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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内容提要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分别是列宁与毛泽东的重要理论成果。两部论著在文艺党性原则、人民文艺观和知识分子思想问题方面彰显出明晰的相似性和延续性。基于此，本研究立足《讲话》，以列宁此文为介入视域，对两部论著比较对读，以辨析毛泽东在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服务对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重塑等方面，对列宁文艺思想的接受与衍化。这不仅能够洞见两位领导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步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诉求；而且为充分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马列主义特质，为当下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讨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讲话》 文艺党性原则 人民文艺观 知识分子思想
《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以下简称《出版物》）是列宁1905年11月13日发表于《新生活报》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其核心要义是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加强对当时俄苏出版社、书店、书报营业所等领域的领导与监督，从而将出版和写作事业规约进党的序列里。此文在1926年由一声引入中国。[1]后在1930年代经由冯雪峰、瞿秋白等人的译介，成为左翼学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人、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参考范本。1940年代，此文由博古翻译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并作为延安整风期间知识分子学习的核心资料。同时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直接参考文献，内嵌于《讲话》文本的肌理之中。可以说，《出版物》全程参与了《讲话》从酝酿到最终成文的过程，对《讲话》的发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未完全照搬《出版物》中的理论观点，而是充分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衍化与拓展。基于此，本研究立足《讲话》本体，以《出版物》为介入视域，试图梳理出《讲话》对列宁主义接受与衍化的重要脉络。对此，可以从坚守文艺党性原则、遵循人民文艺观、重塑知识分子思想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与探究。
一声将《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译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发表于《中国青年》第6卷第19号（1926年12月6日）
一 坚守文艺党性原则
列宁的文艺党性原则引起中国学界的普遍重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开展了一场肃清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倾向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诸多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遭受了批判，而列宁的文艺主张得到了苏联学界的高扬。尤其是卢那察尔斯基于1932年发表的《列宁与文艺学》一文，较为全面地考辨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理论特征，并明确提出“离开列宁主义，便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论断[2]，进一步奠定了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在苏联学界的地位。从而改变了苏联学界先前将列宁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领袖，将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代表的普遍认识，确立了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在苏联学界的主导地位。
伴随着苏联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判运动的开展，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理论家同步对普列汉诺夫等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展开了批判，并在认同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同时，大量翻译了列宁的文艺论著，《出版物》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篇。但在译介的过程中，中国学界通常将《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恢复“出版物”的命名。[3]这是由“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一词汇所内含的文学、文献、出版物等多重意涵所导致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当时中国左翼学界希望对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加以突出强调的有意“误读”。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瞿秋白与博古。
1933年，瞿秋白在译介了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之后，翻译了《列宁选集》编选者V.亚陀拉茨基等人所作的《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解》一文。在文中，瞿秋白明确将列宁的《出版物》命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并涉及其中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而这“党的文学的原则”是如何体现的呢？即“文学的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4]。这充分彰显出，瞿秋白之所以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出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目的。
在瞿秋白之后，身在延安的博古将《出版物》的全文刊载于《解放日报》时，依循瞿秋白的观点，亦将此文命名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据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黎辛回忆，1942年5月1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日报》报社社长博古将其“翻译的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交给他，言明要在《解放日报》第四版发表，并告诉他：“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个俄语是多义词，瞿秋白同志将它译为‘文学’”，那么就“先译为‘文学’，以后再仔细推敲”。[5]博古翻译这篇文章，是为了配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顺利开展，其主要目的是以列宁的文艺党性原则规约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文学创作。博古对《出版物》文艺党性原则的特意凸显，不仅使延安知识分子认识到坚守文学党性原则的重要性，而且使这一原则顺理成章地融入了《讲话》的文本世界。
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全文
毛泽东在《讲话》中准确地把握了列宁的文艺党性原则，他在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6]这一表述与列宁在《出版物》中的观点基本一致。列宁认为，写作和出版事业的党性原则集中体现在“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应该“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并且明确表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7]
毛泽东正是在坚守列宁文艺党性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探究了文艺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关系问题。首先，毛泽东提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经过“十年内战”，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虽然文艺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重大发展，但由于“反动派”的压制与捣乱，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工作始终未能“互相结合起来”。于是，毛泽东指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8]。毛泽东的这一倡议，实则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打破了1930年代中国学界在文艺内部讨论革命问题的拘囿，换以在探究革命与文艺的关系中，从革命视角出发，对文艺提出新的革命要求[9]，赋予其“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0]。这与列宁《出版物》的写作目的有明显的相似性。在1905年全俄十月政治总罢工以前，俄国在文艺领域同样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沙皇专制的政治迫压下，文艺和革命之间还不能建立紧密的联系。直到十月政治总罢工以后，俄国无产阶级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建立了第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势下，列宁认为，迫切需要发挥无产阶级的力量，以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写作事业应该“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运动汇合起来”[11]。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毛泽东和列宁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视角出发，基于本国国情，对革命与文艺的关系问题给予了重新审视与考量，体现出两位领导人的战略性眼光。
其次，《讲话》对《出版物》中文艺党性原则的延续还彰显在对文艺工作者党性观念的强调上。《讲话》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人民敌人的“残暴和欺骗”行径给予揭露与批判，对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斗争”行为给予肯定与赞扬。[12]这与《出版物》中申明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以排斥“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13]并积极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理念，在观点上是一致的。
最后，毛泽东依据列宁的文艺党性原则，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主张，[14]进而提倡在文艺批评中应该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论原则，认为“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都是好的文艺作品，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都是坏的文艺作品。当然，毛泽东也强调“革命的政治内容”应该尽可能地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但显然政治正确和社会效果才是最为重要的。[15]毛泽东《讲话》中的这些观点与列宁《出版物》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文艺写作事业应该坚守无产阶级阶级性、政党性和群众性原则，并接受党的领导与监督。但列宁写作《出版物》的主要用意在于加强党对文艺写作事业的管理和各类出版事业的监督，从而使文艺写作与出版事业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而毛泽东在吸取列宁的理论资源时，却体现出“某种超越性意图”，即表征出一种党对文艺“理应予以统制的极端政治化倾向”。[16]另外，列宁的《出版物》在强调写作事业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还指出应该给予写作者创作自由，申明“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化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17]。在这一点上，《讲话》强调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理论主张，和《出版物》中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而这实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革命形势作出的抉择。毛泽东对此亦有所体察，因此他非常赞同郭沫若提出的“凡事有经有权”的说法，认为倡导“文艺服从于政治”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18]
二 遵循人民文艺观
人民文艺观是列宁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他明确提出的这一观念就在《出版物》当中。列宁在《出版物》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文艺家应该确立“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并认为劳动人民将是国家未来的“精华”和“力量”。[19]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列宁在其文艺论著中持续关注底层民众的现实问题，并将是否表现了底层民众的革命观念和抗争意识作为估衡文艺家和文艺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例如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指出，作为地主贵族作家和思想家代表的赫尔岑，在他1847年离开俄国时，并没有看到俄国底层人民是反对封建专制的重要革命力量，于是他“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反而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写作了“无数封甜言蜜语的书信”，并导致其在思想上发生了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退却”。而当他在19世纪60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赫尔岑就毅然地选择向俄国革命民主派靠拢，转而反对自由主义思想，并通过向民众宣传“自由的俄罗斯”思想，举起了反对沙皇君主制度的伟大旗帜。[20]另外，列宁曾表示不喜欢现代主义艺术，而更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在他看来，抽象的现代主义艺术不能为普通民众所真正理解，还是描写民众生活与思想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容易为民众所喜爱。这些足见列宁对人民群众的重视。可以说，列宁终其一生都是遵循人民文艺观，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来发言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他更是始终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这与列宁拯救俄国底层民众于水火的强烈诉求有关，也与其深刻地认识到俄国人民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重要的革命力量紧密相连。
列宁的人民文艺观在20世纪30年代被瞿秋白、周扬等“左联”成员所广泛接受，并被应用于同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成为其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佐证和指导思想。此时期，以“左联”成员为主要代表的理论家们围绕文艺大众化的迫切性，以及文艺作品的内容、形式、语言、写作技巧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但由于30年代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左联”成员的相关言论受到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密管控与监督，同时在国民党的政治迫压下，他们也无法与底层民众进行深入沟通与交流。因此，这一时期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虽然在理论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层面还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而这在40年代的延安文艺中得到了有效解决，尤其是随着《讲话》的发表，文艺界打破了以往文艺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实现了二者的有机嫁接与深度融合。
毛泽东在《讲话》中写道：“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1]依循着列宁的人民文艺观，毛泽东对当时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脱离人民群众的情况给予了总体考察，并明确表示，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2]。在“为群众的问题”方面，毛泽东将“群众”具体定位为“工农兵”，并进一步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这是对列宁人民文艺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依据中国国情作出的必然性选择。毛泽东在吸取了早期共产党人数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深切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不能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和军事进攻的战术策略，而是应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正是基于此，毛泽东特别重视凝聚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甚至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一度将“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作为党联合人民群众的重要指导方针。[23]毛泽东在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重要武装力量的同时，结合中国政治革命实际，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与批评原则。
在解决了“为群众的问题”，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探究了“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想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的环节是“普及”与“提高”，即结合工农兵的实际文化水平，从工农兵的自身需要和便于接受的角度出发，开展文艺普及和提高工作。[24]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列宁的人民文艺观有一定的相似性。列宁曾言：“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25]从毛泽东与列宁的表述来看，他们都体悟到了提高民众文艺水平的重要性。但二者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认识到“提高”的重要性，还进一步强调了“普及”的迫切性。毛泽东认为，当时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最需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的提高工作，而是“雪中送炭”的普及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出，普及与提高工作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的，即“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26]毛泽东的这一理念，可以视为对列宁人民文艺观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总之，列宁与毛泽东在遵循人民文艺观方面的立场和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这是由于他们真切地体验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因此，必须在政治上将人民大众团结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在团结民众的过程中，除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要顾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外，在文艺方面遵循人民文艺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政治革命方面的感化与引导同样重要。但在人民文艺观的论述方面，列宁与毛泽东还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列宁更加注重从宏观角度阐发人民文艺观的重要性，而毛泽东在结合中国国情对大众文艺的现实情况给予总体考量的同时，更加细致地从微观角度对人民文艺观进行了解读，这已经鲜明地彰显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中。这实则是对马列主义人民文艺观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 重塑知识分子思想
如上所述，在40年代初期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出版物》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须学习的重要资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触及了重塑知识分子思想的问题。列宁在《出版物》中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在将“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的同时，必须对其“反党”的观点与言论加以定期“清洗”，否则党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思想”和“物质”层面逐渐“瓦解”。同时，列宁特别强调，党应该时刻警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伪善行为”。因为他们在底层民众尚在遭受压迫、“一贫如洗”的境况下，却宣传社会已实现“绝对自由”的思想，这实则是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话”。基于此，列宁认为，应该依据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重塑知识分子思想，不断培养“新生力量”加入无产阶级“写作队伍”，使其以文艺创作为劳动人民服务。[27]
列宁不仅在《出版物》中提出了重塑知识分子思想的问题，其实他一生都在持续地对此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比如列宁曾指出，波格丹诺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他“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相关理论思想，却为反动派提供了服务；[28]批评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论”思想实则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29]申明“路标”派知识分子“拼命地攻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派的无神论思想，并“力图恢复宗教的世界观”，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试图以宗教神学为沙皇专制制度服务的政治立场。[30]特别是针对多年的好友高尔基，列宁曾数次对其加以思想上的引导。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多次写信给高尔基，指陈其思想上的“不健康”，建议其脱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不要“受到他们啜泣的影响”，要真正地深入民众生活，切实地去感受“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呼声”。[31]这些事例彰显出列宁对不同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思想的清醒认知，体现出其对重塑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重视。列宁的这些重塑知识分子思想的言论，不仅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所汲取，而且成为毛泽东《讲话》提出知识分子需到人民群众中加以思想改造的重要原因。
列宁（右）和高尔基（中）、波格丹诺夫（左）在一起
列宁对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出版物》中“清洗”与重塑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主张，为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当时，身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等不同区域，思想上较为多元与复杂，且通常习惯以批判的姿态来书写社会与人生。于是，在延安出现了以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一批揭露现实阴暗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或是强调政治不应干涉与规约文学，或是主张在歌颂“边区”光明的同时也应描写黑暗，或是渴求同志之间应该多些理解与包容，或是倡导应该充分尊重作家的主体意识与创作自由……这些主张内蕴着延安知识分子浓厚的启蒙意识、批判精神和现实情怀，但显然是与延安文艺界团结民众抗日的革命诉求有差异的。正是基于以上情况，解决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复杂问题，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同时成为《讲话》关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重要动因。
实际上，毛泽东亦如列宁一样，始终高度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在30年代，毛泽东就曾指出，党内部分知识分子存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思想倾向，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脱离实际，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毛泽东经常引用列宁的言论加以佐证，他指出：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32]
在这里，毛泽东借用列宁的言论，阐明了教条主义者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对事物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总是喜欢脱离实际地做空头文章。这也促使毛泽东深刻地洞察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者缺乏现实生活中切身的调查研究，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严重问题，而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毛泽东依据的依然是列宁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理论。在言及实践之关键性时，毛泽东指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在阐明理论之重要性时，毛泽东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基于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毛泽东不仅对主观主义者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病给予了揭示，而且形成了其“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的重要结论。[33]
毛泽东在30年代对党内知识分子主观主义等思想考察的基础上，于40年代延安整风期间又将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问题进一步聚焦为三个方面：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并明确提出，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4]。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提出寄予着其力图改造与重塑党内知识分子思想的强烈诉求，而这一诉求在《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具体落实。
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延安文艺界存在严重的“作风不正”的现象，存在教条主义、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而在这场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关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试图通过文艺表现自己，并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改造党，改造世界”[35]。这就导致他们陶醉于个人主义的小天地中，脱离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基于此，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认识到自身的缺点，认识到尽管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一事实，[36]并深入民众生活，与民众打成一片，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才能创作出民众所喜爱的作品，才能成长为优秀的革命作家。这其中内蕴着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基本要义，同时也反映出以深入民众生活改造和重塑知识分子思想的根本意图。
毛泽东动员知识分子深入民众生活进行思想改造与重塑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列宁理论思想的衍化与发展。列宁在探讨知识分子思想问题时，更多地停留在辨析俄国知识分子隶属于哪一革命阵营，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中彰显出怎样的思想轨迹和精神动态，虽也触及了知识分子应该深入民众生活的问题，但未及深入研讨。而毛泽东在充分汲取列宁文艺理论资源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必须整顿党内知识分子的不良作风，以及知识分子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加以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并且明令在文艺界加以贯彻执行。这实则是将列宁在理论层面探讨的知识分子思想问题上升到了实践层面。
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蕴含着“通过能动的政党组织和文艺实践，以知识分子为中介来动员并组织工农大众”的思想，这“并不是使作家丧失其创作的主体性，毋宁说是对作家作为政治实践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7]。而从后来的创作实绩来看，知识分子深入民众生活以后，确实也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与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与决心。这些功绩是不应该忽视的。
《出版物》和《讲话》分别是列宁与毛泽东探讨坚守文艺党性原则、遵循人民文艺观和重塑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问题探讨的背后，实则潜隐着两位领导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期许与强烈诉求。结合中俄两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两位领导人当政时期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观念尚未明晰，人民大众游离于无产阶级文艺之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泛滥。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强调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并以此来规约与重塑知识分子的旧有思想观念，促使其遵循人民文艺观，面向人民大众进行创作，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必由之路。列宁与毛泽东的思想理路，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性、人民性等重要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毛泽东在充分汲取马列主义文艺思想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要切实深入人民群众中接受思想改造等文艺方针政策，则是其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对马列主义的进一步具体化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考察，不仅能充分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列主义特质，而且可以为当下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讨提供重要借鉴。
侯敏 李意萍
辽宁大学文学院
110136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9期）
注 释
[1]一声（刘一声）将译文命名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1926年12月6日第6卷第19号。
[2]《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1982年，在胡乔木的倡议下，将《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更名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发表于是年《红旗》杂志第2期，后收入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中文版《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成为后来中国学界的通用本。
[4]《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5]马驰：《在历史语境中体会经典论著——重读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6][8][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847、847页。
[7]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3页。
[9]参见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11][13]列宁：《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第667、663页。
[12][14][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48～849、866、868～870页。
[16]袁盛勇：《“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17][19]列宁：《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第664、666页。
[18]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20]列宁：《纪念赫尔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2页。
[21][2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54、85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72页。
[24][2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59、862页。
[25]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35页。
[27]列宁：《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第665～666页。
[28][30]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4、33页。
[29]列宁：《论〈路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71～173页。
[31]列宁：《给阿·马·高尔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314页。
[32]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33]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292页。
[34]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2页。
[3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75页。
[3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51页。
[37]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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