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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阳，1952年
内容提要
秦兆阳1950年发表的《改造》是为回应新中国提出的社会改造与道德建设课题而创作的作品。作家通过改造地主王有德的故事，书写乡村社会以伦理教化方式成功改造他者为社会新人，呈现了乡村社会伦理和劳动的意义。乡村社会内部性的伦理教化模式，虽与阶级斗争思维有异，但与新中国多措并举的社会改造实践有其内在呼应，印刻着作家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民本情怀、务实精神、劳动观念和改造一切人的雄心。这无疑是新中国文学在起步之际的一种重要经验，隐含着后来秦兆阳关于深化现实主义理解的思想契机。
关 键 词
秦兆阳 《改造》 他者 国民公德
引 言
秦兆阳引起文坛关注的，并非其小说创作，而是他在百花时期主持《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对文艺期刊进行革新，发表了一批引起广泛反响的作品，同时又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理论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1]。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写作，论者多强调“双百方针”提出之际思想活跃的大氛围影响，以及当时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等对庸俗文艺观的批评带来的思想启发，但大多没有注意到秦兆阳自己的切身之痛——他的创作和他所担任编辑（后来是主持编政的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作品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其中就包括他在195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造》和1954年出版的短篇集《农村速写》。在当代作家和批评家中，秦兆阳较早关注且常常感受到文学上的教条主义的存在及其影响，他在1950年代初期就发表了一系列创作指导和批评文章，对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和批评中的标签化倾向进行了梳理和批评，提出了正确把握文学艺术规律、深入认识生活等要求，[2]但这些重在引导的文章都没有正面触及教条主义问题，因而也未能有效发挥对冲作用。1954年秦兆阳的《农村速写》又一次遭到非难和批评，这次他坚决地提出了反批评，并指出这种简单化主观化批评正是“教条主义的特色”[3]，但这仍不是理论上的清理。1956年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显然得益于该时期苏联松动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该文直叩问题的关键——“教条主义对于我们的束缚”，并逐一分析了教条主义在理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中的表现和影响，提出了解除教条主义束缚、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与道路的主张，可谓是对教条主义文艺观念的一个总回应。
《人民文学》第1卷 第3期，1950年
《改造》于1950年1月发表[4]。这个短篇小说写了一个老解放区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如何把一名从不劳动的土财主成功改造为劳动者的故事。《改造》发表后，一些读者提出批评，《人民文学》发表了徐国纶的《评〈改造〉》和罗溟的《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5]，二文批评《改造》模糊了阶级差别，缺乏阶级分析的眼光，提出了错误的改造方式，等等。从当时的流行观念和语境来看，这两篇批评并不突兀，并没有政治批判的腔调，只是不能认同作品对待地主的态度和改造方式。在当时特定的话语权生成机制下，“读者批评”即为“群众批评”，而“群众”则是“人民”的代名词，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等价关系。秦兆阳不能不认真做出回应[6]，对自己主观认识上的缺陷和写作中的“模糊”“想当然”“对趣味的追求”等作了自我批评。这篇自我批评也不能全说是被迫无奈之举，秦兆阳多年后回想此事也认为“自己的确有错误——怎么能够认为什么人都能够改造好呢？”[7]这次读者批评带给秦兆阳一个重要警示，就是文学描写的对象、内容和主题需要审慎确定，不能完全出自客观也不能完全出自作家主观认知。1953年、1954年秦兆阳回到老根据地体验生活，“看到了经过艰苦斗争和重大牺牲以后的农村欣欣向荣的和平生活景象，于是从心里‘流’出了十几篇《农村散记》”[8]，但这些以劳动人民的生活为主题的作品也受到了《文艺报》的批评，认为没有写出矛盾冲突。1956年初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9]出版，这无疑是一部富有合作化时代激情的新农村畅想曲，发行量也极大。但这些作品都随着“百花时代”结束不再被提起。
1979年，秦兆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左一）
新时期秦兆阳复出，人们重新评论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评论“百花时代”他主政《人民文学》所发表的那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但很少关注和研究他在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10]进入21世纪以后，革命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重回研究主流。这次“重回”并不是文学的再评价，而是更为前置的再认识：一方面，出现了以现代性反思为目标、以价值意义解构为主要特征的“再解读”思潮；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可以概括为以现代性建构为目标、以同情性理解和现代性发现为特征的“再分析”潮流。但解放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发现与建构是一项有着学理难度的工作，不仅需要思想观念和理论的结构性调整，而且需要重新梳理中国现代化运动以来的几乎全部历史进程。
在后一研究视域下，有三位学者先后对《改造》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分析。2007年，郭战涛发文深入分析了《改造》这篇被长期遗忘的短篇小说，认为秦兆阳书写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改造劳动与当时流行的叙述模式有很大差别，作品“关注日常生活的人性化创作取向，都使《改造》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凸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作品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真实性和生动性”。[11]郭战涛的积极评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久，蔡翔也对这篇作品进行了剖析，认为“《改造》是一篇相当具有艺术水准的小说”，“它的叙事态度，也更接近中国农民那种宽厚、平和、幽默的待人接物的处世方式”，更应该将其置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创作谱系中加以考察。[12]陈思和认为《改造》是后土改书写中的奇特文本，作品中的一切改造都是在和风细雨的状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最终达到了对人的改造目的，[13]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理解和善良愿望[14]。
这些论述对重新认识《改造》的文学创造和文学史意义提出了新思路、新判断，也丰富和拓展了当代文学史的精神空间，但《改造》并未因为这些重要的深度分析而获得更高的学术关注。这或者不在于这项研究本身有多少外在的障碍，恐怕主要还是由于作品文本本身的欠缺。平心而论，《改造》虽是一篇独特的作品，但并不是一篇与技术都非常精湛的短篇小说，其文学史研究价值主要在于其文本本身所蕴藏的独特的文学史、社会史和观念史蕴涵。而恰恰是在这里，对这个作品及其相关性的认识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关于这个作品的原初创作动机、作品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以及由此所显现的思想视野与时代经验，都还值得结合当代历史进一步讨论。《改造》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之一，其主题建构和精神视景带着新国家新社会主体的朝气，印刻着激扬的时代理想和青春想象，具有某种原生态样本意义，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要面向。
一 改造“寄生虫”与建设新国民公德
“改造”和“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重大社会主题。这两个主题并非新生，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关键词。五四时期，“改造”与“建设”是新思潮揭橥的重要社会与文化主张，以二者为主题刊名的流行期刊就有多种。从“改造”而言，在五四时期演进为若干个重要思想面向，如社会（国家政治经济）的改造、文化的改造与人（国民性）的改造等。现代中国革命崛起后，赓续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许多重要议题，并不断赋予新的革命意涵，“改造”和“建设”在革命话语体系中也就成为革命者探索民众思想精神世界与国家社会改造重建的专用性语汇。在解放区，随着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动员和农村阶级成分划分，“改造”和“建设”全面进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用语。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政治经济的改造重建推向全国，新型社会主体精神的建设被视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全局性工作，其中包括对已被剥夺政治经济特权的剥削阶级的劳动改造。
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剥削阶级在新社会被视为他者，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村里的各式各样的地主。对地主的劳动改造，在解放区及新中国初期都是当务之急。第一，是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需要。中国是农业国，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广大农村是革命的根据地、大本营，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支援战争前线需要大批的农业劳动力，改造地主使之参加劳动生产成为劳动者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一直是土改政策的基本内容。1948年1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15]同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专门强调：“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16]1948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17]。此系巩固新社会、新政权的经济基础的需要。第二，新政权重组社会，重构稳定发展新格局，需要及时将“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等他者改造转化为新社会的有机分子，减少乃至消除不稳定因素。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述新中国的社会结构，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8]1949年9月，新政协通过《共同纲领》，提出“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这是新政权政治建设的需要。第三，是建设新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的需要。新中国具有与旧中国本质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新中国成立之际就提出了新国民公德建设作为全体国民在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行为规范。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提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20]《共同纲领》有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五爱”新国民公德，把近代以来思想家、革命家在民族现代化运动中探索的国民公德建设思想首次纳入了国家规范与行动目标。“五爱”新国民公德当时还经毛泽东手书[21]，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各界对此讨论甚殷，一些文化教育权威如徐特立等都对新国民公德进行了深入阐述[22]，“五爱”一直是1950年代道德伦理建设的热点。建设新国民公德，加强对缺乏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的地主的劳动改造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1949年9月，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
在“五爱”中，“爱劳动”排在“爱祖国”和“爱人民”之后，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的根本属性和价值认同。这也是近代思想家探索国民公德建设时不曾关注重视的层面[23]，却是现代性观念的一个重要结晶。“劳动”观念的崛起是近代思想观念史上的重大突破，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些近代西方思想家已开始了对“劳动”的研究和阐述，使“劳动”成为现代思想的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道德体系中，“劳动”是核心范畴，具有前提性意义，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24]，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倡导，等等，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阐述劳动观念时经常引用的经典论断。在中国现代革命中，劳工神圣是最早倡导的社会主张之一，劳动人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劳动观念成为革命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将“爱劳动”纳入新国民公德范畴，正是现代性思想与革命传统的承继和发扬。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在巨大的社会改造和建设任务面前，一个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敏锐地感受到这一重大时代、社会与思想赋题，并结合他自己所熟悉的农村工作生活，创作一篇旨在改造他者（地主）、宣传革命的劳动伦理以推动新国民公德建设的作品，这是秦兆阳创作《改造》的原初动机。这和他此前写作的《为孩子们祝福》《说媒》《老大哥同志》等反映新社会新时代的欢快作品的内在理路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名富有历史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革命作家，秦兆阳满怀着建设新国家新生活的青春热情，积极回应新国家的呼唤，深入观察社会生活发现和探索那些积极的方法和经验，发挥文艺辅翼革命事业的功能，有着典型的革命作家心态。他坦言《改造》的写作动机与新国民公德建设的关系：“在抗战以前，在旧社会的生活中，我看见一些寄生虫的生活。在解放区农村斗争中，也得到一些地主生活的印象。由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对市民层中某些人的生活形态也有些感触。一想到‘爱劳动’应该成为人民新的道德观念，就使我想写一篇反对寄生虫、刻画在新社会中不劳动的可耻和没有出路的作品。”[25]
在如何完成这一时代赋题上，作品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构思和立意。首先，作家将主要人物定位于作为改造对象的他者而不是主导改造的革命者或群众，地主不是作为附属人物而是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出现在革命文学空间，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同时抓住了劳动教育的社会焦点。其次，是对他者的选择性处理。土改运动始终注意对不同类型的地主做出仔细的甄别，政策也就有着根本的不同，[26]《改造》的主角定位为一个土财主，就是那类没有什么能力、文化和影响，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全靠祖传土地出租生活的普通地主，而不是汉奸、土豪恶霸、反革命。[27]对普通地主的改造不仅要从思想观念上剔除剥削思想与好逸恶劳的心理，而且要促使他们参加生产劳动，以获得生活资料，进而获得劳动人民的认可，才能完成从他者到我者的身份与地位的转变。[28]最后，是与之相关的平和的改造方式的确定。作品书写的这种平和的改造方式乃至这种缺乏冲突的乡村生活，在此前此后的土改题材创作中并不多见。土改运动是20世纪中期中国的一项重大社会变革，实际上存在着多样化的书写方式，这里不仅有创作主体的认知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区域土改工作策略与实践的差异，如周立波《暴风骤雨》反映的是东北松江省的土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是晋察冀的土改，王希坚《地覆天翻记》反映的是山东解放区的土改，赵树理《邪不压正》则反映的是山西的土改。秦兆阳原来主要生活在晋察冀，《改造》的内在倾向也就更近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多展现乡村社会的朴实简单与人情物理交融的一面。
土财主王有德不是作为凶狠的韩老六与贪婪的黄世仁出现在文学人物画廊，而是作为一个无能无用的寄生虫被刻画——“身子软条条的，专会吸人的血”[29]，也就成为当代文学中地主形象的一个另类。“寄生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社会批判时常用的指称地主、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的借喻性贬义语词，隐含着革命者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爱憎情感。作品将地主转化为“寄生虫”，不仅侧重其寄生于劳动人民的特征，也有扩大主题外延的意图。作品从王有德出生前史写起，勾画一个地主阶级寄生虫家庭的畸形生活，揭示这种生活与历史、文化的关联；其出生后史却暴露了寄生虫生活的封闭保守和蜕化为“废物”的生动过程。寄生虫王有德的形象也就越过了地主阶级的生态符号，成为一类不合理制度与衰退堕落文化的灵魂勾画，是社会乃至民族国家衰败的根源与表征。小说的主题也就从他者的改造自然延伸到新的国民精神和道德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上来。这是一种内在的主题耦合。作家没有把“王有德”概念化、抽象化、脸谱化，而是通过客观化多角度地描写这个土财主在“废物”之外的一些特征，比如被村民编入“笑话字典”中的工艺爱好与特长、对其年迈老母的孝心以及不乏精明的商业意识，这些无疑都增添了人物的真实性和性格的丰富性，从而使得作品的改造议题更成为一种德性传统与革命伦理的合理延伸。
二 内部性的劳动改造与乡村伦理教化
《改造》呈现出新国家建设的道德与伦理图景。这一图景有其深厚的历史关联性。在汉学家杜赞奇看来，近代中国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社会治理失序，土豪阶层乘机崛起并实质上控制乡村社会，导致农村破产，人民遭受蹂躏。[30]旧中国农民遭受赋税、地租的剥削极其沉重：“当时的地租额平均在收获量的50～80%之间，有的甚至超过了100%，再加上押租、预租和附加租等等名目的剥削，佃农的地租负担甚是沉重。”[31]这正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能够迅速在广大乡村成功推进土地改革的根本原因。在土改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中，一开始就把国家民族意识作为土改的一项重要杠杆，结合反奸清算进行。这样不仅获得更高的政治主动，而且缩小了打击面，确定了给予没有投敌和恶霸行为的普通地主一份同等的土地和财产的原则，[32]以使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成为劳动者。这一政策本身就蕴含着在社会重组过程中改造地主为社会新人的伦理意图。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但是地主大多长期脱离生产劳动，有着严重的鄙视生产劳动的心理，改造地主为劳动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课题，需要有一个从思想观念、劳动情感转变到劳动习惯与技能形成的一体化改造过程，需要地主自觉的心态调整。中国文化不缺乏顺天应变的思想资源，在这样一个普天同运的社会剧变中，大多数地主都能接受劳动改造，主动顺应变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地主李子俊女人便是这样的典型。作为普通地主，李子俊一家并无恶迹，人缘还不错，李子俊女人明白大势，主动放下腰身，下厨做饭，给雇工们做好吃的，主动把自己改造成劳动者，因此在土改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农民们还喊她“大嫂”，在主动交出土地和果园被统制之后，她仍然喊农会主席张裕民为“三哥”，喊小昌为“小昌兄弟”，积极主动融进新社会。[33]《改造》中的王有德还是有所不同，他虽没什么伤天害理的大恶行，从农民在土改中的控诉来看主要还是德行差，没有同情心，但他在土改后拒绝劳动改造，他的抵制里隐含着对土地改革和新政权的怨恨、对劳动改造的排斥、对新社会毫无敬畏之心。这类冥顽不化的土财主实际上正徘徊在新与旧、进与退、生与死的门槛上。因此，对他们的劳动改造不能只停留于政策设计层面，更需要具体的社会涵容和改造智慧，这也是新国家的发展伦理问题。
基于王有德的劳动改造，作品精心展开了层层递进的乡村伦理教化过程。作品描写干部群众千方百计地劝说王有德参加劳动，范老梗甚至把王有德叫到农会办公室睡在一起，还帮他耪了三天地，而王有德千方百计地拒绝劳动，在二者的碰撞中探触了地主鄙视农业劳动的思想观念与心理惯式。作品描写王有德对劳动的恐惧：“他只觉得：叫他下地生产，好比是叫他挖开一座大山一样，想一想就害怕。”[34]在这种恐惧心理的深处正是那种长期因袭土地所有权的优越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怕吃苦，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他一贯地觉得，凡是费力气吃苦的事情都不是他这种人干的，而应该是另外一些人干的，那些人是天生受苦的人，是天生下贱的人，如果叫他去像他们一样去做那种事，那真是可怕，真没有那种勇气。”[35]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宁可选择劳动强度较轻且需要简单算术知识的卖馃子（商业），也不参加农业劳动。但贩卖（商业）在传统观念与乡村社会中不是民众认可的正宗的劳动。范老梗有一段与王有德的对话，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观念差距：
老梗䎿了䎿油条篮子，又䎿了䎿他的脸，眼皮闪了几闪，胡子颤了几颤，说：“有德，你怎么干起这勾当来了？”见他低下头去不言声，就又说道：“我看你这人算没了希望！卖馃子倒不是不好，可是能当得了种地吗？能养活你一家三口人吗？这如今人们尽讲节约，谁买你的馃子？”
王有德不知怎么忽然生了气，说道：
“卖馃子怎么着？无产阶级！”
“什么？无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吗？你有地不种，人家春苗儿都快耕上了，你在这里装蒜卖馃子，无产阶级？！”
“卖馃子也是劳动。”
气得老梗一转身就走了。[36]
在这场对话中，王有德流露出真实的心智特征，他呛范老梗的话语显示出他对新社会观念的清晰认知，以及试图利用政策话语来为自己辩护的用意。但这种话语无法弥合他与新社会新兴力量之间的距离，也无法吻合乡村传统的劳动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这场对话中，可见在新乡村社会主导者看来，农业劳动才是第一位的，地主只有接受农业劳动，才能完成思想观念的改造，才能成为新人。尽管二者在认识、行动上完全对立，但仍然没有发展为对抗性，在这一关键环节上，新乡村社会的代言人范老梗是“一转身就走了”，这虽然意味着伦理感化教化的引导模式的失败，但同时也显现了乡村社会伦理的宽厚包容的一面。
为了让王有德能够走上劳动的道路，村里的干部和民众继续参与到对王有德的帮助之中，王有德不是作为被强迫改造的对象，而是作为乡村社会的一员被进一步纳入乡村伦理的劝诫流程中来。在这里，秦兆阳与周立波不同，他没有把王有德视作敌对势力置于社会批判的锋口，或者简单地做扫地出门处理，甚至也没有像丁玲那样，把王有德处理成像李子俊女人那么精明洞察人情世故，那么善于与时俱进随物赋形，积极迎合新社会。秦兆阳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他秉笔直书了一个冥顽不化的土财主对新社会的抵触，另一方面他又深察到乡村社会的深厚德性传统，即便对这样一个不情不愿顽固抗拒的土财主，乡村社会仍然没有放弃他，而是继续想方设法把他改造为新人。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经现代革命意识的洗礼，但乡村社会依然保有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熟人社会的乡村伦理特征。[37]范老梗之外，村里其他干部群众也在推动王有德的醒悟，他们发动街上的小孩子唱歌、念诗，讽刺懒汉、吃闲饭、做买卖，妇女群众也都参与到劝诫王有德的行动中来，同时村干部也卡紧了借粮的关口。这是乡村群体性劝诫模式，但这种模式也没有成功，王有德拒绝所有善意的帮助之后走向了乡村社会的反面——纵火焚烧麦子。
在常规的情境中，王有德的焚麦行为恰是其反动阶级本性的暴露和证明，是矛盾激化转化的关键节点，但在小说里，故事没有转入处理敌我矛盾斗争轨道，而是继续沿着伦理逻辑发展，进入改造行动的高潮。王有德焚麦未遂被当场发现抓获，农会干部和护麦队员并没有把这个足以上升到阶级斗争与刑事案件的问题按照应有的司法程序处理，而是仍然作为乡村内部事务，按照伦理教化模式第三阶段——惩戒教育方式，即关禁闭和“饿饭”来处理，同时家庭压力（妻子提出离婚）也参与到对王有德的惩戒行动中。在这里，乡村伦理再次显出深厚的德性一面，也显现了其有机性的一面。一个司法问题能够转化为乡村内部事务问题，关键在于这一问题的裁决权归属，既然乡村具有管教地主的权力，裁决的主体又是乡村内部人士（农会干部和护麦队员）而没有外来人，那么他们选择了他们认为足够严厉的内部性惩戒措施而不是送交司法处理来改造成员。从这里不难看到乡村社会伦理教化规约的有效性是与其在社会重组中所获得的权威性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正因为乡村社会具备这样的权力和权威，其伦理教化的改造方式才能是积极有效的。在村里人的软硬兼施之下，王有德开始搬砖，十天之后开始割麦，后来还耕上晚庄稼，最终改造成功。文本最后提出的改造结果充满着光明和喜悦：“从此王有德就慢慢地变了样：身体也壮实了些，面孔也有了血色，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干起庄稼活来也不那么怕苦了。”[38]王有德离去的媳妇郭俊儿也回来了。作品由此进一步揭示了乡村伦理教化所蕴含的德性传统、人情与现代革命义理相融合的特征。
《改造》塑造了作为新社会道德伦理实践的行动主体——新乡村社会主事人的特征。作为王有德改造的教化行动的主导者，农会主席范老梗无疑是十七年文学中相当少见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这个受过王有德家剥削的农会主席，并未把王有德作为异己者予以排斥、孤立、打击，而是以德报怨，像长辈一样善待王有德，“还是想用软办法来感化他”[39]。范老梗并不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与政治敏感，也不谙熟革命话语，他出场的机会并不多，但他作为乡村社会主事人的心态还是相当稳健的，也是十分遵循乡土伦理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赵树理笔下的老杨同志稳健宽厚务实的影子，甚至还可以看到丁玲笔下的张裕民，周立波笔下的郭全海、李月辉，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的某种影子。这应该是革命作家群体在乡村改造与重建实践中所发现和认可的基层干部的基本品质和形象，也正是现代中国革命事业所需要的重要精神和质素。这种精神和质素才使得乡村伦理教化的改造模式和劳动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模式——改造他者形塑新型社会主体的关键。
《改造》的伦理教化方式有着显著的内部性特征。乡村作为治理主体能够在其范围内有效管辖乡村内部成员的行为、矛盾与争议，王有德的改造一直归属于乡村内部事务，没有外来人的干预。王有德虽是人民的他者，但仍是乡村内部的他者，并没有逃逸乡村之外；乡村的主事人同时也是新政权的代表，有管辖和改造他者、裁决乡村事务的权力。这种内部性的伦理教化和劳动教育，不仅是改造他者的有效方式，而且是乡村平复社会重组带来的震荡、推进新的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这一思路，从根本上说是与当时党和国家所制定的多措并举的改造政策、乡村社会的德性实践深为相契的。
三 改造一切人的愿望
尽管在乡村视域中的王有德的他者色彩并不显著，但其身份还是非常明确的，这显示出乡村知识与革命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同步。在王有德的改造问题上，乡村社会内部性的伦理教化改造方式依次呈现递进形态，都指归于对王有德的改造和吸收，没有一项措施是要促使他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作品最后借农会主席范老梗的话语表达了作家的认识——只要不怕费劲，没有改造不了的人。[40]这一普遍性的观念，提升了作品的主题意涵，凸显了新国家和建设者改造一切人的强大理想和信念。
孙犁，1946年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增强和鼓舞了革命者改造与重建信心。来自老解放区的革命作家普遍带着革命正在取得成功或已取得成功的欢欣、自信，以及新社会新时代立法人意识，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思考探索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来观察改进还存在的所有问题，来凝聚一切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新兴力量。仅就土改题材创作而言，丁玲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富裕中农顾涌儿子顾顺的形象塑造时，就明确表示“我竭力把他描绘成这一阶层年青一代的代表，对于这一代青年人，应该把他们吸引到劳动人民一边来”[41]。孙犁初进天津时，曾站在新国家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工人文学的建设问题[42]，并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起了颇有影响的工人创作运动。秦兆阳的心态可谓彼此仿佛，他深知建设劳动人民的国家需要全社会的劳动认同，需要更多的自觉的劳动者而不是各种有形无形的寄生虫，所以他创作《改造》，就是为了弘扬劳动观念，建设新社会。秦兆阳把他的乡村经验与理解转化为文学文本，提供了一种有效改造他者的逻辑、路径和信心。他确信这不仅有助于劳动观念的建立和传播，而且有益于新国家的道德发展。
作为资深革命作家，秦兆阳进城后的创作延续了他在解放区时期就已形成的关注和书写乡村社会变革的创作个性，这种关注和书写已显现出日益扩大与深化的趋势。在创作《改造》之前，秦兆阳还写过一个别具新意的短篇《说媒》[43]，同样显示了他对新社会他者的关注。这也是一个有着赵树理式文风的短篇，也是一个以地主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土改带来农村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因此出现地主女儿主动寻媒下嫁贫农光棍汉高老栓，结果被拒的情节。这一清新欢快的新社会喜剧，演绎了新时代的乡村婚姻家庭生活之重要转变。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带来了新社会他者的臣服与归趋，小白鞋母女想通过下嫁给贫苦农民高老栓来保住自己的土地，既作为政治斗争的防空洞，又找到一个无须支付工钱的劳动力。这一充满算计的心思背后掩盖着时移世易后的价值主体变换，但高老栓没有被媒婆的花言巧语迷惑，拒绝了这一婚姻动议。文本既肯定了劳动者的劳动伦理，又揭示了劳动者的精神创伤——高老栓一家过去在小白鞋家所遭受的剥削与侮辱，而这正是一些地主进入新社会的门槛。虽然小白鞋母女在小说中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但除好逸恶劳之外，作品也没有写及这对母女十恶不赦的行为，作品揭示的是地主阶级（他者）想通过投机来跨入新社会是行不通的。因此，《改造》写地主（他者）通过劳动成功改造为新社会成员，可谓是作家同一主题思路下的一次递进写作。这一脉络亦可见出秦兆阳对他者出路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
秦兆阳颇具周立波所说的“群众政治家”[44]的角色意识，只不过秦兆阳将此谨慎地表述为“自觉的人”，“现实生活的主导力量是那强大的进步力量，没有这些进步的事和自觉的人，带领人群推动社会前进，那些不自觉的人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事”，“关键在于掌握住现实主义的精神，全面深入地认识现实，站在进步的现实基础和先进的思想水平上鞭策落后，而不是光看见落后面，站在落后的片面的现实基础和落后的思想水平上来批评落后”。[45]因此，一个“自觉的人”必须具有行动的自觉：“一个受过革命锻炼和有一定觉悟程度的人，先进的思想意识已经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第二天性）；既是生命的一部分，那就不是外加的，不是生硬地贴上去的，而是自然的有机的，是既渗透在理智中，又渗透在感情中。这种人碰到某样事情一定会这样那样行动，完全是自然的事。”[46]可见，秦兆阳的“改造”书写可谓是一次面向现实的自觉的创作行动，一次关于如何更好地改造他者、更好地建设新社会的经验传播与思想交锋。
“强大的进步力量”显然不仅属于文学领域，更是新政权建设者的群体意识。秦兆阳所瞩目与认同的那种进步的“现实生活的主导力量”，那群“自觉的人”，正是来自革命队伍中那些富有革命理想、民本情怀与务实精神的领导与决策群体。在整个土改过程中，中共的决策者们已相当充分地考量过土改中和土改后的地主出路问题。任弼时1948年1月在关于土改的专题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地主的出路问题，即给予地主和农民同等的一份土地和财产、对地主实行劳动改造，并阐述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作，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47]这体现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革命伦理本身的包容性。毛泽东也多次在讲话中谈到地主出路问题，及时纠正各地土改中出现的偏差，确保土改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确保政策赢得大多数。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专门谈到地主的劳动改造，除强制他们劳动之外，“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48]。秦兆阳的《改造》发表几个月后，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中就特别指出：“我们必须给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在劳动事业中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劳动英雄们和发明家们以应得的光荣，而给那些无所事事、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以应得的贱视。这就是我们的新道德的标准之一。”[49]1951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就土改业已完成的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提出了更多务实的决定，如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允许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者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50]在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人性化的规定，如华东军政委员会规定，“地主中有一定文化水平或其他技能者，得允许其教书或从事其他正当职业”，“地主家庭中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及在学校中读书的青年学生，除在土地改革时已成为家庭的实际支配人或与其家庭共同进行非法活动者外，不在管制之列”。[51]这些决策和实践都可视作秦兆阳《改造》文本的现实底蕴。
《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管制改造地主的规定》，刊于《山东政报》1951年第7期
《改造》的乡村叙事没有以阶级分化对立意识推动叙事，而呈现了传统乡村社会原生性的社会生态。作品叙述以农会为主导的乡村治理结构有效运行，对他者的劳动改造不仅被纳入乡村伦理教化框范之中，而且回归到乡村常情、常识和常态之中，正如王有德的认识与心理转变是从免除饥饿开始，再依次推进到人格尊严与家庭生活。这并非可有可无的闲散情节，而是与人的生活与处境密切相关的“环境”，是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关切和注意到的“现实”，是在土改完成改造他者、建设新生活都应有的思维和心态，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应有的常态。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作品里没有书写更高层面力量的参与，也没有渲染革命话语，而目之所及、行之所在、事之所起皆为在地乡土民情，是人民的善意、理解、包容和温情（包括那些善意的调侃、讽刺），而理之深处正是人民当家做主后，成为乡村稳定的基本的内部力量，能够顺着乡村自身的伦理逻辑和德性传统的要求，主导整个乡村改造的进程与状态。作家期待这些革命实践与人民生活也能够获得更多关注，作为一种有益的革命经验或文学想象，纳入新国家新社会多措并举的改造与建设当中。
秦兆阳：《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余 论
任何革命都不是在空中建设新世界，民间与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往往在社会变革中得到承袭和发扬，但也有一些因素如《改造》中的灵光一现的商业意识、农业劳动之外的技艺与专长、个人的趣味等尚未有效融入新的社会发展议题。作为革命队伍中的“自觉的人”，秦兆阳发现和尊重乡村社会伦理和习惯，弘扬劳动观念，契合他者的改造、社会的发展，契合新国家的道德建设与旧邦新命的缔造。秦兆阳的这一虽淡犹深的探索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却与单向度批评相遇，秦兆阳有关改造和重建的探寻也就戛然而止，此后他的小说创作基本回避了特殊性题材，也回避了多样性探索。在《农村散记》系列短篇（含小说与速写）中，秦兆阳写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崭新的、健康的、聪明的人和他们正在创造着的幸福的生活”[52]，主要是青年农民、老年农民和基层干部等新社会的主流人物。在秦兆阳这些严谨且不免拘谨单调的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维活力的收缩，但在这些乡村文本背后依然可以看到秦兆阳对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福祉的伫望，可以看到一代作家的青春梦想和实现改造重组中的新的社会形态与生活。
郑纳新
湖北大学文学院
43006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4期）
注 释
[1]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原刊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署名何直）。
[2]秦兆阳的这批文章主要包括《谈自我批评与批评》（《人民文学》第2卷第3期，1950年7月）、《论一般化公式化》（《人民文学》第4卷第5期，1951年9月）、《必须全面深入地认识生活》（《人民文学》第5卷第2期，1951年12月）、《形象与感受》（《人民文学》1952年9月）等。1953年秦兆阳把他当时写作的一部分批评文章结集为《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秦兆阳：《对〈农村散记〉的批评的感想》，《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4]秦兆阳：《改造》，《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1950年1月。
[5]徐国纶《评〈改造〉》、罗溟《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皆刊于《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1950年6月。
[6]秦兆阳：《对〈改造〉的检讨》，《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1950年6月。
[7]秦兆阳：《我的回忆》，《秦兆阳文集》第4卷，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564页。以下引用《秦兆阳文集》，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8]秦兆阳：《〈秦兆阳小说选集〉自序》，《秦兆阳文集》第4卷，第229页。
[9]秦兆阳：《在田野上，前进！》，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0]1990年代对秦兆阳早期小说创作研究不多，主要有陈明刚的《秦兆阳50年代短篇小说创作初论》（《黄冈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和《“易世而不能重复”的艺术力作——〈在田野上，前进!〉新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5期）。研究界更多关注的是秦兆阳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文学编辑工作及其对当代文坛的影响。
[11]郭战涛：《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地主形象——秦兆阳小说〈改造〉细读》，《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12]蔡翔：《〈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二）》，《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13]陈思和：《试论1950年代两岸文学中土改题材书写》，《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4]陈思和：《六十年话土改》，《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0年第5期。
[15]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以下引用该书皆同此版本，不另注明。
[16]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以下引用该书皆同此版本，不另注明。
[17]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9页。
[1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19][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以下引用该书皆同此版本，不另注明。
[21]毛泽东手书是根据胡愈之临时抄写的文字写的，但胡在匆忙之中少写了“爱科学”，同时又把“爱护公共财物”写成“爱护公共财产”。详见胡愈之《毛主席为〈新华月报〉创刊题词》，收入黄书元、张小平主编《人民出版社往事真情》，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有研究者未注意到“五爱”国民公德出自《共同纲领》，又未注意到毛泽东手书时少写一条，故认为毛泽东国民公德思想是从“四爱”到“五爱”的发展。陈来先生似亦未注意到这两处的差异系一传抄误会，故其文章存而不辨，见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
[22]参阅徐特立《论国民公德》，《人民教育》1950年第3期、第4期、第5期。
[23]参阅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
[2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25]秦兆阳：《对〈改造〉的检讨》，《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1950年6月。
[26]《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见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第184～190页。
[27]参阅秦兆阳《改造》，《秦兆阳文集》第1卷，第125～143页。
[28]解放区时期，中共中央有关于阶级成分划分文件下发；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老解放区的富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年者，亦得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其成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06～407页。
[29]秦兆阳：《改造》，《秦兆阳文集》第1卷，第131页。
[30]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1]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32]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第184页。
[33]参见郑纳新《社会变革重建中的他者与内部性问题——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子俊女人形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34][35][36]秦兆阳：《改造》，《秦兆阳文集》第1卷，第139、141、133～134页。
[37]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8][39]秦兆阳：《改造》，《秦兆阳文集》第1卷，第143、132页。
[40]秦兆阳：《改造》，《秦兆阳文集》第1卷，第143页。
[41]丁玲：《作者的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前言）》（1949年5月5日），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42]孙犁：《关于工厂文艺》，《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300页。
[43]秦兆阳：《说媒》，原载于秦兆阳短篇集《壶嘴儿说媒》，《秦兆阳文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07～116页。
[44]周立波在其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以“群众政治家”来指称党的基层政治工作者。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94页。
[45]秦兆阳：《必须全面深入地认识生活》，《秦兆阳文集》第5卷，第359、362页。
[46]秦兆阳：《形象与感受》，《秦兆阳文集》第5卷，第36页。
[47]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第116页。
[4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49]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51]《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管制改造地主的规定》（1951年7月25日），《山东政报》1951年第7期。
[52]秦兆阳：《农村散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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