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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内容提要
中国作协近年举办的“中国文学盛典”系列活动，承袭了“中国式晚会”传统，通过细致的符号设计与仪式组织，实现了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的有机融合。它以人民性、主体性等为核心进行文本建构，实现新时代文学总体性特征的仪式化转译，“盛典”构建起一套立体化、参与式的传播架构，将行业内部的授奖仪式转化为具有公众参与性的媒介事件，并以仪式特有的“强化式感知”为公众提供稳定的意义场域。“中国文学盛典”不仅重塑了文学的公共影响力，还通过仪式展演、符号转译与媒介融合等多维探索，积极融入数媒时代的文化生态，为新时代文学实现生产机制转型、建构“文学大循环”提供具有启示性的实践范式。
关 键 词
中国文学盛典 新时代文学 仪式 媒介事件 大文学观
自2022年起，中国作家协会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四大国家级文学奖项的颁奖仪式，升级为“中国文学盛典”系列高规格活动。“盛典”以融合致敬、颁奖与文艺展演的复合形态，将文学的荣光置于舞台中央，构筑了一道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把文学界内部的授奖仪式打造成面向公众、全媒体传播的仪式庆典，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的创新意义——既是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实绩的集中展示与权威认证，也是在新时代语境下重建文学公共性、重塑价值尊严的主动探索。
一 “盛典”的性质定位：“国家”与“文学”的政治抒情
“中国文学盛典”（以下简称“盛典”）以融合电视文艺晚会与颁奖典礼的复合型展演形态，构建了一套“国家—文学”意义共生体系。“盛典”的仪式流程基本遵循“文艺表演—作家短片—颁奖—获奖感言”的经典范式，这一结构既延续了国内高规格官方典礼的既定模式，又通过细致的环节设计，融合了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借助国家级的平台与面向公众的全媒体直播，“盛典”将“四大文学奖”从文学界内部的认可和声誉，升格为获得国家认可、进入公共视野的崇高荣誉。在这一公开而隆重的典礼中，对优秀的文学创作者的奖掖，升华为对中国文学自身价值的再次确认。
“盛典”以电视文艺晚会为基本呈现形式。电视文艺晚会是当代文艺史上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形态，它脱胎于新中国“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等集体演绎的艺术形式，在审美上追求庄重、宏阔的整体风格，在功能上要求政治导向与审美教化的统一。随着经济水平和舞台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文艺晚会的演播方式、基本架构、审美风格逐渐成熟定型，形成了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代表的传统节庆晚会、以《奥林匹克情》[1]为代表的重大主题晚会等丰富多样的“中国式晚会”模式。虽然主题不同、技术手段日新月异，但这些电视文艺晚会承担着相似的使命：“采用现实政治与艺术表演相融的电视化呈现方式，使其抽象概念和思想在趋近人民群众审美趣味的影像表达中得到鲜活传递，也使主题立意与情感抒发在并行不悖中得以调适融合。”[2]
“盛典”系列活动在承续“中国式晚会”脉络与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自诞生伊始，它便超出了单纯的行业颁奖礼，定位为“国家盛事”与“文学盛典”的有机融合。这一融合的基础在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学界价值诉求的内在一致性。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新时代为中国文艺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发展成为增强文化自信、彰显民族精神高度、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坐标下，文学工作者们肩负着通过创作与批评展现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文化使命。与此同时，“文学边缘化”的论调不绝于耳，文学亟须借助国家平台的权威性与传播力，重新回到公众视野，重塑其在当代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在双向需求的推动下，“中国文学盛典”应运而生。首届“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3]于2022年11月20日举行。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是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代会”）明确提出“新时代文学”这一新阶段、新命名后的首次权威评奖，又正值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之际。在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举办一场隆重典雅、传播广泛的大型颁奖盛典，不仅承载着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使命，也凝聚着文学界的共同期待。自这一届开始，“中国文学盛典”通过创新的组织形式与传播方式，搭建起连接国家意志与文学创作、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的桥梁，具有以“文学”礼赞“时代”、以“新时代文学”致敬“新时代中国”的重要意涵。
2022年“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在一场高度仪式化的晚会中，开场节目承担着为整个活动“定调”与“奠基”的作用。晚会的开场歌舞是由几十名少年儿童与身着各行各业服装的演员共同表演的合唱《新征程，我们一起远航》。歌声中，作为背景的大型LED屏幕同步展播一系列标志性的国家成就影像——从“蛟龙号”深潜到“复兴号”飞驰，从APEC会议、进博会的现场到北京冬奥会的盛况，最终定格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会场。歌声与画面的组合，建构出党—国家—人民的和谐统一结构，将文学盛典自然而然地纳入“复兴”与“远航”的宏大叙事之中。2023年的“茅盾文学奖之夜”以歌舞《我和我的祖国》开场，经典歌曲历久弥新的感染力，在“盛典”的特定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象征维度，象征着文学事业与党和国家“一刻也不能分割”的亲密关系。背景屏则将歌词意象视觉化：“大海”化为金色的壮丽河山，“祖国”的怀抱则被翻涌的红色绸缎所喻示。歌舞的演绎构建起一个视觉化的家国象征空间，一开场便奠定了文学荣誉与家国叙事同频共振的宏大格局，从而将“盛典”的性质定位为国家与人民的庆典。
颁奖是“盛典”系列活动的核心环节。在面临多种媒介冲击的当下，纯粹的文学创作及其价值时常面临质疑。“盛典”系列活动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以国家级别的盛大规模，为文学举行一场“正名”仪式。在“盛典”举办之前，中国作协主办的“四大文学奖”颁奖典礼多数是在中国作协所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告厅举行的。[4]“盛典”系列活动将颁奖礼的举办场所从简朴的会议厅，挪移到灯光璀璨、万众瞩目的舞台，这本身就形成了对文学价值的升华。在颁奖环节，“盛典”通过一系列视觉符号渲染文学的荣光。舞台设计多以红色面光铺陈出庄重底色，象征文学所深植的中国土壤；当舞台上的大门或数字屏缓缓开启，象征荣誉的金色顶光便垂直照耀在获奖作家的身上。光与色的视觉修辞，旨在赋予作家国家级别的神圣荣誉，构建起个体与国家的意义联结。庄重的颁奖流程与全媒体的盛大直播共同生产并强化着一种社会认知：文学工作者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是党和人民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陈仓所言：“我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进入华丽、高雅的中央歌剧院，以文学之名，不仅仅当了观众，还走上了舞台的中心。……我们就站在这个舞台上被光芒照射着，从来没有过的光荣和豪迈……”[5]现场观礼的作家蔡骏提到，盛典使他“重温了多年前拿起笔来写作的初心，一切的等待、寂寞与彻夜沉思都是值得的”[6]。作家们的感受，诠释了盛大的颁奖仪式对创作者个体确证与精神感召的作用。作家们在“光芒照射”下重温初心，尊严感与使命感被唤醒，“盛典”从而实现了对文学工作者内在信念的凝聚与提振。
颁奖嘉宾阵容也是“盛典”构建“国家—文学”意义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四届“盛典”的颁奖嘉宾组合，都呈现出“政—文—民”三位一体的结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特邀人民艺术家王蒙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共同颁发报告文学奖，形成了人民文艺的杰出代表与基层经验的对话；第十三届骏马奖翻译奖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领导颁发，呈现新时代民族政策与文学创作的融合关联。多维度的颁奖嘉宾组合构建一个立体的意义网络：党政领导代表国家赋予的制度性认可，文学大家象征艺术传统的延续，基层干部和普通读者则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严密的组织和精心的安排强化了“国家级最高荣誉”的崇高感与感召力。
值得注意的是，“盛典”在着力表现文学与国家、与时代深刻关联的同时，并未忽视对文学本体价值的肯定和坚守。它通过符号设计与仪式组织，在国家叙事与个体表达、社会功能与艺术自律之间，达成了充满张力的平衡。因此，“盛典”的叙事策略始终包含着一种双向的诉求：一方面将文学成就视为时代精神的结晶与国家文化发展的表征，另一方面则不断回归语言、文本、想象与创造本身，重申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品格和艺术特性。
在视觉层面，“盛典”通过象征符号的高强度使用，将抽象的文学性转化为可被感知的审美现场，象征符号可以“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7]。四届“盛典”反复运用书本、书页、文字等符号，将抽象的文学性转化为具象的审美对象。这些意象既通过灯光、舞台布景、道具等实体形式融入晚会美学系统，也在晚会先导片与获奖作家短片中作为主导视觉符号出现，强化着观众对文化、文学在社会中作用的认知。在“鲁迅文学奖之夜”和“茅盾文学奖之夜”的短片中反复出现的书页被无限放大、延展为天地的视觉隐喻，将文学文本具象化为既内在于个体心灵，又向公众敞开的意义场域。这一视觉意象形象地揭示了文学不仅是个体表达的载体，更具有构筑外部世界的能力。
在语言层面，“盛典”通过授奖词与获奖感言，将“何为文学”的认识反复向公众重申。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五位作家的获奖感言，可以看作对“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8]的评奖标准的回应与表达。杨志军以“建树人性坐标”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阐明了文学根植于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并以“我喜欢情绪饱满的理想主义，也喜欢直面人类精神危机的现代主义”概括自己文学创作的思想渊源。东西则将写作比作煲汤，强调“写作也需要自然生长”“复杂的生活需要复杂的技术去照亮”，揭示了文学创作与生命沉淀、与技术历练的辩证关系。刘亮程则以文学是“天真的孩童之眼”，将文学性定义为一种永不磨灭的、以初心观照世界的能力。孙甘露的获奖感言勾勒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生成的纽带。他将《千里江山图》的创作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谱系中，揭示了文学传统对后世创作的滋养。乔叶的获奖感言则从自己“跑村”和“泡村”的经历出发，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9]获奖感言与授奖词共同构成了仪式中多声部的价值对话：它向上承接并光大了奖项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向内凝聚了文学界关于优秀文学标准的共识，向外则向公众阐释了新时代文学的品格与价值——它应当是关乎人性深度的、技艺精湛的、保有本真初心的，既根植于伟大传统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由此，“盛典”实现了从“授予荣誉”到“宣扬价值”的功能转变。
在形式层面，“盛典”以对不同文学门类美学个性的呼应，体现对文学本体性的尊重。儿童文学特有的“敏锐的感受性、真挚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生命活力”[10]，使其在审美品格上与成人文学迥异。与之相应，“儿童文学奖之夜”在整体美学气质上也与前三届“盛典”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在视觉基调上，晚会不再沿用前几届以红金配色所营造的恢宏庄重，转而选择以充满生机的绿色为主色调，构建出色彩明丽、轻快活泼的整体氛围。总导演杨子扬将晚会的核心理念定位为“想象力”，并具体化为“一场BOOK（不可）思议的穿越之旅”。[11]借助AR与AI技术，观众跟随“小男孩”，先后漫游于“时空里的奇遇”“文学里的朋友”“课本里的经典”。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书封长廊到与黑猫警长、孙悟空等“纸上伙伴”的相遇，再到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语文课文……晚会以全息化、沉浸式的体验，代替了常规的节目串联，对儿童文学如何以想象构筑世界、以情感培育童心进行了一次生动演绎。
2025年“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歌舞秀《造梦家》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在功能层面，“盛典”致力于从创作者的维度召唤并联结文学共同体，强化写作者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属，以期发挥中国作家协会“桥梁和纽带”作用。[12]文学创作是高度个体化的精神劳动，这决定了创作者常处于一种原子化的写作状态，而仪式的重要作用之一，正在于它可以创造一种“没有交际的共同体”[13]，加强成员与其所属共同体之间的联系。“盛典”通过其仪式功能，为处于离散状态的文学群体提供了相似感及亲近感，塑造了群体认同的空间。围绕着巩固“文学共同体”，“盛典”设计了诸多环节。在“骏马奖之夜”的现场，获奖者凡一平热情邀请同属河池籍的作家起立示意。镜头语言此时成为一种仪式策略，旨在建构一种临场的“共在感”，抽象的共同体获得了具体的人物载体。“致敬编辑”是四届“盛典”共有的保留环节。编辑们的集体亮相，具象化地宣告了“文学是一群人的事业”。通过电视与网络直播的传播，“盛典”提供的共同体体验更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屏幕前的写作者、评论者和文学爱好者，虽未亲临红毯，也能在凝视获奖者的荣光、聆听同行的心声时，完成情感上的共鸣与代入。由此，“盛典”不仅加强了现场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更通过媒介化的共在体验，将分散的个体经验编织进具有凝聚力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在情感层面极大地提振了文学共同体的自我认同、自信和尊严。如《庙湾》杂志主编张大勇所言，“我隔着屏幕感受到了文学的尊严与荣光。……作为一位基层文学写作者和杂志编辑，我一直期待文学热潮归来，而‘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让我看到了亲切的面庞，听到了清晰的脚步声”[14]。“盛典”不仅在物理和象征层面，将原子化的创作者“召集”并凝聚起来，更在情感与精神层面，回应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对行业价值与社会认同的内在渴望，成为激发创作热情、巩固行业认同的一次动员。
二 “盛典”的文本建构：新时代文学的仪式化呈现
“中国文学盛典”的文本建构，首先面临着一个难题：作为一门以抽象文字为媒介、依赖个体内在想象的艺术，文学的核心价值与时代精神，如何才能通过以视觉和听觉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晚会被有效“呈现”与“感知”？与戏剧、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早已成熟的颁奖晚会模式相比，文学晚会显然更具难度。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学盛典”凸显其原创性意义。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在视听呈现上固然不占优势，但文字本身即是符号，与仪式活动依赖象征表达的本质具有内在相通性。在仪式中，文化会被还原成“可被识别的成分或因素”，以所需要的“形式和形状”，以“有意义的方式”再次组合。[15]“盛典”正是通过对语言系统、展演系统、意象系统与影像系统的精密编织与综合运用，将文学内隐的精神追求、深邃的人性探索与恢宏的时代气象，转化为一套可被欣赏、体验、沉浸与共鸣的仪式化表意体系。
中国作协十代会工作报告指出：“新时代文学是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凝聚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激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学，是以提高质量为根本、奋力铸就艺术高峰的文学，是以创新为动力勇于拓展新空间、塑造新形态的文学，是坚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文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体现广大人类关怀的文学，是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有力证明文学地位价值尊严的文学。”[16]“盛典”不仅是对当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集中呈现，也是对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主动探索，更是对新时代文学应具备的这一系列“规定性”的诠释与转译。
“人民性”是新时代文学最根本的创作导向与精神底色。“人民大地，文学无疆”是前三届“中国文学盛典”的总主题，围绕这一主题，“盛典”以多重艺术手段凸显文学与人民、与生活的血脉联系。
“人民”“生活”“大地”“耕耘”等关键词构成了“盛典”系列活动中稳定的语义网络，仅在“鲁迅文学奖之夜”的现场，“人民”一词就出现了31次。从开场主持词对中国作家“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使命的强调，到开场合唱中“党把人民／端端放心上，人民把党／暖暖记心上”对党和人民关系的温暖表达，再到诗朗诵《回延安》中“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行动召唤，晚会围绕“人民”这一核心概念，完成了从认识到情感再到实践的意义建构。
为了将“人民性”的理念转化为具象的审美现场，“盛典”打造了高度象征化的视觉符号系统。“茅盾文学奖之夜”的晚会现场出现了一对醒目的红色书名号。这组高约1.2米、重达45公斤的红色书名号，是导演组为拍摄作家短片专门定制的。它跟着导演组走过大江南北，构成了贯穿五部作家短片的核心意象。导演胡昊民表示，“用红色书名号把山川、乡村、城市括起来，意味着这广袤的大地、这滚烫的生活都是作家创造的源泉”[17]。与之类似的是在“骏马奖之夜”的作家短片中反复出现的“马”的意象。金色的骏马驰骋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既呼应了奖项的名称，也寓意着文学的创作和想象来源于大地和人民，还呼应着文学创作奋勇前行、高速发展的格局。
影像系统同样以突出作家与人民、大地的联系为重要主题。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宝水》是聚焦当下乡村建设复杂性与开创性的长篇小说。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作者乔叶深入河南中部的大南坡村、一斗水村“跑村”“泡村”长达八年。乔叶的作家短片以“我希望自己能像个隐形人一样，尽量以自然的方式，融入他们的生活流当中”开篇。而后，摄影机也以隐形的方式，跟随乔叶的脚步，记录她如何观察生活、融入生活。短片呈现了许多真实动人的细节。乔叶每进入一户人家，便自然地将普通话换成河南话与主人交谈。她系着围裙烧柴火、她挽着袖子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真实的影像记录将“深入生活”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象的行动，展现了作家从“生活的观察者”到“生活的参与者”的转变。“儿童文学奖之夜”的特别短片将镜头对准周立波的故乡，这里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文学从这里汲取灵感，也反哺了这里的人民。依托实践点，文学真正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清溪村的孩子们成长为一个个“小作家”“小诗人”。村里还建设了21个作家书屋，书香氛围与山乡美景交相辉映，使得清溪村成为“网红”打卡地，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作家乔叶在茅盾文学奖颁奖现场
图片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骏马奖之夜”的情景舞蹈《山乡巨变看今朝》以一名手捧《山乡巨变》的年轻作家串联起《赶圩归来阿里里》《阿瓦人民唱新歌》等耳熟能详的民族歌舞，体现了青年作家对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扎根生活、尊重生活的创作传统的继承。展演系统还通过演员的选择，将聚光灯投向真实的生活现场。自2023年的“茅盾文学奖之夜”开始，甘肃省临潭县的小朋友们连续三次来到“盛典”现场，参与合唱等节目的演出。临潭县是中国作协定点帮扶地，这些“文学种出的孩子”出现在典礼现场，本身便是文学参与国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体现，展示了文化帮扶在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方面的潜在作用，反映了新时代作家“记录者”与“实践者”的双重身份。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学的又一关键特征。“盛典”系列活动以开场短片体现了当代文学对文学文化传统的传承。“茅盾文学奖之夜”的开场短片以“五千年中华文明，文学是光芒灿烂的星座”奠定基调，通过对屈原、李白、曹雪芹等文学巨匠的呈现，提炼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坐标。画面随后转向现当代文学，将《子夜》《骆驼祥子》及“三红一创”等作品确立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丰碑般的路标”。短片继而梳理了茅盾文学奖的发展历程，将其定位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重要机制。短片的叙事结构体现了新时代文学构建中国叙事、践行“两个结合”的自觉追求，它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大传统”与“五四”以来新文学自身的“小传统”有机结合，勾勒出一条“中华文脉守正创新”的演进路径。长篇小说因其宏大的叙事体量与雄浑的思想深度，被寄予了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的厚望。因此，荣获“茅盾文学奖”这一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便不仅是对作家个人创作的肯定，更是对长篇小说所承担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期许——召唤作家们以长篇小说这一形式，攀登文学高峰、创造“时代经典”，在创作实践中，完成对当代中国经验的美学建构与史诗性表达。
在展演节目的选择上，“盛典”尤为注重对民族内容及形式的挖掘转化。“茅盾文学奖之夜”的舞蹈《碇步桥》，创作灵感源自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一座拥有227年历史的古桥——仕水碇步桥。作品通过少女在桥边嬉水的生动画面，不仅赞美了传统建造智慧，更艺术化地呈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美学。“儿童文学奖之夜”的“皮影课本剧”、“鲁迅文学奖之夜”的舞蹈“敦煌飞天”，均体现了“盛典”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美学追求。“盛典”同样注重对红色经典、革命思想的承续和发扬。2022年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鲁迅文学奖之夜”邀请演员张凯丽等朗诵新创作的《回延安》。诗歌开篇即以“新征程的领路人回到了延安”联结历史与现实。“宝塔山下，他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枫叶”等意象的营造，既延续了贺敬之创作的《回延安》的情感基调，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品通过对丁玲、冼星海、贺敬之等文艺先驱的深情回望，构建起一条从延安时期延续至今的人民文艺谱系。
新时代文学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18]。如“骏马奖之夜”的开场主持词所言，“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华各民族作家交相辉映、携手并进的历史。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进步，始终是民族文学鲜明昂扬的主旋律”。作为鼓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专门奖项，“骏马奖之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多民族元素贯穿始终。开场短片以广西特色的壮锦织就金色的丝带，丝带跟随一匹金色的骏马穿越山河，最后编织成由多民族文字组成的“马”字。整台晚会发挥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优势，以多民族歌舞贯穿始终。开场乐舞《万马奔腾》由来自不同民族的演奏者，用马头琴、艾克捷、中国鼓等不同民族的代表性乐器演奏，寓意各民族“美美与共”。苗族舞蹈《银落舞》以华丽的银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为特色，让观众在诗情画意的情境中，感受民族文化的丰饶美好。
2024年“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开场乐舞《万马奔腾》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艾布凭借对红日《驻村笔记》的翻译获得第十三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翻译奖。艾布和红日都曾担任驻村干部，相似的经历构成了他翻译这本书的动机。一位东乡族翻译家，将瑶族作家的作品翻译为维吾尔语，这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获奖短片中，画面在广西罗城门村与新疆麦盖提之间多次切换，红日与艾布穿梭在层峦叠嶂的秀丽山水和西北辽阔的雪山大地之间，两个地理上遥远的点通过文学勾连起来。甘蔗林与棉花田、袖子芒果与香梨葡萄、高山草甸与固沙林……短片以蒙太奇手法，并置广西与新疆的自然风物、生活场景与发展议题，将翻译实践升华为连通不同民族精神世界的桥梁。如同解说词所言，“不同的语言里有一样的希望，不同的生活里有一样的热情，……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遇见的每一个表情，憧憬的每一份希望，都化作同一轮日升月落，与生活水乳交融，与时代休戚与共。同一片盛景，不论高山峡谷。同一个信念，不分南北西东！”短片将个体创作与时代征程置于“同一轮日升月落”之下，在视觉上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感意象，诗意地呈现了共同体的认同根植于共同的情感结构、奋斗信念与历史进程。
“儿童文学奖之夜”设置了各国读者致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特别环节。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出海”的典型代表。他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代表作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斩获了包括“国际安徒生奖”在内的众多国际奖项。现场播放的短片《全世界书迷的告白》，由来自巴基斯坦、韩国、美国等不同国家的儿童，以不同语言，分享他们的阅读感受。通过展现曹文轩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这一特别环节不仅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球影响力，更塑造了一个以文字为纽带的，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它表明，中国故事及其承载的质朴人性和共通情感，能够成为连接不同文明、增进理解与友谊的桥梁，这正是文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温和力量。
三 盛典的传播实践：重塑文学“公共性”
自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来，“公共性”始终是文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公众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如何拓展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成为一项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近两年文学界热议的“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等问题，其实都包含着对文学公共性问题的热烈关切。在这一语境下，“中国文学盛典”系列活动的持续举办，不仅是重塑文学公共性的尝试，还标志着文学在积极融入数媒时代文化生态的同时，也在通过对自身的主动调整，努力建构良好的文学生态，促进文学健康发展。
通过多渠道的传播，“盛典”首先被打造成一系列“媒介事件”[19]。“媒介事件”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邀请观众参与其中。它所强调的参与形态既是“对某种中心价值的关注”，也是“对现时环境下的大众性和平等性的体验，与文化中心合一的体验”。[20]这正与数媒时代去中心化、跨媒介、参与式的传播特征不谋而合。“盛典”系列活动构建了以电视媒体为权威声场、官方新媒体为深度阵地、社交平台为“破圈”渠道的立体化传播架构，实现了对不同受众群体的覆盖与触达。
传统电视媒体凭借其官方性、权威性和广泛的家庭覆盖，为“盛典”设定了其作为主流公共文化产品的初始形态。四届文学盛典都与省级卫视合作进行直播。[21]这一模式既强化了“盛典”作为国家级文化仪式的向心力，也体现了文化事业中在“全国一盘棋”下的地方能动性。卫视平台不仅保障了传播覆盖，更通过专业制作与在地资源将文学叙事与地方特色相融合，使文学主题得以具体、生动的落地。高品质的内容为“盛典”后续在全媒体平台上的传播与“破圈”提供了基础。“鲁迅文学奖之夜”在湖南卫视、北京卫视直播，当晚收看总人数约5061万人，收视率在全国省级卫视中排名第一，[22]说明高品质文学内容在传统媒介形态下仍具有较强吸引力。官方新媒体平台（如央视频、人民网、中国作家网公众号等）则侧重于深度解读与价值引领。“骏马奖之夜”的预热阶段，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与央视频共同策划特别节目《民族宝藏挖掘进行时》，邀请人民艺术家王蒙讲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历程，10余家新媒体同步直播，网络观看人次超过1000万。[23]王蒙作为当代文学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出场为活动赋予了权威性与历史纵深感。另外，直播间这一新兴媒介形式，又打破了文坛大家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王蒙与观众实时互动，隐于作品背后的遥远、神秘的作家形象变得可亲可感。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特别节目：民族宝藏挖掘进行时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在数媒时代，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和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成为主要传播媒介，也是“盛典”能否扩大影响力、实现真正“破圈”的关键所在。以青年人为主导的这类平台，通常以娱乐性话题或生活化内容为主导，传统主流话语难以获得较高的关注。不过，这类平台有自身的语言体系和文化逻辑，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东浩纪所称的“数据库”。“数据库”的要义在于“要素”大于“作品”，作品被其消费者分解为若干要素载入数据库，随时可被调用。[24]近年来的“文学破圈”，如“互联网鲁迅”“潦草小狗余华”等也大多具有要素性质。互联网受众并不一定真正阅读其作品，而是从作家的形象、语录、人生经历中，摘取能够引发情感共鸣或社会话题的部分加入“数据库”，成为人人可用的要素，因而具有反叛权威、追求平权、狂欢互动等后现代性质。
为适应这种基于“数据库”逻辑的传播生态，“盛典”在内容设计和传播方式上做出了大量尝试。一是主动尝试互动性与“切片化”的传播。主流文学所追求的深度和思想性往往被认为与强调轻快、互动、再创作的参与式文化相冲突。为此，“盛典”采取了积极灵活的传播策略。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多年来评选出众多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品，在公众中关注度最高。主办方尝试利用这种优势，对文学权威附带的距离感主动祛魅。“中国蓝新闻”“浙江之声”等官方新媒体账号剪辑发布刘震云等作家抵达乌镇、王蒙晨练、莫言接梗等日常片段，主动将作家加入到网友的“素材库”中，成为“玩梗”和“造梗”的对象。抖音高赞留言称：“仿佛看到一篇篇阅读理解向我走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11月22日下午3时，茅盾文学奖有关话题网络总曝光量超过10.59亿次[25]，在微博、知乎等平台占据多条热搜。二是以作家的获奖感言为核心，发挥文学最本真的、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第十三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青年作家柳客行（本名马骏）的写作故事成为情感爆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传播。柳客行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和高度近视，出行只能依靠轮椅和父亲的背负，而文学拯救了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我自由自在，我的双腿能站起来。我们奔跑、跳跃和飞驰，我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父亲29年风雨无阻的背负、《我与地坛》的精神指引、“灵魂是自由的”生命宣言、“成为照亮他人的光”的坚毅志向……真实的故事以其不可化约的情感强度，唤醒着被信息洪流所麻痹的情感共鸣能力。这不仅是一位作家从轮椅到文学最高殿堂的励志故事，更是生命个体借助文学完成自我超越的动人典范，诠释了文学照亮生命的本质力量。与之相似的是，在2025年“漓江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获奖作家刘楚昕“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守候”的故事，同样以其质朴而动情的生命故事，激发了公众对人生普遍境遇的深切共鸣。正如论者所言，“要想真正唤醒观众的情感，作品必须建基于观众的日常生活和真实情感经验，这是讨论大众的观看／阅读兴趣、观看／阅读行为的逻辑基础，是形成大众共情的前提”[26]。真切的经验与真挚的情感将文学从需要阅读、具有一定门槛的“作品”转化为直观的、人人可以感受的“生命历程”，从而穿越了知识与趣味的壁垒，触达了公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现象级的传播也再次证明，对普遍人性的深切观照与对个体命运的真诚回应始终是连接文学与更广泛公众最坚固、最直接的桥梁。
经过数年实践，“中国文学盛典”的传播效能持续增强，逐步探索出一套依托全媒体布局、内容策划与形式创新并重的推广策略。2025年的“儿童文学盛典”，主办方在总结往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传播策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300余家主流媒体超500次重点推荐，超100家媒体矩阵和平台同步直播，建构了高强度的媒介声场。在内容层面，“盛典”贴合网络语境，为作家量身打造了如“刘慈欣上台颁奖仿佛ⅰ人上班”“湖南作家说自己小时候也是错别字大王”等多维话题，以轻松共鸣的方式连接更广泛的公众。传播渠道也完成了从纸媒、线上到城市公共空间的立体延伸。由潇湘晨报制作的《文学种出的孩子》系列海报，在首都机场、长沙地铁、商业中心等城市场景大屏上同步刊播；红网新媒体集团则在长沙千余块户外大屏上及电梯屏连续9天轮播海报，并推出“一江两岸”灯光秀，将“盛典”打造为现象级城市文化IP。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客户端特别录制了18部获奖作品的有声书，于盛典举办当日同步上线，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了沉浸式的阅读新体验。通过“以‘切片化’捕获注意力，以‘跨平台’联动最大化注意力”[27]的复合传播，“儿童文学之夜”取得了系列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效果，传播总量累计达59.14亿次，全网相关信息总量1.09万条，共斩获全网热搜超过147个，其中，微博平台“儿童文学奖之夜”话题阅读量超过2.1亿次，多项数据均创下了“盛典”系列活动的最高纪录。[28]“盛典”在实践中达成了从信息广泛触达、引发公众讨论到最终凝聚价值共识的传播目标。从人民中来的文学创作，以人民关注、人民参与的方式，完成了到人民中去的使命。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盛典”系列活动并不只是对数媒时代传播逻辑的单向顺从。如李敬泽所言，“‘破圈’与‘跨界’绝不是迎合媒介的变化，也不是与短视频、影视、游戏等抢夺注意力”，而是要让“更多人能够意识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始终存在文学的维度”。[29]数字媒介时代催生了以广延式的连环感知为主导的接受模式。个体被裹挟在不断更新的信息洪流中，经验被不断刷新、感受被不断覆盖，体验趋于瞬时和表面，由此带来了显著的弊端。“数据和信息没有象征力量，因此它们不容被再认识。符号的贫乏使得本来用于创造意义和共同体、稳固生命的图像和隐喻悉数流失。持续的体验在减少，而偶然性在急剧增加。”[30]与之相对，仪式的力量正在于提供一种“强化式”的感知路径——它将声音、图像、语言等象征符号整合在同一时空之内，从而不断强化认知和情感在单点上的深度和强度。“中国文学盛典”正是这样一种具备“产生强度的能力”[31]的仪式化实践。长达90—120分钟的颁奖典礼，以“文艺表演—作家短片—颁奖—获奖感言”为仪式流程，以“人民—文学—国家”为话语体系，构建了一个完整、闭环的意义场域。观众得以在庄重的美学表达与严谨的价值建构中抽离碎片化信息的轰炸，从而获得持续、深切且具有超越性的情感体验。
“时间中的仪式，就像空间中的家一样。”[32]仪式为处于不断更新的“当下”的人们提供了相对静止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盛典”不仅是庆典，更是为精神疲惫的现代人提供支点与庇护的文化仪式。仪式“通过自我同一性和重复性使生命稳固”[33]，构筑了一个相对纯净、稳定的意义空间。观众不仅是在观看一场颁奖礼，更是在经历一场精神的洗礼与价值的确认，那些在日常流变中被稀释的永恒价值——真、善、美、创造与奉献，由此重新获得具体可感的形态与令人信服的力量。
结 语
连续四年的持续举办（第五届定于2026年在上海举行），标志着“盛典”系列活动已逐渐超越单一的媒介事件，演进为对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创造性拓展与媒介化改造。“文学生产机制”指向文学生产各部门、各环节的内在运作逻辑与相互关系，其建构与变革始终与“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和社会的权力关系”[34]紧密交织。现行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纯文学观”相适应的。“纯文学观”在1980年代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将文学从过度政治化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虽旗帜鲜明地追求审美价值，但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话语体系，“以艺术的自律、自洽、自足为由，切断了文学进入社会的路径，止步于文字的‘空转’”[35]。与生活和时代的脱节、对叙事和修辞的过度强调，使得“纯文学”逐渐远离了广大读者和群众，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边缘化”的内在原因。与文学的退守相伴随的，是文学生产机制的逐渐封闭。有论者曾言，“今天的不少文学期刊和文学作品，离普通读者太远，和普通读者缺乏有效互动，往往只在小圈子里循环，一些获得大奖的作品也只是在‘发表—转载—评论—获奖—消失’的轨道里流动”[36]。新时代以来，文学的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文学最鲜明的历史背景”。[37]大时代呼唤“大文学观”，文学需要摆脱自我的禁锢，“在坚守文学性的同时，重新焊接那些被割断的连接线——文学与历史、与哲学、与社会，甚至与大众文化之间本该有的有机联系，重建文学那种把握时代总体性的雄心”[38]。
“盛典”的举办，正是中国作协在“大文学观”视野下，对文学生产机制中“评奖授奖”这一重要环节进行主动调整，尝试构建“社会、作者、出版社、阅读者、评论者、改编者等多方积极参与、良性互动的行业‘大循环’系统”[39]的一次实践。通过高规格、跨媒介的仪式化展演，“盛典”将“评奖授奖”从精英主导的、相对封闭的“小循环”，转变为向公众敞开、鼓励全民参与的文学经典化的文化动员行为。以“盛典”为契机，获奖作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讨论走出了“小圈子”，提升了文学的公共性。这一实践，开辟了一条连接以权威性、专业性为特征的传统文学生产体制与以广泛性、全社会性为标志的“新大众文艺”的有效路径。在这个意义上，“盛典”不仅尝试重塑“评奖授奖”的功能与公共形象，更探索了主流文学生产机制在坚守艺术评判高标准的同时，以更具包容性的姿态吸纳大众参与的可能性，为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更新文学生产机制、促进“文学大循环”正向运转、重建“文学公共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刘月悦
厦门大学中文系
36100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4期）
注释
[1]《奥林匹克情》是在2001年7月13日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当晚，中央电视台为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而举办的大型文艺晚会。
[2]陈寅：《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政治—抒情”传统及其演变创新》，《民族艺术研究》2022年第4期。
[3]“中国文学盛典”系列活动目前已连续举办四届，分别是2022年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2023年的“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2024年的“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和2025年的“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为行文方便，后文分别简称为“鲁迅文学奖之夜”“茅盾文学奖之夜”“骏马奖之夜”“儿童文学奖之夜”。
[4]进入新时代，中国作协也在其他场地举办过颁奖活动，如2012年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大剧院举行、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5][6]《广大作家谈“盛典”：共创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2年11月22日。
[7]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8页。
[8]《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中国作家网，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315／c403937-32644335.html，2023年3月14日。
[9]此处引用的获奖感言整理自“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的现场录音，与《文艺报》、中国作家网刊登的获奖作家感言内容不尽相同，特此说明。
[10]朱自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11]刘雅：《独家专访“2025中国文学盛典”总导演杨子扬：以光影为墨，为文学上色》，“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5年11月20日。
[12]《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6／1207／c403993-28930242.html，2021年12月16日。
[13]韩炳哲：《仪式的消失——当下的世界》，安尼译、毛竹校，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第3页。
[14]《全国文学内刊编辑谈“盛典”：今夜属于文学》，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 cn／n1／2022／1123／c448021-32572553.html，2022年11月22日。
[15]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第105页。
[16]张宏森：《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作家网，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1218／c441553-32311343.html，2021年12月18日。
[17]胡昊民：《明月照山河 光影遇星辰——“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导演手记》，《文艺报》2023年12月6日。
[18]张宏森：《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作家网，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1218／c441553-32311343.html，2021年12月18日。
[19]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将“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事件”称为“媒介仪式”。媒介仪式具有参与性、干扰性、垄断性、远地点性等特征。参见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20]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第17页。
[21]“鲁迅文学奖之夜”与北京卫视、湖南卫视合作，“茅盾文学奖之夜”与浙江卫视合作，“骏马奖之夜”与广西卫视合作，“儿童文学奖之夜”与湖南卫视合作。
[22][23]数据来源：主办方统计数据。
[24]参见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褚炫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25]数据来源：主办方统计数据。
[26]张莉：《从脱口秀、有声书看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叙事美学变化》，《文艺研究》2025年第11期。
[27]李静：《数字化时代的“阅读革命”与“文学生活”——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视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
[28]数据来源：主办方统计数据。
[29]李敬泽：《以开拓和延伸放大文学的价值》，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1121／c403993-40122620.html，2023年11月21日。
[30][31]韩炳哲：《仪式的消失》，安尼译、毛竹校，第4、11页。
[32][33]韩炳哲：《仪式的消失》，安尼译、毛竹校，第4、5页。
[34]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5]刘琼、胡妍妍：《新时代文学：在时代图景里淬炼文学质地》，《文艺论坛》2022年第5期。
[36]黄发有：《文学刊授活动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公共性——以史料挖掘为基础》，《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37]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求是》2021年第20期。
[38]牛学智：《为何今天尤其需要“大文学观”》，《文艺报》2025年12月12日。
[39]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文艺报》202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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