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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郁达夫为创造社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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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是创造社小说创作的主将,被文学史誉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主观抒情小说的开拓者,同时他还肩负着创造社陆续出版的6份主要刊物的筹划与编辑工作,辛劳的耕耘为创造社在五四初期的文坛辉煌奠定了基础。

早在郁达夫在日本名古屋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期间,因阅读大量的欧美小说和日本小说,从而对现代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做过一些创作尝试。与此同时,同在日本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多次与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的成仿吾通信,提议建立一个文学组织与出版纯文学杂志,成仿吾将郭的诗歌与信拿给郁达夫看,于是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的热情被点燃,在1920年春的一个下午,郁达夫邀帝国大学同学张资平、成仿吾以及田汉到他的寓所商讨相关事宜,这也是创造社酝酿成立过程中最早的重要活动。

然而,创办刊物不能只凭一腔热血,经费从何而来?1921年3月,成仿吾接到在上海泰东书局任文学主任的同乡来信说编辑部改组,要他立即回国担任书局文学主任,月薪100元。这个消息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如同天降甘露。郭沫若与成仿吾一道回国,然而到了上海,得知泰东书局编辑部改组一事系假,虽被勉强留下,但不发聘书、不给薪水。成仿吾一气走了,郭沫若留下一边编译书稿,一边与书局经理赵南公商议创办新刊物的想法,并得到他的同意。但刊物的名称、稿件来源、出版日期等还要与同人一起商量,6月初,郭沫若回到日本,先到京都访问郑伯奇、穆木天、沈尹默等人,但没有解决问题。4日,郭沫若夜乘火车到东京找郁达夫商议,郁达夫把完成的稿子《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拿出来,并表示赞成杂志取名《创造》,承诺不论季刊、月刊,每期负责一两万字的文章。郁达夫的热情与支持鼓励了郭沫若,也成就了《创造》季刊的诞生。

1921年6 月8日下午,在郁达夫住所召开了讨论创刊的会议,那日到会的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大家一致同意用《创造》作为杂志的名称,暂出季刊,创刊号的稿件,暑假期间备好。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宣告创造社正式成立。

 6月中旬,郭沫若又返回上海,然而一番波折,几个月过去,杂志的出版没有任何进展。郭沫若决议返日离沪,写信给郁达夫。9月初,郁达夫接到郭沫若的信回到上海,接手办刊事情。两周后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便登出了郁达夫起草的《创造》季刊《出版预告》,全文如下:“《创造》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社址:上海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创造社同人:田汉 郁达夫 张资平 穆木天 成仿吾 郭沫若 郑伯奇。”郭沫若在日本看到这个预告后,写信给郁达夫:“我在上海逗留了四五个月,不曾弄出一点眉目来,你到两个礼拜,便使我们的杂志早有诞生的希望。”

其实,郁达夫在泰东书局所受待遇,也与郭沫若一样,是刻薄的。不发聘书,不定职位和薪水,供给的住宿也是极差。饮食,就常以粗面条填肚。他当时准备写一篇小说《茫茫夜》,可简陋的生存环境,最终使理想成了泡影。在这样的境遇下,郁达夫向赵南公提出去安庆法政学校任教的要求。书局考虑到他去安庆任教又遥领编辑工作,还节省费用,便同意了。郁达夫到安庆后,忙于编讲义,上课,改作业,直到 1922年1月放寒假时,才回到上海,继续致力于编辑和出版《创造》季刊创刊号。一个月过后,创刊号终于编成并发稿。在这一个月,他为创刊号赶写了中篇小说《茫茫夜》,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杜蓬格来》的序文,撰写了《艺文私见》及《编辑余谈》等。5月1日创刊号终于问世,还登载了郭沫若的《创造者》(诗)、《棠棣之花》第二幕(戏剧)、《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海外归鸿》(三封信),张资平的《上帝的女儿们》(小说),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戏剧)等。作品大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并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也有一种自我情绪的表现,文笔清新。刊物出版后,受到了文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供不应求,6月又重新印出一次横排本。

关于《创造季刊》的创刊号,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咖啡店之一夜》印错的字太多,而引起田汉对郁达夫的误会。创刊号出版时,由于泰东书局校对员的荒疏,有不少错误。据说有人统计过,创刊号的错字在2000字以上。尤其是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的错处最多。这使得田汉怀疑郁达夫“有意要陷落他,毁伤他在国内的名誉。”此事在当时引起一场学者间的笔战,最终以田汉、郁达夫相互致信、致歉而和平结束。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22 年 8 月 25 日,《创造》季刊一卷二期出版,其中刊登了郁达夫的小说《风铃》和随笔《夕阳楼日记》。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指摘了余家菊自英文重译德国威铿著《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书的错误,结果引起了创造社和胡适派文人之间的一场尖锐的笔战。创办刊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与困扰,但郁达夫从没有放弃过。

随着《创造季刊》的销量大增,也为了促进新文学的发展和扩大创造社的影响,郁达夫向郭沫若、成仿吾提议,在继续办好《创造》季刊的同时,再办一个小型的灵活的《创造周报》。经过紧张筹备,《创造周报》创刊号于1923年5月13日出版。这一刊物为16开本,每期8页,印3千份,逢周末,泰东书局门口常被青年人拥挤着,将油墨未干的周报一抢而空。《创造周报》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令他们三人很欣慰。但工作量很繁重,正如郭沫若所说:“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怕的是头一篇,3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二送初稿,礼拜五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日出版。整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

1923 年7月中旬,上海政学会的《中华新报》主笔张秀鸾跟郭沫若说,想他们替《中华新报》(日报)编文学副刊,编辑费每月100元。他表示跟郁达夫、成仿 吾商量后再作答复。商讨时,郭沫若表示不赞同,理由是该报的政治色彩不好。郁达夫、成仿吾表示赞同。因为《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用稿要求很高,外稿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能用,失掉了不少读者,正好可以用日报来刊发外稿。此外,编辑权归创造社,可以不受他们政治色彩的影响,编辑费也可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于是,他们决定办日刊,定名为《创造日》,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负责,郭沫若负责《创造周报》。100元编辑费三人分用,郁达夫60元,成仿吾、邓均吾每人20元。1923 年7月21日,《创造日》正式出版。郁达夫撰写《创造日宣言》宣称:“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 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明确地表示了办刊态度。

随着《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的兴办,创造社的影响逐渐增大,它成为一支文艺新军崛起并活跃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文坛。尤其《创造周报》最是受读者欢迎,印刷数量由每期三千份增加到六千份,并不断再版。至此,郁达夫已经参与编辑季刊、周报、日刊等三种期刊,创造社也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还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其中以倪贻德、周全平、淦女士成就最大。

正当创造社如日中天之时,北京大学的陈启修教授推荐郁达夫到北大担任讲师接替他的工作,收到邀请后,郭沫若、成仿吾与郁达夫三人商量,郭沫若劝郁达夫不要去,因他是创造社的顶梁柱,如果走了,刊物很难维持。但郁达夫最终离开上海赴京教书。《创造日》由成仿吾和邓均吾负责,因郁达夫离去,刊物减色不少,到10月下旬,《中华新报》的总经理以报馆的经费短缺为由,希望《创造日》停刊。于是,《创造日》于1923 年11月2日停办,一共出版101期,存活105天。

1924年初,创造社与泰东书局分离,《创造季刊》于2月停刊。《创造周报》由成仿吾维持到5月中旬。郁达夫5月从北京赶回上海,经与成仿吾商量后,在《创造周报》终刊上刊登预告,创造社将与太平洋社共同合办一种周刊,即《现代评论》。郁达夫与太平洋社协商几个月后,《现代评论》于同年12月13日创刊,为综合性周刊,出版至1928年12月19日终刊,共出版9卷209期。

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出版阵地,创造社同人的稿件在其他刊物发表,多受到继母式的虐待,所以他们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出版部,除了出版期刊,也可出版书籍。正当郁达夫主张恢复《创造》以及《洪水》杂志时,患肺结核,不停咳血。此时的他们没有资金来源,于是印发5元、10元的小额股票,青年们认购入股后,再购买创造社出版物可享7折优惠,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很快筹到了资金。在创造社同人的协助下,出版部终于在1926年3月15日成立,病体刚愈的郁达夫立即投入到《创造月刊》的编辑工作中,1925年9月16日创刊的《洪水》半月刊,也自第2卷第13期起收回到创造社出版部自印(原由光华书局出版)。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与创造复刊,标志着创造社后期活动的开始。

1926年3月,就在出版部成立的同时,郭沫若接到广东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山大学)的回信邀请,同邀郁达夫、成仿吾到学校任教。当时,广州已经成为革命策源地,郭沫若与郁达夫先行前往,成仿吾负责《创造月刊》第3、4期的编辑工作。不久,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账目混乱,难以维持,郁达夫被邀请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创造月刊》与《洪水》刊物。郁达夫于1926年12月27日抵达上海,立即着手编辑延期已久的《创造月刊》1卷6期和《洪水》半月刊3卷25期。在《洪水》“编辑后” 中他重申半月刊的使命:“在这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

遗憾的是,因为对出版部的整顿过于激烈,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又因1927年1月16日《洪水》第25期上刊发郁达夫的政论《广州事情》等文,引起创造社同人的不满,矛盾激化后郁达夫决定脱离创造社。等成仿吾1927年7月31日从广州回到上海,郁达夫便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全部交出,于8月15日,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刊登了“郁达夫启事”: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自此之后,郁达夫便脱离了创造社,他在创造社的编辑生涯也自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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