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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忍看倭马度关山”——从三首抗战诗看萧三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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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三的诗名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1939年,43岁的他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在国外生活了近16年,16年的国外生活不仅让他习得了多门外语,结识了很多国际共产主义友人,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诗人。在苏联生活的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受到了一致好评,他的部分诗歌曾被选入苏联的教科书,因此,在今天的俄罗斯仍有一大批人熟知“埃弥·萧”这个中国诗人。但是在中国国内,很多人也许会熟知《革命烈士诗抄》,熟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但对其编著者萧三本人却并不熟悉。

按萧三自己的话说,他是1930年正式走上文坛的,而且是被“捉住黄牛当马骑”的一个意外事件。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但不得不承认,1930年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对萧三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生机遇。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中国国内革命作家没能出席此次大会,身处苏联的萧三便作为中国“左联”作家的代表参会。萧三借此机会在大会上向20多个国家的革命作家朗读了他的诗作。会议结束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立,萧三负责远东部的工作,并向其机关刊物《国际文学》组稿。由于通信不便,国内很多优秀的作品很难寄到萧三手中,紧急时萧三不得不拿出自己的作品以应急,这些作品让他在国际诗坛崭露头角,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个时期是萧三创作的高潮期,他借鉴当时苏联的革命题材诗歌,汲取中国传统诗歌技法,践行着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主张,创作出不少新诗佳作。这些创作经验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并影响了延安时期诗歌的创作,因此萧三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延安时期诗歌的一个先声。只可惜,萧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与文学研究中并不被重视,他的诗歌究竟如何,我们将对其三首东北抗战诗歌做简要分析如下:

《东北工农歌》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随后又扶植了伪满洲国,水深火热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时,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当时身在苏联的萧三对祖国东北的沦陷和东北人民的惨痛遭遇深表痛心,创作了不少诗篇反映这段历史,《东北工农歌》便是其中之一。萧三的《东北工农歌》创作于1933年,这首诗在语言、韵律、节奏等方面都具有中国传统民歌的典型特征,萧三巧妙地将传统民歌的形式赋予了新的内容,一改当时许多新诗“矫揉造作”和“构造潦草”的风格,以通俗朴拙的语言风格抒发着诗人的激昂与雄豪,这首诗可以代表萧三民歌类诗歌的最高成就。

《东北工农歌》由六小节组成,叙述了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前后的历史事件。首节诗人用“任凭改朝又换帝”,“我们一样交租纳税”来表达东北百姓对于政治变动的态度。简单的两句陈述却蕴含着多重的意义,一方面展现出百姓对战乱的痛恨与无奈,另一方面指出了百姓对改朝换代的麻木与冷漠,平静的陈述为之后情绪的喷发埋下伏笔。第二节写了军阀张作霖“弄得中国太不安”,最终“一命归山”的可恨与可悲,第三节欲扬先抑,简短地描述了日军入侵东三省的经过,从第四节开始全诗的情绪达到一次高潮,“绿的水呵/全给血染红!/青山以外呵/多少尸骨堆成山!”怒斥着日本侵略者在东三省的滔天罪行。第五节是对伪满政府成立的“滑稽戏”的讽刺,是对第四节悲情爆发的一次平复,同时也是对第六节愤情的一次缓冲。到第六节,全诗又一次进入了高潮,诗人先用短句有力地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杀工农,围苏区”消极抗日的卖国行径,看似口号式的呐喊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中成为最有力的饱含激情的诗句,这是对饱受国民党压迫、日本侵略者欺辱的工农的呐喊,这也是觉醒的广大工农对革命斗争的雄壮誓言。

形式的灵活多变是萧三诗歌的一个主要特征。《东北工农歌》中各节长短不一,句式各异,充分发挥了新诗形式上的自由。起兴是中国传统民歌中一种主要的表现手法,在这首诗中,萧三以“青的山,绿的水”作为全诗的起兴,但在之后的各节中又有变化,第二、三、六节则改为“绿的水,青的山”作为起兴,第五节则又变回“青的山,绿的水”的顺序,为避免形式的死板,第四节索性不用起兴,直接进行叙事抒情。诗人对起兴句的变动并不是随意的,他传承了古典格律诗偶句入韵原则,根据起兴句的变化而调整了整节诗的韵脚字,从而增强了整首诗情绪的起伏和节奏的变换,让整首诗显得更加灵动。此外,萧三的新诗中常会出现五、七言的句式,但这些五、七言诗句与古体诗歌中的五、七言有着很大的不同,萧三放弃了古体诗歌中严格的格律规范与平仄规则,但却利用了五、七言的节奏使得诗歌朗朗上口,便于朗诵,也便于诗歌的广泛传播。

《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

萧三在对诗歌大众化实践的历程中,对叙事诗予以了高度重视,他曾在1950年的《谈谈新诗》一文中对当时的诗歌作了简要的点评,所点评的几首“好诗”都是叙事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叙事诗的偏爱。在实际创作中,萧三也创作了很多叙事诗,这些叙事诗的篇幅虽然并不是很长,但有较高的艺术性,其中《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就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叙写的是两个远离家乡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兵因怜爱一个中国小女孩而经常给她糖果吃,但这引起小女孩祖母的误解:“好歹毒的日本鬼子,想把我的孙女毒死!”引来很多人“指手画脚”地骂,一个“会说日本话的中国学生”了解了情况后,化解了这场误会。后来其中一个日本兵死在了战场,当另一个日本兵独自送糖果给小女孩时,面对满心忧伤的日本兵,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你们要来打我们?为什么你们要来占满洲?”日本兵用两个问句以回应,“难道我们自己愿意?”“知道我自己又能活多少日子?”全诗以此结尾,但却留给读者无限的回味。此诗篇幅虽不是很长但却蕴含着作者极为复杂的思考,因此在当时很多口号式的战斗诗中显得与众不同。诗人在第一节中以老祖母的视角写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恶与残暴,但在之后的叙述中诗人所塑造的两个日本兵形象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反而用一些细节反映出日本兵对战争的厌恶。诗人以此揭露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友谊造成的极大伤害,同时对日本军民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被灌输了军国主义的日本兵终没有能彻底觉醒,终没能与残暴的法西斯政权斗争到底,以至于很多日本兵在不自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诗歌的结尾诗人对孤独落寞的日本兵展现出的并不仅仅是悲悯,还有对日本法西斯的愤恨与谴责。萧三的这首诗写于1934年,当时日本还未进行全面侵华,诗人身在苏联对国内战争的详情了解或许并不是很充分,但恰恰因此让诗人不至过分情绪化,而是能够率先冷静下来思考日本侵华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首叙事诗在萧三的整体诗歌创作中也是与众不同的。在诗中,出于叙事的需要,诗人完全抛开了诗歌的音律与形式,显得更加自由,从而让诗歌进行更为准确地叙事。新诗在摆脱诗歌外在形式的严格束缚后很明显地增强了诗人表义的自由,但是完全脱离了形式美之后的新诗,其诗意体现则主要靠诗歌的意境、意象等内在因素,这便增加了新诗创作的难度。而这首叙事诗却能充分运用诗歌的内在律,在质朴的语言与自由的形式中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人的诗情。在这里,诗人运用人物语言将不同的情绪汇集起来,老祖母对凶残日本兵的痛恨,对小孙女的疼爱,小女孩的天真无邪的欢欣,日本兵的无奈与悲伤……所有情绪之间的碰撞形成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诗情,造成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礼物》

《礼物》是萧三又一首较为成功的叙事诗。此诗讲述了一个身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汽车兵因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将一车军火作为“礼物”开入驻有东北义勇军的树林,后开枪自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取自日本反战汽车兵伊田三郎的事迹,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强烈反对。此诗作于1935年,在此之前萧三曾与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片山潜有过交往。1933年片山潜因病在莫斯科去世,萧三作《片山潜的手》一诗以作悼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三对日本共产党寄予了较高的期望,然而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对日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得日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没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忘却那些曾经为反对日本侵华所作出努力甚至牺牲的日本共产党员。身处苏联的萧三以国际主义的视野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叙写此诗,显示出他对“全世界无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的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

此诗共四小节,第一节中诗人交代了主人公“他是军人和纯粹的日本种”,并没有交代日本汽车兵的日共身份,诗人写到汽车兵将车开到转弯路口时的奇异举动时,设置了一个悬念,紧接着诗人用几句简略的心理描写进一步增加了情境的紧张气氛,汽车兵为什么害怕日本兵追来?他又在等待什么?所有的疑问都堆积在这一节结尾的省略号中。紧接着的第二节,诗人并没有直接回答第一节设下的悬念,而是将视角转向树林中的东北义勇军,他们发现了汽车中已经自杀了的日本汽车兵,这让第一节的悬疑进一步升级,日本汽车兵为何要自杀?发现汽车兵尸体的战士“马上心里明白”。他明白了什么?他的遗嘱里又写了什么?接下来的第三节,诗人仍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简述了东北义勇军为日本汽车兵举行的简易葬礼。直到第四节,义勇军队长宣读了日本汽车兵的遗言后,所有的疑问方才有了答案,原来汽车兵是一位反战的日本共产党员。诗人对日本汽车兵宁死也不愿“再替魔鬼服务”的悲壮抉择进行了颂扬,同时也从侧面写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本质。

这首诗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在于诗人高超的叙事手法,另一方面也在于诗人对诗情的恰当把握。诗人巧妙的叙事技巧让这首诗更具可读性,从而使得这个悲壮的故事在节奏感极强的诗句中显得更具感染力。在叙事中作者巧妙设置悬念增强了故事情节上的跌宕,细致的心理描写更能带动读者阅读情绪的波动,此外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促成了时空的自然转换,让故事更具立体感。但此诗并非完全靠叙事来完成其艺术创造,阅读全诗后我们可以发现诗歌外在律的缺位并没有影响诗人诗情的抒发,虽无激情昂扬的呐喊,但却有比呐喊时更加浓郁的情感,这主要是因为诗人将诗情与诗句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句句通俗质朴,但句句饱含深情,这种内蕴的情绪构成了全诗主要的内在律。

这三首反映东北抗战的诗歌堪称是萧三的三首代表作,它们集中地体现出诗人创作的主要特征及其诗歌主张。民族化和大众化是萧三诗歌创作的两个主要方向,因此他将兼具传统化和大众化特征的民歌作为学习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纳入新的时代内容,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作。这些诗作中以叙事诗的成就最为突出,因为叙事诗更利于作者践行其诗歌主张,同时很多叙事诗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气息,让诗歌具有了“诗史”的厚重感。1939年,当萧三抵达延安成为文艺工作领导者后,其诗歌主张直接影响了延安时期诗歌风格的形成,可以说之后的《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优秀叙事诗都是对萧三诗歌主张的成功实践。因此,说萧三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叙事诗是延安时期诗歌的一个先声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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