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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妍 | 论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以《蔷薇蔷薇处处开》为中心展开思考
作家、“人民艺术家”王蒙2024年6月初在新疆阿勒泰禾木留影 武学良供图
图片来源：王蒙：《二〇二四年盘点》，《新民晚报》2024年12月15日
内容提要
新时代以来，王蒙的小说创作由以往发挥“地域”的特点变化为发挥“时间”的特点。“时间”之于新时代王蒙小说，是其讲述的对象和创作的资源，是再创造的“中国时间”，还是其所书写的“中国记忆”。“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作为新时代王蒙小说中被形塑的两个核心意象，互证共生。其中，《蔷薇蔷薇处处开》即是一部由“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互证共生的典型文本。本文以《蔷薇蔷薇处处开》为中心展开思考，探讨“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怎样以中国哲思者的叙述视角、反思或重建的现代性主题、东方庭院式结构和人物变像形塑方法展现于文本世界，如何以顺应心念的“时间”秩序与中国古典诗词为叙述方法，发现新时代王蒙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和思想史意义，即通过发挥“时间”的特点而打破百年前鲁迅的“铁屋子寓言”的空间“魔咒”、实践着为“人”为“民”的新型写作。
关 键 词
新时代王蒙小说 《蔷薇蔷薇处处开》“中国时间” “中国记忆”
新时代以来，王蒙的小说创作有一个不易察觉却意义深远的变化：由以往发挥“地域”的特点变化为发挥“时间”的特点，[1]无论讲述何种故事，都是在当下“时间”回望历史“时间”，借助于诗与乐、歌与剧、文与评相杂糅的小说样式再创造“中国时间”，同时讲述当代中国知识人、革命人与当代中国历史同在的“中国记忆”，慎终追远未来的“时间”。基于由“地域”向“时间”的转变，新时代王蒙小说在精神气质上犹如一位“高龄少年”炼成的文学作品。在艺术特性上，他的创作“与众不同，与自己身处的时期保持‘例外状态’”[2]，或者呈现为另类“老年写作”[3]。事实上，新时代王蒙小说并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4]延长线上的作品，亦非王蒙以往小说的续篇，而是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新时代王蒙小说通过中国哲思者这一新型叙述者的叙述视角，将小说“时间”放置于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汇合而成的“中国时间”即“一个记忆总体中去”[5]，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与中华古典文学转换为本土经典资源，以期再创造“中国时间”并书写“中国记忆”。那么，新时代王蒙小说如何发挥“时间”的特点？其意义何在？本文将以王蒙的中篇小说《蔷薇蔷薇处处开》为中心展开思考。
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
一 形塑核心意象：“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
王蒙认为：“如果把文化看成一种记忆，那么，一个没有文化积淀的民族就好比失去了记忆力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甚至，失去了记忆力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6]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王蒙小说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经由发挥“时间”的特点而再创造“中国时间”，同时书写“中国记忆”。“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可谓新时代王蒙小说形塑的核心意象。
何谓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时间”？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时间”被称为“量子时间”或“空间时间”[7]。事实上，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时间”，不再是王蒙所亲历的某些历史性或现实性的一段“时间”，而是王蒙所经历的全生命阶段的“中国时间”，即新时代进入高龄的王蒙在回忆中复活的各个生命阶段“时间”总和的“中国时间”。如果说王蒙以往小说中的“时间”是诗性世界中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8]或“所有的日子都去吧”[9]，那么，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时间”则是哲性世界中的“所有的日子都去吧”之后的重来再来、一来再来……在“中国时间”的表达方法上，新时代王蒙小说不仅延续了以往王蒙小说中的“青春”“万岁”“年轻”“季节”“系列”等中国诗性意象的表达方法，而且转向了中国哲性意象的表达方法，譬如：“巨大的零”[10]、“历史潮流如斯夫不舍昼夜”[11]、“岁月的长河”[12]、“此生此忆应无恨，哭乐酸甜滋味圆”[13]、“生未了，情未了，思未了，做未了”[14]、“秋月春花哀未休”[15]、“倏忽几十年矣”[16]、“有其一浪则伸延浩海，得其片刻已铭记永恒”[17]……又如“唱罢伊人秋水恋，蔷薇忆忆更妖娆”[18]……
王蒙：《霞满天》，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
在中国哲性意象的意义上，小说中的“时间”固然是指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参数、增量，即物理时间，也意指现代以来的线性和非线性的“时间”，更意指王蒙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终极“时间”这一概念转化而来的另外一种现代时间，即作为“概念之神”的“时间”。关于“概念之神”的含义，王蒙这样说：“中国文化的一个异点是对于文字的崇拜，文字的综合性、形象性、逻辑性、结构性，使汉字成为综合符号，使汉字符号成为一个有理、有情、有说法的精神世界。……中国字里就有信仰、有天机、有终极。中国精英的文字之神、概念之神，首推‘道’字。在老子那里，道是世界的本原与归宿，是世界万物的根本规律，是万物的本质与综合，是万物的主，而这个‘主’与其他宗教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主’不同。”[19]可见，王蒙所论“概念之神”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主”（人格神）形成了差异。其实“概念之神”所推之“道”不只是老子所言之“道”，还有孔子的“仁义”、孟子的“义理”、庄子的“逍遥”等中华文化的终极之“道”，在王蒙看来，这些中国古典哲学之“道”都是“概念之神”。基于对“概念之神”的认知，新时代以来的王蒙尽管没有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解读著作中直接谈论“时间”一词，但透过王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以概念当宗教”及其终极概念——理念之神的悟觉，仍然可以感知到作为“概念之神”的“时间”的无所不在：有无、生死、虚实、正反、恒变等一切中华文化的终极概念皆通向作为“概念之神”的“时间”。至此，何谓作为“概念之神”的“时间”？作为“概念之神”的“时间”为“一”。“一”是恒一、混一，也是一念、一瞬；是无中之有，也是有中之无；是无休无止，无穷大和零等一切大关系的转换。“一”即“一切”，“一切”终归于“一”。由是观之，“时间”之于新时代王蒙的小说，寄寓着一位中国哲思者在当下“时间”境遇中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时间”的悟觉：以“概念之神”取代“人格神”，以天道、仁义、经世致用取代对彼岸的信仰和崇拜，以终极性的哲学探究实现终极关怀，据此其对“时间”更敏感也更珍惜，对历史怀有更崇高的敬意，展现出更庄重的姿态，这也便构成了新时代王蒙小说中“中国时间”的终极意蕴：“零与无穷大，这就是上帝——终极。”[20]由此，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人、事、物无不是在作为“概念之神”的“时间”即“中国时间”中被讲述、被体悟、被悟觉。
王蒙、赵士林：《争鸣传统：王蒙 赵士林对谈录》，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这种“中国时间”的意蕴内生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范畴。“中国时间”是王蒙返观20世纪中国文学而创造的反思性概念。中国现代小说自五四时期诞生起，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通过“时间”来书写近现代“中国记忆”。五四时期的小说家常常借助逼仄的“空间”来展现断裂的现代“时间”，进而隐喻近现代中国人的伤痛性记忆。1918年鲁迅创作的中国现代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空间”被设置在“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21]的暗黑空间里，其“时间”被描写为“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22]的现代“时间”。此后，丁玲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曹禺的话剧《日出》、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等对此有所延续。在此期间，1921年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乡》在过去“时间”和现在“时间”的博弈中想象了“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23]的未来“时间”，建立了古典诗性空间。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等创作的某些诗化小说对此有所承继，[24]但诗化小说传统在“大革命”“左翼思潮”“民族革命战争”相继发生的现代文学语境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新中国红色经典小说中的“时间”必然关乎“国家文学”[25]的制度性与政治性的需要，历史“时间”被革命化与崇高化，“时间”内涵被统一规定为“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26]。直至新时期，“时间”的内涵才获得了多样化的理解：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中的“时间”呈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线性“时间”，王蒙短篇小说《夜的眼》中的“时间”展现出现代主义文学形态的非线性“时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岁寒三友》显现出古典主义文学形态的回忆中的“时间”，张承志《黑骏马》中的“时间”颇似浪漫主义文学形态的瞬间即永恒的“时间”。不过，新时期开始后，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与很多日本作家一样持有这样的观点，觉得自己“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是落后于欧美的”[27]，也便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属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宿命：“正像它（指资产阶级——笔者注）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8]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文学”的潮流中，中国当代作家倾向于学习欧美作家的现代、后现代的“时间”写法，却忽略了开掘中华民族本土的“时间”资源。而王蒙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则保持一种接纳潮流、导引潮流、警惕潮流的理性立场。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时间”的断裂与飞跃，那么新时代王蒙小说则强调“时间”的累积、连续与整体。不过，王蒙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并非否决一切，而是展开一种理性、逻辑的推演：“从总体来说，正是‘五四’，挽救了中华文化传统停滞、衰落、病弱乃至走向灭亡的颓势……”[29]
1918年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暗黑空间
图片来源：赵延年：《赵延年木刻鲁迅作品图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时间”，从根本上说，就是在世界现代哲学的时间观念中重建的“中国时间”。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时间”，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与扬弃西方现代哲学的时间观念为起点的。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接受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时间观念，但在“大革命”时期对其产生了犹疑，一定程度上以历史循环论的时间观念替代了进化论的时间观念；20世纪20年代初期，《民铎》1921年12月第3卷第1号出版了“柏格森号”，推出柏格森的“绵延论”，郭沫若吸取了其中有用的成分，“20年代中期他开始认同马克思主义时便开始疏离和扬弃”[30]。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时间观念的影响力式微，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重新接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德格尔的“‘此在’论”或“我的当下性”[31]“本真的时间就是四维的”[32]等西方现代哲学的时间观念、利奥塔的“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33]、德里达的将“当下”理解为“‘不再存在’和‘尚未到来’”[34]与福柯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夜晚”[35]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时间观念相继直接参与塑造文学的时间观念。而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时间观念中的不可逆性与“严格地限制在内心的意识状态”[36]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时间的极度不信任感，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时间”带有不可调和的悖谬特征。
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时间”有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时间观念，时间成为可忆的、可逆的乃至不朽的。事实上，王蒙自19岁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迄今，始终保有对“时间”的肯定性情感与恒在的生命信念，从“青春万岁”到“明天我将衰老……”隐喻性地表达了独属于王蒙的一以贯之的时间哲学观念。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提升，中国作家的自信力也在不断增长，而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在呼唤着中国作家突破‘小说’的固定观念，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中国人经验与内心世界的新的‘小说’形式”[37]。而新的“小说”形式离不开新的“时间”观念，因为现代小说原本就来自现代“时间”观念的催生。为此，新时代王蒙小说既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念进行哲思，又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时间”观念展开反思；既强调“时间”的有限性与多义性，又凸显其无限性与恒常性。
1953年王蒙动笔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手稿
图片来源：主题报道《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新时代文艺创作大家谈》，《人民网》2024年10月15日
何谓“中国记忆”？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记忆”有其基本内涵：在新时代语境下，以中国哲思者的追忆视角，汲取并再创造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记忆的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典籍中关于记忆的哲学传统，运用汉语言形式，在世界性视域中返观并书写当代中国人，特别是返观并书写当代中国的知识人、革命人与20世纪中国紧密联系的精神记忆，以期为21世纪中国提供一个与中外优秀文化血脉相连的未来“记忆”，使人类文化保持多元性与丰富性。“中国记忆”在此，虽是东方记忆之一种，但不再沿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现代思想家所建构的“东方学”中的“东方”概念，[38]而尝试逾越东、西方文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记忆对立思维方式。“记忆”在此，是一个与“历史”相近似的概念：“它们栖居在一片相似的精神领域中。”[39]
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记忆”，自有中华民族的根性记忆资源。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时间”哲学更多地给予新时代王蒙小说一个核心词——作为“概念之神”的“时间”，那么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记忆”诗学则更多地赋予新时代王蒙小说另一个核心词——“中国记忆”。在《诗词中国》所精心挑选出的82位作者的218首诗词中，关于“中国记忆”的诗句、词句比比皆是，且被解读出“中国记忆”的多种意蕴。“美丽中国的开辟曲”一节《卿云歌》中的“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唱出了“中国记忆”原初遵从的自然性，“日月有自己的常规与变易，星辰有自己的行列与格局”[40]；“曹操的黄钟大吕”一节《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将“中国记忆”升华为宇宙天体的秩序性，“宇宙天体的空间与四时风雨昼夜的时间……全部入诗入韵”[41]；“陶渊明的心远说”一节《饮酒》（其五）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将“中国记忆”解读为物我合一的混一性：“人境山境，花境庐境，篱境心境，浑然一体”[42]；“李商隐等的心语”一节《锦瑟》中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将“中国记忆”想象为我与过往岁月的联系性；“比诗更痛切彻骨的是人生”一节《示儿》中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将“中国记忆”告白为家国性……王蒙解读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中国记忆”包含非常多样的意蕴，有怀旧、追忆、悼亡、欢聚、别离等个人记忆，也有报效国家、征战沙场等家国记忆，再加上“表音、表意、表形、表关系”[43]的汉语言特质，使得中国古典诗词所表达的“中国记忆”相当多义、含蓄，时有争执、冲突、错讹，时有稠密、空白、纠正。此外，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极致性记忆呈现为时空混一性、整体性的“中国记忆”。《诗词中国》一书有许多呈现时空混一性的“中国记忆”的诗句，譬如，“李白之诗天上来”一节的《将进酒》中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中国记忆”体会为混一性的记忆：“必须珍惜一切的‘逝水原理’的基本模式”[44]；“登楼酣睡都是诗”[45]一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其蕴含的是“中国记忆”的整体性，“王之涣此诗既是天地的客观观照，又是人杰们将一切尽收眼底的、很有鼓动力的、在中国叫作达到天地境界的概括性金句诗”[46]。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记忆”自觉地以古典诗词中的记忆描写为本土经典资源，再创造“中国记忆”的自然性、秩序性、一体性、整体性、联系性、家国性等特质。
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记忆”，以当下时间为起点，统合20世纪中国的个人记忆、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家国记忆，与当下记忆共同构成“中国记忆”。这些记忆被分为现代中国记忆与当代中国记忆，二者形成对照。其中，现代中国记忆如实呈现了贫穷、落后、被殖民的历史面貌。例如，长篇小说《闷与狂》借助“你”的童年视角追忆了一代现代中国儿童所经历的贫窘的童年生活：“总之这是北方的城市草民一家，小民一家，亲热的儿女父母一家，放屁暖床、抽烟暖房的一家”[47]，这样贫窘的童年的真正不幸是，“童年留下了太多的愤懑与悲伤。原因很简单，你在童年失去了童年”[48]。不过，王蒙并未沉湎于20世纪现代中国记忆中苦难的一面，而是更多地追忆20世纪当代中国革命与青春的记忆“是青春点燃了革命，是革命烧透了青春”[49]。在追忆当代中国记忆的过程中，新时代王蒙小说并未隐去人物所遭遇的命运劫难、政治性的变故和偶然性的故去，譬如《猴儿与少年》中的施炳炎在1958年“摊上事儿了”、《奇葩奇葩处处哀》中出身名门风采卓然的英文女教师蔚阗的悲剧结局、《夏天的念想》里TT的莫名“离世”，但这些都是以私密性的表达、文学性的形式、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情感性的投入、哲理性的思考消化伤痛性记忆，以怀念人生百变的甘苦的叙事基调想象当前与未来：“仍然保留着他火热的心灵，海阔的思绪……”[50]“仍然梦着，想着，爱着，勇着，书写着，感动着，亲！”[51]可见，新时代王蒙小说并非遗忘20世纪中国文学所书写的伤痛性记忆，而是超越了简单表现伤痛性记忆。
王蒙：《猴儿与少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
总之，新时代王蒙小说既包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也体现着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积淀，又展现出文学的审美创造；既有着对过往伤痛的感性触动，又蕴含着对历史的理性审视；既有着纯粹的个体情感表达，又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既有着政治层面的深刻思考，又以艺术的手法加以呈现；既反映着社会的现实状况，又饱含着真挚的情感力量；既有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又最终上升到中国哲理的高度；既立足当下现实，又指向未来的无限可能。其中的“中国记忆”是家国性与个人性、历史性与文学性、伤感性与理智性、纯粹性与时代性、政治性与艺术性、社会性与情感性、生活性与哲理性、当前性与未来性的统一。
二 “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的文本展现
“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在新时代王蒙小说的文本世界中如何展现？二者主要展现于其文本世界中的叙述者、主题、结构和人物形象这四要素上。
首先，叙述者如何设置。这决定了新时代王蒙小说构建起怎样一个由“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共同构成的文本世界。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叙述者相当多样：《闷与狂》中的单数第二人称“你”与单数第一人称“我”，《女神》《邮事》中的单数第一人称“我”，《生死恋》中的第二人称“你”，《霞满天》《夏之波》中的单数第三人称“她”，《猴儿与少年》中的单数第三人称“他”，《季老六》中的超人称与单数第三人称“他”以及《夏天的念想》中的“第三人称兼类似第一人称”[52]……而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叙述者WM是单数第三人称，亦是“第一人称复数”[53]，WM对自我的认知为“一个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你自己就是一个合唱队、一个交响乐团……”[54]这位叙述者有作者的影子，既可能是小说与随笔中两个迥异的王蒙，也可能是难以计数的“同一个你”：海之子、梦之子、春之子、诗人、哲人、学者、“共和国的文学‘书记官’”[55]、“人民艺术家”，恰如WM的自述：“一样、两样、多样，你有很自己的样儿，什么样儿都是同一个你。”[56]“同一个你”是什么样？绝不是“在日常生活行为和在文学创作上，常表现为一种‘自怜’的心态”的感伤主义者，[57]而是自省与自信的乐观主义者。叙述者WM不仅被王蒙设定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亲历者，更是一位中国哲思者，一位超越常人思维、具有创造力和洞察力，能够在“时间”变化的过程中看到事物背后的本质和深层次联系的智者。中国哲思者面对浩瀚无垠、似有似无、时真时幻的“中国时间”时，仅仅驻足于时间变化中的人与事、果与因、理与情、运与命、变与恒，由此《蔷薇蔷薇处处开》虽以追忆为主，但随着中国哲思者的运思，小说由历史而转向当下和未来，也正因中国哲思者的叙述，小说成为一部关于“中国时间”的哲思性文本。
王蒙：《闷与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其次，小说主题何以建立。这确证了新时代王蒙小说怎样借由“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建立起丰富的文本世界。新时代王蒙小说的主题建立在多声部的20世纪“中国时间”的历史情境里，小说以或反思或重建的方式承续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现代性主题——启蒙与救亡、欲望与自我、革命与爱情、理想与梦想、英雄与集体等等。而在上述现代性主题中，省思启蒙是核心主题。仅以《蔷薇蔷薇处处开》来说，这部小说以省思的方式延续了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58]中省思“父辈”知识分子单向接受五四启蒙主义的主题，并以“中国时间”的历史性参照丰富了省思主题。小说再次选取中国知识分子出访欧洲作为起点与核心事件，由此辐射出去，以20世纪的“中国时间”为镜像，省思作为子辈的当代知识分子如何重蹈“父辈”启蒙主义文化偏执症的覆辙。譬如，这部小说着墨最多的女作家鸣鸣所追寻的纯粹、不容杂质的爱情，道出了几乎所有现代女性都不愿直面的情感真相：“毁灭爱情的一个妙法就是爱情乌托邦主义，爱情原教旨，爱情排他主义。”[59]这意味着鸣鸣的创痛一点也不亚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在省思启蒙的同时，这部小说的多个主题被打开：老上海歌曲《蔷薇处处开》重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救亡主题，具有20世纪80年代当红作家标配的翩翩引发了欲望与自我的主题，叙述者WM深化了革命与爱情、理想与梦想、英雄与集体主题的哲学底色。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主题，在新时代王蒙小说中都要经20世纪中国这一历史“时间”的检测，同时在新时代语境下经当下“时间”的检测。正因如此，新时代王蒙小说的主题不只是反思多重现代性，更是重建多重现代性，即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时间”里反思其教训，再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资源和人类现代文明的优秀思想资源，在文学世界中重建多重主题。王蒙在当下“时间”里还增加了人类永恒的文学主题。经由小说题名的核心意象“蔷薇”的牵引，小说中的多重主题得以在被追忆的20世纪中国的各阶段历史“时间”中形成。由于“蔷薇”不但表达了少年在春天对“爱恋”的渴念，而且以三段体的曲式唱出了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中国人的心理创痛，因此，当21世纪中国人生活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时，会惊奇地发现，80多年前的中国人对“春天”的爱恋是人类的永恒记忆，也是世界文学的永恒主题。至此，王蒙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采取了回旋、逆转、腾跃、超越等多种记忆方式，特别是通过“纠错性回想”或“思想型回想”[60]来重建这部小说主题的多重性与永恒性。
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再次，小说结构如何设置。这展现出新时代王蒙小说怎样借由“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而自主地建立起文本世界。《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部小说既具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结构的复杂感，又带有中国现代追忆小说结构的松弛感，其结构仿若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现代意识杂糅的精巧、曲折、幽深的一座座“中国庭院”。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多采用“小说之屋，窗开百扇，门唯二三”[61]的结构，《蔷薇蔷薇处处开》则采用了这样的结构：中国庭院，不计数量，窗似画框，廊映辉光；窗唯向阳，接通内外，门朝海外，开关自如。这种结构意味着小说遵循了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记忆”的特有构造。其一，不把过去的“时间”视为一种记忆的终结，而把它看作记忆的开始，特别是将当代“中国时间”（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的开始）看作黄金“时间”。其二，小说采用的不是故事的情节结构，而是展现人物精神心理的结构。跟随WM的追忆步履，读者可以步入月如星的庭院、托洛茨基的庭院、国乒冠军们的庭院、“写诗、诵读、赛诗”[62]的庭院、“上元灯火风火迷人醉人”[63]的庭院、“再再再下一个庭院里是晏几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场面”[64]……“最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与到底要进哪个庭院了”[65]，无论哪个庭院，都是人物精神心理的弥散空间。每一座“中国庭院”都弥散着当代人的意绪，同时生长着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记忆与人类的现代文化记忆，且与当下现实记忆相缠绕，因为“当记忆无法恢复与产生它们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从而无法获得更新时，记忆也就变得贫乏而凝滞了，这就是记忆具有的性质”[66]。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一座座“中国庭院”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怪诞的“房间”“洞穴”“城堡”迥然有别，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囚笼”“小酒馆”“病室”形成差异，因为在一座座“中国庭院”里，生命的梦想能够恒存，通向外部的社会历史与中外文化的门廊可以任意打开。在步入“中国庭院”的过程中，“我”会遇到“我”的不同生命时段的中外故交们，一路热眼回望那些永恒的“时间”，待曲终人散时，愈加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向度肯定今生今世，乐观通达地珍视“时间”给予“我”的一切馈赠。
最后，小说如何形塑人物。王蒙小说如何借由“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在文本世界中省思，谁是“我”和“我”的老友们？《蔷薇蔷薇处处开》探索了“时间”变像的人物形塑方法。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变像”通常被理解为对原有形象进行变形或转化，以达到新的象征、隐喻或者表达效果的艺术处理方法。“变像”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为中心的文本世界中意指透过中国哲思者的叙述视角，以“中国记忆”为叙述方法，通过“中国时间”的渐变、突变、“静止”等形态，将人物从一种形象逐渐转化为另一种形象的形塑人物方法。“变像”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总体上遵循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法则，总是要用至少三套语言写作，以“作家自己的语言”、“角色应该采用的语言”和“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人物的故事，[67]但与此同时，更运用源自“中国记忆”的变像形塑人物方法。《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的人物形象虽同属于当代中国的同一个历史时空，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联并不依靠空间上的交集，而是依赖于叙述者WM在“时间”上的如雪浪花一般涌动的“中国记忆”。而且，“变像”不止于形塑人物，更旨在通过“时间”来体察中国知识人的灵魂本相。因此，《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鸣鸣、翩翩、雄雄、端端、月如星等最终在“时间”变像中呈现通常被回避的灵魂本相，“各有各的过程，各有各的心气……各有各的缺陷，各有各的努力”[68]。这种变像形塑人物的方法，自然不会照搬拉康提出的“能令人洞明‘我’的功用”[69]的现代主义形塑人物方法，也自然并未完全遵循列宁所言列夫·托尔斯泰作品“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70]，因而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形塑人物方法，而是将人物形塑交付给了“中国时间”。在省察人物的灵魂时，叙述者并非冷峻透视，而是柔情对视，虽不回避人物形象的瑕疵、弱点、限度，但又善意地体谅人物的一切瑕疵、弱点、限度；虽正视人物在人性上的弱点，也穿行于中西哲学层面凝视人物的人性问题，但更主张“美德是可以共享的”[71]，因为探索变像方法的王蒙倾向于发现人性中的善好，服膺于2500年前孔子的判断“君子和而不同”，认定“光明正大、坦诚相待”为人物的理想人格。[72]
上述要素在新时代王蒙小说的文本世界中发挥的功用并不相同，却共同展现出新时代王蒙小说中“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的实有特质和核心地位，由此新时代王蒙小说的文本世界呈现连续流动、层层叠叠、逝去还来、无限循环的“时间”特点，继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时间”与“记忆”书写形成联系与差异。
三 “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的文本叙述
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王蒙提高了叙述方法的难度指数——营造连绵起伏的古典与现代相叠合的梦境，得以让“我”重生；任重生的“我”穿行在过去、现实、超现实之间，窥见中国当代知识人的情感暗区和灵魂痛点；置入叙述者WM的哲思性旁白、现代诗化语句和当下时尚语言，传递生命的热力和世俗的生趣。为完成这样的叙述，王蒙探索了两种不同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法：其一，在总体叙述方法上，采用了顺应心念的“时间”秩序的叙述方法，而不是在失序的“时间”世界里叙述；其二，在具体叙述方法上，除了沿用以往的王蒙式的散点诗化叙述方法外，兼用中国古典诗词化叙述方法。
《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的叙述时间看似随机、混沌、无序，实则顺应了叙述者WM心念的“中国时间”秩序。在《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文本世界里，叙述者WM追忆到哪里就到哪里，心念到谁就写到谁；文本世界中的人与事，可以一述、再述甚至三述四述，也可以略述、简述甚至空白叙述。而且，叙述者WM心念的“中国时间”秩序，与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式的顺应四季的连续性“时间”秩序不同，也与20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听从“梦魇”的断裂性的“时间”秩序不同，是对叙述者WM内心秩序的遵从，亦可以理解为叙述者WM对中国哲学的“时间”秩序的顺应。而要做到这一点，叙述者需要悟觉“时间”法则，遵循和践行“时间”法则，慎终如始，知行合一。由是观之，叙述者WM顺应心念的“中国时间”秩序“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73]，呈现了中国哲思者所悟觉的人与“时间”的相处之道：人，在“时间”中，一经顺应心念的“中国时间”秩序，便享有了生命的自主性，同时也自主地获得了“时间”。 而且，中国哲思者的叙述“时间”汇合为精神展开域的“无限的球体”[74]。《蔷薇蔷薇处处开》中“时间”点的选取值得玩味：自2023年5月7日的当下“时间”始，跳转到1950年与1985年交叠的当代历史“时间”，驻足于1985年这一历史“时间”，任由WM和老友们以及人类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神遇，继而倒错、回望、怀想“时间”中无法忘却的人、事、物——女诗人鸣鸣、男作家翩翩、“全能作家尊尊或者命命”[75]、“妇女强人、表演艺术家兼作家”[76]月如星什么也不缺少、有救世豪杰气概的雄雄“最喜欢用的词儿是‘愚蠢’与‘可悲’”[77]、清奇又清雅的端端对WM在共同出访17年以后“带了一瓶数十年窖龄的茅台到饭桌上”[78]感到难于理解……最终回返当下“时间”2023年。又从2023年思前想后，直至2023年7月WM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第9次修改处理“蔷薇”稿，在当下“时间”亦真亦幻地重逢了1965年的老朋友、老客人——说喁喁情话的“一双燕子”，迎来了朝向未来的永恒“时间”。每一个“时间”点都既遵从心念的“中国时间”秩序，又与世界“时间”相通。从始至终，这部小说的叙述方法并未止步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常见的追忆视角下对人物的情感生活或命运故事的讲述，而是在新时代以顺应心念的“时间”秩序的叙述方法讲述中国人如何在“时间”的“河流”中顺流而下、逆流而行、湍流而辨、稳流而鉴，从而哲性思考“时间”与人性、与命运、与时代在世界中的新型关系。
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王蒙在继续采用散点诗化叙述的同时，还探索了中国古典诗词化的叙述方法。小说中援引与拟写的古典诗词包括《诗经》、《离骚》、“乐府诗”、李白和白居易的五七言诗、晏氏父子词句、《红楼梦》的诗词曲赋……三千多年的中国古典诗词史几乎全部体式都展现出来。从引子的拟七言诗始，至第九章的拟五言诗，《蔷薇蔷薇处处开》的中国古典诗词叙述正式开始了：WM在2023年追忆起他在1985年与1950年结识的一位童年的朋友——“外籍且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女士”[79]何哥哥相逢，继而追忆起率团带领端端、翩翩、鸣鸣等中国当代作家访问德国，也描摹了中国当代知识人或炽热或狂欢或高冷或超群或默然的灵魂图谱。第十章至第十六章，采用了中国古典诗词“串烧”、拟写“骚体诗”、拟写“乐府体”等叙述方法，通过援引李白的《清平调·其三》、李商隐的《无题二首·其一》、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崔郊的《赠去婢》、《诗经》的《蒹葭》中的首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思且念、哀又叹、痛与惜女作家鸣鸣的27年“旷世奇恋”，以情感流推动了这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所有援引、拟写的中国古典诗词，在小说中都具有多重叙述功用：或暗中推动情节发展，或烘托人物上场，或隐伏人物命运，或代言中国哲思者的旁白，或寄寓中国人物心理，或评点人物的中国文化性格，或隐喻人物的中国精神心理，或道出人生真相……
王蒙：《诗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25年版
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王蒙以数十年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读为底蕴，用小说形式回应时代命题，为新时代文学探索中国式叙述方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种中国古典诗词叙述汇合了百年现代抒情小说家族的重韵律、重意象、重留白的现代诗化叙述方法与重场景、重意绪、重在场的散文化叙述方法，从以诗词为抒情文学典范的文学观念出发，发掘出古典诗词在小说中的叙述功用，创造了以“诗感悟、诗心语、诗激情、诗怀念、诗遐思、诗梦幻”[80]为特色的新的叙述方法。这三个方面的叙述新质，在《蔷薇蔷薇处处开》的引子中可见一斑，它以《蔷薇处处开》的韵律、蔷薇的核心意象、“一一的经历难忘满怀”[81]的意绪、2023年春夏之交北京奥森公园的场景、对叙述者WM是谁的留白等多种方式赓续了《红楼梦》的引子功能，即文学的哲学功能。该引子引出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者WM，引出了小说繁复的主题、回旋曲般的东方庭院结构和意境悠悠的氛围，引出了哀而不伤的中国美学的总基调，最终引出了21世纪人类无法回避的现代哲学问题：人，如何在时间中辨识自身？
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古典诗词化的叙述方法被王蒙放置在世界文明的多重时空里。1985年叙述者WM带领中国作家团访德在文本世界中成为小说枢纽“时间”与核心事件，意在表明改革开放的中国当代社会与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共同构成了文本世界的背景。尤其是，小说文本援引大量中外歌曲，与中国古典诗词化叙述方法融为一体，呈现世界文明互鉴互融的叙述特征，恰如王蒙《诗词中国·序言》所述：“我还重视古今中外诗人与诗的互通互动互文的可能”[82]，而这样的作家，称得上是一位居住在“中国记忆”中的世界作家。
余论：极限性的新型写作
新时代文学如何依凭“中国时间”自主地书写“中国记忆”？这是新时代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创作难题。新时代王蒙小说已经通过发挥“时间”的特点而省思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念，进而用“中国时间”书写“中国记忆”。进一步说，新时代王蒙小说中的“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既不是随风飘散的片片往事，也不是令人无限崇拜的现代“时间”或随时坍塌的后现代主义“时间”，而是一位中国哲思者在新时代语境下重建的混一、恒一、归一的“中国时间”与瞬息恒在、恒常的 “中国记忆”。这一重建的“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如果借用《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的语句来表达，即“时间可忆，时间可以回首，几乎近乎不朽”[83]。这是新时代王蒙小说所持有的别具现代意识的新型“时间”观念：时间于人，多变又恒常，瞬息即永恒；人与时间，俨然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幸福的享受”[84]。这种新型“时间”观念使得王蒙小说畅游在“时间”的河流里，在一次次极限写作的过程里，通过发挥“时间”的特点而打破了100多年前鲁迅的“铁屋子寓言”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所确立的空间“魔咒”，让新时代文学展现出无限的世界性“空间”景象。此种景象被王蒙这样想象：“明年仍是弄潮儿？明年仍思赴轮台。不只新疆，还要邀请他们与读者一起上游轮，去地中海、波罗的海、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向世界，向未来，向太空，向新界。”[85]新时代王蒙小说对“中国时间”与“中国记忆”的自主性叙述，使得它的题旨由新中国“青春万岁”变化为新时代“时间”万岁，使得它抵达了为“人”为“民”的新型写作。
徐妍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6610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2期）
注 释
[1]王蒙：《小说创作：生活与选择——王蒙北京大学演讲》，《当代文坛》2024年第2期。
[2]陈晓明：《“例外状态”：试论王蒙创作的艺术本性》，《文艺研究》2023年第10期。
[3]郜元宝：《另类“老年写作”·超文本·精神反刍·迟到的主题翻转——读王蒙长篇新作〈笑的风〉》，《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5]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6]王蒙：《中华文化通识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7]王干：《瞬间或永恒——王蒙小说的时间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8][9]王蒙：《青春万岁》，《王蒙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10]王蒙：《闷与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2页。
[11]王蒙：《生死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3页。
[12]王蒙：《奇葩奇葩处处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3]王蒙：《猴儿与少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页。
[14]王蒙：《霞满天》，《北京文学》2022年第9期。
[15]王蒙：《季老六之梦》，《人民文学》2023年第8期。
[16]王蒙：《夏天的念想》，《夏天集》，花城出版社2025年版，第8页。
[17]王蒙：《你从我身边经过》，《人民文学》2025年第11期。
[18]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
[19]王蒙、赵士林：《争鸣传统：王蒙 赵士林对谈录》，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页。
[20]王蒙：《闷与狂》，第22页。
[21][22]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427页。
[23]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485页。
[24]解志熙：《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论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艺术特征》，《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25]“国家文学”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倾向于制度层面特征的价值中立的用于宏观现象描述、基本逻辑分析和文学史框架认知的学术概念”。参见吴俊《“新中国文学70年”的几个文学史问题》，《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2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27]沼野充义编著：《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第2册，王凤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7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29]王蒙：《中国人的思路》，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96页。
[30]吴定宇：《郭沫若与克罗奇、柏格森》，《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3期。
[31][32]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677页。
[33]让-弗·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4]德里达：《哲学的边缘》，法国午夜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转引自刘小星《时间与本源——关于德里达对海德格尔时间的批判》，《世界哲学》2012年第1期。
[35]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8页。
[36]李海涛：《论柏格森时间》，《法国研究》1988年第2期。
[37]李云雷：《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与新趋势》，《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38]爱德华·W.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参见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页。
[39]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40][41][42][44][45][46]王蒙：《诗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25年版，第4、7、13、131、31、32页。
[43]王蒙、赵士林：《争鸣传统：王蒙 赵士林对谈录》，第341页。
[47][48][49]王蒙：《闷与狂》，第10、34、62页。
[50]王蒙：《猴儿与少年》，23页。
[51]王蒙：《夏天的念想》，《夏天集》，第71页。
[52]王蒙：《夏天的念想》，《夏天集》，第7页。
[53]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54][56]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18、22页。
[55]王干：《共和国的文学“书记官”——论王蒙的文学价值》，《文艺报》2023年8月31日。
[57]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58]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59]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64页。
[60][62][63][64][65]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163、138、138～139、139、143页。
[61]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第1页。
[66]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178～179页。
[67]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第24页。
[68]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160页。
[69]《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70]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71]王蒙：《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0页。
[72]王蒙：《君子和而不同》，《学习时报》2021年6月5日。
[73]王蒙、赵士林：《争鸣传统：王蒙 赵士林对谈录》，第188页。
[74]“无限的‘球体’”借用了比利时著名批评家、日内瓦学派主要代表之一乔治·普莱的概念，参见乔治·普莱《圆的变形》，钟牧辰、吕肖璇、闫瑾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版，第33页。
[75][76][77][78]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148、79、27、26页。
[79]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9页。
[80][82]王蒙：《诗词中国》，第1～2、2页。
[81]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6页。
[83]王蒙：《蔷薇蔷薇处处开》，第10页。
[84]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3页。
[85]王蒙：《夏天的念想》，《夏天集》，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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