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封面
内容提要
大江会是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标榜国家主义的文化团体，其成员主要是清华留美学生，他们提出“理性的国家主义”，既追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又反对将国家主义极端化，演变为弱肉强食的沙文主义。梁实秋的诗论、闻一多的诗歌与顾一樵的历史剧秉持“诗人颂扬国家主义”的艺术理念，从不同侧面演绎了“理性的国家主义”的政治理念，代表了大江会的文学实绩。
关 键 词
大江会 理性的国家主义 清华学校 闻一多 梁实秋
大江会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以标榜国家主义为旗号的文化团体，其殊异之处在于，它是由留学美国的清华学校毕业生组成，虽存在时间短暂，且主要是一个海外学生团体，但其政治理念与文学实践均有独异的面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讨论清华学校与国家主义的关系、清华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内在复杂性等问题均不无裨益。
一 清华留美学生与大江会
清华学校素来注重学生演讲、交际能力的培养，学生社团活动较为丰富，学生从事结社、学会活动的意识也很突出；同时，一般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时间为八年，同学之间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也有助于小团体的建立。因此，以清华留学生为主体的大江会出现于美国，也就不令人惊奇了。
凡团体必有核心人物。大江会的核心人物是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等。其中闻一多、罗隆基属于清华1921级毕业生，梁实秋属于1923级毕业生。闻一多自幼热衷社团活动，在其自传《闻多》中说自己“喜任事，于会务无洪纤剧易悉就理”[1]。入清华后，闻一多一直担任班级、年级“职员”（干部），还是1921年成立的清华文学社社员。据潘光旦回忆，闻一多还参与组织了“丄社”：“丄即古‘上’字，这个社什么都管，电影不好，我们提出批评；有人上厕所不守秩序，屎尿撒在外边，我们也管。”[2]五四运动时，闻一多曾被选为领导运动的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五四后又作为清华的代表出席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1年，由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所高校师生发起的索薪运动导致了“六三惨案”，闻一多、罗隆基、何浩若等29名清华应届毕业生宣布罢考，被学校以“自动退学”的名义除名。经过斗争，一年之后，这29人方得以视同毕业资格，登船留美。
这样倾心团体活动、对社会政治素有热情的活动家，留学后自然也不会甘于寂寞。1923年初，1921／1922级清华留美学生中，出现了几个自发的通信团体。1923年春，为了建立《清华周刊》驻美编辑部，并讨论改组清华董事会，清华留美同学的交往进一步密切，大家都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团体。[3]1923年5月，罗隆基、吴泽霖、闻一多等决定成立一个以清华学生为核心的大江学会，到9月初，美国中部的清华留美学生在麦迪逊城举办年会，闻一多、罗隆基等便利用这个机会成立了大江学会。[4]其命名，按照浦薛凤的说法，是取中华民族历史久远源流不绝之意。[5]
大江学会的情况，可从罗隆基《关于新清华学会及改组董事会二事的答复》中了解一二。该文发表于1924年4月11日《清华周刊》第309期。为了避免国内同学将大江学会视为不满于原有的清华同学会而另立山头的分裂之举，罗隆基对大江学会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介绍。大江学会的宗旨是：“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前三句是表明对内的性质，“谋国家的改造”则表明大江对外的性质。他分别强调，大江学会非社交式的盟社“Fraternity”，因为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讲主张的，而大江是崇奉一定的主张的；大江学会非政党，因为政党的范围是政治，而大江决不限于政治的活动，政党的改造手段主要是争立法的多数，掌立法院的全权，而大江的手段决不限于此。罗隆基又说，大江会员的绝大多数是崇奉国家主义的“nationalism”，“说我们是一种国家主义者的联合，亦未始不可”，“我们的国家主义，有我们学会里自己的解释，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的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可见，大江学会是一个比社交团体更为紧密、目的性更强、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非政党的组织，其不采取政党的形式，可能是与当时国内政党名誉不佳有关，而非没有政治理念和类似的组织发展，国家主义就是大江学会的核心主张。
《清华周刊》
在下面这封信中，罗隆基袒露了部分清华留学生出国后的思想变化过程：
我们承认，我们受了环境的刺激，我们的思想改变了一些。……我们现在誓用“积极合作”的方法。我们更觉得“己国无和平的国民，不配谈世界和平主义”，我们现在誓崇奉国家主义，取“国治而天下平”路径，以进到国际主义的目的。[6]
当然，这些留学生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帜，在原有的清华同学会之外成立带有政治色彩的新组织，亦难免会遭到物议。正因为如此，罗隆基才反复强调大江学会与清华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是国家主义底下的奋斗者，我们同时是清华的忠心份子，……我们所祷求于清华同学者：鼓励我们，不要讥笑我们；指导我们，不要猜疑我们。”[7]
大江学会到1924年9月初即改组为大江会。1924年9月，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何浩若等清华同学在芝加哥Drexel Hotel召开会议，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看法，主要包括：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8]随即，大江会宣布成立，罗隆基担任理事长。每个在场成员都面对梁实秋从国内带去的五色国旗，宣誓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9]
根据潘光旦、浦薛凤等人回忆，组织大江会的核心人物是闻一多。[10]一般清华学生学习年限为八年，因为留级和罢考，闻一多在清华待了十年才赴美留学，因此他交游广泛、人脉发达，除了自己所在的1921级，对上下级校友也极为熟稔。梁实秋曾回忆，因为饱受五四运动的震荡，同时在清华园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因此清华1921级、1922级、1923级同学感情特别融洽，交往也比较频繁。[11]这其中，闻一多、罗隆基等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大江会的成员主要是闻一多同级的1921级清华学生以及部分1922级、1923级学生。
再加上美国大学盛行兄弟会，中国学生来美之后，也纷纷模仿，组织了不少带有神秘色彩的小团体。梁实秋曾撰文谈留美学生的兄弟会，认为这些组织行迹隐秘，褒贬不一，后潘光旦撰写《留学生与兄弟会》在《留美学生月刊》1925年6月发表，揭载后识者忧之。1925年邰爽秋、常道直因纽约中华教育学会收受某兄弟会之奖品，发起拒奖活动，历数兄弟会两大罪状，一曰秘密，二曰违反共和精神。[12]可见组织兄弟会这一类紧密的小团体乃是北美中国留学生的一时风尚，虽然备受争议，但势力不可小觑。1925年，闻一多在给梁实秋和顾一樵的信中说：“本年东部年会中之活动不但可以宣传国家主义，而且可以宣传大江会”，并策划欲使大江会成员、原清华1921级年级长熊祖同当选年会主席，以拓展势力。在这封信中，闻一多还说罗隆基成为Intercollegiate Cosmopolitan Club 的International Assembly的两位中国代表之一，另一位是潘光旦——“这种要在国际替中国人争面子的职务，竟都落江滨人的手里了，确乎是江滨底荣耀。”[13]这里说的“江滨人”，指的应该就是闻一多组织的小团体“江滨聚餐会”，这个团体包括余上沅、梁实秋等人，可能与大江会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闻一多结婚时个人留影
闻一多如此倾注心力于大江会的发展，与其思想倾向有直接关系。闻一多本身就是“民族气息极为浓烈的人”[14]，1919年闻一多在《建设的美术》中就提到“国家美术”（national art）的概念，认为美术对于国家来说，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切实的建设力的”[15]，很早就表现出自觉的国家意识。因为强烈的民族感情，闻一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者，这使得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站位非常奇特，看起来更像是浪漫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他认为《女神》缺乏地方色彩是因为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底文化。”出于民族本位，他批评文学上的世界主义，认为“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他甚至主张应当恢复对于“旧文学底信仰”，鼓吹东方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哦！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人吓倒了！”[16]
出国之后，闻一多在美国的体验总体上是不愉快的，种族歧视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伤害，并激发了其对祖国的更为热烈的思念，他给吴景超写信说道：“‘不出国不知道思家的滋味’……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17]1923年1月14日闻一多家信中说自己打算缩短留学时间，一方面是因为自信有美术之天才，学与不学无大关系；另一方面与留美的感受有关，“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洩余之积愤”[18]。异域经验加深了他的国家认同，刺激了他的民族情感，促使他从一个感情的爱国者转向行动的爱国者。正像梁实秋所说：“一多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在国内面对着那种腐败痛苦的情形他看不下去，到了国外又亲身尝到那种被人轻蔑的待遇他受不了，所以他对于这一集会（成立大江会——笔者注）感到极大的兴趣。”[19]
在大江会成立之后，闻一多始终是最热心于会务的一个。[20]1925年6月闻一多从美国回国，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他一边积极策划《大江季刊》的出版，一边广泛接触国内国家主义派别，寻求扩大大江社在国内的影响。当时李璜在北大任教，北京的国家主义也很活跃。闻一多与李璜交往密切，深度介入了国家主义派在北京的各种政治活动。李璜列闻一多为他在北大教书时的四位好友之一，每次通知他开会，他必如时到来，并喜发表意见，而且对他所编的《大江季刊》推销甚力。[21]李璜又说闻一多对于国家主义的宣传最为热心，其所办的《大江季刊》，也为学生们所爱读。[22]
在“醒狮派”的策划下，北京的“国魂社”等国家主义团体组织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闻一多也代表大江会加入。1926年1月23日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其中说道，“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此点李璜等亦颇承认”[23]，希望罗隆基、何浩若等人尽快回国，参加国家主义活动。
国家主义者施真在《纪念闻一多先生》中回忆，在参加国家主义团体联合筹备会时，闻一多和邱大年、余上沅、罗隆基是代表大江社和大神洲社的，闻一多对于这一运动是“很诚挚而热烈的”，“是一个热忱的国家主义者”。后国家主义派发起“反抗苏俄帝国主义援助旅俄被难同胞大会”（简称“反俄援侨大会”），这个大会的名称，是由闻一多汇集各个大同小异的名称加以修正而获得全场一致通过的。闻一多还亲自绘画了各种“反俄援侨”的讽刺画，交给学生去翻印。[24]
虽然有闻一多、罗隆基等人在国内外的领导与组织，但大江会还是寿命短暂，很快便无形解体。对此，亲历者有不同解释。在1947年的《罗隆基论》中，梁实秋认为，因为国民党有一个时期将国家主义派列为“反动”，“所以罗隆基这一班人便遭受排斥。他的朋友们，都各自逃生去了，于是‘大江’解体”[25]。在《谈闻一多》中，梁实秋又说：“大江会不是政党，更不是革命党，亦不是利害结合的帮会集团，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会员增加到三五十人，《大江季刊》（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出了两期，等到大部分人回国之后各自谋生去也，团体也就涣散了。”[26]潘光旦则回忆道：“回国后，我们看到国民党刚兴起，还有点朝气，觉得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回国后大江宣言就压下来未发，大江的人也散了。”[27]这三种说法孰是孰非，姑且存而不论。但大江会的存在，以及对闻一多、罗隆基等成员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二 大江会的国家主义
大江会将国家主义定位为自己的基本宗旨。在《大江季刊》的《发刊辞》中，编者提出，“我们是一个绝对信仰国家主义的一个结合”，发行刊物的主旨“即在图谋国家主义在我中国之宣传与实施”。[28]同时，编者“最要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气节”，即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的精神。这就表现出大江会的国家主义一开始便强调伦理-精神的维度。
大江会的国家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大江会宣言》中。这一宣言据说为罗隆基主撰[29]，完成于1925年6月1日，曾分四期连载于《清华周刊》第24卷第5—8期，稍后又发表于《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该宣言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认为近代国际史就是国家主义与帝国侵略主义互相冲突的历史，一个“显明真确”的公例是：“任何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30]
第二部分“中国目前变乱之原因”，提出中国变乱是由于外国帝国侵略主义的阴谋，但是，如果国民能以国家主义自卫，则外人也无所用其技矣，因此中国今日之变乱也可以说是因为缺少国家主义。
该宣言重点是第三部分，介绍“大江的国家主义”。作者强调，什么是国家主义一定是因时因地而异。因此，“除以中国为根据外，更无抄袭之余地也。准此，更知在国家主义定义上，而欲引外来之学说及事实以作根据者，即为违背国家主义自身之信条；盖忘却本国一切现象，即已忘却国家，忘却国家即无以为国家主义”[31]。所以，该宣言力图将自家的国家主义与流行的国家主义区别开来，以凸显“中国的”“大江的”国家主义之特色，其定义为：“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接着，作者又分别对相关的重要概念做了解释：“保护中华人民一切政治上经济上及文化上之自由活动者，为中华人民所组织之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国以行使职权者为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大江会国家主义有明确的效忠对象——它既是文化意义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也是指具体的国家——中华民国，更是指具体的国家机构——中华民国政府。因此，侵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及统治上的独立，也就是成为中华人民全体之公敌，中华人民全体当起而为一致之抗御。这就是大江会国家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四部分为“大江的宗旨”，即“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的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这里所谓的内部改造运动，“在促起中华人民对国家之一种自觉心，在提倡中华人民一种成仁取义死节赴难为国牺牲之气节耳”。作者认为，中国已呈亡国之气象，因此必须有一次绝大之改革运动，“在人民精神上作一次掀动，以斩绝当道亡国之志愿，洗涤国民亡国之心理，扫除中华亡国之气象”。而这一精神改革运动，就是大江同人所认为的中华内部改革的初步。第二步，就是要打破此老朽顽固之政局，而求政治之革新，换言之，就是追求中国政治上彻底的革命。首先就要驱除一班老朽愚顽为民害者之政治人物，组织适合二十世纪之青年政府。在教育方面，首先要扫除一切宗教式的洋化教育，其次是以国家主义为教旨，再次是求强迫教育的实现，最后是求高等及大学教育的改良。在经济方面，由政府进行发展工商业的计划，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避免阶级战争，制定法律，保护劳动者利益，抑制机器工业的流弊。在国防方面，实行强迫征兵制，促进国防海空军建设，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教育。在社会改造方面，应该从人口问题着手，鼓励优生，提倡节育。大江会对外的宗旨，主要包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权完全独立、领土完全归还、修正一切不平等条约、解除一切不平等待遇。同时，“将于民族自决主义下求被压迫诸民族之互助，以打倒少数暴民专制之帝国侵略主义”，“我辈且愿与列强之民众联合打倒帝国侵略主义以求国际间开诚布公之合作，以达到‘国治而后天下平’之目的”。[32]
《大江会宣言》体现了大江会对国家主义的独特理解，带有鲜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特征，既追求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以中国的富强为目的；又反对将国家主义极端化，演变为弱肉强食的沙文主义。这在另一些文章中亦有体现。如何浩若认为，现在国内政治力量都不足以依靠，如“研究系之朝秦暮楚，国民党之到处捣乱”[33]等，因此应该提倡国家主义，在现有政治势力之外寻求出路。但他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与人道的关系不应冲突，其文中引用马志尼的说法：“凡为国家作事，必自问该事有乖人道否，如良心告我与人道有乖，则勿为。即令有利于国家，亦勿为也。”也就是说，马志尼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是有限的，是以不与人道主义相冲突为底线的。何浩若又认为：“则此玛志尼之所谓国家主义原为手段而非目的，似与孔孟之所谓治国平天下相近。而所谓爱国以不乖人道为准，自有不忍之心存乎其间。我辈谈爱国愿取法玛志尼，不当以帝国主义之毕士麦为准也。”[34]可见，何浩若更愿意将国家主义当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的目的。
浦薛凤的《理性的国家主义》是《大江季刊》上最值得注意的理论文章。因为大江会所提倡的国家主义，从广义上来说都可归为“理性的国家主义”。该文首先提出不应奢谈世界大同的高调，作者自己并不反对世界大同，但“爱己者始能爱人，爱国者始能爱天下”，中国若要振作必先提倡国家主义。但是，万一理解不够，提倡失当，那么国家主义就会变为鲸古主义和嚣奋主义[35]，“其流弊亦足以启导侵略，胚胎战争，使东亚数千余年文化之古国，重演西方帝国主义与侵略主义之惨剧”，所以提倡国家主义者必须再三思考，慎之又慎，“务须有澈底的了解，确切的界限，庶几国家主义不成以毒攻毒逞快一时之主张，而为公诸天下之理论”。之所以提出“理性的国家主义”，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容易将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等混淆，所以需要与道听途说的“国家主义”加以区别。
那么，什么是“理性的国家主义”呢？该文做出了清晰定义：
理性的国家主义者，承认国家为人群底政治生活至要不可缺之单位：所以深信世界和平，不在摌除国界，却在责任各个国家，内则自治统一，保守安宁，并发扬其优美文化；外则不作土地或经济或政治上一切侵略，遵行国际公法，协谋普天下人类底幸福。[36]
作者认为马志尼的国家主义是最纯粹的。其后逐渐流变为德国式的国家主义，也就是沙文主义，“今则为自尊，为侵略，为武力，为‘有自己没他人’的主义”，唯一的结果就是冲突与战争，与马志尼的起点背道而驰。因此，“理性的国家主义”与沙文主义是有天壤之别的，有“四非四是”可以说明。“四非”是指：“（一）非‘鲸古主义’，种族主义，武功主义；（二）非国权至尊，不认国际法底裁制之主义；（三）非谓任何国家底民族得借不相侵略之旗帜而使国内扰乱无纪；（四）非与世界主义相冰炭的主义。”“四是”是指：“（一）是己所欲者施于人的主义（故只自卫而不侵略）；（二）是拥护国际公法不视政邦为万能的主义；（三）是责各民族善治其国之主义；（四）是真牌世界主义底基础。”
作者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国家思想，缺乏国家的自觉，“中华无本身的知觉，故民众底国家思想薄弱，因为民众底国家思想薄弱，所以有目前纷乱现象”。所以，中国不亡，必先统一，欲实际的统一，民众必先有心理上的统一，欲有心理上的统一，须提倡国家主义。
该文认为，提倡国家主义须有战斗性，“伟大的民族必须有几分义勇，必须有几分羞耻，即必须有几分战斗性！”“直待我民族有战斗性，乃能成世间第一等国。”“我并非惑于一时情感之冲动；我并未鼓吹拳匪式的排外；我更非提倡俾士麦克底‘铁血’。我馨香拜祝，愿我大中华国民发展几分‘知耻近乎勇’的精神，几分天赋人类的战斗性，以保守我大中华底文明，以贯澈理性的国家主义。理性的国家主义，不是强暴底别名，也不是怯懦底盾牌，却是人类相处的中庸大道。”
该文指出，智识阶级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最可痛惜者是智识阶级没有统一的政治思想。作者大声疾呼，提倡“理性的国家主义”与战斗性，是因为中华民族缺乏此两要素。智识阶级不能怯懦，不能接受外国共管，智识阶级的言论具有“染国”的能力，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如何能提倡国家主义，而同时使其为‘理性的’，此实我辈最重的责任”[37]。
过了多年之后，浦薛凤在回忆中，对大江会的国家主义有了一番新的解释：“在留学美国期间，努生与一多诸友曾组织大江会，鼓吹‘族国主义’（英文所谓nationalism）。族国主义原本主旨在提倡与实行每一民族应成一独立国家。但英国学者，正因为当时大不列颠帝国包括许多民族许多地区（所谓‘英旗无日落’），遂纷纷提倡数个民族而能共同建立一个国家，更能证明其具有内在的人权与自由。无论如何，此两种相异的‘族国主义’却具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要点，即一个国家，不论其由一民族或数民族所构成，必须维持其国家之独立自主，亦即主权完整。但是当时一般社会，于有意无意之中，误指误译为‘国家主义’（英文作statism，此实源于法文etatism一字）。‘国家主义’提倡国家有最高无上的权力，可经立法过程控制个人及团体任何方面，任何性质之权力。由此可见一出一入之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38]在这里，浦薛凤认为应该将大江会鼓吹的nationalism翻译为族国主义，它与狭义的国家主义即statism有毫厘千里之差。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姑且不论，但确实显示了大江会提倡的国家主义与将国家理念绝对化的国家主义思想有相当的不同。
浦薛凤的文章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表述了大江会“理性的国家主义”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这一主张与少年中国学会、“醒狮派”等国家主义派别的不同。相对而言，大江会反对将国家视为绝对理念，反对将之视为最高价值，而是认为应当将国家与人道、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进行调和。同时，大江会更重视知识分子对国家意识的信仰和鼓吹，以及负有的社会责任，更重视精神层面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相对而言，在具体的救国政治理念和政策、手段上缺少具体的设想和论述。这也与其成员皆为留学生，而各有专业学习任务、并非职业政客有关。我们更多可以将大江会视为一种基于爱国主义情感的聚合，虽然有短暂的政治抱负和冲动，但不足以形成真正有行动力的政党。
大江会的国家主义还有注重文化的一面，这也与闻一多有关。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纽约同人“皆同意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所以表彰印度、日本等爱国诗人及民族艺术家，闻一多自己也准备回国后研究中国画，“并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尊我国文化”。提倡中华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被征服带来的危险更甚：“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39]在另一篇文章中，闻一多谈到文艺与爱国之间的关系，他举爱尔兰的例子，认为爱国运动能够与文学复兴互为因果，而我国的爱国运动与新文学运动正是同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正因为它们没有结合在一起，所以爱国运动收效不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有限。所以《诗刊》诞生在“三一八”事件之后，本来是巧合，“我却希望大家要当它不是碰巧的。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40]。爱国也是诗，诗人的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41]。
闻一多等认为，在政治运动之外，文艺很可以支持爱国主义的鼓吹，艺术家应该投身于民族文化的独立，而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等人也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实践了大江会的国家主义文化理念。
三 大江会的文学创作
大江会存在时间很短，刊物也只出版了两期，但和《醒狮》周刊不同，大江会对文学相当重视，文学作品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不仅如此，这些作品政治意味浓厚，主题显豁，可以视为对国家主义的文学形式的表达。
梁实秋：《诗人与国家主义》
梁实秋的《诗人与国家主义》是《大江季刊》上唯一一篇文论，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大江会如何理解国家主义与文学的关系。该文以英国诗人为例，阐述诗人的国家主义精神与思想。作者认为，上古时期，诗人和人民都是富有爱国心的，在利害冲突之际，便聚族而斗，把那聚族而斗的精神发扬光大遗传至今的便是诗人。人类经过进化而演进，但爱国爱族的精神始终保留在人类的心里，因为人类天性如此。因此，诗人有爱国精神是很自然的，“诗人的爱国思想，完全是激发自他的情感”。“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凡是有感觉与自重心的人自然该知所警惕，何况感觉最敏锐抱负最高尚的诗人呢？”[42]作者认为，“爱国的诗大半是赞美‘牺牲’的精神，讴歌平等自由的精神。诗人无不酷爱和平，但是诗人更爱他的国家，尤爱他的国家之自由。诗人之所最不能容忍的即是国家之受人桎梏，与国人之怯懦”。因此，诗歌与爱国主义有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不仅如此，许多诗人不仅爱国，而且爱“爱国的精神”，所以他们不只爱自己的国家，也爱他人的国家，这是一种“侠义的风度，也可说是对真理的忠诚”。诗人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沙文主义，而是爱每一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尊重各自爱国的愿望，“主张爱国的诗人，其心胸之广大正不在世界主义者之下。诗人不是属于一国的，而属于全人类的；他激发人们的爱国，不是激发一国的国民爱国，而是激发全人类的爱国心”。
诗人热爱国家是发自天性，那么在诗歌艺术上如何平衡内容与形式？梁实秋说：“诗人的爱国是极自然的事。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会生出恋恋不舍的情绪，更何况于我们祖宗坟墓所在的祖国呢？……诗的价值的平衡是在其自身的艺术的优美，所以我还是笃信‘艺术为艺术’的主张。我论爱国诗的时候，是论诗里的爱国思想，与诗的优劣毫无关系。”在这里，他巧妙地将诗的优劣问题与诗的主题问题区分开，而将自己的论述只限定在诗歌能否表达国家主义思想这一领域，从而回避了诗的过度理念化对诗歌艺术本身可能造成的损害。他进一步指出：“诗人的国家主义，不只是政治经济上的一个主义，而是广义的自由独立的精神，国家主义的诗人所誓死抵抗的是侵害与怯懦，他所要求的是正义与忠诚。诗人所最不能忍受的便是看着自己的祖国沦落到不能自立的地步而国人尚不自觉。”[43]既然诗人的国家主义可以抽象化为“独立自由的精神”和“正义与忠诚”，那便完全可以作为人类的核心价值而被广泛承认，如此，即使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也可以毫无顾虑地表达广义的对国家的忠诚，而不会觉得这种政治化理念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妨害。
能够在创作中体现梁实秋“诗人颂扬国家主义”理念的是闻一多。闻一多到美国留学之后，祖国内忧外患的消息不断传来，又耳闻目睹国人在美受到的种种歧视，国家意识更加自觉而强烈，“国家”成为这一时期他的文学想象的核心意象，从而创作出一系列著名的“爱国主义”诗歌。例如，写于1922年10月的《忆菊》，借助对菊花的绚丽描写，表达对国家的赞美与思念。[44]这首诗辞藻华美，色彩繁复绚丽，情绪充沛而略带唯美主义的痕迹，而与对祖国的歌颂与思念完美地结合，典型地体现了国家主义文学的浪漫主义特色。
闻一多是《大江季刊》最积极的作者，在两期刊物上共发表《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浣衣曲》《七子之歌》《南海之神》六首诗歌。这些诗创作时间不一，有些是写于1925年初，但基本上反映了闻一多此时的思想状况。《长城下之哀歌》通过“我”与长城的对话，揭示了“长城”这一民族意象的复杂文化内涵，表达了诗人多样的情感。长城是“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又是“旧中华底墓碑”，既有悠久的历史，“老而不死”，又必须守着自己的文化。长城既是“身长万里的苍龙”，又是“一座曲折的琇屏”，为沉睡的国人担当保障，但这种保障是无效的，直到国人“睡锈了我们的筋骨”“睡忘了我们的理想”，盗贼登堂入室，国人只能投降。历史上，辽、金、元、清等民族的入侵从来没有被长城所阻碍，中原大地屡遭蛮族的入侵，最后儒家文化却将这些少数民族同化，“洗尽腥膻，攀上了文明底坛府”。但今天中国面临的敌人更加可怕：
是天灾？是人祸？是魔术？是妖氛？
哦，铜筋铁骨，嚼火漱雾的怪物，
运输着罪孽，散播着战争，……
哦，怕不要扑熄了我们的日月，
怕不要捣毁了我们的乾坤！
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改变和侵入，不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改变，是所谓“国性”的改变，这可能才是闻一多更加在意的。古老中国的生活方式消失了，而中华美学也即将无处可寻——“珠帘半卷的高楼”“睡鸭焚香”“龙头泄酒”“一树碧阴”“满庭红日”的散淡生活，“农夫荷锄”“柳荫渔舟”的田园诗意，都将被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所改变：
哦，从今只有暗无天日的绝壑，
装满了么小微茫的生命，
像黑蚁一般的，东西驰骋，——
从今只有半死的囚奴，鹄面鸠形，
抱着金子从矿坑里爬上来，
给吃人的大王们献寿谢恩。
从今只有数不清的烟突，
仿佛昂头的毒蟒在天边等候，
又像是无数惊恐的恶魔，
伸起了巨手千只，向天求救；
从今瞥着万只眼睛的街市上，
骷髅拜骷髅，骷髅赶着骷髅走。[45]
在这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中，不乏见利忘义的投机者，不乏仍沉醉在强国幻梦中的空想主义者，他们夸道“未来的中华”，认为只要开发矿藏，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振兴贸易，战舰商船就会带来无穷的金银货币，“西欧底海狮”和“北美底苍隼”就会在上国之前请命，中国就能成为“东方的日耳曼”“黄种的英伦”，诗人将这斥之为“假的中华”，这些幻想者分明是在自欺欺人。诗人无法抑制自己的失望和愤怒，他请二十四史里的一切英灵，都起来看看这“明日的中华”，看看这国家四万万的行尸走肉，是否能相信是自己的子孙？面对陷入绝境的国家与民族，诗人不禁放声一哭。全诗通过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中国的对比，呈现对中国现状的极端失望与愤怒，其中既有对悠久历史的赞美，又有对以“长城”为代表的大陆文明的保守自限、封闭狭隘的反思与批评，诗人最后呼吁要撞倒这等于“赘疣”的长城，回到虚无中去，调子不免有些低沉。
恨之深来自爱之切，诗人的爱国激情，常常在冷热两极摇摆。闻一多的另一首《我是中国人》，以堂皇激昂的格律，表达对中国历史的自豪，对民族文化的赞美，以及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诗的首句是“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表明诗人的态度。中国人是黄帝的后裔，是从“地球上最高处来的”。接着，“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这条大河流过亚洲大陆，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中国人是“伟大的民族”，因为“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这历史是“一只金罍”“一掬清泪”，赋予了中国人尧舜的心、荆轲聂政的血：
我心头充满戈壁底沉默，
脸上有黄河波涛底颜色，
泰山底石霤滴成我的忍耐，
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46]
显然，诗中的主人公既有坚忍的韧性，又有峥嵘的头角，他意识到祖国的命运，对国家的处境有清醒的自觉：“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国家的历史是无可置疑的存在，是国民记忆的源泉，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它不仅意味着过去，更连接着国家的将来，伟大光荣的历史必将意味着伟大光荣的将来。因此，诗人预言中国必将有光明的将来：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一滴泪，
我的泪洗尽人类底悲哀；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一声笑，
我的笑驱尽宇宙底烦恼。
显然在这首诗中，诗人对中国在亚洲与世界的位置有充分的认识，对中国的未来是充满自信的。
另一首短诗《爱国的心》[47]，则通过对现代国家的具体符号的描述，表达当代人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建构国家形象的：
我心头有一幅旌斾，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这心腹里海棠叶形
是中华版图底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这首诗虽然极为简短，但通过“旌斾”“五色”“心脏”“海棠叶”等意象的链接，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爱国者的形象。这个中国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而是有具体的现代国家的要件，国旗的图案与颜色、国家版图的海棠叶形状，都成为诗人寄托爱国之情的具体对象，而染有五色、形状如海棠叶的心脏，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诗人的生命所在。全诗巧妙地表达了个体与国家融为一体、心意相通的理念。
国家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歌颂民族英雄，以振起民气。因此，闻一多在《大江季刊》发表《南海之神》一诗，就自有他的用意。这首诗的副题为“中山先生颂”，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为纪念他而作。闻一多此时鼓吹国家主义，而孙中山正是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创始人，包括闻一多在内的大江会同人，对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与政策并不完全赞同，而这种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现有政治力量的不满，也正是大江会成立的动因之一。这也使得闻一多写作《南海之神》成为需要解释的事件。事实上，在该诗发表之前数月，闻一多已经写信给梁实秋，提到《南海之神》将脱稿，“刊入《大江》不嫌其为国民党捧场乎？我党原欲独树一帜，不因人热，亦不甘为人作嫁衣裳”[48]，可见闻一多也曾担心《南海之神》被视为吹捧国民党之作，因此需要将对孙中山的歌颂与吹捧国民党进行切割。但后来《大江季刊》还是刊发了这首诗，可见至少在《大江季刊》编辑部同人看来，这首诗并不违背闻一多的国家主义立场。
事实上，读者在阅读这首诗时，应注意到诗人是从民族、国家的高度而非具体政见的层面来认识孙中山及其毕生的奋斗，虽然孙氏及国民党具体的政策举措或有可议，但作为当代民族英雄和爱国精神的化身，则是任何国家主义者都必须承认的，而且当时也急需这样一个当代英雄的形象。因此全诗采取了神话故事的形式，完全不涉及具体的政治理念，回避了政争。在诗的开头，神的降生就被描写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的时刻。海水熬成了一锅热油，“妖云在摇旗，迅雷在呐喊”，“世界要变成一场大血战”，而就在此时，一个婴儿诞生了：
婴儿醒了，呱呱的哭声
载满了一个民族底悲哀[49]
因为这个婴儿是如此重要，整个民族的命运悬于一身，因此万物皆向其俯首，保护其安宁与睡眠：鸟儿的歌声涌到喉间又吞下去了，花瓣儿浮在空中不敢坠落，一切都敛息屏声，“维持着这新生命底睡眠”。
这个婴儿因为是命运的宠儿，是上帝的选民，因此集中了自然界所有的优点：五岳献出的“庄严”，瞿塘峡石壁献出的“坚忍”，扬子江献出的“毅力”，太平洋献出的“度量”，海鸥献出的“冒险精神”，春雨和薰风献出的“慈霭”，晨鸡献出的“先觉底智慧”，困兽献出的“决斗底精神”，以及造物主交付的“创造底全能”。集中了全世界的美德和技能的人，几乎等同于整个宇宙：“一个宇宙在人间奔走呼号！”这是一个可以和列宁、林肯比肩的圣人，他冲撞关闭了五千年的朱门，挥起巨斧，劈开了封闭的国门：
于是在第二个盘古底神斧之下，
五千年的金龙宝殿一扫而空——
前五千年底盘据地禅让给后五千年了。
于是中华的圣人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这圣人是我们中华历史上的赤道，
他的前面是一个半球，
他的后面又是一个半球。
他是中华文化底总枢纽，
他转斡了四万万生灵底命运。
诗人对这位南海之神是如此崇拜景仰，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救星、起死回生的国手，甚至借用基督教中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乞求圣人的庇护。伴随着对神的崇拜，是对个体和自我的贬低鄙视，是以忏悔来实现皈依，“请你宽赦我们请你饶恕我们，让我们流出忏悔的血泪洗你心上的伤痕”。诗人用繁复的意象和比喻，来表达自己和人民对圣人曾经的伤害、误解、戏谑的忏悔之意。当然，被自己的子民所伤害和误解，是成圣成神的必经过程，只有经过炼狱之火，伟大的灵魂才能铸成：
你戴着痛苦如同戴着荣华一般——
荆棘之冠在你头上变成璀璨的玉冕；
悲哀之泪像倒流的弱水，
流到你心中潴成了仁爱的仙海；……
你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伟大！
你定让我们忏悔让我们忏悔。
这首诗借用了赞美诗的主题，在当时的悼念诗中独出一格。诗人将孙中山比作神，而且几乎明示了其耶稣基督的地位，孙中山既是民族英雄，也是民族与国家的化身，因此诗中的南海之神，实际上是将人、历史、文化、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神格化。而孙氏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也自然被收容到国家主义的宽广胸怀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诗人的一种巧妙的言说策略。
顾一樵（顾毓琇）
在《大江季刊》的文学创作中，除了闻一多的诗歌之外，顾一樵的历史剧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早在清华读书时期，顾一樵对戏剧就有极大的热情。1923年4月，顾一樵编写了三幕剧《张约翰》，6月公演。8月17日，他赴美留学。在清华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氛围中，顾一樵深受感染，写出了一系列历史剧。1924年双十节，大波士顿中国学生会举行集会，上演了顾一樵编写的三幕剧《国手》，顾自己担任导演。同年12月，顾一樵开始编写《荆轲》。1925年5月，顾一樵完成历史剧《项羽》，“创作中我投入了爱国主义情绪，希望能支援全国范围内的反帝运动”[50]。1925年9月，中国学生联合会在锡拉丘兹大学召开东部联会，从9月3日到8日，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会举行联合年会，年会除了宣读论文之外，还在8日特别召开国防问题讨论会。讨论会中，顾一樵应名编导了剧本《国殇》，并“为情绪激动的观众们排演”。1926年1月，顾一樵写成历史剧《苏武》。1930年，他又完成剧本《白娘娘》。1932年7月，顾一樵的剧作集《岳飞及其他》由新月书店出版，收入《岳飞》《荆轲》《项羽》《苏武》四个剧本，这四个剧本的主题是一致的，都是“聊扬国人悲愤之气，不敢自云负提倡民族精神之巨任也”[51]。有学者认为，顾一樵是1920年代话剧的历史叙事中“真正塑造一系列男性英雄形象、赋予现代戏剧以慷慨悲壮的阳刚之气的”，又说“由于社会形势的制约和传统文化的渗透，剧作家只是有时涉及英雄的个性特点和特殊情况，而更多地强调了英雄的民族使命意识，塑造的历史英雄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人民伦理’的英雄，其大我化倾向基本上是集体的大我化，也就是超我化，而不是个体、自我的大我化”。[52]如果注意到顾一樵的国家主义背景，上述结论显然可以更加深化。
顾一樵：《荆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顾一樵在《大江季刊》发表了两个剧本，先来看《荆轲》。该剧发表于《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是以荆轲刺秦王为故事原型，通过塑造荆轲、高渐离、樊於期等一系列人物，赞颂了为了国家和正义事业不惜牺牲自我的英雄主义和反抗精神。对实行侵略吞并六国政策的秦国的反抗，基本上以《史记·刺客列传》为依据，但是也有些艺术加工和虚构。对当时中国的讽喻，比如剧本里争吵不休的书呆子，“只晓得死读书，连打架都不会的人”，荆轲则是要“仗这霜芒利剑，杀尽天下的奸雄！”[53]
荆轲的一段悲歌，很明显是以强秦来隐喻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
我痛恨强秦，
我痛恨强秦，
张开血盆似的巨口，
要把六国一气侵吞。
夸什么豪杰之士！
说什么血气之伦！
眼看着：
秦兵像疾风暴雨，
吹到了易水之滨，
要劫掠燕人的子孙，
要盘踞燕人的祖坟！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荆轲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剧中虚构了荆轲的侍妾秋纹一角，并以归隐幽居、避祸于乱世的想法试探荆轲的真实意图。她假意劝说荆轲，一死殉国并不难，但秦国正当强盛，死亦无益，不如“相携归隐共乐天日？春风秋雨，阴晴万变，但在山中赏此奇景，也不冤枉”。但荆轲认为，大丈夫生当今世，“岂能独自逃到山野去偷生”，明知暴秦得势不可遏制，但仍然应当以死报燕国，“不免还得为天地间存一些正气罢了”。
先是田光推荐荆轲执行刺杀的任务，为了保守秘密而自刎。后樊於期为报国仇家恨而献出了自己的首级。剧本中逐渐加重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气氛。荆轲在易水之畔，高唱着“我不管事败功成，／把颈血且溅秦庭，／让秦王雄心慢逞，／嗅嗅燕人的血腥！”一去不返。剧本的最后，荆轲虽然刺杀失败，但秦王心胆俱裂，吓得出现幻觉，以为荆轲复来，不禁“畏缩万分，伏地侧目上视，吓得呆了一般”。总体而言，这一剧本尚有习作的粗线条痕迹，人物刻画简单，艺术成就有限。
另一剧本《项羽》发表于《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篇幅更长，内容更丰富。此剧以楚汉相争的最后阶段为题材，以虞姬为开端，并贯穿全篇，选取了虞姬的视角来看待秦末这场惊天动地的战争，表达了对武力的矛盾情结。
第一幕，巨鹿城中虞姬母女对话，表现秦兵正在围困巨鹿，危在旦夕。借周奇之口，批评准备投降秦兵的无耻文人，一群文官要将虞姬献给秦国将军，以求媾和，但虞姬宣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死守巨鹿。项羽带兵已到安阳，但统帅宋义按兵不动，项羽在范增激将法之下杀了宋义，夺了兵权，率军驰援巨鹿。第三幕，通过虞姬之口，说出了对“兵”——暴力的恐惧，无论是秦兵，还是杀败了秦兵的楚军，虽然被赵国人当作救星，但虞姬还是恐惧，“正是自己不中用，请人帮忙，也许会比亡国还惨呢。我们不是抵死不投降么？现在大家开城迎接楚兵，一大群人跪着接项羽，我看也就同投降一样”。在百姓看来，兵的本质都是一样，都是要劫掠百姓的，所以在项羽到来的时候，在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虞姬拿出白薯和豆子给他吃，因为楚军吃厌了白薯、豆子，因此不怕他们抢。当项羽问虞姬为何要躲避楚军时，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女 我们怕，我们怕这个力能举鼎的项羽比秦王还要变得强暴！
项羽 不会！项羽起义便是为着杀除强暴，他那里会自己强暴起来呢！
女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这么推戴，他便觉得他已经是诸侯的王！从此西去灭了秦国，那更是不可一世，我从他打破秦兵的时候起，我就为他担忧。我不怕他不打胜仗，我怕他是以暴易暴。
项羽 对了，我也相信作恶的引诱非常的大。他可以自己毫不觉得地做出强暴的事来。这实在是人的弱点，我相信他假使能听你的话，一定很愿意时刻留心着。[54]
这里，虞姬表达了对项羽以反抗暴政始而将转化为新的暴政之担忧，这种对于武力的复杂认知，正是来自大江会同人的“理性国家主义”。“理性的国家主义”既主张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主，支持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又反对狭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反对沙文主义。事实上，欧洲的国家主义常常不能避免从追求主权独立、民族独立到向外扩张侵略、压迫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化，德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剧本中将权力对项羽的诱惑称为“人的弱点”，但国强便称霸其实是国家主义理论与生俱来的弱点，或者说是其固有的路径，如何克服国家主义变质为滥用武力的沙文主义与帝国主义，是大江会始终关注的问题。
剧中项羽在听了虞姬的一番教育之后，说道：“我十分感激你的劝告，这柄宝剑，留赠与你。倘若我项羽不能听你的忠告，死在剑下！”而虞姬也说：“只要英武的将军答应永远做一个正直无私的英雄！”就可以接受项羽的求爱。这其实是一个谶语，项羽并没有像他答应的那样以天下社稷为重，而是很快便陷入与刘邦对国家统治权的争夺当中。
第四幕主要塑造了矛盾的项羽，一方面是靠武力横扫天下，另一方面又像哈姆雷特，陷入了反省和迟疑当中，当范增劝他赶快杀掉刘邦时，他却认为不应该除掉刘邦：
项羽 （忽有所忆）我项羽转战灭秦，从没有梦想到享有天下。沛公是有功的人，我怎样反而打他？我错了，我不应该妄想霸有天下！
范增 将军大公无私，实在佩服，但是沛公却想自己做皇帝啊！
项羽 他要像秦王一样，我自然照样灭他。
范增 将军，反正天下人想做皇帝的多，做了皇帝便像暴秦一样，将军那能老同他们打着？我们不是要天下太平么？那么我们总要想法不让刘邦这样的人做皇帝才好。
项羽 亚父，我们难道不能废除皇帝么？
在鸿门宴上，项羽犹豫不决，又使刘邦逃脱。剧本实际上给项羽安排了相当细密的内心活动，为他的行为找到了依据。项羽既是靠武力起家，但内心又是对权力并不贪婪的人道主义者，难以为了夺权而杀害刘邦。但其结果，就是垓下之围。剧本的最后，亭长指出了项羽失败的原因：“大王起义灭秦，原是天下为公。但是大王凭着百战百胜的威风，便以天下为己有，却不知天下人不愿任何人以武力来统一，天下人不愿大王以拔山举鼎得天下，亦正同不愿强秦以焚书坑儒治天下一般无异。先王之道，在乎应天理，顺民情，英武如大王，不免困于乌江，正见得天足以亡人，自战不足以胜天下。”
项羽在最后失败之际，对虞姬说，自己一生有数不清的错处，但始终高兴听从了虞姬的劝告，没有因自私杀了终身的敌人。这说明项羽并不后悔对于正义的坚持。这部历史剧显然较之《荆轲》要更复杂一些，作者通过项羽的性格塑造，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正义？如何看待权力？政治理想与现实利益之间该如何平衡？坚持天下为公的项羽与不择手段得了天下的刘邦，谁是真正的胜利者？全剧不仅再现了项羽的历史悲剧，更提出永恒正义能否在现实世界实现的问题，而这又关涉人性能否抵御堕落的永恒命题，因此在1920年代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具有人性深度的历史政论剧。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中将顾一樵称为“国家主义的历史剧作者”，对顾曾有苛评，认为顾的失败比郭沫若更甚，“因为在他的剧本里，连那样可怜那样无聊的教训还找不到呢，他的两篇剧本，‘荆轲’和‘项羽’，里面只有许多非常使人生厌的爱国论，和实际上得到了相反效力的历史荣光底尊崇，以及一些枯燥零乱的人物底杂乱记录而已”。[55]向培良一方面指出了顾一樵戏剧的理念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并不理解顾氏戏剧为何如此理念化，因此也只是皮相之论而已。
孟庆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8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3期）
注 释
[1][3]闻黎明：《闻一多参加大江会始末》，《江淮文史》2013年第2期。
[2]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页。
[4]闻黎明：《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浦薛凤回忆录》（上），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92页。
[6][7]罗隆基：《关于新清华学会及改组董事会二事的答覆》，《清华周刊》第309期，1924年4月11日。
[8][9][11]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杂志社1967年版，第49、50、48页。
[10]参见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97页；浦薛凤《音容宛在》，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6页。
[12]梁实秋：《留美学生与兄弟会》，《醒狮》周报第70期，1926年2月6日。
[13]闻一多：《致梁实秋、顾毓琇》，《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14]梁实秋：《谈闻一多》，第32页。
[15]闻一多：《建设的美术》，《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6]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10日。
[17]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77页。
[18]闻一多：《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138页。
[19][20]梁实秋：《谈闻一多》，第49～50、61页。
[21][22]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增订本（上），明报月刊社1979年版，第207、196页。
[23]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29页。
[24]施真：《纪念闻一多先生》，《青年生活》第3期，1946年8月1日。
[25][29]梁实秋：《罗隆基论》，《世纪评论》第1卷第15期，1947年10月11日。
[26]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1页。
[27]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97页。
[28]《发刊辞》，《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30]《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31]《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32]《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33][34]何浩若：《中国之歧途与末路》，《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35]鲸古主义（Jingoism），即极端爱国主义、侵略主义、沙文主义。嚣奋主义（Chauvinism），即沙文主义。
[36]浦薛凤：《理性的国家主义》，《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37]浦薛凤：《理性的国家主义》，《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38]浦薛凤：《音容宛在》，第198～199页。
[39]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14～215页。
[40][41]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1日。
[42]梁实秋：《诗人与国家主义》，《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43]梁实秋：《诗人与国家主义》，《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44]闻一多：《忆菊》，《清华周刊》第267期，1923年1月13日。
[45]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46]闻一多：《我是中国人》，《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47]闻一多：《爱国的心》，《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48]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22页。
[49]闻一多：《南海之神》，《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50]顾毓琇：《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顾毓琇全集》第11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51]顾一樵：《自序》，《岳飞及其他》，新月书店1932年版，第1页。
[52]陈爱国：《人的问题与人的戏剧：1920年代中国话剧创作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4页。
[53]顾一樵：《荆轲》，《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
[54]顾一樵：《项羽》，《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55]培良：《中国戏剧概评》，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第75～7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