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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迷雾剧场
内容提要
新时代悬疑网剧在主体建构、空间叙事与时代认同等向度系统性地呈现出新大众群体的生成脉络与文化表征。在主体建构层面，侦探形象的普通化转向和超现实设定折射出大众自我认知的变迁，服务于个体在时代转型期的心理调适；在空间叙事维度，悬疑网剧通过对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内部裂隙的弥合，重建新大众的共同体意识；在时代认同方面，悬案和古装这两大网剧题材共同串联起新时代的社会心态史和大众转型史，在历史的镜像中完成大众的反身确认。从侦探转型投射的自我认同、空间叙事呈现的生活样态到时代观照勾勒的集体心理流变，新大众的面貌在悬疑网剧的智性之旅中逐渐成型。
关 键 词
新大众 悬疑网剧 主体建构 空间叙事 时代认同
引言：新大众文艺与悬疑网剧的叙事机制
新大众文艺之“新”并不仅限于文艺自身的数字技术运用、多媒介融合等创新点，更在于文艺创作与接受的主体，即大众。当下的大众何以是“新”的？仅就文艺层面而言，大众的更新与网络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的扩张深度参与并几乎重组了整个社会结构，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而这势必会带来一场文化上的大变革。当下的“新大众文艺”就是这场文化变革的直接产物。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超过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9.7%，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9.2%，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为52.0%。城乡的距离、年龄的差异等所构成的区隔，逐渐在网络世界中冰消雪融。然而，尽管网络的共享属性和虚拟特质已最大限度地拆除了空间、时间、社会身份等界限，但它并没有真正带来大众的一体化，相反地，网络时代的大众呈现出的是“原子化”倾向。德国学者韩炳哲称这种原子化状态的人为“数字人”。“数字人”群体与“集体”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聚集的内向性，即一种可以把他们变成‘我们’的特性”[1]。虽然网络用户们借助技术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便利，但其主体意识却在信息洪流中逐渐模糊，这样的个体只能组成缺乏共同体意识的原子化群体。而新大众文艺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正是这样的社会文化征候。
网络时代大众的上述生存处境，与本雅明所描述的“人群中的人”极为相似。19世纪西方现代都市勃兴之际，“人们在大城市的人群中不留痕迹地消失了”[2]；而网络时代的人则“消失”得更为彻底。在虚拟与现实交错的网络空间里，无论是个人还是大众都被淹没在数据流之中。本雅明将侦探小说的诞生视为文艺应对“人群中的人”的方式，毕竟“侦探小说最初的社会内容是消灭大城市人群中的个人痕迹”[3]，而侦探的工作则是通过对人群的细致观察，重新找出那些消失的个人。有鉴于此，侦探悬疑这种早在19世纪末便传入中国的“旧大众文艺”，借助网络的力量再度焕发生机。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中，悬疑网剧应运而生。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悬疑网剧是以悬念的设置、延宕与解决为核心叙事模式的网络剧，情节主线多围绕罪案侦查、谜题追踪等展开，一般具有节奏紧凑、氛围紧张、逻辑严密等风格特征。悬疑剧是国产网络剧最早尝试的题材之一，自2010年《毛骗》问世以来，悬疑网络剧便逐渐形成规模：从2014年《暗黑者》带来的初次成功（单个网站点击量达3.2亿人次），到《白夜追凶》（2017）引发的现象级观影（收官播放量超24亿人次、在海外190多个国家上映）；从2020年爱奇艺“迷雾剧场”以五部网剧宣告“悬疑剧的‘春天’来了”，到刷新国产网剧豆瓣评分纪录（豆瓣评分9.4，五星好评占比76.1%）的《漫长的季节》（2023），热度持续走高。悬疑网剧是反映网络时代新大众生成情况的良好载体，包括生活方式更新、时空认知变化、技术伦理思辨、共同体意识再建构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转型期问题，都在悬疑探案的框架中被陌生化、具象化为一个个值得侦查的“疑案”。悬疑网剧正在通过独特的叙事机制重构新时代大众形象，例如人物塑造方面的大众化自觉、视觉空间上的日常化倾向、体现时代精神的新价值体系、基于共同历史想象的情感认同……新时代大众的文化心理于此得到了充分展示。
一 自我认知：结构化社会中的侦探
新时代悬疑网剧最初的变化发生在功能定位方面。19世纪末侦探小说传入中国之际即被赋予“以为社会圭臬”[4]的政治功能，直到大众文艺的娱乐消遣属性得到普遍认同的21世纪初，悬疑影视剧的主流仍是以政治感召为旨归的反特谍战片（如《一双绣花鞋》，2003）和以警示教育为导向的公安刑侦片（如《重案六组》，2001）。然而，新时代的悬疑网剧却开始有意识地卸下社会责任的重担，转向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如《隐秘的角落》（2020）中的青少年教育、《开端》（2022）中的网络暴力等。“社会责任”与“社会热点”的区别在于，前者源于时代、国家、集体等“大主体”的召唤，承担责任的个人总要对大主体作出权利让渡；而后者则是从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事实出发，以此为基点调动公众的情绪。这种区别折射出人们对于“大众”的新思考：这既不是要求个人权利让渡的传统集体，也不是相互区隔的原子化人群，而是基于“主体间性”所形成的新大众结构。哈贝马斯将其描述为“社会化和个体化、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5]。在这样的新大众结构中，个人与群体之间生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交互关系。
上述交互关系的转型，首先便反映在悬疑网剧中侦探形象的演变上。在此前的谍战片、刑侦片中，“侦探”总是公共正义和公权力的代表，如战士、公安干警等；而悬疑网剧中的“侦探”却逐渐向普通人靠拢，从在校学生到出租车司机，涉及众多社会群体。悬疑网剧中侦探的普通人身份以及占比极大的日常生活场景，为观众提供了强烈的代入感。不同于战士、公安干警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法律正义而奋斗，也不同于侦探小说中的私家侦探受人委托或纯粹为了炫耀智慧而破案，驱使普通人走上探案之路的往往是切身的危机或苦难。悬疑叙事的核心动力和功能定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悬疑网剧《漫长的季节》为侦探形象的普通化趋势提供了典型例证。网剧中的“侦探”王响本是桦钢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他之所以强行介入碎尸案的调查，是出于极为现实的个人化原因，即为了避免下岗而竭力作出“重大贡献”。这种普通化倾向同样渗透在叙事结构之中。剧中轰动社会、多年未破的碎尸案显然不能称为“普通”，但这起案件之所以会成为王响持续近二十年的执念，与其社会影响或奇诡程度并无关系，而是由于王响本人的生活因其破碎：儿子枉死，妻子绝望自尽，他的家庭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王响一心追查的是儿子的真正死因，侦破悬案不过是副产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网剧剧情的高潮不在碎尸悬案真相大白之时，而在王响儿子死因揭晓的那一刻。因为彼时这对父子才得以隔着时空与生死完成和解。正如黄平在《“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中所指出的，“父一代的故事回响在子一代的故事中”本是新东北文艺中的常见结构，但《漫长的季节》将其推进了一步，“让父一代直面当下受众”，“自己救赎自己”。[6]亲子之间的误解与矛盾，被死亡阻隔的爱与关心，这些普通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亲情遗憾在观影时得到了想象性解决，普通人的情感需求与生活困境也就此取代案件侦破本身，成为新的叙事动力。
网剧《漫长的季节》（2023）
侦探形象变化的另一个方向，则与“普通化”正好相反，是侦探的“超现实化”甚至“神化”。其实，早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1914—1943），侦探就曾被超现实化，被视为理性的化身：“理性以侦探的抽象图型出世……无休无止地摆出英雄的姿态……”[7]近一个世纪后，悬疑网剧里的“神探”再次被超现实化：他们不仅精通某种令人叹服的冷门绝技（如《猎罪图鉴》中的模拟画像、《心理罪》中的心理侧写），性格也多如刻板印象中的天才一样不食人间烟火。然而，与其说他们是20世纪“理性化身”的复活，不如说这是独属于网络时代的产物：他们身上混合着来自美剧的硬汉属性、来自日式轻小说的另类个性、来自电子游戏的“技能点”（特殊才能）和战斗机制，甚至还有来自武侠小说的江湖侠气。这些迥然不同的元素得以熔于一炉，显然要归功于网络所提供的超时空数据库以及网络用户对种种通俗文艺的极高接受度。
首播于2014年的《暗黑者》是侦探形象超现实化和悬疑剧游戏化转型的代表。这部腾讯网络自制剧甫一上线单集点击便破百万，斩获2014年最具影响力网络剧奖和网络剧杰出贡献奖。《暗黑者》的成功与网络剧最初的目标受众，即在电子游戏的陪伴下长大的“千禧一代”[8]的趣味息息相关。这部剧作弥漫着浓厚的电子游戏氛围：首先，人物塑造极具“二次元”[9]特征，例如身份复杂但分工明确的警务团队（包括犯罪学教授、心理学家、痕迹学专家、电脑高手等）、夸张的人物造型（如法医的“哥特萝莉”装）、颇具游戏风格的反派代号（“暗黑者”）等；另外，警匪双方的对抗也与游戏过程相似，敌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是游戏的任务提示，刑侦小队根据提示一路侦破案件，完成游戏的“主线任务”（找出真凶）；最后，比起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正邪大战，剧中的警匪之争更像游戏玩家为了最终“通关”而搏斗，胜利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其他附加价值。
网剧《暗黑者》（2014）
《暗黑者》所刻意营造的游戏感自然有激活“千禧一代”的成长记忆以引发其观剧兴趣的考虑，但不可否认，它同样意味着对结构化生活的某种虚拟逃离。《暗黑者》首播时，“千禧一代”早已步入社会，或多或少都迫于现实的生存压力从“二次元”避风港中走出，在虚拟与现实的拉扯之中苦苦支撑。相应地，这部“二次元”风格浓郁的网剧也极力在游戏感与现实性之间寻求平衡。如前所述，剧中的正邪双方及其交锋过程显然是非现实、游戏化的，但另一方面，每个独立案件的案情、动机、关系人等却又极力贴近现实。从企业家、明星到城管、拾荒者，从话剧舞台到养老院，从网络暴力、儿童安全再到养老困境，《暗黑者》网剧游走于多个社会群体及其生活场景之间，试图将社会热点问题化入离奇的故事，强化现实感和思想深度。但事与愿违，现实性元素的大量出现，反而更容易让观众在似是而非的熟悉画面中感受到游戏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撕裂，也正是这种撕裂暴露出现实内部的某种逃离冲动。
游戏世界自有其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在经典现实主义无法覆盖之处生长出来的，也被称为“游戏性写实主义”。游戏性写实主义“诞生于宏大叙事崩解、局部小叙事增生的后现代社会”，它给予“被宏大叙事放逐”的“所有局部小叙事讲故事的权力”。[10]这恰好契合网络时代大众与结构化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业已稳步推进的新时代，个人社会功能的发挥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只能也必须在稳定的结构中找寻路径。因此，追求独立的个体与结构化的现实之间开始产生龃龉。现实既已稳固，大众便寄希望于“游戏性写实”，在网络的虚实交叠和游戏的真假混融中打开个性化空间，释放过盛的自我意识。
悬疑网剧中侦探形象的“普通化”和“超现实化”两大变化方向看似截然相反，但本质上都服务于同一个文化目的：帮助个人在结构化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自我调适，达成与当下生活的和解。当侦探角色向普通人转变，探案过程也被嵌入市井生活场景，社会现实和普世情感得以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展现，促使观众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深层意义，提升自我价值感；而侦探形象的超现实化与情节设计的游戏化则让观众在赛博叙事空间内完成对现实的虚拟逃离，由此释放被压抑的独立个性和自我意识。这不仅是个人对自身社会定位的再一次校准，更是网络时代人们重新理解主体间性、建构新大众群体的必由之路。普通化趋向有效削弱了信息茧房的影响，通过日常经验的分享，大众的外形得以显露；超现实设计则再度激活了结构化环境中的个体自我意识，为重构新大众的内向性奠定了基础。
二 空间褶皱：有待弥合的现代生活
重新认识自我及主体间性是新时代大众得以成型的精神起点，而处于急速变化之中的社会空间则进一步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现实土壤。新时代社会的变迁首先深刻关联着网络技术的全面普及。“我们今天的加速度并不是缓慢地从中心向边缘的外向爆炸，而是瞬间发生的内爆，是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11]麦克卢汉为描述全球化（“地球村”）而创造出的“内爆”一词，同样适用于当下这个网络时代。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网络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确为“天下大同”提供了新的可能，但赛博空间中大众共处的表象也遮蔽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新大众群体内部的区隔。虽然社会差异的存在并非文艺所能解决的问题，但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差异在人们精神层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建构起新的共同体意识，却是新大众文艺不得不承担的使命。
网络时代中国社会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不是仅停留在城乡二元模式：交通、物流的全面联通以及网络世界的超时空性，将空间的单一扩张与内部分裂再度导向了融合。在“村村通宽带”[12]的今天，城乡居民早已共享同一片网络空间。然而，尽管处于一体化进程之中，城市和乡村却尚未真正实现平衡发展，甚至城市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的均质空间。基于居民的户籍、职业、可支配收入等差异，现代生活空间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认同方面的裂隙正在变得愈来愈不容忽视。
面对网络虚拟共同体与现实生活中的区隔并存的现状，悬疑网剧凭借自身独特的空间表征，力图暴露并弥合共同体意识中的情感裂隙。首先有待弥合的就是城乡二元关系。悬疑网剧虽然多扎根于城市，但在这些城市故事背后，总是影影绰绰地浮现出乡村或乡镇的远景。向城市倾斜的镜头和叙事，正一步步把乡镇缝合进城市之中。这样，网剧就不仅仅是在讲述悬疑故事，更是在模拟新时代城市化转型的进程。
2020年腾讯出品的悬疑网剧《摩天大楼》提供了一种将乡镇记忆纳入城市的有效方式。镜头中，都市生活的外观无处不在（时尚的室内装潢、白领出入的休闲场所、观景天台、地下停车场等），穿行于其间的人物（咖啡店老板、建筑设计师、房产中介、大厦保安等）都从事着几乎独属于城市的工作。为数众多的现代都市元素本应打造出一个彻头彻尾的“都市传奇”，然而，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大都市时尚生活背后的乡镇记忆反倒逐渐清晰，也正是在这里埋藏着故事最初的动因。女主角钟美宝的“自杀案”以及背后的绑架、凶杀、故意伤害等一系列案件，都源于钟美宝姐弟对一再侵害他们的继父的逃离与反抗，换言之，都与她位于新龙县的原生家庭有关。大都市里的诡秘疑案其实是小县城中故事的余波，乡镇因此可以被视为城市的“前史”，这正是网剧弥合城乡二元空间的核心思路。
网剧《摩天大楼》（2020）
乡镇得以成为城市“前史”的现实基础，在于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摩天大楼》中，社会流动带来的身份、阶层和人际关系的变化，甚至构成了悬疑的主体，案件本身反而沦为窥探社会人员流动的线索。网剧中共有八位案件关系人，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这八个人可谓毫无交集：他们有的属于“精英”阶层（建筑设计师、钢琴家、作家），有的勉强跻身中产（咖啡店老板、房产中介），还有一些则是城市边缘人（大厦保安、保洁、无业游民）。随着悬疑故事的展开，他们背后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浮出了水面：保洁叶美丽是钢琴家叶舒俊的养母，无业游民颜永原则是他的生父；咖啡店老板钟美宝是叶舒俊法律意义上的姐姐，她还与建筑设计师林大森出身豪门的妻子茉莉、房产中介林梦宇的情人丁小玲结下了跨阶层的深厚友谊。正是剧中人物迥异的身份背景和他们之间意想不到的紧密关系，为观众打开了窥探中国社会流动的窗口。
《摩天大楼》试图证明，正是从小城镇到大都市的单向流动，为剧中人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选择，尤其是改变身份、重建社会关系的可能。例如，钢琴家改名换姓逃离原生家庭，实现阶级跃升；女主角也在城市中找到了新的情感支撑，与另外两位女性组成了跨阶层的友谊共同体。《摩天大楼》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它并没有按照惯例为故乡涂抹上“乡愁”的暖色，也没有把城市塑造成人情冷漠的异质空间，而是在呈现社会流动的基础上，向观众揭示出城市这一“陌生人社会”的现代意义。
《摩天大楼》对城市的偏向显然符合长期以来的现代化路径，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提供了其他可能。随着现代化的多元发展、网络技术的全面成熟以及主体间性意识的逐渐凸显，共同立场下的小分歧一再增加，城市也不再是唯一的现代归属与发声主体。尽管悬疑网剧大多秉持着城市立场，但传统的城市化路径实在难以应对目前的城乡关系。那么，城市和乡镇到底应该以何种形式实现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又应该以哪一方为主？针对这些问题，2020年问世的另一部悬疑网剧《沉默的真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沉默的真相》中有三条时间线，即2010年、2003年和2000年，它们分别对应发生在“市”（江潭市）、“县”（平康县）、“乡”（苗高乡）三级行政区的故事。三条故事线交织并行，借助蒙太奇手法，在相似的场景中完成时间的切换和重组。网剧由此将城乡之间的时空转换完美融入叙事，并最大限度地对其加以利用，不仅为观众创造出新奇的观看体验，还得以在三条独立故事线间建立内在关联，将其整合进同一个大叙事之中。2000年发生于苗高乡的少女自杀案和教师溺亡案背后，蛰伏着持续多年的贪腐大案，正是在揭露这个最初的“沉默的真相”的时刻，三条时间线上的所有故事汇聚到一点。时空融合于此迸发出令人震撼的力量，一切看似徒劳的个人牺牲都在这一刻被赋予了价值。
借助多线叙事的方式，《沉默的真相》尽力将剧情比较均衡地分布在乡村、小城镇和大城市这三类空间中，但从故事线的时间顺序来看（2000年的苗高乡、2003年的平康县、2010年的江潭市），乡镇还是被设置成了城市的“前史”。然而，这部网剧并未顺势将城市打造成乡村发展的理想终点。全剧结尾处，让悬案一锤定音的关键证人出现：十年前目击了凶杀案的山村小姑娘，也是如今《江城晚报》法制栏目的首席记者。她改换了姓名，卸下了回忆的重担，成长为城市精英。这样的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看似再次强调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人员流动，但剧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证人在推开公安局会议室大门时，恢复了自己最初的姓名与身份。源于乡村的疑团最终必须回到乡村去解决，一个回望的姿态至此完成。这不仅是案件的铁证，更是时代的明证：它证明了即使是站在城市的立场上，乡村的存在也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上述悬疑网剧主要关注的都是城乡二元结构，而以公共汽车为叙事空间的《开端》（2022）则将重心放在了城市内部的裂隙上。《开端》最吸引眼球的应该是它超现实的时间循环设定，但真正为这一小段重复的时间（1:29—1:45）制造出紧张感的，其实是那辆即将爆炸的公共汽车。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将现代公共交通工具视为“乌有之乡”的重要代表：“‘乌有之乡’是一个毫无身份、关系和历史的象征性体现物和表达物的空间。”[13]在这个充分展示现代社会流动性的空间里，陌生人之间“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14]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公共通勤工具，事实上是一个相对封闭、出入受限、满布陌生人的移动空间，这无疑是上演悬疑故事的天然舞台。《开端》用一枚不知隐藏在何处的炸弹，引爆了人们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本身的重新关注。而网剧真正想呈现给观众的远不只爆炸案的真相，更是都市日常生活的众生相。
网剧《开端》（2022）
除了是绝佳的悬疑空间外，公共汽车也是观察城市的流动窗口。被困在公共汽车上的临时侦探们所看到的正是社会分层的微缩景观。车上乘客的身份差异巨大，包括在校大学生、网络平台主播、失业的农民工，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对被社会分层所区隔的人群而言，公共汽车上的一次萍水相逢本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但在时间循环的设定之下，一次性的相遇被迫反复上演，这些陌生人变成被侦探与观众深度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开端》采取了相当理想主义的方式对乘客们进行刻画：当辛苦带给儿子的西瓜被意外踢破，瓜农父亲选择将剩下的西瓜拿出来给乘客们分享；捉襟见肘的农民工也愿意把为女儿准备的生理用品赠给需要帮助的陌生女孩。这样的众生相折射出网剧制作方对城市生活的积极态度。公共汽车爆炸案变成了另一种“开端”，它所开启的是城市内部的裂隙被看到、被理解乃至被暂时弥合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关键，就在于“陌生人”身份的转变。《开端》在流动的陌生人中间再度激活了熟人社会的生命力，并试图以此消弭城市生活内部可见与不可见的区隔。
在新大众时代的网络社区中，人们的生存空间基本已充分融合。但赛博生活并不能真正取代现实，相反，虚拟世界的“大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现实生活中为数众多的“小异”。新时代的悬疑网剧突破了虚拟空间的整体性幻觉，多角度展示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内部差异，试图在此基础上弥合现实空间中的种种裂隙。暴露差异，打破区隔，弥合裂隙，这是新大众群体得以生成的必由之路。
三 价值校准：悬案背后的社会症候
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悬疑网剧并未止步于人物形象塑造和视觉空间设计，而是进一步扩大为对整个新大众时代的呈现。那么，当下这个宏大而丰富、包罗网络虚拟与物质现实的时代，如何才能在小体量的悬疑网剧中得到充分展示？它又会与“悬疑”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悬案”这种特殊的题材恰为时代与悬疑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独特的节点。在这类作品中，悬案之“悬”不仅指向案件本身的悬而未决，还涉及案件背后悄然显影的时代症候，那就是大众价值观的悬置与重构。
近年来，悬案侦破成为国产悬疑文艺关注的焦点。这股风潮首先在“纯文学”领域掀起：“铁西三剑客”中的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2015）和郑执（《生吞》，2017）先后以悬案书写扬名，东西更是凭借悬案追凶小说《回响》（2021）一举拿下茅盾文学奖。影视剧方面也是如此，仅以悬疑网剧为例，自2020年以来，基本每年都有悬案题材剧作问世。[15]这些作品中的悬案大多历时悠久，动辄以十年为单位，既充分制造了悬念，又赋予案件厚重的时代感。另外，悬案的突破口往往多年之后才出现，意即破案的关键不在于“旧”的挖掘，而在于“新”的契机。那么，悬案真相为何可以或是只能在多年之后揭开？这些悬置的时间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
悬案题材影视剧的井喷有其现实基础。首先，新时代以来，大量“世纪悬案”真相大白是不争的事实。[16]随着以DNA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的广泛应用，以往无法解析的痕量证据重见天日，为锁定真凶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力量固然重要，但真正关键的其实是几十年如一日被妥善保存的证据。在这些证据的背后，是一批苦于时代局限却始终心怀希望和责任感的刑侦人员。而这就引出了悬案题材的另一个面向，那就是变迁的时代与时代中的人。案件的水落石出仅仅是真相的第一层，更深的真相埋藏于时代本身。这些真相有的折射出大众对正义的重新探索，有的涉及难以言说的历史变迁，有的则最终导向人与时代的和解。
悬案题材的成立，在于被拉长的时间与被悬置的案件之间所形成的独特张力，而时间的延宕不仅关涉具体案件的侦破进展，更丰富着对正义本身的思考。正义观在悬案中被一再校准，既是悬疑文艺用以穿透时代精神内核的特殊方式，又是新大众凝聚成型的重要内驱力之一。2017年的悬疑网剧《无证之罪》通过对同名小说进行跨媒介改编，将小说中着墨甚少的陈年悬案推向前台，由此引出对正义论题的新思考。在观众的热议中，该剧凭借4.6亿人次的播放量和豆瓣评分8.3的收官成绩将爱奇艺自制网络剧推向新的高潮。在离奇的案件背后，原著小说设置了一个官方法律与民间道德之间的困境：连环杀人案的受害者都是民间观念中的“坏人”，而凶手骆闻则不仅占了“替天行道”的名头，其作案动机（寻找杀害妻女的真凶）也令人唏嘘。这实际上暴露出了正义观念本身的暧昧与复杂。可惜小说并未对这一点展开讨论，仅是在真相揭晓时将其作为引起反转的噱头。而网剧的改编却由此生发开去，借助民间的朴素价值观，重新实现规则的软着陆。
网剧《无证之罪》（2017）
《无证之罪》网剧相比于同名小说作出的最大改动，莫过于“李丰田”这一人物，他既是陈年悬案的真凶，又是纯粹的恶的代表。这个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的小人物，竟然能在网剧的“角色热搜榜”上超过主角严良，显然与他在剧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存在让原本暧昧的善恶分界再次变得清晰。剧情发展到中段，骆闻在一场失败的复仇中死于李丰田之手，善与恶的中间地带就此被抹消。剔除了定位不清的角色之后，原本发生在官方法律原则与民间朴素善恶观之间的冲突，便转移到了纯粹的邪恶（李丰田）与毫无疑义的正义（警方）之间，最终的结果当然是邪不胜正。悬疑故事至此拥有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结局，民间的朴素正义与法律正义实现统一，一度被动摇的正义观和善恶观再次稳定。这种处于动摇和重建之中的价值体系正是网络时代的副产品。一方面，网络空间中新现象层出不穷，对网络立法与执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也为多元观点的表达提供了物质保障。面对价值失序危机，应该如何重新校准价值观、建立新共识？《无证之罪》网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除了校准社会价值体系外，“悬案”还为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提供了切入点。大量悬案题材作品“通过悬疑手法的运用，求索一种话语，使被遮蔽的历史经验显影……已死的小人物可以以文学的幽灵的形式永存、彰显与被怀念”[17]。悬疑网剧《漫长的季节》也讲述了跨世纪变迁故事，但这部在豆瓣上收获上百万条评论，学界也以超百篇论文对其进行剖析的剧作，显然超越了上述“大历史vs小人物”的传统结构。它在“时代”与“人”的宏观话题之中引入了“父”与“子”的微观视角。这四个维度的抵牾与交融，编织出新的历史讲述方式。主角王响的大儿子王阳看似一心扑在恋爱上，但他反而是剧中最早察觉时代变迁的人，他将这些体认都写进了自己从未发表的诗里。王阳不仅敏锐地预感到“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更试图“打个共鸣的响指”，在国有企业改制、工人被迫脱离集体、回归个体的历史转折点上，用充满诗意的方式，设计出以相互理解的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蓝图。
那么，火车司机王响，曾经的“工人老大哥”、重工业时代的历史主体，又在这段历史叙述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第一集开头，1998年火车驶过的铁轨与2016年出租车停靠的路发生了叠化，不同时空的司机王响开着不同的车穿过同一条历史轨道；最后一集结尾，终于释然的王响在幻觉中再次走到铁轨旁，与近二十年前开着火车、意气风发的自己迎面相遇，当他对过去的自己喊出那句“往前看，别回头”时，历史的车轮从他身边轰隆而过。这样的画面设计无疑将王响放在了时代的见证者和黏合剂的位置上。“往前看，别回头”被认为是东北面对下岗创伤的一种“脱困策略”，而具体到王响身上，则指向“主动反思和批判自身的精神顽疾”，他不再贪恋工人身份、左右儿子的人生选择，这也是“重建工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前提”[18]。
然而，王响这位时代的见证者和黏合剂却并未顺利进入新的时代叙事，相反，他是留在过去的人。在尘封的真相得以大白的时刻，剧中下起了一场雪。这场落在王响身上的雪“是从过去来的”，伴随着一个个闪回的片段，近二十年的时光在这场雪中折叠，那个漫长的秋天也终于结束。此后，卸去重担的未来将一路向前，沉重的过去则和雪一同落下。真正属于新时代的是王响的小儿子王北，他的身上没有历史的尘埃。这个出生在上个时代末的孩子，带着养父的期待走向了北京，走向一个正在展开的未来。至此，历史的伤痕以割舍的方式得以愈合。
悬案题材剧作区别于其他悬疑网剧的一大特征，是对现代时间本身的关注。2023年的网剧《尘封十三载》便是典型范例。出现在标题中的“十三载”是从1997年至2010年，这是连环凶杀案悬而未破的年头，横跨了两个世纪。模仿世界名画行凶的案件本应足够吸引眼球，但网剧却并未对案件本身进行太多渲染，反而更关注变化的时代以及随时代一同变化的人。剧中刑警的走访调查发挥了“取景框”的作用，伴随着在1997年和2010年里来回跳跃的时间线，案件关系人生活的巨变被推向前台。而同时浮出水面的，是“跨世纪”对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产生的影响。曾经一心追逐音乐梦想、特立独行的摇滚歌手，十三年后踏入商海，成为圆融的生意人；曾经为了拆迁补偿款寻死觅活的泼皮无赖，在拥有了财富之后，反而重新投入跑长途的兴趣爱好。他们的变化其实与案件无关，归根结底都是跨世纪的产物。音乐商人向生活妥协的背后是艺术商业化的既成事实，而长途汽车司机的发家致富则是借了城市建设的东风。二人生活道路的背道而驰，实则是人与时代共生的明证。
网剧《尘封十三载》（2023）
《尘封十三载》中的时代意识是鲜明的。一方面，网剧着意强调了刑侦技术的跨世纪进步：曾经必须依靠“神眼老刘”（记忆人脸）、“神笔老贾”（模拟画像）、“大手老郝”（识别指纹）等极少数精英进行的高难度技术鉴定，十三年后即可借助早已普及的监控系统和电脑技术轻松解决。另一方面，急速提高的现代化水平同时也导致社会资源、生活节奏及个人位置的打乱重组，人们因此不得不承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尘封十三载》所试图探讨的，正是在肯定时代进步的大前提下，人与时代如何达成和解。剧中“大手老郝”的台词透露出和解的思路：“新技术打败了我，不是犯罪打败了我，我退而无憾。”通过对“跟不上时代”的坦然接受，个人得以从持续追求进步的现代性焦虑中解脱出来。唯其如此，个人才有可能在时代巨变的旋涡中真正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重新获得价值感。
四 现实转译：历史碎片的当代激活
对传统元素的大量征用是新时代大众文艺的显著特征，近年来引发热议、蜚声海外的现象级大众文艺作品多半乞灵于古典记忆（如“魔童哪吒”系列电影、游戏《黑神话·悟空》）。在这场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中，悬疑文艺正在以独特的视角完成对历史基因的现代重构。事实上，21世纪悬疑影视最初的转型就发生在古装戏领域，《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等“戏说公案”式剧作激活了悬疑文艺的大众娱乐和智性消遣属性。新时代的古装悬疑网剧虽然仍未脱离“戏说历史”的文艺传统，但其叙事机制却发生了大众化转型：叙事主体从“青天大老爷”转向基层司法体系中的普通办案人员，叙事焦点从重大历史事件转向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小细节，叙事空间也扩展为古代社会的全景式再现。由此，大众得以在历史镜像中对自我进行反身确认。
悬疑网剧的大众化转型让“时代”本身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古装悬疑网剧中，唐朝是最受青睐的朝代。唐朝的悬疑基因的确很明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因高罗佩《大唐狄公案》而享誉国际的“中国神探”狄仁杰。[19]然而，在新时代悬疑网剧中，高度经典化的历史文化名人不再占据叙事中心，故事主体变成了“大唐”本身。这里的“大唐”甚至被进一步建构为确立认同的方式。一方面，无论是《长安十二时辰》（2019）开头从长安宫阙下至喧嚣市井的长镜头，还是《唐朝诡事录》（2022）中随主角的官职调动而得到充分展示的地方风土，都呈现出相对大众化的“大唐”视觉形象：它是由百姓和土地组成的。另一方面，网剧也有意限制了侦探们的政治权力和身份地位（底层出身或官吏被贬），力求最大限度地贴近普通大众的观察视角与现实感受，以期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大唐”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历史镜像，映照出当今大众的时代认知。
构成悬疑网剧中“大唐”的血肉的，不只那些标榜“还原历史”的服装道具和民俗细节，更有现代生活乃至大众集体心理的超时空投射。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望楼、沙盘、大案牍术其实是现代监控系统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型，靖安司官员利用它们搜寻隐匿的犯罪者，则是对现代大数据的跨时代运用。除了科技想象以外，唐朝背景的悬疑网剧中还大量出现胡汉杂处、跨国贸易、使臣来访等画面，这些对唐朝国际地位与外交盛况的刻画为全球化现状提供了历史对照。而网剧中的“大唐”与新时代之间最为内在的纽带，还在于民众的精神风貌。《长安十二时辰》中戍边士兵弹尽粮绝之际仍誓死保卫唐土，《唐朝诡事录》中从都城长安到西域边境的百姓都满怀身为大唐子民的自豪与自信，这种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信心既指向镌刻在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大唐印象，又无疑映照出“大国崛起”时代大众的文化自信与共同体意识。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2019）
在唐朝古典外观与现代社会肌理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悬疑网剧接续上了大众文艺内部的发展脉络。以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为例，这个在24小时内解决危机、拯救都城的故事经常被认为是美式反恐剧的中国翻版[20]，但事实上它还可以被纳入另一个文艺传统之中，那就是1950—1970年代的“反特片”[21]。首先，它们都是发生在特殊战场上的斗争，斗争内容是解除社会中的潜藏危机，核心目的则是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其次，危机都来自社会外部，无论是《长安十二时辰》中设置炸药的突厥狼卫，还是反特片中的外来“特务”；最重要的是，二者具有类似的价值观，《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张小敬为了全城百姓而战，反特片中的公安干警也是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第一要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长安十二时辰》是反特片的新时代复制品。不同于反特片中的公安干警始终以政治动机和国家意识为旨归，《长安十二时辰》中主角们的行为多半出于个人选择。不再依赖于宏大主体的集体召唤，历史悬疑剧中殊途同归的个体意志最终组成了新的大众意识。
对于个体与大众之间张力关系的思考，在以明朝为背景的悬疑网剧《繁城之下》（2023）中得到了不同于“盛唐气象”的呈现。在“大唐”的强势历史记忆笼罩下，剧中人难免携带过多的文化印记与传奇色彩，因此多多少少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繁城之下》则有所不同。尽管开头字幕点明这是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故事，剧中的细节设计也竭力拟真，但其叙事实则脱离了明朝历史氛围的裹挟，“明朝”沦为古典风格的代名词。另外，剧中主角是基层捕快，活动范围不出小城，人脉影响仅限市井，既没有超凡的智商、出众的武艺，也没有显赫的出身、无上的权力，只能脚踏实地追查每一条可能的线索。这样的人物设计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历史叙事造成的时代隔阂，从“时代英雄”落地成了“普罗大众”。至此，无名之辈的生命历程从宏大的历史气象中被打捞出来，普通人的故事逃离了历史想象和文化符号的束缚，为屏幕外的大众打造出跨时代的情感共同体。
结 语
悬疑网剧以疑窦丛生的情节、丝丝入扣的逻辑打造自身的文化标识，通过谜题的设置和解答的延宕，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好奇心和参与感，使其既能在推理游戏中获得智性满足，又得以从叙事反转中体验认知颠覆的快感。除了艺术吸引力之外，悬疑网剧还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它为新时代大众群体提供了一幅渐次展开的灵魂画像。网剧中侦探形象的演变折射出大众自我认知的转型，无论是侦探角色的普通化转变还是超现实设定，都是以帮助个人在结构化社会中完成自我调适为目的；悬疑化的现代生活空间是大众生成的土壤，在网络造就的虚拟共同体与现实社会中的区隔并存的背景下，悬疑网剧通过对城乡空间的弥合重塑了共同体意识；悬案题材网络剧串联起跨世纪的社会心态史，承载价值校准的文化功能，提示大众对时代变迁的思考；古装悬疑网剧则通过打造历史镜像，实现大众对时代环境与自我定位的反身确认。新时代的大众群体由此在悬疑网剧的智性之旅中逐渐显形。从技术民主与传媒自由中生成的大众新主体，是当下新大众文艺得以成型的真正内核，也是推动新时代大众文艺锚定社会价值、引领精神向度的动力和基础。
谭雪晴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3000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5期）
注 释
[1]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2024年重印），第19页。
[2][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6、62页。
[4]定一：“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5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5]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页。
[6]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7]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黎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7～83页。
[8] “千禧一代”（Millennials）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因其在21世纪初成年而得名，主要特征是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发展而成长。
[9]“‘二次元’这个词源自日本的御宅族文化，它在日文中的原意是‘二维空间’‘二维世界’……既可以指称ACG（注：Animation-动画、Comics-漫画、Games-游戏的首字母缩写）所创造的二维世界，也可以指称ACG爱好者或者由ACG爱好者构成的亚文化社群，还可以指称ACG及相关产业所形成的文化产业链条……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ACG的媒介特性……其二则是指ACG所营造的世界感，强调这个世界具有的‘架空’‘虚构’‘幻想’等性质。”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13页。
[10]王玉玊：《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9页。
[1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55周年增订本）》，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
[12]《我国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宽带”》，《人民日报》2022年1月23日，
https://m.hbgbdst.com/p/10794.html。
[13][1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9、167页。
[15]2020年以来的悬案题材网剧包括：《沉默的真相》（2020）、《谁是凶手》（2021）、《胆小鬼》（2022）、《尘封十三载》《漫长的季节》（2023）、《黑土无言》《风中的火焰》（2024）、《漂白》（2025）等。
[16]2016年3月，公安部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此后，白银连环杀人案、山西绛县3名女童被杀案、广东深圳“BLP”杀人碎尸案、贵州凯里杀害民警及银行行长一家案、贵阳花溪连环杀人案、原南京医学院女学生被强奸杀害案、沈阳一家7人被杀案等陈年积案纷纷告破。
[17]魏艳、战玉冰：《从侦探到悬疑：关注的是“他们”的声音、同情与尊严》，《文艺报》2023年7月19日。
[18]杨丹丹：《重建黑土地——百年东北文学的经济逻辑、文化重铸与大众文艺的新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19]《大唐狄公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1950—1967年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人公创作的英文推理系列小说，包括《黄金案》《四漆屏》《湖滨案》等24个独立案件。该系列小说流行于西方世界，被翻译为法、德、西等十几种语言，狄仁杰“狄公”也被西方读者视为“中国福尔摩斯”，成为最负盛名的“东方神探”之一。
[20]将《长安十二时辰》与反恐美剧《24小时》相提并论的观点多见于网络影评，包括搜狐影评《〈长安十二时辰〉：盛唐反恐的24小时震撼体验》
（https://www.sohu.com/a/961220038_
122066679）、今日头条影评《长安十二时辰：大唐盛世下的反恐24小时》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848
16682368909833/）、
知乎影评《24小时反恐在长安》
（https://zhuanlan.zhihu.com/p/18958
11706694903750）、豆瓣影评《为什么说〈长安十二时辰〉是古代版的〈反恐24小时〉？》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328556/）等。
[21] “‘反特片’……表现共产党政权下的公安干警或情报人员，如何机智过人地识破了潜藏的敌人（多为台湾当局的派遣‘特务’／‘美蒋特务’或‘潜伏特务’）及其破坏阴谋……也不乏‘我’公安干警为了有效地破获敌方机构，化装为国民党海外派遣者打入敌方机构的情节。”戴锦华：《谍影重重——间谍片的文化初析》，《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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