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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萧乾的百年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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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萧乾先生健在,1910年出生的他已是百岁老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与期待,他们是希望一个长者,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者长命百岁的。可是,1999年,这个总是那么淘气笑着的可爱老头,坦荡而去。他曾说,自己是未带地图行旅人生,然而这个行旅过程,历经忧患的煎熬也备受苦难的折磨,其间漫漫,让人心生万千感慨。 

失怙少年与数段友情 

就像很多大家的写作都与自己的童年经历纠结相关,在萧乾很多小说中出现的主人公形象,像《篱下》、《矮檐》等等,都是一个幼年失怙的孩子,这也正是少年萧乾的身世写照。甫一出生,命运就和萧乾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必须得半工半读,却不曾怨天尤人:血液中的蒙古族基因让这个孩子倔强地在世上行走,他的路,从来都是自己闯出,无畏、不羁。 

总是想起萧乾的回忆录,写他小小年纪在北新书局送稿费。1920年代中期,还是一个十多岁的瘦弱孩子,就要骑着庞大的自行车在偌大的城市奔走,将书局给作家们的稿费一份一份仔细送出去。为了防止丢失,他用手帕裹住钱,然后把它紧紧拴在小小的手腕上。若设今天的读者在大街上碰到这样一个气喘吁吁、心无旁骛的孩子,知道了他的身世,也会辛酸继而钦佩。 

当然,在与作家们的交往中,少年萧乾又是惴惴不安的。这不安并非来自于自卑,而是出于敬畏,对文字以及文字当中传扬着的思想,文学所引起的思想变动、社会变革的敬畏。——还未与他的“主顾”们见面,他已经在书局的各种报刊书籍上见到过他们的华章,紧张难免。就在这样的心境下见到了当时大名鼎鼎,开创了问题小说写作先河、让小诗写作蔚为风潮的冰心。冰心的和蔼、亲切让他大出意外,从此,萧乾就一直都叫她大姐,即便两人都须发皆白。大姐冰心给予这个闯荡世界的苦孩子的爱和温暖是那么有力量——既教他为人如斯,更让爱和美成为他文学世界的基调与底色。 

在那个年代,教会学校应该是萧乾这样的贫苦孩子受教育最好的选择了。更何况金发碧眼的四堂嫂安娜还给他启蒙过英文。然而教会学校也绝非天堂。那里边同样有歧视、欺诈和不公。另外还有萧乾很快就意识到的对中国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精神领域的收买和清洗。就像他在《皈依》、《鹏程》等小说中试图告诉人们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上的掳掠是显在的,但他们在精神层面的入侵可能很多人都不曾觉察。当萧乾有了切身感受,反抗的信念和仇恨的火焰就一直潜藏心底。意外的收获还有,在教会学校也会遇到的世态炎凉,不断激发、点燃着他的不羁大胆。 

苦难的成长历程是一份带着苦涩的厚礼,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坠落下来。应对命运的过程中,老北平那些饿死冻死的“倒卧”让他心生痛惜,进而关注人和人的命运以及制约人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可以理解这个穷苦的孩子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做个“好”学生,而是会参加CY 青年团、会反抗学校的不公、会组织这样那样的社会运动:变革社会是时代的需求,更是基于自身的需要——即使是青年萧乾,他的生活也从来都没有奢侈到要封闭在象牙塔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这都影响了并决定着他日后对题材和文字的选择,《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以及《栗子》等就如巴金所愿,从他一己的悲欢中走出,开始驾驭大的时代题材。而巴金也成为萧乾一生的益友,在生命转弯处,为他指路。 

与林徽因的往来,则让萧乾进入了后来被称为是京派的文学沙龙的活动。那篇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小说《蚕》是那么清新可喜,又不乏青年萧乾对生命和人生的哲思,于是林徽因托沈从文请他吃茶。很多年后萧乾都说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此后,她一直指点他,也支持他,比如1936年向良友公司推荐《矮檐》、比如积极参加萧乾革新《大公报》的种种尝试等等,而林徽因的很多作品也是经萧乾之手发表。从萧乾认识林徽因,他就和其他人一样,尊敬地叫她“小姐”,直到多年以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文代会上遇到她,萧乾还是叫她“小姐”。这让林徽因不胜感慨。其间历经天地玄黄与各自的沧海桑田,不变的却是他们肝胆相照的友情,以及他们作为作家永远存留在文学星空中的真诚文字。 

三种身份与两辈子 

让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发生深在的联系,既是中国文人的选择也是他们的宿命。 

小说家而外,记者大概是萧乾更被读者熟知的一个身份。他在风尘仆仆奔走四方的过程中直面时代和社会,介入历史重大事件,也关注动荡世事中的人,写出了《平绥琐记》、《流民图》、《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直到今天还能站立在新闻史中的特写。而他也更喜欢报人、记者的称谓,而记者的职业特征或许也更符合他渴望自由、发现世界的生命目标。然而也还是那个飘摇的年代。1938年,当接到当时《大公报》老板胡霖的邀请,让他到二战战场作战地记者时,几乎没有太多的思虑,他就远赴英伦,燕京大学新闻专业背景给他以敏锐的嗅觉。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在诺曼底战场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中国记者。而很多人看到他“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的座右铭时,常会直接将其与文革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新闻专业求真精神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而让萧乾成为优秀记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关注人以及由众多人所构成的民族精神,由此他指斥中华民族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英国人在轰炸之下依然保持着的幽默乐观。就像萧乾自己所言,他的记者生涯,始终都在“人生采访”的层面上。 

萧乾文革前后的生命遭际,是命运和他开的又一个残酷的玩笑。在萧乾年届中年之时,他渡过了一段“强制的沉默”期。这个时期以1957年7月他开始受批判为开端,到1979年2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为止。而这漫长的二十二年中,1966年9月3日又是一个界碑。这一天,萧乾吞下过量安眠药,但幸而获救,同是这一天,傅雷夫妇赴死。于是在1995年写作的《我这两辈子》中,萧乾把这一天以前算作上辈子,遇救以后是下辈子。 

不管是在下辈子,还是上辈子,“蝌蚪文”都是萧乾在困厄时期也不曾离开文学的凭借。翻译家萧乾,是萧乾在当代行走的主要身份。1979年,拿到“改正书”后,萧乾的生命从七十岁开始。他写作更翻译,马不停蹄又是二十年。并且正像他不断变换的身份,萧乾的翻译也带有“行旅”的特点,如他所言,是一种“游击”式的翻译,并不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莎士比亚、易卜生、菲尔丁等等,他心甘情愿地站在他们巨大的投影里,从他们的文字中汲取力量,又以一种优美的姿态,无声地将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倾慕人类智慧和文学之美的人。 

一对老人与两个车间 

与文洁若相遇,对萧乾来说是一个幸运。 

不羁的萧乾在情感方面多有波折,其惟一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就映现了一段甜蜜却早夭的初恋。而实际上,能陪伴这样一个不带地图,行旅人生而又对世界始终充满好奇和热爱的人,对任何女性来说恐怕都非易事。但1954年与文洁若的婚姻却成就了双方。萧乾从此开始他的翻译生涯,更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文洁若说她和萧乾是“文学因缘”,是切中肯綮的肺腑之言。的确如此,萧乾也影响了文洁若,忠实于原著之外,她的译文开始变得洒脱灵动。 

靠着彼此都非常认同和喜欢的一个词“team work”合作,他们相携走过了许多岁月,并成为一对将工作视为人生最大快乐的老人。并且他们在自己那个狭小的家中辟出两个车间来:萧乾的书房还兼会客室,这个车间其乱无比,但东西总能自己找到,是乱而有序,萧乾的很多照片都以它为背景,过新年时,则会挂满从世界各地来的名信片,为“车间”增添了许多热闹;文洁若的书桌则放在卧室的大床旁,英、日文的工具书将书桌都包围起来,也就成了另一个车间。各自分头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爬梳,同时也互通有无、相携共进,就是他们拿什么都不换的“车间生活”。 

《尤利西斯》的译出,正是这对老人在两个车间合作的结晶。彼时萧乾年过八旬而文洁若接近古稀。并且萧乾当时的肾功能已经只是常人的四分之一。但便是如此,三四年来的起早贪黑,还是让这部“天书”首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说它是浩大的工程,毫不夸张。翻译的动力,也还来自于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必然不能墨守成规和自我封闭,借鉴和创新才是出路。而具有这种眼光,又与这对老人对人类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担当息息相关:作为世界现代小说的重镇和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中国人不能在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面前闭目塞听。所译之《尤利西斯》,是1922年成书以来在中国首次出版的全译本。 

1999年萧乾先生故去后,为萧乾而书写和奔走,似乎成了文洁若先生的主业,他一直活在她心里,不曾离开。时光流转,她对他依然还怀着爱和崇拜,当她甚至带些孩子气地不断向别人强调自己要保护萧乾时,你似乎不觉得保护这样的语词有什么不妥,而是为之深深动容。 

游子与故乡 

对萧乾这个曾经革命、逃亡、留洋、退学、劳改、自杀、恋爱、离异过的“行旅者”,故乡的意义一直在变,而他游子的身份却从未更改。在北京居留的时间长了,北京也就成了故乡,正像他在《尤利西斯》的译者序中不自觉地说着的,他和文洁若“二人都是北京人”。但若由灵魂皈依之所的意义而言,或许,行世之10卷本320万字的《萧乾文集》也是他的故乡,他就住在他的文字里,安然而洒脱。 

当然,也必须在最本然的意义上谈论他的故乡,那个牵系着血脉和祖先的所在:内蒙古。萧乾与故乡的故事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1930年,他曾和四堂嫂安娜到过内蒙的卓资山,匆匆一瞥,印象并不深刻。然而,故乡一直在召唤他:1934、35年间,萧乾沿着平绥铁路考察故土,甚至还经吴文藻先生的引荐在呼和浩特见到了当时主管内蒙的傅作义将军,在由之写成的《平绥锁记》里,这个没在故乡长大的孩子愤激于塞外的闭塞与堕落,其实,怨怒里饱含柔肠,攻伐背后都是牵挂。1956年,萧乾以蒙古族作家的身份访问呼和浩特、锡林浩特等地,很多年以后他还对蒙古族少女唱到云层里的歌声印象深刻,《草原即景》等散文让我们发现,故乡的人事让他惊艳,人到中年,他在重新发现故乡。 

而作为蒙古族后裔,如萧乾自道,他既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亦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俏皮、豁达、幽默同时也忧郁、警惕和悲悯,看来是矛盾的性格凝成了属于萧乾的个性:倔强而又洒脱。这种性格,与北方蒙古高原粗砺风沙和无尽草原锻造出的蒙古汉子的性格有着惊人的精神血缘关系。终其一生,他依此性格行走四方、浪迹天涯,并在多个文化场域中铸就自身的高度。 

沈从文曾经说过,“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2008年,与不义的世界与自身的弱点始终作战的萧乾回到故乡——在内蒙古大学的萧乾文学馆里,他的书、剪报包括生活用品都屏气凝神,像是等待这个可爱的,踏上另一段行旅的老头推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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