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话”是当代诗歌的重要诗学命题之一，其内部存在着有待辨析的分野和差异。在目前的相关讨论中，以张枣为代表的沉浸于对话动作本身的写作占据着主要地位。与之相应，代表着另一条路径，却未受到足够关注的，则是一种带有书信体属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往往基于对等、近邻的伦理关系，它并非简单呈现既有的人际交往，而是通过诗歌的转化，在敞开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建立起互动、共在的友谊和关联。在前者已然露出疲态和危机的时刻，它显示出当代诗歌在自我主体建构和物我关系上的伦理突破。
关 键 词
当代诗歌 对话 书信体 我—你关系 物—我关系
诗从来是“独白”的文体，却始终渴望成为“对话”——它向未知的读者发出召唤，又常常只能在对空自语中完成自身。在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看来，“诗人与谁交谈”，是“一个痛苦的、永远现代的问题”。[1]这个问题的痛苦之处或许在于，它无法轻易得到解决，也无法在纯形式的层面得到解决。当一位诗人在诗歌中写下“你”字时，他既可能在召唤一个真实可触的他者，也可能只是在语言的镜像空间里与看不见的分身博弈。两种“对话”共用一套人称代词，却有着明显的分野。
奥·曼德里施塔姆：《时代的喧嚣》，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对话意味着关系。意味着与他人、他物，以及与自我的关系。日本学者松原朗在对中国离别诗进行考察时指出：“诗歌本身就是从唯恐与他人断绝关系的情感中生发出来。”[2]谈论诗歌中的“对话”，归根到底是在追问一个古老的问题：人如何与另一个存在建立起关联？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古老的问题早已成为一个摆在明面上的难题。在一种沟通和交流的危机中，对话性的表征已然是现代诗歌区别于古典诗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对话的技艺与诗歌写作的成熟有密切的关联。从早期白话诗向内收敛的独语，到1930年代卞之琳戏剧性独白中微妙的人称关系，对话的形式日益精微，诗歌的抒情主体、情感经验也显示出与现代性相称的复杂多面性。1980年代，到当代诗人张枣这里，新诗对话的技艺达到更加纯熟、圆融的境地，但潜在于对话中的危机或难题并没有随技艺的精进而消减分毫。当对话进一步被理解为语言内部的复调游戏，成为诗艺的训练场，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便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本来试图建立联系的对话，反倒加深了诗歌及抒情主体的封闭性。在这种局面中，当代诗歌如何激活对话的伦理与可能，重新建立与他者的关联，是近年来受到关注、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某种带有书信体属性的对话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契机。那些更接近原初意义，郑重地、具体地、在某种关系中将自己交出的对话，反而显出异质性的光芒。它提醒我们，对话的终极意义或许不在于声音的多重折射，而在于主体的生长与延展，在于他者的到来。也可以说，对话问题的核心，不光是“如何说”，同时也是“向谁说”。其间的分野及动态关系，不仅是诗学趣味的差异，更关乎对诗歌与世界、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理解。本文聚焦于书信体这一对话形式或概念，在探寻其现代内涵的同时，进一步辨析对话性这一写作现象在当代诗歌内部的分野，在伦理感知和主体建构等方面的启示或突破。
一 诗歌中的书信体或一只向外飞出的鸟
在谈及庞德对李白《长干行》的翻译时，诗人张枣颇有兴致地说道：“庞德怎么在《长干行》这首诗中间读出了对话性，并认为是一封信，这是很有趣的。如果没有这个译本的话我们不会读出这是一封信，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但是它是不是一封信也是一个问题，可见中国古代诗歌充满了对话性。”[3]经由庞德的翻译，中国古诗呈现出两个有意思的特征：一个是对话性，一个则是与之相应的某种书信体属性。一般认为，无人称或人称的隐匿是中国古诗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光倾听者是隐匿的，发言者也是隐匿的，一切在一种无须限指的普遍模式上自然而然地发生。[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太会在古诗中读出对话性的存在，也难以将之作为古诗的一个特征。如：“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它实际更偏向一种第三人称的叙述，而不是第二人称。而庞德通过英语的翻译，正好为其增添了现代人称关系，从而发掘／发明出这种潜在的对话性，并将之作为书信来读——他将《长干行》翻译为“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直译即“河商的妻子：一封信”。
诗人张枣（1962—2010）
当然，张枣更重视的是这种被发明的对话性为现代诗歌写作本身带来的启示，至于它能不能读作一封信，在何种程度上能被读为一封信，则似乎并没那么重要。与古诗相比，由于现代汉语在人称上的进一步明晰，新诗天然适应于生成某种对话性特征。自卞之琳以来，现代诗歌写作中对话性也已经形成比较复杂的样态，成为新诗处理现代经验和营造戏剧情景的重要方式。到张枣这里，对话性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颜炼军所言：“当许多同辈诗人还在语言自身的狂欢中兴奋、沉溺时，张枣已经开始在探索诗歌的内在对话结构。”[5]就对话性的探索而言，张枣的确得一代之先。一如张枣在庞德的翻译中颇为兴奋地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充满了对话性”——张枣诗歌中的对话性一开始便显示出古典诗歌的影响。如《何人斯》一类脱胎于古典诗歌的作品，对话的主体双方似乎也有一种古典般的隐匿倾向，时常让人在寻觅中扑空：“为何只有你说话的声音／不见你遗留的晚餐皮果／空空的外衣留着灰垢／不见你的脸，香烟袅袅上升／你没有脸对人，对我?”[6]但在张枣这里，对话主体的隐匿并非像古典诗那样是由于人称的隐匿，他的诗歌和古典诗最深刻的不同也不仅仅是因为人称的显现。其真正的裂变在于，他的人称关系不是停靠在某种固定的位置，而是被放置在循环的语言镜像空间中，它们相互限定的同时，又不断向内分化和折射。如钟鸣在分析《镜中》时无比敏锐的判断：
W（匿名之我）始终没有出现，……更准确地说，是在内历时性中被悬置起来了。W在其他人称中变换着，最后又回到自身，但这已非开始的那个W了。……这是一场深刻的反叛，对谁的反叛呢——对汉语的及物性，对传统主题，对封闭的语言机制和为这语言机制所戕害的我自身等等。[7]
在某种意义上，张枣的诗歌也可以说是“无人称”——但这种“无人称”是现代意义上的，它意味着主体的分裂，词与物的游离。[8]如果说庞德通过某种误译，为《长干行》加上人称后，便可将之作为一封信来读，那张枣的诗即便带有明显的人称和对话性，却也很难如此。这是因为前者有一种向外的可能，它在文本之外可以有一个具体、外在的对话者或主体存在，但在张枣诗歌里，这样一种可能恰恰被消解掉了。张枣诗歌的对话往往根植于一种内向的空间循环，它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上的对话关系，而不指向外在的关系和交往。它在对“语言机制”进行反叛的同时，也形成对各种真实关系的逃逸。尽管它看起来充满对话，却处处显示出“幽闭”的症状，[9]其对话性恰恰昭示了对话的不可能——“瞧瞧我们怎样更换着：你与我，我与陌生的心／唉，一地之于另一地是多么虚幻”（张枣：《秋天的戏剧》）[10]；“我们所猎之物恰恰只是我们自己”（张枣：《十月之水》）[11]。当然，这一主体并非纳蕤思般对镜中同一性自我的迷恋，相反，通过对话和人称关系的相互折射以及视点转换，[12]他所揭示出的，是一个不断分离、悖反，又不断寻求统合的“我”。[13]这种在语言内部空间的对话关系，更偏向于某种将主体抽空的“音势”氛围——那些看似向另一个人说出的话，像一只迷宫中飞不出去的鸟：
哦，鸟！我们刚刚呼出你的名字，
你早成了别的
（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十四行组诗）》）[14]
有关对话性，张枣曾有过清晰的界定：“对话性分成独白和对白两种。独白虽是一个人说的，但是它是说给另一个人的，有一个想象的读者，或者就是在一个对话中镶嵌着一个潜在的对白。”[15]实际上，独白式对话还可以再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真正的主体关系中发生，带有书信体属性的对话；一种则是在某种假性关系中，如自我分裂般的虚拟对话。如果化用张枣的一个比喻对二者进行区分，也可以说：前者是熟人之间的赤膊上阵和扭打，后者则是虚拟角色在多维空间的相互纠缠，前者坦率而具体、拳拳到肉，后者则迷幻而自由，以空挥的动作本身为目的。[16]张枣无疑沉浸于后者—当然，偶尔也会有一种混合的“打法”产生，如《云》这样的诗歌——就好比诗人在隔空操纵游戏摇杆时，不经意便露出热腾腾的肌肉，做出扭打的架势来—其内在的危机和疲态，正如朱朱在悼亡诗中所写：“哦，双重虚空的测绘员；往往／静雪覆夜，你和窗玻璃上的自己对饮，／求醉之躯像一架渐渐瘫软的天平，／倦于再称量每一个词语的轻重。”（朱朱：《隐形人——悼张枣》）[17]诗歌内外双重的悬置和虚空，让他对一种向外的友谊有迫切的需求甚至焦虑。他在给钟鸣的信中写道：“这次你复信可拖得真久，我每天跑信箱等的就是你的。说实在的有时我真怕朋友们不跟我写信，想想吧多可怜，孤悬异地。”[18]给柏桦写道：“诗歌多天未发生了，心急如焚，……我目前最艰难就要算不好设想听众，没听众，就会心力不足。”[19]在诗歌中则有：“菲丽丝，今天又没有你的来信。／孤独中我沉吟着奇妙的自己。”（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十四行组诗）》）[20]诗人颇为警觉地向自己沉吟：“是呀，宝贝，诗歌并非——／来自哪个幽闭，而是／诞生于某种关系中。”（张枣：《断章》）[21]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后期的一些自我调整以及走出“幽闭”的尝试，但在那个悬置的主体[22]尚在盘旋之际，死亡率先着陆，诗人最终未能摆脱他的诗谶。[23]在诗歌中，那只怀着书信体渴望的“鸟”始终没有飞出去：
……菲丽丝，我的鸟
我永远接不到你，鲜花已枯焦
因为我们迎接的永远是虚幻——
……
小雨点硬着头皮将事物敲响：
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
（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十四行组诗）》）[24]
而在外部空间，另一只“鸟”则以书信的形式飞了出去——钟鸣曾在一首诗的注释中谈及：“已故诗人张枣君当时从德国寄有明信片一张，图案是一只鸟撑着雨伞在雨中飞行，样子怪怪的，口呼‘help’，有‘救命’和‘帮助’两义。”[25]在张枣的诗歌中，或许正是因为某种书信体的对话属性是缺乏的，诗人迫切需要借助真正意义上的书信，以使一只求救的鸟向外飞出。就此而言，诗歌中的对话能不能读作一封信，并非无关紧要。
张枣去德国后给钟鸣寄的一张明信片
《说文解字》中将“信”解为：“诚也。”作为原初传递信息的工具，理想情况下，书信之“信”，也应是出于心声的：“诚也。”在语言纵欲的时代和当口，敬文东基于对书写工具的敏锐观察，明快了当地表示：“写信和写诗还有什么区别吗？写诗和写信一样，都是针对极少数的人说出我们必须要说出的话，它反对装饰和矫情。”他在后半句不无幽默地补充道：“——当然，总统先生的公开信和‘人民诗人’的‘鼓点诗歌’除外。”[26]在这个意义上，书信和诗歌的对话，都是基于值得对话的人或关系的。诗歌能够作为信体，意味着它的对话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向内的无尽转化，而是与他者共在的互动关联和现实感知。它不再流连于语言的镜像迷宫，而是变成一只能够向外飞出的鸟——一如那只明信片上的鸟最终飞进钟鸣的诗歌中：
这就是那只能够“帮助”我们的鸟
它在边远地区栖息后向我们飞来
声音颓然充满谐趣，羽毛湿漉漉的
这就是那只鸟，来自乌黑的地层和树冠
当雨点敲打它的头皮时，我们清醒而忧伤
但我们内心的骚动却得到一致的宽恕
像它的古典巨蹼，飞越在两个星球之间
（钟鸣：《画片上的怪鸟》）[27]
那只“向我们飞来”的怪鸟，恰恰充当了一封信的可能，成为一种关系连接的中介物——好比卞之琳诗歌中不无欣喜的句子：“游过黄海来的鱼？／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卞之琳：《音尘》）[28]——在它的帮助下，“你”才得以出现，“我”也才成为“我”，“我”和“你”成为真正的“我们”。[29]此时诗歌中的对话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友谊、共在和联结关系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是书信体。而现代诗歌中的书信体，正是这样一只怪鸟——它在一种现代废墟的夹缝中产生，虽携带天然的亲密感，但与“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那种古典式的温情脉脉已大为不同。正如钟鸣所写：“它的扮相非常吓人，眼球雪白／牙齿漂移，这就是它被刺激后／孤零零地去救命或被救的模样。”（钟鸣：《画片上的怪鸟》）也正如城市的某个角落，不幸早逝的诗人马雁写道：“我们爬上天台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将要来临。／一切正在朝新的方向旋转。／亲爱的，我在岩石缝里给你写诗。”（马雁：《童女之恋》）[30]
敬文东：《艺术与垃圾》，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二 “你、我之间”或一种近邻的方式
从钟鸣那里已经得到昭示，如果说现代诗歌中的书信体像一只向外飞出的鸟，嘴里衔着求救的词语，那么，其对话双方间并不是一个拯救另一个的关系。对于身处夹缝中的现代主体而言，施救的人往往也等待着被救。只有发出对话的一方意识到这一点，他与对话者结成的才可能是健康的“我—你”关系，而不是沉浸于自我抚摸的“我—我”关系，或“我—他／它”关系。如马丁·布伯所言：经验世界屈从于原初词“我—它”，原初词“我—你”则创造出关系世界。[31]所谓关系世界，乃是人与人、人与物处于一种共在的相互关联中，处于其间的主体不光看到“我”之“我”，更看到他人与他物之“我”，并在一种差异中互为“我—你”：
他不是“他”或“她”，不是与其他的“他”或“她”相待的有限物，不是世界网络中的一点一瞬，不是可被经验、被描述的本质，不是一束有定名的属性，而是无待无垠、纯全无方之“你”，充溢穹苍之“你”。这并非意指：除他而外无物存在。这毋宁是说：万有皆栖居于他的灿烂光华中。[32]
当然，这是一种美妙的理想。即便在处于天下观念的襟抱中，以“成己以成物”为暗中追求的汉语世界，此番情形也只能被限定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33]更不用说经过拉丁语系改造后的现代汉语。在现代化的挤压和驱动下，现代汉语的任务不光是要为人与事物廓清面目，使其边界分明、条理清晰，还要将其对象化，使其可以被科学地拆解和分析。可以说，经由现代汉语所建立起的基本关系，更多是一种彼此分离的“我—他”关系，而非“我—你”关系。早在1918年，沈尹默就以这样的诗句引发不小的反响：“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沈尹默：《月夜》）[34]“五四”以来，不断被强调和清晰化的人称“我”，正是以各种决裂的方式被凸显出来。这一个“我”在建立起自我意识的同时，开始变得孤零零的，逐渐成为陌生世界中的单子式个体。如果说人们曾为这样的断裂而欢欣鼓舞，那么如今他们恰恰因为寒冷，而要试图弥合这样一种关系。当代诗人朱朱在诗歌中写道：“我冷，因为对面没有光，／人们相见时，都是捻暗的灯笼。”（朱朱：《路过》）[35]朱朱的诗句用来形容单子式个体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体验大致不差，但更具体而言，它指向的是1990年代以来，某种激情耗尽后一代人所面临的孤寂和冷清感。
如果说在革命诗歌与朦胧诗的浪潮过后，诗人们面对的首先是一种失去针对性的空白感：“这一代诗人的诗歌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常常大声地对着一个空白地带说话。”[36]那么1990年代以来，诗人们连对着空白地带大声说话的音量也几乎耗尽了。在无法点燃篝火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试图寻求一种对谈的烛火。在钟鸣那里，这种“交谈者”又有一种“骑驴人”的形象：他／她“既不是天使，也非乔叟一类讲故事的中世纪的旅行家，而只是每个在孤独而尴尬的处境中仍渴望谈话和倾诉的人”[37]。对交谈的寻求不光是现代个体的自救／互救之举，同时也是诗歌从某种“幽闭”中获得呼吸的内在需求：“没有交流、沟通，日渐式微的诗歌就会更加窒息。”[38]
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在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论和纯诗构想中，由于现实和抒情主体的悬置，诗歌在长时间盘旋中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疲态，某种日常世界和现实伦理的介入，成为诗人们自我调整和诗歌续航的需求。在这种语境下，仅仅包含对话的质素是不够的，某种带有书信体属性的对话，或许才能够为诗歌带来更具触着感的交谈关系和现实伦理。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说诗歌更多是以“漂流瓶”的方式与未知的读者相遇来实现最终的交谈，那这种书信体属性的对话，则是内置了一个具体的、近邻的对话者。在这种内置的对话关系中，那个“无尽转化”、无枝可依的主体不是要重新回到某种缺乏可信度的套子中去，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和关联中获得被赋形的契机，在现实的位移中生成出更为具体、鲜活的诗歌主体。它不再是可以被通约的人称代词，而是成为一种硬质的存在。在这种对话关系中，“我”和“你”不再是单个的存在，而更接近于姜涛从贺照田那里提取到的一个颇为准确的形象—“互相牵扯的锁链中的人”[39]。在这个意义上，“我”“你”之间的对话，甚至也谈不上是相互拯救的关系，而更像是“锁链中的人”的共振和相互感应。对此深有体悟的诗人马雁写道：“我们共有的肾以及心脏，／是锁链两端的兽。”（马雁：《母亲（向北岛致敬）》）[40]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则以显在的书信体形式，给远在云南梅里雪山下支教的好友马骅写道：
……你、我之间隔着
空漠漫长的冬天。我不在时，
你就劈柴、浇菜地，整理
一个月前的日记。你不在时，
我一遍一遍读纪德，指尖冰凉，
对着蒙了灰尘的书桌发呆。
那些陡峭的山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
也像我们这样，平静而不痛苦吗？
（马雁：《冬天的信》）[41]
如果说张枣向好友钟鸣的“求救”是以书信（明信片）的实体形式发出的，那马雁则将书信置入诗歌中，向默契的好友发出对话的同时，也向所有接受邀请的陌生读者（或“锁链中的人”）发出。在信体的对话空间中，“你、我之间隔着／空漠漫长的冬天”，却又可以在一种亲密语调的拉拢下，坦然默契地处于一种名为“我们”的相邻语境中：“那些陡峭的山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也像我们这样，平静而不痛苦吗？”通过调转的发问，不光是避开了孤零零的自我抚摸或感伤情绪，更将诗歌从私人的对话中转移开来，将作为个体的“我们”置入某种远景，同时也是浩大、苍茫的命运中。实际上，“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平静而不痛苦”的恰恰是山，而不是人。诗人有意调转的发问，使得山与人的位置发生偏转，在辽阔的空间中彼此映照，仿佛山会像人一样痛苦，而人也像山一般——“平静而不痛苦”。原本私人间的对话在这种回荡中变得磅礴。
《马雁诗集》，冷霜主编，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从马雁这里可以看到，这种发生于近邻关系的对话未必就限于私人社交的呢喃，而更可以由近及远，由亲密关系通往更普遍的连接。早在1940年代，戴望舒就有这样一首被诗人臧棣称为“够得上伟大”[42]的短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而臧棣本人也有：“……这是在／你的忌日，用急促的心跳和／微微颤抖的手，我写下这首诗。／很可能并非是出于一种缅怀，而是／克制不住幻想着能像一个人那样／单独面对你，面对死亡的剩余价值。”（臧棣：《戈麦》）[43]这些诗都是面向具体的人发出的对话，都有一种书信般的交谈氛围，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又都不沉陷其中，能够在关键节点转移开来，将诗歌引入更开阔的地带。也可以说，诗人在与具体的人对话时，始终保持一种面向更多读者的公共意识。
曼德尔施塔姆在《论交谈者》一文的结尾指出：“如果说，某些具体的诗可以是针对具体的人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的、未知的接收者，……只有真实性才能促生另一个真实性。”[44]就此而言，书信体作为一种以私人对话呈现的诗歌形式，最终也永远朝向一个未知的收信者。它不仅是呈现已有的交往关系，更试图通过诗歌的转化，在私人与公共之间发明出一种可能的交际模式。在与他者共在的主体关联和现实位移中生成出更为具体、鲜活，也更具“真实性”的抒情主体。在“当众抒情”约等于当街撒尿的现代社会，[45]书信体对话显示出一种近邻的伦理关系在诗歌言说和向外沟通时所能产生的作用。它像一条由近及远、缓慢加速的跑道——在这条跑道暗中的加速下，那只传信的“鸟”得以展翅，穿过虚构的空间，穿过遥远的时空，也穿过生死的距离，抵达一种真正的关联：
……我抬起
你的手臂，帮你把手心里的柠檬
移近你干燥的嘴唇。爆炸吧。
柠檬的清香。如果你兴致稍好，
我甚至会借用一下你的柠檬，
把它抛向空中：看，一只柠檬鸟
飞回来了。
（臧棣：《柠檬入门》）[46]
三 对话中的物与人或鸟的“复数形式”
作为一种发生于近邻关系，天然携带亲密感的对话形式，书信体并非要将诗歌局限在私人的社交关系中，而是提供一种由近及远的方式，去理解世界、他人以及自我。如果说这些对话首先发生于某种共在的近邻关系中，那它并不是孤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的参与或在场。这些物并非无关紧要，而是往往能够充当对话连接的中介，为其提供生发的契机和空间，使那只“鸟”能够蓄力飞出，或者直接就充当那只“鸟”。以胡续冬的诗歌为例，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对话：
兄弟们，我想念你们。／此刻巴西太阳大如牛，在半空中／顶撞我凶猛的记忆。……（胡续冬：《写给那些在写诗的道路上消失的朋友》）[47]
此刻，我看见船香的包装盒上印著／“好胆麦走”，闽南语，意思是／有胆量就别走。这句话我很想说出口：／假如你们没走，假如我们的性情和血肉……（胡续冬：《二崁船香（清明节怀念马骅、马雁二位亡友）》）[48]
它们甚至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临走的时候，你说：／“要好好吃饭！”我看见旁边的草地上／一只松鼠闻声朝我举起了一枚橡果。（胡续冬：《松鼠——给阿子》）[49]
以前，爸爸每天都要看片片，／要么和妈妈一起，看／有很多帅叔叔的片片；要么／自己一个人，看那些／有光屁股阿姨的片片。现在，／爸爸每天都在给你换片片。（胡续冬：《片片诗》）[50]
在以上对话中，随处可见物的在场，如“巴西太阳大如牛”，船香包装盒上的“好胆麦走”字样，闻声举起一枚橡果的松鼠，以及语义在方言叠词中转换的“片片”。它们都不是作为简单的物象修辞出现在诗歌中，而是作为对话的深度参与者，携带其物性本身的光泽、温度、声音或节奏，辐散到整个诗歌中，与人相互映照，成为某种友谊和情感关联的秘密通道或开关。诗人的一个强大转化能力，正在于他往往能在不经意间从各种环境中捕捉到恰如其分的中介物，从中打开友邻和共在的亲密关系。正因相应中介物的存在，这种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十分生动、具体、有机的，可以随物赋形，以灵活自然的方式组建起来。例如“巴西太阳大如牛”这种朴拙生猛的语言和意象，一方面来源于人在当下最直观的感官或视觉体验，符合巴西低纬度、近赤道的地理气候特征；另一方面，它顶撞开的，又恰恰是一段“胸毛横生”的诗歌友谊：“记忆中的你们／全都年少气盛，手持九九八十一斤重的／诗歌板斧……”相应的对话关系、情感记忆以及语言修辞，就这样随物旋转，被恰如其分地连接在一起，充满短接和碰撞的能量，又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胡续冬和《上帝之城》黑老大的扮演者走在巴西街头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如一个个秘密通道，连接起不同关系的各种动物、植物以及地方风物，构成了对话的重要中介和生发场所，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人的陪衬，而更是作为另一种友邻，“栖居于他的灿烂光华中”[51]。在胡续冬诗歌中，这一点体现在诗人对物之物性的准确把握和充分尊重上——或如冷霜所观察到的，诗人的某种“博物意识”以及对事物具体性的珍视。[52]物进入诗歌中，往往携带着毛茸茸、水灵灵的物性，而不是过多人为的加工和阐释。如“一只松鼠闻声朝我举起了一枚橡果”，这一颇为灵动的场景，原本就是动物十分自然的行为，但恰恰在某种瞬间的相遇中，与人的生活世界产生奇妙关联和交叠，于是人与人、人与物，聚拢到一种各得其所的社群或友邻关系中。物本身不因人而产生偏转，而是在相邻的生活空间和情景中，与人产生若有若无的共振：“每次，还没等我想明白／自己和它到底有几分相似，／它眼中闪电的碎片就会／汇聚成一道布满条纹的／毛茸茸的闪电，飞快地钻进／路边的地缝里。我也会转身／回到自己住的地下室里……”（胡续冬：《花栗鼠》）[53]对于诗人而言，世间的人与物正是如此，在相互的疏远和差异中，又有一种无外的亲近感和说不清的关联。
如果将诗歌中指向友谊和连接的书信体对话比作向外飞出的鸟，那这只鸟不光在人与人之间穿行，亦能在人与物之间往返。这时，物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契机或连接点，而可能成为另一位受信或寄信的对话者——“你”。但与人的对话相比，与物的对话似乎更容易掉进某种自我独白的窠臼或陷阱中。[54]尽管在里尔克的启发下，诗人们已经不断有自觉的调整，试图摆脱自我主体的限制，召唤一种新型的、彼此敞开的物／我关系（西渡称之为“互为主体性”），但某种“主体性的漫长投影”似乎仍然难以摆脱。正如姜涛在讨论臧棣的植物诗时所指出的：“无论哪种方式，植物镇定又独在，可始终被‘我’的视线锁定……在‘我’和‘你’的对话中，在主动向植物寻求‘教育’的自觉中，真正的内在旋律还是‘自我之歌’。”在自觉或非自觉的观看意识中，物与“我”之间仍然呈现出一种“主／客”的对峙结构。那些向物发出的对话，更像是写给自己的情书：“为报答你，在这晦暗的尘世中／并未错过它奇异的卑微。”（臧棣：《金莲花简史》）[55]
对于这种难缠的局面，姜涛颇具启发性地表示：“不妨采取和里尔克完全相反的方式，先不确立观看、凝视的位置，而是回到人和物、我和他人共在的生活、劳动的情境中。”[56]所谓共在，也就是人与物存在于互动的关系中，如赵汀阳所言：存在于“一个不同于物的世界（world of things）的事的世界（world of facts）”。在“事的世界”中，物也就不仅仅以如其所是的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而更成为一种“在场存在（existence）”。[57]人与物在“事”的作用下相遇，而当诗人试图把物从“事的世界”中抽离出来时，或许本身就难免陷入一种主体性困境中。说到底，在生活世界或“事的世界”中，人与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人本身也是万物之一种。只有将他物当成一位真正的邻居或朋友，而不是被凝视、静观的客体时，或许才能在彼此敞开的关系中破除封闭的自我感知，在物／我之间召唤出新的伦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物我之间的对话，也才有可能像一种真正发生于友邻间的对话。诗人不必对物进行刻意的远观或疏离，也不必俯身故作亲近的姿态，而是在一种彼此对等、邻近的氛围中言说。例如胡续冬有这样两首为“同居”的小动物写的诗：
你为我叼来魔鬼的呼噜，／我喂你吃窗外的满天大雾。∥你蹲在水碗边上等候渔夫，／我给你读了两遍《硕鼠》。∥……∥惭愧啊！我和老婆互相照顾，／却让你在手术刀下迷失了公母。（胡续冬：《阿克黄》）[58]
我亲爱的壁虎，我多羡慕你啊，／不用教蟑螂弟弟们说壁虎语，也不用／躲避物业和房租，南美飞蚊鲜美肥润，／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吃饱喝足。／在这个被汽车统治的城市里，我至今／还不想学开车，只想学你／吸墙而行的功夫：贴着彩虹的内壁／爬到天上找回我的幸福。（胡续冬：《亲爱的壁虎》）[59]
胡续冬有不少以动物、植物以及各种没有生命的自然之物为主题的诗，这两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以第二人称的方式，与物直接进行对话。当然，在新诗中，这样的形式也并不算特别，早在1940年代，冯至十四行集中的《有加利树》《鼠曲草》，就采用这样一种形式。但这类诗往往倾向于将对话从具体的事境中抽离出来，出于抒情主体的情感或精神寄托需求，将对话中的物神圣化或“诗意”化，进而道具化。[60]那些看似向物说出的话，实际不断被向内的主体回收，最终与物无关，以致陷入咏物诗的窠臼。它们或许也是优秀的抒情诗，但很难说在伦理感知上有多少突破。而胡续冬这两首诗歌的对话中，恰恰显示出物／我关系的另一种可能。从所引片段就可以看到，诗人并不是将物进行精心处理后再拎进诗的空间中，而是将那个物／我互动的事境和场景拉入诗歌中，或者说是将诗歌的镜头直接对准那些物性与人性互动和共在的瞬间。在这些对话中，物并非被悬挂起来的对象，而是与人、与那个生存的土壤或空间一起，活灵活现地存在于诗歌中。那些朴素、明朗而欢快的语言底下，正是这样一种友邻、热闹的社群关系。[61]诗人不光是推己及物：“惭愧啊！我和老婆互相照顾，／却让你在手术刀下迷失了公母。”更以物观人，以物的生存来反观／反思人的生存：“在这个被汽车统治的城市里，我至今／还不想学开车，只想学你／吸墙而行的功夫。”用西渡的话来说，“以物性矫正人性”[62]。
另外，通过这两首诗可以大致看到，胡续冬的物诗超越了人基于自身感知和需求对物有意无意的等级分类。如果说与猫的对话诗尚且符合一般的感知框架，那与壁虎的对话则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这种框架。在人的居住空间中，壁虎之类的小动物，通常被视为入侵的寄居者，但诗人不光将之视为邻居，更充分站到物的角度：“我一直想告诉你／你才是这屋子的主人，我不过是／赖在这里的外来户。”也可以说，诗人试图摆脱人的价值体系中物的高低之分，而回归到更为本真的状态，将自身也视为物之一种，与他物平等交互。在这个意义上，诗歌采用“我—你”关系的人称展开对话，就不仅仅是一种更显亲近的外在形式，而像真正能抵达物的对话，或者说是带有信体属性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物并非中转的道具，而是最终的收信者。
胡续冬：《白猫脱脱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与存在于人之间的对话颇为不同，在与物的对话中，不管在诗歌内外，物始终都是沉默的存在。如果缺少对物性的理解和尊重，缺少一种倾听的意识，而仅仅是喋喋不休的输出，那物／我之间的对话也容易变成一种自我的狂欢。卡尔维诺深情款款地表示：“不仅仅进入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他人的内心，而且还会把语言给予不会说话的生灵，给予栖息在水槽边缘上的鸟儿，给予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树木，给水泥，给塑料……”[63]但这并不是要把人的语言强加给不会说话的物，在很大程度上反倒是要让人的语言退却，让物带着自身的语言或物性出场，人只需保持一种倾听的意识。在胡续冬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幕：
……在他
稍事停顿之时，风开始用
从每一扇贝壳、每一片树叶上
借来的声音，朗诵最不朽的诗句：
沉默，每小时17英里的沉默。
（《一个在海滩上朗诵的男人》）[64]
那个更多时候向外寻求听者的诗人，此刻站到了听者的位置，他将自己清空，让自己成为受信者，在沉默中与物交会。正因存在这样一种倾听意识，即便在那些热闹的交往和对话场景中，诗人往往也有所保留：“它的云语言元音聚合不定／很难沟通。”（胡续冬：《里德凯尔克》）[65]“它试图用流水一般的眼神告诉我们什么，但最终它还是像流水一样弃我们而去。”（胡续冬：《白猫脱脱迷失》）[66]那些未经完全转化、难以理解的部分，或对话中显示出的停顿和阻力，正是诗人对他者倾听的瞬间，是物性／他性伸展的豁口，是对话中的“你”之时刻。[67]因为这种时刻的存在，人与物得以在各得其所的相邻关系中互动来往，那些以第二人称的形式，发生于物／我之间的对话，也就真的像是友邻间的书信往返：
……鸟，
在单数的他和单数的海之间
矜持地抖动着天堂的复数形式的
鸟。……
（胡续冬：《一个和海鸟厮混的男人》）[68]
胡续冬的诗歌如果不说是完成的话，它至少向我们呈现出这样一种可能——借此，我们可以说，那只象征着向外的友谊和连接的“鸟”，不仅仅是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更可以是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与之环绕的各种有生命或无生命事物之间的互动与共在。它在“事的世界”中以“复数形式”穿行。
郗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086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8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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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曼德尔施塔姆：《论交谈者》，《时代的喧嚣》，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2]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页。
[3]《张枣随笔集》，颜炼军编，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130页。
[4]例如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观察中：汉语“有一种无人称的基本语气”。参阅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5]颜炼军：《诗的好故事……：张枣论》，《文艺争鸣》2014年第1期。
[6]《张枣的诗》，颜炼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7]钟鸣：《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在《镜中》短短的十二行诗中，钟鸣令人惊叹地分析出八种相互交错的人称关系：1.匿名之我（W）；2.她（T）；3.皇帝（H）；4.镜中皇帝自身（JH）；5.我皇帝（WH）；6.镜中她自身（JT）；7.镜中她我（JTW）；8.我自身（S）。
[8]恰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言：“词围绕着物自由地徘徊，就像灵魂围绕着一具被抛弃的、却未被遗忘的躯体。”奥·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刘文飞译，第153页。
[9]参见姜涛《“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10][11]《张枣的诗》，颜炼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2、55页。
[12]参见夏至《论张枣的“看”——视点转换与套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2期。
[13]参见敬文东《抵抗流亡或寻找理想自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演讲》，《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14]《张枣的诗》，颜炼军编，第181页。
[15]《张枣随笔集》，颜炼军编，第130页。
[16]在给陈东东的一封信中，张枣写道：“通信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两个人打架，熟人之间当然就是面对面地扭打，从未谋过面的人呢，比如我和你，就好像是我们躲在台下，手中牵着两个木偶在打，当然打的玩架。我特别喜欢后者，因为当我们演完戏，从台后站出来时，可能说的就是另一种话，另一种玩法了。”见《张枣诗文集：书信访谈卷》，颜炼军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页。
[17]朱朱：《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18][19]《张枣诗文集：书信访谈卷》，颜炼军编，第42、93页。
[20][21][24]《张枣的诗》，颜炼军编，第183、146～147、181页。
[22]参见李倩冉《被悬置的主体——论张枣》，《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
[23]参见钟鸣《诗人的着魔与谶》，《亲爱的张枣》，宋琳、柏桦编，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154页。
[25]钟鸣：《陌生人和致友人（28）》，参见钟鸣个人微信公众号“象罔”。
[26]敬文东：《在新的书写工具的挤压下》，《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27]钟鸣：《旁观者》第2册，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962页。
[28]《卞之琳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张枣曾在课堂上不无动情地表达过对《音尘》这首诗的偏爱：“这首诗穿越了时空，传达了爱意。‘你’与‘我’、远与近的相对感是它带给我们最大的形而上学的安慰。人类只有通过玄思才能征服空间。……希望这首诗带给你们一辈子的安慰，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能想起这首诗。”见张逸飏、颜炼军《张枣现代诗讲稿二记》，《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
[29]如敬文东所指出的：“成我之后的单数‘我’，必将重归于复数的‘我们’。但此时的‘我们’意味着‘我’找到了同道与同好，……‘我们’不再是作为‘人民’和‘群众’的杂耍者。”参阅敬文东《艺术与垃圾》，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
[30]《马雁诗集》，冷霜主编，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31][32]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11页。
[33]参见敬文东《贺喜苍茫（之一）》，《文艺争鸣》2024年第8期。
[34]《中国新诗总系》第1卷，谢冕主编、姜涛分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35]朱朱：《五大道的冬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36]颜炼军：《诗的好故事……：张枣论》，《文艺争鸣》2014年第1期。
[37]钟鸣：《秋天的戏剧》，第7页。
[38]钟鸣：《秋天的戏剧》，第21页。
[39]参见姜涛《从冯至的“山水”讲到臧棣的“植物学”》，《文艺争鸣》2023年第6期。
[40][41]《马雁诗集》，冷霜主编，第23、28～29页。
[42]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读书》2001年第12期。
[43]臧棣：《燕园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44]奥·曼德尔施塔姆：《论交谈者》，《时代的喧嚣》，刘文飞译，第162页。
[45]这一说法源于钟鸣未刊稿。转引自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上篇）——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
[46]臧棣：《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6页。
[47][49][50]胡续冬：《白猫脱脱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51、7页。
[48]胡续冬：《片片诗》，（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3页。
[51]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第11页。
[52]参见冷霜、姜涛、张洁宇等《对话：胡续冬与“九十年代诗歌”》，《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
[53]胡续冬：《白猫脱脱迷失》，第53～54页。
[54]如西渡所言，在咏物诗中，物“是功能化的，并无自己的主体性”，“它们主要充当表现主观情志的道具……毫无尊严可言”。西渡：《互为主体性与植物的智慧——臧棣植物诗在诗歌主题学上的发明》，《上海文化》2022年第7期。
[55]臧棣：《诗歌植物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页。
[56]姜涛：《从冯至的“山水”讲到臧棣的“植物学”》，《文艺争鸣》2023年第6期。
[57]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
[58]胡续冬：《白猫脱脱迷失》，第78页。
[59]胡续冬：《日历之力》，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60]参见李倩冉《“物诗”与抒情主体的位置—以冯至、郑敏与里尔克的差异为中心》，《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61]参见奥登《〈牛津轻体诗选〉导言》，《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62]西渡：《互为主体性与植物的智慧—臧棣植物诗在诗歌主题学上的发明》，《上海文化》2022年第7期。
[63]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64]胡续冬：《白猫脱脱迷失》，第46页。
[65][66][67]胡续冬：《白猫脱脱迷失》，第2、74、41页。
[68]参见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