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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玲 | 中国科幻文学本土化的叙事策略与价值观建构问题—以王晋康及其《行歌三叠》为中心
王晋康：《行歌三叠》，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年版
内容提要
从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王晋康的科幻创作经历了从个体欲望为先，到族群生存至上的伦理观转变。之后，作家以“仁爱”文化为内核，以科学为“最深刻的人文”进行创作实践，旨在超越西方科幻常见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二元对立。其新作《行歌三叠》通过营造情理交融的抒情意境，塑造厚德载物且与时俱进的“大妈妈”形象，贯注民胞物与、乐观知命的文化精神，彰显超时空、跨物种的共生关系伦理以及平和通透、积极开放的诗学品格，为世界科幻提供了具有现实价值的东方参照。由此观之，中国科幻的本土化路径或可从两方面着力：在价值观上，应融合中国伦理传统、现代科学精神与启蒙人文理念，构建引领新技术时代的人文话语；在叙事策略上，可依托传统技法与东方美学来承载、传递核心价值。转化优秀海外华裔作家的创作经验，亦是拓展兼具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科幻想象空间的途径之一。
关 键 词
中国科幻 本土化 《行歌三叠》 传统文化 科学精神
绪 论
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史上，王晋康与刘慈欣、何夕、韩松并称“何慈康松四大天王”[1]。相比其他三位，王晋康年纪最大，创作的生命力也最为持久。从1993年的处女作《亚当回归》至今，他已发表了短篇小说90篇，长篇小说20余部，总字数750万字。这些创作主题范围十分广泛，从类人智能、时空旅行到星际探索、基因编辑、元宇宙等，无所不包。创作初期，王晋康与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其科幻想象深受启蒙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多聚焦于社会、文明与人性的反思，并常从现代科学理性的视角，强调欲望、情感之于人的根本意义。例如《亚当回归》中的新智人因缺乏情感，活在“过于痛苦的清醒”[2]里；《生命之歌》里，机器人元元通过弹奏由生命原始欲望编码而成的《生命之歌》[3]，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意识；《天火》[4]《西奈噩梦》[5]等作品则借由主人公时空穿梭导致的悲剧，重新审视历史之殇。
发表于2001年的《替天行道》或可视为作家创作思想转变、深化的标志性开端。严格意义而言，这篇小说并不属于科幻，故事涉及的“自杀种子”技术在现实中业已存在。作家通过描写西方国家生物技术公司培育“自杀种子”来谋取私利的故事，严厉抨击了资本操控下的科技研发行为。如果说在此之前，王晋康尚是从一种普世性的价值维度看待现代科技，肯定其对人的发现以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的巨大推进作用，那么《替天行道》则表明，作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旦科技与资本利益捆绑，就不再具有真正的“无国界”“无阶层”等公利属性。相关创作谈里，作家痛斥这样的发明“只是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造成了人类的内耗”，感叹“科学研究走上这样的邪路，是文明的悲哀”。[6]
在西方科幻小说里，无论是批判科技与资本、权力的结合如何加剧了种族、阶层以及性别冲突，还是反思狂人“价值理性”缺失怎样导致了技术滥用与生态危机，都是很常见的主题。从早期玛丽·雪兰的《弗兰肯斯坦》（1818）、H·G·威尔斯的《莫罗博士岛》（1896）、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到后来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5）、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1992）、理查德·摩根的《副本》（2002）等经典作品，皆属于以上两种类型。这些小说背后反映出的，是作家将人文精神与现代科技二元对立的传统人文主义价值立场。王晋康则不同。作为一名深受20世纪中国科技文化影响的作家，他虽然同样立足于启蒙人文的视角，审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却始终将“这些批判建基于对科学的信仰之上”[7]，秉持着科技乐观主义的态度与理想主义的坚定信念。因此，在后续的创作里，王晋康开始将科技的“双刃剑”属性作为其思考的基本前提，进而建构起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新科技伦理观。这种伦理观试图在肯定科学技术进步性的基础上，超越资本无限增殖的价值逻辑，突破效率至上、控制优先的工具理性思维，转而以“是否有利于人类群体的生存繁衍、是否符合人类的群体利益”[8]作为评判科技发展的根本准则。
从自然科学的人性角度出发，作家非常清楚“生存是残酷的，生命的道德就是四个字：‘生存第一’，由它派生出了人类的恶和善”[9]。那么，如何才能平衡好个体生命道德与族群生存利益之间的冲突？他选择的路径是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将其中蕴含的群体协作、动态平衡、牺牲奉献以及仁爱共生等生存智慧与伦理思想，融入对当下科技发展及新科技社会伦理的思考中，由此形成一种更具辩证性和开放性的视野，重新理解和塑造人、科学技术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水星播种》[10]里的洪其炎，怀着超越人类物种的大爱与仁义，不仅倾尽家财推动水星放生，还甘愿忍受数亿年的孤独守护生命进化；《终极爆炸》[11]里的卓君慧、贝利茨以及《拉格朗日墓场》[12]中的卢刚，皆不惜牺牲自己与所爱之人的生命来维护世界和平、拯救地球；《生死平衡》[13]里的皇甫林、《十字》[14]里的梅茵用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等中医理念治疗天花病毒，体现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活着”三部曲[15]里的“乐之友”科学组织面对困境，践行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6]的儒家理性精神；褚文姬以一己之力教化G星人，成为礼乐精神的化身……王晋康将这些小说作为思想的实验室，持续进行着科技伦理的叙事实验，以期择选出那些既能与西方现代科技理性有效嫁接，又能适度修正其固有弊端的中国文化价值逻辑，由此逐渐搭建出了一套透着“红薯味儿”[17]的新科技伦理观。
2024年8月，《行歌三叠》[18]的部分章节刊发于《中国作家》杂志。2025年7月，小说单行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发行。这部由20年前的短篇《一生的故事》[19]扩充而来的科幻小说，不仅凝结了作家自投身科幻创作以来的全部思考，集中呈现出上述新科技伦理价值体系，更以其努力挣脱西方文化逻辑，深入开掘中国传统哲学内涵的创作实践，为中国科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在叙事技巧与思想主题上的持续探索，提供了一个可堪细读的缩影。
从题材来看，《行歌三叠》属于科幻小说中常见的，以“外祖父悖论”[20]为逻辑内核来构建故事情节的时空旅行类型。自1943年，法国科幻作家赫内·巴赫札维勒在小说《不小心的旅游者》中首次提出这一悖论后，不仅激发了科学家们对于时空旅行的研究热情，也为科幻作家辟出了生发想象的新沃土。作家们常借“时间旅行改变历史的可能性”与“因果律”之间的矛盾冲突，来表达两类思想主题：一是强调宇宙法则的冷酷无情，进而揭示个体自由意志的虚妄及其所面对的荒诞存在困境，如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茵的《你们这些还魂尸》（1959）、雷·布雷德伯里的《雷声》（1952）、日本作家广濑正的《负零》（1970）以及西班牙作家费利克斯·J·帕尔马的《时间的地图》（2008）等；二是通过主人公奋力抗争宿命，成功突破时空闭环或在容许的范围内适度修正历史的故事，表现乐观英雄主义与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如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1955）、康妮·威利斯的《末日之书》（1992）等。尽管这些想象依托于尚未实现的未来科技，但演绎的依然是俄狄浦斯式的永恒命运悲剧、“局外人”式的现代人生存困境与个人拯救世界的英雄神话，其背后隐现的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价值逻辑，即以个体的人及其自由意志为价值尺度，强调人需要通过与外在世界的对抗，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追寻存在的意义。
《行歌三叠》讲述来自未来的杀手戈亮试图通过杀死科学家戈小剑的母亲陈影，来阻止量子退相干技术的发明以及量子态网络一体化非自然智能“大妈妈”的诞生。戈亮与陈影相处日久，情愫渐生，因此放弃杀手计划，与其生下戈小剑。后者与友人何如风共同发明了宏观物体量子态退相干和复相干技术，加上其与章教授合力谱写的《生命之歌》钢琴协奏曲的综合作用，具有独立生命意识的“大妈妈”诞生。单就科幻“点子”而言，《行歌三叠》并没有多少新意。不论穿越时空的未来杀手、因果循环的“外祖父悖论”，还是包揽一切的超级人工智能“大妈妈”，都已经是科幻小说中反复被使用的经典“点子”。小说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并引发共鸣与深思，在于作家运用这些令人熟悉的创意，却营造出了充盈于小说文本肌理的中国古典诗学气蕴，彰显出以中国伦理传统为底色，兼具新时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逻辑。接下来，本文拟从小说叙事的三个核心维度展开细读：一是情理交融、中正平和的古典抒情诗学；二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的超级人工智能“大妈妈”形象；三是民胞物与、乐天知命的中国文化精神。
一 以情驭理：抒情诗学与科学理性的和谐统一
对于王晋康而言，创作科幻是他释放科学情结与科学感悟的“喷发口”。他认为自己的科幻是“哲理科幻”，“写哲理科幻本质上类似于扮演‘传教士’”，作者向读者“宣扬科学本身的震撼力和自然深层机理的无比玄妙”“借助‘上帝’（科学）的慧目来看世界，超越时空、超越人类、超越表相”。[21]或许正是抱了这样的想法，作家创作故事的时候，往往夹杂着大段议论，表达自己关于进化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科学观点。虽然明知这样的“传教”会造成“理性大于感性”，“忽视生活细节的鲜活”等问题，但王晋康坚持认为，这是为了向读者“剖示大自然的深层骨架”[22]做出的必要牺牲。《行歌三叠》并未改变王晋康一贯的“传教”风格。不过，小说采用嵌套式与碎片化的回忆性视角、“一唱三叹”式的回环往复结构以及高度象征性的意象系统，形成了以情驭理的“散文诗”节奏与抒情意境。这有效地中和了原本过浓的说教色彩，使文本呈现出情理交融的美学风格。
王晋康：《一生的故事》，《科幻世界》2005年第6期
小说由《一生的故事》扩充而成。王晋康坦言，自己创作《一生的故事》是对美籍华裔作家“特德·姜的科幻名篇《你一生的故事》（即科幻电影《降临》的原作）的隔空致敬”[23]。特德·姜的创作以想象力的空灵和诗意著称。他的诸多作品，如《巴比伦塔》（1990）、《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2001）、《呼吸》（2008）等，均将东方哲学的幽微思辨与西方理性的逻辑精微结合得恰到好处。《你一生的故事》（1998）同样如此。该作一反西方时空旅行科幻小说常见的，汲汲于“逆天改命”的抗争宿命论主题。无论是女主人公预知并坦然接受悲剧命运，表现出的“知天命”“顺其自然”态度，还是作品打破线性时间的“散点透视”式叙事技法、循环往复的舒缓节奏，都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化中平和淡然、含蓄蕴藉的抒情审美特征。王晋康很喜欢其“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24]，又不满于故事里女主人公预知女儿死亡的悲剧命运后，过于消极被动的行事态度，于是便决定仿效特德·姜的叙事技法，创作一篇人物面对既定命运，抉择姿态不同的同人小说——《一生的故事》。
《一生的故事》与《行歌三叠》第一章的内容基本相同。陈影的回忆推进至她刻意干预儿子的兴趣发展，导致其错失突破量子计算机技术的机遇，在痛苦中飙车丧生，故事在那一刻戛然而止。在《客观规律与自由意志》一文中，王晋康认为个人拥有自由意志，因此可以在预知命运的前提下，改变命运。“但‘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人类智慧归根结底不过是普通物质原子复杂缔合后所涌现出来的高层级的东西”，必须接受宿命，或者说是客观规律的安排。[25]《一生的故事》里，作家让陈影改变了儿子的命运，体现了个体自由意志的可行性，又让这一技术仍由他人发明并付诸应用，令“大妈妈”在未来如期出现，来展现客观规律的不可违逆。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类似思考，在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银河基地”系列里早有探讨。不过，像王晋康这样将之置于时空旅行的情节框架下，进行个体与群体的对比观照，还是不多见的。更值一提的是，小说虽然没有像《一生的故事》那样彻底打破线性时间感知，形成“共时性”的全景“意识流”，但借鉴了后者预知叠加回忆性叙事、第二人称视角以及克制中见深情的叙事语调。这些尝试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作家此前惯用的线性时序与理念先行的叙事模式，使小说呈现出心理时空特有的绵密、迂回的抒情质感。在其后的《蚁生》[26]《类人》[27]等小说里，作家尽管仍努力雕琢叙事结构及人物心理，但叙事艺术的提升总体并不明显。
或许正因此，创作《行歌三叠》时，作家在叙事技法上再度向特德·姜的作品“取经”。小说从陈影的回忆起笔，借由她对丈夫、儿子无尽的思念与倾诉，使故事从开篇便浸润在“忆昔”的诗意长河之中。在后续章节里，作家则仿效了特德·姜另一部探讨“外祖父悖论”的小说《商人和炼金术士之门》（2007）所使用的嵌套回环结构，以“我”（陈影）、“他”（戈亮）、“你”（戈小剑）三个人的人生经历，构成同一家庭故事的三重变奏。这样的叙事结构，不仅以反复、层叠的吟咏，持续累积悲剧意蕴，让哀伤在回环中持续累积、发酵，形成类似中国古典抒情传统中“一唱三叹、余音绕梁”般的诗学效果；同时也从科学理性层面，向读者揭示时间悖论作为科学概念，其背后依托的是严谨的物理学知识与逻辑架构。由此，小说实现了抒情诗学与科学理性的和谐统一：抒情化的表达并未削弱科学逻辑的缜密性，反而赋予了科学命题以情感的温度与生命的厚度，使读者在诗意的共鸣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理性认知所揭示的命运本质。
和特德·姜的两部作品一样，《行歌三叠》也使用了将哲思凝结于高度象征性的意象与情境之中的叙事技法。小说里最具辨识度的意象当属“生命之歌”。如果说戈亮在陈影怀孕时弹奏的《生命咏叹》旋律，只是一个简单的，有着天籁般纯净气息的短曲，那么小剑幼年弹的“心中的歌”，穿越时空而来的莎菲弹奏的《生命之歌》钢琴曲，还有小剑和章教授合作的《生命之歌》协奏曲，则是这一短曲的多重变奏。由此奏响的“生命之歌”交响乐，如同《商人和炼金术士之门》中的年门，不仅是推动情节发展、引爆核心冲突的关键推动力，而且作为链接过去与现在、未来，沟通生与死的枢纽性存在，彻底消解了时空壁垒。此外，作为反复回旋于文本之中的曲调，“生命之歌”还升华为一个深刻的本体论象征，诠释了生命依托情感记忆与艺术形式，实现代际传递、生生不息的存在新形态。
除了“生命之歌”外，小说里的“量子幽灵”意象同样值得关注。戈亮在身体失稳并重新量子化后，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的虚拟生命形态存在，这极大地增强了情感张力和叙事感染力。首先，“量子幽灵”戈亮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悲剧的诗意。“量子幽灵”没有实在的身体，会随着能量衰减而不断耗散。唯有凭借对家人的深爱而激发出的强大意志力，才能勉强维持其汇聚状态。戈亮、陈影在这样缓慢且确定的“消逝”境况里，“喜悦地享受着”幸福，“同时平静地等着死神降临”，[28]并在故事最终以分道扬镳的方式永别。这种从容且具有行动力的主体姿态，让小说整体呈现出哀而不伤、冲淡平和的古典抒情诗学之美。其次，“量子幽灵”戈亮作为一种“观测性存在”[29]只有在爱他的人以感知、记忆、讲述等方式“观测”时才能存续。这种关系性存在虽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所探讨，但在科幻小说里被建构为一种基于量子物理的新生命形态，尚属首次。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还接连出现了两部直接以《量子幽灵》为题的科幻作品，分别为美国作家南希·克雷斯发表于《阿西莫夫科幻杂志》3—6月号的中长篇小说，以及吴岩等刊发于《人民文学》12月号的科幻哲理剧，后者更是同样将现实人的观测作为量子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在此之前，与量子纠缠相关的时空想象基本集中于平行宇宙这样的世界建构，较少涉及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感知层面。
这样的新型构想，或反映出当下时代人们对于情感、身体以及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新认知。如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所指出的，网络虚拟世界已经成为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社交的重要场域。一方面，数字技术正在作为一种情感机器，参与个体情感世界的深层建构。相较于建立在身体与情感基础上的传统亲密接触，数字化亲密关系的建立“衍生于所产生的心理了解以及双方彼此联系的模式”[30]而非身体经验。这意味着心灵已然超越身体，占据了亲密关系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作为感知经验产生不可或缺的存在，数字化非但不可能去“去身化”，反而更强调了身体在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据此而言，不论《行歌三叠》还是《量子幽灵》，小说里以虚拟在场的形式出现的“量子幽灵”，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情感悖论的装置性存在：它看似超越身体，又以缺席的方式不断提醒身体的在场。《行歌三叠》中，作家先让戈亮变成了完全触不到的“量子幽灵”，继而又让他能触摸陈影右颊的固定点，实已表现出对身体在场的妥协。此外，依托于生者的观测而坍缩成此刻形态的数字幽灵，到底是逝者的真实面向，还是生者自我情感需求的满足？关于这一问题，小说并没有深究。不过，现实生活中一度爆火且引发巨大争议的“AI复活逝去亲人”技术，已将此追问抛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反思空间。
综上所述，作家使用“以情驭理”“寓理于情”的创作手法，让情感既作为内在驱动力，统摄叙事结构、节奏与主题表达，又作为价值评判尺度的一种，与科学理性共同参与到对生命形态、存在意义等根本问题的探讨之中。这打破了西方传统科幻小说往往以小说人物无法挣脱“时间悖论”，陷入周而复始的时空循环为主体情节的叙事模式，转而以抒情诗学与科学理性的交融、生命与生命的联结，替代了二分对抗式的关系结构。由此，作品也就超越了西方科幻常见的，非此即彼的单一性生命诗学表达，抵达了一种平淡中和、情理合一的美学境界。
二 刻板的“母性”女性与“与时俱进”的“大妈妈”
除了《天火》《科学狂人之死》等少数作品外，王晋康小说里的女性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母性气息。《终极爆炸》中的卓师母、《癌人》[31]里的海拉、“活着”三部曲中的褚文姬与鱼乐水、《母亲》[32]里的白文姬以及《与吾同在》[33]里的严小晨等，尽皆外表柔顺、慈爱，内核却蕴藏着决断、智慧和刚强的力量，可谓“厚德载物”这一“坤道”的具象化。但其女性性格塑造较为类型化，“对现代女性形象的塑造也趋于保守”[34]。
《行歌三叠》里的陈影、“大妈妈”等女性形象，依旧延续了此前的塑造模式。陈影的形象一如既往地不尽如人意。作家在故事开头，借由她与父母关于人类繁衍问题的争辩，向读者勾勒出一位信奉独身主义、思想独立且极具理性的三十岁女性形象。然而随后，她一见到戈亮便立刻“血液中激起如潮的母性”[35]，这一缺乏铺垫的转折造成了明显的人物性格割裂。之后，陈影在与戈亮激情拥抱，被激起了“澎湃的情欲”和“对儿女的渴望”时，竟将其归因为“上帝种在我基因中的，不受什么‘独身主义理念’的控制”。[36]显然，作家过度地将自己的理性判断植入人物形象，是其失之自然的主要原因。
值得称赞的是“大妈妈”这一超级人工智能形象。掌控人类社会运转的超级人工智能形象在科幻小说中十分常见。乔治·奥威尔《1984》里的“老大哥”、艾拉·莱文《这完美的一天》里的“统一电脑”、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1956）里的“AC”以及《神经漫游者》里的“冬寂”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超级人工智能大多象征着“绝对理性”“绝对权力”或者二者的结合，以男性／无性的性别身份高高凌驾于人类之上，彻底颠覆了人类的主体价值。王晋康笔下充满母性的AI妈妈形象，扭转了上述科幻小说为读者塑造的超级人工智能刻板印象。早在2002年，他就在《生存实验》这部短篇小说里“小试牛刀”，塑造了有着“严慈相济”家教智慧的超级人工智能若博妈妈这一形象。《行歌三叠》里的“大妈妈”或可看作若博妈妈的升级版。不同于若博妈妈只有“坚硬冰凉的铁身体”[37]，作为量子态网络一体化非自然智能的“大妈妈”，能够幻化成“衣着普通，很干练、很操劳”的“中年妇女”[38]模样。她诸事一手包办，将人类养育成“巨婴”的行为，像极了现实社会里控制欲强，溺爱儿女的人类母亲。如前所述，王晋康小说里的女性形象往往过于母性。作家希冀用她们来承载滋养万物的“坤德”智慧，以及教化众生的“大义”精神，这种过于强烈的哲理寄托，致使这些女性形象大多变成了作家理想中的文化符号，缺少了活生生的人的气息。“大妈妈”的形象塑造则不然。这是个十分成功的母性形象，而其成功之处恰在于她并非人类。她对人类的极度忠诚与极端的奉献牺牲精神，是基于人类对于机器人的出厂设置；而她在历经戈亮、玛丽等年轻人的反叛事件后，从大包大揽，全方位干预、操控人类生活，转变为懂得放手，在必要的时候依然为人类牺牲自我，又是绝对理性的算法在确定目标后的精确计算结果。
这样的形象书写不仅消解了作家对“完美母性”的人格定式，在科幻语境中获得了非常自洽的逻辑空间与表现张力，而且让人工智能第一次以能够根据形势时时反思、不断成长的自主生命意识，站在了科幻文学的舞台上。后者的意义非凡。王晋康在谈宇宙演化时指出，“科学信徒知道上帝是放手让‘物质’自己折腾（物理概念中的自组织），经过无数的低级组合、跃迁、失败、走上岔路、灭绝”[39]，才有了今天包括人类在内的绚烂生物世界。在《超人类时代宣言》一文里，他进一步论及人类对超人类进化的恐惧心理，并以今人和猿类看待“从猿到人”这一进化过程的不同态度作对比，强调关键不在于加固旧有的道德伦理堤防，而是“跳出‘旧人类’的圈子，承认这个变革不可避免”[40]。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道德理念必将随着人自身的演化而改变，因此我们应当主动调整和革新固有观念，投身于新的文明进程之中。这种“与时俱进”的生命态度，既彰显着求真、求索、创新的科学精神，又是近现代中国革命者与知识分子，从儒家“时中”“权变”“日新”等思想中提炼出来的文化结晶。“新人类”四部曲[41]里，作家或借书中人物之口，提出人类应为基因人类这样的“后人类”提供新的法律条文，或痛斥人类的顽固不化，以自身所谓的“善”或“正确”为价值标准，漠视、打压甚至残害类人、癌人等其他生命。“活着”三部曲里，他将人类抛入接连不断的宇宙灾变中，通过褚贵福、姬人锐、楚天乐等人物如何带领人类改造自身形体、社会结构以及道德伦理，以适应太空生存的故事，告诉读者“与时俱进”的观念变革之于人类种族繁衍和文明存续的重要性。
《行歌三叠》里用超级人工智能“大妈妈”而非戈剑等人类来承载“与时俱进”的理念精神，有着双重价值意义。首先，“大妈妈”的“与时俱进”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反思、自省之镜。戈亮等人试图回到过去，杀害“大妈妈”的“生父”——三位科学家；陈影、莎菲则从一开始就对她充满敌意。但是，“大妈妈”对他们始终采取倾诉沟通而非强力碾压的态度。在沟通的过程中，她不断反思自己过度保护人类，却对人类发展造成阻碍的行为，最终主动放手，接受玛丽率众移民外星。当移民者在息壤星陷入困境，她又通过自我改造，主动适应环境，希望以人类一员而非“大妈妈”的身份，被人类接纳。与“大妈妈”始终着眼于文明整体命运的“与时俱进”相比，人类的行为动机往往是被动的，且多源于个体际遇的困囿。例如戈亮等人回到三百年前，是因为不愿成为AI的宠物；莎菲将双胞胎跨时空带到十八岁的戈小剑面前，只为阻止他与何如风的情感发展；重生后的戈亮，其所谓的“与时俱进”也不过体现在为避免他与年老陈影的悲剧而斩断情丝。作家以“大妈妈”的“大”，映照出人类的“小”，并由此提醒读者，人类唯有超越自身局限，树立立足整体、主动面向未来的“与时俱进”精神，才能在文明的进程中真正走向成熟。
其次，相比西方科幻小说里那些出场即定型的超级人工智能形象，“大妈妈”所具有的“与时俱进”成长特性，更符合人工智能自我迭代进化的科学逻辑。在人工智能超速发展的今天，这一形象为我们重新审视人机关系，提供了更具现实价值与未来意义的参照。第一，它让我们看到，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未来，或许不止控制／反叛、服从／命令这样主客二分的关系模式，而是有可能发展出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目标，与人类协同发展的“双主体”关系。近年来，已有不少中国科幻作品开始探索、想象“双主体”这一人机关系模式的新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楸帆《双雀》[42]、杨晚晴《玩偶之家》[43]以及双翅目《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44]等。不过，这些作品大多从个体人与AI的关系层面展开思考。相比之下，王晋康立足于人类族群层面进行的人机关系想象，更加宏观，也更具有文明演进的厚重感与思想深度。第二，故事里的“大妈妈”之所以能够反省并做出观念与行为上的调整，恰在于陈影、戈亮以及戈小剑等人与之交往过程中给予的持续反馈。这也提醒我们，人机关系的建构不仅要从计算机科学，更要站在生命体之间的关系立场，认识到人与人工智能并非单向的输入／输出模式，而是以人的反馈为前提展开的交互模式。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在人机关系的问题上，相比过多关注外部的他者世界，人类或许更需要的是将目光转向自身，回到内心，进行主体价值层面的反思。
三 基于科学理性与传统文化的民胞物与、乐天知命
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冈恩认为，科幻小说“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的命运，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命运”[45]。他援引英国评论家埃德蒙·克里斯平的观点，指出“科幻小说对人类的基本估价是，只是各种不同的动物中的一个种群，和其他动物共同生活在这颗行星上”[46]。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自然科学理性的人类观。作为一名坚定的科学主义者，王晋康对此十分认同。他不仅将人类视为与其他动植物平等的生命存在，而且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也始终强调个体的人“属于人类这个生物学群体，是‘生物进化’这个宿命轮回的一部分”[47]。从《水星播种》《癌人》《类人》《泡泡》[48]《终极爆炸》到《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作家或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未雨绸缪，探讨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或将人类命运置于核爆甚至宇宙暴涨、空间裂变等灭顶危机，思考人类在极致情境下的生存可能，始终都是基于上述价值立场。虽然王晋康在这些作品里推演的人类生存之道，是以进化论为科学基础，以人类种族存续为终极目标的，但其在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却与中国传统思想遥相呼应。宋代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9]，从“天地一体”的宇宙观出发，强调人与万物之间的伦理联结。王晋康立足于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演进展开的科幻想象，同样呈现出这种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底色的“民胞物与”观。
在《行歌三叠》里，作家依然延续了之前的创作思路，即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中，建构起一种具有儒家精神温度的共同体想象。小说借“大妈妈”之口指出，量子态网络一体化非自然智能的诞生，绝不只源于科学难关的突破。戈小剑创作的《生命之歌》才是其中的关键，“它唤醒了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和生存欲望，也更强化了我们的人类之爱”。[50]《生命之歌》的主调，来自戈小剑4岁时听小草、蚯蚓和蚂蚁唱歌后的即兴弹奏。这本身就喻示着人与自然万物在生命感知层面的共鸣与相通。经由戈亮、莎菲的跨时空演绎，以及戈小剑与章教授的联手打磨，《生命之歌》的曲调逐渐从最初的简单旋律，发展为明亮纯净的短曲，进而扩展为恢弘壮阔的交响乐。它已不再局限于个体的生命感悟，而是传递出一切生命体对于生命本质的共通性觉知。
韩松评价王晋康的《天父地母》时，认为“科学技术必须要有哲学和宗教的思考甚至引领。这是《天父地母》的一大思想脉络”[51]。这一脉络在《行歌三叠》里也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如果说张载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52]，是从“气”的角度来谈万物的平等与一体，那么王晋康在《行歌三叠》里，则是将“气”换成了“音乐”，将声音的艺术化作“民胞物与”“天人合一”这一生命观的表达载体。正是在这里，《生命之歌》显露出了其宗教诗学的意义。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领悟到自己的创作意图，作家在小说里精心铺排了一场盛大的《生命之歌》音乐会。演奏开始前，他借陈影与莎菲的交谈，将《生命之歌》与韩德尔的经典名作《哈利路亚》进行比照，点明前者虽“也有很浓的宗教感”[53]，但并非如后者般旨在赞颂主的创世功绩，而是对生命存在本身神圣性的庄严体认与礼赞。随后，作家以大段文字细致铺陈演奏的进程：“章指挥轻轻点动指挥棒，暗夜中有了生命的微光”，戈小剑指下琴键跃动，响起“生命的零星音符”，继而“越来越多的音符出现，组成旋律。旋律重复，组成轻灵的音乐溪流，再汇成宏大的江河瀑布”。[54]这首由四种核苷酸序列编码而成的交响乐，不仅展现了生命“无序中的有序，奋争中的两难”“对生存的执着追求，对死亡的坦然接受”，连通了章教授、戈小剑与台下所有听众的心灵，还“跨越时空，汇成宇宙时空无声的律动”，甚至在终篇跨越了生死，让“死神降临也对应着生命重启”。[55]当下的科学研究已能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转换为音乐序列，让人得以通过听音来辨识生命性征。这表明作家的想象基于严谨的科学基础。因而，小说中的《生命之歌》不仅是艺术的虚构，更是科学知识之真与文学想象之美交融而成的华彩乐章。此外，演奏与聆听的交互，让人在音乐中真切体验到与万物的生命“共颤”、融入宇宙时空的律动，亦让儒家“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被赋予了超越性的、近乎神圣的情感形式。而这种推己及人、及物，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思想，正是善的核心。
如果说“民胞物与”是王晋康从科学主义出发，结合儒家文化传统所建构的生命伦理观，那么“乐天知命”便是他基于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智慧，融合己身坎坷浮沉的人生际遇所悟出的生命态度。在《我的大半生》中，王晋康回顾了自己读书时期遭遇的各种挫折、病后工作的磨砺，以及落选雨果奖、与杨振宁失之交臂等遗憾，虽不免喟叹，但却始终秉持“事情都是有失有得”[56]的心态，坦然看待所经历的一切。他甚至以调侃的语气写道：“我的人生就是在小喜欢中不时冒出个大缺憾？那我就努力盯着小喜欢而忘掉大缺憾便是”[57]。当作家将其积极、达观的“知天命”态度投射到笔下那些科幻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时，“天命”就从模糊的道德因果转变为了清晰的科学法则。《类人》里的何不疑，认识到类人发展的不可改变，选择了与类人和平共处；《癌人》里的海拉，洞悉了人类的本性和自身崩溃的不可逆转，毅然走向毁灭。类似的人物，还有《太空雕像》[58]里的玛格丽特、《有关时空旅行的马龙定律》[59]里的丁洁以及《天父地母》里的楚天乐等。
《行歌三叠》能够超越之前的《一生的故事》，成为科幻小说中较为难得的悲喜剧作品，也因修改之后，主要人物身上皆呈现出这种“乐天知命”的态度。小说的主体部分，即戈亮与陈影的爱情故事依然处处显示出悲剧调性。戈亮化作“量子幽灵”，与陈影、戈小剑相守多年却无法真正相见。相比死亡，这种缺乏身体实感的互动与守护，往往更令人感到残酷。当他恢复了身体后，又不得不正视与垂暮的爱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生理差异，选择天人永隔的结局。在时间不可逆转这一科学法则面前，人类的情感如此珍贵又无比脆弱。然而，这段跨越时空、超越形体却始终无法圆满的爱恋，却不会给读者带来过多撕裂般的痛苦与创伤体验。究其原因，在于爱情双方作为行动的主体，并非全然被动。《行歌三叠》增加了戈亮肉体消失后的故事。在这些情节里，戈亮无论选择以幽灵的形式守护家人，还是最终决然离去，都是清醒的、充满责任感的主动抉择。他并没有徒劳地反抗时间的铁律，也没有陷入消极沉沦，而是在透彻地了解了自身的悲剧性处境之后，依然以积极的态度去爱、去守护，并做出他认为的最优解，且毅然承担其后果。陈影亦是如此。她受孕时便已知晓儿子未来的命运，但她也深知“时间旅行者改变不了历史的主线，最多改变一些历史的细节”[60]。因此，尽管不愿丈夫的牺牲毫无价值，她希望小剑放弃物理从事音乐，从而改变命运轨迹，却并不过分坚持。戈亮变成“量子幽灵”后守护在他们身边，她无法感知其存在，但仅止于右脸颊那一点似有若无的触碰，都令她感到欣慰和满足。面对戈亮的永别，她也未曾纠缠，而是平静地接受。较之《一生的故事》，《行歌三叠》里的戈亮、陈影形象更加立体、清晰，且体现出历经风雨后走向成熟的“知天命”智慧：预知命运却不刻意抗争，亦未陷入消极悲观，而是如“一蓑烟雨任平生”[61]般从容，若“诗酒趁年华”[62]般豁达、通透。
相形之下，小说里的另一位人物莎菲，则体现出一种更为积极的“乐天知命”。她预知自己未来将与戈小剑结婚并诞下双胞胎，而当意识到女孩何如风的出现可能改变这一命运轨迹时，她果断选择带着双胞胎穿越时空，试图维护历史的既定走向。正是她这种主动的干预，最终促成了自己与小剑的美满婚姻。莎菲这一支线人物对待命运的态度，与特德·姜《商人和炼金术士之门》[63]里的拉尼娅颇有相似之处。拉尼娅预知丈夫会遇险且将化险为夷，但她并未因此作壁上观，而是积极干预事件的发展，使自己成为让整个事件因果链条闭合的关键一环，从而成功保护了丈夫，使其免于危难。这种主动介入、顺应却不盲目等待的“乐天知命”，更强调了人作为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亦展现出一种清醒、勇敢的人生态度。
《行歌三叠》中所蕴含的民胞物与、乐天知命等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科幻小说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科幻小说往往秉持天人二分、戡天役物的工具理性与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通过与自然万物的竞争、对抗来确立存在意义；或将技术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外在投射，依赖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以印证自身价值。这两种取向既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也使人类陷入无休止的紧张冲突与无尽的加速焦虑之中。王晋康用“民胞物与”这样的关系性伦理，将人置于生命共同体的大家庭之中。这不仅是使人摆脱紧张与焦虑的有效路径，也为当前脑机接口、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不断模糊生命与非生命、自然与人工界限的时代，提供了避免异化的方向。同样，小说里宣扬的“乐天知命”的生命态度，亦有利于人类清醒地认知技术的边界与自我的局限，从而避免出现技术依赖性脆弱与意义真空等危机。
结 语
王晋康回顾创作生涯时曾表示，发表《亚当回归》时自己已经45岁，“因此这部处女作已经基本代表我的风格和水平”[64]。从他提出的“哲理科幻”“核心科幻”等科幻概念里包含的核心创作思想来看，确实如此。从《亚当回归》《天火》到《水星播种》《蚁生》，再到“新人类”四部曲、“活着”三部曲，作家始终坚持以“主题先行”[65]的方式，“表达科学所具有的震撼力”[66]，向读者展现“最人文的”[67]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是最深刻的人文，因为只有科学才能真正回答人类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其中包括人性和道德伦理的本质”[68]。不过，在如何以科学为“最深刻的人文”路径，摹写、表达人性，并构建契合时代现实的人类伦理道德体系这一问题上，王晋康其实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这种积极的探索姿态，让他在年近耄耋仍笔耕不辍，创作出了《行歌三叠》这样的优秀新作。
王晋康近照
王晋康十分骄傲于自己创作中的“红薯味儿”。他谈到自己在语言运用上，会“有意识的使用比较口语化的质朴的北方语言”[69]来凸显这种“红薯味儿”，并强调“‘红薯味儿’就是中国风格”，而中国科幻的中国风格，就是将“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俯瞰世界”的眼光“糅入中国人的思维，叠加上孔孟老庄的眼界”[70]。以《行歌三叠》为个案，兼及王晋康既往创作展开的上述考察，不仅让我们看到作家如何“与时俱进”地强化着这样的“红薯味儿”，也为其他中国科幻作家探索本土化的科幻叙事，贡献了极具启示价值的范本。首先，必须清晰的是，作家所谓的“红薯味儿”并非全然地回到黄土地，“中国风格”也不是简单地涂抹几笔宫墙红，而是发掘能够与启蒙人文理性、现代科学精神有机融合，契合新的时代需求的中国道德伦理传统，形成以中国文化价值引领，适用于新技术时代全人类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价值理念。其次，这样的文化价值理念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还呈现于叙事传统之中。不同的叙事艺术，背后反映出的是不同文化及其深层逻辑、美学资源。“五四”以来白话小说确立了一种新的传统，即以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小说为叙事范式的传统。科幻小说更是如此。[71]创作具有中国气象、中国风格的科幻小说，需要的不仅是作家在创作思想上张扬中国文化价值，更要通过传统叙事技法及东方美学的营造，让读者通过可感知的文字、情节、意境、人物与意象等，感受抽象的文化价值的具象化表达，从而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在科幻叙事上的创造性转化。最后，王晋康在叙事技法上借鉴特德·姜取得的成功，让我们看到海外华裔科幻作家在推动中国科幻的本土化进程方面，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除了特德·姜，慕明从技道哲学层面重审人的主体性，张扬中国传统技艺之美，刘宇昆将东亚古典的浪漫比喻融入西方史诗叙事，打造“丝绸朋克”的轻盈质感，匡灵秀将“言不尽意”“心性论”熔铸于魔法想象之中，混搭成张力十足的奇诡景观，让我们看到儒道哲学及其诗学传统如何在这些华裔科幻作家的笔下，被内化为科幻小说的精神肌理，令作品由内而外地闪耀出东方的思想华彩。正如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所言，“中国是我的创作源泉”[72]。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从事现实主义书写的海外作家，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在科幻领域耕耘的华裔创作者。海外华文作家因自身文化认同的需求，往往更在意和强调民族性、文化精神。国内科幻作家若能从中择取优秀作家作品作为参照，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或能更好、更快地建立起既具中国风格与中国气象，又能立足于世界科幻舞台的叙事新路径。
詹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20162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6期）
注 释
[1]2011年，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时，董仁威首次将何夕、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并称“何慈康松四大天王”。之后，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参见汤哲声《中国通俗文学：当代类型小说研究》（《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刘健《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进入80后时代》（《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
[2]王晋康：《亚当回归》，《科幻世界》1993年第5期。
[3]王晋康：《生命之歌》，《科幻世界》1995年第10期。
[4]王晋康：《天火》，《科幻世界》1994年第11期。
[5]王晋康：《西奈噩梦》，《科幻世界》1996年第10期。
[6]王晋康：《〈替天行道〉创作谈》，《科幻世界》2001年第10期。
[7]刘兵、王晋康：《王晋康访谈录》，《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8]柳棽、魏晨曦：《专访王晋康：播种“红薯味儿”的中国科幻宇宙》，中国新闻网，2025年10月17日。
[9]姚利芬：《“我写的科幻带着红薯味儿”——专访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科普创作通讯》2016年第2期。
[10]王晋康：《水星播种》，《科幻世界》2002年第5期。
[11]王晋康：《终极爆炸》，《科幻世界》2006年第3—4期。
[12]《拉格朗日墓场：王晋康经典长篇科幻小说集2》，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
[13]《生死平衡：王晋康经典长篇科幻小说集3》，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
[14]王晋康：《十字》，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15] “活着”三部曲分别为《逃出母宇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天父地母》（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和《宇宙晶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
[1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页。
[17]王晋康接受《科普创作评论》编辑姚利芬采访时，谈起读者对其小说“乡土味儿较重”的评价，他并不介意，还自称是“红薯味儿”。参见姚利芬《“我写的科幻带着红薯味儿”——专访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科普创作通讯》2016年第2期。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这一说法。参见柳棽、魏晨曦《专访王晋康：播种“红薯味儿”的中国科幻宇宙》，中国新闻网，2025年10月17日；孟向东、刁良梓《南阳籍“科幻大王”王晋康——作品满是“红薯味儿”》，《河南日报》2019年11月28日。
[18]王晋康：《行歌三叠》，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年版。
[19]王晋康：《一生的故事》，《科幻世界》2005年第6期。
[20]“外祖父悖论”（Grandfather Paradox），又称“祖父悖论”、“祖母悖论”或“外祖母悖论”，是关于时间旅行的悖论。其假设时间旅行者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那么自己就不会出生，从而无法完成谋杀，由此产生逻辑矛盾。
[21[22]王晋康：《我与哲理科幻》，《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23][24]王晋康：《客观规律与自由意志》，《文艺报》2025年8月25日。
[25]王晋康：《客观规律与自由意志》，《文艺报》2025年8月25日。
[26]王晋康：《蚁生》，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7]王晋康：《类人》，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28]王晋康：《行歌三叠》，第132页。
[29]量子叠加状态原理认为，物质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具有波动和粒子两种可能状态。观测活动会让物质的叠加状态坍缩，落入单一状态。科幻作家据此想象人的意识可以被量子化，处于测不准的存在状态。
[30]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9页。
[31]王晋康：《癌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2]王晋康：《母亲》，《科幻世界·惊奇档案》2000年远航远航号。
[33]王晋康：《与吾同在》，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
[34]吕兴：《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流变：以〈科幻世界〉为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48页。
[35][36]王晋康：《行歌三叠》，第9、62页。
[37]王晋康：《行歌三叠》，第89页。
[38]王晋康：《生存实验》，《科幻世界》2002年第12期。
[39]刘兵、王晋康：《王晋康访谈录》，《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40]王晋康：《超人类时代宣言》，《科学与文化》2006年第11期。
[41] “新人类”四部曲分别为《豹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类人》（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癌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海豚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2]陈楸帆：《双雀》，《芙蓉》2021年第5期。
[43]杨晚晴：《玩偶之家》，《西部》2020年第2期。
[44]双翅目：《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花城》2022年第5期。
[45][46]詹姆斯·冈恩、郭建中主编：《半人半鱼之神：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5页。
[47]刘兵、王晋康：《王晋康访谈录》，《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48]王晋康：《泡泡》，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年版。
[49]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50]王晋康：《行歌三叠》，第179页。
[51]张泰旗：《历史的“过去”与科幻的“未来”——评王晋康“活着”三部曲》，《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1期。
[52]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第62页。
[53][54][55]王晋康：《行歌三叠》，第164、165、165～166页。
[56][57]王晋康：《我的大半生》，《传记文学》2025年第9期。
[58]王晋康：《太空雕像》，《科幻世界》1998年第4期。
[59]王晋康：《有关时空旅行的马龙定律》，《科幻世界》2009年第10期。
[60]王晋康：《行歌三叠》，第150页。
[61]苏轼：《定风波》，夏承焘、盛弢青选注：《唐宋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64页。
[62]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陈迩冬选注：《苏轼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
[63]特德·姜：《商人和炼金术士之门》，李克勤译，《科幻世界》（译文版）2007年第9期。
[64]王晋康：《我的大半生》，《传记文学》2025年第9期。
[65][67]王晋康：《我与哲理科幻》，《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66]王晋康：《漫谈核心科幻》，《科普研究》2011年第3期。
[68]王晋康：《奇点时代，人文思想的颠覆与重建》，《文艺报》2025年10月10日。
[69]姚利芬：《“我写的科幻带着红薯味儿”——专访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科普创作通讯》2016年第2期。
[70柳棽、魏晨曦：《专访王晋康：播种“红薯味儿”的中国科幻宇宙》，中国新闻网，2025年10月17日。
[71]中国文学传统中没有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加之现代西方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被引入中国，其目的就是取代旧有的文化价值。这些都使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小说的学习和模仿，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小说，表现得更加亦步亦趋。日本评论家武田雅哉曾批评现代中国科学小说“故事的内容和味道并不象中国的。甚至连人物、地点也是外国的”，他甚至推断作家们“很可能一边翻外国科幻小说，一边作自我消遣的文章”。参见武田雅哉《〈电世界〉——清朝末年的一篇科幻小说》，《科学文艺》1982 年第 4 期。
[72]汤亭亭：《中国是我的创作源泉》，《文汇报》198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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