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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姚雪垠，大多数学人都集中在对《李自成》的阐释上，并纠结于从政治角度概括和评价作家作品的价值观念，却恰恰忽略了作家创作于1940年代的长篇小说《长夜》。这部作品对民国时期乡村破败图景的展示，绿林好汉复杂人性的剖析，以及土匪黑话的运用，都表明姚雪垠在创作早期，就已呈现出较成熟并且独特的艺术特色。鉴此，今天重读《长夜》，对全面解读姚雪垠这位作家，以及评判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犹有意义。
一
一部文学作品优秀与否，首先取决于它能否把握住了时代精神，即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决定着他们对诸多社会问题的价值判断。因而，作家如果能够敏锐地感应到这种时代精神，并准确生动地传达出来，那么其作品就必然具有了一定的普泛意义。姚雪垠的《长夜》通过描述豫西李水沫这支杆子队伍的传奇生活，以绑票、与红枪会征战、军阀收编等事件，折射出1920年代中国广大农村曾经发生过的、大同小异的普遍现实，再现了民国时期乡土中国荒寒、动乱的社会图景。
首先是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图。“下弦月透过薄云，照着寒冷的雪的荒原。这一群土匪带着肉票，在寂静的荒原上匆匆前进，冰冻的雪花在脚下沙沙的响，有时打破落的村庄经过，常不免引起来几声狗叫。”（姚雪垠《长夜》）农家大门外边的水池中，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小孩的尸体，垂死的老人倒在地上，血液混合着脑浆从鬓角流了下来。时隔六十多年，《长夜》至今读来仍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正如作家为小说命名为“长夜”一样，20年代的乡土中国仿佛就处于这茫茫的黑夜之中，而事实上，这种黑暗自19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白莲教起义、回民造反、捻军叛乱，中华帝国晚期社会动乱不止。至20世纪上半叶，这种态势愈演愈烈，仅1916年到1928年，军阀间就爆发了无数次战争，加之水灾、旱灾、蝗祸、瘟疫，中国大地上民不聊生。对于老百姓来讲，谁不想安居乐业？可是不是兵灾，就是匪荒，老百姓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第二幅图景是土匪队伍与红枪会激战。红枪会是当时北中国农民为了抵抗土匪的侵扰而自发形成的组织，在快抢还不普及的时代，红枪会利用咒符幻想着自己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功，颇有号召力。小说描写李水沫带领队伍向红枪会驻扎的区域进攻，激战场面相当惨烈，土匪势力与地方武装的血腥残杀加剧了时代的悲剧。第三幅画面呈现的是土匪与军阀之间的混战。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军事化使土匪成为强有力的武装，不仅出现全盘接收匪帮加入正规军的现象，而且从前的军事集团蜕变为大股的杆子队伍的事件也是经常发生，并利用时局动荡所产生的新的匪帮来动摇对手。土匪力量之强大，使得所有的政客——包括外国侵略者，都被迫来拉拢他们，其实，土匪远非别人棋盘上的棋子，在军阀时期，他们是政治平衡的重要因素，已经达到不能等闲视之的程度。因而，李水沫这支杆子成为几股军阀盯着的武装力量，徐寿椿要来收抚，同时马文德派人来说降，然而，缘于几方面势力的矛盾冲突，最终土匪与军阀火拼起来.
上述三幅图景勾勒出民国时期一个动荡不安的乡村社会，逃亡、死去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遭遇的悲惨命运。今天，当我们重读《长夜》这部小说时，眼前便展开无边忧郁、萧条的北国原野，仿佛就被带到那无限悽惘、苍凉的岁月。
二
如果说一部优秀作品首先在于切中时代脉搏，那么对人类普遍情感和人性的挖掘便是其能够经久传世的关键所在。因为时代总在变迁，作家如果只是单纯地展现时代特征，而忽略了文学作品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人性的揭示，那么当时代更迭之后，其作品就必然失去它所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大凡经典之作必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表现出对人类的普遍情感、人性，乃至终极问题的关怀。《长夜》描写了民国动荡社会中，一群为生活所迫的农民，不得已走上了强梁之路。这些社会越轨人群是原始的革命者，属于流民的行列。它和中国历史上诸如饥民、灾民等词语一样，都有相同的意思，最著名者莫过于“流寇”，多系流民铤而走险激变而成。从社会学角度讲，一个已经按照某种认可的社会规范整合的社会结构，其成员必然要取得一定的社会角色，首先是职业角色。大概从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社会就已划分出了士农工商四业。然而，再牢固的社会整合也会呈现出裂痕，流民就是脱离社会整合，丧失其原有的社会职业角色，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对任何政府而言，流民问题如果长期积累而得不到解决，就容易引发恶性的社会冲突。民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数以千计的流民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同时也由于乡村二流子、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混杂其中，所以土匪队伍内部破坏成分颇多，他们聚啸山林、为非作歹，其生存方式是与暴力、血腥连接在一起的，并且由于居无定所，日复一日的流亡生活又加剧了他们在精神上的危机感。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一靠的是枪支，另一个依赖的是鸦片。拥有了枪支可以防身，也可以掠夺财富，对他人以及社会造成极大的威胁。而危害他人和社会者，也必然会遭到政府的剿灭，所以绿林世界听起来充满浪漫传奇色彩，但实际上充斥着莫大的心理危机。因此，尽管吸食鸦片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危害，但是烟土能够缓解艰辛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所以它便成为几乎所有土匪都吸食的物品。可见，绿林社会里具有太多恶的因素。
而按照姚雪垠的创作本意讲，写作《长夜》是要塑造那些本质并不坏的人物，从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生活中看出他们被埋葬或被扭曲的善良品性。于是，作品为我们勾画出一系列土匪形象。李水沫的英雄仗义，王成山的善良实诚，薛正礼的忠厚寡言，赵狮子的暴躁凶残，瓤子九的油滑、刘老义的絮叨、陈老五的吝啬都各具特色。在正常状态下，安详的生活往往会遮蔽人性中复杂的内容。然而，一旦将人放置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下，则就不同了。比如说战争、灾难，会将人性中诸如善与恶，诚实与虚伪，勇敢与怯懦等等，完全呈示出来。人性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生命的尊严。可是对土匪而言，刀头嗜血、朝不保夕的生活已经迫使他们放弃了生命的尊严和自重，于是粗话、杀人、强奸、掠夺、放火，诸多暴力行为都会呈现出来。暴力是一种难以消解的仇恨的外在呈现，它是人性深处恶魔性因素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中，长期的贫富不均和土地兼并，必然会出现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在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江湖世界支撑起其生存空间。《长夜》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江湖社会的暴力行为。出于一种原始性的报复心理，许多镗将像发疯一样喜欢杀人。毛缸里，有一双穿绿色棉裤的小孩的半截腿露出屎上，还在动弹；披头散发抱着一个婴孩的女人被砍死在草庵中；一位姑娘遭到众多土匪的轮奸，土匪的暴行已经达到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然而，既然为人，也会有人性善的一面，尤其是对那些被逼迫做镗将的人来说，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在他们身上仍能体现出来。刘老义、吴姓的镗将，他们当土匪抢夺女人，从朴素的情感上讲就是想有个温暖的家，让孝顺的儿媳妇在老人身边伺候着，并给他生个儿子。小农经济社会中儒教文化训诫的孝道不可小觑，即就是为匪，孝仍是他们遵循的道德。更何论，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会有其必须遵守的道德操守。绿林社会最看重的是兄弟情。四海之内皆兄弟是这些草莽英雄颠覆不灭的人生哲学，所以李水沫面对要离他而去的弟兄，慷慨赠送枪支。刘老义得知自己喜欢的小姑娘是换贴大哥的表妹时，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段姻缘。
人性是复杂的，善与恶交织，凶残与悲悯共处，姚雪垠是要画出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朋友们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些不顾一切要做叛徒的人是野兽与孝子，暴徒与英雄的结合物。
三
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群体内部的语言表述方式，土匪也不例外。《长夜》里大量使用了土匪黑话，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是一个特例。如果将这些黑话归类，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禁忌、避讳所形成的职业隐语。做了山大王，有不受世俗约束的自由，但是也有作为反叛者的危险，轻者被抓捕，严刑逼供，重者杀头。因此，缘于畏惧心理土匪在生活中有很多禁忌，比如：不准背抄手，是因为背抄手和被绑着的姿势相似。玩耍的时候，不准作跪的姿势，因为这姿势使人联想起被抓去见官和被砍头。不准将擘开的馍口对向别人，大概是避讳“对口”二字就是“对口供”。不准将筷子架在碗沿上，也许这像是受某种酷刑或死的姿势。心理忌讳总是会通过语言外化出来的，土匪在语言上也有相当繁复的禁忌。譬如，路和败露的露字同音，所以要说成条子；饭和犯同音，要说成瓤子，吃饭就叫做填瓤子；鸡和急同音，就把鸡子说成尖嘴子。鸭和押同音，便将鸭子叫做扁嘴子。从这些土匪的禁忌语言来看，烧杀抢劫的强人尽管剽悍，但是心灵深处隐藏的却是一种典型的罪犯心理，禁忌黑话里包含着无尽的心理弱势和精神恐惧。
另一种是语言形象化的隐语。《长夜》有许多黑话非常形象生动。像黑脊梁沟子指代的是年轻的姑娘，因为那个时代年轻的姑娘背后总是留着一条大黑辫子。绑架人质则称为绑票，因为土匪拉人的目的是换取钞票，故而江湖上将被绑架的人称作票。而为了和钞票区别开来，便称作肉票。“油青脸、倒跟脚”指代的是那些乡下爱美的轻佻女人。这些妇女一方面由于脸上搽着廉价的铝粉，造成了铝中毒的现象，从而使白脸盘变成油青脸。另一方面缘于童年时期没有把脚缠好，成年后只好将鞋子做小，脚跟踏着鞋跟，形成了“倒跟脚”。此外，在土匪黑话里交际叫做拉扯，坏良心的事称作屙血事。攻破山寨，被形象性地称作撕围子。撤退用“出水”来表述，灌是攻打的意思。架子是山，空手的土匪叫做甩手子。名字叫牌子，子弹称钉子，闲话唤作闲条。尽管大多数土匪没有多少文墨，但是行业内部的黑话却充满了智慧、风趣。这些黑话对事物进行描述、概括，运用了指代、比喻、隐喻等修辞手法，其鲜活性是任何语言大师都无法创造出来的。姚雪垠吸收了这些土匪黑话，增添了文学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从而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匪患横行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长夜》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乡土中国的历史场景、时代悲剧。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中国现代文学画廊，深刻揭示出他们人性和心理的复杂性，这是姚雪垠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从此，李水沫、王成山、薛正礼们和沈从文笔下的山大王，萧军作品里的东北胡子，陈忠实文本中的黑娃、贾平凹小说里的白朗、莫言作品中的余占魁等构成了一个土匪谱系，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种神秘、强悍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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