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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档案解读——姚雪垠在1950年代
[ 作者:许建辉 ] [ ]

        1950年代,历史为中国知识分子搭建了一个千变万化关隘重重的巨型舞台,姚雪垠在这个舞台上始终扮演着一个“被运动员”的角色。从主动改造到拒绝皈依,他以知识分子的“任性”与“倔性”,坚守着与捍卫了一个真实而独立的自我。他是一个“个案”,但他的命运又确实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正因为如此,他的档案、笔记、信函等等一切白纸黑字的东西,便都有了“铁证如山”的研读价值和意义。此类史料很多,却囿于篇幅,只能略述其要如下:

      姚雪垠的人事档案中,第一份文件是1950年7月填写的《上海市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工作者登记表》。此前他被上海市总工会派驻申新一厂任政治教员,其时刚刚受聘为大夏大学文学院教授。在“著译及出版处”栏目中,姚雪垠写道:“曾出《差半车麦秸》等小说集十余种,全不满意,故上海解放后,到工厂中从头学起。”在“宗教信仰及政治主张”栏目中他又写道:“无宗教信仰,现在我同工人一道工作和生活,工人阶级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

      与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姚雪垠对开国之初的政治局面满怀认同,对党对领袖充满信任。愈如此,愈自觉今是而昨非,愈急切地要把自己投入“革命大熔炉”,用新社会的政治标准重铸自己。所以表中所填内容应是由衷之言,而并非如今那些漫天飞舞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

      1950年12月,姚雪垠走上大夏大学文学院代院长岗位;1951年2月,又担负起大夏大学副教务长职责。大夏大学是一所人才济济的私立大学,曾有“东方的哥伦比亚”之誉。姚雪垠感激校方对他的抬爱,却不肯在此乐业安居。1951年7月,他向校方递交了辞呈。“大夏大学为姚雪垠辞职事呈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公文,如今就保存在上海档案馆:“本校文学系教授兼副教务长姚雪垠先生近因河南省文艺工作者联合会邀约前往河南从事文艺工作,坚请辞卸在校所任职务,本校已予同意。敬以报请鉴核备查。”

      百分之百的自由选择。因为他不想当“官”,只想当作家,他相信手中的一支笔才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解放前著书须为“稻粮谋”,解放后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可以一心一意搞文学的好时候。朋友们的劝阻、挽留,南京等大学的虚席以待,都不曾动摇他的信心和决心。他告别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舒适的大城市生活,从上海回到开封。不幸的是,他是“带着从上海买回的沙发、钢丝床”回去的,到了开封“又嫌文联屋子地下潮湿,把地面铺满席子”。“他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派头和作风,当即引起当地群众很大的不满”,而姚本人却兴冲冲毫无所知,一直到为此遭受批判后才恍然大悟。

       1951年8月底,姚雪垠向河南省文联报到,同时交给组织的,还有他的“农村三部曲”创作计划。当是时,河南省文联创办的《翻身文艺》正办得如火如荼,他们欢迎姚雪垠回到故乡,显然是希望他能为此锦上添花;而姚雪垠却是为他的大部头小说创作而来,这显然让领导大失所望,但还是按计划给了他一顶“创作研究部部长”桂冠;而姚也居然当真地负起了这份责任,上任伊始即把《翻身文艺》当作了研究对象。他先把省文联编辑部的大量稿件按内容归纳成流行文艺题材的“几种公式”——关于生产的、关于参军的、关于交公粮的、关于婚姻法的、关于歌颂毛主席的、关于斗争恶霸及封建把头的,然后从艺术角度分析“公式化为什么不好”,从作家主观与生活客观之关系方面追问“公式化是怎样产生的”,从对思想、生活、艺术形式的综论中探讨“如何克服公式主义”,等等。显然,这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举动,因为它与领导的期待值相距甚远或者说南辕北辙。这种错位是致命性的,它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开始。

       1951年11月,姚雪垠被派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组。下乡之前,先有两个星期的政治学习,他感觉“把自己的思想和认识提高不少”。在《参加土改复查前思想断片》中,他写道:“现实在急速的发展着,新的事物不断产生,代替了旧的事物。群众的思想,感情、性格、生活习惯,也在现实洪流中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你不但要随时注意这一切变化和发展,要理解它的道理,并且,必须用你的感觉去把握这些变化和发展,也就是,你必须走进现实的洪流里,同群众一道呼吸,一道兴奋,一道努力,一道推倒旧的事物,促进新的事物。只有你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你才能描写群众中的英雄。”

       在这篇学习笔记中,姚雪垠多次提到“改造”二字:“单就知识分子的改造说,应该长期的走进群众里边生活”,“在群众斗争生活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思想又反过来使自己在群众中生活得更切实,更深入。作用,反作用;提高,再提高;锻炼,再锻炼,这是人的改造道路,也是文笔的改造道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打倒知识分子(特别是我个人)的臭架子,获得无产阶级的新气派;打倒旧的身份观念,取得新的身份观念。”“当前急务是要做到真正归队。这有两方面:第一,作为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的向革命群众归队;第二,作品必须做到为人民服务,向革命的文学主流归队。‘归队’二字严格说来是不妥当的,应该说是重新‘入伍’吧。这次参加土改复查,是重新‘入伍’的第一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为了这个目标,下乡后他拜农民为师,学习种棉、锄秋、选种、收花;他记录“农村人物拾零”,写下了数万字的创作素材;他主动抛弃个性化创作方式,艰难地尝试着用民间艺术投时代所好——他写了《土改复查快板》一则,长达138行,其中满布“阶级斗争”话语:“老大伯,老大娘,兄弟姐妹都别忙。土改复查已开始,听我把道理说端详。复查先查哪一项?先查查敌人啥情况。查敌人有些啥活动,查敌人有没有漏了网。不法的地主要惩办,漏网的地主要算账。外逃的匪霸要捕回,血债还要血来偿。除草须把根除净,不能姑息养虎狼……”这是1952年姚雪垠惟一的文学作品,却一直藏在他的《土改复查日记》中不曾发表,可见本人对此并无多大兴趣。

       《土改复查日记》始于1951年12月3日,迄于1952年4月18日。其中前一半时间他生活得充实而快乐:住在“一头喂牲口,一头有炕”的农家小屋里,白天听报告,学文件,组织开会,“找贫农对象,帮助做活,谈闲话,拉感情”,“扎根子”;晚上则写汇报,读报纸,开碰头会,分析斗争形势,讨论划分阶级……忙累之余,曾“去黄河边上闲玩”,曾去登山“看舍利塔”;他“与同志们闲扯中国文学遗产和中国神话,房间中挤满了人,大家极感兴趣”;他“与三位同志游鬼沟,登高跳低,犹有少年劲头”。后一半时间,情况则遽然一变:“3月7日 ……此次进城系参加整风会议,向右倾坚决斗争。”“3月9日……今天的斗争大会我参加主席团。因为发动了群众性的斗争,每次斗争的发展都突破了原来的估计,突破了反右倾的范围,而主席团经常陷于被动。”“3月16日 今日下午和晚上,三个小组开会整我。经过及原因,以后抽时间补叙。” “3月18日 ……一天中几次催一区区委书记,弄清是非,解决我的问题,结果不了了之。拟于晚上赴县委一趟,找县委解决,因故未果。……”

       姚雪垠所谓“整”他,应是指对其小说《突围记》的批判。在他的另一个本子上,零乱地记录着当时的部分发言:“《突围记》是逃跑记。整个气氛是落荒而逃。”“表现了失败情绪。”“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绪相当严重。”总之问题是思想右倾,根源是“阶级感情尚未确立”;解决办法是“多读苏联近几年来的作品和老解放区作品”,改进建议是“将来写点梆子戏”。显然,这样的批评很难让姚雪垠服气,依他的性格,愤怒与抗争是必然的,于是,产生于1952年6月的“对姚雪垠同志的土改复查鉴定”中便有了这样一笔:“不接受同志意见,反右倾时小组没通过,有时抵抗,或动感情。”

       土改复查结束后,“三反”运动进入思想建设阶段。似乎是接受了反右倾挨整的教训,姚雪垠不再“抵抗”,而是按照批判者的思路,先行严厉的自我解剖:“第一,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散漫,骄傲狂妄。第二,极爱虚荣,爱出风头。只爱别人捧场,不接受别人批评。第三,从抗战后期起,渐渐的爱好享受,讲究派头。虽生活上常不免陷入窘境,但思想已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第四,曾受过党的教育,但一直缺乏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第五,经常在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思想下从事创作,研究“学问”,把创作和‘学问’当作个人的‘私营企业’,而不是为群众和革命服务。……担任创作研究部部长,但从来没问过部里的工作情形,对本会的刊物《翻身文艺》,也很少细看。”

       1952年7月,河南省文联据此做出“姚雪垠同志在三反运动中的鉴定”:“一、优点:1、具有改造自己的决心、信心和热情。……2、思想细密,有观察和分析事物能力。3、学习写作有二十年以上历史,虽过去曾犯了不少严重错误,但写作经验相当多,也具有写作才能和理论修养。……4、在工作岗位上有时表现得相当大胆,有魄力。如担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长时,在党和工会领导下力争废除分院制,取消院长一级,初步打破了该校廿多年来五个学院的‘封建割据’局面。二、缺点1、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致在历史上犯了不少错误。解放后仍不能虚心的接受同志意见,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2、长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锻炼,故理论往往与实践脱节。3、思想和作风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较深,一向自由散漫,组织观念薄弱。”

       这一回,“关”是过了,但群众仍不满意,因为姚雪垠“不能虚心的接受同志意见,公开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不少严重错误”。姚雪垠更不满意,因为他发现群众所批判的他的“历史上”的“严重错误”,均来自他本人的主动检讨——1950年12月,他向上海市新生政权交过一份思想汇报,其中谈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的12年间自己在五战区、大别山、重庆、上海等地的思想、工作情况以及与国民党内一些人物的关系;谈了自己与共产党之间的误会与理解;谈到当年在南阳呆不下去时,也曾“很想前往延安。这是寻找光明与逃避迫害两种动机的混合,不是一种坚持在困难岗位上的打算”;谈到曾被个人创作成果“不符实际的虚誉冲昏了头脑,越发发展了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主义,成为以后多年来的错误病源”;谈到自己由“二分旧书生气,二分才子气,三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加上三分少经锻炼的革命斗争性”构成的狂傲个性……本来是自觉自愿“脱光了洗澡”,真诚希望彻底洗去旧社会留在自己身上的印痕,结果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反倒授人以柄,把自己的小辫子交给他人攥着。他觉得他的信任受到了亵渎与摧残,他因此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热切追求的“入伍”“归队”问题,开始对曾经为早日“入伍”“归队”所进行的自我调整进行再调整。

      1952年12月,河南省文联开始“文艺整风”。运动目的,一是要继续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二是要继续推进普及性文艺的开展。姚雪垠对此似已厌烦,他的“个人检讨”明显流露出几分“我就这样了爱咋的咋的吧”的洒脱与任性:“‘一是不重视思想改造,政治情绪冷淡’。具体表现为:①不靠近政治,不参加会,不重视文艺整风。②对‘改造’两个字感到刺耳。③下乡的动机主要是为着写作,不是为着改造。二是‘个人主义的创作态度’。具体表现为:①只想‘打翻身仗’。②常想写大的作品,不想写小的作品。③不愿做普及工作,即让做也是想写出人头地的作品,不想写一般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三是文艺批评方面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具体表现为:①偏爱古典作品,对新生的文艺作品不够重视。②过于重视技巧,忽视改造,忽视政治,脱离现实。”检讨最后,他保证两点:“①正视错误,努力改造。②痛改前非,立功赎罪。”

       或许是因为姚雪垠给自己扣的帽子已经够大够沉,批评帮助时大家肯定了他在“自我反省中可看出愿意下决心改造,有些地方有真实情感”。但是对他的创作,却毫不留情地予以全面否定:“……②在中国抗战的严重阶段,自己的不严肃作品发生了什么影响,认识不够清楚。不但对自己失败的作品要批判,就是对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也应该检查。《差半车麦秸》等作品即使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性,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是不够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失败的。③回河南不是抱着自我改造目的,而是为从事创作而来。基本上只考虑自己如何成名成家,在文联有做客态度,对同事有意见也不提。④把文学同革命平列起来,没有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工具。⑤创作方面技术观点比较重。⑥新的思想感情很少,旧的文人习气浓。对新生事物感觉不敏锐,对落后部分有趣味。⑦架子很大,好为人师。谈起理论问题目空一切,不大尊重旁人意见。⑧生活上是文联最自由的人。⑨希望今后要时时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⑩要问问自己是否把解放区的作品都读了?为什么没读?读后为什么不满意?”

       就是这次批评,把姚雪垠前半生的创作实绩一风吹去。当此之时,文艺界正在评级定薪。他既然对国家对人民毫无贡献,工资便只能是文艺8级——相当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行政人员,随之而来的住房分配也只能名列末等。姚雪垠不能忍受这种公然的歧视与蔑视,他去找领导讨公平,换来的却是档案中的如下文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还相当浓厚,表现在组织观念不够强,有时不能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或者牵涉到个人问题在内时不善于冷静的、全面的分析问题,不免夹杂有个人情绪,或流露出个人英雄主义。”对此评语,姚雪垠反驳:“有人看见我谈这些问题会说我的灵魂庸俗,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发着铜臭。但是请实际一点,不要站在高枝上说风凉话。”“请恕我说句笑话:我还不曾见到哪位自命为最无产阶级化的同志带头减薪呢。”

        ——如此这般,思想问题、创作问题、工资问题、住房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所有借着政治与强权之力来挤压他的问题,都是姚雪垠初回开封时所未曾想到的。“三反”、“五反”、“文艺整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已经成了永远的“被运动员”。如同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他看不到出路何在。他曾告诫自己“永远警惕不落在现实发展的后面”,但他永远跟不上形势;他告诫自己要“站稳阶级立场”,但他永远有“政治倾向问题”。过去他总以启蒙者自居,现在却被摆在了被教育被改造的位置。他曾经的自我改造理想已被现实撞得粉碎,那种既能保留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独立思考权力”,又能与主流意识取得某种认同的期待,原来竟是一相情愿的妄想。姚雪垠决定再不追求将“小我”融合于“大我”之中,他要复归孤独,去当他的独战英雄了。

        1953年7月,中南作家协会成立,姚雪垠随河南省文联调入武汉,随即下新乡通丰面粉厂体验生活。“原希望能担任实际工作,深入生活;但后来遇到困难,没有坚持最初计划,反而乐得不担任实际职务”,只每天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剩余时间就找工人交朋友。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会议第一次承认了“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劳动”,承认了“各个作家在工作上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如此,“但是有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教条主义、‘左’的思潮、简单化的领导方法,违反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条条框框,等等,都在继续发展”。形势在变,姚雪垠也在变。他主动调整姿态,尝试着写了“公式化”题材小说《携手》:工厂里有师徒二人。师傅技术精湛而思想保守,徒弟思想进步但技术欠佳。保守与先进的矛盾影响了技术改革。经过斗争,老工人觉悟了,于是师徒携手,大功告成,生产由此向前迈进一步。

       姚雪垠的“转变”,让中南作家协会的领导看到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力量,他们期待着他做出更大成绩,建议他在小说中加进一只“虎”——暗藏的阶级敌人,再把中篇拉成长篇,题目也由《携手》改为《捕虎记》。姚雪垠欣然领命,并主动要求长期在工厂“下生活”。这样的表现,使1954年6月给他写的“干部鉴定”中第一次以肯定为主:“姚雪垠同志在中南作家协会这一时期的工作,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有进步的。他的优点主要是:㈠在创作和读书方面,表现认真严肃,刻苦勤奋,生活也有规律。㈡自己不断的要求进步,还能够虚心接受批评。㈢在和干部的关系上,一般说是团结的,对人热情,能主动的关心和帮助青年。㈣对机关工作比较关心,能积极提出改进的意见。他的缺点是:㈠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不够踏实、深入。㈡创作思想中,某种程度上仍有不适当的过分重视艺术(技巧)的表现。因此,在创作实践中,有时就不能首先从政治、从群众当前需要来考虑问题。㈢有老作家包袱,以致影响政治思想的开展。”

        但姚雪垠对此似乎并不领情。在相对应的个人检讨中,他依然洒脱而任性地对自己进行了一连串的否定:“对生活不够热爱”、“不重视短篇创作”、“政治热情不够饱满,表现在时常有一些消极的苦闷情绪”、“对政治学习不热心,不主动”……至于长处呢,“似乎只有两点:(一)生活有规律。每天起床早,每晚除非有特殊原因,总是读书。这习惯是多年来养成的,无分寒暑。(二)乐于替别人看稿子,而且比较认真。”——货真价实的“酷评”,但并非“自虐”,他说的全是真话。因为此时他已不再向往什么“归队”、“入伍”,而只想着赶快过关赶快完事赶快逃离“集体”回归孤独好赶快投入那项真正让他殚精竭虑的“地下工程”——在《捕虎记》掩护下偷偷写作《白杨树》。

       1954年10月,开始批判俞平伯、胡适。1955年2月,开始批胡风。7月,开始“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有这一切,姚雪垠一概漠然置之。1945年和1947年,胡风曾两次发动对他的批判:一次是给他和他的小说扣上了“色情”、“娼妓”帽子,一次是把他推进了“疑似特务”的政治深渊。明摆着他与胡风不会站在同一战壕,但他依然被作为清肃对象而内查外调。从1955年5月19日至1956年6月27日(证明材料所署时间),调查人员为他走访了北京、上海、武汉、合肥、郑州、济南、徐州、开封、安庆等9个城市,取得了21份证明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姚雪垠在解放前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写了不少进步作品,我们觉得姚雪垠在解放前,只是思想问题较严重,政治界线不清,立场不稳,但并未发现其他政治问题。” 

       “胡风之劫”是躲过了,但他的地下创作活动却在被调查中东窗事发。1955年秋冬之交,姚雪垠被领导找去谈话,主题是《白杨树》不准再写,理由有二:第一,小说中不写党的领导是不行的。第二,如果写党的领导,“你又不是党员,没有领导地下斗争的经验,肯定写不好”。一场争论之后,胳膊终于没能拧过大腿。姚雪垠气愤至极,一把火烧掉了已有20多万字的《白杨树》半部书稿。

       1956年5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式提出,文艺界活跃起来。久不动笔的姚雪垠应《新观察》之约,写了散文《惠泉吃茶记》。文中批评了“没有充分的根据就把天下(全中国)泉水评定甲乙,实在有点狂妄”的陆羽,更批评了那些“不但不需要知道别的,不需要动脑筋想一想,甚至连自己的视觉、嗅觉、味觉都不必用,不必分辨惠泉茶的色、香、味,吃过后跟着大家喝彩就得了”的“追星族”们。毛泽东读罢此文,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很“清高”,“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说他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就像后来喜欢《李自成》一样,毛泽东对这篇旨在批判个人崇拜批判不负责任的人云亦云瞎起哄的文章不无赞赏。当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被“改造”得谨小慎微,不得不放弃了或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与能力时,姚雪垠却能坚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品格自己的话语权。这种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践行责任的“个人意识”,或许正是他与毛泽东能发生某种精神契合的穴点所在?

      《惠泉吃茶记》后,姚雪垠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并在各种会上说了一系列的话。比如他说“‘在过去几年中,确实有些同志因为好提意见、好争鸣而受到打击,在运动中成为重点,给他们的帽子是‘一贯反领导’,甚至‘反党情绪严重’。……即让平常他们所争鸣的仅是文艺理论问题,而且确实打中了某些领导同志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弱点,但是在运动来时,原来正确的批评也会一变而为‘反领导’的罪款。这好像封建时代,臣不能议其君,子不能议其父”。比如他认为“官僚主义第一个常见的表现是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第二个表现是采取行政命令和过于简单化的方法领导创作”。他认为“我们的教条主义不仅在领导同志、编辑和批评家身上相当严重,在读者身上也相当严重。它好像一种时代空气,或者像流行性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为了要挖掉所谓教条主义的老根,他就进一步诬蔑毛主席的‘讲话’,说‘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提出来一些创作的指导思想,但那是几个基本原则,可以灵活运用。’”。他认为“有某些作品并不好,却被捧到天上那么高。这些被推崇的大都是党员作家或解放区出来的作家。……这里面表现出宗派主义”。等等,等等。引号中的文字均抄自“‘极右派分子’姚雪垠”的《定案报告书》,它们是被作为他在“鸣放过程中的主要反动言行”放进档案中去的。

      1957年8月底,姚雪垠被公开批判,所“揭露”的“历史问题”中大有与事实不符者,姚雪垠立即“写信给党组成员”说:“关于历史部分,我希望、我请求,核对了事实以后再发消息,可以吗?”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公开登报更正事实”。这些行为,更激怒了“党内外群众”,“在讨论中,大家一致同意:姚在鸣放中写的反党文章,不是偶然的,远在前年8月,就对党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对党的进攻,在全国来说是最早的,是第一炮。并指出姚攻击党的方针,是有他的目的的,就是要‘百无禁忌’,想恢复他写色情作品的‘自由’。‘他和党的文艺方针,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有个别同志认为:‘划他为极右还不够,要划极极右才好。”

       1958年2月11日,中共作协武汉分会党组对姚雪垠做出处理决定:“撤销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创作委员会付主任,作协武汉分会理事会理事,武汉市政协委员。保留作协武汉分会会籍,行政上撤职并由原文艺6级降为行政17级,监督劳动。”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据是:“姚雪垠在党的‘两百’方针提出后,以及在党的整风期间,通过写文章和座谈会等方式,向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1、仇视、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攻击党对文艺事业的政治思想领导是‘教条主义’的统治。并主张以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代替党的文艺方针。诬蔑党号召作家下去建立生活根据地是‘划地为牢’,在生活中作具体工作是‘捆绑’了作家的手脚,是‘皇帝住在深宫内’对作家‘遥制’。2、诬蔑党的领导干部,攻击党的文艺事业,咒骂党的各级干部是‘大大小小的孔代表’,是‘以无知冒充内行’,是‘误认自己就是党的领导,可以对一切问题乱下指示,代党立言’……”

       然而,中共作协武汉分会党组的决定只是一个迟到的“决定”,因为早在1957年的10月底,就已有作协某领导人“代党立言”发号施令,率先宣布了姚雪垠为“极右派”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今后不准他再发表任何作品,广大群众要“给他孤立”。那个时候姚雪垠 “倒也想过死,并且把地方都已看好了”,可是后来他不想死了,因为“死了还不如个蚂蚁”。他要活,要活出尊严,活出骨气,活出真正独立的人格来。政治上的矛盾和失败,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中心源泉。从此他把生命寄托在私修历史小说上,决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凭着一点蒸不熟煮不烂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姚雪垠从困厄中崛起,踏上了生命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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