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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
20世纪80年代末，谈论穆旦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最初是一些写诗的人，后来范围渐广，直到90年代中后期，王小波在言及翻译与写作时，那么真诚地礼赞了他对于汉语表达的贡献，可谓知识界的一个共识。钱理群还专门以他的诗句“丰富的痛苦”作为书名，表达着同类的感受。在文坛浮躁的时期，这位诗人日益显出自己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了引领人们从自闭之路出走的先行者。
对于我而言，穆旦的存在，带有神一般的光泽，如果不是在少年遇到他的文字，我的内心不知道要多么粗糙和荒凉。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自己很小爱上文学，是因为接触了穆旦翻译的作品。他译介的普希金的诗，唤起了我沉睡的内觉，发现世间还有如此美好的存在，我便开始久久慕之、追之，得到不少快意。我下乡插队的时候，依旧带着他翻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等。但那时候并不知道查良铮是谁，直到后来上大学，才晓得他便是诗人穆旦的本名。
穆旦译著——普希金《波尔塔瓦》
许多年间，我熟悉的人中喜欢穆旦的很多，有的成为不错的研究者。记得友人王家新还主持过穆旦的学术会，给我留下很多的印象。那时候就知道易彬的名字，相关的文章陆续注意到了一些。《穆旦年谱》《穆旦诗编年汇校》之后，他又完成了《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看得出，易彬写穆旦，也出于对诗人的喜爱，如果没有一种痴情，是不会如此沉浸于此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是全景式的画卷，宏观的思考与微观的体味兼得，过去鲜见的片段连成一体，得以窥见诗人每个时期的枝枝叶叶。作者翻阅了那么多的旧报刊，和世间鲜见的档案，从书信、友人之语中捕捉了诸多有趣的瞬间，史料钩沉与鉴赏笔力，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要了解一个诗人何以迷人，时代与个体生命关系怎样纠葛在一起，易彬提供的都非一般书中可以见到的例证。
易彬：《穆旦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传记写作，要处理生平中不易被人察觉的部分，和那些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语义。穆旦留下的史料不多，需细心体察方能得之。考察其生平，暗地里的岔路纷杂，起落间苦思难平，这些与他的审美追求形成对比的反差，生活的磨难给予他的可能比书本上的更多，而这些最终也影响了他的文字的表达。穆旦是一个不自恋的人，关于他的许多行迹，自述的部分甚少，但他的诗句里散出的幽思，覆盖面是那么广阔，以至让读者对于其生平抱着一种好奇心。易彬从穆旦不多的材料里，就看到了更大的阐释空间，他说：
从传记角度看，相关文献较少且明显存在局限的情形实在可说是一种遗憾，但这也使得穆旦研究获具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个缺少自我阐释的穆旦为世人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他通过较少的写作、较少的自我建构所树立起来的自身形象——一个穿行于黑暗之境的诗人，恰如一首兴味浓郁的诗，经得起反复研读。[1]
这是有意思的。新诗写作到了穆旦那里，格式与境界都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韵致，现代汉语的辽远灿烂之象，开始出现。这来自对五四个性主义的认同，也是吸收现代主义精神的结果。从传记中可以看到，穆旦幼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摆脱了呆板的辞章秩序，在精神的暗区里点着烛光，忽明忽暗里，可谓灵思万种。从南开校园开始，经由清华大学的熏陶，和西南联大的训练，加之入缅远征军的生死考验，他身上印刻的时代元素是复杂的，也由于此，便和以往的写作者有了不同，一种绝境里丰沛的情感暗含在清澈、透明的文字里。
如果不是抗战的到来，穆旦可能还在清华的校园里过着另一种生活，据易彬提供的资料看，他与京派学者的交往很多，趣味也多有接近的地方，长期下去，或许会成为平和、儒雅的学者也说不定。他后来去西南联大和从军入缅作战，思想的象牙塔意味消失，在炮火之中，一次次面临死亡，精神之河流出了血色。而他的诗歌里的受难感，驱走了和风细雨。京派文学家的静谧、博雅是传染了他的，但他很快在危难中体味到一种苦味，社会生活的激流洗刷了他的文字，而人生命运，也由此而改变了。
穆旦戎装，1942年摄于印度加尔各答
这就是为什么在40年代，他的作品能够罩在黯淡的影子里。内觉潮汐般涌动，青年的爱意与不安，和幽暗的色调一起，涌向黎明的岸边。我当年读艾青的作品，感慨那象征色彩的神异，和气韵的宽广。穆旦在什么地方与其有点相似，但调式比艾青的词语更为沉郁，句子跳跃着神启般的灵思。他的诗句明显带有域外诗人的格式，但意象则是本土经验的凝结，珍珠般晶莹剔透。1945年问世的诗集《探险队》中的许多作品，已看出过人的审美灵气，从容、沉郁、幽深、高远。这些诗作乃战时感受的一种折射，没有丝毫的萎靡之气。一方面从目光所及的点与面，打捞人间杂味；另一方面又掠过陈迹，飞向空旷之所，将读者引入思想的云端，神异的光泽洒在词语的边上。《园》写出“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的句子；《我》流露着“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的意象；《智慧的来临》感叹着“太阳走去时他还有感情，在被遗留的地方忽然是黑夜”。这些都是混乱与灰暗里燃烧的灯火，在惨淡的日子带着暖流。而在1947年出版的《穆旦诗集》里，诗作更为成熟，意象里多了更为繁复的元素，已经看不到30年代中国诗歌的稚气和单薄之影。《赞美》里一个意象叠加着一个意象，一种情思牵出另一种情思，那句“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已经不是个体感受的抒发，而是深深植根于大地之中。在《诗八首》中，时代、个人、精神、语言那些抽象的概念，仿佛琴音的流水，溅出精神写意，跳动的文字触摸到神秘的一隅，感叹“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早有人在他那里读出鲁迅式的幽玄，和艾略特的苍冷。强烈的爱意里的惆怅，和压抑中的奔放之情，使他的写作缭绕着地火般的热流，“从白云流下的时间”冲刷着被恶魔袭扰的土地，悲怆的感叹，是极为深切的。
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对于穆旦的描述，曾表达了读者的心声。作为朋友，他对于诗文的理解是恰当而深入的，文字乃知音的流转。他说穆旦“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2]，道出了他早期的精神特点。易彬在书中一再引用其语录，看得出，也是不断呼应其思想的一种共振。王佐良看到了穆旦精神隐秘、难言之处，也感受到了其格式的特别，即把域外文学的品质和中国知识人的生命体验，良好地结合起来。穆旦的诗文所以那么引人注意，除了良好的域外文学修养，与他的荒原感受不无关系。中缅边界的战争，沈阳的报人岁月，还有失业的漂泊感，陷入绝望的时刻多，生命的隐忍与不安中的期冀裹在雨雾之中。
我想，他后来去美国，执意要学习俄语，可能与认同俄罗斯文学的复杂感受有关。美国文学能够给他快感的不多，倒是普希金、拜伦的句子闪动着黑暗中的光泽。他在《荒村》中写到了乡下的“荒草，颓墙，空洞的茅屋”，而“沉默的败溃”和“被遗弃的大地”，流动的是风吹来的谎言。穆旦在自然中融入观念世界的意象，在直白的陈述里吹拂着诡异的预言。短诗《牺牲》则对于战争发出另类的质疑，他于血泊里看到死亡之影里的空幻，恶的流水浇灌着某些英名。这种咏叹在自由主义诗人那里没有，在左翼作家中也是少见的。在许多表现战争的作品中，他从疯狂与战栗中发现一切美好的词语的虚态，而墓地里的书写却找不到词语。这一切与鲁迅《野草》的感受多么相似，他以奇异的句子犁开语言的荒原，其中露出的几丝绿色，难免没有一丝乌托邦的憧憬。
而他最重要的表达，诞生于翻译实践中，这在50年代形成一个奇观。易彬书发现他的“译介文字中的复杂语调”，与时代的对话语义也是有的。[3]印象深的是他译介的普希金的作品，儒雅舒朗，在幽暗里升到开阔之地的流风，吹出太阳般的暖意。普希金的写作，带出斯拉夫民族汇入世界文明的灿烂的心音，异域风情和建立新生活的神往那么明快汇入到葱郁的林地。接近普希金，会感到他太阳般的暖风的吹拂，穆旦看到了无所不在的人性之光和对于存在的神秘体验。他在《漫谈〈欧根·奥涅金〉》一文中认为，普希金不是一个道德说教者，他超越于这个范畴，在更高的层面表达了人性的美质。穆旦用“优美”而又“浑圆”来形容这位俄国诗人的作品，说明在多个维度间受到了感动。
穆旦译著——普希金《欧根·奥涅金》
我一直觉得，普希金的世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穆旦钟情的精神之光。那里有着没有污染过的心绪之河，波光浪影里，文影婆娑。普希金的非凡之处常常在于，在荒漠里寻找着自由，于阴郁中与爱意相逢。那些不得意的、失败的人，那些辗转于生死之间的人，都在大地里获得复活的憧憬。别林斯基谈及《青铜骑士》时说，那诗里带着“弹性、雄浑和热力”[4]，都是精准的描述。穆旦翻译普希金所获得的写作的快意，可以说是久久不散的。
《穆旦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但是后来的遭遇，使他的翻译受挫，写作更是难以持续先前的能量。易彬用“无尽的噩梦”形容他在南开的日子，看那些交代材料，和与友人的通信，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穆旦很快意识到，普希金的古典的神圣般的辞章，毕竟是遥远的过去的闪光，真正给自己带来冲击的是那些现代性的力量。冷战文化与动荡破坏了校园的安宁，生活告诉他，世间的苦乐是与诗人意志反向的存在，词语在现象界面前，无力于宏大的叙述，人们所得不过只言片语而已。他后来把目光投向英国现代诗人的幽暗中的苦行之作，也有内心的呼应也说不定。艾略特、奥登、叶芝都吸引着他，乃至多年后翻译了他们多首作品。
艾略特的诗作，有种黄昏中的沉落感，灵魂有时呈现撕裂之感。古典的诗学被一种荒原感所代替。我们看穆旦所译《荒原》，笔触带出纷杂思绪，隐喻之气浮动着破碎的梦。他在这首诗后附有布鲁克斯和华伦的《T. S. 艾略特的〈荒原〉》一文，认为作品的神话意味颇有价值，“对这些象征所构成的神话的采用，使诗人能有一套灵活有力的手段来表达现代文明的意义或无意义”[5]。这正是现代生活异化后的写真，“粗暴与强烈”，给审美带来一股旋风，穆旦由此感到了一种痛快淋漓之感，也是自然的。另一位诗人奥登，也带有一丝艾略特的意味，他常有一些错愕中的目光，诗里的一声“他追寻真理，可是不断地弄错”（《在战争时期》）之叹，有一点克尔凯郭尔的余音。那句“风围绕我们的悲伤，无遮的天空，是我们一切失败的严肃而沉默的见证”（《诗解释》），乃个体在现象界的反身盘诘，有着不少的隐趣。奥登的文字带有某种政治意味，像“亡命的意志借助史诗回到政治，在诗中让它的背叛者哭嚎”，就是直面时代的一种思想回响。70年代，穆旦悄悄把奥登的诗转给青年朋友郭保卫，觉得其中可借鉴者多多。他说奥登注重的是“一代人的历史经验”，诗的意义在于“发现底惊异”。[6]在个性化表达稀释的时候，穆旦翻译这些诗人的作品，用意不言自明。因为在他看来，诗人不能在生活里提炼生命的证言，总还是轻浮的。
穆旦译著——《英国现代诗选》
周珏良在为穆旦译作《英国现代诗选》作序的时候，说本书是“诗人之选，而非学人之选”[7]。这是看到穆旦翻译活动内在的深意。因为这些作品对于普通读者，都是异样的神采，它们从热闹之所退出，引人进入思想的密林，在林木与杂草间嗅出松针的清香。我以为穆旦的译作也是他的创作，文字间有着特殊的温度，且将生命的热血流入贫瘠之地。王小波说他的翻译体现了“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8]，是慧眼识珠的。因为在穆旦的世界里，汉语未曾有过的格式，得以出现。恰如王家新所说：“穆旦的探索，总的来看，给新诗带来了一种更强烈、陌生、奇异、复杂的语言。这不仅和他对英语现代诗的接受有关，更和他执意走一条陌生化、异质性的语言道路有关。”[9]他所以一直被后人喜爱，这种探索的可贵，也包含其中。
穆旦一生没有写过多少文学批评的文章，但从几篇译介心得、书评、书信中，可以感受到审美意识中高贵的气质，和脱俗之境。他评介艾青的诗作，词语流动着辽阔的境界，是看到了汉语书写中带着现代感的深远之径的，而他与艾青，同属于这条路途中行走的人。他评论卞之琳的作品，从节制的诗句里，讨论诗人与时代之关系，希望从灰色走入解放的光明之所。在沉沦的时候，当如何抵抗虚无；在狂欢的一瞬，又当怎样保持审美的品质，都深深缠绕着他。在《不应有的标准》里，作者恪守了艺术之美的界限，《谈译诗问题》则透出汉语之美的某些原则。《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对于这篇神异的诗的解释耐人寻味，普希金最为奇特的审美表达带来的启示被一次次传达着，那就是“注意使用某些材料和词语，又避免使用另一些材料和词语，就把那样一幅现实图画暗示为另外一种东西，成为一个更广大的综合”[10]。普希金这篇作品所以长久感动着人们，还因为“它把具体的描绘和巨大的概括和谐地结合起来了”[11]。这是具有穿透力的解析，他的神思与普希金的心绪那么深地交织在一个空旷、辽远的上空，仿佛两颗星星的映照，流出神一般的光。这种美的感受，即使在屈辱的日子，依然藏在心里，看他在70年代与郭保卫的通信，能够感受到他对于青年时期便形成的理念的坚守。而在被冷落的年月，默默翻译拜伦的《唐璜》，其实是一种信念的达成。他知道，鲁迅的“盗天火”的翻译思想，对于文坛来说，是不能缺失的存在。而那时候周围流行的词语，有时候是背离这种精神的。
易彬的书，提供了很多世人稀见的信息，如果不是一些片段的再现，我们对于穆旦的写作的艰辛性与可贵性的理解，便不会那么深切。这一本书提供的许多细节，深化了我对于诗人的认识。比如早期恋爱的失败，赴缅甸的体验，《新报》时期的政治态度，以及南开“外文系事件”，都注释了他精神世界隐晦的一页。理解一个诗人，阅读他的作品颇为重要，而了解其生平，文献学的意义也不能忽略。易彬在《文献学视野下的穆旦诗歌》中就谈及穆旦诗歌版本的复杂性，而其修改的文字的非意识形态性，值得琢磨。[12]放在大的背景和凌乱的人际关系中看一个作家的命运，需要下的功夫自然很多。南开大学在五六十年代的生态，也是中国教育史一段路程的典型的标本，革命与教育，政治与艺术何以如此多变，细细分析，也能够体察穆旦生命中的悲剧一页。我在这本传记中看到了许多被出版界遗漏的光景，文学史未能记载的部分固然有其原因，但那些深掩于岁月里的精神烛光，一旦走近我们，远去的生活画面就渐渐清晰了。
《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为什么要阅读穆旦呢？记得谢冕、钱理群都曾做出解释，姚丹、邹汉明等人也有不错的研究。我对于相关的研究所知并不系统，不知道是否还有别样的阐发。读了易彬的书，印象更为深入了，他在不动声色的材料考辨与梳理中，含着脉脉情思，在那些幽暗、曲折的小径里，花照样开着，叶依然绿着。从诗人的生平中可以看到，持久地钟情于自己的精神缪斯，保持审美的高贵和思想的高贵，是克服苦难的一剂良药。杰出的诗人从不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写作，他们对俗气缭绕的文坛，并无兴趣。真正的诗人是这样的：即便在沉沦里，依然寻找着自己头上的星空那些耀眼的存在。他们与莫测的世界对视中，形成了一种神奇对话的词语。这些不是司空见惯的生锈的文字，它们是被发明出来的滚烫的心言，这心言碾过冰雪之途，让了无生气的世界冒着热气。在寒冷的日子阅读穆旦，常常就有这类的感觉，他把生命不屈的意志留给了挣扎于苦路上的寻路者。而我也相信，他的文字，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落入暗地，或者过时。因为那些被生命之火照耀的诗文，真的像晨曦般美丽，不妨说，它是太阳喷吐的前奏，每一次相逢，都是新鲜的。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2期）
注 释
[1]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8页。
[2]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
[3]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第462页。
[4]《穆旦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25页。
[5]《穆旦译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94页。
[6]《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
[7]《穆旦译文集》第4卷，第329页。
[8]王小波：《我的师承》，《王小波经典作品》（杂文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9]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506页。
[10][11]《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116、117页。
[12]易彬：《文献学视野下的穆旦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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