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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文人心直”的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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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萧三致丁玲的书信写于1942年,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寄给丁玲本人,而是经过修改补充之后,直接寄给了《解放日报》总编辑博古同志。一封原本要寄给当事人的信,却中途改道寄给了第三者,这第三者的身份又是当事人的“顶头上司”,萧三在信的开头开宗明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为了我的一篇捞什子(“谈‘带枪的人’在延安的演出”),前后花费了你许多时间和笔墨,本也值不得再说什么了。但是接你退还我的声明和附来的信之后,我却有不能已于言者,愿为同志陈之。”萧三是那种心里藏不住事情的人,好不容易打定主意不说,现在接到丁玲的退还声明后,内心的不满一触即发。从“首先——谈到文章本身——其次——再重复几句”的行文架构上看,萧三也经过稍许沉淀。

《带枪的人》是包戈廷的第一个关于列宁的剧本,于1940年被译成中文。据戈宝权在《列宁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谈列宁的光辉形象在舞台上》中的论述:“1941年7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戏剧系和华北联大文工团,就在晋察冀边区联合演出了这个剧本(由牧虹扮演列宁)。同年为了庆祝伟大十月革命24周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剧院又再次上演了这个剧本(由于学伟扮演列宁)。”据严正(扮演斯大林)回忆,他们实验剧院在七八月间决定排演,直到1942年元月一日才初演成功。(《回忆王滨教我演斯大林》)

在那个可歌可泣的革命年代,萧三是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我没有闲心,去描写那风花雪月,去享受那良辰美景”。在这条文艺战线上,萧三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作擂鼓来捶,为革命事业呐喊助威。这篇《谈〈带枪的人〉在延安的演出》也是一样,他在12月26日晚看过戏之后,27日夜里就急急写完文章,遇周末延期两天到29日寄给丁玲。前面说到实验剧院的初演在元旦,如果丁玲能够在新年之前就将之发表在日报上,那么这篇文章无疑将起到很好的预热效果,可以“使得观众更踊跃,更了解”,更何况身为党报的《解放日报》更有这种责任做好党的文艺宣传工作。现实结果却在萧三的意料之外,久不见日报刊发,反倒隔了10日后才收到退稿。因为错过了大好的预热时间,所以萧三才觉得“这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好在初演成功收效颇丰,《带枪的人》还在继续上演,热潮尚未消退。萧三于8日早上收到退稿后,当晚即加紧整理修改,去除芜杂,第二天着人再送,不幸于14日才见刊,这时戏剧早已演完多日。现在,这篇文章恐怕是连“小部分的意义”都失去了,萧三如何不痛心?当时作为《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同志是失职了。此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丁玲,其文艺观与诗人萧三可能不尽相同;作为党报文艺栏的负责人,她所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但事情恐怕还不止于此。

20世纪40年代初,正是延安整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异常关注文艺界的思想状况,当时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名流,他时常和这些人讨论文艺界的问题,逐渐地酝酿出了1942年5月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三、丁玲、艾青等都在场。其时萧三的“文人心直”在会上就可见一斑。在王政明的《萧三传》中记载,5月1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突然在萧三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指责他在发言中引述高尔基的文学主张是‘贩卖别人的东西’”。虽是“文人心直”,虽是情绪激动,当时的萧三和信中的他一样懂得冷静、沉淀,顾全大局,“但是在方便的场合,我是会忍不住要说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果然,当大家过来安慰萧三的时候,他再没有掩饰会上的委屈,“我多说了几句高尔基的文学主张,这有什么不对?怎么能说是‘贩卖别人的东西’”、“我的一大篇发言,是不是被他的一句话就完全取消了?”可见萧三的真性情。

信中谈到文章本身,萧三直言,丁玲的主观主义太严重,而这正是萧三气愤的关键。“主观主义”在这一时期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须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号召全党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也是整场运动的重中之重。萧三给丁玲戴了顶沉重的“帽子”。换个角度说,也许正是出于党内同志的直率,才敢批评得如此毫无顾忌。第一次的退稿,除了行文杂乱之外,更重要的是萧三的观点与“许多人”意见完全相反,故退而不用。第二次投稿,萧三自认为不再杂乱,也接受了“许多人”的意见,但发表出来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到是丁玲的主观意见占优势(信中言)。萧三此时就按捺不住怒火,“新账旧账”一块儿算了。原本与“许多人”的意见完全相反,并不违背言论思想自由的主张。现在强加了丁玲的观点,萧三觉得甚为不妥,“再不合适,还是不登,岂不正大光明?”萧三直言,丁玲过分的“增删斧削”几乎是对原文本意的歪曲或改变,所以他不能苟同。最让萧三无法接受的恐怕是丁玲同志的处理方法,事前没有征得本人同意。萧三认为,无论如何增删,尊重作者是最低限度。那么,丁玲是否因为评论的“意见不妥”又碍于情面一定要发才亲自捉刀呢?还是时间紧迫来不及沟通增删完就直接发表了呢?

“好了,这口气,我只好咽到肚里去。但是在方便的场合下,我是会忍不住要说的,因为是‘人’便贵有骨头,文章也有其‘文格’。我从十四号晚上读到了那篇登载出来的东西之后,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能宁静下去。”可见这篇文章在萧三心中的分量之重。从信末看到,这是萧三第一次写影评,而这第一次就被丁玲当头棒喝了,阴影不可谓不大。一个在国际上早已成名了的诗人,转行做评论文章的时候,恰巧遇上了严苛的编辑,该是令萧三没齿难忘的。他信中还提到那个可怜的打算——将原稿寄给实验剧团,但原稿不小心被工人弄丢了。正在气头上,较真的萧三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他最后还要再重复几句:“不满意你的主观主义的增删,特别在于评田方同志‘有些地方变成了滑稽’(因为我直到现在都不觉的他滑稽),在于改成‘整个剧的处理……欠条理和节奏?’(而且读去多不通呵!)”他最伤心的改动就在于此。从“我声明,我并没有受实验剧团的什么贿赂,而想拍他们的马屁或者“恭维”(来信中字)一番。所有我的批评都是出于至诚。现在被你换成一瓢冷水,自然是大背我的初衷”。可以推断,萧三对演出的肯定要大于批评,而丁玲的改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削损了评论的肯定之辞。

事实上,严正的回忆文里对萧三的评论是肯定的:“萧三写了评论文章,肯定了该剧,尤其肯定了列宁、斯大林这两个角色。对有些场次虽然认为有些许不足,但认为整个演出是个壮举。”后来毛泽东和萧三谈论文章的时候也提到:“你的散文写得很生动。我读了你写的《论‘带枪的人’的演出》……都写得很好。”可见,丁玲的冒昧修改并未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文章的质量。

所幸,这场文案并没有对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产生很大影响。在1942年5月紧接而来的文艺座谈会上,他们都自觉地充当起文艺工作的排头兵桥头堡,就戏剧创作、就创作中的光明与黑暗等问题,都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1942年丁玲因为写作《三八节有感》受到批判,萧三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在丁玲那段“灰溜溜”的日子里,萧三还鼓励了丁玲,将毛主席的话转达给她:“丁玲有进步,报上批评她的文章太厉害了,要支持帮助她,不要把她和王实味一样看待。”1947年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的54章,两份复写稿一份自留,另一份只给周扬和萧三看过。周扬当时主管华北宣传工作,小说的出版需要过他这一关,初稿理应请他过目。而诗人萧三与丁玲并不存在这样的利害关系,在丁玲眼中,他更多的是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挚友。当时彭真在会上因个别人的意见片面地批评了丁玲的地富思想,而萧三并不是这个“个别人”(事后证明是周扬)。相反,他满心期待着小说能够出版,1948年与主席散步后,他将胡乔木和毛主席对小说的意见面告陈明,希望借此鼓励丁玲。他的“文人心直”,不过是就事论事,光明磊落。

1983年萧三与世长辞,丁玲在《吊亡友萧三同志》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谦逊的长者/一个普通的诗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是一棵不老松/越老诗文越好/他是一块不锈钢/越炼越坚强/全心全意向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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