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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霞1940年6月摄于延安
内容提要
《延安四年（1942—1945）》是茅盾女儿沈霞在延安学习期间的日记。它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一个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新青年投入整风后的思想、情感波折，让我们得以体会整风运动在新青年主体构成方式上产生冲击、影响的诸多关键环节。沈霞的主体构造方式深受新文学影响，新文化传统中存在的巨大张力在她身上均产生结构性影响。同时，她把整风视为革命助力自我成长的方式，不满足于顺应式的接受，自始至终保持着“有我”的整风状态，并随着“读文件”“坦白”等步骤深化自我认知，触及了自己在“人我关系”上的诸多无意识习性，检讨了自己的“自珍”“清高”“珍智”。追索沈霞日记中呈现的上进意志、诚挚反省、困惑怀疑、心灵激荡以及情感纠结，有助于透视新文化传统、革命传统所借重的价值感、意义感强烈的青年如何能在思想改造的考验下打破主体惯性，浴火重生。这种主体努力的强度、限度以及精神后果也促使我们重估整风具有的思想潜能。
关 键 词
沈霞日记 延安整风 思想改造 心灵史
《延安四年（1942—1945）》是茅盾女儿沈霞在延安学习期间的日记。起止时间为1942年1月至1945年7月，其中尤以1942年11月至1944年年底这两年多内容翔实，这段时间正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始终。沈霞作为学生积极投入整风，完整经历了“读文件”“写自传”“做反省笔记”“思想检查”“坦白”等各阶段，其日记由此成为整风运动一份难得的心灵记录。[1]
“整顿三风”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触及了党员干部、青年的精神内核，引发了广泛的自我反省与作风转变。但革命队伍中不同的人受触动的层次、角度颇有参差。且不说文化有限的工农干部，即便抗战后涌入革命队伍的青年知识分子，其意识、文化水平和思想习性亦千差万别，有自省习惯、改造诚意、能细微体察自我，且行之于言语、文字者亦属难得。而沈霞恰为其中的佼佼者。
整风运动开始时，沈霞不过20岁，刚抵达延安一年。相比诸多经历过救亡工作的延安青年，沈霞过的向来是单纯的学生生活。然而生长于茅盾这样的革命文人家庭，令其从小对共产党人抱有理想式认识：“共产党人是世界上的完人，我要成为那样一个人，要像共产党人一样为人类、为民族牺牲自己，要像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为着自己的信仰而艰苦奋斗。”[2]这意味着她不是在现实斗争的风浪中，而首先是在做“完人”的意义上理解共产党人。党员、革命标准在她那里是高度价值引导和意义引导的。这种引导叠加于她受到的新文学熏陶上——她自小颇遗传茅盾的文学细胞，深受巴金等新文学名家影响，模仿他们的笔法写作，[3]养成了早慧、早熟的才智。新文学和西方进步文艺培养了她审视内在自我和外在现实时敏锐、批判的眼光。可以说，她的主体构造方式来自新文学的塑造，也受限于新文学。新文学传统中存在的巨大张力——像高扬理想的诚挚伴随着认识、批判现实的主观化，依赖热情从而越发难耐于现实的冰冷等——在她身上均产生结构性影响。同时，她身上超强的自省意识、自律习性又印刻着传统教养的痕迹，强化了她既苛责自己又苛责他人的习惯。这些苛责、要强和必达“完人”境界的追求构成了她拥抱整风，奋力将其内化的动力。正因为她把整风视为革命助力自我成长的方式，所以她不满足于顺应式的接受，一定要把整风要求变成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自始至终保持着“有我”的整风状态。但随着整风转向“审干”，沈霞那种对“成己”“有我”的坚持变得越来越艰难。在她的人格理想中，达至“健全”原本是最高目标，但无论是新文学的滋养还是整风诉诸的革命主体塑造方式，都在许诺“健全”的同时带来深深的矛盾、纠结。而沈霞终难找到真正令自己“健全”起来的道路。这是一个早熟而始终未能如自我期许般成熟的心灵，或者说是一个一直艰难探寻革命性的“成熟”“健全”，却因早逝中断了探索的心灵。[4]
因此，将沈霞日记仅视为整风运动的一般性佐证不足以尽显其价值。沈霞遭遇的激荡带有普遍性，但她日记中呈现的心灵历程却带着高度个人印记。这印记尤其因为作者不一般的自省能力和特定精神结构而难以直接普遍化。但它能让我们管中窥豹地体会整风运动在新青年主体构成方式上产生冲击、调治的诸多关键环节。同时，仔细追索沈霞日记中呈现的诚挚反省、上进意志、困惑怀疑、心灵震荡以及情感纠结，有助于透视新文化所养成的价值感、意义感极强的青年主体在革命思想改造的考验下如何能打破惯性，挣扎出新的主体状态。这种主体性努力的强度、限度及一系列精神后果，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真切感知整风具有的思想潜能，将其作为现代思想史、精神史的重要一环重新审视。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一 “神圣的日记”：整风前延安青年的“学习”与思想曲折
沈霞在整风高潮时曾反思自己日记的缺点：“很少有政治原则的话”“只写我自己的感情生活”[5]。的确，她在日记中很少记录思想学习内容，这在平时不难理解，但放置在整风运动语境中，尤其是整风初期强调“读文件”要深入人心，要用读文件来引导自我对照的特定状况下则颇显另类。谢觉哉在整风之初（1942年4月25日）撰有《应该“熟读”而又“深思”》，把学二十二个文件称为“学道法”之途，提醒大家不能用习以为常的眼光看待它们，而要意识到它们“不仅英光灼灼，而且血痕斑斑”，有“创道法”之力，应该如大后方革命者那般，“偶然得到中共中央一个文件，如获至宝，传观又传观，研究又研究”[6]。这点明整风学习的理想之一是打造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即需做一种特定的“主体准备”：要先具“学道法”的诚意（“没有决心向宝山里淘宝，不会得到宝的”），继而以类似读经的方式读文件，即“一字一句的读一次又一次的读”，进而“想到自己的工作与思想，想到自己的全部历史，想到本部门的工作以及全般的工作”，再将“读和想联在一起”，记下心得，最后付诸讨论——“你读的，我读的；你想的，我想的；你的经验，我的经验，各不相同。合起来可以校正，可以扩展”[7]。如此读文件是全方位经验的调动，也是反复省察，同时还诉诸同道间的相互砥砺。在谢觉哉这样有传统修养根底者看来，学文件的途径是“理入人心”，如此方能触及青年精神根底。
而沈霞自陈她的政治学习心得是“写在汇报上，写在笔记上，写在给逸的信上了”，而日记专录“我自己的感情生活”。事实上，她日记中载录的“感情生活”并非私人情绪，而是带着思想性的主体构成状态，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心灵感受机制，它在其主体构成中占据着最深和最核心的位置。形式化的政治学习固然不能触达其心底，就是带着理入人心能量的整风学习也必须经过其内在感受的转化才能在日记中有所呈现。她亦曾反省自己的日记为什么总表露懦弱的一面：“当我写日记时，是最懦弱的时候”“我要求的是感情上的体贴”。[8]但她又不轻易舍弃这种懦弱，这个“懦弱”的日记是她“对自己真实”的最后保障，是不可放弃的原则。在此意义上，她把自己的日记称为“神圣的日记”[9]。
之所以强调新文学对沈霞主体意识的熏染，是因为新文化的原点之一就是“疾虚伪”，其批判力量和再造新主体人格的出发点都基于对“伪善”的破除，“弱”而“真”的形象几乎成为五四文学的标志。在新文化延展出的革命文化传统中，斗争性（反抗性）和真实性（对自己真实、人格真实）也是相互支撑的。恰如《多余的话》等文本所显示的，瞿秋白这类具备新青年气质的革命者似乎只有回归坦白的自我呈现才能获致心灵的安宁。毕竟，对于一个身处时代转折点上的矛盾自我，他常常不能有把握地解释自己，唯有诚实剖析和袒露矛盾之“我”，方能履行对思想、文化传统的道义与责任。事实上，革命队伍中一直存在这样的悖论：一方面革命理想要以真诚为动力，以不诚为敌；另一方面政治又常滋生功利主义与算计。因此，革命队伍中如何能维系一种“真实的性格”潜在决定着它能否保持活力和自新。身为“‘一二·九’一代”的冯契晚年与友人通信时谈及他省思革命而日益瞩目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条件最有利于培养真实的性格？”[10]基于青年时代的民主斗争经验，他以为：“从大范围说，要有斗争（同敌人斗争、同自然斗争），从小范围说，要有一种互相信任和充满爱心的生动活泼的集体（家庭、友谊、学校等都包括在内）。”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30年代上海，抗日救国民主运动中是能产生真实的性格的”[11]。
沈霞1937年1月摄于上海，钟桂松：《茅盾和他的女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0年版
由此看来，沈霞的“真实”不纯然系于个人品性，更是时势造就的进步青年特质。抗战后涌入延安的青年，尤其“‘一二·九’一代”，大多带着抗日救国民主运动所养成的诚挚、热情，崇尚平等、自由。这些抱有革命理想的青年把延安看成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新世界，仿佛“青年人的母亲”。这里孕育着新的生活原则，不必再迁就旧社会的陈腐规条和市侩气氛，不再受反动势力压迫。于光远回忆他初抵延安第一天在延河边散步时，看到河边“三三两两，男男女女，大都很年轻，一边散步一边唱歌”，顿时“感觉是到了一个大学的校园，而且比校园里的气氛更融洽”，一下子喜欢上了延安。[12]这种富于朝气的气氛是进步青年带给延安的。在他们身上，救国民主运动中建立的同学、伙伴加战友式的关系一直延续着。不过，于光远很快察觉，一旦进入机关，同志间活泼、平等的关系逐渐被地位观念侵蚀：“我感到在上面做领导工作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官’气，在下面工作的人也有一种把上级领导看成‘官’来对待的想法和做法。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的同志们之间那么自然。”[13]
初到延安的进步青年都怀抱“向革命的延安人学习”的愿望，但究竟学习什么尚未清晰。他们一方面接触到新鲜的革命原则，诸如“组织性”“群众观念”“布尔什维克立场”等；另一方面又遭遇许多原则落实于现实的变形。恰恰因为有对“圣地”的期待，又有理想现实的落差，使得青年更希图通过“学习”，尤其是延安独有的理论学习条件来提高自己，掌握革命真理。这种学习热潮对那些救亡青年尤其有吸引力。像从事音乐工作的马可就很珍视延安能提供思考、提高空间，越发感觉到过去的忙忙碌碌中带着盲目：“（1940年4月28日）我们仅是‘做’工作，从来没有‘想’过工作。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信念，以致到了我们的热情被旁观者的冷酷磨炼得冷落下来的时候，有人就回到家里去了，有人就回到学校里去了……现在，历尽了千辛万苦，我们总算到了这个可以让我们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教我们怎样去想的地方。”[14]
以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标志，延安掀起了一场诉诸提升理论修养和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为目标的文化运动。[15]张闻天主持下的文委推出一系列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倡“正规化”，号召提高理论水平、发展文化团体和给予文艺家创作自由。这一倾向后来被批评为“关门提高”，但在当初，它特别配合、调动了延安青年和干部们的学习欲求，塑造了这一特定阶段的“学习”形态——强调系统的理论学习，加强“社会科学修养”和提高专业素养。[16]马可当时就感叹：“我现在出自内心的需要有系统的政治理论的灌输，每次多懂得了一些东西，感到非常的欣慰。”[17]
韦君宜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露莎初到延安时的心态是“觉得自己在敞开胸怀，等着接受”，其中饱含向未知敞开的积极、主动，其能看到、吸收的经验也理应是缤纷而复杂的。[18]然而，当这种接纳、提高被收窄到理论学习、社会科学修养的轨道上，则有进取心的青年主体会慢慢丧失向现实开放、与周边互动的意愿与视野。反之，在“学习”的轨道上，“求理”的深入不免伴随着以理想状态衡量、要求现实的“小资产阶级”认识论的复归。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的，延安青年对革命队伍诸种不良风气展开的批评中，引起政治家警惕的正是这类小资产阶级认识态度的勃兴。
在1942年3月发表的，后来成为批判焦点的《野百合花》中，王实味盛赞了青年的“可贵”：“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别人没有感觉到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19]于是，青年成为衡量革命是否纯洁的尺度，同时，青年要复归“本源”才能保持纯洁、敏感、热情、勇敢。这预设了青年有种不沾染的本性，天然具有对抗老成世故的能量。假如青年的本性如此完具，那他当然无须寻求外援，也无须以“日日工程”检验自己，时时勤加“拂拭”，只需尽力发挥其天然本性就最有贡献。可这种青年的天然本性或许恰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而是本性的发挥，如果不是针对可能随时被沾染的本性做修养功夫，则自以为的发挥本性可能恰恰偏离本性。这正是谢觉哉从传统修养功夫来阐发整风内在逻辑的聚焦处：“有同志（连我自己在内）说：我主观上没有什么，我的动机是好的，这无异说我的心灵上没有灰尘。……要知道灰尘是有的，只自己不觉得罢了。自己不觉得，懒去拂拭，将使灰尘越积越厚”，恰如“壁镜挂久了，不大明亮，以为原来如此，偶把鸡毛帚子一触，发现一道光明，你就知道不去拂拭是误事的”。[20]认定青年身上必蒙“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灰尘”当然与整风语境有关，不过，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理应不是主观认定，而是客观效果。青年自认“心灵上没有灰尘”不见得真没有，恰恰需要青年主动“拂拭”“蒸煮”才能达至动机与效果的正向合一。单纯靠鼓吹青年纯洁来对抗黑暗无异于构造一种虚幻的自我认知，当青年过于信任自己的“真实”时反而构成对“识己”的遮蔽。
王实味的另一著名命题——政治家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改造人的灵魂[21]——同样建立在一种机械二元对立上。在此二分结构下，青年的感知方式不但得不到反思，反而会固化。这使得蓄积的不满，诸如革命队伍中缺少“爱和热”等，被置于一种政治与文艺对立、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对立、虚伪原则与真实良心对立的框架中予以赋形。而整风运动客观上打破了这种对立框架，形成一种与之对峙的反题：革命政治不只要改造社会制度，更要触及各种“灵魂深处”的“独立王国”，通过打破这些“独立王国”来促成身心结构的再造，实现革命队伍的整合。对那些新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青年而言，这意味着颠覆其未曾深究的“自我”，俨然一剂苦口良药。
1938年10月茅盾夫妇和女儿沈霞、儿子沈霜合影于香港，钟桂松：《茅盾和他的女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0年版
二 面对集体的苦恼：“清高”、寂寞与寻求“爱”
通过简单回顾1939年之后延安青年的精神变化轨迹和1942年前后出现的批判思潮，我们或许能较精准地剖析沈霞日记最初落笔的1942年1月至5月，她的精神为什么持续低落。沈霞1940年5月随茅盾夫妇抵达延安，进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就读。1941年9月女大合并到延安大学，她入读俄文系。如前所述，沈霞很早树立起对革命的向往，但缺乏实际工作锻炼，一直保持着学生身份。在延安，她获得了自抗战之后难得的稳定学习环境[22]。而这一阶段恰逢延安迎来学习热潮。在此氛围下，沈霞的优等生特长得以施展，加上她被照顾的特殊身份（其婶婶张琴秋担任延安女子大学教育长），使得她更多时候不是置身被革命要求所挑战的状态中，而是处于对自己充分自信，对自己的“真实”和自主能力格外珍视的状态中。后来的整风中，她把这阶段的心理概括为：客观上对党清高，主观上对周边的党员清高。即，虽然觉得党是好的，但认为身边的党员够不上党员资格，自己比他们强，所以不急着提出入党，而要把自己锻炼到符合自己心目中党员标准时再提出。[23]在她那时看来，“周围一些很平常的人也是党员，而自己理想的那样的人一个也看不到”，一些党员的缺点“多得和星一样数不清”，自己“不屑与之为伍”[24]。这造成了所谓“锻炼自己”很难通过向他人开放、与他人互动来达成，因此一味“埋头用功”“什么都不关心，把组织问题搁在脑后”“看着学习上的成就很高兴”“生活得好像我在的班上没有党的组织与党员存在一样”。[25]这在整风后被检讨为“清高”“爱面子”。这当然是实情，但也带着自我辩护的意味。其实，她的“清高”中其实还包含更为深层的抵触——反感党员标准中那种“一般化”“类型化”地看待人、要求人的方式：
（1942年1月13日）如果人家一定要一个人一天看政治书，才认为是进步，才认为可以吸收入党，那老实说，我倒很怀疑这是不是在暗示人家注意表面，注意去有意地表现？！一定要把人弄成一个类型，说好，又觉得不满意，说坏，又指不出什么大缺点来，以这种人为典型的要求法，我是不大赞成的。[26]
这样看，彼时真正令其警惕的是假如党员的塑造方式就是要模式化、平庸化，则越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岂不就越悖离自己成为“完人”的期许？这种失望促使她回到“自己把握自己，自己前进”的轨道上，甚至骄傲于疏离政治自己进步而取得的“成绩”：“甚至还没几个人是可以超过的呢！”这种自满令她不仅疏离组织，也不那么看重政治学习，而一定要在自己擅长的专业学习中拔头筹。如此奋力于专业拔尖，又“不关心政治”，在当时的集体中难免遭旁人侧目。但无论是批评其“政治落后”还是“骄傲”都触动不了沈霞，反而让她越发“任性”，带着赌气、傲娇的方式来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只是，内心深处，她仍会被“自己的路”不被人理解而苦恼：“是自己走的路啊！谁曾有意地注意过我呢？！”
疏离组织的同时，到延安后接触的“工作”亦不能给其提供期待中的“锻炼”。首先，这些工作不是真正革命岗位上的工作。其次，她还有一层哪种工作自己更感兴趣、更有助于自我提高的掂量。一旦自己没兴趣或能力有欠则第一反应就是断然拒绝——“人家一提到，我就说，我不会干，干不好，你们要选，选去吧！我一定不干”[27]——大家基于她平素不妥协的脾气，就再也不敢向她提。对于被大家推选出来担任某项职务，她常常先放在自己须面临多大困难的角度去衡量，由此反生出抱怨心。像1941年7月被选为青年参议会代表后她就感觉“委屈”“觉得大家不体谅自己，不管别人困难”。[28]后来，班长李素拉她去听报告，讲参议会怎样有趣，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方才接受下来。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初到延安的沈霞虽身处集体，却对延安革命环境下的集体要求缺乏理解。她意识不到新的集体意识中要求个人对“革命工作”的看待方式不是以岗位和才能的吻合为前提，而须先站在革命整体立场理解工作的紧要，先基于责任心地接受，进而在积极适应中发挥自己的能动创造，也就是沈霞后来领悟到的，应该“克服困难，使自己去随工作需要而培养兴趣、能力，而且在工作中不凭个人爱好而有经常的积极性”[29]。
不过，新的工作认知比较容易从道理上讲清。相对不易从道理上检讨，却对构造新的集体环境更具支撑性的“人我”关系，沈霞更缺乏整理路径。比如，选举代表时是班长李素对她的说服扭转了其抗拒心。而李素的说服之所以有效源于她不是以势压人或仅仅讲大道理，而是循循善诱，体贴她的畏惧心和上进心，既帮她打消顾虑，又以兴趣和意义感引导她。以沈霞骄傲的性格，如果用大道理压她，她势必反弹。而李素在理解其脾气的基础上能对症下药，不但解决了僵局，还调整了沈霞的脾气。但沈霞自己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一方面认可李素的做法；另一方面却并未意识到李素所作所为在“理”和“情”上应如何理解，如何能对治自己的问题，其思想工作方式与新的集体意识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自己在集体中处理“人我”关系时究竟存在哪些缺陷，自己应做哪些调整？整风时，她虽不断批评自己“个人主义”，却仍然不太有能力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设想自己一直生硬拒绝别人的推选会对集体氛围产生何种影响。这就使得沈霞在检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时仍抽象归咎于“自己在家庭中的思想就是主张绝对自由，强调个性的”[30]，缺乏一种通过有代入性地重新认识集体关系、“人我关系”而调整自我的想象力。
由于对新集体中党员和同学状态不满意，沈霞对延安所倡导的新型人际关系——同志爱和阶级友爱——也心生怀疑，感觉到深深的寂寞：
（1942年2月7日）总觉得缺少些什么。这，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渴望一种出于真心的安慰，渴望着一颗温暖的心的呈露，也渴望着温存的抚抱，亲密的低语。可是，这一切，在这里是找不到的，在这种沙漠似的地方，都是同志，长辈们成了首长。妈妈的样子又在我脑中明显地形成起来了，是想妈妈吗？不是的吧！也许是生活太平淡了，寂寞的很，想要一些新的吧！？人家会说：小资阶的劣根性。让他们说吧！锻炼得像个石人似的，还不必要！[31]
因此，当1942年3月里出现了一股青年批判官僚主义的风潮时，她由衷感到共鸣：
（1942年12月28日）和随着当时延安一些人士的见解，我也觉得同志之间的感情是淡漠的，没有像外面朋友那样的感情。我还觉到生活空虚，没有很好的朋友。没有一个感情能诉说体贴的人，怎么能生活呢？与同志的关系是在一定程度内，决不是什么都可以了解与诉说的，而且，日常生活中也使我觉得阶级友爱这名词似乎是做得很不够的。我幻想着有一二个好朋友，可以谈天说地，可以彼此照顾，这样的朋友当然是要由同志中发展出来的，但决不同于同志。于是我也常说延安没有友情，而且在行动上着手寻找友情。[32]
本来，在革命的理想境界中同志关系与朋友关系是可以高度一致的。冯雪峰《论友爱》一文就把同志关系看成知心朋友的升华，同时，友情中的自由、忠诚与热情又是同志关系所必不可少：“同志的结合或团体的形式，正是朋友关系中的那忠诚与自由的本性之合目的的最后的到达，……同时，朋友关系中的那高度的精神的自由和高度的热烈而温柔的情谊，也正是同志关系中所十分需要，而且自然地产生着，最后也必然达到那理想的境界。”[33]如此说来，朋友关系几乎是同志关系的“史前状态”，理想的同志关系则升华了朋友关系的“本性”。而友爱又不单是同志爱的初级形式，还是它的根基：“发展自己的真诚，完全脱去束缚的自由的快乐，是友爱所以被要求的根本点：这一种社会的热情，根基于生命的本能，它最先就用来反抗着社会和家庭所造成的束缚，虚伪和孤独，并且在反抗中发展着。”[34]真正的友爱并非自爱、保守的私情或抱团取暖，它应具备“从人对于生命的忠诚”和“对于社会的忠诚”相互“推移”的动能，“在反抗中发展着”，并且，“在这推移上，他体验着忠诚的复归和精神解放的快乐”。[35]
此中蕴含的矛盾是，当现实不是按照应然逻辑展开，同志爱因束缚的自噬丧失忠诚与自由、真诚与热情的高度合一时，苦于同志间非真诚关系的人往往试图重返友情，“发展自己的真诚，完全脱去束缚的自由的快乐”。但这种本具有“在反抗中发展”能量的友情却因无力正面处理与集体的关系而丧失了“人对于生命的忠诚”和“对于社会的忠诚”相互“推移”的可能：
（1942年12月28日）在去年四五月间，我在女大六班本班上，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人，……在感情上我们是一致的，爱好也一样，大家都急迫地渴望着一种不同于彼此同志间感情的“感情”。……我们像在做着什么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一样，宣称我们四个人要建立深厚的友谊基础。要彼此对待得像四个真正的“朋友”。我们宣称要彼此了解，彼此体贴帮助，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小集团，不要怕人家说我们私人感情，我们要打破那时一种认为男女同志一接近就是谈恋爱的观点，而建立出一个纯真的友谊的榜样给别人看。[36]
这种“伟大”的尝试到了整风时就被检讨为“小资产阶级感情爆发”，只图个人情绪温暖，扭曲了同志爱，形成与集体对立。这种一旦转移“立场”就会对现实有完全不同判断的认识论掩盖着问题的出发点：革命组织、队伍中是否缺乏真正有效处理情感关系的尝试？尤其是真诚、自由、爱、热情之类新青年格外珍视，与精神自主性相关的情感。当革命队伍不能真正正视这些问题时，也就不能有效回应新青年群体的精神、情感需求，并使得新青年不自觉回到参加革命之前的精神构造中去寻求安慰。
随着1941年9月沈霞从女大转入延大，原来的友谊圈子无疾而终。她原本试图在延大寻找类似的友情，但很快，她和同班同学萧逸陷入了恋情，这使得周边的同学纷纷躲开他们。[37]于是，她无形中进一步缩小了个人圈子，从在小团体中寻找温暖变成了在恋人关系中寻求感情。由于同学们对他们的恋情采取侧目态度，她与周边环境的对立大大加深，她不仅想着转班，而且动了离开延安的念头：“我感觉到厌烦了，在延安这种地方，人这么不了解人。一个青年，热血些的，都要变成冷血才会适合。我厌烦了，爸爸快些有消息吧，我要脱开这些冰人！”[38]
沈霞1942年3月送给萧逸的照片，钟桂松：《茅盾和他的女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0年版
在这一阶段，与萧逸的恋情成了沈霞唯一的支撑。她把对友情、同志关系的期待都注入对恋人的要求中。比如，她希望萧逸能给她超于一般同学、同志的帮助。[39]同时，她对恋人也是“苛求”的，这种“苛求”一方面源于以自律的习性衡量恋人（像对其洗澡花了一个小时耽误学习而“替他很不舒服”[40]），另一方面来自要求对方必须同等回应自己的敞开和付出。比如要求对方无保留地相信自己，不能容忍恋人间哪怕是玩笑式的疑心，受不了对方拿自己的感情恶作剧。为了取得恋人信任，她把“视为很神圣的日记”拿给对方看，对方却表示不足信，引得她大为伤心。[41]恋人间那种既亲密又不稳定的感情状态令这种关系越发具有私密性和排他性。当她抱着欣悦的期待去和萧逸见面时，却发现他因开会不在家，满心的失望瞬时化为怨恼：“是的，一个党员必定要过这种组织生活，然而已不知多少次，也就是这个‘会’把我和他分离了，也就是这个‘称号’将我和他已经比较亲密的心，又重新疏远了。”[42]于是，在其高度需要真诚、温暖的情感需求下，“组织生活”越发显得形式、套路，一些同志中的“虚伪”和恋人间的“真实”构成了尖锐对立：
（1942年4月6日）我深深地感觉到肖一更值得我爱了，真实、大胆。虽然今天会上有许多话他说得也不对，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真实，有勇气，我想，那么将来总有办法、有前途！我宁愿爱他这样的人，而不会去爱像许文益那样一个虚伪的人。就会用大帽子压人，就会假公济私，我讨厌这种人。在这种人面前我觉得骄傲！[43]
虽然之前她已递交入党申请，但到了整风开始前夕，她对组织生活、集体关系已相当疏离。因此，当整风学习开始编组时，因为同组的是一些不合意的人，其情绪一度降至冰点：“（1942年4月8日）我看，就此算完了，我不必再希望任何人来了解我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坏的运气！真想日子就此结束吧！我不敢想以后的生活！”[44]后来实际分组下来，同组的是较为要好的同学，其情绪才有所回转。但由此不难看出，整风开始时她的思想、情绪相当脆弱，虽然她试图用好胜心激励自己——“一定要挺起身来，做个模范”，但实际上越来越陷入被个人情绪支配的状态中。当萧逸偶然对她流露出不耐烦时，她立刻觉得“他现在开始讨厌我了”，任心情一直跌落下去：“（1942年5月1日）对自己的生命很看轻，对自己也很失望，觉得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不是吗？活着是为什么呢？”[45]这种深深的虚无感正是曾经饱满的、支撑生命的意义感被抽空后的结果。从沈霞的主体习惯来说，她是不甘于沉溺于这种虚无的。而此时开始拉开帷幕的整风运动意味着革命政治开始主动介入青年的心灵世界，对革命者、青年的思想精神进行一番触动、改造。
沈霞与丈夫萧逸1945年春合影于延安，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三 诉诸“修养”的整风与“学习”的改造
于光远晚年对整风运动有这样一种印象：“说是一个整风运动，其实是两个整风运动同时进行。一个目的是反对王明路线、肃清王明路线影响的整风运动；一个是针对党内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整风运动。”[4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总结是：“整风对象是先党的高级干部，后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内容由以讨论党的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47]事实上，令于光远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受触动的还是批判“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部分。他们颇感讶异，当然也较抵触的是他们被指认为试图“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他们最终接受了这一说法，矢志用无产阶级立场来改造自己，一方面是基于王实味批判等产生的触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从正面阐述了革命知识分子进行身心改造的必要与途径。同时，更重要的是，整风初期“整顿学风”“学文件”的路径很大程度上配合了知识青年提高修养的需求，调动起了青年自己的省察、成长意识。[48]
谢觉哉在“整顿学风”阶段刊于《解放日报》的文章中就多从青年修养的角度解释思想检查之必要：一则讲党员来自社会各部分，“带来现在社会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并不足怪”；再则分辨很多犯错者自认是无心之失，“心上没什么毛”，但修养相对于纪律必要深究一层——“没有恶根，不应有恶果，你自以为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实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天天在你身上作祟”，自认无咎反令“‘毛’就在这掩盖下滋长起来，刺着你的内心作痛”；进而提醒未做过实际工作的青年更需警惕，“把心腔里的恶浊东西，不待它发作就把它去掉或堵塞起来”。他眼中的自省自新恰如“云过天青”，“今天改正了昨天的错误，明天又改正今天的错误，天天在进步，天天有新生”。[49]这是一种诉诸“发抒”的修养论，它配合着青年自主进步的立场，似乎更能“贴心”“入理”。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的修养则有另一番构造。其前提是将“共产主义前进心”和“个人主义前进心”对峙起来：首先在“前进心”的理解上设置了两个无过渡的极端——“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而界定前者是“最有效的为真理而斗争”“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后者则“进步性也极有限度”“没有前途”，并且会“自觉地抹杀、掩蔽与歪曲真理”[50]。如此一来，前者不仅是后者的进阶，且在前者的映照下，后者已几无存在的价值和余地，“个人主义前进心”依据的主体基础当然就难以被看到和承认。但恰如在沈霞身上所显示的，后者正是许多青年孜孜以求、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而谢觉哉对传统“有修养的人”之局限则归结为：“不满意现实，却无力改造现实；常能够保持心地高尚、纯洁，算是伟大，然而不免落于空虚。”[51]这显然更贴合青年的自我感知。
事实上，整风第一阶段所诉诸的方式——学文件、坦白、写思想自传——在很大程度上贴合着知识分子的自省传统。谢觉哉当时为辅导整风学习而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拂拭与蒸煮》《论写笔记》《“此心光光地”》等，均诉诸传统心性之学、修养功夫来谈整风学习的方法，努力将理论学习转化为一种切身功夫：在“知行”框架中时时将文字道理与自己的言行、历史、意识对照，不断自省、规过，通过坦白、去私、去杂达至“此心光明”的境地。并且，这种自省、规过是通过小组学习，经由大家汇读、讨论、交换笔记、互相质询来完成的。其形式颇似晚明士人的“规过会”：“在规过会中，互相摘发对方所不察觉或已察觉而不肯改正的错失时，其气氛是肃杀的，但情绪是纯真的。……‘每会劝善攻过，摘露肺腑，面赤发植不以为甚，以此雷霆斧钺受之熟矣，旁人见之，以为不近人情，而与习斋，直如头目手足互相救援’”，“这些人是以近乎战斗般你死我活的态度在反省自己”。[52]
此类规过虽极为严厉，但由于大家共享求善、求理之心，因此并非彼此攻讦，反由“摘露肺腑”的诚意而令团体更趋凝聚。这本来也是革命想要打造的理想集体状态。所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难以成立于形式化的同志关系中，而要根基于自发、严肃而认真的“人我”关系之上。像于光远就认为他在写“思想自传”过程中所得甚多：
我们小组写“思想自传”的做法，是要求那个人用今天学得的理论中掌握到的观点，按照时间次序和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对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进行系统的叙述，自己进行分析，写成文字，然后在小组会上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讲。组里的同志也对他所叙述的事情和提出的问题，反过来向他提问题，促使他作进一步事实补充，挖掘自己的思想，帮助他进一步思考，把事情讲清讲透，并且进一步帮他分析，最后是由他自己来做结论，思想自传也并不要求交给党组织，并不存入个人档案。
我对这样一个方法很感兴趣。我也许是整风小组会上对做这件事最认真的一个人。我认为这是自己取得深刻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53]
当然，同样写思想自传，主体状态、内在要求、运思能力不同的人所察所得会有很大差距。越有自我省察习惯的人，或如沈霞这般被困于狭隘精神处境中的人，越被其吸引，所获也越多。这种检讨对意义感、价值感极强的青年而言不是“去我”，而是自我搏斗式的“识我”，在此基础上，它或者可以成为一个“有我”进而“成我”的过程。
四 “有我”“识我”的思想坦白
沈霞日记在1942年5月至11月这段残缺。到日记恢复的11月中至12月底，是整风从写思想自传、小组会互相检讨转入“坦白运动”的阶段。不难看出，经过之前一环套一环的学习，沈霞已确立起相当深入、系统的自我省察意识，以极大心力投入一个恳切的自审、自讼工程中。而这番自审、自讼与她固有的苛求自己以利成长的主体习性相当一致，因而她对此抱有很大热情，毫无勉强、伪饰之处。整风标举的党性标准、无产阶级立场、集体主义精神提供了一套新的人格“健全”标准，这对之前日显困滞的“任性”自我指明了一条向上出路。她越是以此比照，似乎越能发现自己以往的脆弱、纠结是从哪里来的，越能客观化地看见“旧我”，也就愈益期待通过批判“旧我”获得“新我”。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小组互相质询、公开坦白的时期。因此，沈霞的反思还表现为通过检视他人、帮助别人反省而更清晰地反躬自省[54]。这使得“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割裂为只对他人挑剔、批评（可能会演变为攻击）和只对自己负责的自我批评（可能变成只求过关），而是将他人和自我放在相互映照的关系中——准确地认识他人意味着对自我认知的深化，对自己的检讨中也特别将他人的经验视角纳入。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相互规过）对沈霞而言特别有助于突破她之前“毋友不如己者”的待人习惯，使得新的同志关系取代友谊、爱人成为一种更利于自己养成健全人格，又能促生理想集体关系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沈霞这一阶段的检讨最后会特别指向与他人关系的反省，其中包含着她在决心舍弃旧的人我关系后渴望建立新的同志爱、同志关系的心情、愿望。
整风学习不同于一般政治、理论学习，就是它要诉诸一个深度的“有己”“有我”过程。一旦深入这个过程，迟早面临的挑战是“识人之难”“识己之难”。因为，旁人都是通过一个人的“表现”来理解他，但每个人的“表现”就他自己而言只是某种“表象”的汇集，每种“表现”背后都有一个脉络，甚至“广而深的结构”[55]，这些脉络之构成、原因往往超出意识自主的范围，本人也未必能明察。所以，如果仅凭一些可见“表现”判定他人的“立场”、“思想”乃至“动机”通常不能真正击中要害。假如这些“立场”“思想”“动机”本身又是标签化的，缺乏纵深，则更成隔靴搔痒。然而，在一般化的检讨语境中，大家不会深究批评用语是否真贴合对象，包括被批评者自己可能也不觉得有深究必要，或者说是缺乏能力去深究。这使得批评一方面是“有效”的，一方面从“主体技术”的角度讲又是较为粗糙的。而对于沈霞这样早熟、敏感的主体来说，其特殊性在于，她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界定，而要深入挖掘内面的曲折。
比如她自我检讨的第一条是关于自己的“尖锐、明确、果敢、大胆”——这是从自己最醒目的优点（自己以为，别人也认为）来入手。她承认自己从小受小说影响崇拜英雄的大胆、果断，反对女孩子的忸怩、胆小，“不愿是一个被社会人们瞧不起的女孩子”，加上自己性格开朗、看问题尖锐，常令“尖锐、明确、果敢、大胆”走向“主观、偏激”。但这尚且趋同于一般性检讨的层次——表面的“尖锐、明确、果敢、大胆”会助长导致“小资产阶级性”的“主观、偏激”。然而，她更想剖露的是别人看不到，自己以前亦未充分意识到，被自己的意识表象所压制的深层构造：
（1942年11月18日）我是有内心的犹疑、怕事、迟钝等等成分的。……这些东西刚好与我的主观愿望是相违反的。于是当在某件事情上发生了犹疑、怕事等等心理时，自己就把一向很强的自信心、勇气都推翻了，感到恐惧和耻辱，恨自己为什么不是那么大胆、果断……
也因为这种心理，我同样的在每个具体问题上，怕人家说我犹豫、胆小，而迫着自己去表现大胆、果断，而这些却不是真真的、立场站得很稳的大胆、果断、明确，而是“小资级的狂妄性”，面子。[56]
这种类似自我诊断式的意识分析一方面是在他人意识下促成的；另一方面，详细剖析“主观、偏激”的层积构造，似乎也意在表露一般化的批评不足以准确打中“我”，这个“我”还是要经由手术刀向内的自主剖析方能显露。这样一来，虽然自我批评的目的是打消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狂妄性”，但其方式恰是强化自我批评的自主性。如果沈霞把对自己意识表现的这种曲折理解推及别人身上，理应产生别人的表现同样不能准确把握，而可能存在多层转化的觉悟，如此，则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应建立在突破表层理解而深入彼此精神脉络、构成的基础上。可惜的是，她并未跨出这一步，而是自信于借助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之前立场的虚妄，足以将其有效克服：
（1942年11月18日）了解到那种所谓明确、果敢等并不是一种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态度，而只是小资级的冲动的一种表现时，就注意起来，不再处处摆样，而转而发自内心地锻炼、练习，使自己能正确掌握问题。因为我了解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能正确掌握马列主义思想方法，他那里，同时也必然会存在果敢、大胆、明确、尖锐！[57]
沈霞日记手稿，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如此一来，基于自我意识曲折经验的反思又变回了定性式认定，且可以通过自己“正确掌握”思想方法，“发自内心地锻炼、练习”而有效克服。这种抽象的解决路径仍是自我完成式的，不仅排除了他人意识，也悖离自己的反思经验。
而在小组学习、各自检讨、彼此对照反省的形式中一直存在着关于“坦白”的悖论：一方面，大家应各自深挖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质性，要“无不可与人言”；另一方面，又须这种“坦白”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单单剖心露胆的“真实”“坦诚”尚显不够，因为那会把“坦白”变成散布“真实”却“错误”的想法。本来，如果大家的“坦白”都能如沈霞那样对自己品性进行非直观的检讨，则听取别人检讨会变成对自己理解的深化。但实际上，大家对于什么是可以形成互助、建设性的“坦白”并未有意触碰，而是过快在所谓基于原则、立场的“公”的坦白方式，和所谓不讲立场的“私”的坦白之间建立起对立。于是，为了确立“公”的坦白方式，就要首先反省“私”的坦白态度。
像沈霞就把以往非常看重的朋友之间的“坦白”“坦诚”检讨为一种取得信任的手段：“在任何公共场合，或者与生疏的人作正式谈话时，或者我以部分工作之负责人出现时，我是会想：是否合乎原则立场？但是当我是与自己的知心好友说话时，我就无话不谈，原则立场从来不到我的脑中来，有些话自己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但还要说，表示信任别人对我的友谊，表示自己是诚恳的。”[58]但事实上，“无不可与人言”本身是蕴含原则性的。这里的“话”显然指某种个人意见、看法。坦诚地、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表示是基于自己的诚意，同时意味着不是出于私意、私心，而是基于公心，因而也希望听取者带着诚意、公心听取。意见或许不正确，但不是预先自己认定了不正确而单为取悦、讨好别人而发表，也不是单凭“客观”、规范的原则立场来衡量，而是通过基于诚意、公心的交流来检验、判定其是否不正确。
所以，沈霞检讨“私”的“坦白”方式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发生在朋友间的：“有些话自己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但还要说，表示信任别人对我的友谊，表示自己是诚恳的”，即为取悦、迁就朋友之“私意”而放弃对自己意见的是非判断。如此一来，不仅自己丧失原则，也使朋友关系丧失原则，变成“私意”的聚合，而非“公意”的聚合。二是发生在同志间的：同志当然比朋友包含更多“公”的要求，同时难免有距离感，所以“只要对方不是我的敌人，那么就什么都不应该隐藏”[59]中本来包含着基于公心的责任感。但是，一则，沈霞自省自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60]的方式中暗含了只对自己负责的潜意识，同时，“为了表明自己是坦白的”[61]的心理又意味着自己面对可能有违原则时的退缩、卸责。二则，她是将同志关系中的坦白加置了一系列条件限定——“对方是不是来了解你的思想的”“对方是不是能把握立场”[62]以及是不是在任何场合都适于袒露思想。这样一来，实际把可以融于日常生活的同志间的思想“坦白”变成要在特定的反省场合，在同志们都保持立场、原则的警惕性的语境下才能产生的“正确”坦白，否则“不一定是反省的场合，对方不一定是了解正确的，而自己抛掉立场说了出来，刚好说明自己是不顾影响的，是把坏影响扩大的”[63]。
这些对于自发“坦白”意识的检讨和对于理想坦白的一系列条件设定，削弱了坦白之于主体认知的自主性，加强了时刻引入原则、立场来界定自我和他人的意识。在处处审查自己“活思想”的直接表达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语境下，同志们各自经过原则立场的审视、处理而表达出来的检讨就成为别人借以深挖自身问题的途径。沈霞日记中接下来的一系列反省——崇尚“法制精神”、虚荣心、温情主义、学习态度等——都是在听取别人的检讨之后，受某一点触发而反思自己身上的同类问题。在此过程中，她越来越意识到别人在学习态度、方法上值得看齐的地方。像李同的大会发言显示出“他很大胆，但又很精细，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穷心猛追，而对于自己还没有了解的问题也敢大胆提出，用不怕批评的精神叫大家讨论。”[64]对照别人的“穷心猛追”，她看到了自己学习习惯上的痼疾。比如，对许多问题很少加以怀疑，对不清楚的问题常采取马虎态度，没有对一个问题追究到底的决心。[65]而“穷心猛追”不是让自己更拘束，而是变得更大胆——哪怕党的决议也不能预先判定其一定正确，而要抱着求真理的意志加以检验。同时，随着整风学习要求在心里一步步落实，沈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看待周边同志不自觉的挑剔眼光和优越心理，转而从“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反躬自省的角度看待大家的优缺点。
五 再造“人我关系”
恰在此时（1942年12月11日），她接到了组织批准自己入党的通知。这越发加深了她“穷心猛追”的意志。[66]于是，接下来的近二十天（从12月11日到30日），她拿出了加倍热情投入坦白运动，一天日记中的检讨条目常达到三四条，对之前的自传寸寸追究，以深化“坦白”来“挤水分”“补漏洞”。比如，她袒露自己在救亡活动中“只是个摇旗呐喊的小卒”，却在自传中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勇敢的领导者。[67]其次，是深挖思想中“虚荣心”“冷热病”“怕吃亏”等各种“小资产阶级”因素。在这类检讨中，沈霞并不满足按照现成界定去自我描述，而努力从更可感、切己的角度去重新予以命名。比如，检讨“冷热病”时，她把自己的“冷热病”归结为过于依赖“生活的吸引力”：
（1942年12月18日）过去我是常常强调生活的吸引力的，好像“生活”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我呢！只是一个毫无主力的被动体，生活活泼些，自己也就高兴些，生活呆板些，我这螺丝钉也就松些，倒像一个气压表随着气压的上升与下降表现了自己的情绪。现在，我发现这种缺乏主动的被动状态，完全是一种柔弱者的表现，这正说明自己缺乏对生活创造的能力，说明一般小资级的随波逐流，多幻想而缺少对现实正视的生活态度。[68]
这使得一般是面对政治考验而显影的“冷热病”变成了面对生活是采取被动态度还是主动态度的抉择，由此激发的努力方向是愈加发扬主体的意志与创造力。不难看出，这一系列“坦白”、检讨的方向是高度配合、深化了沈霞自己的主体成长路径。因此，她的这些检讨不但不勉强，反而看上去兴致勃勃。
接下来，随着剖析自己到延安后的一系列“糊涂观念”，沈霞越来越自觉的一个意识是如何突破其原有“毋友不如己者”的主体成长习惯，努力建立新的“人我关系”和进步路径。正如之前不断涉及的，沈霞的主体成长是高度榜样引导、理想引导的，且诉诸严格的自主、自律，既苛责自己也苛责别人，由此形成别人眼里难以接近的“清高”：
（1942年12月25日）什么事情上，我都显出比别人强一些的。……因此一贯的是容易要求高的，处处地方我容易找到人家的缺点，容易看不见人家的困难（因为我自己很少遇到阻止我前进的困难），容易苛责人家的错误及他的失败（因为我很少失败）。[69]
……因为我这种对同志的清高态度，再加上本来自己也会说一套，个性又强，别人就不敢向我多提意见，怕说不好时，反而被我驳回去，或者自己站不稳时，被我反问得说不出所以然来。（有的同志说，一定要理由十分充足，而且会说话，才能把沈霞说服。）[70]
到延安后她对党的认识依然是价值先行，一旦发觉身边的党员还不如自己，她就失去向组织靠拢的兴趣，掉头自己努力。于是，党员成了达标式的认可，而成为党员的锻炼过程反而在组织外完成。这样一来，理想的“党”、理想的共产党人、现实（身边）的党员、党组织变成了互相割裂的关系。自然，她也不会想到把自己放在集体中，放在与其他党员的互动关系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互动中去锻炼。而整风带来的一个认识扭转是，它的出发点是不把党看成完具的先锋队，而把党的自我改造视为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阐述的：“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由中国这个恶浊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因此，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中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和习惯，他们经常还与旧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71]为此“人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东西。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自然与社会进化必然的规律”[72]。这种共产党员从客观、主观意义上都是应该改造，也一定能够改造的立场，对于之前沈霞割裂性的认识颇具对治性。在整风学文件阶段，沈霞曾于《延大通讯》上发表一篇学习心得《我对党的了解》（1942年9月25日），检讨了她对党的认识偏差：来延安前认为党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英雄所组成的集团”，广大党员只是党员而已，决不是“党”，“党还是由少数人组成的，与他们无多大关系”。半年后有人告诫她党是具体的，反使其因关注到身边党员的缺点而趋消极——“把党的问题高高挂起，自己抓紧学习，自己一切不对的地方以‘我不是党员’来解释，而对别人则以‘你是党员’要求非常高”。整风后才认识到“个别党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表现，并不能就是代表党的”，应客观看待党，从政治上测量党，也由此体认到思想革命的艰苦，不能对同志身上的缺点抱深恶痛绝态度，而应积极帮助他们，抛弃“第三者的态度”，在组织、集体中锻炼成长。[73]
这篇心得作为延大整风学习范文被刊登于《延大通讯》。显然，刘少奇所阐述的如何理解党员现状的不足和由此而生的“思想革命的艰苦”对沈霞有触动，她意识到帮助同志本身就是在组织、集体中锻炼的重要形式。不过，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论及党员的修养不同于士大夫修养之要害在于“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实践”，“不脱离当时各种群众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74]即，党员的修养不是在较为同质的革命队伍中完成，它不单要面对身边同志，还要面对“群众”，也就是面对或许更不理想，但又富于革命潜力的广大中国社会群体。因此，共产党员的修养必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修养：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不可或缺的是“要虚心的去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仔细的去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的去总结经验教训”，并以此校正自己对马列原理的理解是否正确，甚至“根据新的经验的咀嚼”来充实、发展马列主义。[75]这个往复过程才是完整的修养。
茅盾、孔德沚写给女儿沈霞的书信手迹
但是，对从未经历实际工作的沈霞来说，何为联系实践的修养，何为面对群众的修养是很难切身体会的。对她来说，切己的调整就是改变自己的“清高”，改变“毋友不如己者”“不接近人”的习性，突破在朋友圈中找温暖的惯性，学会把视野投向身边的同学、同志，不再带着苛责的目光，而是下决心把了解别人作为“具体的锻炼”，也当作自己的修养。到了“坦白”后期，沈霞几乎把调整“人我”关系，以有效融入集体、组织当成最用力的着手点。为此，首先要学会“闻过则喜”：
（1942年12月29日）我很喜欢看见现在所有的同志都能毫不顾忌地对我说出他心中的话，甚至也不避讳言词上的用法。不再怕我不接受，或者是怕过火，我吃不消。这些我觉得正好说明，现在我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尽自己所想到的提出材料，供大家思考。在这一点上的好面子心理及患得患失的想法已经渐渐在消除了。[76]
这是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其次是以他人为重，“看见别人的愉快，比自己得到愉快更高兴”[77]，由此她越发严格，甚至小心翼翼地检视自己言行对别人的心理影响，避免引起不快，进而为了克服使别人不快的言行而加倍“苛求”自己：“应该锻炼自己能冻，能饿，而且对目前的一点冻等等，必须想到那不过是自己个人无关紧要的一些小小不舒服。凡是个人的，而且是无关紧要的事，那我现在说，应该是毫不在意的，如果把自己的思想花了一部分在那上面，那就是无形中放松自己应有的任务。”[78]她过去也一贯“苛求”自己，但彼时的苛求多基于自肃的习性，如今的“苛求”中则包含一种要对集体环境负责的自觉心。比如，她会怕自己的牢骚可能感染别人，“可以从此上升到对环境的不满”，所以主动表示自己能吃苦耐劳，从而“使别人也能不计个人，专心于别的地方”。[79]
最终，对“个人中心”的深挖触及了沈霞一向最珍视的“友情”。她之前也检讨过“小资产阶级”朋友观，但那种检讨多是对标式的，比如说朋友间接近只为找温暖，常讲“脱离原则的话”等。而此阶段，她对“友情”的反思从外缘转入了内发，剖析出自己对待朋友上的“私心”：
（1942年12月29日）
A.我自己认为是不需要把全部感情给他的——感情对这些人必须是冷若冰霜。没有感情，这我美其名曰“珍智”。许多不一定要旁人知道的事，我也不想着去告诉他，同时也不想要求别人把什么都告诉我。
B.我是不去体谅别人的，尤其一些生活上感情上——是严厉的，不肯原谅别人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生活上需要怎样帮助，所以我也不管别人。
但是我常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要求朋友。
A.我要求朋友对我真诚，把感情全部给我。
B.我要求朋友能体谅我，宽恕我，不那么苛地要求我。
总之，在朋友问题上，我的心理是自私的，我没有去顾及朋友怎样，而总是非常自私地管制自己的感情，在各方面想给人家一种冷漠的感觉。我不肯牺牲自己一些时间去陪远道来的朋友玩一下，因为我觉得那没有意思……[80]
对照之前日记，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沈霞这里所说的朋友并非她最看重的“知己”，而是一般朋友，虽然这种克制感情投入和不对等的要求也会带入密友关系中。这里触及朋友关系中的悖论：本来朋友间的投合、亲密有助于“无私”“去私”，但脾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友情也容易产生排他与圈内的惯养，于是朋友关系反成为一种私欲的满足。这使得沈霞所说“珍智”之类习性反会被自己（和朋友）纵容，这其实有违友爱、友情的原则。于是，在检讨自己以友爱原则相衡量而行“伪”的基础上，沈霞对自己的要求是将有“伪”的“己”放置在更具原则性的关系中加以冲洗，如此才能养成更“真”、更“善”的“己”。而这种高度原则性的关系就是同志关系。
（1942年12月29日）应该把朋友和同志统一起来——从一个观点出发来看。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自己最好的同志，自己最好的同志也就是最亲密的朋友。根本就不需“朋友”这个名词，而应该把过去脑中的朋友的意义扩大起来，普及所有的同志。像对待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一样对待所有的同志，没有厚薄之分，没有同志朋友之分。[81]
如此一来，同志关系成为可以将朋友关系中的核心价值完全吸纳（平等、关爱、互助、真诚等），而去除私欲搅扰，能以高度原则性培养健全主体彼此最理想的“人我”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可以“把全部感情给别人”，又能“换回别人的感情”，以至于“任何一点小距离都不要”，只要确定站在正确立场上，“那任何距离都是可以消除的，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82]
这种对同志关系的理想设定包含着沈霞对建立新的“人我关系”和找到新的“成己”途径的极大期待。然而，可悲的是，正当她对同志关系的热情投入被调动到最高点时，她却遭遇了整风运动中组织、同志关系中冷酷的一面：
（1942年12月30日）昨天的会上，我哭了，哭的原因是，我感觉到精神上的一种威胁，我感觉到同志们的一种非同志的态度，而且把我的精神支柱抽走了。一切都从最坏的角度出发的怀疑，使我觉得好像不是生活在我自己想象的同志中，于是感情压制不住了，好像是受了冤枉似的，哭了。[83]
其实分辨沈霞自己的逻辑与整风逻辑，或许可以感觉到沈霞自己理想的“坦白”和坦白运动所要求的坦白有所错位。沈霞始终是在主体成长的意义上理解坦白的必要和效用，而作为整风运动一环节的坦白首先是高度政治性的。整风的目的固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斗争逻辑始终贯穿其中，其原则、立场不只讲实事求是、相互规劝，更讲分辨敌我异己、怀疑批判。沈霞自己在看待别人的坦白资料时也常带着审查目光，寻找各种“疑点”。这种找“疑点”的方式在强化的敌我意识下会从“求真”“求实”滑向打击、攻击。“坦白”原本可以调动起一种相互敞开的意愿，其基石是同志之间理应具备比一般朋友更牢靠、更具原则性的信任感和相互责任意识。然而，整风诉诸的小资产阶级批判一方面颠覆之前青年们的友谊观、恋爱观，代之以严格的同志观，另一方面又加强同志关系中的斗争意识、敌我意识。这使得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责任、感情在很大程度上要以政治上是否值得信任为前提，而这个政治上是否可信的判定恰恰在整风运动中高度不稳定。于是，置身旋涡中的人不免感叹：“政治斗争竟是这样可怕，以至于对什么人都不能信任了。”[84]同时，为了在政治性的坦白中取得别人信任，坦白者常常产生过分自我否定的倾向。沈霞的坦白检讨中也不乏这种倾向，当然，她是有意无意将其嫁接在“苛求自己”的习性上，力求无违对自己真实的原则。但是，一则这种“自讼”式的自我袒露在别人的眼中未必能被诚挚地对待，二则，这类不断自我否定式的检讨也会损伤自我的根基。就像范元甄在坦白后期体察到的：“越发挖掘自己意识里的坏东西，就愈像自己不曾有过好东西似的。如果整风是要巩固已有的好处，以之为基础发展起来，克服坏的，那么我像是失了基础似的。”[85]
在这些青年主体身上，整风从一度调动起自我突破的内在热情转向产生压抑和痛苦，在坦白、鉴定中遭遇的挫折、打击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沈霞而言，她固然没有因一次打击放弃自己全力投入同志关系的自觉，但实际与同志的关系变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总在想“我是否又在脱离他们了呢”。哪怕在一个平常场合，当看到别人偶然的不解时，她的反应也变成：“我默然了，因为我想在这种场合，最好是闭口。”[86]这种彼此戒备的心理造成大家的疲倦：“许多人都不满意现在的环境，都想着离开”“都愿意到一个新环境中去，可以使自己进步更快”。[87]而对于沈霞，她本来寄希望于投入新的组织、集体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意义感、价值感，但实际的组织、集体关系日益扭曲，自己原有的躁动的上进心又不断被批评为“自我打算”，于是，她宁愿把热情、责任、成长转寄到一种螺丝钉式的工作态度中：“当失眠之夜，想到自己是在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时（即使是很小很小的），白天少见真心的笑不自觉地挂在嘴边了。”[88]这也是1943年初，经过了长时间整风学习后，青年们的普遍意愿：期盼着能马上投入具体工作，包括下乡，在具体工作中，在与群众的结合中锻炼重生。[89]
1943年10月22日，已离开延安大学被分配到俄文学校的沈霞重新翻看了自己整风时的日记，有恍如隔世之感：
看，在延大时我是怎样的努力啊！对自己的反省检讨，都是不留情的。在那些字里行间，我，新鲜，充满精力的我，飞快地行走着，赶过一些同路者。而现在……我是悔恨的，不仅仅对于昨天的我，而且对于今天，也许还包括了明天！
这里的生活，很紧张，很少有喘息的机会。这里的组织也很严密，一条条的纪律，任何人都不能触犯。然而，我却从大旋轮上掉下来了，像一只被抛弃的螺丝钉那样，灰色的，无用地躲在这大机器的脚边，生锈了。
……我想要离开这里，到乡下实际工作中去，在那里用最大的忍耐心来锻炼我自己。
……
啊！我是一个多么不安分的、老向往着新鲜的坏家伙啊！这样，是危险的。像过去一样振作起来，抛开一切坏的想法，我，从一切开始上正轨的时候起，使自己走上正轨吧！十月是劳动月，在散漫的状态中稳定自己，从不可能中争取尽可能的获得。我应该像初生的霞，而不是已经暗淡了的霞。[90]
这是一种经历了多重的挫败，几乎陷于虚无，但仍挣扎向前的主体状态。它也更让我们意识到整风曾经给沈霞这样的青年带来的触动与激发可能，以及这种带着巨大自我要求、意义感和责任心的主体如何在革命的潮涌中翻腾。相对于政治史角度的整风运动理解，从沈霞这样颇为特殊而带普遍性的青年主体经验中我们或许更能看出延安青年身上累积、汇聚的各种精神资源和思想状态，以及他们在整风中遭遇的种种挑战和变化轨迹。这意味着一种既内在革命经验，又超出一般革命史叙述，从深广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角度把握整风运动的可能。反之，通过整风中的心灵激荡，我们也会对“五四”以来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主体机能有更深切的体会。而由此产生的状态、后果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在青年群体身上还会不断再现、呼应。
程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10073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5期）
注 释
[1]黄道炫在其《整风运动的心灵史》中讲道：“很少有哪种力量像中共这样对革命阵营的内心世界投入如此多的关注，付出如此多的努力，又获得如此丰厚的成果。”历经“亮出自我、清空小我、树立大我”过程的整风运动“可以说就是中共党人普遍的精神蜕变史”，特别值得从心灵史、精神史的角度加以剖析。参见黄道炫《整风运动的心灵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2]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3]茅盾在回忆录中曾评价沈霞：“聪明、刻苦、懂事、有志气”，“从小爱好文学，高中时就能写出很优秀的散文而得到老师的赞赏”。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沈霞小时是巴金的爱好者，曾模仿巴金“描写那些柔弱女子的手法”写了一篇《逢》：“目的是想写出这个社会对一个无依靠少女的压迫，使她不能生存，丧失了生活的兴趣、勇气，改变了年轻时的伟大理想而成为一个对现实生活悲观失望的颓废者。”参见《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32页。钟桂松的《茅盾和他的女儿》一书中收录了《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0年版，第64～65页。
[4]沈霞在1945年8月发现自己怀孕，因将奔赴东北工作而执意流产，却在手术后发生感染意外早逝，终年24岁。茅盾自陈他在《〈呼兰河传〉序》中的一段话是表达对女儿早逝的痛惜：“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563页。
[[5][8][9]沈霞1943年5月30日日记，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106、125、3页。
[6][7]焕南（谢觉哉）：《应该“熟读”而又“深思”》，《解放日报》1942年4月25日。
[10][11]《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290、311页。
[12]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13]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第81页。
[14]《马可选集·第七卷（日记卷）》，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版，第496～497页。
[15]其主旨集中表现于张闻天在大会上的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1940年1月5日）。会后，中共恢复了“文委”，由张闻天担任主任，之后中央、文委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均是张闻天讲话精神的落实，如《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1940年10月10日）等。
[16]于光远在其编年回忆的“1940年”一章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时期从中央领导到青年干部中盛行的读书、学习热潮，各种研究会、读书会陆续成立，使他感到“整个延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第68页。
[17]马可1940年3月30日日记，《马可选集·第七卷（日记卷）》，第478页。
[18]韦君宜：《露莎的路》，《韦君宜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9]王实味：《碰〈碰壁〉》，《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129页。
[20]焕南（谢觉哉）：《拂拭与蒸煮》，《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21]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王实味文存》，第133页。
[22]抗战爆发后沈霞和弟弟一直随父母迁移，流转武汉、长沙、广州、香港、新疆各地。到新疆后一度因为没有合适学校可上而在家自学。
[23][24][25][26]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44，45、46，46，8页。
[27][28]29][30]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39、42、38、42页。
[31][32]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16、48页。
[33][34][35]冯雪峰：《论友爱》，《雪峰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60、159页。
[36]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49页。
[37][39][40][41][42]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51、9、21、3、17页。
[38]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19页。茅盾出于避免动荡、危险的考虑将儿女留在延安，但骨肉分离毕竟不舍，他在桂林时曾作感怀诗：“双双小儿女，驰书诉契阔。梦晤如生平，欢笑复呜咽。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477页）其1942年10月所写小说《列那和吉地》，在沈霞看来“不是在写小狗，而是在写我和弟弟”，从中能体味出“一个悬念女儿的父亲的心”（参见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35页）。
[43][44][45]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19、19、22页。
[46]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第142页。
[4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48]金伯文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文件学习（1942—1945）》（《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讨论了整风“学文件”模式的特质：它扭转了以往理论学习钻书本和学用脱节的毛病，强调“学以致用”和对照检查自身思想作风，整个整风学习带有很强的“自省”要求。赵诺在《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一书中曾借助日记材料考察了一位北大出身的太行干部如何在整风要求下撰写“我史”，从中亦可看出思想检讨如何催生了自我认识的深化（参见该书第四章第四节《苦求自觉：〈温村日记〉释读》，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
[49]焕南（谢觉哉）：《“此心光光地”》，《解放日报》1942年7月23日。
[50]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第83、84合刊，1939年9月20日，第10页。
[51]焕南（谢觉哉）：《“此心光光地”》，《解放日报》1942年7月23日。
[52]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69页。
[53]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第146～147页。
[54]到相互鉴定时期，沈霞曾检讨只顾自己反省而帮助别人反省不足：“……要能很好地反省旁人，帮助旁人，那首先要自己清楚地了解，彻底地反省后才可能”，“过去，我的学习的确是偏重于自己方面的，对自己的反省什么弄得很津津有味，而对旁人，除了从前笔记本上的外，很少提出新的问题，这是不对的，说明我对旁人的关心还是非常不够”。参见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79页。
[55]王汎森在《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中曾分析明末思想家重视在日记中记过的认识论基础：“过错不是孤立的东西，它是一个症状，所以了解过错及改过之前必须先知道自己的过错只是整个人格的一个痛症，在它之下，有一个广而深的结构。所以将每个念虑行为，最忠实地记录下来，是提供‘症候阅读’（symptom reading）的根据。”参见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133页。
[56][57]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23、23页。
[58]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24页。
[59][60][61][62][63][64][65]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24、24、24、24、24、29、29页。
[66][67][68]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30、33～34、35页。
[69][70]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44、47页。
[71][72]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第81期，1939年8月20日，第14、13页。
[73]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页。
[74][75]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第81期，1939年8月20日，第17、17页。
[76][77][78][79]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54、55、56、56页。
[80][81][82]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57、57～58、58页。
[83]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58页。
[84]李南央编注：《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85]李南央编注：《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
[86][87]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61、70页。
[88]1943年1月27日日记，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71页。
[89]沈霞在1943年4月给茅盾夫妇的信中谈及在生产运动中不断增进了劳动的头脑和手足，“天天在增加活的知识”，绝非在大后方能学得，因此，不单“我们要永远在这环境里生活”，还建议父母来延安。到1945年6月，她给父母的信里颇带劝导的口气谈到应该“积极主动参加”大后方“群众运动”，“如果固守个人的生活习惯圈子，脱离群众，就必然要失掉光芒，未老先衰”，并谈及自己当下的觉悟，“无论如何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健全的、又有能力工作的人，而不是跛子”。参见钟桂松《茅盾和他的女儿》，第192、219页。此时，其“健全”人格标准中“有能力工作”已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翼，迫切需要在工作中锻炼成长在其意识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她在将赴东北工作前夕坚持流产与这种急于投入工作的心理或有直接关系。
[90]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整理者：钟桂松，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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