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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个试验场，其中包含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情境、契机和空间，而从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等多重脉络出发的中国现代文学，则于其中生成了丰富的实践方式、精神情感结构以及形式显形——于无声处创造语言和行动，于思想极限处持存动力，于行动之际调动力量、建构远景……今天，曾被显影过的“限度”、“困境”和“潜能”是否已一去不返？抑或当出现相似契机，现代文学依旧能提供独特的资源？本文尝试在以研究对象为集合依据之外，提炼一些本年度学界同仁们共同关注和推进的方向和议题，勾连相关研究成果之间或隐或显的对话可能，发掘现代文学研究的穿透力和当下性所在。
一 新文化·新文学
现代发明古典
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往往成为内在连续性的考察，如此则“现代中国”只是连续历史链条上的新变契机，而今天我们或许有必要更多关注“现代中国”自身的价值，看到今日所谓“传统”和“古典”大都经过现代的发明、筛选或重构。在这个意义上，鲍国华考察了“整理国故”运动如何通过文学史写作确立俗文学的“古典”身份，以及《诗经》研究在视域和方法上的当代性，清晰地呈现了“古典”是如何被现代发明出来的。[1]围绕整理国故，鲍国华还注意到亚东图书馆中国古典小说系列的整理与出版，探讨了古典小说的现代出版如何影响了前者的文本形态、经典秩序和阅读范式。[2]黄爱华关注鲁迅的封面设计对画像拓片别具匠心的处理，如何将传统艺术转化为“真的新文艺”[3]。
全球化·中国化
“现代中国”不仅可以成为古典资源的转换空间，也可以成为外来资源的枢纽。在“后革命”语境下，历时性的现代性问题更多地被置换为共时性的空间问题，如关注直面文化权力关系的全球史研究，以及在“去欧洲中心化”的意义上关注西方文化传播的“亚洲化”和“中国化”情况。孙柏指出“戏剧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去地方性”和基于商业目的的文化协商意义上的“地方性”的辩证关系，本质上依旧是由西向东的单向输出。[4]熊鹰出版新著，集合其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相关论文，讨论鲁迅、丁玲、周立波、冰心等作家如何在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亚洲主义等思潮中建构文化主体性。[5]关注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日本的中介性意义，王丹强调对尼采进行温和阐释的阿部次郎是鲁迅1925年后重新理解和接受尼采的重要中介。[6]李放春指出和日语词“知識分子”的来源不同，中文词“知识分子”的语源很可能分别来自俄语和英语，但其马克思主义术语化都与十月革命后东亚思想界，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对苏维埃俄国的关注密切相关，而有意识区别于“士大夫”的“知识分子”又自觉承担了“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并在抗战中充分体现出来。[7]齐晓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莎士比亚化”这一标识性概念及其连带的“现实主义”问题经由苏联的提倡和讨论，对寻找合适创作方法的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关涉到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与讨论，但是创作方法是否能够与世界观相剥离，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打开现实维度的助力，成为讨论的中心。[8]杨姿以鲁迅与托洛茨基思想的关系为线索，指出鲁迅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思想联系并非只在其显意识所认同的论证逻辑层面，更重要的是鲁迅体察到本国与理论发生地的现实差异而发生创变，即托洛茨基宽容的“同路人”理论无法解决中国亟需的无产阶级意识落地问题，从而创造性地走向了更具突围可能的“战士论”。[9]
作为全球化的子问题，关于理想人格的现代化，本年度出现了有趣的讨论。熊权的鲁迅杂文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人格”想象问题，作者指出鲁迅杂文起点之一是对作为“类型像”的传统士绅批判，其中涵纳了他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现代进程的观察和剖析，关联着自身的际遇和困惑，其与外来的西洋绅士风即“自由、理性、容忍”的现代精英人格之间的扞格，提示我们理解内生于中国现实语境之中、对人对己都极具批判力度的狂放狷介、嬉笑怒骂的士大夫人格。[10]危明星关注晚清到新文化时期中文世界对于卡内基形象从进步论者到和平伟人的塑造转变。作为新教伦理的产物、全球化进程胜利者的“实业家”形象如何改变和塑造了现代中国人关于“人格”的想象，实则是近现代社会系统性转变的结果，值得进一步探讨。[11]
情感研究·声音研究
作为语言转向之转向的情感研究、声音研究等试图通过扩大史料范围以及相应的处理方法，以期构筑能与理性和精英文化相参差、对照乃至对峙的“我们”的潜意识和“他们”的历史叙事。李志毓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了情感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和意义，指出这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发展带来的新视角，与传统历史研究之间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必要的补充，关注的是不同社会历史前提和契机下的情感状态及其转变。[12]相较于历史研究，文学研究实则一直致力于研究特定历史契机下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结构，正面提出“情感史”的意义恐怕更多在于材料范围的扩大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更新。邓瑗正是将“情感史”作为一种整合性视野打通文学、哲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尝试在“爱”的真理向度上有所推进。作者从中西情感观比较和近现代情感史的角度关注《茶花女》在“五四”之后的命运，勾勒出刘半农译本作为新文学文本的接受情况，指出其未能在“反封建”之后解决如何理解和安置情感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并尝试用巴迪欧等后现代思想家对爱的解读来回应这一难题。[13]袁一丹则注意到后五四时期《爱的成年》和《结婚的爱》二书占据了青年情感指南的位置，作者从阅读史角度指出这些书籍如何使得处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性”成为一种与婚姻制度、卫生制度等相关联的公共目标，形塑了彼时青年对爱情、婚姻、家庭并不深刻的实用性理解。[14]刘倩梳理了中国近现代爱情小说中情感表达的转型，尤其关注中国作家和翻译家对于西方文本、本土传统的创造性、阐释性译介。[15]从文本分析入手，张蕾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由重叙事转为以抒情为主导，《断鸿零雁记》《玉梨魂》等作品以第一人称叙事引入中西抒情范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的生发点。[16]李遇春和林晓茵则考察了郁达夫的旧体诗创作对于韵律和诗法技巧的偏好与其情感体验之间的关系。[17]
作为媒介转向一部分的声音研究近年来颇具锐气。王敦借由对陈平原《有声的中国》的阐释，打开了声音研究与文化史的关系、发声／聆听主体如何成为历史主体和行动主体、人声中内置的声音—语言—风格等多个讨论方向。[18]康凌通过讨论演讲的声音技术及其所依赖的生理学、心理学知识的历史起源和本土化情况，将现代中国的群众政治讨论从意识形态、组织、阶级等拉回“情感”层面，强调“声音”自身的历史纵深和政治性，反思演说声音技术在作为情感工作的政治动员中既要“唤醒中国”也须“催眠群众”的辩证法，指出演讲技术对演讲者、启蒙者权威位置的制造以及这种分离带来的政治风险。[19]王今关注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如何以充沛的情感和高超的专业技巧应对和把握时代情绪，很重要的一点是贺绿汀把握到了抗战相持阶段的情感状态与抗战初期的高涨情绪不同，公式化的情感和声音表达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必须更具体、细腻而有技巧地进行创作，激发自然情感而非诉诸神圣感召，更好地服务于战斗。[20]袁一丹依旧关注历史的“低音”，在声音研究的议题下别出心裁地关注文学和图像中“沉默的呐喊”所传递出的强烈情感对行动主体的召唤，以及人工智能对于声音的模仿带来的伦理学向度。[21]
《新青年》·白话文
今年是《青年杂志》发刊110周年。陈平原指出今天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报刊史四者的互动中谈论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依旧是未竟之业，其中“包含身处危局如何安身立命的艰难选择”[22]。王风指出，正是五四运动使得肇端于晚清的诸多话题发展为全社会的方向共识，但同时关于“五四”的阐释和定位也立即成为各方争夺对象，随历史发展在文化与政治、失败与成功之间移动。[23]欧阳哲生区分了作为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作为固定概念的“新文化运动”分别的起始点和终结点，以及《新青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胜出。[24]李怡关注1915年“科学”话语在《新青年》和《科学》两大杂志上的登场，后者主要将科学作为“学科之学”加以介绍，而《青年杂志》则将科学视野作为西方先进文明贯彻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但正如日后陈独秀所反思的，这种贯彻具有局限性，遮蔽了许多问题的探讨。[25]李哲以“双簧信事件”为例，指出反思“五四神话”不仅要关注事后的追忆和再评价，也应考察《新青年》言论形态自身的内在差异性和阶段性，如“双簧信”就发生在《新青年》新型批评话语发生整体过程的节点位置。[26]林分份考察了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人的主体身份、文化品格的自我塑造，及其随新文化运动进程发生的变化。[27]新文学、白话文如何在中学教育实践中落地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生长点。季剑青从南方地区口头的国语教学困境出发，考察了国语研究会同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南方教育界的“国音”与“京音”之争，并勾勒出口语与书面语两条路径结构性分离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本面貌。[28]刘幸和冉英杰指出现代汉语语法学科是被中国语言教育变革催生出来的，从国语教学角度回顾黎锦熙1924年的《新著国语文法》，会发现较之新文学，黎锦熙的语法学因其规则性和系统性，使得白话文得到更普遍的认可，也在教学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29]徐佳贵围绕清末非官办新式学校上海澄衷学校会考的“国故毒”论争，呈现出中学教育实践如何在新文化、白话文与“国故”之间取得平衡。[30]此外，高建青以民族主义为切入口和贯穿线索考察了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的展开情况。[31]
顿挫·极限·形式
晚清以降思想者、革命者的“自杀”成为研究者把握历史强度和思想强度的重要入口——这被视作思想者抵达思想极限时的自爆，是思想限度的显形，也是继续前行必须克服和超越的起点。周展安关注现代研究学界如何摆脱以历史提供的“知识”“概念”为知识生产出发点的困境，提出现代思想史为研究者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并不是已然定型的“概念”，而是“非知识的、反观念的以及超观念的”精神史，即在“不可能处运思”抵达思想极限处的生长过程、精神强度、形式呈现，并在这个意义上积极看待“因思想而自杀”的重大价值。[32]李哲则关注如何在思想抵达极限之后继续向前走，他讨论了鲁迅文学如何在革命历史的顿挫时刻提供动能，如何将佛学资源重写为一种文学表述和关于持续“远行”的想象力，为“五四”落潮期的“绥惠略夫难题”即以杀人和自杀表征的时代情绪寻找出路。文章指出，佛学的“破对待”也就是抹平“人我之别”可能产生的历史结果，最初是“博浪一击”的激进革命，但这种无时间的“决断”在遭遇阻碍时，一击不中后却转而成为“消泯自我”的无限躺平，化作持续革命的阻碍。对此，鲁迅接续章太炎的精神渊源“逆悟”唯识学，试图在看不到希望的“顿挫”处调动和生发“接续”的动能，让“歇一会，或者睡一觉”成为“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前的心理调适。[33]顾甦泳在讨论巴金于“一·二八”之后写作的《海底梦》时也提及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完成个体复仇、失去行动方向处的“自杀”选择。[34]
正如无法行动时的“自杀和杀人”一样，“无聊”“颓废”等亦是革命的产物。马春花和王亚琪将之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和史文德森思想中的“无聊”进行比较，指认鲁迅作品中的“无聊”在五四新文化落潮之后成为一种哲学化的情感状态，由此窥探“后五四”时代具有普遍性意味的社会情绪。[35]陈演池则关注洪灵菲的革命文学，指出其不甚成功的创作背后关注的是“五四之子”们真切的“烦闷”，这是他们直面“虚无”后产生的现代性体验，而从虚无主义到革命缺少桥梁的浪漫主义“跳跃”显影着青年们对生与死的思考和面向未来的决心。[36]李雅娟关注到1920年代前期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的“革命文学”论，也就是1930年代其重新命名为“言志派”的文学主张，实则是另一种反抗的文学实践，意在生产作为“现代生活主体”的理想读者。[37]陈云昊从张灏的“幽暗意识”出发，强调辛亥革命进程中内置的“挫折”和“耻辱”成为鲁迅文学最有力的生长点，因此《范爱农》同《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经典文本一样值得继续考察。[38]
在曲折反复的革命史中，具体的人总是难免一次次陷入无法行动的境地，此时其体验到的是看不见前景的“静止”而非后设的“顿挫”。在这个意义上，王璞邀请读者共同破解一道跨国、跨语言的谜语——1928年郭沫若的文章中出现了一句奇特的译文，这句译文出自《资本论》：“中国和桌子们开始跳舞起来——想去鼓舞别人”。随着作者一步步解开“桌子”和“中国”之谜，我们看到，真正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与这句话有联系的还是无意间把握到这句话之氛围的人，都处于他们的“后革命”时分：19世纪中期的雨果、1927年后的郭沫若以及1930年代的本雅明，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作家、革命者被流亡的命运牵引到一处，各各凭着诗人的敏锐直觉发现了桌子灵动术、太平天国，或是马克思的隐喻，期待和制造着属于自己的“鼓舞”。作者一线之牵的远距离星丛再造术，让我们看到漫长的革命史中流转着相似的意志，这些意志及其肉身在看似不可能的时刻，辗转于逝去的诸灵、革命的遗绪和前人的书写中寻求打破“静止”的可能。[39]
历史顿挫之中人们感受到的“静止”和“迟滞”是内观及其形式化的契机。鲁迅文学提供了一种对于“革命时代”或者存有历史改变之希望的时代中生成的种种精神结构的把握和捕捉。王钦将《呐喊·自序》解读为关于如何面对和处理一种激进的“非意愿记忆”的寓言。他指出，《自序》中的记忆是“梦的破碎”或“失败之梦”，正是这种纠缠着主体，而主体对其无能为力的记忆构成了《呐喊》的“来由”，作者指认鲁迅文学创作的起源是试图以“书写”摆脱哪怕在沉寂状态中也无法逃避的、记忆的复归的冲动，即忘却，但这忘却并非客观的遗忘，而是一次次向可能性和偶然性敞开的创造性遗忘。[40]邢程对《伤逝》这个聚讼纷纭的文本的研究史进行基于方法论的分类，指出鲁迅文学研究中存在两种阐释法，一是在将叙事声音等同于作者意图的前提下展开的“对齐”式阅读；但若注意到鲁迅对语言的高度自觉以及叙事声音设置上的试验性，那么会发现小说的第一层虚构是文体的虚构，继而将“主体”的问题置换或曰还原为“话语”的问题。[41]
左翼·空间·行动
与前面所说的失败之梦的纠缠、顿挫时的静止体验、设想静止后还能再行动的信念一样，“突进而受伤”这种复杂而非酣畅的情感状态及其缺失也成为理解历史的文本入口。吴丹鸿关注勃洛克《十二个》在中国的接受史，通过细腻的形式分析展现出，与原作相比，1920年代的翻译和仿写都呈现出富于症候性的“错位”。鲁迅对于原文“突进而受伤”的提炼指示出中国革命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即“‘苦痛和愉悦之歌’必须从亲历者各不相同的时代体验中生发出来”，此后出现的《十二个》式的情感状态的混杂，粗鄙的口语被高雅的叹息所替代，而王独清、钱杏邨等的仿作更是涤荡了复杂性，只有革命浪漫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的“突进”，“遥望革命”的位置使得创造社成员在前期忽略了革命的残酷和艰难。[42]此文为我们指示出了一个空间维度，即革命、历史中的“位置”问题。作为革命基础的阶级情感并非在遥远的“爆炸”中产生的，它是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左翼文艺实践以其区别于“五四”文学的社会实践样态，在向“实践”迈进的意义上成为抗战文艺的前身。康凌抓住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上海短暂出现过的“走上街头”的左翼斗争，指出这种斗争介于知识分子的书写和更切实的革命实践之间，改变了左翼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感知，并考察这一时期的独特经验如何在左翼诗人的诗歌中被转化和形塑为一种新的都市感知模式和都市诗学。[43]
从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革命史研究“空间转向”的某种必然性——当一种精神结构是由革命阶段确立的，那么它在今天就无法复现，而当其是一种空间塑造的结果，它就依然具有可能性。不同的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革命者、书写者和知识分子的所见所感和行动可能，和上海的新而高大的都市空间不同，北京宣南一带由各地会馆构成的空间，既是层层历史重叠所在，也是公共空间的雏形，因此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我们返回“五四”时期，将属于前一阶段的丁文论文放到这一部分来讨论。丁文指出“S会馆”是阅读和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条重要线索，鲁迅在绍兴会馆经历的重要历史时刻以及相关书写，会馆地处菜市口的独特地理位置等等，指示出一条推进理解五四新文学发生缘起的新路径。[44]
行动与空间带来人与人链接的可能，以及新的精神结构和情感状态。尚晓进重新考察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与他人产生联结的进路变迁，从五四时期零余者无力联结陌生人群，到国民革命时期私人之爱获得了向同胞之爱转化的可能。[45]卢成仁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归因方式、思想资源及文学与人类学再相遇三个层面，对文学经典《春蚕》和人类学经典《江村经济》进行了深入比较和阐释，试图为两个学科带来新的启发和可能。[46]张全之关注工人运动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作为书写对象的工人运动。[47]有人“左转”，也有人与之拉开距离。张广海关注在二三十年代颇具代表性的左翼文学批评家钱杏邨淡出、学者“阿英”诞生的过程，这一人生道路的选择凸显了“主义”转变之外更为丰富的思想情感维度，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失败表征了在钱杏邨这里“学术”和“政治”、“史”和“批评”的紧张关系。[48]张莉注意到东京时期萧红书信被注释所遮蔽的“体弱者”形象以及建基于此的独特现实感和行动选择，大时代中萧红写作的“切身性”受到与时代结合更为紧密的爱人萧军及其友人的质疑，但是她以近乎孩童的天真一边爱着，一边坚持着自己的写作方式，而鲁迅对萧红的欣赏也内含着鲁迅与左翼之间的微妙关系。[49]
二 抗战文艺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文艺研究是当之无愧的热门大宗，数量大、质量高，不仅呈现出了战时中国文艺的丰富面相，更是各种前沿研究理论和思路驰骋、互搏的疆场，此处且举有代表性的几篇论文，据以管窥今年抗战文艺研究之盛况。
抗战初期：万众一心·世界关注·个人进入团体
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所有人抛掷到另一种历史性中。抗战初期的经验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澡雪精神的社会和民众情感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全球的高度关注，二者共同打开了很多难以复现的实践空间。范雪从翻译角度关注斯诺的《西行漫记》，指出其完成并非仅仅基于“进步”和“左翼”之力，而是全面抗战初期的国内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和情感取向造就的政治光谱中多方资源合力的结果，而译者是在翻译过程中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中国”，采用积极的词汇将中国共产党想象和描绘为能够重构国家命运和社会前景的政党力量。[50]曲楠指出1938年武汉被冠名“东方马德里”、跃升为国际文艺之都，呈现出世界文化界在战时普遍左转、联动抗战的行动意识，同时中国战时文艺的观念、机制与视野也在国际联动中完成了内在转换。[51]倪伟将抗战视作作为现代社会结果的现代战争，并在这个意义上将其与欧洲一战爆发后的社会状态及文学书写进行比较，重点关注七月派中有一线战争经验的几位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中关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带来作战方式和作战体验的改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影响等内容，其中也提及抗战初期的“群情激昂”与欧洲一战爆发之后德国民众精神状态的相似，即战争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契机和手段。[52]路杨将骆宾基作为抗战爆发后作家“位置”的结构性变化之一例。相较阿垅和丘东平等，骆宾基未能如愿走上前线，但他的作品提供了关于另一些经验的捕捉：基于别动队受挫经验写作的《东战场别动队》、记录由沦陷的上海转入浙东农村途中复杂心情的《夜与昼》，以及基于后方工作经验的《夏忙》，展现其在抗战中不同结构性位置上不同的实践方式、情感状态和精神结构。正如作者指出的，骆宾基的个案背后是群体性境遇：“战时实践路径的不稳定性、流动性与多样性，既根植于左翼青年的现实际遇与多重困境，又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大规模流动中形成了新的分化与聚合。”[53]姜涛也将抗战时期的精神状态及其组织作为一种试验性结果加以重视。如果说从章太炎到鲁迅都试图改造、提升个体精神，那么具有政治性的团体生活能否作为一种制度建设的缩影，通过组织协调、起码不放大并不具有完备革命者精神的个体缺陷，姜涛的现实关怀非常明确：“即便是在当代，在当下的青年群体乃至诸多社会场域中，路翎所勾勒的‘人—己’关系的失衡状况及其造成的身心困扰，甚至更为普遍地存在。‘这些问题并没有因历史的推进而变得陈旧’。”作者看到路翎的作品揭露出团体生活、社会组织中难以避免会因为政治原则带来的威权化，以及相应而生的虚荣、逢迎和反面的自傲、鄙夷等问题，而文章不仅呈现出路翎“将他们从内部打开”的努力，也关注到丁玲西战团实践中将每个人“安放在合适的位置”，并寄希望将后者作为前者所提问题的解决办法。需要追问的是，一旦抗战初期这种独特的历史契机不再复现，后者的操作是否还具有普遍性，但无论如何路翎提出的问题却始终存在。[54]值得一提的是，《路翎全集》于本年度出版，期待后续能够出现更多优秀的路翎研究。[55]
相互问题化：地方·国家·边疆
从学术而非行动的角度看，晚清以降“地方”相较于“国家”所具有的独立性，被抗战这一历史契机所冲破，也正因为问题的封闭性被冲毁，持续相互问题化的“地方”和“国家”才真正构成有效的二元结构，正如对近现代中国而言只能将“启蒙”与“救亡”进行相互问题化的处理，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才有可能摸清历史的全貌。
将“地方研究”从一种关于“他者”的想象转变为具体地区的运行机制讨论，构成了本年度抗战文艺地方性研究的一种重要路径。刘玉静处理了不同根据地之间文艺经验各自的生成过程、复杂性和差异，包括不同根据地文艺工作者的来源、构成和经验，其中很多人不仅有地方经验，也具备超出地方的城市经验、现代性经验，反过来他们所面对和身处其中的根据地情况也各不相同，作者强调，地方性并不等同于封闭的“区域性、边缘性、民间性”想象，而是“内在包含‘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特征’的‘伸缩自如的主体性机制’”。[56]马娇娇的论文也做了相关的理论讨论，进一步提示对于“差异”的强调也须有限度，过度强调“差异”意味着对抗战总体性的忽视；她指出晋察冀对外输出了大量有关八路军抗日的文化资源和历史细节，对内不断发动“村剧团”“冀中一日”等群众文艺运动，实现了新文艺的在地化过程。[57]
而另一种地方性研究的思路是以“抗战建国”为新的整体性，将彼时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编织进有待建构的“新中国”政治和文化品格愿景之中，既是文学意义上的想象性解决，也是在现实层面对解决路径的思考。张武军建议用“抗战建国”替代“40年代文学”，由此让抗战时期中共方面提出的文化方向、问题和讨论等作为门类和环节回到前者提供的整体性视野之中，重新审视包括毛泽东的鲁迅论、“民族形式”等提法的初衷与目的，确定新的研究重点。作者指出，毛泽东和党报党刊论及“新中国”构想时无法正面论述，必须以文学文化领域、教育和宣传领域为突破口，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毛泽东的《论鲁迅》，而“民族形式”也不单纯是旧形式的利用问题，应放在延续至今的“中国化”问题脉络下看待。[58]
此外，刘东通过梳理《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月报》等刊物，尝试跨越抗战初期、“杂文时代”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等几个阶段，勾勒多重历史主体和要素共同作用下从“抗战文艺”到“延安文艺”的转变过程，并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放置在这一场域结构过程中进行解读。[59]袁一丹的沦陷区研究也可以说是在处理此前提到的历史顿挫中的“静止”问题，她在“精神史”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引“生活史”作为“精神史”的镜像，照见其背面，将知识分子从对时代的悬空把握中解放出来，赋予看似臃肿重复的现象世界、判断模糊的灰色地带、小人物的内心世界等等以意义，“日常仍是所有事物的尺度，是人们呼吸的空气，是一切活动的常识性基础”，能够提供暂时抽离的不仅仅是文学，还有内嵌一套秩序的隔音空间等，提供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一种可能。作者的思考不仅仅指向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也是在为当下的学术生活、精神生活寻找解药和出路。[60]赵稀方关注抗战时期的香港的南来作家不仅有左翼作家，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文人和汉奸文人，殖民统治使得不同的政治文化力量集中于同一空间，指出如果引入“和平文艺”汉奸文人，即可看出左翼和国民党文人的争论只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争议，不应以左右区分夸大二者的对立。[61]
关注整体性想象和规划的“抗战建国”和聚焦地方性机制建设的“地方研究”的相互问题化，既为抗战及战后研究打开了更大的空间，也为“边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全球史和文明比较的视野中，边疆研究成为抗战文艺研究中的新热点。梁展同样从“抗战建国”的角度关注徐盈的战时西南边疆和民族书写，指出欧洲的民族观念和美国的边疆理论不仅无法完全适配中国现实，以此认知中国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作为个案的徐盈小说创作面向西南边疆现实矛盾，在塑造新中国的意义上区别于前两者“不仅没有将内地与边疆、文明与野蛮截然对立起来，更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在塑造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发挥的推动作用”，意在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融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形象。[62]东北研究同样有所推进。路杨指出，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回望东北故土的创作实践展现了一种改造“感伤”的文学试验，她的写作置换了感伤主义的主体构造与抒情语法，重审东北的地方性格、文化传统与民众生活，发掘底层农民的情感状态与伦理承担，为战时文艺的抒情问题提供了新的形式方案与政治理解。[63]杨慧通过对夏衍戏剧《离离草》创作及排演的研究，指出夏衍的东北书写的叙事特点，及其在大后方的初演中转移抗战文艺风气，并在战后东北的重演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64]杨丹丹则非常特别地在“世界经济危机”也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定位东北文学的兴起。[65]
大众文艺：抗战演剧·声音实践
抗战文艺中戏剧的极大发展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表征。罗雅琳认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剧乃是有明确世界历史意识的“新”历史剧，彼时对庚子事变、南明历史、战国历史等的重述，正是对包括西方的世界历史叙事、文明正统承担者、世界范围内的战国重演等在内的现代命题的回应。[66]王今关注郭沫若诗歌《雷电颂》的朗诵实践，相较于以往研究者聚焦于诗歌原文，作者将金山的表演置于考察中心，勾勒其具身实践如何将观众转化为革命潜能，介入战争的动员与社会变革。[67]何吉贤通过对抗战演剧队基本情况的考察，探讨了“抗战演剧”的基本特点，文艺与战争的紧密关系、抗战演剧的流动性、行动性以及战争带来的创作者主体变化等重要问题。[68]席艺洋关注田汉作为“民族形式”实践的“新歌剧”创作，指出这不仅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契机的产物，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新剧实践的发展结果，由此梳理其与包括苏联国际主义文化和国际左翼运动之间的联系，强调“形式”问题内置了“现代”与“民族”的共通而非对立关系，以及“五四”新文学与抗战文艺实践之间的内在延续性。[69]相宜勾勒了抗战中欧阳予倩的“磨光”和田汉的“突击”两种戏剧理念如何共同服务于民族大众，最终在讨论中走向合流，二人倡议发起、顺利举行的“西南剧展”正是这种合流的成果。[70]
抗战及战后的“新文学”：形势·契机·超越
自抗战爆发之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便很难脱离战争和政治的进程状态进行纯粹观念化的讨论，因此“契机”“形势”“突破点”等都须成为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词，这种研究自觉也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张武军对沈从文《长河》的文本分析也内置了其对“抗战建国”这一总体性的关注，认为沈从文以“地方性抒情”延宕对“新生活”的书写并不意味着作者自身对后者、对现代性的拒斥，而是“历史性叙事”本身超出了其结构能力，也暴露出其与“政治”本身的隔膜。[71]同样关注《长河》，宫震爬梳了沈从文如何从抗战初期尝试介入地方政治，到其“家边人”政治诉求受挫后认识到自己对地方政治的隔膜、期待战争重塑地方与国家关系，到相持阶段到来后精神逐渐颓唐导致最后的失败。[72]而黄秋华细致梳理了沈从文从抗战到战后与左翼文化人的种种纠葛，指出其被斥为“反动文艺”代表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因由，将沈从文的“失败”从文本内部拉回抗战和内战的现实语境和历史情境之中。[73]郜元宝关注到作为沈从文得意弟子的汪曾祺在1940年代上海的写作、发表、出版和接受情况，指出其在文坛的立足一方面离不开沈从文的推崇，另一方面与沈从文不合者也能尽弃前嫌推崇汪曾祺的作品，而上海评论家对汪曾祺和路翎等青年作家的评论也非常到位，勾勒出40年代后半期一位新作家构筑影响力的实例。[74]
刘奎指出抗战时期老舍的写作风格从反讽转向抒情，他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着重思考抗战如何重构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试图发掘各类社会身份的民众的力量，其所谓民族国家并非奠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由觉醒的主体共同构成，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75]张一帆指出《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这一形象是对附逆后的周作人的影射，认为老舍用钱墨吟的诗人形象对牛教授／周作人看似现实实则近视的“事功”历史观进行反驳，指认建构出诗性的民族精神具有飞跃的可能，以此确认“诗”和“文学”的超越性价值。[76]
此外，金浪关注到抗战时期作家纪念活动的扩大化、组织化和仪式化，各种党派和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萧红去世后友人借以浇胸中之块垒的纪念，在抗战中被吸纳和整合到政治仪式之中，作家一方面作为“民族魂”被各方关注，一方面也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77]邱雪松关注抗战中的印度资源，他梳理了安德鲁斯缩写本《甘地自传》在1932—1948年的五个中译本的产生，围绕译本再生的译序、跋文、札记、书评等呈现了不同的救亡理念和个人志趣，以及这些差异如何显影了战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断裂、重组和更新。[78]赵诗情通过比较艾青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与其师法的维尔哈伦作品之异同，尤其是维尔哈伦是外在于乡村进行书写，而艾青的视角则始终内在于乡村的命运之中，以此为例尝试探讨抗战之中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与欧洲象征主义诗歌的历史性差异。[79]李国华关注抗战胜利后艾芜的小说《田园的忧郁》中乡村如何成为“我们”与乡村民众“他们”以及“我们”自身内部的视域发生融合、交错和分离的空间并最终导致了风景的内爆，作者认为是彼时正在讨论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及其对乡村的生硬把握、封闭性预设造成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也透露出其以乡村为本位和方法的个人特色。[80]
三 鲁迅研究
左翼鲁迅以及鲁迅文学的形式研究等相关成果很多已经拆开放入其他问题的讨论之中，此处仅增补部分议题以为管窥。
杂文研究
鲁迅杂文研究本年度依旧热度不减，且一如既往内含着对现有文学理论的挑战。张旭东始终坚持文学性判断先于文学史研究，由此指认《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以其自觉成熟的形式建构占据了鲁迅文学向“上海时期”转变的关键位置，全文围绕“大内档案”这一主角展开了以动词和动词化的连接词构成的戏剧化书写，其内心视域和写作技法贯穿鲁迅的晚期杂文写作；而《谈》文的政治性源于“叙旧”外观下记忆书写的“不确定性诗学”，以同心圆结构取代线性时间想象打通古旧以至未来，完成其批判“还魂”的政治寓言写作。[81]李国华依旧从知识分子难以把握“乡人”的书写困境入手，从叙事人称等角度剖析《故乡》对“不死的中国乡人”的呈现和遮蔽，指出由于作者对“我”这个视角的不信任，使得“闰土”等形象在文本中成为对手而非对象，由此在文体边界造就了突破小说窠臼的“杂感体的小说”。[82]铃木将久将瞿秋白对鲁迅的相关判断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放入鲜活的历史生成过程中进行考察，指出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文而非虚构性作品是基于其对语言文学和革命关系理解的创造性工作，而鲁迅与瞿秋白的相互认同和信任也使得《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成为二者在思想和理论上对话探讨和共同创造的结果。[83]牟利锋以“主体性”贯穿鲁迅留日时期到1930年代的写作，指出鲁迅思想中存在指向“无”的主观主体和指向“有”的功能性主体构成的两极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晚清文言论文、《野草》到《华盖集》等文本中的主体建构，以及如何在两极的摆荡中生成了情境化、过程化的行动主体。[84]牟利锋本年度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同样以“行动”为名，探讨其后期杂文的生成逻辑。[85]汪卫东也以“行动”为题关注鲁迅文学，其所谓“行动”一是前述王钦分析中带出的作为生命行动的鲁迅文学，一是作为社会行动的鲁迅文学，作者试图将二者整合到“更为本源和整体的文学行动”中加以阐释。[86]
材源·考证
晚清鲁迅是“材源考”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要实操对象。宋声泉考证，鲁迅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约一半篇幅依托于金子筑水的《近代思想界之趋势》，由于鲁迅通过“截长补短”对蓝本进行了汉化处理，并基于知识语境的差异做了填充，其在语言层面仍是一篇具有鲁迅个人风格的论文。[87]而他本年度出版的著作《破镣之舞：周氏兄弟与“五四”新体白话的生成》则更明确地显示出“材源考”是全球史研究路径下的重要支流，将“中、西”二元结构恢复为“中、西、日”三者之间更为复杂的历史联系，是继续展开思想和文学比较的基础。[88]李冬木对《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等译作的底本进行溯源，于“无有”处复现了周树人当年的阅读内容，并追溯了他在文学与科学交汇处的思想轨迹，指出鲁迅在二者之间对人文领域的偏好，昭示着其“弃医从文”的必然性。[89]此外，郭峰通过考证鲁迅接触到的佛经寓言文本，展开对《〈痴华鬘〉题记》的细读，系统性地处理了鲁迅对于佛经寓言文体的接受与改造。[90]
翻译·比较
赵京华从翻译介绍、理论接受和批评实践三方面指出，鲁迅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关联并不止于唯物史观艺术论层面，而是深植于唯物史观的哲学和艺术论的社会学方法论层面。[91]刘志权讨论了鲁迅前期思想创作同安特来夫作品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安特来夫影响，借助安特来夫建构了种种意象以凝定其人生体验，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埋葬、作别了安特来夫式的绝望与逃避，走向文明和社会批评之路。[92]易彬将鲁迅与《小约翰》的相遇、悬于心头和不算顺畅的翻译过程同其个人遭际相连缀，勾勒二者或隐或显的纠葛，并指出《小约翰》与《朝花夕拾》等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93]姜彩燕考证《小彼得》由鲁迅与许广平合作译成，这部童话译作一方面作为特殊文体的普罗文学是鲁迅左倾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鲁迅翻译观在“直译”和“意译”之间灵活出入的辩证性。[94]
早期思想
董炳月探讨了“弃医从文”的选择背后，留日时期的鲁迅如何从接受到相对化、终至重构“国民”观念，建立起“立人”这个核心概念。[95]同样关注“立人”思想的建立，吴海洋从“科学观”的角度进入《科学史教篇》，指出有别于明治功利科学主义和维多利亚机械科学观，鲁迅以“人文”为视角重述了西方科学史，尝试沟通科学史和人文史，以期“致人性之全”。[96]孙尧天强调鲁迅是将东西方文明同时放在世纪末景象中进行把握，而非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性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向作为“不充分的现代主义”的俄国文学寻求可能。[97]
王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073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6期）
注 释
[1]鲍国华：《新文学如何发明“古典”——以“整理国故”为视角》，《文艺争鸣》2025年第2期。
[2]鲍国华：《小说出版与学术参与——“亚东本”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文艺研究》2025年第4期。
[3]黄爱华：《鲁迅为〈国学季刊〉〈心的探险〉所作封面原型考述》，《鲁迅研究月刊》2025年第2期。
[4]孙柏：《“戏剧全球化”进程中的地方性／去地方性——以莫里斯·班德曼喜剧团1910年初的上海演出季为案例》，《外国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5]熊鹰：《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1918—19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
[6]王丹：《阿部次郎与鲁迅的尼采接受》，《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7]李放春：《“知识分子”一词源流新考》，《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
[8]齐晓红：《“现实的葛藤”——以20世纪30年代“莎士比亚化”的译介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2期。
[9]杨姿：《走向“政治战士”的鲁迅》，《现代中文学刊》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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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危明星：《新文化运动对社会进步论的伦理重建及其局限——从〈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人物卡内基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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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吴丹鸿：《勃洛克的〈十二个〉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诗歌》，《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43]康凌：《“街头是我们的战场”：左翼诗歌中的感官经验与都市空间斗争》，《文艺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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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尚晓进：《零余者的自我塑形与基于感性的共同体意识——郁达夫20世纪20至30年代小说再探》，《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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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范雪：《翻译〈西行漫记〉：时代氛围中的“红色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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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倪伟：《延伸的战场，“精粹的英雄主义”——全面抗战初期七月派的战争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8期。
[53]路杨：《从前线到后方：骆宾基与战时左翼青年的实践路径》，《文艺研究》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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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刘玉静：《华北根据地文艺“地方性”问题——以文艺工作者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5期。
[57]马娇娇：《“地方”视野的问题与方法——兼论“晋察冀文艺”的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5期。
[58]张武军：《战时“新中国”的浮现与共和国文学的生成》，《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5期。
[59]刘东：《从“抗战文学”到“延安文艺”——试论延安文学场域的结构过程（1937—1942）》，《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3期。
[60]袁一丹：《互为镜像的精神史与生活史——沦陷区研究的双重视野》，《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9期。
[61]赵稀方：《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再论》，《南方文坛》2025年第4期。
[62]梁展：《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论徐盈的战时边疆和民族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8期。
[63]路杨：《改造感伤：萧红的故土书写与战时抒情问题》，《妇女研究论丛》2025年第4期。
[64]杨慧：《“东北”：一个民族复兴的隐喻——以夏衍抗战话剧〈离离草〉为视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0期。
[65]杨丹丹：《重建黑土地——百年东北文学的经济逻辑、文化重铸与大众文艺的新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66]罗雅琳：《世界历史意识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剧》，《文艺研究》2025年第8期。
[67]王今：《情动于声：〈雷电颂〉与抗战时期朗诵的跨媒介实践》，《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68]何吉贤：《抗战演剧队与“抗战演剧”：另一个“阿修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8期。
[69]席艺洋：《田汉的“新歌剧”与抗战戏剧的现代转型》，《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70]相宜：《西南剧展的先声余音：抗战戏剧“突击”与“磨光”之辩》，《文艺争鸣》2025年第11期。
[71]张武军：《续写地方与重造历史——〈长河〉的战时“照例”与“新生活”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1期。
[72]宫震：《抗战、湘省新政与沈从文“重写湘西”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73]黄秋华：《战后文坛纷争漩涡中的沈从文（1945—1948）》，《现代中文学刊》2025年第3期。
[74]郜元宝：《汪曾祺上海时期创作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0期。此外作者本年度还发表了数篇关于上海时期汪曾祺的文章，包括《汪曾祺1940年代后期如何“表现上海”》，《现代中文学刊》2025年第3期；《汪曾祺留给上海的一张文学地图》，《文艺争鸣》2025年第4期。
[75]刘奎：《从反讽到抒情：战时老舍笔下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蜕变》，《学术月刊》2025年第10期。
[76]张一帆：《谁才是北平的“圣人”——论〈四世同堂〉与周作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期。
[77]金浪：《文本内外的仪式政治——抗战时期“作家纪念活动”的意义生产机制》，《文艺争鸣》2025年第11期。
[78]邱雪松：《流动圣雄：〈甘地自传〉与战时中国》，《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79]赵诗情：《“象征”如何是“历史”的——艾青的“旷野”诗作与维尔哈伦的社会三部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3期。
[80]李国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风景的内爆——艾芜〈田园的忧郁〉释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1期。
[81]张旭东：《〈谈所谓“大内档案”〉与鲁迅晚期杂文叙事学的展开》，《鲁迅研究月刊》2025年第2期。
[82]李国华：《“杂感体的小说”的人称与现实主义难题——鲁迅〈故乡〉释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83]铃木将久：《瞿秋白编录〈鲁迅杂感选集〉的意义》，《文治春秋》2025年第2期。
[84]牟利锋：《行动主体的生成——鲁迅主体性思想的一个侧面》，《文艺研究》2025年第12期。
[85]牟利锋：《行动的诗学：鲁迅后期杂文的生成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86]汪卫东：《鲁迅文学：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87]宋声泉：《鲁迅〈文化偏至论〉蓝本考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1期。
[88]宋声泉：《破镣之舞：周氏兄弟与“五四”新体白话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89]李冬木：《关于周树人翻译佚作之探寻——以〈北极探险记〉和〈物理新诠〉为中心》，《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90]郭峰：《〈《痴华鬘》题记〉与鲁迅的文体思想》，《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91]赵京华：《鲁迅唯物史观社会学视野形成中的普列汉诺夫》，《现代中文学刊》2025年第3期。
[92]刘志权：《安特来夫与鲁迅前期思想关系探论》，《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93]易彬：《个人史的隐匿与敞开——重拾〈小约翰〉的翻译与鲁迅的写作》，《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94]姜彩燕：《〈小彼得〉与革命文学的翻译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25年第5期。
[95]董炳月：《“国民”的建构与扬弃——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启蒙思想》，《文艺研究》2025年第3期。
[96]吴海洋：《〈科学史教篇〉与鲁迅的“复线启蒙”》，《文艺研究》2025年第3期。
[97]孙尧天：《退化、末世与风格的形成——论早期鲁迅历史意识与其文学发生之关联》，《文艺研究》202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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