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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内容提要
蓝棣之的新诗研究走过了一条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早年谨守“正统”又向往更多“异端”，后来以“异端”姿态发言，却无意将“异端”发展为新的“正统”。在“正统”和“异端”之间、文学史和理论批评之间，始终坚持文学阅读和文学感受的优先性，始终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广泛关联，重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在塑造情感、启迪人生方面的作用。
关 键 词
蓝棣之 新诗研究 正统 异端 文学感受
一
在蓝棣之老师的学术著作中，《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是我认真研读的第一本书，重新打开的时候，看到上面勾勾画画，不少地方密密麻麻，写满当年读后的心得。1994年春夏之交，蓝老师正式调至清华中文系，我有幸做了他第一个研究生。这本书大致出版于这个时刻，新的工作和生活即将开启，该专著的编定也有某种自我总结和重新开启的性质：第一卷“现代诗的脉络和走向”、第二卷“现代诗的三次浪潮”，汇集了蓝老师多年来新诗史研究方面的精华；第三卷“现代诗论述评”则转向诗学理论的辨析、整理以及对当代诗及其走向的把握，展示的是新一阶段的研究面向。序言《重构诗歌批评话语》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自我说明：
我常常在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三者之间徘徊，本书的书名“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就是徘徊的结果。看起来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但其中的内容多数都是文学史研究性质的，而在文笔和写法上，尤其是在与当代诗坛脉络的连接上，我却取了批评的姿态。就此刻的心态和愿望来说，我更希望做一个批评家，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当代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动向和新成果，更多地关注当代诗歌及其走向，从而把现代与当代连接起来，把理论与批评内在地结合起来。[1]
作为刚刚入行的毛头青年，我当年勾画和记下的，都是一些具体的诗人评价和新诗史结论，对于这篇序言却没什么印象，大概当时读后不甚了了，不大能读得懂文字背后的心情。在1990年代初的学术和思想氛围中，置身于急遽变动的当代现场，面对各种新潮理论的冲击，如何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整合多种脉络和资源，来重构一种更有效、更有活力的批评话语，大概是蓝老师当时的期许和抱负所在。他说自己在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之间“徘徊”，也意在传递一种寻找新定位的紧张感。
实际上，这种在不同方向之间寻找平衡、自我辨认的张力，在他的研究中可能始终存在，包括第一本著作标题：“正统的”和“异端的”，可能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该书的后记中，蓝老师就这个标题也有所交代：“在取书名时，我忽然想起一些同志说，看我的论文，以为我是正统的，听我的发言，又感觉我是异端的。”他接着说，假如“异端”是指创新，“那我渴望着更多的‘异端’”。蓝老师个性鲜明，见解独到，无论在会议上发言，还是平日里闲谈，常常语惊四座，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他提醒读者多注意论文中“那些‘异端’的因而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在后记中，他还说自己致力于诗歌研究，是因“个性和素质比较接近于诗”，但内心更向往小说和戏剧研究，认为研究诗歌的人最好同时研究小说、戏剧，否则就会缺乏文学内部的参照，失去人生的平衡。[2]这样说来，在小说与诗歌、正统与异端、文学史和理论批评之间，蓝老师似乎一直寻找某种动态的平衡，这为他的研究带来一种特有的活力和魅力。
1980年代中期以后，蓝老师的研究兴趣确实向小说、戏剧扩展，1985年夏天在全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拉开了有关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的序幕。[3]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研究领域，蓝老师确实一直以“异端”的姿态发言，为了鞭辟入里，甚至不惜孤军深入、冲击常见。然而，“天性近诗”的他，撰写的诗歌论文却似乎更偏“正统”，无论流派综述、解读作品还是评价诗人，都谨守文学史研究的“家法”，立足第一手材料，分析周详，立论辩证又稳健。在1980年代“被创新这条狗追得满街跑”的氛围中，蓝老师和同代人一样“渴望更多的异端”，但我个人的感觉，他的“异端”锋芒可能恰恰依托于“正统”的谨严，二者之间的张力或动态平衡感，相对于更有话题性的“症候式分析”，在他的新诗史研究可能体现得更为鲜明。
二
蓝棣之编：《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980年代初，对于一大批长期受到贬抑的诗人和新诗流派的重新评价、挖掘和整理，构成了新诗研究的起点，包括陆耀东、孙玉石以及蓝老师在内的一代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不仅在浩繁的史料中重新打捞出一个个重要的新诗流派，更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探索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力、脉络，重构了今天被广为接受的新诗史图像。蓝老师早年的学术工作，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撰写的多篇新诗流派综论以及先后编选的《新月派诗选》《现代派诗选》《九叶派诗选》等，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讨论、阐释这几个诗歌群落的框架。记得刚跟蓝老师读书的时候，他常说起过去在北京图书馆查阅民国旧报刊的经验。当时北图还在北海西边的文津街，他一般早上去，在书库里一泡就是一整天，饿了啃两口干粮，闭馆出来时，才发现外面天色已暗，文津街上华灯初上。他说那段日子很是辛苦，但也觉得充实而有意义。他在1980年代初撰写的一系列重磅长文，如《论新月派诗的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论“现代派”诗的渊源、特征及评价》《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等，应该就是这一阶段泡图书馆的成果，都是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尽量通过细致的钩沉、辨析，梳理出特定流派的展开轨迹：从诗人的聚集、流派的命名，到相关刊物和具体语境；从共同的诗学主张，到不同个体的诗艺探索；从流派的发展、变异，到总体的文学史评价，每个环节都不放松。
蓝棣之编：《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从某一角度看，这几篇长文的密度、广度和深度，都超出了此前及随后的很多新诗流派论。蓝老师超强的文学感受力和判断力，却没有因此被掩盖，在那些看似“稳妥”的绵密论述中，蕴含了很多个人的卓见，至今读来仍有启发性。下面仅举几例。比如，讨论“新月派”的总体特征，一般论者关注他们对新诗“格律”的探索，蓝老师首先讨论的却不是格律或形式，而是着眼于反对“感伤主义”、提倡理性节制情感的文化立场，同时认为这“不单是个文艺观点问题，还包含着新月派对时代潮流和文学潮流的看法，而且决定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4]。考察一个文学流派时，注意其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这在当年或许还是相对“正统”的方式，但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观点”，有一种总体的文化和政治视野，其实更能透视出新诗走向背后的历史结构。
再如，讨论“现代派”的自由诗理论，蓝老师分别梳理了戴望舒、废名、林庚的诗论，篇幅不长，却极具问题感。林庚在1930年代有关自由诗和韵律诗的思考，在后来的新诗研究中，常被回收于从“自由”到“格律”的转换逻辑，忽略了在林庚这里，自由诗和韵律诗的区分，与其说是形式方面的，不如说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风格层面的，寄托了对于新诗未来前途和文化功能的思考。蓝老师当年就颇能体知林庚的独特性，贴近林庚自身的诗学脉络，耐心说明了“自由”和“韵律”背后“紧张惊警”和“从容自然”两种风格的差异，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文质”关系问题：自由诗追求“刹那的心得”，即绝对的“质”，这是其开辟新路的活力所在，但获得生机并不代表自身的完成，自由诗还不能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因而“‘文’是由质的消化而渐渐成果，……是质的再生”。或许意识到林庚的诗学思考，可能会因过于独特而被简化，蓝老师还写了这样一段评述：
照今天的观点看，恐怕在自由诗与韵律诗的问题上，在传统与反传统的问题上，林庚看到的问题比别人要深一些，而且见解独到，发人深思，但是，他的见解与他的尝试都与那个时期散文美的自由诗潮流相背离，悄悄地被淹没了。[5]
确实，林庚先生诗论的内在逻辑和层次，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20多年之后才有更年青一代研究者跳出自由与格律的对峙，认真对待林庚1930年代诗论的辩证深度，开掘其作为“分叉的想象”的意义。[6]蓝老师当年的提示，其实已预留了讨论的空间。
这样别致又深透、富于前瞻性的文字，在蓝老师的新诗流派论和诗人论中，是俯拾皆是的。像讨论卞之琳诗中交错的时空体验，他提出“阐释卞诗中的‘历史与人’这个题旨，是理解卞诗的一把钥匙”[7]。相对于表现方式的“非个人化”“戏剧化”等概括，以“历史与人”为理解的中心线索，显然更有穿透性和整体性。如何评价穆旦诗歌的“非中国”特征，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话题。谈及这个话题，蓝老师不从正面回应，而是引述穆旦晚年致友人信中的一段话：
总的来说，我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诗意，即传统的诗意很少，这在我自己心中有时产生了怀疑，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燥；有时又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给诗以严肃而清晰的形象感觉。
这段话很是有名，不少研究者都引用它来说明：穆旦直至晚年依然坚守现代性的立场，拒斥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浪漫诗意。蓝老师的解读更深更细，读出了晚年穆旦态度的犹疑，认为穆旦所说的“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燥”，对应的是他诗歌三种类型中的一种：以理念为出发点通过想象来塑造感觉，这种写法能体现现代诗的新颖和自由，可如果不能很好结合于有血有肉的感觉，也难免抽象，“追求诗意的具体、清晰和形象感觉，反而可能导致一首诗在总体上的抽象枯燥”[8]。不是简单肯定和否定，而是进入具体的写作实践，对照实际的文本效果，来分析现代性写作的得失，看到活力之中也包含局限，我想，这是真正有文学洞察力、分辨力的看法。
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980年代后期，袁可嘉先生收集1940年代的一系列诗论，编成著名的《论新诗的现代化》一集，嘱托蓝老师为此集写一篇评论：“客观地介绍一下这些论文产生的背景和表述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意义，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总以平实中肯为好，也欢迎提出批评意见。”受托完成的《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真是一篇倾心之作！该文不只是概述袁先生当年的具体观点，阐释“新诗戏剧化”“最大量的意识状态”一类核心概念，而且着眼于大处，在新文学的总体脉络和1940年代后期文艺论争的大背景中，着力探讨“反对政治感伤性”、“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之区分等命题的时代位置和针对性。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常被认为是援引西方新批评的资源，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经验的一次总结，近年来才有研究者将其看作一种“民主诗学”，阐发诗学背后的文化政治意涵。评论的标题为坚持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强调袁可嘉与邵荃麟等左翼理论家之间的对话性，但最后也提醒读者，袁可嘉受新批评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但并因此就忽略外部的关注，“他指摘政治感伤性，前提就是承认文学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理想的批评是尽可能把美学批评与心理批评、社会学批评结合起来”[9]。在这里，蓝老师又一次显示了前瞻性。
袁先生希望蓝老师“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篇本应以表彰为主的评论，也确实包含了反思和批评，比如指出袁先生的论述“与某种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可嘉同志当时未必就察觉到罢了”。与之对照，蓝老师援引了邵荃麟对这种“以伦理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与人生”态度的批评：这些作家认为“应该埋头于创作，在文艺中安身立命，用较冷静的头脑，去观察分析社会，去描写复杂而痛苦的社会生活”。然而，单凭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来讥评、来悲悯，“作家就这样不知不觉成了人民生活与社会斗争的旁观者”，不能感觉到新起的力量，不能预见历史的远景。比较双方的观点后，蓝老师的结论是“可嘉同志的声音与荃麟同志的这些声音相比较，在那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年代，自然显得微弱多了”。[10]邵荃麟的批评和蓝老师的评述，如今读来都值得深思，也能感觉蓝老师一代学者，即便受到了“新批评”等新潮理论的洗练，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底色，还是构成一种内在的调和或“纠正”。前几年，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得失，从后设的视角，检讨所谓“民主诗学”生成的前提和内在限度，自己当时还觉得别有新意，未想这样的讨论，早已在老师的文章中有所展开。
上面举例已经很多，但还是想谈一篇不大起眼的文章——写于1986年春季前后的《论雪峰诗的艺术个性》。1980年代以后的新诗研究，越来越多聚焦于“现代主义”的脉络，冯雪峰不在这个脉络中，这篇文章后来也很少被提及，且没有收入蓝老师其他的著作中。这次重读却感觉，这篇短文有一种异样的光彩，它没有将五四之后雪峰的诗歌，笼统纳入“湖畔派”的群像中，而是发现其独异之处，即一种别有情趣的“清逸”风格。具体的表现为，年轻的诗人总有一种“超脱感和距离感，从一定的距离来回顾自己的生活，从更高的地方来即景抒情”，即便写恋爱，也有一种自嘲的间离感，因而“他的诗是真实的，但不粘滞笨重，……他的诗有着悲哀苦涩的内蕴，但却传达出一种超脱看生活的幽默感”。蓝老师对风格背后的自我意识也做了分析，认为自我间离的“超脱感”，是一个乡村少年有了城市视野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五四的精神氛围带来了自我的觉醒和对生活的新体悟。这篇文章本身也写得十分“清逸”，既洒脱又体贴，有一种对时代之中“人”和文学复杂性的细腻感知。文章后半部分评析了冯雪峰1940年代在上饶监狱中的诗歌创作以及后来遭遇的种种磨难，最后引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位革命人经历了漫长而曲折、历经坎坷的一生，但“在他这里找不到一丝一毫平庸气味”，而“他的诗是他性格的直接的和内在的写照”。在这个意义上，阅读雪峰的诗，能够加深我们对人、对现实、对历史以及诗的理解，“每位读者或后来者，都可以在怎样做人和怎样做诗以及一个人应该又怎样的内心生活方面，从这里得出一些重要结论”。[11]如何理解革命人内在世界的养成，如何理解以诗歌为代表的精神实践对于趣味、人格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塑造作用，是近年来一些师友开始关注的课题。这篇文章由诗写到人、写到如何理解历史中的人，特别体现蓝老师能将诗歌与生活、与历史打成一片的批评活力，最后引出的讨论不仅有启发性，还格外让人触动。
三
如上面举例所示，重读蓝老师的新诗研究著作，重温那些精彩的分析和判断之外，让我颇为感叹的是，近年来新诗研究中一些新的进展，在他早年的文章中已经蕴含，甚至已有所展开。借用王光明老师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序言中的说法，研究现代诗歌演变的目的不是“锁定”历史，而是“开放探索的过程”，[12]蓝老师的那些看似“正统”论文，不会因采取文学史的概述方式，就“锁定”一个流派或一位诗人，而是能深入交错的语境和作品本身的丰富性中，不断打开特殊的、因而也具有生产性的问题。或许和林庚的诗论有些相仿，这些文章中闪现的睿智卓见，因“看到的问题比别人要深一些，而且见解独到”，也容易被读者忽略，这一点殊为可惜。
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路径，蓝老师有清晰的觉悟，他曾检讨自己很少“抽象的宏观研究和纯理论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他转而又说：
也许我是太执着于首先要走进堆积如山的作品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然后再从中钻出来，作一些必要的史的描述和理论概括，我总觉得从别人描述的诗史轮廓和诗论体系出发来研究诗歌，是很难参悟诗的真谛的。[13]
显然，蓝老师的“自谦”也是一种“自信”，某种对于自身感受力和判断力的自信，也意味着对一般概述、概论的抵制。在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之间，在“正统”的严谨和“异端”的偏激之间，他似乎在寻找一种活跃的位置，一方面要尽文学史家的责任，对于流派、现象的整理要全面客观、平实中肯；另一方面也警惕体系化、学科化话语的过度增殖，对于文学、历史和人之丰富性的简化。这也解释了在讨论闻一多治学方法时，蓝老师为什么对于闻一多的思维方式有兴趣，将“思维的具体性”作为其首要特征——也就是不问“那些抽象的、概括的问题”，而是“从对象的内部提出问题，在了解了事情的内部联系之后，就事物的特殊性提出问题”。[14]这大概也是他自己在研究中体悟到的，因而才有特别的共鸣。
转回头来，再说《重构诗歌批评话语》这篇序言。把现代和当代连接起来，把理论和批评内在结合起来，是蓝老师当年的抱负所在，这篇序言也胪列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20世纪的诸多理论派别，以及从浪漫主义传统向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诗学转向。面对纷纭杂沓的理论和潮流，蓝老师的态度不是照单收纳，依然强调一种内在的反思甚至抵制，强调不能照搬理论的框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漂浮物，要理解其真义，“须臾也不可离开特定时代的作品和创作风气”，“尤其是这些理论看上去是那样深奥深刻和聪明的时候”。从浪漫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对于诗歌的理解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诸如：从抒情到放逐抒情，从生活的逻辑到艺术的秩序，从主题创作到将诗歌作为一种写作、一种语言的搏斗……类似“深奥深刻”的先锋理论在1990年代层出不穷。蓝老师再次发问：“对于这样一些理论性的概括，理论性的结论，诗歌批评是否可以简单拿过来作为批评话语呢？”[15]这篇序言的主要内容，也就对这些现代和当代诗歌的观念变化，做辩证的分析和补充。如现代诗人常常强调想象力要打破常规和习惯，有一种“将现实空间转化成艺术空间”的特权，蓝老师有点煞风景地点破其中蔽障：“诗歌批评在这里的困难，是如何区别真正属于艺术创造的想象与随心所欲的胡来”；解构主义力主颠覆文本中的中心声音，发现不同声音的对立，“这些看法当然是深刻的和富于启示性的”，“固然往往是一种声音掩盖或压抑着另一种声音，但二者往往有轻重主次的区别，对于不同时空或不同的作者、读者，更是如此”。[16]看得出，无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多么先锋、显得多么高深，在蓝老师这里都要接受一种文学阅读常情、常理、常识的检验，任何理论不能依靠自身的话语演绎而自洽。在诸多理论潮流中，对于当时刚刚被译介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蓝老师有更多的赞同，因为扭转语言中心论，引入历史、文化、社会的综合视野，在他看来，显然有助于“在文本的形式语言和历史境遇之间建立某种平衡”。“如果读者要问我所重构的诗歌批评话语到底是什么”，蓝老师最后这样回答：“请看本书的各个章节。很抱歉，我很难以三言两语就提供种种现成的结论，这一切全在你怎样进行阅读了。”很抱歉！我说的东西我自己无法总结，都在我说的过程里。这样的态度很有几分后现代的精神，可这绝不是偷懒，其中有一丝蓝老师特有的矜持、傲岸。
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整合各种文化批评、社会理论，提出具有涵盖性、穿透力的新体系、新理论，不断去开疆扩土、开宗立派，是不少强力学人的选择。蓝老师也在潮流之中却似乎无意于此，他所谓“重构批评话语”，不是指向“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完整体系，而是试图吸纳各方面的理论活力，基于作品的阅读和历史情境的考察，锤炼一种内外综合、富于洞察的批评能力。换言之，他的批评话语不能用“三言两语”概括，但他的批评总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别开生面、启人深思。这或许也是这些文章在多年后、在学术潮流几经转换之后，重新阅读依然会带来启发的原因所在。大致同一时期，他着手开展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实际也有这个特点。虽然打出“旗号”，还有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批评作为理论支援，但他更多是以一篇篇作品解读的方式，来展现“症候式分析”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解读有效与否，并非基于理论自身的完备，关键还是要看作品是否读得细、读得深，是否能发现其中隐微的层次，以及批评者自身是否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情感体验。当然，蓝老师也乐见有人专门整理、归纳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年轻学者将“症候”分析方法概括为：“总是以作品的各种反常的、疑难的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17]，他对此表示认可，认为“这些解释是很确切，很有才气的”。在他自己心目中，所谓“症候式分析”也许只是一种提示阅读重点、难点的便利说法而已，不特别需要在理论上条分缕析、叠床架屋。“任何一种批评方法和分析方法，都有它的适用性和局限性”[18]，有一种点到为止、适可而止的节制或随兴，未尝不是批评的美德。
四
1990年代中期以后，蓝老师的研究逐渐从思潮流派、作家作品转向文学经验与诗歌理论的整理，批评兴趣也更多聚焦当代诗歌活跃的现场。他的文风随之更疏朗、明快，不太紧贴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而更倾向在更纵深的视野中，去把握贯穿现代与当代的一些关键性命题。完成于2001年《21世纪诗歌写作的几种新的可能性》是他后期代表性的成果，在21世纪刚刚开启的时刻，该文不仅讨论了“非非主义”，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所代表的几种当代诗歌先锋路径，还令人意外地将王佐良提出的“现代主义已然成了历史的陈迹，而浪漫主义的理想远远没有实现”以及193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知性转向，同样纳入21世纪“新的可能性”范畴。[19]文学史的线性逻辑被扬弃了，蓝老师也似乎有意要跳脱出来，同时也跳出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和“民间”论争形成的诗坛对峙，在浪漫主义以降更为宏阔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中，去构想当代诗歌的可能位置和人文意涵，其中的深意可能还需进一步领会。
总的来说，当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细密化，给人的感觉是，蓝老师后来的志趣反而更多落在“正统”学术生产之外，相对于撰写复杂、深刻的长篇论文，更倾向于用更直接的方式，去探讨自己关心的大问题、真问题。另外，在某一意义上，文学课堂可能是他更在意的舞台。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蓝老师就长期在清华开设“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现代诗歌与现代人生”等全校公共课程，并经常邀约当代诗人到课上朗诵、讲座。清华的学生课业繁重，周遭的人文氛围也相对稀薄，蓝老师的课程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广受清华学子的欢迎。我在本科阶段也多次选修、旁听蓝老师的诗歌课，也是在他的课上第一次见到了西川、邹静之、唐晓渡、黑大春、戈麦等众多风神各异的先锋诗人，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或许因长期面对非文学专业的理工科学生，如何让文学研究更好地与文学教育衔接，如何在作品阐释中融入对学生身心成长、成熟更有益的人生体悟，是蓝老师一直思考并实践的课题。1996年接受徐晓村的采访时，他就谈到自己对诗歌感兴趣，是因为“诗歌跟人生的生存状况和人的感性存在有很大关系”，它能“改善我们自身的生活。它常常能直接而又简练地回答人生的许多问题”。在清华的理工科环境中，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培育精神土壤的人文价值会更迫切地凸显，因为人文科学、文学艺术就是让人能持续保持鲜活的感受，“这样的感受才会构成从事任何一项工作的真正内在的动力”。最后，蓝老师特意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于“专业”之外：“我的研究成果，我的研究方法，适合于文、理、工各科学生和学者，我的著作是为文、理、工各科学生和学者准备的。”[20]这样的表达有点“傲娇”，可也是蓝老师多年实践的心得。
蓝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中代表性的一员。这一代学人带着各自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能量，在1970年代后期进入这个学科，开创了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但又都不为这个学科所限，或回归传统进行历史反思，或深度参与当代思想和精神的进程，或投身于更为切身的实践性场域，呈现“人大于学”的丰富样态，在不同的方向上做出了或广大或精微的杰出成就。蓝老师选择的是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径，早年谨守“正统”又向往更多“异端”，后来以“异端”姿态发言，却无意将“异端”发展为新的“正统”。在“正统”和“异端”之间、在文学史和理论批评之间，始终坚持文学阅读和文学感受的优先性，始终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广泛关联，重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在塑造情感、启迪人生方面的作用。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点意识，他的学术才保持了一种通脱、从容的迷人活力，在文学研究不断扩张又内卷，学术人格却日趋漫漶的年代，这些品质都在提示文学研究、学术生活原本的意义，带给人素朴又深长的教益。
姜涛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3期）
注 释
[1]蓝棣之：《序言：重构诗歌批评话语》，《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后记》，《正统的与异端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389页。
[3]在《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一书“后记”中，蓝老师称书中最初的论文“发表于1986年初，本是1985年夏天在全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发言，迄今12个年头了”。（《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这篇论文应该是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上的《现代作家创作无意识趋向考索》，署名林芝。此文从新的角度，分析了巴金的《家》《憩园》、茅盾的《子夜》、柔石的《二月》等几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新文学名著”，并注明：“本文是一九八五年五月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发言。”
[4]蓝棣之：《论新月派诗的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正统的与异端的》，第9页。
[5]蓝棣之：《论“现代派”诗的渊源、特征及评价》，《正统的与异端的》，第80页.
[6]冷霜：《分叉的想象——重读林庚1930年代的新诗格律思想》，《新诗评论》2006年第2辑。
[7]蓝棣之：《卞之琳：一颗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第72页。
[8]蓝棣之：《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正统的与异端的》，第313～316页。
[9]蓝棣之：《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第299～300页。
[10]蓝棣之：《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第291～292页。
[11]蓝棣之：《论雪峰的艺术个性》，《正统的与异端的》，第251、253、262～263页。
[12]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3]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后记》，《正统的与异端的》，第391页。
[14]蓝棣之：《论闻一多的诗思维》，《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第301～302页。
[15]蓝棣之：《序言：重构诗歌批评话语》，《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第2～3页。
[16]蓝棣之：《序言：重构诗歌批评话语》，《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第4、6页。
[17]尹鸿：《佛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引自《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附录之一《蓝棣之“症候”分析方法（摘要）》，第207页。
[18]蓝棣之：《后记》，《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第224～225页。
[19]蓝棣之：《21世纪诗歌写作的几种新的可能性》，《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第3～21页。
[20]《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附录之四《从体验到解释》，第215、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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