在了每个时代,每个人心中。可是,繁漪几乎没有想过离开周家,离开周朴园。到后来,因情形所逼,她只是寄希望周萍带她远走高飞。可见她的独立是有限度的,她做不到彻底地与“铁屋子”决裂。在她的内心,她依然是要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在充实精神与享受物质产生对立时,她选择的是坚守物质,有尺度地饱满精神。在她的内心深处,她需要是两个男人,满足物质欲望的周朴园和提供激情挥洒的周萍。她在意自己的情感需要,争取自身精神的自由,但对周冲、周萍,却又表现出某种霸道或压制,甚至是歇斯底里式的侵扰。这是过于自私的表现,也是人性正反极端化的映射。可以说,繁漪是普遍人性的多重显影,其多变的行为,是人性深处魔鬼与天使的厮杀。这已不仅限于爱情的层面,而可以延伸至生存的每个场域。可以说,在人类生存的每种境况中,在我们生活的每种状态中,类似于繁漪这样的坚守与突围,总是往复循环,无休无止。而这一切,又都是繁杂的人性使然。 

同为女性,同样在爱情中徘徊的四凤,有着天真、悲悯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不确定性。她与周萍秘密相恋,似乎是在重走母亲侍萍的老路,是富家子弟纵情的牺牲品。然而细细品味,她身上也有许多人性多变的光点,这样的光点似乎在每代人身上都有闪现。比如,她与周萍可谓是恋人,并有了肌肤之亲,但对周冲的追求,却一直没有明确而彻底地拒绝。至少,她没有向周冲道破她与周萍相处到什么程度。也因为如此,致命周冲一直自我沉醉于梦想的爱情之中。这善良的姑娘或许是怕伤害周冲,事实也证明,当周冲知道真相后,希望破灭,再无求生之望。然而,四凤处于两个男人热烈的爱之中的犹豫或隐晦,又是众多现实女性的写照,当然也包括男性群体。四凤是值得同情,也因为这份同情,遮蔽了我们对她更为深切的了解和思考。从四凤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世上没有绝对的弱者。在周冲面前,她就是强者。一方面是周冲自我虚幻的构成,另一方面也有四凤行使着是否接纳的权利。就是她与周萍之间,她也在强弱之间不停地转换着,许多时候拿捏得相当有分寸。当我们检索这世上的男女相处时,会发现人人或多或少都有四凤的影子。 

侍萍被周朴园抛弃,先是投河自杀未果,后来又嫁过两个男人,个中的苦痛可想而知。而这一切,都与周朴园功利性的婚姻有关,那她对周朴园恨之入骨是理所当然。但在她生命深处,那与周朴园曾经的爱恋、曾经的甜蜜又是无法抹尽的。或许越是恨,那份爱的记忆越是深深扎于其心田。当她与周朴园再次相遇时,爱与恨交替浮现,爱在感性中涌动,理性又将带回恨之中。这是对生命与情感的人性化尊重。由此进发,我们可以解读集仇与爱于一身的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挣扎。 

当我们排除许多外在的东西,只将周朴园当作男人、丈夫和父亲看待时,那么他将从资产阶级家庭中走出,随着岁月走在大街小巷,走在我们熟悉的生活之中。在这一点上,鲁贵与周朴园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所谓的相似,是人性的共通,是作为男人,作为人的某些人性的类似。强大而极权的周朴园,心灵中也有柔软之地;处于底层的鲁贵,身上也时常激荡着蛮横与强势。曹禺的智慧之处在于,一方面,赋予这两个人物一些脸谱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以冲突的方式状写人性的多样性与普遍性。  

曹禺在给《雷雨》导演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是的,《雷雨》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十分的鲜活,剔除某些时代的特定元素,这些人物让我们相当的熟悉,似乎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抑或就是我们自己的投射。这得益于我们创造式的阅读,更是曹禺极强的对于人性洞察力和艺术把握力的体现。 

显然,作为一部作品,《雷雨》具有某些永恒的内在,其“非约定性”的文本世界,生发了不受时代、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左右的自主性。这其中,对于人性的探讨与书写,当是最为重要的隐喻。因为抵达了人性坚实而丰富的质地,展现了人性的纷繁图景,所以才与读者的心灵产生了同频共振的审美效应,以常读常新的方式呈现出作品的当代性。 

《雷雨》的结尾,年轻的一代都灰飞烟灭(鲁大海因持枪伤人逃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消失),只留下了年老的一代。他们是故事的原点,也是重新的起点。当我们将《雷雨》读完后,我们也应如何他们一切,重新反思生活,考量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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