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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严骏风范：严家炎、樊骏论学手迹》，2025年自印本
二十年前，我在家中接受旅美作家查建英访谈，录音整理稿日后收入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以及我的《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其中关于“学术上的‘隔代遗传’”的说法传播甚广：“怎么讲？80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30年代的学术传统。……你会发现，当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崇拜的都是老教授。每所大学里，都有一批老先生，在学术上起薪火相传的作用。……理解80年代学术，应该把它与30年代的大学教育挂钩。”（《陈平原访谈：关于八十年代》，初刊《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这里说的是大学传统的赓续与变异，本不涉及个体学者的评价高低。可在传播过程中，确实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学者造成某种误读，乃至压抑，以至日后我必须在多个场合中，为这段“大而化之”的论述加注、阐发或辩解。
不谈大历史，就说直接的人际关系，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校园，主要教学力量乃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教授。况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迅速扫清多年积累的阴霾，调整好学术姿态，在教学与研究中取得很大业绩。落实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那便是众多优秀的“第二代学者”。
2013年9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为研究生讲授专题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其中第四讲评述五位该学科的第二代学者，分别是樊骏（1930—2011）、严家炎（1933— ）、孙玉石（1935—2024）、范伯群（1931—2017）、黄修己（1935—2025）。不出我所料，同学们感觉最陌生的是樊骏先生。其他专家都有较多的文学史著，而樊骏先生惜墨如金，主要著作是上下两册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此前十年，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教书（2002年秋季学期），已经碰到这个问题：那里的教授与研究生完全不了解樊骏先生。我想，有如下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樊骏先生性格内敛，很不张扬，20世纪80年代好几次现代文学专业的重要活动是他一手策划的，但他拒绝站到前台或聚光灯下；第二，社科院的体制不同于大学，樊骏先生不带研究生，虽然后来帮河南大学建博士点，也是“事了拂衣去”；第三，樊骏先生的人格魅力及学术贡献，必须是直接接触，且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切体会。
《严家炎全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
2021年10月，在北大中文系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的“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严谨求实与开拓进取——严家炎的学术品格》，日后改写成《严谨之外，还有宽容——我眼中的严家炎先生》，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我提及“严谨”是不少优秀的第二代学者的共性：“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成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高举大旗，站稳脚跟；第二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若论治学风格，这第二代学者的特点是，严谨求实之中，不乏开拓进取，努力开枝散叶，往各个方向发展，如文学史、思潮流派、文体风格，还有学科史等。”也就是说，单表扬他们治学严谨还不够，还得更多地描述／阐发其如何开拓进取。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很多论断，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那是他们多年努力奋斗的结果。另外，在会议上，我的一句“名言”被多人引述：“严先生的贡献，远大于《严家炎全集》。”表彰严先生作为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曾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那不是我的责任。我想说的是，单就学术贡献而言，如今的全集，无法容纳或体现他主编文学史教材的业绩。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我此前撰写的《教材编写与严谨求实的一代——关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及其他》，初刊《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转载。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要说在学界的影响力远大于其头衔或学问，樊骏先生更是如此。虽说1982—1998年先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编，樊骏先生的实际职务只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全国政协委员。这就说到同样是社会服务，严先生主持编写多种文学史教材，在各高校长期使用，惠及千万大学生；樊先生多年主持年鉴编写，花费大量心力，影响仅限学科内部，普通读者或大学生并不知晓。严家炎先生主编的文学史及若干个人著述，流传久远，不断被引述，这当然了不起；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我们，有义务告诉后来者，在这个学科重新起步、面临诸多困难的关键时刻，樊骏先生曾亲赴水火，发挥了重要作用，且作出了学问上的巨大牺牲。
在《告别一个学术时代》（《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16日）中，我提及：“与王瑶先生披荆斩棘、创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不同，樊骏的著述其实不多，其影响力之所以持续，主要靠立身谨严以及对于学术的执着。”将近二十年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曾召开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出版讨论会，记得那天与会者发言很热烈，有赞赏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也有表扬其治学认真锱铢必较的，我则感慨其作为“学术警察”的意义。在我看来，维护学问的神圣，推动学术的发展，靠什么？主要不是靠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大众传媒，而是学界及师友间的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各种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学术警察”。
我在将刊《现代中国人文学刊》第二辑的《学术生涯与知识共同体》中，有这么一段话：“维护知识共同体的，有最高理想，也有最低要求，在我看来，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说大师的精神、学养与人格，体现了知识共同体的‘最高理想’；那么，我以为其‘最低要求’，必须依靠‘学界的警察’来完成。……如何兼顾‘最高理想’与‘最低要求’，我的师友中，有类似气质与品行的，当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
多年前我曾提醒中国学界，不要整天掘地三尺寻找所谓的“大师”，而应专注于学术氛围及环境的改良。我的基本思路是：学术风气好，不是大师，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学术风气不好，自我认定的或被捧成的“大师”，必然迅速陨落。对于学者来说，学术环境最重要，你长期跟什么样的人对话、竞争，决定了你的视野与趣味、速度和高度。之所以天才成批地出现，蠢才或“不才”也都是成批出现，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参见陈平原《“学术”谁来“评价”》，《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抚今思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发展特别好，除了王瑶先生等第一代学人的举旗，更依赖樊骏、严家炎先生等第二代学人的同心协力，使得风清气正——那时的盛况，至今仍令人神往。
《陈平原文集》，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这就说到学科、学问与学人这三者的权重，不同于流行标准，我更倾向于：第一是学人，第二是学问，第三才是学科。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大都在既定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表演，那样比较容易得到同人的认可或关注，获得奖励与晋升。可因为学科内部的人事矛盾，或每个时代都可能有的学术偏见，短时间内，很难避免“浮云蔽日”的现象。这个时候，必须放长视线，认定那些真正功力深厚、开疆辟土或特立独行的学问大家，是能穿越时空，被后世读者所记忆的。至于什么是最值得推崇的学人气象，最近我在纪念王元化先生的专题演讲中，曾叩问新时代已经充分专业化的教授及研究生，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做到学问、思想、风范三者合一？今天，我想借樊骏、严家炎这两个样板，重发此问。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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