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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凌（右）与文学小组成员范雨素（中）、林巧珍
2025年11月16日，我穿过寒意初至的街道，在甜水园附近参加了一场新书沙龙，主角是李文丽和她的《我在北京做家政》，这是她在北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新书沙龙。沙龙嘉宾还有小海，台下坐的范雨素、潮白等文学小组成员也发了言，气氛热烈得足以驱散节令的清冷。
沙龙上我讲到了头年冬天去李文丽家乡的情形，以及八年前的第一次相遇。李文丽是我在皮村文学小组手把手教的学员之一，她的故事被我写成了《我的皮村兄妹》中第一篇“地下室的舞者”，化名林巧珍。《我在北京做家政》中，李文丽也写到了我，“他开始只是怀着好奇，后来接触得多了，就和我们成了朋友”。
这是众多文学小组成员期待的一天，如同两年前范雨素《久别重逢》的出版一样，范雨素也是《我的皮村兄妹》中的故事主人公之一。另一篇故事的主人公小海，则有三本书等着在2026年出版。当然，还要提到之前文学小组出版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大口呼吸春天》。
2017年我初次到皮村参观打工文化博物馆，而后参加文学小组活动，见到小海、范雨素和其他很多工友、育儿嫂，第一次给文学小组上课，以及2019年我第一次认识李文丽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八年中发生了很多事，很多事物和场景消失了，工友之家式微，甚至文学小组也搬离皮村，改称了新工人文学小组。所幸也产生了很多文字，把彼此的交往和记忆保存下来。我想，对于所有文学小组成员和授课老师、志愿者，这都是生命中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我的皮村兄妹》的采访和写作，也是我创作经历中最独特的一次，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段文学实践，一次交互的文学活动，在漫长如斯的时间跨度上进行，并未随着这本书的出版而结束，直到今天仍在延续和推进，长久地和整个新工人文学小组的生命联结在一起。这也是它最珍贵的地方。
一
2017年春天，我来到风闻已久的皮村打工文化博物馆参观，那时的工友之家拥有博物馆、工人剧场、电影院、同心打工子弟学校、图书馆、多家二手商店等群落，坐落在村北面一大块长租20年的地皮上，在这座北方城中村里是一处奇观式的存在。博物馆展厅里尽管参观者不多，但外边的大院颇为热闹，人流穿梭，打乒乓球休闲、购买廉价二手衣服、跳广场舞或等着晚上看戏，显然聚集了皮村最浓厚的人气，对面的工友宿舍则容纳了很多一时无处安身的北漂，免费吃住，只需要参与一些志愿劳动。直到“疫情”前夜，它的人气都颇为旺盛，众声鼎沸，我赶上了最后一届打工春晚，舞台虽然简陋，但崔永元到场主持，众多媒体直播，宽大仓房下的长条铁凳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各类职业的工友，以及慕名而来的各类志愿者、高校学生和社会人士，叫好声与台上的表演此起彼伏，虽然彩钢屋顶下没有暖气，屁股和双脚都是冷的，人群头顶却浮动着热气，现场有一种要烧起来的味道。与博物馆和工人剧场的人气相比，2014年成立的文学小组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谁也没想到这次打工春晚会是线下最后一届，博物馆和工人剧场、同心学校都会走向关闭和最终消失，成为一堆被拆迁的废墟，文学小组却如同废墟中逆势生长的树苗，一枝独秀，最终脱离了母体开花结实，清芬远播。
4月29日晚，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小组活动，是在工友之家生活区一间破旧狭小的办公室里，研讨新近爆火的文学小组作品《我是范雨素》。研讨会由学者张慧瑜主持，作者范雨素并未到场，但气氛仍旧热烈，几位外村赶来的月嫂、家政工发言踊跃，散场时我穿过杂沓人流加了几个人的微信，包括后来渐渐熟悉起来的施洪丽、王成秀等人，后来我把她们俩的人生和文学故事都写进了《我的皮村兄妹》，施洪丽使用了史鱼琴的化名，王成秀则用的是她的笔名寒雪。下一次再去文学小组，我又在博物馆旁一间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认识了小海、万华山、苑伟，以及研究庄子的张浩等人。文学小组负责人小付得知我的作家身份后，邀请我参与讲课，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工友文友，以后文学小组中跟我走得比较近的人，除了已经提到的几位，还有王海军、马健东、马大勇、王春玉、徐良园等人，以及工友之家的负责人之一王德志、新工人乐团（后改名谷仓乐队）负责人许多、图书馆负责人王博，和不怎么在小组露面的二手衣服商店店员贾晓燕。六年后开始写作《我的皮村兄妹》时，我补充采访了上述所有人，大部分写进了七年后成书的《我的皮村兄妹》中。他们的身份驳杂，从月嫂、育儿嫂、家政保洁到保安、快递员、日结工、建筑工、泥水匠、电焊工、店员，包括一些怀才不遇的“异人”、文学青年和社会工作者，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皮村居住，很多都是在范雨素出圈之后慕名而来，远至昌平、良乡，来回通勤需要四个多小时，甚至寒雪和王春玉曾经分别从天津和张家口赶火车大半天前来参加活动，小付安排他们在工友之家架子床宿舍过夜再回去。至于早期文学小组发表作品最多的“流量女王”李若，因为回乡过早而只见过一两次，但网上一直有联系。曾经在皮村待过一年的诗人陈年喜，则是在皮村以外的场合见到。此外在给文学小组授课的志愿者老师中，除了前文的张慧瑜，我熟悉的还有孟登迎、刘忱、师力斌、淡豹几位。
和其他志愿者老师不同，我除了授课和担任一年一度的工人文学奖评委，平常时间也经常去皮村，尤其和小海、万华山、王海军、马健东成为密友，后期又和范雨素、李文丽、徐怀远、潮白熟悉了起来。文学小组的成员流动很大，很多人来了一两次就再未出现过，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下来，我着重书写的就是这些长年把自己的劳动生活与文学课联结起来的人。
从最初前往皮村参观博物馆和参加文学课，到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并未清楚地筹划要写一本以文学小组为题的书，只是有种写作者本能的感觉，这地方值得去，这群人值得深入交往，这种生活状态值得关注，即使以后什么也不写，带给我的生命经验也不会白白浪费。此外，指导工友们写作，帮助他们传达自己的生活经验，扶持一个有天赋的文学爱好者，符合我一贯的天性和价值观，尤其是皮村很多工友身上的文学天赋让人惊讶，不忍心任其埋没在纯然的琐碎劳动之中。多年以来，我一直有“爱才”的毛病，大约也和我自己的写作曾经穿越长期的黑暗，深深体会过无人扶持的困顿有关。
由于和多数前来授课的学者型老师不同，我是一个一线创作者，能够提供实际的经验技能，我的志愿者角色渐渐越出了课堂之外，更多存在于和工友们的日常联系中，李文丽、小海、苑伟、施洪丽、寒雪、徐良园、马大勇等人都经常将他们的习作发给我，希望我提供一些建议和修改意见，这种联系超过了我在文学小组有限的授课。虽然没有报酬，我仍乐于承担这种角色，一是在他们写下的文字中能够了解体会到真实的生活，二是看着一个没有写作经验的素人渐渐成长起来，写出有感觉和质地，甚至充满了内在生命力的文字，会让我有一种由衷的喜悦。李文丽就是给我带来最多惊喜的人，她从没写过一篇文章的真正“素人”慢慢成为有自己感觉的写作者、出版书籍的作家，其间的每一步我都有切身体会，在其中我感受到了一份超越现实功利和距离，纯粹文学意义上的情谊与意义，这种喜悦是珍贵而难以取代的。
另外的原因则是，作为一个来自农村底层社会、身处体制之外的写作者，又从调查记者出身，我喜欢皮村街巷人流的烟火气，和工友们身上的朴实的气味，不论是在简陋拥挤的文学小组教室，还是在逼仄凌乱的二手衣服商店都觉得舒坦，和工友月嫂们交往很自在，长久下来成了过一段就会想念的朋友。尤其是和小海、李文丽，骨子里的某种相似让我们保持了长年的友情，几乎没有什么隔阂。
“疫情”走向尾声的那年，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都面临诸多变动。打工博物馆不断传来拆迁风声，工人剧场重开无期，同心学校关闭已久，只能转型为同心儿童之家；小海所在的二手商店也经营困难，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一切已经走到了转折点。这时正好有出版社约我写皮村故事，考虑一番之后我接受了，打算为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留下一份记录。
之后我尽可能全面地进行了采访，包括在日常的交往之外，重新补充采访二十几位文学小组的主要成员。此外，为了反映文学小组依托的工友之家和二手衣服商店，我不定期去仓库劳动，帮助贾晓燕理货，与小海、王德志一起装车，以及在儿童之家做义工；为了熟悉文学课堂之外工友们的真实生活，我跟王海军一起去参加了拆展布展劳动，去李文丽做育儿嫂的家庭参观，并曾在她忙不开时帮助她带孩子，还几次跟随她去另一家公益机构鸿雁之家探访，这家机构专门帮助在北京做家政的女工，在地下室里观摩了她们跳舞的场景；施洪丽得癌症回四川老家治疗期间，我去癌病房探访，又去她老家住了两天，在柴火苗通红的土灶门口和她择菜聊天；为了真正体验皮村的租房、居住、饮食、消费、交通等日常生活，我还在皮村主街租下一间没有暖气和空调、卫生间的小屋，不定时过去居住，把自己变成半个皮村人，沉浸体验肉身在场的感觉。
《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2022年版
二
即使做了长期的准备，在真正开始写作之前，我仍然面临很大的疑难。怎样选择写作的对象？是整个工友之家？还是限于文学小组？文学小组是在工友之家的土壤上生长的，但工友之家却有着诸多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上的敏感性，涉及多个层面的矛盾，风险难以把握。如果把文学小组剥离出来，单独写又会显得单薄。选择怎样的体裁？按照我的本意，是打算写一本整体性的书，这样可以更深入，具有沉浸感，也能带入全体工友的更多细节。但这只有以工友之家为写作对象才能做得到，如果单独写文学小组，工友们只是在课堂上交汇，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结是比较少的，缺乏立体感，发生的交往又都和工友之家的诸般起伏联系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两难。
思考再三，我采用了折中的方式，以文学小组为核心，采取成员群像的系列故事体裁，但在人物选择上纳入与工友之家历史联系紧密的王德志、小付等人，加上结合我本人经历的长篇序言，揭示文学小组赖以生长的渊源和根基，以及所处皮村的生活环境；同时除了小组活跃成员，还着重讲述了贾晓燕、王海军等人的故事，让读者意识到文学背后的生活，文学小组离不开贾晓燕这样在仓库中默默劳动的幕后英雄，而像王海军、马健东这样没有多少文学特长，但以文学小组为家的“日结”打工人，也应在文学的故事中有一席之地。
在故事写法上，以工友们各自深厚曲折的生活经历为主，文学追求为辅，至于文学小组课堂场景则在故事中自然提及，不做专门的主题表达，避免成为知识性的文学课札记。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课堂之外的人生，是人生与文学之间的张力，是工友们穿过人世生活的卑微琐碎，披戴满身风雪、尘埃与油烟来到文学门口的艰辛与勇气。实际上，包括李文丽、施洪丽、范雨素等大部分文学小组成员，都是将文学天赋与梦想在沉重的生活中埋藏了多年，来到文学小组之后才得以发扬的。对我来说，他们追寻文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文字之外并未逃避生活，而是同时承担了生活与文学的两份重量，白天艰辛劳作供养身体连带家人，夜晚阅读写作安放灵魂，周末不辞辛苦赶赴皮村文学小组充电。这比不远处宋庄的很多艺术家要接地气得多，他们写下的文字也因此真实有质感得多。
当然，对于更为自觉的文学爱好者胡小海、万华山等，我也尽量追溯还原了他们在流水线、二手店、草台戏班子和路边爆米花摊之间长久追寻文学梦想的轨迹，试图描摹出低到尘埃里又开出花朵来的精神。
由于有七年时间担任文学小组志愿者，加之和工友们长期交往，以及认真的采访准备，系列故事写作起来也较为顺畅。我努力保留了交往中的诸多现场和细节，以及工友互相来往的交叉视角，包括我和工友之间观念分歧冲突之处，以使故事更为丰富客观，不至于沦为各位工友变相的自述。从故事深入度上来说，最值得一说的是李文丽、胡小海、王海军、施洪丽等人。
虽然李文丽来文学小组时间较晚，但由于她性格随和、温婉又具灵性，并且在写作上孜孜以求，她成了女性工友中与我联结最深的人物。她身上有一股迟到却难以扑灭的火苗，她似乎注定要在50岁的年纪摆脱掉黄土高原给予的沉重禁锢，来到文学课堂擦亮自己的天赋和灵魂。时至今日，我们交往中的诸般细节历历在目，去皮村的206路公交车上数次偶遇和小海一起在郊野公园的游泳滑冰、她从故乡带给我亲手缝衲出来的绣花鞋底、在挥汗如雨的尹各庄租屋里的交谈，还有她被房东赶走借宿于我在皮村的租屋（我不在的时候，她会带上自己的被单和枕巾），寄存的成叠画稿在潮湿的天气中褪去鲜艳的颜色，甚至是在她上电视台做节目期间帮她在演播室外照管孩子……这些交往的背后，是她很多次对我讲述的生命细节，难产、家暴、种烟、卖馍、砸伤、做家政、晕倒、被骚扰、母子相聚、唱歌、地下室跳舞，至今我仍记得她发来的那些悠长温婉的语音，讲述的是粗粝疼痛的人生经历，但她似乎已将那些苦难消化、抚平，却又余味不绝，怨而不怒。两者穿插在一起，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一篇故事，也是我自己投入最深、最珍惜的篇目之一。
小海是一个被记录和写作得很多的人物，但大都浅尝辄止，我试图传达出他生活与追寻中的特别之处。他的故事从生理恐怖的村口大旱厕开始，以在温榆河上西西弗斯般没有出路的划船与风浪搏斗结束，我记叙了跟他一起经历的众多场景，也保留了他在流水线上和二手商店里写下的众多诗句，他在工厂楼顶撕碎抛下大把彩票的失望，以至于他荒唐的性启蒙经历，并采访了他的二姐，力图传达一个更复杂又本色、生动可信的诗人形象。
王海军的故事很特别，他本身爱打快板，经常在工友之家的活动上表演节目，但不会写作，在文学小组中属于边缘人。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拆展布展、日结零活的工人，老家又是河北农村，他连接着皮村众多普通劳工的生活，以至工友们来自的广大农村。为了写作他的故事。我不仅跟着他去拆展工地干活儿，还跟随他回易县老家探访，一起下地干农活儿，以及请他和马健东在皮村的按摩店消费，出钱到黑诊所给他治疗脚跟的鸡眼，以便了解他生活的另一面。在他和马健东的故事中，可以看到皮村原生态的现实：不见天日的公寓、晚上起夜用的尿盆、黑彩票店和黑诊所、婚恋市场骗局、边缘色彩的按摩店、散装白酒店，以至于拆展布展现场压榨人力到极致的紧张，还有光棍遍地的村庄、被拐卖的妇女、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大头娃娃”等乡土的现实。我觉得这和皮村的文学课同等重要，没有王海军和马健东们组成的粗犷背景，文学课堂上的火苗与星光也就失去了珍贵的意义。
施洪丽是我在有意写这本书之前单独写过的人物，她的特别之处在于乐观的态度与极端强悍的生命力。对于文学，她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态度，也有不断克服自己短处顽强追寻的毅力。她经历过很多坎坷蹭蹬的生活现场，遍体鳞伤却又似乎毫发无损地穿越过来，甚至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也只是剥削了她的肉体，并没能真正损坏她的内心。我希望把她的这种生命力传达出来，为此甚至不避争议地保留了有关性爱的段落。
除了“立传”的各位主人公，我也想尽可能地保留下文学小组众多成员的姓名，包括那些心有不甘的匆匆过客和失踪者。赵新亚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身患重病离开皮村，我在全书最后记载了她“失联”的结局。
三
《我的皮村兄妹》出版，并非我和文学小组关系的结束，相反倒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由从前的老师与学生、写作者与被写作者的单向关系出发，开始走向作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以至于互为写作对象，成为一个长久的文学同人团体。
2024年冬末，我和妻子罗兰一起，去李文丽家乡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目睹那些厚立亿载又被冲刷得千沟万壑的黄土，领略到这片从周人先祖公刘以来的农耕沃土上人们生活的艰辛，还有董志塬上密雪掩埋的历史回声；也去了她的村子和田地，感受到她和村民们严冬不烧暖气宁愿出门晒太阳、一周才吃一次肉的过分自律，灵魂深处的淳厚和重负，以及那条穿越坡谷像软玉一样河流的温润，似乎滋养了她的灵性与天赋，由此也对于她的身世和文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后不久她的新书出版，从此人生开启了新的一页，却也不乏在写作与生活、北京与乡土之间挣扎的分裂与张力，好在她的勤奋和坚韧，足以使她像曾经辛苦耕作那样，在文学的旷野上跋涉下去。
小海也即将迎来爆发。当年他被范雨素预言一定会出名，在被命运长久压抑之后，他已经沐浴到了缪斯之神洒落的曙光，这也是他在二手衣服商店十年如一日坚持的回报。2026年，他将有三本书在国内外出版，包括诗集和描述自己在南方流水线生涯的非虚构作品集，手头还在抓紧写作二手商店题材的新作，前景不可限量。但在生活中，他始终是那个乐天又随和的小海，即使偶有悒郁，也能随时随地调动和燃烧自己，有诗人的狂放不羁，对于朋友却永远地温暖纯真。在二手商店的书稿中，他将会写到我们长年的交往，我也向他提供了如何构建全书和开篇的建议。
施洪丽也得到了新书的合同，题材是她的抗癌史。起初她给我看过其中一小部分，其中提到我去癌病房探访，是她那种泥沙俱下的一贯写法，夹杂不少议论，缺少细节，我给她提了建议。后来编辑杨沁让她写好之前不要给人看，打算用心打磨她的稿子，我就不知进展如何了，几次遇到只知一直在修改。为此施洪丽辞掉了月嫂和小时工，在一所偏僻村庄的小租屋里专心写作，那里我去过两次，只有一副架子床和抵着床的小条桌，人须侧身而过。说到杨沁，她多年以前是驻外外交官，我们因为都喜欢诗歌而相识，她回国后我带她去了皮村，结识了一帮工友。后来她辞职到出版社做编辑，近水楼台成了皮村文学小组的贵人，《劳动者的星辰》和《大口呼吸春天》都是她报题责编出版的，施洪丽的抗癌记是她为文学小组出的第三本书。
潮白是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后起之秀，一个跑外卖吟诵古诗也写现代诗文的工友，后来找到了一份图书公司编辑的工作，因为负债不少，下班后和周末仍旧跑外卖贴补家用。我与潮白经常唱和古诗，他为文学小组好几位成员写了列传，也为我写了一份，记录了我们的相遇、唱和以及日常交往的情形。2025年“龙抬头”那天，我、小海、潮白和另几位文学小组成员马大勇、蔡诚、张松强去潮白住的燕郊游玩，先是踏冰来回走了潮白河，又去了更东边的孤山，在孤山脚下正好碰到一截估计是演社火用过的石膏彩绘龙头，大家一起使力抬起了看起来很大的龙头，讨个彩头，再当场联诗记录这次郊游：
春日临水复登高（袁）
千金市骨事已销（潮）
借取孤山一片石（海）
磨我胸中万古刀（袁）
事后大家都颇为得意，吹牛皮说可以蹿入唐人集中矣。另外还写了现代诗，蔡诚的最为出彩，大约是切合了他身为资深文青怀才不遇，离婚失业，只能在燕郊打零工度日的心境。
我仍旧偶尔去文学小组授课，因为合同到期后在皮村总是租不到房子，文学小组搬到了南边不远朝阳农场的一处民居内，名称也去掉“皮村”添上了“新工人”。比起在皮村时，文学小组赶上了新大众文艺的潮流，更为主流所认同。课堂气氛仍旧热烈，成员更为单纯，面孔新旧参半，依旧来自远近四方，有告别的不舍，也有邂逅的惊喜。新一届新工人文学奖已经开评，和以往总是担任非虚构类评委不同，这次我转任诗歌组，这大约出自小海的建议，平素我跟他在诗歌上的交流不少。
我知道，我和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故事还会持续下去，成为我人生延伸的一条重要脉络。
袁凌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天赐良园
10110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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