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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内容提要
本文采取“以梁解梁”的思路，将《新中国未来记》置于梁启超相关论说的语境中，读解其预言与寓言的双重内涵。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大同”“太平梦”“华严界”等概念，揭示梁启超在康有为“大同”思想与西方博爱派、主乐派、进化派、社会主义派、世界主义之间所做的会通；经由辨析其《南海康先生传》与《新中国未来记》，特别是孔觉民老先生形象的密切互文关系，透视梁启超将康有为的精神事业确立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启者的寄意；借助分疏立宪党领袖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舌战所代表的西方十八世纪自由放任主义之“人民主义”与十九世纪下半兴起的干涉主义之“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两个时代价值观的冲突与承续，进一步探究梁启超的思想结构及其“悖论容纳”式思维框架。《新中国未来记》虽是一部想象未来的政治虚构小说，但其叙事策略是以立宪党“仿照文明各国治一国之法以治一党”的纲领与作为，构想新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方案，把“未实现的政治制度”当作“已实现事实”来写，并以维新成功五十年大祝典的“大同”盛世，来确证其纲领的合法性及其治事的成效与功业。
关 键 词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 康有为 大同 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甫一拉开帷幕，历史似乎就推出了梁启超来为新旧中国划界。庚子年（1900）被蒋廷黻谓“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之义和团拳乱，以签订失权最严重的《辛丑合约》结束。而抱病在身、受国大任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也终因不堪重荷，无力回天，于辛丑年九月廿七（1901年11月7日）“殁身难瞑”。当即，梁启超“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为其撰写了最早的传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以下称《李鸿章》）[1]载述论断其一生行事功过。他为李鸿章盖棺论定：“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2]因为李鸿章时代之历史，不仅“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但李鸿章久居要津，柄持大权，却“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因而判其不过“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3]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中华书局1937年2月再版本
同年，梁启超又发表了另一传记：《南海康先生传》[4]。对于梁启超个人来说，也许这是更具有标志性的时刻。该年，不仅是康有为设教于广州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十周年，也是梁启超从南海受学十周年。但该文决非仅仅为师作传，梁启超是站在二十世纪开端，以展望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视野与气魄，来为新中国的未来确立现代国家的法理性根据与源头。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一百册，1901年11月11日
《南海康先生传》与《李鸿章》虽难以确证其写作顺序，但二文明显形成呼应关系。在前文中，梁启超开篇即把能够影响于社会，甚至世界的英雄人物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将康有为与法国拿破仑、意大利加布儿[5]，日本西乡、木户、大久保[6]所谓“应时之人物”相区别，而与法国卢梭、意大利玛志尼[7]，日本蒲生[8]、吉田[9]这些所谓“先时之人物”等量齐观，并断言：“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10]两文不仅在世界伟人的谱系中，把李鸿章与康有为分别对应为“应时人物”与“先时人物”，更不容置疑地给康有为定位：“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戊戌维新“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11]可见，梁启超的这两大传记均具述史的抱负，不仅旨在告别李鸿章所代表的旧时代，更企图树立起康有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启者的历史地位。
根据吴天任著《梁启超年谱》，于1901年初，梁启超就有了为中国近十年著史的动议，书名与纲目均拟就。虽仅见第一章《积弱溯源论》发表，但从其先后发表的文章来看，不少均在此动议的准备、思考与生发的延长线上，也与《新中国未来记》产生密切的互文关系。该作虽是以政治小说体裁写成的历史想象，实以叙述六十年后新中国的盛世，为近代政治改革的合法性及其理论与起衰国计的有效性背书。因而，它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结构：既具有预言性，也站在预言的想象性实现时刻来回溯、概述与评判历史，更是梁启超“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道”的产物，高度浓缩了他所研习的政治、哲学、经济理论学说，所以梁启超才在《绪言》中，又将其定性为“寓言”。我们要解读它，就不得不解析其内涵，进入梁启超的思想话语体系，“以梁解梁”。
“是谓大同”与“太平梦”“华严界”之大同
《新中国未来记》（后简称《未来记》）连载于《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1—3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第7号，至第五回戛然而止，终未完成。不仅作者，研究者也更重视主张改良的黄克强与激进革命的李去病展开舌战部分。但不应忽视的是，在第一回“楔子”与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黄毅伯组织宪政党”中，作者就确立了该小说，乃至他旨在“再造中国”的“大纲总目”，概述了梁启超所取向的现代政治理念的寓言，二君的舌战不过是为其提供法理性。虽然梁启超在《绪言》中殷殷告诫读者，幸勿揣测此事为某人写照，此名为某人化身；虽然他自称，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是其感情最为激昂之时，[12]但在《未来记》中，梁显然表现出试图将康有为的精神事业确立为中国维新运动的“正统叙事”及新中国未来之原动力的寄意。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
《未来记》开篇不以当时通用的帝王称号为纪，而用康有为首创的以孔子生年做纪元之始，并加之西历来确立新中国未来之纪年。这行为本身即可视为不仅表征新中国，也表征康梁派的象征符号。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即重述了“惟王者然后能改元”的《春秋》释“元”之义，并进一步阐明曰：“孔子所称之王，必天下归往”，且“通天、地、人三才之谓王”，此王者“乃为教主之圣人也”。[13]所以，早在他创强学会、办《强学报》时，即循太史公之例，以孔子卒纪。也为此举而招致张之洞骇慌，被禁止发行。梁启超则进一步把“纪年”提高为现代性的问题，于《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辟专节特论“纪年”，认为如何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问题也”，并声明“定以孔子生年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14]尚连续做《纪年公理》上、下之文，特论“纪年”之于标志“各尊其国，各尊其教”[15]的意义。
《未来记》“楔子”描述的，即此作发表六十年后的1962年正月初一，不仅“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还有“我国民决议”的大博览会，更有参加万国太平会议的全权大臣及英国，日本的皇帝、皇后，俄、菲、匈等国的大统领及夫人，再加之各国专家、大博士，各国大学学生，不下数万人，皆亲临致祝，一齐共襄维新五十年大祝典的盛世场景。梁启超为此特加批注曰：“是谓大同。”此语虽最早出于《礼记·礼运》，但联系小说第二回结尾，孔觉民老先生信口吟的诗句：“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河岳层层团锦绣，华严界界有楼台”，当不难从其“太平”“华严”术语辨析出梁启超所称“此谓大同”的主要思想资源，也直接来自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尽管康氏《大同书》，于1901—1902年方获初稿，直到1913年才由梁启超将其中的甲、乙两部发表于《不忍》杂志，而其全本要到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才面世。但作为万木草堂的亲炙弟子，梁启超于1891年就已得其精神而醍醐灌顶。他一再表白：“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16]梁启超多次概述过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曾提纲挈领、精要地指出：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是“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借孔子所创《春秋》的“太平世”，自创一“大同”学派，并强调指出“先生经世之怀抱在大同”。[17]梁启超将其大同学说提取为四纲：原理、世界的理想、法界的理想、理想与现在之调和及其进步之次第。[18]而在世间之法界理想一节提到，“先生常言：孔教者佛法之华严宗也”，“先生之于佛学也，纯得力大乘，而以华严宗为归”。可见，无论是“太平梦”，还是“华严界”，所指均为“大同”，而且是“务于世间造法界焉”。[19]从《未来记》情节来看，作者批语“维新五十年大祝典”“是谓大同”，预言的是六十年后之现实；而孔觉民老先生诗曰的这个“太平”“华严”是皆为“梦”，为“绝顶”。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小说开篇就涉及康有为大同学说的两个层级：在世间可实现的“大同之行”与“太平”“华严”所指称的大同“至善之鹄”。
虽说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一直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中，一般将“三世说”（据乱、升平、太平）作为其核心概念与理论。但要理解《未来记》所指称的“大同”这两个层次，又不能不了解康有为于戊戌后在“三世说”基础上，与进化论相融合而发展出的“三世三重”说[20]。康氏在《中庸注》借释“王天下有三重焉”阐发此说最为清楚，撮其与小说最切者，即在相对简单的“三世”中，康有为又增添了“复”义。他认为孔子《春秋》三科要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辗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21]。由此可见，康有为的“三世三重说”是一个既循环，又进化，类似螺旋式发展的历史观。这样，《未来记》开篇“所谓大同”才有可能被设想在六十年后的“新中国”实现，而真要实现康有为所谓“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之“梦”、之“绝顶”的大同理想世界，用康氏自己的话来说，也不能不是“相去绵远以千数百年计”[22]。了解康有为“三世三重”说，才可理解其“大同”的双重涵义：既是一个遥远的“宏远照千载”的至善目标，也存在于现实中朝向此目标的不断进化过程。此说对于把握《未来记》的整体思想框架至关重要。
康有为：《大同书》，《不忍》1913年第1期初刊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彼时梁启超是否明了康有为的“三世三重”说？虽然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直接论述的仅是其“《春秋》三世之义”，但他还判定“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他以为“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23]。换言之，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是中国以进化观解释文明世界递变递进之理第一人。实际上，梁启超早在1898年撰写的《读〈春秋〉界说》一文中，就已运用了康有为的三世三重说，解释中西方历史的进化，明确复述康师历史观：“有大三世，有小三世，有前三世，有今三世，有后三世”，“如是演之不可纪极”。[24]可见，梁启超不仅深谙康有为的三世三重说，也掌握其思维的逻辑与方法。他认为“《春秋》三世，可以同时并行，或此地据乱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愈发达，愈改良，遂至止于至善”。[25]
出于痛感晚清中国与世界的交涉处于最艰最危之时代，更基于当今世界“以有国对立，兵争之惨如此，人民之涂炭如彼，此其最彰明较著者矣”的认知，“破国界”成为康有为大同说“欲救生民之惨祸，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26]寻理想国际关系的首要主张。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以“荷兰喀京之万国同盟”的召开作为“大地万国大合”的标志，从而将1901年确立为大同纪年托始之元年。因为他认为“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托，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27]。康有为所说这个“万国同盟”，应指1899年5月18日—7月29日，于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The First Hague Peace Conference），参加会议的有中、俄、英、法、美、日等26国。因为这次会议成立了国际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签订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等国际法文件，通常被视为现代“国际主义”起点之一，近代世界“国际仲裁”“万国协和”理念的源点，在全球思想界曾引发“国际公法-世界同盟”的话语浪潮。清末知识界常把这类国际和平仲裁联盟的机构或会议称为“万国同盟”“万国公法会”“万国仲裁会”，甚至径以“世界大同会”称之。从康有为竟会将其设定为“大同元年”，也可估其影响之大。由此也可见，康有为的大同之道是把超越国家的国际性“公政府”的建立作为最重要的指标。根据分章节的“中华本”《大同书》，除甲部叙述众苦及致苦之源的总论外，首先列出的救世举措即“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立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在1919年长兴书局版《大同书》卷首康有为亲笔题辞曰：他于1884年“著大同书，以为待之百年，不意卅五载而国际联盟成，身亲见大同之行也”。康有为说他亲见的大同之行，当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于日内瓦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前身）[28]。上述所举均说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仅指向理想，也立足现实，更是世界主义的，梁启超曾三复斯言：“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29]
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35年4月版
由是再返观梁启超于第一回楔子中，为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大博览会的开设，加注曰“是谓大同”。此所谓“大同”，如果按照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制“大同合国三世表”衡之，当指世界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实现的“大同始基之据乱世”阶段。即梁启超预言六十年后，世界达到“联合旧国”，“人民服于旧国”，“各国政府握全权，开万国公会”，但“无公政府”的大同始基之世，还不可能迈入“无有国界”，“全地皆为公政府”，“人民皆为世界公民，以公议为权”的“大同成就之太平世”。[30]
有学者把这场盛大的祝典描述与帝国统治的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相提并论，恐怕是不仅疏忽了康梁“大同”概念的第一要素世界主义特征，也混淆了君主专制与立宪政体的根本性区别。梁启超于1899年连续撰写《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各国宪法异同论》等国家政体研究文章，认为各国政体的关键性区别不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两者之间，而关乎是否立宪。换言之，立宪是衡量现代国家的决定性指标，国体仅属次要的制度形式。由此，他将君主国政体分为专制君主国与立宪君主国，认为惟立宪君主国与共和国可通称为彼时的现代立宪政体，“其制皆如出一辙，皆由人民之公举”。所以，梁启超于彼时一再强调的就是这次大祝典“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大博览会为“我国民决议”。即使在维新时代奔走国事，出生入死，新政府成立后，出任国宪局起草委员的孔觉民老先生，也是经“公举”方担任了全国教育会会长职务。而且不仅中国，作者在提到亲临致祝的俄国、菲律宾、匈加利（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时，均不嫌重复地各加“注意”两字批语，作者虽未具体说明应“注意”者何，但结合梁于《各国宪法异同论》中对“大统领”的界定—“共和国之大统领，必由公举，定期更任”[31]——由此可推知梁此处乃有意预言：这些在20世纪初仍处君主专制或殖民统治之下的国家，在未来六十年后亦会实现共和。故“三国大统领”及其“注意”二字提示，也预（寓）言着世界政治之共同未来：由专制走向共和，全面迈入现代文明国家的历史趋势与愿景。
彼时的梁启超常言“过渡时代”，此一概念也包含狭广两重涵义。虽然在《过渡时代论》中，他开篇即宣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32]。但从世界日进而趋于“最大多数最大之幸福”的“天演进化之理”来看，他又认为：“今日欧美所谓文明，过渡时代之文明也。若中国者，则又并过渡时代而未能达者也。”[33]因为，彼时的中国尚未实现政体的改革，仍处于“专在少数者”幸福的野蛮时代。他应用世界“最新最确之学理”，纵览世界数千年之世运，认为“得幸福者之多数少数，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欧美从贵族与国王，次第到人民与教会、平民与贵族、劳力者与资本家争政权，经过“多数之弱者敢于相争，而少数之强者不得不相让”，一争一让的数百年历史进化才获得今日的欧美之治，其幸福范围，愈扩愈大。从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的兴起日隆，即表明欧美又进化到一个更广阔的层次，是更多数劳力者向资本家争更大范围幸福的运动。[34]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虽是“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之作，但在开端即将其“政见”与“国计”均置于康有为大同之经世与理想的精神事业中。他在《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将康氏之哲学概括为博爱派、主乐派、进化派、社会主义派哲学也，认为“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35]，“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务国家改良、家族改良、社会改良”[36]，该观点集中表达了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先时”性质的认知。
《南海康先生传》与孔老先生及其演讲
上述康有为大同学说之分析，已多有涉及《南海康先生传》与《未来记》的密切互文关系。虽然不能把孔老先生完全等同于康有为，但说有其身影精神当大体不差，特别是孔老先生的直接演讲更多演绎了该传中的观点。
在第一回楔子中，作者介绍孔老先生，名弘道，字觉民，乃孔夫子旁支裔孙。[37]这正寓意了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师的评价：“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为我中国国教放一大光明”，可称为在近代弘扬孔道的遥远后裔；梁启超还指出，康有为“论政之目的在民权”，“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从事教育则旨在培养“大同公民之资格”，[38]这也正是孔老先生以其字“觉民”明志的身份标识。小说讲述孔老先生维新时代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的事迹，虽不尽与康有为生平相符，但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概述康有为“委身国事”之作为时，特提其两次“挫跌”：一为戊戌之役；二是汉口之难。无论前者变法失败，还是后者勤王起义失败，所犯均大逆下狱之罪。该传更将康有为确立为发起戊戌维新的“主动者”“原动力”，认为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在小说中，梁启超虽未正写此运动，却预言十年后的广东自治实现了维新立宪的政治改革目的，并将其纳入新中国未来六十年史之“第一预备时代”。以虚构的未来史阐发了由康有为开启的“中国革新之机”“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的历史意义。梁启超将维新与新中国的未来紧紧绑定，谓先生是“新旧两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界最有关系之人物”。[39]孔老先生也称言，他这部六十年史讲义虽不能像在学校讲堂上所讲的规矩，有许多零零碎碎的琐闻逸事，但这是“堂堂正正的国史”，他写出来是想令人知道维新事业的波折及其奋发之气。[40]显然，孔老先生在明言新中国是维新的成功。
孔老先生的演讲将立宪党置于奠定“新中国的基础”之位置，不仅是总结“一国的政治改革，非藉党会之力不能”的经验，更强调了康梁维新派开辟“新中国”政党之路的作用。小说提到的北京“强学会”“保国会”、湖南“南学会”，以及后来兴于海外百余埠的“保皇会”，除“南学会”为谭嗣同建立外，均为康有为发起。虽这些学会或被政府所禁，或云散，但孔老先生演讲发掘出上述维新派学会是立宪党前身的历史价值，更赋予立宪党“为前此一切民会之结束”，开“后此一切政党之先河”的承上启下作用。孔老先生勾勒的这一民会向政党的转化史，也是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所赞许的康有为“奔走国事”之成效。他讲述康有为办强学会的远识大胆，披露先生曾向他直承：“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有大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41]在清廷尚未解除党禁之时，康有为能创办“京师强学会”与“上海强学会”正是他考察“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而把其“学会”付诸中国政治维新实践的创举，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以“学会”作为启蒙、教育、知识传播和社会改造之组织的建设。康有为深知其意义称：“中国变政自强，殆由于此。”[42]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更进一步辟专节“论学会”，系统阐释了“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43]，及其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基础，甚至可以说含有“造党”的意义。由此可识，康梁派维新主张与实践的一大标志性作为。梁启超在《未来记》中把侧重于政治实践或倾向启蒙的民间组织统称为“民会”，更让孔老先生洞察到民会之于政党的奠基作用。只不过孙中山更早成立的兴中会，偏于革命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君于1900年在上海成立的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小说均未提及，仅笼统说“各处革命之会，亦纷纷倡起”，从而将“革命之会”置于受其影响的余绪之中。
彼时康梁维新派虽未打出政党的旗帜，但已认识到建立政党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们行文通信也常以“吾党”自称。小说中的立宪党是由主张改良的黄毅伯组织的。梁启超在立宪党上不仅寄托了希图网络各会的紧要人物，“同心协力，共商大计”的政治诉求，也预言（寓言）维新成功后，再从立宪党中分裂出国权党、爱国自治党、自由党来“常握一国政治之权力”。如果联系梁启超此时期大量介绍的欧美政治学文章，当清楚这三大党的设计，分别代表国家主义、地方自治与自由主义三种政治及其理论类型。国家主义是梁启超与康有为持有异议之处，他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坦承自己“近者又专驰心于国家主义”，坦言“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诸中国，但其最缺点者有一事，则国家主义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诸今日之中国，未能操练国民以战胜于竞争界也。”[44]可见，国家主义是梁启超应对现实的一时之策，并非其目标，也非唯一之道路，因为在他的设想中尚有地方自治与个人权力与之制衡。
除国家主义外，孔老先生演讲所涉及的立宪党纲领章程及作为，均与梁启超撰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康南海之中国政策”一章所胪列的救国之策保持一致。梁高度推崇康有为的中国政策，他以为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是以“救天下为最终之目的”，而他“所最亲者，中国也”。[45]力倡地方自治即其中国方策之一。梁启超谈到，近时多有倡各省独立之说，但康有为出于中国历史、地理、人种、习惯，更重要的是外忧的考虑，极非此说。即使如此，康有为虽反对地方独立，却“最重地方自治”。“以为中国议会，万不能速立；而地方议会，不可不早开”，因为地方自治可“使民练习政务，为将来参政之基也”。[46]梁启超也深以为然，他特别介绍卢梭的观点：“大国之国民，果能一一躬握此权（民主），而不托诸代人乎？卢梭曰：是固不能。是故欲行真民主之政，非众小邦相联结不可。”认为民间自治之于真民主“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47]根据夏晓虹的研究[48]，康有为对于地方自立的态度是有变化的，曾一度指授梁启超等提倡“湖南自立”说，特别是1900年慈禧太后“立大阿哥”为皇储，威胁到光绪帝位时，康有为甚至积极筹划参与以唐才常等为长江流域、梁炳光等为两粤地区统领，树“勤王”为旗号的庚子自立军起义。他与梁启超在海外负责筹饷，张朋园认为“南海与任公实际上是总负责人”[49]。但随着“大阿哥”被废黜，加之康有为于1901年冬赴印度居留调研，得出各省自立为印度亡国主因的惨痛教训后，开始严词斥责欧榘甲、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广东独立”，以及各省的自立运动。从《未来记》可以看出，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的意见，只言立宪党首建广东自治的宪法，引领各省纷纷继起，完成“分治时代”，就进入“统一时代”的胜局，这也是梁启超在“自治党”前特加“爱国”两字的原因吧。
说到此不得不多谈几句。辛亥后，梁启超在海外归国所做的演讲《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说起十年前创作的《未来记》竟然与他所预言的“理想的开国纪年”，甚至革命伟人姓字都“若符谶然”的奇事，他称：“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自立之意”。[50]但也许是因梁启超记忆出错，也许鉴于革命已经成功的定局，此说竟彻底颠倒了文本的叙事。事实上，孔老先生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所划分的六个时代：预备时代、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时代、外竞时代、雄飞时代，其中涉及这一段的原文说明是：“第三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注略），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51]小说明明写的是罗在田君（光绪）的“就任”，而非后来梁启超归国演讲所说的“逊位”，这两字之差，实际上删除了一个国体更替的时代。根据梁启超自承，以及原文批语的提示，其名字的隐喻与预言（寓言），显然在“统一时代”中暗含了两个阶段：其一，以光绪“就任”隐喻其复位，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二，以黄克强名字寓意的中华民族自强自立，意指“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之“完全宪法”的民主共和[52]。可见，虽然中国真实历史超越了君主立宪，但梁启超在《未来记》中是把君主立宪预言（寓言）为新中国六十年史不可逾越的阶段。彼时光绪已被慈禧太后幽禁瀛台，形同废帝。康梁尚想不到几年后光绪将驾崩，被谥为德宗。从他们共同为庚子自立军之役策划的旗号是“勤”王起义，可知其寄望光绪帝复位的政治目的。作为此次起义的筹饷人之一，梁启超还曾于1900年3月29日致孙中山书，劝说其共襄大举，诚曰：革命派“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53]。虽说，这次起义的失败让康梁勤王与自立的大计皆成泡影，梁启超更是痛不欲生，但此一政治信念并未随之烟消云散，它不仅被梁写入中国未来的六十年史中，更诉诸黄李二君的雄辩而阐发君主立宪的必要性。
再续前文，梁启超在“自由党”前加的说明是“主张民间个人的幸福”，而平等阁主人（狄葆贤）却对此批语：“各国之社会党则主张个人幸福者也。”[54]显然，正文所谓“自由党”和批语所称的“社会党”本非出于同一话语体系。一般而言，“自由党”更强调宪法、个人权力与政治自由；而社会党则侧重民生、集体公益与社会福利。尽管在晚清语境中，社会党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党经常互用、混用，但以现今对这两个概念的清楚划分来看，梁启超很可能是出于民权意识，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价值的共同点。比如，他评论卢梭“民约论”之真价值是“易事势之不平等，而为道德之平等者也”。所谓道德之平等，即“由法律条款所生之义理是也”，而“凡法律之目的，在于为公众谋最大利益，而所谓公众最大利益者非他，在自由与平等二者之中而已”[55]，由此将自由与公众利益论为一致。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梁启超将其广泛涉猎阅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简化为干涉与放任两大主义。认为干涉主义者，“谓当集权于中央”；而放任主义者，“谓当散权于个人，凡百皆听民间自择焉自治焉自进焉”。认为两者古今治术“皆有颠扑不破之学理”，“泰西数千年历史，实不过此两主义之迭为胜负而已”。[56]以历史观之，梁启超认为集权于中央与散权于个人无所谓是非与优劣，“各随其地，各随其时，而异其用。用之而适于其时与其地者则为优，反是则为劣”。也就是说，卢梭恰好提供了一个能够把自由放任与国家干涉整合起来的思想桥梁，使梁启超能够将其用于构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统一干涉与放任之论说。事实上，国际局势的发展已出现社会党与自由党相吞纳而合并的趋向，由此也说明，梁启超能将自由党与社会党合而为一也有案可稽。他洞察到：“自由党之性质，本为平民的，其精神本为急进的，其势自易于与社会党相接近。”[57]梁启超是在彼时最新理论（国家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出现之后，在一个更高层次对新旧理论的重新整合性吸纳，而非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摇摆，甚而否定自由主义的现代政治主张。由此也当明了，梁启超为何设想维新成功后，要让国权党、地方自治党、自由党来“常握一国政治之权力”的思想框架了。
卢梭像，《旅欧杂志》第4期，中华民国五年(1916)十月初一
在《未来记》中，孔老先生演讲立宪党的治事条略及其义务之八大子目，也大多脱胎于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所总结的康师之中国政策，诸如重教育广立学校、立宪法、改官制、定权限、教育国民、练习政务、以工商为国是、调查国情、留意殖民事业等，均延续了康有为维新运动所著力从事，或准备从事，甚而是从事后却失败了的事业。只不过孔老先生的演讲，一是更加强调教育，不仅明确将教育提高为“本党第一大事”，更细化了教育的方式，提出了“编教科书”“实业教育”“补习教育”“改良文字”等具体措施；二是突出强调“编纂法典”，为中国一旦实现“与民同治”之立宪国的那天，“先为预备”的刻不容缓任务。从而，通过对新中国未来之想象性实现，以虚拟成功确证其价值的叙事策略，将立宪党推举为“再造中国第一功臣”。
总之，通过以上辨析可以发现，虽然孔老先生在《未来记》中的年龄身份属于立宪党领袖黄克强的后辈，而其实梁启超是以《南海康先生传》为其底本的，小说对孔老先生和立宪党维新事业与成就的称扬，恰恰与该文对康有为的评价若合符契，这种暗合与互文透露出梁启超在两者间所伏藏的指代关系。明了此一装置，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解读小说文本，也能更明晰地理解与把握梁启超在文本中，不便明言的对康梁维新派历史作用的定位及其必将持续影响二十世纪新中国未来的预／寓言。
两个时代、两种现代性与“悖论容纳”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将康有为称誉为“先时”之英雄，并指出“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但先时者是“社会之原动力”“造时势之英雄也”。历史中的康有为也确如其言，“所为之事，至今未有一成者”，但在《未来记》中，梁启超通过孔老先生的演讲，续写出先生所志所事的成功，不仅坐实了其为“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58]的历史地位，也顺理成章地引导出继承并实践其精神事业的二十世纪新中国的英雄豪杰登场。
小说从第三回开始过渡到孔老先生的间接演讲，虽演讲叙事未变，实为他改文言为白话，照本宣科曾连任两届大统领黄克强的一段游学笔记，即直接实录黄与李去病的“舌战”。即使不便说梁启超在《未来记》中预留了康门弟子的位置，也很难忽略其影射的用意。小说讲述黄克强父亲琼山先生“从小受业南海朱九江先生（讳次琦，字子襄）之门，做那陆王理学的工夫，又最熟中国史学”，即实写康有为师承学状。更具徽章性的标志是黄克强留学前，父亲送给他的唯一的礼物就是老友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嘱望“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并交代“内中所讲，便和我自己讲的一样”，[59]暗示两者角色功能的合一。《长兴学记》即康门学规，梁启超不仅多次著文推崇，到长沙办时务学堂所立的学约章程，也皆本于此学记。[60]更在《南海康先生传》中，专设“教育家之康南海”一章，与其大同学说一样，将《长兴学记》之纲领旨趣，细造一学表。小说中黄克强更经常对人谈起“他一生的事业，大半是从《长兴学记》、《仁学》两部书得来”[61]。
谭嗣同
《仁学》作者谭嗣同虽非康有为亲传弟子，但赞服其学说，更是梁启超“最契之友”。他不仅“盛言大同，运动尤烈”，鼓吹排满革命[62]，这也不能不令人联想谭君与李去病态度之契合。小说描述黄克强与谭嗣同共宿时务报馆推敲磋商段落，正出自梁启超与谭嗣同的真实往事。另外，康门风气本即先生父兄合而为一，康有为七十大寿时，梁启超还代表弟子感谢“先生视之犹子”[63]的恩情。所以，黄克强与李去病之于琼山先生，一为其子、一为其得意门生的人物设置，也不能不令人对应于梁启超、谭嗣同与康有为之关系图式的升级版。当然，不必坐实论，但从这些实在指涉，能显见梁启超对“转移中国”新一代英雄志士的寄望与预言。他以父子师门的传承，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国史建构起以康梁派维新事业为主脉的源流，进一步凸显出康有为作为先时人物的历史意义。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即使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场，终以揭举张勋“复辟”失败退出政治舞台，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辰言》《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仍坚称：“戊戌以后之新中国，惟先生实手辟之”，“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斯万世之公论，匪吾党之阿扬”。[64]
李鸿章
在第二代黄克强与李去病身上，更寄托了作者对新中国领袖形象的理想设计。对比梁启超著《李鸿章》即可清楚，他扼腕叹息晚年李鸿章失败之痛点，即“不通世界之大势”“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65]所以，梁启超预言的二十世纪新中国领袖，出国游学是不可或缺的资历。黄克强久已开始学习外语，讲求“世界的学问”，他与李去病游学的第一站是英国，就学于牛津大学（恶斯佛），广修政治、法律、生计（经济）等实用社会科学；李去病则是攻读格致（科学）与哲学的理论学问。俩人主修学科的涵盖性寄托了“要替一国人做预备工夫”的寓意。因为梁启超不仅认为“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又鉴于之前翻译，“偏重于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为适用于“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更力倡汲汲于“尽人而能读之”的“本原之学”。[66]黄李二君三年卒业后，又分途法国与德国继续深造。
梁启超所选择的这三个留学国家，也显然出自精心安排。英国，实行的是梁启超所推崇的“君民共主”的立宪政体，同时也是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法国，不仅爆发了被视为现代性与近代史开端的法国大革命，其精神象征卢梭，更被梁启超看作是“近世真民主主义开山之祖”[67]，并称其《民约论》之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68]；梁启超让未来新中国大统领黄克强去德国入柏林大学，与其时他的“专驰心于国家主义”密不可分。黄克强在德国“日日苦心研究”当时“最兴盛的学问叫做国家学的”与社会主义，平等阁主人在旁批语：“国家学立为一学科，实自德国人始”，社会主义“学理亦最盛于德国”。[69]所以，黄李二君的留学国家不仅寓言着立宪国家的不同政体，也寓言着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说体系。黄李二君分别在德法卒业后又一起游历其他欧洲国家，真可谓“广集寰宇的智识”“实察世界的形势”了。但真正引起“舌战”的导火索，是二君于壬寅（1902）春夏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搭火车，又于癸卯（1903）途经关外一带俄罗斯殖民地所激起的忧虑与义愤。这个时间点也即梁启超写作《未来记》之时，因为孔老先生在第二回的直接演讲已经概括出了未来六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六个时代，平等阁主人还特加批语，强调“此六时代殆中国必要经过之阶级”[70]，也就是说，在小说虚构中未来历史已经给定，黄李二君为挽救危亡“共商国计”而论争的是当下如何行动的策略。
黄李二君的“舌战”，也反映了梁启超的自我期许。他后来论及清代学术时，曾自评：“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71]写作《未来记》前后，梁启超已表现出此一清醒的奋勉。1901年至1903年，梁启超集中阅读并撰写了评价西方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大家，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以及诸种学说之比较与概观的系列文章，均可与《未来记》相互参证，构成其直接的思想来源。
其中形成《未来记》重要思想框架的是梁启超把近代西方文明划分为两个时代的认知，即李去病批评黄克强“想跳过这人民主义时代，便闯入这国家主义的时代”之“躐等而进”两个阶段，批语注解：“十九世纪上半纪是人民主义时代，下半纪渐入国家主义时代。”[72]梁启超在同期政论文章中也多次谈及，虽称谓不同，但两个时代大相径庭的判断不变。他以孟子之言概括近代欧洲国家思想之变迁略图—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他洞察到古今政治经济统治术不外干涉与放任两大主义之迭为胜负的规律，认为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叶，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叶，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预言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他还提炼伯伦知理《国家学》之观点：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民族主义从萌达至全盛时期；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从萌达至全盛时期。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天演学初祖达尔文竞争与进化之说，充斥世界，使优胜劣败成为公理。不仅从“外竞”上，“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73]；在“内竞”上，于人与人之关系，更造成贫富悬殊之极，而社会主义出焉。因而梁启超断定：十九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均主干涉主义，并预言“自今以往，帝国主义益大行”，“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74]
总之，在梁启超的西方认知框架中，其近代历史并非一个同质展开的连续过程，而有着明显的差异性，甚至极具转折与对立的张力。他以19世纪中叶划界，将此前的近代西方视为人民主义（平民主义）、放任主义、民族主义时代；之后则是国家主义、干涉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时代。这一划分并非简单的时间断代，体现出梁启超对现代精神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把握：前一阶段所谓国家者，强调“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是“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因而强调个人权利、市场放任与政治自由；后一阶段则称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是“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因而重团体轻个人、主张国家干预及社会调节。[75]这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及其价值取向，不仅成为梁启超及其黄李二君考察西方文明的发展变化，运筹中国未来、时局对策的参照，更使其能够清晰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尚未完成前一阶段民主与自由的启蒙，更谈不到立宪制度建设，便直接进入以国家竞争为主导的国际环境之中。换言之，中国是在未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情况下，被迫面对“第二阶段”的问题。这种历史进程的错位，使中国现代化表现为多重历史任务在同一时空中的叠加。一方面，中国需要引入民权、宪政与市场机制，以完成现代国家的基础建构；另一方面，又必须应对国家存亡压力以及君主专制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正是在这一双重压力之下，单一的思想路径已不足以回应国际与国内时局的挑战。黄李二君的论争正是这一困境的戏剧化表达。
围绕着中国是维持国体不变，走君主立宪，还是推翻旧政体，直接革命共和这个核心问题，黄克强与李去病舌战所援引的理论资源基本上分属其德法留学国家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冲突。李君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民政的风潮已吹到中国，中国时势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时势一样，因而卢梭、边沁等所代表的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之政治理论在中国最合用。黄君却以反思、批判西方的立宪民主、政党政治、议会制度、多数人价值观的最新最确学说为依据，指摘卢梭、边沁等的理论，“在现世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76]，揭露代议政治不过有名无实，仍是少数人统治。而且鉴于中国的传统与实情，他认为中国朝廷、臣民，甚至民间志士，均没有法国人的国家思想，尚不及十八世纪末法国的状态。黄君宣称，民主不像火车轮船可以一下搬运进来，要养成人民的自治力与人格只能从平和秩序里得来，否则，走不出以暴易暴的中国历史循环。他还指出，欧洲文明也离不开干涉政策，干涉是强国第一手段。李去病对黄克强的反驳也是步步紧逼，毫不相让。他据理力争曰：民主立宪的少数是代理国事，而非专制地把持国事；指责黄克强想跳过人民主义时代闯入国家主义才是躐等而进；黄之主张君主立宪仍是寄望皇权与朝廷，走运动官场的路线。如果说，中国人连谈革命的资格都没有，同样今日中国人也是连谈立宪国民的资格也没有。
要理解黄李二君舌战的冲突与纠结，不能不谈到梁启超于1903年5、10月在《新民丛报》第32号和38、39号合刊上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是一篇与《未来记》，特别是黄李二君的论争形成高度互文性的重要文献。在舌战中，虽然二君纷纷抛出诸多西方大家，如拿破仑、卢梭、边沁、弥兑（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斯宾塞、坡鳖那士德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1827—1907）、哥巴[77]、克林威尔、颉德、该撒、加富尔、玛志尼等伟人来支持自己的论辩，却独缺这位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1808—1881），但这并不意味着可略而不提。事实上，伯伦知理学说不仅是黄克强主张的思想来源，也构成梁启超磋商长短国计的理论根据。他在《未来记》绪言及小说中多次谈到的“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78]观点，即伯伦知理提出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的核心观念，其代表著作《一般国家法》《德意志国家词典》《国家学》所论述的国家理论即在“德国国家学”（Staatslehre）的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2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月二十九日
梁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伯伦知理对卢梭学说的批驳，如伯氏认为民约论之徒，不知国民与社会之别，以为国家积人而成，实国家是“自有行动，自以意识决之”的“有机体”，“无论革命不革命，无论革命前革命后，皆必以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为立国之基础”，反是不得谓之国家；关于政体，伯氏认为“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关于民主政治之本相，伯氏指出，体现在主治权（选民）与奉行权（行政管理者）之分离，由于奉行之权委之于被选举的少数，致使“主治者虽为主人，而反常治于人”。所以，民主政体若能行之有效，无论对于握有奉行之权者，还是主治的国民均需具备共和诸德，如果政府滥用国权，国民无力自治，或暴民政治，“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79]在该文中，除了伯伦知理，梁启超还根据日译本转介了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法律和宪法史家波伦哈克（Conrad Bornhak，1861—1944）所著《国家论》（Allgemeine Staatslehre）的主要观点。波氏更直接指出：“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大暴动之后，往往以激烈之党争与阶级之争夺相互迭起而靡有穷尽，终将致使“民主专制政体，应运生焉”。伯、波伦两博士详考美国、法国、瑞士，以及南美洲各共和政体“累冲突以冲突，重革命以革命”的历史教训，让梁启超衡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痛彻心扉。他认为无论是卢梭所谓民约之国民资格，还是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之国民资格，我同胞无一具备。而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成反比例。因而，竟情不自禁地发出“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的悲鸣。[80]可以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重要观点构成了《未来记》中黄李二君舌战的主要机锋。从这一语境看，也反映了梁启超阅读德国国家学理论后，“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的论辩。只不过在《未来记》中并未像这篇政论文，激荡着梁启超以“今日之我”否定“昔日之我”的激烈情绪。
黄李二君虽在学理上的对峙能各执一端，可一旦面对中国现实与局势，如夏晓虹所说：“李去病和黄克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基本相同”[81]。彼时失败不久的义和团运动及其被八国联军镇压事件，以及朝廷上下及大小官吏的腐败与乱民暴力，甚至“那号称民间志士的，也是满肚皮私欲充塞”等乱象，让二君共同意识到：中国无论走君主立宪，还是直接革命共和均进退维亟的艰难处境。在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黄克强断言，“若是中国今日便破坏起来，只怕比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惨状倒要过数倍”。而且革命尚未成功，诸如各省纷立，党派分裂，同志相攻已经在所不免。更何况中国已到处被瓜分为外国的势力范围，黄克强尖锐指出：“今日世界上哪里有甚么文明野蛮，不过是有强权的便算文明”，即使革命军起来也难免不面临政府诛杀与外国势力代剿的双重危险，因而质问李去病：“到那时候，这瓜分便认真实行了，却不是救国志士倒变成了亡国罪魁么”；可是，若不革命而君主立宪吗？李去病则揭示，中国历史及戊戌政变的失败早已证明，明君不常有，即使有明君也未必能掌握实权。中国官场走的是升官发财的门路，谁有权，哪怕是外国人也“当作天帝菩萨、祖宗父母样侍奉”。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已养成中国人惯于服从权力，不仅没有国家意识，更不知天赋人权。更何况亡国危机正日甚一日，要想慢慢和平进化，恐怕被瓜分了也达不到目的。事实上，几年前这瓜分事态已成定局，“外国不过面子上没有撕破我们这面国旗”，所以，李去病又反问黄克强：“革命怕惹起瓜分，难道不革命这瓜分就能免吗？”[82]
黄李二君的论争困于彼时中国无论走哪条路都行不通的死局。虽说彼此往复了四十四个回合，但无法按部就班西方发展模式的现实绝境，及“历史与理论之两巨灵”的前鉴与启迪，最终迫使二君达成一致。即不论革命，还是改良，均非个人所能为，若讲到实行，“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容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83]。这看似无奈之举，实际上表现出梁启超已清楚意识到国民教育和民德、民智与民力的提高与其“心醉”的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相比，是更具根基性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黄克强坚称，民智大开，专制政体必然解体；国民资格不备，即使实行了共和政体，也不免“穷极其流弊”。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给予梁启超的启迪即在于此：“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条件也”。[84]这也正是小说第二回孔觉民老先生演讲的“全书主脑”：“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具备”，“我新中国之存亡绝续，皆在此一点”。[85]由此才可理解彼时梁启超与其笔下的黄克强，为何渴望中国能有一个维持和平的君主立宪阶段作为走向共和的过渡期。黄李二君最终达成的这个共识也被黄克强组建的立宪党郑重写入党章，与其纲领之第四节保持一致：“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小说虚构所写就的历史进程也是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也与宪政党章程第三节的纲领若合符契：“本党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为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86]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国体并非国家政治的唯一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国民公意”。卢梭所言“凡政体之合于真理者，惟民主之制为然耳”[87]，是其认同与坚守的核心准则。
可见，小说中的黄克强虽然倾向国家强权与强国策略，但其领导的立宪党纲领精神显然体现了第一阶段的人民主义，表现出他对近代西方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及其相互对立思想逻辑的双重接受。用今天的话来说，具有“悖论容纳”的新思维框架，集中反映了梁启超为应对中国“跨阶段现代性”困境而拿出的整合叠加方案。所以，黄李的“舌战”事实上发挥了两厢互补的作用，论争双方的“旗鼓相当”，恰恰尽显各自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在具有根基性的立场态度上又毫无二致：其一，共愤外国之侵略与霸凌；其二，共奉民权与国民公意。梁启超既观察到“今泰西诸国，竞集权于中央者，集之以与外竞也”的大势，同时他更坚信“必集多数有权之人，然后国权乃始强”，若一国人民皆无权，犹如言0加0，虽加至四万万0，庸有力乎？[88]所以，在《未来记》中，梁启超专门谈到：英国于十九世纪初，由三百多万人参与的“权利请愿”运动而呈词力争到的废除“谷物条例”，以此说明民智大开之于民主政治的必要性，而将国民教育视为立宪党的“第一大事业”[89]。黄克强甚至宣扬，这才是“速成的妙法儿”，而非如一般所说，教育只是从长计议之策。因而他会少有地附和李去病曰：“讲到国民教育，自然是要拿着你那自立精神四个字做宗旨了”，而所谓自立，“就是认清这个天赋人权”。[90]由此在把西方近代不同阶段国家思想看似悖论的逻辑相弥合而容纳之的同时，更落实到通过国民教育提高民德、民智、民力，无论朝野均可为之的经世大计。
小说第四、五回[91]，基本上是进一步展开与践行黄李二君论争后达成的共识，一方面通过旅顺口、大连湾的游历，进一步揭露中国东三省被瓜分后的惨痛现状，苛捐杂税猛于虎的官场腐败，以警示国人；另一方面则是“设法联络一国志士”，如“一个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仲滂），国民学堂的国学教习郑伯才及其领导下的民意公会，但经过与“挂着新党招牌名儿”，高喊革命新党们的接触及其演说坛乱象之考察，黄克强倒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与立场：“今日中国，这革命是万万不能实行的”，“无论是和平还是破坏，总要民间有些实力，才做得来。这养实力却是最难，那振民气倒是最易”。[92]由此继续说明，无论是和平，还是破坏，国民教育的提高与国民实力的养成之于新中国未来的头等重要性。
“大同”与跨阶段现代性之会通
近来，有学者将梁启超的社会改良思想纳入国家主义框架，笔者以为谈此问题不应忽略的是，在梁启超的思想结构中还有一个未来“大同”太平世的寓言凌驾于现世的各种主义之上，包括民主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梁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断定：“今世政治学家群学家之所论，虽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视现在，于未来少所措意焉”，“如所谓社会论、国家论、人民论、民权论、政党论、阶级论等”，“自百年以前法国大革命所自出之思想，以迄近世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称述之学说，其最精要之论，不过以国家为谋公众利益之一机关而已”。梁启超以颉德（Benjamin Kidd）“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之公理与康有为“大同”学说的理想视野勘之，声称“惟以之供未来之用，然后现在始有意味，有价值”。[93]所以，他既推崇卢梭适用中国者，更寄望《民约论》能成为实现大同的精神力量，充满激情地呼唤：“《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94]他既认同今日欧美“最通行之政治学说”“最大多数最大之幸福者”的信条，更接受法儒波流氏（Paulde Rousiers，1857—1934）的观点：“为少数之幸福而牺牲多数之幸福，固不可；为多数之幸福而牺牲少数之幸福亦不可”，大赞此论才是“太平大同之言也”。[95]他还把康德主张“各国皆采民主立宪制度”与建立世界联邦构想的《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以大同太平世之概念译为《永世太平论》。[96]由此可见，梁启超试图将“大同”说与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加以会通的思路。实际上，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就以中西会通思路阐释康有为的哲学，只不过是以“暗合”论之。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则将《礼运》最早描绘出的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理想以今语径直释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民治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国际联合主义存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儿童公育主义存焉）；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病保险主义存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共产主义存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劳作神圣主义存焉）。[97]于此，梁启超明确地在康有为所衍《礼运》“大同”概念与近代西方社会制度的立法及其思想之间划上等号，其中所胪列的“民治主义”“国际联合主义”“老病保险主义”均为彼时欧洲已实施，或正在建立的国家立法而获得法律性保障。梁启超还曾把英国德麻摩里（Thomas More，今译莫尔）著《乌托邦》书名以康有为所论“大同”的最高理想境界“华严界”译之，认为其下编描写的即为“大同之乐园”，而且指认，“近年英国所发布之法令，其载于《华严界》书中者，殆十而五六焉”。换言之，即梁启超认为，英国近年所制定的法令已十之五六实现了大同的目标，因而感叹“伟人理想之左右世界者，不亦巨乎？”[98]经查，彼时英国虽尚未系统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英国政府经过不断改善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已逐渐设立了梁启超所谓“大同之乐园”的立法，可包括1891年和1901年的《工厂法》，1880年《雇主责任法》，1890年《住房法》，1897年《赔偿法》；1889年《防止虐待并保护儿童法》，1891年《儿童法》，1891年《免费义务教育法》等等。[99]这些旨在调节社会不平等，争取更大多数人幸福的措施，标志着国家由过去以自由放任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转向国家干预社会生活，承担起改良社会的职责体制，从而在梁启超的认知中构成了“大同”理想的现实雏形。换句话说，梁启超将英国的这些社会立法经验整合进“大同之行”的现实版中，从而赋予这一概念以现代国家社会法律政策的内涵。
托马斯·莫尔像，图片出自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彼时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性建设上迈出了具有开拓性一步的是黄克强留学的德国。梁启超所关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通过的新党纲《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就制定出“社会民主化、福利国家和劳动市场管理”的核心目标，而成为二十世纪所有西欧社会主义的政党纲领之坐标。[100]事实上，早在1883—1889年，德国即开始实施医疗保险、针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养老金的俾斯麦计划。这一揽子社会立法，是当时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主流思潮，在德意志特殊历史语境下交汇的产物。如桑巴特在《德意志社会主义》一书中所阐释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可“称为国家（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其思想来自“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互相倚靠的”。[101]二者的互动，使得德国在十九世纪末率先建立起世界第一个社会保险体系，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原型。梁启超很早就关注俾斯麦，虽侧重其“铁血”“独立”“尚武”“民族主义”等形象，但从他奉劝美国所称“公仆”的中国“当道者”，去读俾斯麦传，当熟悉其此一建设“文明国家”，造福人类的作为。
俾斯麦像，图片出自卢特维喜著、伍光建译《俾斯麦》，商务印书馆1933年3月
实际上，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态度是具有双重性的，他不仅看到其弊端：“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一面，更关注到“能确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的效力。尤其是面临“二十世纪第一大事”，即“由贫富两级太相悬绝”而引发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社会动荡时，国家所能发挥的调和、干涉作用。[102]因而，他特别称许国家社会主义，认为：“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103]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为曾经染上欧、日“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俗论而惭愧。[104]但彼时德国的国家主义尚未极端化，而且混合了国家学、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多种因素。
总而言之，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显然是为救亡图强而主张的应时之策，但其思想结构始终悬一“大同”理想社会为人类进化之极轨。需进一步加以明确的是，如前所述，梁启超的“大同”概念并未仅仅停留于儒学的理想目标，更非“空想”之虚愿，他把西方正在实践与不断改良的民治主义、普及教育、国际联合主义，甚至是彼时刚刚萌芽的福利国家思想及其立法均纳入了“大同之行”的标志性理念与现实进程之中。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曾总括曰：“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而且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以公理言之，人心观之，大势所趋，将来所至，有必讫于大同而后已者，但需以年岁，行以曲折耳。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列子之甔瓶山，达尔文之乌托邦，盖为实境而非空想焉。”[105]由此观之，梁启超能将自己的唯一政治小说题为《未来记》，在“新中国”之上又冠以“未来”，正体现出“理想”与“经世”的双重维度之预言与寓言，如其所说：“惟以之供未来之用，然后现在始有意味，有价值。凡一切社会思想国家思想道德思想，皆不可不归结于是。”[106]
据梁启超透露，他曾与康有为、谭嗣同设想建构一种会通中西，“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107]，其“大同”概念正体现了这一追求。在晚清思想转型过程中，康梁对“大同”的重释，关键不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重复申述，而是通过吸纳西方社会的制度化经验，将此一观念转化为现代国家可实践性的社会改良思想与施政目标。尤其是梁启超，通过对跨越十八与十九世纪欧洲民治主义发展与变异的考察与阐释，敏锐地发现与称扬旨在不断扩大“平等”“幸福”范围，或者说是干涉、调节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保障性立法举措，并将其纳入“大同”说的框架，从而使其“大同”概念吸纳了“民约国家”“民主国家”“福利国家”“世界主义”的跨阶段叠加现代性的多元取向。
《未来记》虽然是一部想象未来的虚构小说，但通过“事事皆曾亲历”的孔老先生身份设定与其演讲叙事的《中国近六十年史》，实际上是把“未实现的政治制度”当作了“已实现事实”来写，将原本属于“应然”的制度状态转化为“已然”的社会现实，从而构建出一个兼具理想性与可行性的政治图景。虽然作者在其“绪言”中警告读者“幸勿比例揣测，谓此事为某人写照，此名为某人化身”，但梁启超在小说中指名道姓的实写与暗示，实际上集中反映了康梁派的政治主张及其自我评价与历史定位。特别是孔老先生的演讲主要详述的是立宪党如何“仿照文明各国治一国之法以治一党”的纲领与作为，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该党的“以国事自认”，用立宪党的治党叙事来模拟立宪政体制度的运行，以党立义务来构想现代国家，成就新中国的方案举措，甚至也可以说，为设想维新成功后的竞选执政党做预备功夫。考虑到《未来记》写作距康梁派的“勤王起义”失败不久，无论是黄克强与李去病论争后所达成的共识，还是孔老先生在演讲中不避繁冗所一一列出的立宪党“必当预备”之治事条略与党中义务的八大子目，难免让人推测是梁启超痛定思痛后，为自己与康梁同仁及其同道所制定的行动纲领。当清政府预备立宪，梁启超成为“立宪党第一个言论指导者”[108]。辛亥革命后，又积极参与政党政治、立宪活动，成为民主党、共和党、进步党的精神领袖，他提出的党纲，如进步党纲领：“1. 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2. 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 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109]，与《未来记》中立宪党的预备性施政纲领同出一辙。
《未来记》虽未完成，比照1902年8月《新民丛报》第14号上刊登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所透露的情节梗概，不过是开了个头，但已发表的前五回，其实已搭好了笼罩全篇的结构大纲与思想框架，因此才显示出《未来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甚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篇之作的重要性。其价值倒不在于是否准确预言了新中国的未来，而是寓言了中国政体改革当以立宪、民主共和为政治正确的现代国家意识，也寓言了当以“大同”为至善理想，以“大同之行”的改良渐进为现实方略，尤其是寓言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现代化的错位。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性已经从民主、自由，发展到国家强权、大行干涉之政的认知，深刻揭示了彼时中国落后了两个时代：既未民主，也未国强，二十世纪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双叠现代性任务，不得不被迫“跨阶段叠加发展”的困境。在《未来记》中，梁启超戏剧化地展示了西方“人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阶段之社会思想、国家思想、道德思想的价值冲突，但他并未二者择其一，而是以中西会通的“大同”说加以统摄，从而形成既要民主立宪，也要国家强权的“悖论容纳”式舆论导向和政治诉求。这也同样寓言了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个人与集体、启蒙与救亡、思想解放与主旋律的精神纠结。不管是否自觉，是否倾向某一极轨，这一相互冲突、双重叠加的后发国家困境、社会困境与精神困境均并存于二十世纪中国。梁启超能在世纪初不仅预／寓言到这一困境，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甚至也预／寓言到中国与世界不同时间段、不同程度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社会政策模式：市场导向、个人主义与政府导向、集体主义的此消彼长；更能慧眼识金，把西方刚刚萌芽的福利国家思想与中国“大同”理想加以会通，预／寓言其发展尽管会有曲折，终归大势所趋的进程，均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高瞻远瞩，目光如炬。尽管历史叙事往往否定梁启超力倡的改良道路，但真实的历史何曾离开过渐进与改良？建设“强”与“善”的政府，提高国民实力与自治能力始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文明程度与水平，中国的进步均是“合众力”的结果。
李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10期）
注 释
[1]梁启超所著《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未在期刊上连载，查阅最早面世的几种初版本均无版权页，一般标注为1901年，其根据可能是该书《序例》落款：“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1901年12月），我以为由此仅可确定该文写作时间。
[2][3]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11，515、512、554页。后引《梁启超全集》各卷皆为此版本。
[4]任公：《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5]加布儿即卡米洛·奔索·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nte Cavour，1810—1861），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物，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
[6]西乡即西乡隆盛（Saigō Takamori，1828—1877），木户即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1833—1877），大久保即大久保利通（Ōkubo Toshimichi，1830—1878），并称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三杰，是倒幕运动的核心领导人。
[7]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主张民族自决、国民教育、共和制度，与梁启超讨论“新民”“国家意识”等思想高度吻合。
[8]蒲生即蒲生君平（Gamo Kunpei，1768—1846），是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后世维新派精神渊源之一，常被梁启超归入“振兴国民精神、开启维新思想前导者”。
[9]吉田即吉田松阴（Yoshida Shoin，1830—1859），是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直接源头，梁启超极其推崇他，称其为“东洋之卢梭”。
[10][1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1，482、484页。
[12]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梁启超全集》第8卷，第2509页。
[13]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28页。
[1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51、452页。
[15]梁启超：《纪年公理》（1898），《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174页。
[16]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138页；《清代学术概论》（1920），《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99页。
[17]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9、484页；《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97～3098页。
[18][19]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9，495、494页。
[20]参见马永康《从“三统”、“三世”到“三世三重”——论康有为的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1]康有为：《中庸注》，《康有为全集》第5卷，第387页。
[22]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卷，第143页。
[23]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9页。
[24]梁启超：《读〈春秋〉界说》（1898），《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157页。
[25]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95页。
[26][27]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卷，第128、144页。
[28]康有为所谓1919年“国际联盟成”，是因《国际联盟盟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中被创立，但《凡尔赛条约》生效日是1920年1月10日，所以一般是把此日作为国际联盟正式成立的时间。
[29]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7页。
[30]参见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卷，第144～145页。
[31]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1899），《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20、321页。
[32]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64页。
[33]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1902），《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920页。
[34]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1902），《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916～920页。
[35]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8～489页；《清代学术概论》（1920），《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99页。
[36]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90～491页。
[37][40]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38][39]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6、487、484、495、492，484页。
[4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3页。
[42]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1895年11月）、《记强学会事》（1896年2月），《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92、101页。
[4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1896），《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28页。
[44][45][46]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94、486，495，496页。
[47]梁启超：《卢梭学案》（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509页。
[48]参阅夏晓虹《〈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
[49]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94页。
[50]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梁启超全集》第8卷，第2509页。
[51][52]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53]转引自吴天任《梁启超年谱》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3页。
[54]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55]梁启超：《卢梭学案》（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508页。
[56]梁启超：《干涉与放任》（1902），《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83页。
[57]梁启超：《英国政界剧争记》（1910），《梁启超全集》第7卷，第2184页。
[58]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81、497、497页。
[59][61]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60]参见吴天任《梁启超年谱》第1卷，第158页。
[6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99页。
[63]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辰言》（1927），《梁启超全集》第18卷，第5212页。
[64]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辰言》（1927）、《公祭康南海先生文》（1927），《梁启超全集》第18卷，第5213、5214页。
[65]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512页。
[66]参见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1899），《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24页。
[67]梁启超：《卢梭学案》（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506页。
[68]梁启超：《破坏主义》（1899），《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50页。
[69][70][72]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7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01页。
[73]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1902），《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36页。
[74]参见梁启超《干涉与放任》（1902），《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84页。
[75]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58～460页。
[76]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第48页。
[77]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路易十四时期重商主义政策的主要推行者，法国财政大臣。其音译虽不规范，但在晚清语境中可视为对Colbert的简化转写。梁启超将他与克伦威尔并列，体现他追溯近代国家干预政策起源的历史叙述框架。
[78]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79]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67、1066、1070、1074页。
[80]以上论述与引文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73、1074页。
[8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页。
[82][83]参见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2号，1902年12月14日。
[8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69、1071页。
[85][86]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87]梁启超：《卢梭学案》（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508页。
[88][89]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90]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1903），《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97页。
[91]学界关于《未来记》第五回是否为梁启超所著，尚存争议。
[92]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新小说》第7号，1903年8月27日。
[93]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28、1029、1029页。
[94]梁启超：《破坏主义》（1899），《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50页。
[95]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1902），《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919页。
[96]参见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64页。
[97]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98页。
[98]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990页。
[99]参见丁建定《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1914）》，《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100]参见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101]参见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等译，第160页；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102]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58、558、480页。
[10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1902），《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46页。
[104]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03页。
[105]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卷，第129、128页。
[106]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29页。
[10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04页。
[10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54页。
[109]印维廉：《中国政党史》，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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