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映真
内容提要
作为本省籍作家，陈映真很清楚战后台湾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省籍矛盾，并痛感本省籍作家如沙漠般的创作状态，因而认为台湾的文学与文化并未实现“真正光复”。在与外省人作家圈（《笔汇》同人）和本省人作家圈（以钟肇政和《台湾文艺》为中心）交往又先后分手后，陈映真形成好作家必能以好作品（而非省籍宗派的标榜）赢得广大读者认同的信念。1966年2月陈映真与本省人作家圈遭到台湾“调查局”等情治（情报与治安）系统的约谈与恐吓，此事让陈映真加速摆脱省籍矛盾的束缚，其成果就是1966年9月成形的秘密结社“民主台湾联盟”。陈映真为此撰写的纲领和小册子总结了自己的长期思考，认为日据时期台湾早已形成的“祖国复归的民族主义”可以帮助台湾人民超克省籍矛盾、实现民族统一、完成阶级解放。虽然秘密结社因为1968年的逮捕而终结，却为陈映真日后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
省籍矛盾 钟肇政 陈火泉 真正光复
引 言
伴随着史料的发掘与诠释视角的改进，陈映真（陈永善，1937—2016）步入文坛并被捕入狱的1960年代已浮现大致轮廓。史料上，以陈明成首先应用的“陈映真致钟肇政书简”为线索，可知陈映真曾在1960年代前半期与本省籍作家有密切的往来以及不快的分手。[1]诠释上，赵刚锁定陈映真小说与1960年代台湾、大陆以及世界的关联，展开解读，确定此时正是陈映真思想核心母题的形成期。[2]
以上述先行研究为基础，本文将通过台湾“档案管理局”近年解密的陈映真档案──尤其是其中收录的大量陈映真往来书信、审讯文书──进一步还原他的1960年代。[3]本文认为，档案披露的史料显示陈映真的1960年代始于他对战后岛内省籍矛盾的苦思，他为此展开台湾如何才能实现文学与文化上的“真正光复”的长期思考。他通过秘密的学习发现台湾历史上早已诞生“祖国复归的民族主义”，并为此民族主义而开展组织，最终他被捕入狱，他的1960年代才结束。陈映真与本省籍作家的往来是他作为本省籍作家进行自我反思的主要线索，而往来的起点，始于他登上文坛的1959年。
一 追寻文学与文化的“真正光复”：以东北作家群为榜样的青年陈映真
1959年5月2日和14日，当时还未发表任何作品的青年陈映真连续致信还有一年就将谢世的本省籍客家作家钟理和（1915—1960）。
钟理和与妻子钟台妹合影
在光复后特别是恶名昭彰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阶段，能直接以白话文创作的本省籍作家不多，曾经旅居东北和北平的钟理和是异数。他不但在1956年获得国民党“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项，也在林海音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获得作品发表的机会。同为本省籍，陈映真显然注意到钟理和在外省籍作家主导的战后台湾文坛里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陈映真除了盛赞他的文学创作并“渴切地盼望”他能写出“更大”且“晶亮”的“钻石”，也批判“编辑们竟而宁可在六七年间刊登一些低能的作品”而报章杂志未能“向世人保举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文坛现况。在他看来，有钟理和这样的本省籍作家推出好的作品，“中国的文学不会再荒芜的、不会再寂寞的”。“五四以来，我们没有过像伊莉莎白时代，路易十四时代的那种太平康乐，文章鼎盛的时代，但也有不太少的作家挣扎着为我们留下悲壮的刻痕。我以一个关心文学，特别是中国的，五四以后的文学的普通读者祝福并期待您的胜利。”[4]
陈映真的来信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本省籍作家的热情，也预告了充斥着低能作品的台湾文坛即将迎来的陈映真冲击。陈映真的第一篇作品《面摊》，正发表在他第二次致信钟理和的十天之后，即1959年5月24日。
以《面摊》为起点，陈映真先后在《笔汇》上发表《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其中，《死者》发表的1960年10月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根据目前解密的台湾情治系统档案，他在这年10月写给弟弟陈映朝的一封信，[5]正是情治系统监控陈映真言行尤其是长期检查其书信的开端。[6]1960年的陈映真仅23—24岁，但情治系统对他进行的监控和“侧写”，却从此贯穿他日后的全部人生。纵观战后台湾文坛队列，陈映真恐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作家。
《笔汇》革新号（1959.5.4—1961.11.12），此为第一卷第六期封面。图片来源：政大图书馆“文季系列刊物数位典藏”
至少在1960年，陈映真和家人亲友之间已形成一个敢于讨论任何事情的小小通信圈。[7]在情治系统眼中，这个小小通信圈因为省籍情结而“不满政府”，甚至“阅读鲁迅著作”，故“列侦有案”，持续监控。[8]战后台湾的省籍情结源自台湾本省人与大陆各省来台的官民整体之间的省籍矛盾。这个矛盾因为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激化而在台湾社会成为难以愈合的伤痕，并因“1950—1987年”国民党当局“在美国庇护下”实施的“排他性统治”[9]而进一步深化。战后台湾的分离主义思潮，就是省籍矛盾在极端条件下出现的畸形儿。正如知名的台湾左翼统一运动家陈明忠（1929—2019）所言，1945年台湾光复以及“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共地下党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主流与主力，直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疯狂镇压，地下党运动才走向低潮。“白色恐怖早期的牺牲者和受难者，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绝对多数都被戴上红帽子。”此时几乎没有什么“台独案”。“白色恐怖时期真正属于台独案者，是在1960年后才逐渐增加。”[10]
虽然省籍矛盾派生出分离主义的畸形儿，但在1960年的节点上，以海外为基地的分离主义对于台湾整体社会并无影响。因此，国民党当局以情治手段监控本省籍异议者的做法，纯属武断的假设。他们假设本省籍异议者和分离主义之间必有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假设，使普遍不可能支持分离主义的外省籍异议者疏远本省籍异议者，进而在主客观上“增加大陆人·台湾人之间的误解和相互的敌忾心”，“使一般反蒋的大陆人不得不停止反蒋的阴谋”。[11]
基于以上背景，陈映真走入了情治系统为他书写终生的“历史”。以1960年10月写给陈映朝的信为例，陈映真当时已在中学学长尉天骢（1935—2019）主办的《笔汇》承担编辑工作，他的目标则是在台湾“已经光复十余年”的当下，以《笔汇》作为一个创作平台，为“中学生一代的启蒙上供［贡］献一些力量”。[12]具体方法则是在各中学特别是优秀的中学里发动《笔汇》的读书运动，以“启发、发掘培养一些台湾的天才青年”，而不能只是在文化上“仰赖大陆人的供给”。[13]尽管陈映真的目的非常单纯，情治系统却以扭曲的“省籍之眼”曲解此信内容并由此展开长期监控，甚至不无得意地自评：“早期特检发现陈永善思想不正后，能继续控检了解一般关系状况，实难能可贵。”[14]尽管后来的陈映真因为种种原因（如“内线”告密）而导致他在1968年被捕入狱，但情治系统恶意的“省籍之眼”，仍然是60年代陈映真接连遭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的根本原因。
尉天骢（1935－2019）
依据情治系统秘密抄录的通信──接下来将依次征引──陈映真确实有省籍上的自觉。因此他热烈地注目钟理和的创作，甚至推荐弟弟和《笔汇》读者了解这位“受难不屈万般争［挣］扎而至于死”的“台湾乡土文学先锋”及其遗作集。[15]然而，陈映真省籍自觉的成长方向恰恰不是情治部门恶意假设的分离主义，而是如何真正地接近中国。这就是他在小说《乡村的教师》中提出“悲哀”问题的核心：“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在这样的感情中，他固然是没有像村人一般有着省籍的芥蒂，但在这样的感情中，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而暧昧的悲哀了。”[16]为了克服这种“大而暧昧的悲哀”，陈映真为文坛设定的共同目标是彻底实现“台湾在文学上，在文化上”的“真正光复”。[17]具体而言，就是台湾的文学如何成为中国文学整体的有机部分，进而让光复后重新学中文的本省籍作家与作品能够脱离省外作家的哺育。如此，既能消除岛内的省籍壁垒，也让台湾的历史经验为中国文学做出独特贡献。
在陈映真的想象里，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关外的东北作家群是台湾本省籍作家的理想模样：
……九日在王梦鸥教授家开了一次［笔汇的］编辑会议……那天与会的许多热心的青年以及赞助者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本省籍的，我深深感到教育本省青年注意文化、艺术方面的专业之需要。那天我受了许多虚荣，但我心里在说：瞧着罢，台湾人将要与你们分担文化和艺术，甚至台湾人将创造一脉非王蓝[18]一派的新而有生命的文学，据说在抗战的初期，从沦陷的东北逃出一批塞外的文学青年，以其清新粗犷的文学，刺激了后方□熟了的、濒死的文学，在抗战文学运动史有极大的供［贡］献。噫──台湾人！[19]
本省青年作家可以期待大放异彩，因为他们很少受到一般陈俗套法的束缚，写出的东西应该有一种新鲜的味道。此一想法，是有一次尉天骢君曾谓抗战时，东北有一批年轻作家聚于上海文坛，他们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国内既有文学的影响，有一股新鲜野放的味道，为当时文坛所称道。正如这个一样，今天在台湾成长的年轻作家，也有这一可能。我的立论，是将省籍青年作家与当时关外作家同比，自无任何分离的思想。[20]
第二段引文来自陈映真从未回顾的1966年秘密约谈。情治系统布置多时，甚至骚扰陈映真的邻居之后，终于在该年2月强制约谈他和相关的本省籍作家，对他们进行调查并加以恐吓。陈映真在2月4日写下的《自述》中说，“今天以一个十分突然的机会，来到贵局接受谈话，一方面心情十分紧张，另一方面也暗暗觉得事情应该要有一个了结。好几年以来，我清楚地感觉到，我似乎早已受到调查单位的注意，这种感觉使我自己、家人、邻右都十分不安，尤其是我个人，更觉得精神痛苦万分”，“此外，长年来断断续续发现到书信遗失，被拆阅的现象。这些，在我的精神上，投下十分沉重的负担”。[21]
尽管陈映真以东北作家群为榜样，立志走向一条能使“台湾在文学上，在文化上”实现“真正光复”的道路，甚至立志效法世界文豪“以其文学为当代人类指出一条光明之方向”，“决心为文学艺术之创造与研究贡献此生”，[22]但他首先走入的却是情治系统为他书写终生的秘密档案。以1960年发端的秘密监控为起点，陈映真进一步在1966年转变成被情治系统当面警告的嫌疑人，这实际上也预告了1968年的逮捕和入狱。陈映真走上的将是荆棘满布的旅途。
二 陈映真与本省籍作家的相会与隔阂：1962年4月22日集会的前前后后
1961年7月陈映真入伍服义务兵役，并在1962年9月以“陆军野战探照灯第六九七连少尉干事”的身份退伍。虽然陈映真的入伍时间不长，但因部队生活无聊，和部队外的亲人师友通信便成为陈映真排解寂寞的出口。然而部队的控制毕竟严密，他频繁地对外通信便更易受检。军中情治系统为他立下的“陈永善思想左倾案”以及同时抄录的往来书信，[23]就是当局为他留下的侧写记录。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我在入伍服预官役时，当少尉干事。有一日因业务关系拆阅一封上级命令指导员（王中一）查报有关于我的行为思想之事。内中约谓我‘阅读左倾书刊’‘有偏激地域思想’‘不满政府’等（馀不复记忆）”[24]。陈映真不知道的是，他的连长为他提供了保护──“查陈永善少尉在连服务期间其平时言论并无显著偏激或不正确情事”[25]。
情治单位在陈映真服役期间秘密抄录的钟肇政来信（1962.4.1发信）
陈映真服役期间遭抄录并收录在《陈永善案》的来往通信可分为两类：与亲人之间的通信计18封，对象包含了父母、姐姐、几位弟弟，以及表姊（郑花）。与师友之间的通信则有35封。陈映真入伍所写的《自传》曾明确交代自己亲近的师友（均文艺界）有尉天骢与许国衡（均《笔汇》同人）、刘国松与庄喆（均画家）、王梦鸥与姚一苇（均教授）、戴兰村与王庆麟（均诗人，后者即痖弦）、吴耀忠（画家）、钟肇政（小说家）。[26]但以上人物只有尉天骢、钟肇政、姚一苇、吴耀忠的通信保留在上述35封通信之中。其中，尉天骢、钟肇政，以及《自传》未提及的本省籍作家陈有仁和文坛新秀施淑女（施淑）是这35封通信的要角，但最重要的是钟肇政。据陈明成目前披露的信息，钟肇政保留了陈映真从1962年以来的57封书简，其中有48封是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之前所写（第48封是1965年9月19日），最初的13封（1962年2月21日至8月3日）为陈映真在服役期间所写。但若与目前公布的抄录通信相对照，则只有陈映真写给钟肇政的第七封信（1962年4月9日）遭情治系统抄录。虽然既有研究长期存在“欠缺钟肇政致陈映真书简的遗憾”[27]，但这份遗憾至少可从前述35封通信中所保存的三封钟肇政来信而得到些许弥补（见表1）。
与钟肇政的相遇，让失去钟理和之后的陈映真再次得到接触本省籍前辈作家的机会，钟肇政也收获难得的知音：“你的意见都很有见地，非常佩服，你是了不起的，我的猜想一点也没错。”[28]陈映真则回忆，“我认识钟氏，是在我服役于军中之时。当时我已闻及他的文名，有一次我写信到中央日报社转去一封信，谈及恋爱及文学上的事。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互相交换作品阅读”，“钟是一个极为热情之人，来信语言之热情，出人意表”。[29]
尽管两人最初的互动相当良好，陈映真却很快与钟肇政及本省籍作家发生不甚愉快而且影响深远的隔阂。依据“陈映真致钟肇政书简”，陈明成认为隔阂源自1962年4月22日在本省籍前辈作家陈火泉（1908—1999）台北家里的文友集会（以下简称“4.22集会”）。应钟肇政之力邀，还在服役的陈映真出席了这场纯由本省籍作家参与的活动。然而，陈映真给钟肇政的会后反馈相当负面，甚至用“snob”（势利）评价与会文友，这样的评价让钟氏介怀终生。[30]
不过情治系统为陈映真等人保留的书信却提供了别样的故事。1962年4月6日，钟肇政致信陈映真，邀请他参加同月22日的本省籍作家集会。[31]此前，这个集会已分别在施翠峰家（1958）和钟肇政家（1960）办过，[32]这次则移师陈火泉宅。陈映真也热情地回信应允：“我将高兴遇见他们，我盼望我们能早一天有相当的成果贡献给我们中国的新文学里去，在音乐绘画上，本省人有不少的成绩，唯独在文学上我们的位置仍是空白的……廿二日我将参加。”[33]在他的友人看来，此时的陈映真正积极地“憧憬着将来”，尽管“你的书［疑指《笔汇》］，倒了，你的她，跑了”，但“好□从你的信中，没有看到什么颓唐的字，反而一片生机”。[34]陈映真正是以这般高亢的心情等待“4.22集会”的到来。
当时的钟肇政正有描绘日据台湾的长篇小说《浊流》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连载，小说于4月22日完结，因此“4.22集会”也有广邀本省籍作家为此庆功祝贺之意。尽管如此，情治部门却如临大敌。平常对陈映真书信进行检查的秘密单位“国防部反情报队301分遣队”从当天早上八点就秘密派员从部队营区一路跟踪陈映真。中午十一点四十五分，陈映真抵达台北的陈火泉宅，直到下午四点五十分才离开并返回营区。[35]其实，陈映真抵达之前，现场已遭两次搜查。第一次是前身为“中统”的调查局派遣认识陈火泉的防谍员带着小孩、假称洽公，在上午十点五十分突然造访日式住宅的现场，虽然“陈氏对我［防谍员］的访问，微表惊讶，态度有点不自然”，但马上邀之入座。防谍员观察：“大部分客人年龄在二十至三十之间，交谈参用日语及国语，而以日语为主（由其国语发音亦可判断大部分为本省人）”，离开现场时，防谍员坐在日式玄关“暗数其他皮鞋计十三双”。[36]第二次则是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当地派出所派两名警察到现场直接登记与会者姓名。[37]经由多角度的侦查和谍报小说般的记录，情治系统完全掌握了当天集会的实况。
钟肇政，1978
图片来源：联合报系资料照
陈映真小说《故乡》曾描述过这样的后日据时期场景：“每天晚上，我都听见哥哥和父亲大部分用着日语谈论着信仰。哥哥的日语真是好听，连听不懂的我，都会沉醉在那虔诚的、热情的、雄辩的低音里了。”[38]然而同样充满日语的“4.22集会”却丝毫没给陈映真带来同样的沉醉感。4月25日，尉天骢致信陈映真，约他到台北作家爱去的“田园”咖啡聊天。陈映真也很快在26日回信敲定时间，并冒出微妙的一句：“《笔汇》一倒，好不寂寞也。”[39]──对陈映真而言，《笔汇》是让他登上文坛并首次参与编辑的平台，却因为“编辑独立权”的失去而使他退出刊物，而且《笔汇》也在他退出之后的1961年12月停刊。退出的经验是惨烈的。在1961年10月前后写给父亲的信中，陈映真用“滑稽”和“无力”描述自己对《笔汇》的失望。他说：尽管“‘大鲁迅’的精神却异乎寻常地鼓励了我”，却还是“根据我自己所体验的种种‘暴力’和‘黑暗’”而“看出鲁迅在散文中所描写的时代与现代非但毫无进步，反而倍增了‘恶’与‘愚’的程度”。[40]──抱着这样的心情，曾向钟肇政表达自己“一直生活在寂寞之中”[41]的陈映真不但未能通过“4.22集会”而打破内心长久的“寂寞”，反而怀念起伤己甚深的《笔汇》。陈映真对集会的失望可想而知。
4月27日，陈映真干脆致信父亲陈炎兴，坦言自己的感想：
上个礼拜天下午我去参加了一个老作家陈火泉氏（在日人时代写了《道》等的书的）家里的文会，到会的人有二十人光景，都不是我认识的人，他们中已知的有施翠峰氏以及最近认识的钟肇政（正）氏，与何明亮氏［等］，从事创作的人好像并不多，有些是翻译家，其中小学老师似不少的数目，他们之中有《三百字故事集》的编辑者（共三人），有小朋友刊物的编辑，这很引起我的热心，但因初会，我几乎都没有与他们谈论。陈火泉氏年纪五十余，双目有慧光，有一点像死了的父亲，那天乍见之下，忽然感到一种悲楚，他的话也很少，据□是没喝酒之故，不过他对于我的一些作品颇为激赏，虽然见面的时候彼此几乎没有交谈过。这个集会的影响是寂寞的，因为我在二十余人当中仍旧看不到一个天才之故，而且他们似乎很世故，一点也不像一群文人之集，对于陈火泉氏我知道得很少，如果您知道，可否告诉我一些……[42]
“死了的父亲”指的是陈映真过世的养父／三伯陈根旺。尽管陈映真因为这个“看不到一个天才”的“世故”的集会而深感“寂寞”，却又在陈火泉身上看见养父的身影（奇异的是，情治系统在“4.22集会”前的密报竟称陈映真是陈火泉的儿子[43]），这说明了陈映真对钟肇政坦率直言的“snob”并不是把自己同集会者区别之后居高临下的无情批评，而是感叹包含他自己在内的本省籍作家何以在群聚之时只有此等水平。正如一年后陈映真对钟肇政直言：“最大的苦痛是，我看见这一切下流，自己却正是这下流之中的一个。我攻击，却正是一掌一拳的打在自己的脸上。姑不论这一掌一拳是我底下流的伪装也罢，逃避也罢，它却使我觉得安逸了一些痛苦。”[44]另外，钟肇政也未必不同意陈映真的批评，据钟肇政研究者钱鸿钧回忆:“这个英文词汇，在1994年时，钟肇政告诉了笔者。经过了三十年，钟肇政仍能正确无误记得此字眼，表达陈映真卓而不群的样貌。钟肇政也对［1962年当时］在场的年轻作家，特别来自于国小老师或者师专毕业的作家以‘杂鱼’称呼，表示他们对文学的热情与视野的缺陷。”[45]
然而陈映真感叹的基础毕竟源于自己对陈火泉、对这群文友的陌生。尽管他知道陈火泉写了一部叫作《道》的作品，却仅止于此，所以才请求陈炎兴“告诉我一些”。实际上，陈火泉的《道》正是恶名昭彰的日据末期台湾“皇民文学”的代表作。目前无法得知陈映真究竟何时才完全知道陈火泉和《道》的黑暗历史，但陈映真非公开批判皇民作家的现知起点是不久之后的1966年，[46]公开批判皇民文学的现知起点则是陈火泉亲自汉译《道》并在报刊连载的1979年（不过陈映真没有指明作者和作品）。[47]直到1990年，陈映真才直接点名陈火泉并批判其“咒诅自身流着的不是大和民族之血”的《道》只是“荒废的历史脉络”。[48]
1962年的台湾，光复未满二十年，无论是社会整体还是本省籍作家，都难免带有日据时期的痕迹，所以“4.22集会”才会充斥日语。尽管集会上的陈映真还不了解陈火泉及其创作所代表的“荒废的历史脉络”，却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理解日据遗痕的立场，即无论本省籍作家在台湾光复之后还有多少未抹去的日据遗痕，“我们”都应当争取“能早一天有相当的成果贡献给我们中国的新文学里去”。这正是陈映真以为自己“将高兴遇见他们”并期待4月22日的“他们”也是“我们”的原因。然而，也正因陈映真发现“他们”终究不是决意为“中国的新文学”而奋斗的“我们”，他才不得不以“snob”抒发自己的牢骚。
只要“我们中国的新文学”成为本省籍作家奋斗的目标，则日据遗痕也可加以转化，这正是陈映真从不忌讳在写作中使用日式词汇乃至语感的原因。甚至在生活上，陈映真也利用了这样的遗痕。《面摊》曾描述当时仍未在社会上绝迹的日式穿搭：“年轻的都穿着高高的木屐，也差不多都留着很长的头发”[49]，其实这是陈映真的自画像。部队的情治系统对陈映真的秘密评语称：“该员平时衣冠不正，整天穿短裤、木履办公，无异军中太保型，是日早点名，因蓄发露帽盖面，故连长纠之而该员讲很多湾［弯］曲纯老百姓理由且态度欠佳”，“平时生活习惯很随便且言态无风度”。[50]陈映真散漫不堪的行为是为了抵抗国民党部队的纪律，只是他故意采用上级必以“军中太保”视之的日式穿搭。
进而言之，虽然陈映真曾向钟肇政自承当时的作品“缺乏一种台湾的タッチ［touch／触感］”[51]，但他为自己、为作品增加这种touch的方式却从不是利用主客观存在的日据遗痕，而是更努力地直面台湾遭到遮蔽的历史和被粉饰的现实。就此而言，陈映真为“4.22集会”感到“snob”的真实原因，正是他看到现场的本省籍作家试图建立起一种小圈子。这个圈子缺乏求取艺术高度的渴望，也不是以文会友，而是急忙地以省籍差异、日据遗痕之类“素材”去建构人我区别的壁垒。他以“snob”评论这场集会的真意，或即在此。
三 “台湾文学……实在是台湾人复归祖国的愿望的表现”
尽管1962年的“4.22集会”让陈映真失望，却未立即伤及他与钟肇政的交往，他不但请钟氏和其他文友到家中吃饭，还与他们有“颇为绵密之书信交通”[52]。陈映真更在钟肇政力邀之下出席了1964年3月《台湾文艺》创刊前的座谈会。该刊是吴浊流（1900—1976）独资创办，并由钟肇政等本省籍作家襄助的创作园地。可是陈映真在座谈会后的反馈依然负面：“那天去开会，很不开心，这未始没有影响了我投稿底热心。老的老了，新的狂妄，幼稚，臆病（包括我在内），使我又遗憾又愤愤。”于是，他不但迟迟未供稿《台湾文艺》，也拒绝自己的作品收入钟肇政主编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陈映真“问那位主编”──据尉天骢回忆──“中国文学能够划分这是山东文学、那是山西文艺吗？既然不能，台湾文艺这个名词除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外，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53]
陈明成认为陈映真与钟肇政的隔阂在于两人“恰好已是处于相反的民族立场”，因此“陈映真这段时期自始至终不愿接纳台湾文学／《台湾文艺》这样的称呼、那样的刊物”，反而以“台湾文坛”来指代这部新刊。“从‘台湾文坛’（被陈映真界定为地区文学生态之意）到‘台湾文学／《台湾文艺》’（被陈映真认定有国家文学位阶之名）的距离有多远，当时陈映真与钟肇政等台籍作家们的认同距离就有多远！”[54]赵刚最新的研究也赞成陈明成此处的观察。[55]
然而情治系统保留的陈映真书信和自述提供了不一样的史像。
首先，陈映真拒绝在通信时直呼刊物本名的状况不是专门针对本省籍主导的《台湾文艺》。因为他也曾在通信里改称外省籍主导的《笔汇》为“笔志”或“笔的集会”，甚至把赞助《笔汇》的任卓宣（1896—1990，尉天骢的姑丈）改成邮检人员不得不打上问号的“人壬先生”。[56]他的本省籍文友陈有仁也曾在致信钟肇政的时候混用“台湾文艺”和“台湾文坛”。[57]就此而言，拒绝直呼刊物本名更可能是针对通信检查的一种反侦防，尽管未必有效。
其次，陈映真非常拥护“台湾文学”的提法。他的着眼点就是通过“台湾文学”范畴打开本省籍作家通往中国和中国文学整体的道路。“4.22集会”后，他与同样与会的本省籍作家陈有仁围绕着情治系统在当日造成的骚扰而往来通信数回。愤愤不平的陈有仁对他说：“在火泉家的情形叫我气愤，叫我刺目，也因此教我们不得不生出防虑与抵抗的觉醒心理。”[58]陈映真则回以数封令陈有仁大赞其“具有文献上的价值”[59]的长信。目前唯一可见的一封长信对“台湾文学”提出以下具体定义：
关于省籍作家出路的问题，十分复杂但下面是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的大略，请吾兄指教。第一，文学（文艺）比其他的艺术更离不开一国的文字语言和文化乃至历史等诸条件，因此尽管是“台湾文学”（这一名词的意义须待讨论以下亦将有我的拙见），它是无论如何是离不开中国的，……在我看起来，省籍作家应比其他部分的省籍人更加没有地域思想，乃至于氏族思想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它的心总是包容宇宙的……但是不幸的是，治安的当局却不能了解这个重大的意义，对于省籍作家的活动存有戒心，那一天的小麻烦便是一例，如果当局贤明一些，那么，这些作家不但不会受到干扰，反而应受到奖励和鼓舞的。而且据我看来，要消灭残存之地域偏差，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多多支持并鼓励台籍作家多方培植，从文化上文学上使台湾人与大陆人合而为一，而且我深信台湾作家一定乐意担负这个使命的，第二点，所谓“台湾文学”，过去的，就以文学史的眼光看来，实在是台湾人复归祖国的愿望的表现……[60]
从“台湾人复归祖国的愿望”肯定“台湾文学”的陈映真，在晚年深入研究台湾新文学史之后，更加肯定“台湾文学”范畴的意义。他以1948年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为引，强调“‘台湾文学’是促进两岸人民实现民族团结的渠道”：
以杨逵为中心所提出的“台湾文学论”，尤其在二月事变造成伤痕后，认为台湾文学应该描写战后台湾的生活，应该深入台湾人民当中，写台湾人民，为台湾人民而写，其目的在透过这样的文学，增进民族的和解与团结，意义与台独派者完全不同。[61]
尽管陈映真认为钟肇政是从善意出发，“深感‘台籍作家’应有自己的园地，自由发表、奖掖后进，使后来者不必受挫折之苦”[62]，但他反对由此假借“台湾文学”的外壳去包装“狭隘的地方主义”。正如陈有仁在“4.22集会”后对陈映真说：钟肇政正因《浊流》的发表“声望一跃而与大陆名作家齐名，且有过之势”[63]──从本外省籍作家之间的声望对比来评价钟氏近期的创作，也暗示了这种对比可能正是钟氏之所需。而这正是利用“狭隘的地方主义”获得的成果。
正是基于对“狭隘的地方主义”的警惕，陈映真反对“台籍作家”范畴。他甚至在“台湾人作家”的提法里看到“皇民化运动”的阴影：
我对于斤斤讲究地方色彩、地方宗派，是没有意义的。这便是我两度拒绝了钟所主编的台籍作家文集的理由（分别由文坛社、幼狮社编印）。我认为印发“台籍作家”集，一方面是创刊者不注意的错误，也是对于作家的侮辱。在日治时代，才有“台湾人作家”，作为“皇民化”运动之一种。现在，我们来做这种事岂非糊涂？且我从不以“台籍作家”标榜，正如无人以“湘籍”“鲁籍”等自榜□然。[64]
在陈映真看来，如果光复后才逐渐掌握国语和书面白话文的本省籍作家贸然用“台湾文学”的旗帜去面对外省籍作家为主的战后文坛，就等于用实质存在的“狭隘的地方主义”回避了本省籍作家应当提升自身创作能力与写作技巧的责任，也消解了“台湾文学”本可拥有的丰富意义。换言之，正因相信本省籍作家也能攀登艺术巅峰，陈映真才以唯一的本省籍作家的身份参与外省籍作家为主的《笔汇》（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认识到本省籍作家的“能力实在不可忽视”[65]），也才让他果断拒绝《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宗派主义的气味，是我所不好的”[66]）──在他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本省籍作家能不能推出绝对意义上的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定能走遍天下，像他形容的“钻石”那样难掩“晶亮”。在情治系统保留的陈映真文书里，他不断强调要以文笔取胜的决意和信心：
我们的文坛一直在不景气中，若干比较风行的刊物和文人机构组织，大半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特权上的便利……因此我以为省籍作家目前努力的方向只有一途，像世界上一切真诚的艺术家一样，努力创作，努力提升作品的素质，其成功与发表的机会，在今天我认为是无问题的……所以我对于省籍青年作家的将来毋宁是乐观的，让我们勇敢地感受、勇敢地表现吧。[67]
事实上，今天的文坛上不会有省籍的壁垒的。只要有水准的作品，发表的机会不会有多大的出入的。[68]
但我个人经验，则认为问题在于作品水准之高低。如作品好，则一定立刻受到欢迎，而且不分外省本省，均极欢迎。我自己的作品，到目前为止，似颇受外省人、本省人一样的好评。[69]
面对本外省作家并存的战后岛内文坛，以艺术高度决胜负还是以地方宗派定高下，这才是陈映真与钟肇政发生隔阂的根本原因。若欲从陈、钟晚年分属“统／独”两端的政治光谱反推1960年代两人“恰好已是处于相反的民族立场”（前引陈明成语），恐怕是以今释古的后见之明。就此而言，陈映真为婉拒钟肇政而提出的以下理由──自己的艺术高度尚待提升──应是相当真诚的想法：
我知道我的笔有一点儿力量，却断不是那可以叱咤、可以使人胆颤的那一种。我须要不断地锻炼，而且最近我才真的认真地想到把自己的笔当正事去磨砺呢！请假我以时罢，肇政哥。请您了解我的心情，再容我一次任性罢，兄贵［あにき／大哥］！[70]
陈映真之所以从“台湾人复归祖国的愿望的表现”定义“台湾文学”，正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日本殖民者借由破坏台湾人民的中国民族性而形成了一块明确荒废的艺术禁区。因此，若要彻底提升本省籍作家的艺术高度（就算是为了追求“纯艺术”），就必须夺回艺术曾被禁入的区域。换言之，在光复后的台湾，艺术高度的追求、中国民族性的复原，以及台湾社会的去殖民，实乃三位一体的事业。[71]假使国民党“《中央日报》”在“4.22集会”后刊登的《浊流》书评（5月19日）真如陈明成与赵刚推测为陈映真的作品，[72]那么陈映真与钟肇政此时的关键差异，正在于后者作品缺乏显著的去殖民意愿，连带导致艺术高度与中国民族性的不足。这篇盛赞《浊流》的书评委婉地指出：钟肇政塑造日本角色时的“同情未免稍稍多了一些”，“出现于《浊流》中的人物，实在没有一个值得上切齿痛恨的，白木的凶暴，冈本的卑鄙，州视学的淫邪，都表现得不够，都只勾划了不很浓烈的几笔。这就是所谓泱泱大国民的风度吧？”[73]──陈映真写给钟肇政的信则有更直白的评语：“我却看不出一部长篇小说的更深的灵魂的声音，更深的人类的贵族的影子和目光。”[74]
1962年5月19日署名“沙漠”的作者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书评《读“浊流”》
结语：陈映真的1960年代及其二重性
赵刚将1963年底到陈映真被捕的1968年，视为他与中国和世界“低调共振”的“短六十年代”。之所以视1963年底为起点，在于陈映真在1963年底逐渐巩固他在本省籍作家圈以外另建的“两个新而重要的朋友圈”，一是姚一苇的《现代文学》圈，另一则是引领他走上左翼道路的李作成圈。加上陈映真日后仍难忘怀的、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隔海发生的中苏论战，以及日本外交官浅井基文（1963—1965年在台）为李作成圈提供的左翼理论学习资源，让陈映真减少了与钟肇政的通信，并因“创作热情再度燃起”而发表多篇风格上连续但精神实已发生“变异”的小说新作。[75]
浅井基文近影，2024
图片来源：日本《朝鲜新报》
但从目前解密的档案来看，1963年底并不构成陈映真1960年代的起点。或者说，陈映真的1960年代实是二重的，即除了围绕着中国与世界革命而展开的“短六十年代”之外，还并存着因为岛内省籍矛盾而令他苦恼不已的“长六十年代”。这样的“长六十年代”发端于1959年陈映真写给钟理和的信，中经情治系统基于“省籍之眼”而开始的长期通信检查、本省籍作家圈的刺激，以及陈映真为此陷入的苦思长考，最后在他被捕的1968年终结。
在陈映真的“长六十年代”中，1963年底确实是关键的思想转折，因为他对省籍矛盾的反省层次在此时获得了深化。在此之前，陈映真早已知道近代两岸基本的革命运动史以及国民党禁止谈论的“二二八事件”与“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在这些基础的历史认识上，《面摊》以来凡是设定了本外省籍角色并存的作品──尤其是本省女主角对外省男主角的作品──几乎都承担了陈映真叙述两岸近现代史的隐秘意图。尽管这些角色都是中低阶层的小人物，但这种“阶级属性”并非自始即是重点，重点反而是“省籍间的冤债”畸形地纠缠在小说角色之间，这体现出陈映真对台湾战后省籍矛盾的最初认识水平。比方《猫它们的祖母》（1961年1月）设定了一个外省军人与本省女性“娟子”的婚姻，前者住进后者的家，与娟子同住的祖母为此怨叹：“外省人也无妨，家里有个男人，也才成其为家。何况娟子乖巧孝顺。现今真是引狼入室了。然而……这是劫数，债总是要偿清的。”[76]可结果却是背负着本省人历史积怨的祖母在孙女与军人的某个情欲之夜意外横死。1963年9月发表的《文书》再次设定了一个外省军人与本省女性“珠美”的婚姻，婚姻看似美好，但在军人怀疑自己可能就是在狱中枪决珠美哥哥的刽子手──也许陈映真暗示“二二八”或“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之后，联想起在大陆从军的惨烈记忆，竟做出连珠美也杀掉的狂行。这又是“省籍间的冤债”产生的悲惨结局。然而《文书》之后接着发表的《将军族》（1964年1月）却清除了“省籍间的冤债”的思想：外省退伍老兵“三角脸”与本省贫困少女“小瘦丫头”因缘际会共同在葬仪乐队工作，并真正基于中低阶层的“阶级属性”而理解彼此，老兵甚至还把自己的退伍金送给少女去偿还压迫者声称的债务（少女贫困的家人也对她实行道德勒索，成为她的“债务”根源之一）。尽管小说的结局是老兵与少女为拒绝奴役而死，却由此浮现此前小说所没有的反抗思想。如李黎所言：“陈映真塑造了这样的人，就不是要他们屈服的。可是在那样的社会里，他怎么写得出‘反抗’两个字？他让他们奇异地、尊严十足地死去，无疑告诉读者，这不是他要的结局。这两个人的身体莫名其妙地躺在这里了，可是真正的，净化了的他们是在走着他们要走的路──一个挥舞着指挥棒，一个吹着进行曲，大踏步地走着，谁也不能阻挡他们。”[77]陈映真之所以在此时深化了自己的反省层次，可能源自他正在李作成圈开展的、让他“疏于书信”的理论学习：“几乎所有底信件来往都停了。但我热烈地生活着，……从来不曾像现在那样热心地生活着。”[78]陈映真的同学也回忆，1964年的陈映真明确指出“台湾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不必单独分开考虑……现在政治上的问题不是外省人与本省人之矛盾的问题，而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协调”[79]。《将军族》崭新的创作思路和陈映真随后对“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批判，正是他深入反思省籍矛盾的见证。
1966年则是“长六十年代”的第二个转折点。这年发生了两件承先启后的大事：一是陈映真因与本省籍作家圈的来往而在2月遭到秘密约谈，二是陈映真9月在李作成圈的基础上实现初步组织化，并为想象中的“民主台湾联盟”亲手撰写理论文件。省籍矛盾正是文件试图解答的问题。
关于1966年2月的秘密约谈，既有研究指出：中部作家李笃恭、张彦勋、陈韶华、林衡茂，以及北部作家陈火泉、郑清文都遭到情治系统约谈，重点则是了解他们与吴浊流、钟肇政主导的《台湾文艺》的关系。[80]但从解密档案来看，陈映真其实也在2月4日遭到约谈，甚至陈火泉的调查笔录和自述（2月3日）正收在《陈永善案》卷宗。[81]怠于核实状况的情治系统直到此时仍将陈映真误为陈火泉之子，而他们“依法约谈叛乱嫌疑陈火泉、陈永善”的理由，则是认为“陈火泉参加秘密组织‘台北青年作家联谊会’并□［假？］该嫌自宅非法集会”且陈映真乃“该秘密组织重要涉嫌人”。[82]换言之，这既是对1964年创刊的《台湾文艺》的镇压，也是对1962年“4.22集会”参与者的清算。就此而言，陈映真在1968年6月被捕前最后一封（第48封）致钟肇政的书简之所以停留在1965年9月19日，除了两人想法出现分歧，恐怕也是为了避免连累彼此。
1966年2月陈映真遭情治单位约谈时撰写的《自述》。原件现存台湾“档案管理局”
依据《陈永善案》记载的内容，情治系统最想知道的是本省籍作家对省籍矛盾的看法，而陈映真和陈火泉谈及彼此乃至钟肇政的时候，都为了维护文友而抵制情治系统的诱导问答。但因长年遭到监控的陈映真有着深厚的“案底”，因而这次约谈也成为情治系统当面向他盘点过往通信内容的时机。陈映真坦言，当他在1960年间“书信间所表达的思想”忽然重新摆到自己面前，“读起来有几分错愕之感”，“我一向自以毫无地域思想为傲。我现在的解释希望不被引为强辩”。他接着说：
我因为在语言文字上的准确，常常有人惊语：“你一点也不像本省人”“写得一点没本省味”“长得一点也看不出是本省人”。结果，才发觉到“外省─本省”问题实在是双方面的。而且，在外省朋友中，不知不觉间把“本省人”当做一定的形像［象］，而以我“不若本省人”为赞赏之辞（当然是言者无心）。所以我说过“本省人”应在文艺上如何如何，也是由这种心情出发。换句话说，有人认为本省人写不好文章，我写出来了，居然引起不必要的惊愕。所以我有“悲愤”之感。所以我要年轻的省籍青年写好东西。这一份心情，是应当可以理解的。[83]
这次约谈并未导致逮捕，但约谈聚焦的省籍矛盾却成为陈映真决定在理论与实践上彻底解决的问题。“1964年以来，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初步为社会主义的道路集结起来了。经过两年来的摸索，我们在1966年8月底到9月初之间，开完了一系列检讨会议。”[84]这里所说的“我们”，即情治系统在1968年逮捕时预设的“民主台湾联盟”基本成员：陈映真、李作成、丘延亮、吴耀忠、陈述孔，以及从海外以通信提供建议的蒙韶与浅井基文。[85]1966年9月到1967年10月，陈映真的“我们”进一步形成纲领《预备时期一九六六年九月会议决议草案》（后修订为《一九六七年正月十一日第一次预备会议决议草案》）以及当局称为《陈永善手撰反动册子》的无题小册。[86]陈映真坦言，“纲领在法律上是具体的东西”，“纲领是我亲自起草的，我最清楚”。[87]在地下党运动因“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而在台湾消失多年之后，这份纲领首次在岛内提出“台湾解放万岁！”“中华人民祖国和平统一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88]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收录于《硕果专案》中的《陈永善手撰反动册子》手稿第一面。原件现存台湾“档案管理局”
陈映真的弟弟曾打趣地对思想亲近的友人说，“［你们］去找永善我很高兴，相信他有一套诱人的理论给你们”[89]。台湾社会性质分析是陈映真致力终生且最为著名的“诱人的理论”。依据解密档案，其起点就是陈映真手撰的无题小册。无题小册从分析国民党的历史和性质以及国民党与战后台湾社会的关系谈起，重点解析战后二十年间陷于“大苦闷”与“大彷徨”的台湾社会产生省籍矛盾以及分离主义的原因，然后则为“开始思想，学习懂得思想”的“我们”总结以中国和平统一为目标的解放之道。[90]
无题小册指出：省籍矛盾是战后国民党统治的结果，也是其统治的工具，但台湾社会真正的矛盾并不是省籍，而在于阶级如何解放以及民族如何统一，因此本外省人的同阶级者不会有不同利益，何况本外省人同属一个民族。换言之，同时浮现在陈映真视野之中的阶级与民族范畴，帮助他跳出省籍矛盾的泥淖，而《将军族》《纍纍》等小说关于本外省人底层民众相互同情共感的设定，正是此阶段的思想成果。
陈映真由此主张本外省民众结成“反蒋统一战线”：一方面，国民党只是“流亡的白华集团”和“违反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够一任国民党挑拨、离间中国人内部──台湾人·大陆人──使他们长久处于分裂、不互相了解、分散而不能团结的状态”；另一方面，则是要积极批判分离主义，将本外省民众在真正的民族主义之下团结起来。陈映真强调分离主义所称之民族主义只是虚构的人造物，“一个民族求其自主独立，是无须什么理论的”，所以分离主义“苦心经营一种理论这件事实底本身，显露了它的弱质”。自日据时代以来，真正的“台湾的民族主义运动”，“正是祖国复归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什么台湾民族主义”。[91]因此，陈映真提出的、如何在文学和文化上实现“真正光复”的问题，正在于如何在实践上为“祖国复归的民族主义”赓续香火，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陈映真“我们”的秘密结社。
收录在《硕果专案》中的陈映真留影，摄于1968年被捕之后。原件现存台湾“档案管理局”
当然，1968年6月的秘密逮捕摧毁了同样秘密的“我们”，但陈映真已在理论上完成自我清理，即当包含自己在内的本省籍民众“开始思想，学习懂得思想”之后，也能彻底逃出省籍矛盾的铁屋，实现自我革命。陈映真出狱之后对本省籍分离主义作家的批判之所以总是异常严厉、毫不留情，正是因为他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看待他们在铁屋里昏聩沉睡的状态，而他们正是另一部分的“我们”。已经逃出铁屋的陈映真急切地想要叫醒他们／我们，于是开始呐喊。
邱士杰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361005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2期）
注 释
[1]参见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前卫出版社2013年版。
[2]赵刚：《白色恐怖下如何知行合一──陈映真的19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3]本文征引的主要档案来自台湾“档案管理局”典藏的以下案卷：（1）《陈永善案》第3、6、8卷
（AA11010000F/0051/301/08563/0003、0006、0008），其中包含陈映真从1960年开始遭到情治系统长期监控的资料；（2）《硕果专案》第1、2、4、5卷
（A803000000A/0057/C061003/1/0001、0002、0004、0005），主要是为调查和逮捕陈映真及其“民主台湾联盟”同人而形成的档案；（3）《陈永善等叛乱案》（B3750347701/0058/1571/065/001/001），主要是陈映真等人被捕之后的审讯案卷。
[4]《陈映真致钟理和》（1959.5.2、5.14），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182～186页。
[5]《陈映真致陈映朝》（1960.10.11），《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76页。
[6]在此之前，陈映真已遭到某种监控。陈映真曾说：“我在高三上［学］期时（成功中学），曾参加五二四事件的示威活动。当时纯由于好玩，可说毫无政治意识，这件事情之始末，在刑警总队有案可查，我想或许是我引起调查当局注意的开始。”“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家姊在东海大学附小执教。有一次她来信说校方的训导人员向她提起过我，说我发表的小说很好，使他引以为荣，云云。后来假期中回家，姊姊告诉我在那次以后同一个人向她警告，说我不要乱写东西，有问题，云云。”《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28～29页。
[7]1960年被情治系统抄录的信件如下：《林一郎致陈映朝》（10.5）、《陈映真致陈映朝》（10.11）、《陈映真致陈映美》（10.12）、《陈映朝致林一郎》（11.8）、《陈映朝致陈映真》（推测12.1）、《林一郎致陈映朝》（12.15）、《陈映朝致陈映真》（日期不明）、《陈映三致陈映真》（日期不明）、《陈映真致陈映朝》（某月14日），均收录于《陈永善案》第6卷。
[8]《清澈专案对象陈永善等涉嫌组织伪“民主台湾同盟”案情摘要表》，《硕果专案》第5卷，“影像”第201页。关于《硕果专案》的先行研究参见何玉《“万般艰难的道场”：〈硕果专案〉里的陈映真》，“2023年海峡两岸纪念陈映真先生征文活动”获奖论文，未刊稿。
[9]陈映真：《“大和解？”回应之五》，《陈映真全集》第20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10]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李娜整理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19页。
[11]《陈永善手撰反动册子》（1966—1967），《硕果专案》第1卷，“影像”第80、89页。
[12]《陈映真致陈映美》（1960.10.12），《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79页。
[13]《陈映真致陈映朝》（1960.10.11），《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76～78页。
[14]《“硕果专案”侦破匪党“民主台湾联盟”组织侦讯报告表》（1967.8.2），《硕果专案》第4卷，“影像”第50页。
[15]《陈映真致陈映朝》（1960.?.14），《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86页。
[16]陈映真：《乡村的教师》（1960.8），《陈映真全集》第1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17]陈映真：《介绍第一部台湾的乡土文学作品集〈雨〉》，《陈映真全集》第1卷，第89页。
[18]王蓝即以小说《蓝与黑》而与钟理和同时获奖的国民党作家，但奖项排名次于钟氏。
[19]《陈映真致陈映美》（1960.10.12），《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79～80页。
[20][21]《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8～39、28～29页。
[22]《陈永善〈自传〉》（1961—1962），《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46页。
[23]“陈永善思想左倾案”收录在《陈永善案》第6卷。
[24]《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29页。
[25]《探照灯连少校陈仲谟对〈51〉践密字第0376号令的覆文》（1962.5.11），《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45页。
[26]《陈永善〈自传〉》（1961—1962），《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47～48页。
[27]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179页。
[28]《钟肇政致陈映真》（1962.4.1），《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37页。
[29]《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0～31页。
[30]庄紫蓉：《钟肇政专访：谈第二代作家》,《台湾文艺》第180期，2002年2月。另见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02～204页。
[31]《钟肇政致陈映真》（1962.4.6），《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37页。
[32]详见《陈火泉调查笔录》（1966.2.3），《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4页；《陈有仁致陈映真》（1962.4.27），《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15页。
[33]《陈映真致钟肇政》（1962.4.9），《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16页。
[34]《钟崇基致陈映真》（1962.4.15），《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25页。
[35]《本部探照灯连陈永善有参加不法活动之嫌着即跟踪》（1962.4.25），《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32页。
[36]《林华安致安复华代电》（1962.4.25），《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74～75页。“林华安”与“安复华”均为特定情治机构的代称。
[37]《本部探照灯连陈永善有参加不法活动之嫌着即跟踪》（1962.4.25），《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32页。
[38]陈映真：《故乡》（1960.9），《陈映真全集》第1卷，第59页。
[39]《陈映真致尉天骢》（1962.4.26），《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22页。
[40]《陈映真致陈炎兴》（推测为1961.10.24），《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73～74页。
[41]《陈映真致钟肇政》（1962.3.13），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192页。
[42]《陈映真致陈炎兴》（1962.4.27），《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19页。
[43]《齐效忠致钟效成代电》（1962.4.21），《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80页。“齐效忠”与“钟效成”均为特定情治机构的代称。
[44]《陈映真致钟肇政》（1963.4.26），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07页。
[45]钱鸿钧：《战后台湾文学的建构者：钟肇政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52页。
[46]《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2页。
[47]“把这样的文学移译出来刊载，当作反面的好教材，是可以的。但决不能以它是同为‘受害者的文学’，作为存在的价值。否则，我们怎么面对廋死日本特务狱中的台湾抵抗运动的志士们？”见陈映真《中国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陈映真全集》第3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420页。
[48]陈映真：《梦魔般的回声：陈芳明“内面史”的黑暗》，《陈映真全集》第12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页。
[49]陈映真：《面摊》，《陈映真全集》第1卷，第15页。
[50]《为陈永善已奉令退伍赍呈考核资料乙份请鉴核》（1962.9.15），《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130页。
[51]《陈映真致钟肇政》（1962.3.13），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192页。
[52]《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1页。
[53]尉天骢：《木栅书简》，封德屏主编：《人间风景·陈映真》，文讯杂志社2009年版，第59页。
[54]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30～231页。
[55]赵刚：《白色恐怖下如何知行合一──陈映真的19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56]参见《陈映真致陈炎兴》（推测为1961.10.24）、《陈映朝致陈映真》（1960），《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72、82页。
[57]《陈有仁致钟肇政》（1962.4.8），转引自钱鸿钧《战后台湾文学的建构者：钟肇政研究》，第291～292页。
[58]《陈有仁致陈映真》（1962.4.27），《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15页。
[59]《陈有仁致陈映真》（1962.6.15），《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118页。
[60]《陈映真致陈有仁》（1962.5.1），《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6页。
[61]陈映真：《我的写作与台湾社会嬗变》，《陈映真全集》第21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
[62]《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2页。
[63]《陈有仁致陈映真》（1962.6.15），《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118页。
[64]《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2页。
[65]《陈映真致陈炎兴》（推测为1961.10.24），《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73页。
[66]《陈映真致钟肇政》（1964.10.22），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22页。
[67]《陈映真致陈有仁》（1962.5.1），《陈永善案》第6卷，“影像”第6页。
[68]《陈映真致钟肇政》（1963.2.21），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15页。
[69]《陈永善〈自述〉》（1966.2.4），《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2页。
[70]《陈映真致钟肇政》（1964.11.1），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24页。
[71]这样的思考正是陈映真晚年积极地重探1945年台湾光复后五年间文艺思想史，尤其是积极引介日本学者横地刚的黄荣灿研究的原因。在横地刚看来，黄荣灿把鲁迅以来的新兴木刻引入台湾，介绍了直接刻画人民生活与历史的创作方向，甚至比任何本省籍作家都更深刻地描写了台湾光复之后的民众生活乃至“二二八事件”。相较之下，从日据时期成长起来的本省籍画家直到光复之后还自以为在追求世界级的纯艺术（实际上只是对日本画坛的模仿），却因无法面对民族性的复原、无法让自己的艺术去殖民，反而失去刻画现实的能力；正因无法把握现实，许多本省籍画家在皇民化运动时期的作品竟与台湾光复之后的作品没有不同，艺术高度难以提升。参见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陆平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72]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197～199页；赵刚：《白色恐怖下如何知行合一──陈映真的19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73]沙漠：《读“浊流”》，“《中央日报》”1962年5月19日。
[74]《陈映真致钟肇政》（1963.4.26），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08页。
[75]赵刚：《白色恐怖下如何知行合一──陈映真的19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76]陈映真：《猫它们的祖母》（1961.1），《陈映真全集》第1卷，第100页。
[77]李黎：《陈映真的〈将军族〉》，龚忠武等编：《春雷之后：觉醒·决裂·认同·回归（1972—1978）》第2卷，人间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8～1461页。
[78]《陈映真致钟肇政》（1964.1.21），转引自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第210页。
[79]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硕果专案侦讯日志》（1968.7.22），《硕果专案》第2卷，“影像”第12～13页。
[80]钱鸿钧：《战后台湾文学的建构者：钟肇政研究》，第117～120页。
[81]宜兰作家李荣春、彰化作家李笃恭的约谈材料也收录于同案卷宗。
[82]《为签请准予依法约谈叛乱嫌疑陈火泉、陈永善等案由》，《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45页。
[83]《陈永善〈补充〉》，《陈永善案》第8卷，“影像”第38页。
[84]《预备时期一九六六年九月会议决议草案》，《硕果专案》第1卷，“影像”第6页。
[85]《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判决（五十八年度初特字第廿号）》（1969.1.4），《陈永善等叛乱案》，“影像”第5～11页。同案被捕的陈映和（陈映真弟）与林华洲也被写入陈映真此案的判决书，但不被当局视为民主台湾联盟的成员。
[86]1967年10月9日，陈映真将自己写的无题小册给同人传阅，遭内线杨蔚拍照并转交情治单位。参见《清澈专案对象陈永善等涉嫌组织伪“民主台湾同盟”案情摘要表》，《硕果专案》第5卷，“影像”第208页。
[87]《硕果专案监狱秘密录音窃听纪要》（1968.7.11—7.15），《陈永善案》第3卷，“影像”第60～61页。
[88]《陈永善手撰反动册子》（1966—1967），《硕果专案》第1卷，“影像”第16页。
[89]《陈映朝致林一郎》（1963），《陈永善案》第3卷，“影像”第36页。
[90]《陈永善手撰反动册子》的全文“影像”收录于台湾“档案管理局”典藏《硕果专案》第1卷，“影像”第43～89页。
[91]《陈永善手撰反动册子》（1966—1967），《硕果专案》第1卷，“影像”第58、79、8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