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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
内容提要
自中篇小说《青衣》开始，毕飞宇小说创作的美学风格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比以前更加重视讲故事，更加重视塑造人物。与此相伴随的，是叙述语言的巨大变化。《青衣》的主人公筱燕秋性格上有着狂野性，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具有狂野性。《青衣》之后，毕飞宇紧接着创作了中篇小说《玉米》和《玉秀》。《玉米》的主人公玉米、《玉秀》的主人公玉秀，在性格上与《青衣》中的筱燕秋有着同样的狂野性，而叙述语言的狂野性则更为强化。这种叙述语言的狂野性，在《青衣》以前的作品中表现不明显，在《玉秀》以后的作品中也较为弱化。《青衣》《玉米》《玉秀》可视作中篇三部曲，三部中篇都表现了对主人公欲望与追求、磨难与屈辱的哀怜与悲悯。
关 键 词
《青衣》 《玉米》 《玉秀》 转述语言 悲悯
2003年3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毕飞宇的小说《玉米》。这本书由第一部《玉米》、第二部《玉秀》、第三部《玉秧》组成。而这三部分在刊物上发表之初，是各自独立的三部中篇，但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中，三部中篇似乎成了一部作品的三个部分。自此以后，文坛上便有了“《玉米》三部曲”的说法。毕飞宇为这本以三部曲的形式出现的《玉米》写了篇“后记”：“一九九九年，我写完了《青衣》，在随后的十多个月里头，我几乎没有动笔。我一直在等待一个人。”[1]毕飞宇终于等来了玉米，后来又迎来了玉秀和玉秧。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毕飞宇依次完成了以三姐妹名字为题的三篇中篇小说。
毕飞宇：《玉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把《玉米》《玉秀》《玉秧》作为姊妹篇、视作三部曲当然没有问题，有显见的理由。但是，把《青衣》《玉米》《玉秀》视作有着某种共同的美学特色的三部曲，也有充分的理由：一是叙述手法上的共通性，二是人物性格上的共通性。从《青衣》开始，毕飞宇小说的叙述手法有了明显变化。《青衣》的叙述语言雅俗杂陈、庄谐并出，不时有机智的挖苦和对当时流行话语的戏仿，与此前小说的叙述语言有了显著的不同。概括地说，从《青衣》开始，毕飞宇小说的叙述方式，有了一种狂野性。这种叙述的狂野性，在《玉米》中更上一层楼，在《玉秀》中继续强劲展示。但到了《玉秧》，这种叙述的狂野性则明显减弱。《玉秧》虽然是《玉米》《玉秀》的姊妹篇，但若从叙述语言的美学效果来看，与前二者明显不一致。从人物性格上看，《青衣》的主人公筱燕秋有一种性格狂野性，到了《玉米》，这种性格狂野性在女主角身上进一步强化，而在玉秀身上，这种性格狂野性仍然继续着。但到了玉秧，她性格的狂野性，就没那么显著了。说到底，叙述方式上的狂野，关联着主人公性格的狂野。《青衣》《玉米》《玉秀》叙述方式的狂野，皆源于主人公性格上的狂野。
《青衣》《玉米》《玉秀》的叙述者时而高谈阔论、妙语连珠而谈言微中，时而七荤八素、插科打诨却丝丝入扣，时而油腔滑调、东一榔头西一棒但最后一语破的。这样一种狂野的叙述方式，在《青衣》之前的小说中没有明显的表现，在《玉秀》之后也大为弱化，只在《青衣》《玉米》《玉秀》中表现得特别典型。仅此一点，就有理由把这三部中篇视作一个可以单独谈论的系列。
王彬彬：《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青衣》《玉米》《玉秀》叙述的狂野性，在转述语言上表现得最明显。转述与呈现是小说叙述的两种基本方式。转述又称讲述、概述，呈现又称展示、描写。所谓转述，是由叙事者用概括性的语言，介绍人物和相关故事。在转述中，人物没有主体性，不言不语，任由叙事者对其说三道四。所谓呈现，虽然也是由小说叙事者叙述，但是对特定时空中所发生事情的客观描绘，人物有了主体性，可独白，可对话，事情过程仿佛是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只有转述却没有呈现的小说是可能的，只有呈现却没有转述的小说，很难想象。即便是场景呈现也必定有概述性的话语在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概括叙述介绍人物事件的背景，把所有场景之间的时空空白填补起来，也就是连结所有的场景，使之成为连续的而又有一定节奏的情节，概括叙述有时还对人物事件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评论”[2]。现代小说十分重视呈现式叙述。但转述（或曰讲述、概述），在小说叙述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美学作用。转述话语的精彩与否，直接关乎小说的艺术魅力、艺术价值。笔者《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3]一文对下面所谈论的某些问题，已有涉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展开阐释。
一
《青衣》《玉米》《玉秀》这三部中篇，叙述者在对小说人物、故事进行转述时，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分析性。叙述者一边对人物和事件进行介绍、解说，一边又对人物心理、性格进行分析。《青衣》的故事始于剧团乔炳璋团长与烟厂老板在一次酒局上的偶遇。20年前，剧团演出《奔月》，还是乡村青年的烟厂老板是主角筱燕秋狂热的追慕者。老板在酒局上向乔团长谈起了当年事，问及了筱燕秋，并愿意出资，以使剧团重演《奔月》。乔团长喜出望外，也受宠若惊。烟厂老板的启动资金很快来了。剧团决定从启动资金中拿出一部分，请烟厂老板一次客。筱燕秋自然要参加。酒宴上，烟厂老板对筱燕秋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这时，小说有这样的转述话语：
话题到了筱燕秋的身上老板更机敏了，更睿智也更有趣了。老板的年纪其实和筱燕秋差不多，然而，他更像一个长者。他的关心、崇敬、亲切都充满了长者的意味，然而又是充满活力的、男人式的、世俗化的、把自己放在民间与平民立场上的，因而也就更亲切、更平等了。这种平等使筱燕秋如沐春风，人也自信、舒展了。筱燕秋对自己开始有了几分把握，开始和老板说一些闲话。几句话下来老板的额头都亮了，眼睛也有了光芒。[4]
受命陪烟厂老板吃饭，筱燕秋不免有些紧张。20年前，自己是年轻的“嫦娥”，红得发紫，烟厂老板则是一个追星的毛头小伙。20年后，虽然二人年龄朝着同一方向变化，但社会地位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当年，筱燕秋是烟厂老板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星，现在，筱燕秋则是需要靠老板施舍才可能再登舞台的戏校教师。面对烟厂老板，筱燕秋本来有些局促，有些尴尬，有些手足无措。但筱燕秋很快就自然起来了。小说以转述的方式，分析性地叙说了烟厂老板在酒宴上的表现和对待筱燕秋的态度，这就让烟厂老板这个人物的形象鲜明起来。通常认为，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呈现式的叙述最合适。但转述式的叙述如果运用好，也能起到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的作用。《青衣》中对烟厂老板在酒宴上的言行的分析性转述，在一定意义上让人物性格形象更具体，也让我们窥见人物心理的微妙性。
《玉米》一开头，写大队支书王连方在连生了七个女儿后终于生了个儿子，小说主人公、大女儿玉米于是出场。母亲终于生了个儿子，大女儿玉米伺候产后的母亲、照料襁褓中的弟弟，很累。母亲懒得过问家事，于是玉米当家，开始在妹妹们面前显示威严，同时也开始在村人面前显示强悍：
阴历的二月，也就是阳历的三月，玉米瘦去了一圈。她抱着王红兵四处转悠了。王红兵也就是小八子，但是，当着外人，玉米从来不说“小八子”，只说“王红兵”。村子里的男孩一般都不用大号，大号是学名，只有到了课堂上才会被老师们使用。玉米把没有牙齿的小弟弟说得有名有姓的，这一来特别地慎重、正规，和别人家的孩子区分开来了，有了不可相提并论的意思。玉米抱着王红兵的时候，说话的腔调和脸上的神色已经是一个老到的母亲了。其实也不是什么无师自通，都是她在巷口、地头、打谷场上从小嫂子们身上学来的。玉米是一个有心的人，不论什么事都是心里头先会了，然后才落实到手上。但是，玉米毕竟还是姑娘家，她的身上并没有小嫂子们的拉挂、邋遢，抱孩子抱得格外地好看。所以玉米的腔调和神色就不再是模仿而来的，有了玉米的特点，成了玉米的发明与创造。玉米带孩子的模样给了妇女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们看到的反而不是玉米抱孩子抱得如何好看，说来说去，还是玉米这丫头懂事早，人好。不过村子里的女人们马上看出了新苗头，玉米抱着王红兵四处转悠，不全是为了带孩子，还有另外一层更要紧的意思。玉米和人说着话，毫不经意地把王红兵抱到有些人的家门口，那些人家的女人肯定是和王连方上过床的。玉米站在他们家的门口，站住了，不走，一站就是好半天。其实是在替她的母亲争回脸上的光。[5]
玉米抱着刚出生的小弟弟在村里转悠，是很简单的事情，本来几句话就说完了，可毕飞宇却让叙事者对玉米的行为进行了这么多分析。在叙事者的分析中，玉米心思细腻、心机深重的性格鲜明起来。叙事者以转述的方式进行的分析，出现在小说开篇不久，为玉米形象的形成打下基础。读了这番分析，玉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乡村女子，读者已有了基本的认识。叙事者过分的分析，有可能让作品没有供读者思考、回味的空间。把人物行为的心理动机说得清清楚楚，把事情背后的意蕴揭示得明明白白，那作品还有什么可供玩味的东西呢？但毕飞宇小说中转述者的各种分析，又并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叙事者以转述的方式进行的分析，仍有强烈的暗示性。前面的这番分析，就把玉米性格中刻毒的一面暗示出来了。玉米抱着刚出生的小弟弟四处转悠，这不算很过分，毕竟母亲连着生了七个女儿后，终于生下个儿子。此前一个接一个生着女儿的岁月里，母亲作为女性，内心是羞愧的，在那些生了多个儿子的女人面前，是有些抬不起头的。尽管因为支书妻子的身份，没有人敢公开嘲笑，但人们内心一定是在冷嘲着的。敏感的玉米当然知道这些。抱着小弟弟四处转悠，是在为母亲恢复名誉，是在为母亲“平反昭雪”。如果说这样的行为还不能说很过分，那么坚持用“王红兵”的大名称呼襁褓中的弟弟，就有点刻意违背乡村习俗了。这是在刻意让自己的弟弟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因为襁褓中的男孩，是支书的儿子。这就隐约有点欺人的意味了。至于抱着王红兵到那些与父亲王连方有染的女人家门口，站着不走，就很过分了。因为王连方是大队支书，不管具体情形如何，这都是王连方利用权势欺侮这些女性。王连方的女儿玉米，又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再一次欺侮着这些女性。玉米后来的命运应该说是十分凄惨的，而这与她性格中的刻毒多少有些关系。叙事者以转述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番富有暗示性的分析，已经预告了玉米命运的凄惨。
再看《玉秀》中的一段。玉米嫁给了新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妹妹玉秀也住进了郭家。一天，郭家兴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已在省城工厂上班的郭左回来了。郭左在家期间，玉秀与郭左之间，有了微妙的关系：
一贯肃穆的家里头热闹起来了。当然，是秘密的。带有“地下”的性质。往暗地里钻，往内心里钻。玉秀很快就发现了，只要是和玉秀单独相处，郭左总是有话的，特别地能说。有时候还眉飞色舞的。郭家兴玉米他们一下班，郭左又沉默了。像他的老子一样，一脸的方针，一脸的政策，一脸的组织性、纪律性，一脸的会议精神，难得开一次口。整个饭桌上只有玉米给郭左劝菜和夹菜的声音。玉秀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微妙的状况了。就好像她和郭左之间有了什么默契，已经约好了什么似的。这一来饭桌上的沉默在玉秀的这一边不免有了几分特殊的意味，带上了紧张的色彩，隐含了陌生的快慰和出格的慌乱，不知不觉已经发展成秘密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秘密都是感人的，带有鼓舞人心的动力，同时也染上了催人泪下的温馨。秘密都是渴望朝着秘密的深处缓缓渗透、缓缓延伸的。而延伸到一定的时候，秘密就会悄悄地开岔，朝着覆水难收的方向发展，难以规整了。玉秀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古怪了，可以说莫名其妙。[6]
露天电影
玉秀17岁时，在露天电影场边被一群男子轮奸。这一夜开始，玉秀便失去了正常地恋爱、结婚的资格。此前，玉秀已经逃离了一次可能会很美好的婚恋。机关会计室的女会计小唐，看中了玉秀，想把玉秀与自己的儿子高伟撮合成夫妻。唐会计精心安排了二人的见面，但玉秀却在刚与高伟相对时，想起了被一群男人奸污的那个夜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夺门而逃。唐会计能够看中玉秀，是以不知道玉秀17岁时的遭遇为前提。如果说玉秀与唐会计儿子结合都没有可能，那与郭家兴儿子郭左相恋，结局就更只能是悲剧了。郭左不可能不在意玉秀的“污点”。就算不在意这一点，二人也隔着人伦上的阻碍。玉秀非常清楚她与郭左相恋的危险性。这是往火坑里跳，是往刀尖上撞。但她又实在割舍不了如此美好的恋情。玉秀享受着她与郭左之间“地下”性质的情感交流，享受着她与郭左之间似有若无的默契、秘密。这种交流，这份默契，这点秘密，是如此甜蜜。玉秀明知道这甜蜜只是一层外衣，被甜蜜包裹着的，是毒药，是致命的苦涩，但玉秀仍然抗拒不了这份诱惑。这就是玉秀之所以为玉秀之处。转述者对玉秀此种心态的分析，也是在塑造着人物。
二
《青衣》《玉米》《玉秀》中，小说的叙述者，在转述性地介绍人物、故事时，常常表现得十分机智。本来看不出有什么关系的两件事，转述者能够有逻辑地把二者联系起来，让读者不得不认可、信服。在这三部中篇中，转述者惯常运用挖苦的手法，在挖苦中揭示着某些人物的卑劣和鄙俗。小说中的转述，一般运用第三人称，人物既不独白也不对话。转述者与人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青衣》《玉米》《玉秀》的叙述者，在转述人物的言行时，会突然让人物以自己的口吻说话，这一瞬间转述者紧紧贴住了人物。在这三部小说中，转述者还非常热衷于对当时流行性话语进行戏仿。在叙说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时，戏仿其时一些庄严的话语，便产生了幽默的效果。
《青衣》舞剧，王亚彬导演作品
《青衣》中，筱燕秋离开戏台20年后重演嫦娥。年已40的她，身体已经发福。要重新登台，首先必须让身体苗条起来。筱燕秋开始减肥：
截止到说戏阶段，筱燕秋已经从自己的身上成功地减去了4.5公斤的体重。筱燕秋不是在“减”肥，说得准确一些，是抠。筱燕秋热切而又痛楚地用自己的指甲一点一点地把体重往外抠，往外挖。这是一场战争，一场隐蔽的、没有硝烟的、只有杀伤的战争。筱燕秋的身体现在就是筱燕秋的敌人，她以一种复仇的疯狂针对着自己的身体进行地毯式轰炸，一边轰炸一边监控。减肥的日子里头筱燕秋不仅仅是一架轰炸机，还是一个出色的狙击手。筱燕秋端着她的狙击步枪，全神贯注，密切注视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现在成了她的终极标靶，一有风吹草动筱燕秋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动她的扳机。筱燕秋每天晚上都要站到磅秤上去，她对每一天的要求都是具体而又严格的：好好减肥，天天向下。[7]
这番对筱燕秋减肥过程的转述，也借用一个具有军事意味的用语，可谓“稳、准、狠”。一掴一掌血，一抓一条痕。筱燕秋减肥的决心之坚定，对自己身体的“残忍”，对重创辉煌的渴望，都清晰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番转述，主要手法是对军事用语和政治用语的借用、戏仿和翻造。筱燕秋为了再创辉煌付出得越多，悲剧的意味就越强烈。
《玉米》开篇不久，就介绍玉米的父亲、支书王连方与村中许多妇女有染。转述者把这称作“斗争”，还煞有介事地替他热衷此种“斗争”开脱：
关于王连方的斗争历史，这里头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不能不涉及。十几年来，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一直在怀孕，她一怀孕王连方只能“不了”。施桂芳动不动就要站在一棵树的下面，一手扶着树干，一手捂着腹部，把她不知好歹的干呕声传遍全村。施桂芳十几年都这样，王连方听都听烦了。施桂芳呕得很丑，她干呕的声音是那样的空洞，没有观点，没有立场，咋咋呼呼，肆无忌惮，每一次都那样，所以有了八股腔。这是王连方极其不喜欢的。她的任务是赶紧生下一个儿子，又生不出来。光喊不干，扯他娘的淡。王连方不喜欢听施桂芳的干呕，她一呕王连方就要批评她：“又来作报告了。”[8]
这一番话语，都是叙述者在转述王连方与众多妇女有染的原因，严格说来，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那腔调，那语气，那口吻，却又与通常的第三人称转述有差别。这番话语，开头的几句，是纯粹的第三人称；最后的几句，也是第三人称。但从“施桂芳动不动就要站在一棵树的下面”开始，到“光喊不干，扯他娘的淡”，却既是第三人称，又是站在王连方的立场上叙说，表达的是王连方的喜怒。对流行性政治话语的戏仿，也与他大队支书的身份相符。所以，所谓转述者为王连方“开脱”，其实是王连方在自我辩解。这种转述者紧贴人物、是第三人称又不似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应该是毕飞宇刻意为之，他在《玉米》这本书的“后记”里特意谈及这个问题。[9]《玉米》中，王连方因为“破坏军婚”，遭“双开除”，沦为一介草民。往后怎么生活：
王连方打算学一门手艺。一家子老老少少，十来张嘴呢。从今年的秋后开始，不会再有往年那样的分红了。和社员们一起做农活，王连方没有那个身板了，主要还是丢不下那个脸面。王连方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虽说支书不当了，但他这一辈子睡过那么多的女人，够本了，值得。回过头来再和自己的老部下一起挑大粪、挖墒沟、插秧割麦，很不成体统。妥当的办法是赶紧学一门手艺。王连方做过很周密的思考，他时常一手执烟，一手叉腰，站到《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面前，把箍桶匠、杀猪匠、鞋匠、篾匠、铁匠、铜匠、锡匠、木匠、瓦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里而外、由现象到本质，再联系上自己的身体、年纪、精力、威望等实际，决定做漆匠。[10]
不当支书，代价惨重，王连方却似乎并不太在意。寻常男子，谁能够享此艳福？他觉得“够本”了。下面的日子，王连方打算学一门手艺来支撑。转述者套用流行的套话、戏仿流行的话语，叙述他选择学漆匠的过程，让人忍俊不禁。转述者在叙述他选择手艺时，戏仿政治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也戏仿着流行的描述政治领袖的话语，这便有了强烈的挖苦感。
毕飞宇：《青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在广义上，挖苦也是一种修辞方式，能产生独特的美学效果。挖苦与调侃，相似而不相同。调侃，可以是恶意的，也可以是善意的。而挖苦则只能出于恶意。在《青衣》《玉米》《玉秀》中，毕飞宇让叙述者在转述过程中频繁地运用挖苦的手法。挖苦，是对人不对事。三部小说的主人公，筱燕秋、玉米、玉秀，无论做了多么荒唐的事，叙述者都不用挖苦的语气叙说她们。一个人用挖苦的语气叙说某个人，说明内心深处有着对这个人的轻蔑、鄙视。而毕飞宇对筱燕秋、玉米、玉秀这三个女性人物，没有丝毫的轻蔑和鄙视。不能说毕飞宇喜爱她们，甚至也不能说毕飞宇敬重她们。但毕飞宇理解她们，同情她们。毕飞宇自始至终用哀怜的眼光打量着她们，也自始至终用哀怜的口吻叙说着她们。理解、同情一个人，用哀怜的眼光看着一个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可能会有善意的调侃，但绝不可能有恶意的挖苦。而小说中的另一些人物，如《青衣》中的烟厂老板、《玉米》中的王连方，《玉秀》中的郭家兴、郭左，毕飞宇是用轻蔑、鄙视的眼光打量着他们，便时时用挖苦的口吻叙说他们。在《青衣》里，那个当年追慕筱燕秋后来则追慕年轻演员春来的烟厂老板，小说便时时用挖苦的口吻叙说他的言行。烟厂老板终于与当年追慕的筱燕秋上床了。但烟厂老板实际上对筱燕秋的身体已无兴趣。当年轻一代的演员春来登上舞台后，烟厂老板便开始追慕春来。春来上场了：
锣鼓响起来了。筱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大幕拉开了，筱燕秋看见老板坐在了第三排的正中央。他像伟人一样亲切地微笑，伟人一样缓慢地鼓掌。筱燕秋望着老板，反而平静下来了。筱燕秋知道她的嫦娥这一回真的死了。嫦娥在筱燕秋40岁的那个雪夜停止了悔恨。死因不详，终年四万八千岁。[11]
说老板“像伟人一样亲切地微笑，伟人一样缓慢地鼓掌”，这不是调侃。这是带着鄙视和憎恶的挖苦。《玉米》中，叙述者以转述方式，对王连方多有挖苦，甚至可以说，完全是用挖苦的语言完成对他的塑造。王连方也在《玉秀》中出现，仍然被叙述者挖苦着。郭家兴在《玉米》中便以被挖苦的身份出现。到了《玉秀》，小说对郭家兴的挖苦更频繁。像王连方一样，郭家兴每一出场，都是叙述者以挖苦的方式将其推出。《玉秀》中，叙述者这样叙说郭家兴：
郭家兴不关心别人，不关心自己，只习惯胸怀祖国，同时放眼世界。郭家兴瞧不起生老病死，油盐酱醋就更不用说了。那些都是琐事，相当地低级趣味，没有意义。可是郭家兴近些日子却被“琐事”拴住了，都有点不能自拔了。事情还是由革委会的另一位副主任引发的，那位副主任见了玉米一面，拿郭家兴开玩笑，说：“中年男人三把火，升官、发财、死老婆。郭主任赶上了。”这是一句老话了，旧社会留传下来的，格调相当地不健康。话传到郭家兴的耳朵里，郭家兴很不高兴。但是，郭家兴玩味再三，私下里觉得大致的意思还是确切的。郭家兴没有升官，没有发财，却死了老婆，照理说郭家兴应当灰头土脸的才是。出乎郭家兴自己的意料，没有，反而年轻了，精神了，利索了，“火”了。因为什么？就因为死了老婆。旧的去了，新的却又来了。不仅如此，新娘子的年纪居然能做自己的女儿，还漂亮，皮肤和缎子一样滑。郭家兴嘴上不说，心里头还是晓得的，他的快乐其实还是来自床上，来自玉米的身上。要是回过头去想想，这些年郭家兴对待房事可是相当地懈怠了，老夫老妻了，熟门熟路的，每一次都像开会，先是布置会场，然后开幕，然后做一做报告，然后闭幕。好像意义重大，其实寡味得很。老婆得了绝症，会议其实也就不开了。[12]
在《青衣》《玉米》《玉秀》中，那种七荤八素、油腔滑调的叙述，那种插科打诨、东一榔头西一棒的表达，主要用在对烟厂老板、王连方、郭家兴这些作者鄙视的人物的塑造上。前面这一番叙述，句句都在挖苦，但语气又有变化。总体上，是第三人称的貌似客观的叙述。叙述者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有时，视点似乎移到人物那里，叙述者以人物的口吻说话。例如，“那些都是琐事，相当地低级趣味，没有意义”。这应该不是叙述者的口吻，表达的只能是公社革委会郭副主任的人生信条。又如，“这是一句老话了，旧社会留传下来的，格调相当地不健康”。这也是叙述者借用郭家兴的口吻说话。用“布置会场”“开幕”“闭幕”这样的话语叙说郭家兴这个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床笫之事，也是针对他的政治身份而做出的精准挖苦。
《青衣》《玉米》《玉秀》，主人公有着性格上的共通性，小说叙述手法也有着共通性。这三部中篇，还有着一个明显的共通性，就是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哀怜和悲悯。
三
《青衣》《玉米》《玉秀》三部中篇表达了对筱燕秋、玉米、玉秀这三个女性人物人生苦难的深切的哀怜，表达了对这三个女性人物的欲望与追求、成功与失败、光荣与耻辱的巨大悲悯。前面说过，毕飞宇未必怎样喜爱她们，但却理解她们、同情她们。有了这种理解与同情，便有了对她们命运的哀怜与悲悯。
筱燕秋、玉米、玉秀，她们在某种欲望的驱使下，跌跌撞撞地行走在人生之路上，时常跌得头破血流。有时头破得轻一些而血流得少一些，有时则头破得很严重而血流如注。小说对她们的跌跌撞撞，对她们的头破血流，总表现出哀怜与悲悯。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人性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
女性的尊严，在“性”的问题上往往能表现得很典型。三部小说，虽然每每写到主人公的屈辱都表现出哀怜，写到主人公的被污辱与被损害都表现出悲悯，但三部小说全都借助了“性”来表现主人公的难堪与屈辱，从而也特别强烈地表达了对主人公人生遭际的哀怜与悲悯。
《青衣》舞剧剧照
《青衣》中，烟厂老板年轻时迷恋戏台上的“嫦娥”筱燕秋。如今愿意出资让《奔月》重演，让筱燕秋再登舞台，是要实现年轻时的梦想。烟厂老板感兴趣的是20年前的筱燕秋，但他现在面对的，只能是现在的40岁的筱燕秋。烟厂老板要用40岁的筱燕秋，来满足自己对20岁的筱燕秋的渴望，就难免尴尬。烟厂老板出现不久，筱燕秋就和老板“睡过了”。但情形却构成对筱燕秋的巨大伤害：
可是筱燕秋难受。这种难受筱燕秋实在是刻骨铭心。从吃晚饭的那一刻起，到筱燕秋重新穿上衣服，老板从头到尾都扮演着一个伟人，一个救世主。筱燕秋一脱衣服就感觉出来了，老板对她的身体没有一点兴趣。老板是什么人？这年头漂亮新鲜的小姑娘就是货架上的日用百货，只要老板喜欢，下巴一指，售货员就会把什么样的现货拿到他们的面前。筱燕秋是自己脱光衣服的，刚一扒光，老板的眼神就不对劲了，它让筱燕秋明白了减肥后的身体是多么的不堪入目。老板一点儿都没有掩饰。在那个刹那里头筱燕秋反而希望老板是一个贪婪的淫棍，一个好色的恶魔，她就是卖给老板一回她也卖了。然而，老板不那样。老板上了床就更是一个伟人了。他十分从容地躺在了席梦思上，用下巴示意筱燕秋骑上去。老板平躺在席梦思上，一动不动。筱燕秋骑上去之后就只剩下筱燕秋一个人忙活了。[13]
与老板的上床，对筱燕秋的自尊是极大的打击。这里其实有一个两难，有一个悖论。20年前，筱燕秋因扮演嫦娥而走红，有无数追慕者，或者说，是无数男子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那时候，如今的烟厂老板还是一个乡村青年，也是无数追慕筱燕秋者之一。20年后的今天，本来剧团已经无力进行正常的演出活动，筱燕秋也沉寂了20年，平庸了20年。烟厂老板愿意出资让剧团重演《奔月》，是因为心中那份对筱燕秋的“旧情”还在。20年前，嫦娥这个角色让筱燕秋收获了巨大的荣耀，让筱燕秋风光无限，自尊心自然也得到极大的满足。沉寂、平庸了20年后，忽然有机会再次收获荣耀、再次风光无限、再次强劲地展示着生命的尊严，筱燕秋又怎能放弃这机会？但是，烟厂老板之所以愿意出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20年前乡村青年的那个梦想成为现实。说得直白些，就是要把当年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现实地拥入怀中。筱燕秋知道，这是一种必要的交换。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再一次的登台，去换取再一次的辉煌和风光，去换取再一次生命尊严的展示。但是，这分明是以在暗室里自我作贱的方式去换取戏台上可能的辉煌和风光，是以私下出卖尊严的方式去换取公众面前可能的荣耀。说到底，筱燕秋追求的不过是虚荣。为了这虚荣，不惜实际地牺牲人格和自尊。这当然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表现。这样的人性表现，足以让人唏嘘，让人哀怜，让人悲悯。但更让筱燕秋受伤的，是烟厂老板对如今的筱燕秋的身体并不感兴趣。筱燕秋必须以乞求的方式让烟厂老板收买自己的身体，以乞求的方式让烟厂老板收买自己的人格和自尊。“筱燕秋是自己脱光衣服的”，筱燕秋像一个小贩把某种货物送到顾客面前、乞求顾客买下一样，把自己的身体裸露在老板面前。为了公众面前那可能的荣耀，筱燕秋付出的代价有多么惨重。到最后，筱燕秋并没有获取那份人前的荣耀。作品对筱燕秋身上人性表现的哀怜和悲悯，在结尾时也达到高潮。
《玉米》中，王连方出事后，整个家庭的运行方式当然就必须转型。不明身份的一群人借看露天电影之机轮奸了玉秀和玉叶姐妹。这还不算。玉米本来已经与在部队当飞行员的彭国梁定亲。王连方出事后，又有人写信给彭国梁，说玉米“被人睡过了”，于是玉米怀着无限憧憬的与飞行员的婚事告吹。王连方当支书时，与那么多妇女有染。那时候，那些被欺侮的男人和女人，敢怒不敢言。现在，王连方垮台了，他们便要报复，而报复的方式，是祸害王连方的女儿。王连方以“睡过那么多女人”为荣，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惨烈。人世间的这样一种“因果报应”，也让人生出哀怜之心。被飞行员抛弃了，玉米本可像寻常姑娘一样，嫁个普通人家，但心高气傲、个性倔强的玉米，并不甘于自己的家庭从此像普通人家一样生活。玉米要让自己的家庭再次辉煌起来，而唯一的资本是自己年轻漂亮的身体。玉米决心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家庭的荣耀。于是玉米决心嫁一个“有权”的人。只要这个男人手中有权，就是已经50岁甚至60岁，都无所谓。在自己父亲王连方的撮合下，玉米嫁给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相亲”时，郭家兴的妻子还没有死，只是在医院里等死。“相亲”，是玉米与郭家兴第一次见面。当晚，就在县城的旅社里，玉米完成了向郭家兴的出卖：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也出卖了自己全部的人格尊严。郭家兴安排玉米住进县城旅社，自己晚上十点来了。郭家兴进了房间，就发出“休息吧”的指令，并开始脱衣。脱了自己的衣服后，郭家兴上了床，又命令玉米“休息吧”。玉米站在地上，不知所措：“玉米不知道该怎么弄。玉米这一刻只盼望着郭家兴扑过来，把她撕了，就是被强奸了也比这样好哇。玉米还是个姑娘，为了嫁给这个人，总不能自己把自己扒光了，再自己爬上床——这怎么做得出来呀？”[14]而《青衣》中，当筱燕秋向烟厂老板“出卖”时，“是自己脱光衣服的”。现在，当玉米向郭家兴“出卖”时，也必须如此：“郭家兴看着玉米，最后还是玉米自己扒光了，自己爬进了被窝。玉米觉得自己扒开的不是衣裳，而是自己的皮。”[15]叙述者不动声色地叙述着玉米的初次“出卖”，但在平静的叙述后面，是强烈的哀怜和悲悯。比《青衣》中的筱燕秋“幸运”些，玉米的身体还是深受郭副主任喜爱的。此后，玉米就用自己的身体对郭家兴百般逢迎，也在这逢迎中看准时机提出要求，一步步地实施着自己那王氏家庭的振兴计划。玉米在床上对郭家兴的各种逢迎，每一个细节的叙述，都散发着哀怜和悲悯。《玉米》和《玉秀》都写了玉秀、玉叶姐妹被轮奸。《玉米》中是这样写的：
玉米最后在打谷场的大草垛旁边找到玉秀和玉叶，电影早就散场了，大草垛的旁边围了一些人，还亮着一盏马灯。玉米大声喊：“玉秀！玉叶！”没有声音回应。草垛旁边的脑袋却一起转了过来。四周黑漆漆的，只有转过来的脸被马灯的光芒自下而上照亮了，悬浮在半空，呈现出古怪的明暗关系。他们不说话，几张脸就那么毫无表情地嵌在夜色之中，鬼气森森的。玉米怔了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在胸口迅速地飞窜。玉米走上去，人们让开了，玉秀和玉叶的下身一丝不挂，傻乎乎地坐在稻草上。玉秀玉叶的身上到处都是草屑，草屑缀满了乱发、牙缝和嘴角。玉秀一动不动，眼睛在眨巴，但目光却已经死了。玉米已经明白发生什么了，张大了嘴巴，望着她的两个妹妹。围在旁边的人看了看玉米，丢下马灯，一个又一个离开了。他们的背影融入了夜色。夜色里空无一人，但更像站满了人。[16]
那些人满怀着对王连方的怨恨，而把怨恨以如此凶残和邪恶的方式，发泄到王连方女儿身上，实在让人哀叹。王连方的恶行，不明身份的一群人对玉秀姐妹的强暴，玉秀姐妹遭受的伤害，这三者有着因果关系。但“道德”意义上的谴责已经没有意义。心中唯有对人世间此种现象的无限的哀怜和悲悯。
《玉秀》中，这样写了玉秀被众人糟蹋后的情形：
烂稻草一样的玉秀最后是被玉米搀回家的。同时被玉米搀回家的还有玉叶。玉叶到底还小，哭了几声，说了几声疼，擦洗干净了也就睡了。玉秀却不同，十七岁的人了，懂了。玉秀被玉米搂在怀里，一夜都没有合眼。玉秀不停地流泪。到了下半夜玉秀的眼睛全都哭肿了，几乎睁不开。玉米一直陪着玉秀，替玉秀擦泪，陪玉秀流泪，十几年从没有这样亲过，都相依为命了。第二天玉秀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一个又一个的噩梦。玉米拿着碗，端过来又撤下去，撤下去又端上来。[17]
玉秀的痛不欲生和玉叶的懵懂无知，同样令我们揪心。17岁的玉秀，已经懂得这晚的遭遇，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一晚，她等于重新投胎，再生了一次。不是重生为更幸福的人，而是重生为人下人，重生为低人一等的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乡村女子，人生是否幸福，取决于嫁得如何。嫁个好男人，嫁个好人家，人生就可能比较幸福，否则，便只有不幸。而17岁的玉秀，已被命运宣判了终身的不幸，因为玉秀已经失去了嫁个好男人、嫁个好人家的资格。年幼的玉叶还不懂这些。但她慢慢会懂的。巨大的痛苦等在她开始懂事的岁月里。玉叶懂事的开始，便是痛苦的开始。《青衣》《玉米》《玉秀》叙说的都是人性的某种表现，表达的也是对人性本身的哀怜与悲悯。
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21002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7期）
注 释
[1]毕飞宇：《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2]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3]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4]毕飞宇：《青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5]毕飞宇：《玉米》，第14页。
[6]毕飞宇：《玉米》，第142～143页。
[7]毕飞宇：《青衣》，第32页。
[8][9]毕飞宇：《玉米》，第21、268页。
[10]毕飞宇：《玉米》，第60页。
[11]毕飞宇：《青衣》，第65页。
[12]毕飞宇：《玉米》，第94～95页。
[13]毕飞宇：《青衣》，第39页。
[14][15]毕飞宇：《玉米》，第78、78～79页。
[16][17]毕飞宇：《玉米》，第66～6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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