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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1906—1970）
内容提要
赵树理因其作品鲜明的民间风格和执着的民间文艺立场，曾被无数评论者贴上“土包子”的标签。以往文学史研究常把他的文学选择归结为农民趣味的表现，但如果不局限于作家本人和作品文本的分析，而借助阅读史的研究方法，把作家视为读者，考察其阅读行为本身与文学史的互动，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赵树理真实的文学教育经历和文学师承情况远比现有文学史的描述要复杂丰富得多。他在学生时代对郑振铎的俗文学史观的浓厚兴趣，以及他对顾颉刚的通俗读物改造实践的参与和呼应，都是启发他走上创作道路的重要环节。从读者身份入手重新考察赵树理的文学道路，不仅彰显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古典文学、世界文学与民间文学不同传统的融合过程，也可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文化互动中看到阅读行为和阅读类型的变化对文学史走向的持久影响。
关 键 词
赵树理 郑振铎 顾颉刚 现代文学传统 民众阅读
汪曾祺曾经说过：“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即使有人从来不看任何外国文学作品，即使他一辈子住在连一条公路也没有的山沟里，他也是会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尽管是间接又间接的。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的‘土著’，尽管他以此自豪，以此标榜。”[1]
汪曾祺的判断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他的观点中包含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就是作家的文学阅读与作家的写作行为和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之间存在某种重要的相关性。但阅读史与文学史关系的讨论恰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洪子诚先生也持类似看法，他说：“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研究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对于‘阅读’这个问题，关注的却相对较少。”[2]中国文学有关阅读史的讨论多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版本学、校勘学上，且以文献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流传为中心。但是，要回答阅读对作家或文学史的影响，不能只阐释阅读的对象，也要关注阅读行为本身，阐释阅读行为对文学观念、文学实践的形塑作用。当阅读行为成为某种潮流时，就可能影响文学史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的变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阅读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所言：“一本书的意义，不取决于印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取决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他提倡一种“双重策略”，即“把文本分析和实证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作家想象中的读者和历史现实中实际的读者加以比较。再在这个基础上把读者对文本的反应做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历史性的考察”。[3]循着这样的研究思路，作家的日记、回忆录、采访、传记则成为最方便的阅读史研究的材料。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最容易作为反例来质疑汪曾祺判断的，恐怕就是赵树理。他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曾被茅盾赞誉为“民族形式的里程碑”；[4]陈荒煤进一步提出以“赵树理方向”代表解放区文艺。[5]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没有谁的“土著”身份曾经得到过这样的盛赞，赵树理本人也确实坚信本土民间文艺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几乎凭一己之力开辟出现当代文学史的另一重面相。那么，作家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师承？他的写作会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吗？
本文试图运用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利用采访、回忆录、创作谈和文艺评论，作家和相关人物的日记、书信、传记、年谱，以及山西教育史和抗战时期出版史等相关材料，对赵树理的文学教育进行全面考察。一方面从他的文学教育经历、阅读行为看作家与中外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外来的文学影响和外部的政治干预之外，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否存在某些未被关注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赵树理作为一个真实的读者，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普通的中国农民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阅读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又如何依靠自己熟悉民众阅读的丰富经验，参与中国下层社会的思想启蒙。赵树理的阅读史是20世纪20—50年代中国农民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真实案例，也是研究民众阅读行为的变化与文学革命、社会变革互动的鲜活例证。
当然，要回答这些宏观问题需要一些具体的支点，那就是“把阅读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也就是从“弄清楚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入手。[6]同时，也要注意知识分子和民众在阅读类型（如阅读场合、交流模式或参与读者的数量等问题）上的区别。[7]
一 “土包子”的标签
尽管文学史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常随时代文学风尚的变迁而改变，但他那“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的形象已然成为读者心中永恒的标签。[8]这个“土包子”的标签显然与一般读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想象不协调，但这样的印象是从何而来的呢？
1946年，当美国战地记者贝尔登在山西解放区采访时，他见到了“共产党地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赵树理。在他印象中，赵树理举止像个乡村的私塾先生，是个腼腆的、不求闻达的人。在贝尔登笔下，赵树理和其他投奔解放区的城市知识分子非常不同，他来自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耕读之家，拥有离奇的底层社会的流浪经验。甚至，赵树理自称为“beggar writer”。这个说法给贝尔登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用“乞丐作家”这个令人吃惊的标题，将这位解放区的大作家写进了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国震撼世界》）这本著名的采访录中。[9]
同一年，时任《新华日报》特派员的中国记者李普也曾特地花两天时间，赶四十里路，慕名去采访赵树理。他想象中的作家应该是穿制服的公家人，言谈聪明机智，但赵树理过于朴素的外表和比大多数农妇更熟练的烙饼手艺着实让李普大吃一惊：“他（赵树理）……剃着光头，穿着青色的中式对襟衣服，衣领敞开着，这正是北方农民的习惯，他们的第一个纽扣是照例不扣的。他的脸色黄中透黑，表情很朴素，很忠厚善良，看起来也象一般农民那样，似乎并不聪明。总之，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一个从俗流的眼光看来的十足的乡巴佬。”[10]
赵树理（中）和陈荒煤（左）、黑丁（右）
直到1983年，陈荒煤回忆起四十年前初见赵树理的情形时仍然这样形容他：“完全是一个山西的普通农民模样，上身穿一件黑布对襟的小棉袄，下身是农村常见的棉裤，戴一顶棕色的小毡帽，脸色有些苍黄，丝毫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甚至也不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11]这样的描述，几乎成为赵树理的文学史标准照。
赵树理本人似乎既不在意“土包子”的标签，也没有“解放区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优越感。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赵树理首次在全国文艺界代表面前亮相。在发言中，他念兹在兹的，不是解放区文艺的宝贵经验，不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而是呼吁每个新文艺工作者要关注普通民众的阅读生活。他说：“上海有小人书作坊约八十家，作者约有一千个，估计能影响八十万人。旧的阵地还这样的大，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夺取它！”[12]这个站位不高的发言已然显露出赵树理的文学愿景与新中国文坛的创作潮流之间存在些许不合拍的状况。
1949年10月底到11月中旬，赵树理等十五人组成中国工会与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丁玲任代表团团长。在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招待代表团的宴会后，法捷耶夫把俄文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李家庄的变迁》分别送给丁玲和赵树理。丁玲旋即在苏联杂志《旗》（1949年第5期）发表文章表示由衷感谢：“当我获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在译成俄文，将在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旗》杂志上发表的，我感到无限幸福。我把苏联公众对我这部长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看成是我的巨大的荣幸。”[13]
与丁玲的兴奋之情相比，赵树理的访苏游记却平淡得多，没有谈到任何文坛消息，而是称羡苏联城乡群众文化生活丰富。[14]赵树理的平淡不是偶然的，他一向对左翼文坛崇拜苏联文学的风气不以为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把根据地诗人们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称为“有点（省略号）、带杠（破折号）、长短不齐的楼梯式，妈呀体”[15]。但是在50年代初，学习苏联文学一度成为新中国培养青年作家的不二法门。1951年新中国第一所作家学校——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成立。有研究者考证出文研所筹建之初曾师法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建制。[16]特别是在课程部分，尤其重视苏俄文学的学习：学员们需要上四个学期课程，分别学习马列理论书籍、《毛泽东选集》和中外文学史；在文学史部分，苏联文学和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课时相当，各占一个学期；以文研所一期教学内容为例，课程分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专题报告、文艺学与文艺学习问题、文艺思想与文艺政策、苏联文学、作家谈创作经验报告、中国革命史、近代世界史九个专题共88课时。[17]从课程安排可见，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已经把苏联文学作为正典，其重要性甚至在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之上。
赵树理虽然有“土包子”的光环护体，也躲不开这样的时代风气。在文研所成立的同一年，胡乔木批评他写的东西不大、不深，认为这是他没有接触过外国作品造成的，因此，将赵树理调往中宣部任文艺干事，并亲自为赵树理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包括“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宁论文艺摘录等理论著作”，命其解除一切工作尽心学习。[18]不过，这次“入部读书”很可能没有达到领导期待的效果。当时严文井与赵树理都住在中南海庆云堂学习，常辩论中外文学优劣。严文井惊叹赵树理的中外文学修养，意识到他不是“土包子”，肚子里有不少“洋货”，但也发现他对自己的艺术主张有宗教徒般的狂热，虽然温和但很有信心，根本不可能被说服。[19]1954年10月13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中国作协召开座谈会，日本学者邀请赵树理录音送给日本读者。[20]赵树理告诉日本读者的仍然是：坚持民间文艺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并预言民间文学是今后开展文艺运动的基础。[21]
那么，如果赵树理了解外国文学，他为什么不愿意配合文坛主潮写一些领导期待的作品呢？他对民间文学的固执，与他的阅读经历和文学观有何关系？他的文学教育与其他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有什么不同吗？由于赵树理在学生时代的教育经历不复杂，且回忆资料比较完整，我们有可能通过梳理其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观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底层知识分子所受的文学教育及其时代的民众阅读对文学家的影响。
二 “江神童”的信徒
沁水赵树理故居
根据董大中先生在《赵树理年谱》中的考证，赵树理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的一个耕读之家。他原名树礼，字齐民，可能为清太学生赵钟恩第七代孙。赵树理的祖父中正，弃商务农，开过私塾，好读医书，懂占卜星象。其父和清是个小手工艺者，是村中能人，会算卦，善耕种，兼编柳条家具，精通铁木工活。由于沁水民间宗教盛行，赵树理一家信奉不同宗教。祖父母信“三教圣道会”，晚年专以参禅拜佛为务。赵树理则随母亲信奉“清茶教”。赵树理十七岁结婚后，又跟随岳父信了“太阳教”。[22]
在赵树理出生之前，中国读书人的生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科举已经废除，在他六岁开蒙时，民国业已建立，但在沁水这样闭塞的地方，传统儒家教育和弥漫的鬼神崇拜仍然是地方文化的主流。赵树理仍旧按照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的行为举止被教养。他最初跟随祖父在家中识字，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并且祖父不让赵树理和其他孩子玩，要求他拜佛、敬惜字纸、走路不左顾右盼、见人作揖、吃素等等。1916年祖父去世，十一岁的赵树理转入村塾读书。正当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时候，他在学堂中仍以能倒背《四书》为傲。[23]但是，他只学习了一年，就因为不堪忍受旧式教育中常见的体罚和富家子弟的霸凌而退学，跟随父亲回家务农。因为父亲和家中亲戚多有喜欢地方音乐和戏曲的，除了学习农业技术外，赵树理开始接触民间文艺，唱本、小说无所不读。目前能知道的，他在家务农期间读过的旧小说包括《西厢记》《聊斋》《施公案》《包公案》《七侠五义》《刘公案》等。[24]这是他学习农业知识和民间文化的开始。
1918年，适逢阎锡山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全省农村的小学数量激增。[25]十四岁的赵树理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他进入沁水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学习。根据赵树理的同学张孝骞回忆：学校使用新制课本，国文课本古文比重大，白话文为胡适、蔡元培的文章。学校还设有算术、英语、修身（后改为“公民”课，通俗地讲授孔子“修齐治平”的观点）、党义（政治课，讲《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自然（包括动植物）、地理、历史、体操、图画、唱歌和经学（《四书》）等课程。赵树理学习不是很用功，好用铅笔打锣鼓点，唱歌能倒着唱下来，可是大小考试都名列前茅。[26]1922年十七岁时，他拿到了高小毕业文凭。
山西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拿到新式教育文凭，对于一个乡村青年来说，是否意味着世界观的改变呢？赵树理自述：“毕业的那一年，买到一本江神童《四书白话解说》。……其思想是儒佛相混的。这恰好合乎我从祖父那里接受来的那一套，于是视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我都向着书面上的小孩照片稽首为礼，然后正襟危坐来读，并且照着他在《大学》一书中的指示来反省自己。我从高小毕业后，又教了两年初级小学（那时候高小毕业可以教初小），连同毕业之前一共三年，对这部书的礼读没有间断过。”[27]从他的阅读行为看，新学对他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有限，他的头脑仍被传统儒学和各种民间信仰所控制。
江希张：《新注四书白话解说》，上海书业公所，出版年不详
“民国第一神童”江希张（1907—2004）
赵树理所说的《四书白话解说》，是民国初年的一本现象级的畅销书。作者江希张有“民国第一神童”之称，据说他在七八岁时就完成此书，当时销量达百万册。[28]这本书在1920年之所以重获流行，与1918年梁巨川的自杀殉道和阎锡山在太原建立洗心社，以“存心养性，明德新民”的传统道德维护社会秩序有关。江希张在《新注四书白话解说》的自序中称，各国国民皆有国性，中国国民的国性就是“忠孝节义这四大条”，这些道理就蕴藏在《四书》之中。梁巨川为保存国性而投水殉道，为继承梁的遗志，江希张要新注《四书》，向普通国民宣传孔教，挽救国性。江希张称赞阎锡山政治理念皆契合他的想法，并把这本书寄给阎锡山求序。阎锡山很认可江希张的主张，他在序言中大力宣传该书的价值：“我更望全国人民能读这书。各把自己的良心与圣贤并神童的良心合二为一。还怕天下不太平么？”[29]从阎锡山对这本书的赞赏态度可以看出，他的所谓新式教育改革与以往的统治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即“坚决主张使学习知识附属于他所灌输的思想体系，从而也就违背了自己的改革精神”[30]。
赵树理五十岁时曾反思自己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在这一阶段，我以学习圣贤仙佛、维持纲常伦理为务，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看来，以为是好孩子，可惜‘明书理不明事理’。”[31]可见，即使在“教育模范省”山西，普通民众对新知识、新观念的了解也非常肤浅，只能在传统思想的旧框框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像赵树理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即使识文断字，也接触不到新思想，其精神世界依然笼罩在传统儒教之下。
三 新文学的追慕者
1925年夏，十九岁的赵树理考取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第一次走出故乡沁水，来到长治求学。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于1913年，办学宗旨是“造就小学校教员”。学校受山西省政府领导，学生不交学费，膳宿也由学校解决。学校所有经费由省里支付。其学制五年，一年预科，四年本科，称完全师范科。1925年前后学制改为初师三年，后师三年，共六年。学校开设有修身、教育、国文、习字、史地、数学、理化、博物、手工、图画、乐歌、体操、教育心理、乡村教育等新式课程。[32]但这所看上去非常先进的师范学校却是个空壳，教育经费被校长贪污了。新建的实验楼里连实验设备都没有，只有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33]老师们“偏重于教古文，不能满足有求知欲望的人（那个学校当时有求知欲望的人也太少）”[34]。在学生中，热衷古老学问的乡村学究并不罕见。比如，入学考试的第一名——赵树理的同班同学常文郁，就非常爱好古文，尤其推崇韩愈。赵树理是入学考试的第四名，他也爱好古文，但认为韩愈未曾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故向常同学推荐“江神童”的书。二位高才生谁也说服不了谁。1956年他回忆这次争论时，反省道：“两人皆为迂腐之徒，均为地方上迂腐的小学所害。”[35]
王春（1907—1951）
赵树理入学后，仍然恪守家中养成的宗教仪轨。他的古怪言行引起了一位同学的非议，这个人就是王春。1923年，王春考入第四师范学校，虽然比赵树理小一岁，但比赵树理高两级。他和赵树理一样，出身贫家，但聪颖过人。他博览群书，尤其喜读《饮冰室文集》《陈独秀文集》。[36]同是乡村青年，王春的进步思想从何而来？原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第四师范学校成为长治地区进步学生的聚集地，曾经联合第四中学、第三职业学校进行过千人的罢课游行。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后，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党开始在长治发展党组织，首先就深入了第四师范学校，1927年在这里建立了长治第一个秘密党支部。[37]王春入学早，就成为学生中得风气之先者。他把梁启超的文章介绍给赵树理和常文郁，二人立即为梁启超气势磅礴的文风所折服。这是赵树理第一次接触到启蒙思想。从这些书籍开始，赵树理头脑中的“江神童”思想体系逐渐被反礼教、反玄学的新思潮打垮，他成为新文学的忠实追慕者。[38]
1925年，在王春的启发下，赵树理常到图书馆去借书，起初每读一书均由王春推荐。他第一次了解到山沟外的现代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况。他知道了乔治·华盛顿的事迹、法国大革命、工业化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译本。[39]在同学记忆中，赵树理宿舍的桌上、床上都散放着许多书，铺盖行李很简单，睡觉时把被子一摊开就睡了，起床后被子往墙根一推，又把书摆开了。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的作品赵树理都读。[40]他热衷讨论的作家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胡适、陈独秀、契诃夫、易卜生等。赵树理个人最欣赏的新文学作家是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特别关注的外国作家是菊池宽[41]和契诃夫。赵树理把菊池宽的大部作品都找来看了，他和同学的通信中就提到过菊池宽的作品《恩仇之外》。[42]而且，赵树理也非常喜爱契诃夫。20世纪50年代，他和朋友聊天时甚至可以背诵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避暑山庄里》中的重要片段。[43]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对菊池宽和契诃夫的兴趣，在未来将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赵树理对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形式偏好、通俗的故事、幽默机智的语言风格、精准的人物刻画等都有两位作家的影子。
《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1925年1月
目前确知赵树理阅读过的作品有《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饮冰室文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鲁迅《阿Q正传》；坚持阅读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东方杂志》。1927年，赵树理还读到了《共产主义ABC》，在常文郁和王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并参与了驱逐校长的学潮。学潮虽然胜利，但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赵树理和王春被迫逃离学校。
赵树理和王春起草的《第四师校全体学生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宣言》
1929年，赵树理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因没有确凿证据就被关押在太原“自新院”反省。非常让人意外的是，在被囚的九个月中，经过院方许可赵树理能向省图书馆借书，且书目不受限制。由于阎锡山非常重视民众教育，山西图书馆建设和管理水平在全国堪称模范。山西省立图书馆内藏书总数有12万册，杂志报纸1300种，种类丰富。[44]赵树理甚至可以借到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在这个阶段他才认真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并接触到了河上肇的新经济学。[45]赵树理说，他虽然身体被囚禁，但精神牢笼的门却被这些小册子打开了。贝尔登这样描述他在狱中的读书生活：“这个社会的弃儿，忍着肉体的饥饿，却享受着精神的盛宴。”[46]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从赵树理杂乱而广泛的阅读书目中，我们可以确定地知道，20世纪20年代因为阎锡山大力推行民众教育和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广泛活动，一个普通的山西农村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各级师范学校的图书室、学生间的秘密聚会、省立图书馆，甚至阎锡山的思想改造机关接触到最流行的世界文学和最激进的救国思想。在新旧思想的频繁交替中，赵树理的思想仍然是混沌的。1930年，他在离开“自新院”时，写了一篇骈文自证清白。在这篇文章中，他自比为“扁舟一叶”，因迷航险被人生的“种种漩涡”吞没，幸而被“巨艇”所救，终于“得返故土”。文末又赋“浪淘沙”词，告诫自己“再勿溟游”。[47]这篇文章可以看作赵树理在狱中长时间阅读而得到的反思。当然，迷航知返的修辞很可能是言不由衷的伪装，但文中弥漫的迷惘情绪却让读者感同身受，这或可说明，现实中的碰壁已经让他意识到，新知虽可救国，但旧学才能谋生。这样走投无路的处境，其实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代青年的普遍难题。杨晦在1948年所写的纪念朱自清的文章中说：“在当时，不肯就范的，也就是说，还要保持五四初期那个冲劲的，不投到另外一股激流里去，就只有左右碰壁，到处碰壁，绝对安静不下来，在当时就不可能有那样一个园地。”[48]在大革命失败后，像赵树理这样无依无靠的乡村知识分子，即使抱定革命的主张，一旦离开学校就无出路可寻。
四 “文摊”文学家的宏愿
赵树理在晚年曾回忆学生时代指导自己行动的主要是三种观念：“（一）教育救国论（陶行知信徒），（二）共产主义革命和（三）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不受任何东西支配）。我觉着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49]
赵树理的人生理想在当时并不特殊，它几乎是大部分进步青年的共同追求。太阳社的成员顾仲起的经历就与学生时代的赵树理很相似。顾仲起1918年考入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在校期间阅读大量新文学作品，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不得不逃往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但幸运的是，他在给《小说月报》投稿的过程中得到了茅盾和郑振铎的赏识，迅速在文坛上有了名声。后来，他又被郑振铎介绍到黄埔军校入伍。顾仲起在广州找到了党组织，从此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直到1928年自杀。[50]
可是，出身山西乡村的赵树理并没有顾仲起这么幸运。残酷的现实将他浪漫而激进的理想全部打破。1927年逃离学校后，赵树理就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之后将近十年，他连一个“有血有肉的‘赤匪’都没有碰到”[51]；而“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帽子又让他屡屡失业，无法继续从事教师的工作，赵树理也开始卖文为生。由于他写的内容是漂泊者的生活，常有影射社会的黑暗之意，很难找到发表的园地。[52]在这个阶段，赵树理写出了带有意识流笔法和象征主义色彩的叙事诗（如《打卦歌》《歌生》），但因为远离文学中心，他的文学实践根本无人关注。赵树理贫困到几乎沦为乞丐，这样的处境使他认清了新文学的局限，决心放弃知识分子的学院派规则，另起炉灶。[53]
在20世纪30年代，赵树理并不是唯一反思新文学局限性的人，实际上左翼文坛都在尝试文艺大众化。那么，赵树理为什么会产生与大多数左翼作家不同的创作思路呢？如果仔细梳理我们所知的赵树理的阅读史，就会发现赵树理的文学观另有师承。
1.郑振铎的俗文学史观
郑振铎（1898—1958）
在有关赵树理的阅读史的讨论中，学者更容易关注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但忽略了郑振铎在赵树理阅读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54]赵树理在长治读书期间（1925—1927）曾是《小说月报》的忠实读者。这一时段，《小说月报》的主编正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郑振铎，而《小说月报》也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除了刊登新文学作品外，郑振铎特别加重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知识性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郑振铎的世界文学史名著《文学大纲》。这本书参考了英国诗人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1923）的体例，着重加入了中国文学部分，特别是有关中外俗文学的比较研究在知识界和普通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这部书稿从1924年1月到1927年1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系统介绍自上古至现代，从中国到欧美、日本、阿拉伯的各国文学，一经刊发即引起读者关注。1924年3月11日，《晨报·文学旬刊·新刊介绍》曾为这个新栏目做广告：“本年第一号《小说月报》……内容极为精彩，尤佳者为《文学大纲》。”[55]专业读者梁实秋曾经专门致信郑振铎，指出专栏中有不少误译之处，但认为“单独就我国俗文学而言，郑氏贡献甚大”[56]。甚至连新文学圈子之外的读者也会在日记中摘录并写下心得。比如民国藏书家徐兆玮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从《小说月报》十六卷二号《文学大纲·中国小说第一期》中摘录的有关唐宋白话小说版本和收藏于哪座图书馆的情况，并称“最古的白话小说现在所能得到的已尽于此了”[57]。《文学大纲》在《小说月报》连载完毕后，1927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即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畅销书。北新书局曾刊登一位做教员的普通读者的推荐：“最近出版的文学大纲（郑振铎编），总算使我们穷教员有了个解救，不，一般有志于研究文艺的也可不致盲目的摸索了……我们由此以研究文艺，不但可得到许多的智识，并且在心灵上还可以引起无数的感兴……这实然是我们研究文艺者一个好伴侣。”[58]可见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及其“俗文学史”观在当时的广泛影响。
赵树理是新文学的爱好者和《小说月报》的忠实读者，他必然关注《文学大纲》。但他对“俗文学史”的兴趣已经超过了获取常识的层面。1929年，赵树理被捕时，《小说月报·号外》就是从他身上搜出的所谓“罪证”。这本号外共上下两册，定价为二元四角（纸面）、四元二角（布面）。即使是纸皮版，对普通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大笔开销。因为当时山西师范学校男学生的伙食补助标准是每月四元（大洋），而山西农村初小教员最低月薪也是四元（大洋）。[59]赵树理1927年4月逃离第四师范学校，流浪了一年多后，直到1929年春天被捕前，他刚刚在沁水西关小学找到一份教员的工作，其经济上的窘迫可想而知。
《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927年6月
赵树理为什么要买下这部价格不菲的论文集？其吸引力何在？查阅《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可知，《小说月报》自1921年1月全面改版到1929年春赵树理入狱时只有第17卷出了一本号外，即题名为《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集（初版于1927年6月）。[60]可见，赵树理所说的《小说月报·号外》就是《中国文学研究》。这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郑振铎所撰写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这篇文章主要总结了郑振铎本人编纂的《文学大纲》的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是这部论文集的打头文章，足见其重要性。郑振铎在文中提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第一，重视“外来文学的影响”；第二，特别主张重新评估民间文学的价值（尤其是佛曲、弹词和鼓词）；第三，重新整理民间文学。[61]可见，赵树理此时的文学阅读已趋于专业化，从文学作品、文学知识转向文学研究的方法论。
在这篇文章中，郑振铎以世界文学为参照系，解释小说、戏曲在宋元之后大繁荣的原因，指出宋元戏曲和小说的体裁与结构同印度文学存在高度相似性。他更正了自己在《文学大纲》中提出的中国无史诗的观点，认为被士大夫无视的佛曲、弹词和鼓词中就蕴藏着中国的史诗。他赞许这三种民间文学：“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依利亚特》，《奥德赛》诸大史诗。”而且，郑振铎从民众阅读的角度出发强调整理鼓词和弹词等民间文学的意义。他说：“北方人之受鼓词之陶冶是至深且普遍的，正与南方人之受弹词的感化一样；许多人不会看《三国》，《水浒》，但他们知道鲁肃，孔明，周瑜，知道奸诡的曹操，知道忠勇的李逵，知道有神力的公孙胜，那都是说鼓词者教导他们的。此外，……还有各地的小唱本，小剧本，还有各地的民间故事，还有滩簧一流的叙事诗，还有各地的民歌，……都有待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自己努力去掘发，去搜寻……”在这篇文章结尾，郑振铎预言：“中国的文学曾因与印度的文学的接触，而生了一个大时代。现在却是与西方文学相接触了，这个伟大的接触，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时代出现的。……将来的文艺复兴中，每个努力于文艺者，都会有他的一分的贡献……翻译者在介绍着，诗人在吟咏着，小说家在创作着，戏曲家在写着……”[62]
郑振铎在《文学大纲》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对民间文学的盛赞，奠定了赵树理以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正统的文学观。赵树理终其一生对民间文艺都怀有宗教般的热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对郑振铎在“民间文学中发现巨著”的文学观的实践与捍卫。
2.顾颉刚的通俗读物改造
顾颉刚（1893—1980）
在郑振铎的影响下，赵树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艺的改造。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经参加燕京大学发起的抗日通俗文艺征文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燕京大学成立教职员抗日会，郑振铎时任中文系教授，被推为该会会长。1933年，历史学家顾颉刚担任该会宣传干事。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有研究歌谣的经验，在“五卅”运动时又模仿民歌作《伤心歌》，揭露英、日帝国主义暴行，成功鼓动了民众情绪，因此，他深知鼓词唱本、戏剧、小说、连环画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与民众思想、生活的密切关系。[63]在顾颉刚提议下，1933年春抗日会同人发起活动征求抗日鼓词，并给予奖金，将作品付印出版，而获奖者可以免费获得这些印刷品作为纪念。这次征文共收到六七十本稿件，由燕京大学师生评定号次，在抗日会发布的《启事》中公布了获奖作者名单。在三等奖的名单中，有一位名为“野小”的获奖者。据董大中先生考证，“野小”正是赵树理现在所见最早使用的笔名。1930年他在北平和太原等地报刊公开发表作品时都使用了这个笔名，其意为“小农民”。[64]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定这个获奖作品的题目和具体内容。但根据奖励规则，赵树理很可能收到了这些新鼓词作品。它们和新文学书刊的装帧风格不同，仿照市面的通俗读物，用红绿套印，中间插一张戏装照片，以极廉的价格售卖，其中销量最好的是《大战喜峰口》，半年就添印七万册。
这次征文活动是顾颉刚改造通俗读物的先声。在征文活动开始不久后，抗日会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成立“三户书社”，自费印刷、销售这些抗日小册子。1933年10月，郑振铎、顾颉刚等人上书教育部申请出版资助，将“三户书社”正式更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顾颉刚任社长。该社主要从事通俗读物改造工作，创作、出版了大量鼓词、唱本、年画、连环画等抗战通俗读物。[65]
从上述有关征文活动的记述可知，赵树理最迟在1933年就参与了郑振铎、顾颉刚所倡导的通俗文艺改造实践，并且是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最早的作者和读者。更重要的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在华北的成功营销经验让赵树理见识到通俗文艺改造对下层民众产生的真实影响。
通俗读物编刊社特别对北平民众的阅读情况做了调查，包括阅读场所、阅读方式、书店销售、读者数量等。他们发现，劳动人民因为生活艰难，不会花时间、花钱去琉璃厂买书，那是知识分子和中上阶层购书的场所。但普通民众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他们常常是在晚间围聚在一起，由一个识字的人读大鼓书、评书给他们听。他们读的鼓词、唱本主要来自前门外打磨厂的书店。这些书店主要是批发图书，零售要靠行贩或地摊。从1926年到1936年，这些书店发行了1800万册大鼓词小册子，在华北拥有将近900万读者和9000万听众。而他们印刷的小册子一般只有32开，六七页，以千册三元的价格批发，到读者手中售价为一分钱一本，装潢简陋但售价低廉，刚好可以适应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消费能力。于是，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小册子也仿照旧唱本的办法出版和销售，批发价从千册十元压到千册六元，每册定价二分，批发给旧书店来销售。据销售网最下层的行贩说，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书之所以能和旧唱本竞争，是因为其“内容新，又能说又能唱”。[66]仅1934年一年，通俗读物编刊社就销售了70万册新唱本。
抗战鼓词《血战卢沟桥》，通俗读物编刊社1937年版
1936年，通俗读物编刊社进一步职业化，为加强与民众读者的联系，提出“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特别有意思的是，顾颉刚在论述改造通俗读物的意义时，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批评民众文化，而是以民俗学家的眼光，从民众阅读行为本身去分析通俗读物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顾颉刚注意到，乡村知识分子和新文化知识分子的阅读类型不同，因为他们不是在书斋里独自阅读的，民众的阅读行为具有口头性和公共性的特征：“他们总是在庙前、柳下、牛房、豆腐店中，不断的读着自己的书籍。而且往往是一面读一面讲，既表演又歌唱，使周围的人们理解，信仰，甚至发出情不自禁的赞叹与反对的呼号……”在他眼中，民众的阅读行为本身具有田园诗般的美感，但民众所读书籍的思想内容却“不外是因果报应，神仙鬼怪，封建意识，诲淫诲盗等毫无价值，阻碍社会进化，违反科学精神的东西”，亟待革新。[67]
随着抗战宣传工作逐步深入，在如何利用旧形式的问题上，通俗读物编刊社和左翼文学家的看法出现了明显分歧。左翼作家大多排斥通俗文艺，认为宣传抗战之所以利用“旧形式”，主要是为了适应民众很低的文化水平所做的临时性的让步。但顾颉刚的编刊社同人比较尊重民众的阅读行为，强调作品要采取大众欢迎的形式才行，比如旧鼓词就是民间的叙事诗，在艺术上并不比新诗低劣。这就是顾颉刚所领导的通俗读物编刊社提出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合一”的“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68]
3. 赵树理的通俗文艺改造实践
赵树理在根据地开展的通俗文艺改造实践与大后方的通俗读物编刊社所倡导的“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遥相呼应。1935年，赵树理在太原靠当临时演员糊口，和他一起演戏的左翼文学青年亚马回忆说，当他们讨论文艺大众化时，赵树理对“上海十里洋场的文坛很不以为然”，他说：“现在不是什么组织文坛的问题，而应当搞‘文摊’。……大家应该搞点唱本、蹦蹦，群众花一两个铜板，就可以听书、看戏，得到娱乐，我们要做艺人，到民众中去滚，不要做什么艺术家。”[69]这样的言辞，是赵树理阅读了左翼文坛发生的文艺论争后生出的感想。尽管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读者，却能用“文摊”和“文坛”两个形象的比喻，概括出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阅读类型的巨大差别，即阅读场所、交流模式、参与读者数量、消费能力都完全不同。1937年初，赵树理在狂飙社社员高沐鸿主编的《太原日报·开展》副刊上发表了有韵对话体的小说《打倒汉奸》。文末附言称：“为了使多数的读者直接接受内容起见，……不用一个‘新’词及‘雅’词。不去掉也不纠正‘不关重要的旧意识’——如‘王法’之类。”[70]可见，他的文学实践更接近顾颉刚等民俗学家的“通俗化”主张，而不是上海的左翼文学青年的“大众化”口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通俗读物编刊社一路内迁，经过太原时，顾颉刚“看见牺牲救国同盟所印的鼓词，即是我们所编的，又听说他们统制太原市的鼓书场，不许唱旧词而必唱新词”[71]。可见，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物在山西很流行。而且，1937年7月顾颉刚到达太原时，赵树理还在太原流浪，他有可能接触到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作品。1937年秋，赵树理也加入了长治“牺盟会”，正式参加革命宣传工作。在工作中，他也很可能接触到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物。
1938年，他在阳城用快板编写《新中国报》。1939年他担任《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的编辑，以民间说唱文艺形式编写内容，而报纸则张贴于城门闹市，供民众聚集口传，很受欢迎。1940年，赵树理调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做校对，在《抗战生活》杂志任秘书，因其善于写通俗文艺，就负责编写了《抗日三字经》《抗日千字文》等木刻印刷的通俗读物。他还负责编辑一份向敌占区发行的小报《中国人》，该报在集市上分发，或由货郎送给顾客阅读。据笔者统计，在这份小报中赵树理使用了23种民间文学形式。很幸运的是，我们能够找到对这份报纸的读者评论。赵树理在《新华日报》的同事华山自称是这份报纸的“第一个读者”，他对赵树理“运用通俗文字的才能佩服极了。总共几千字一期的小报，居然配搭出那许多栏目，抗日根据地的新事物和新的政治概念都要宣传出去。还要明白易懂，引人入胜，真了不起”。[72]
华北新华书店部分编辑人员和人民日报部分人员合影，第一排为人民日报社长张盤石，第二排左三为赵树理，第二排左二为王春
相比于根据地大部分洋学生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赵树理可谓最熟悉农民阅读行为的新文学作家。他甚至因此常常被挖苦为“庙会作家”“快板诗人”“旧派”“海派”。[73]但是，赵树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民间文学立场，而且在任何场合都不遗余力地强调“通俗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942年整风运动以前，赵树理所在的太行“文联”的文艺路线迷信“大”和“洋”，为了和国统区展开文艺竞争，甚至通宵达旦地演出《日出》。[74]于是，赵树理跟好友王春、苗培时、林火等人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与“新派”作家激烈辩论，力主通俗化。[75]在一次有五百人出席的座谈会上，赵树理带着从老乡家里借来的某迷信团体的《太阳经》，言情唱本《秦雪梅吊孝》，算命占卜用的《麻衣神相》《推背图》等做了公开发言。他说，印数2000册的新文学不是华北文化，这些书才是“‘真正的’‘华北文化’”。“我们今后的写作，应当向这本小书学习的，因为老百姓对它是熟悉的，……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写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76]
赵树理的通俗化主张与顾颉刚的通俗读物改造的思路何其相似。赵树理清楚地意识到，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读者的阅读行为。他曾对自己的写作做过这样的剖析：
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写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但是照顾传统的目的仍是为了使我所希望的读者层乐于读我写的东西，并非要继承传统上那一种形式。[77]
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说，阅读的过程是“受制于一定的文化范式的”，“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78]如果我们从阅读行为的角度，重新审视赵树理的文学观，就会发现，正是民俗学家对民众阅读行为和阅读类型的区分，让他挣脱精英主义的文学观的束缚，从读者出发，找到了新文学通往民间的道路。也正是民俗学家所持的开放多元的文化立场，赋予了赵树理的文学一种极其鲜明的文化共享性。
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直到1965年正月，不愿改变文学信念的赵树理，放弃了作家身份，默默离开了北京，迁往太原。1966年，赵树理在一份检查材料中曾经反思自己的文学教育。他说，中国现在的文学有三个传统，分别是古典文学、新文学和民间文艺。这三者皆有可取之处。但是，他反对以精英主义的文化区隔态度把新文学视为唯一进步、高雅的文学，而排斥另外两个传统。他肯定民间文艺，不是从阶级性上而是从共享性上强调它的价值，因为民间文艺不会把大部分人拒于艺术圈子之外。但赵树理也承认自己的创作遇到困境，他把原因归结为新一代学生阅读行为的改变，学生出身的作家已经不了解民间传统，因此他说：“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但是，他仍然愿意相信民间文艺的生命力，期待从活的语言中革除日趋僵化的创作流弊：“我尚未完全绝望者仍在语言。……有朝一日他们觉着那种书本话的调调不得劲，而想改得自然一点，这种大众语法的基础还存在，采用起来还很现成。”[79]
纵览赵树理青年时代的文学教育经历，我们可以再次印证汪曾祺的看法，“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的‘土著’”。即使在赵树理这样看上去完全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来自下层社会的农民作家身上，这个观点也依然成立。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土包子”的标签不适合解释赵树理小说的复杂性。[80]由于赵树理不是一个以思想见长的作家，他本人的理论阐述极其有限，而这些洞见基本是通过分析文学思潮和细读作品得出的推理，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实证性上总还有些美中不足。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再局限于文本的分析，而借助阅读史的研究方法，把赵树理作为一个真实的读者，考察其阅读行为本身与文学和社会的互动，就可能从他的个案研究发展出一个理解现代文学传统的有趣视角，并得到一些更为精细而清晰的结论。
赵树理真实的文学教育经历和文学师承情况远比现有文学史的描述要复杂丰富得多。他在学生时代对郑振铎的俗文学史观的浓厚兴趣，以及他对顾颉刚的通俗读物改造实践的参与和呼应，都是启发他走上创作道路的重要环节。从读者身份入手，以赵树理的文学教育为个案，可以让我们观察到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具体过程：它天然包含着古典文学的根苗，又在世界文学的比较视野中完成自身的吐故纳新。同时，20世纪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也是新文学逐步走向民间的重要动力，并为社会主义语境下当代文学高扬“人民性”的思想奠定基础。通过梳理赵树理的阅读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分子和民众在阅读行为和阅读类型上的区别。新文学家试图通过改造民众的阅读行为，改造他们的精神世界，实现下层社会的思想启蒙与革命动员；而民众阅读固有的口头性、公共性和共享性，也在特殊的战争语境下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的内在力量。
张霖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0008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2期）
注 释
[1]汪曾祺：《西窗雨》，《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7页。
[2]洪子诚：《阅读与阅读史》，《嘉应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3]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155页。
[4]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5]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74页。
[6]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第132页。
[7]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
[8]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9]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pp.110-120.
[10]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4～15页。
[11]荒煤：《向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迈进》，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36页。
[12]赵树理：《我的水平和宏愿——在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1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前言》，《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14]赵树理：《参观之外》，《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06～208页。
[15]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16]李蔚超：《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17]有关课程安排的情况参见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4页；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8页；李蔚超《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18]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75页。
[19]严文井：《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我只是个不速之客》，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0页。
[20]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21]赵树理：《和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谈话》，《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22][23]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第47，13、21页。
[24]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7页。
[25]1918 年 8 月，在阎锡山主持下，山西提出《山西逐年教育进行计划案》，小学被分为义务教育和高等小学教育两个阶段，省内普通小学逐年增加。在赵树理入学的1919年，高小学校数量达到390所，学生人数比1918年增加了37.2%。到他毕业的1922年，山西省内高小数量已达515所，学生人数为44448人，比1918年增加了88%。数据来源为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山西省第十次教育统计》，1926年，第10～27页。
[26]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40～42页。
[27]赵树理：《谈话摘录》，《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55页。
[28]参见江希张《江希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历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历城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历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第24～28页。
[29]江希张：《新注四书白话解说》，上海月明书局（出版年不详，根据阎锡山序言推测，可能为1920年前后），第5～17页。
[30]唐纳德·G. 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眼中的阎锡山》，牛长岁等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31]赵树理：《谈话摘录》，《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55页。
[32]王煜：《长治师范的变迁》，长治市政协文史处编：《长治文史资料》第4辑（教育篇），长治市政协文史处，1988年，第19页。
[33]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p.112.
[34]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第49页。
[35]赵树理：《我的两个朋友》，《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60页。
[36]王春（1907—1951），字千秋，山西阳城人，著名编辑和评论家。其生平参见析山《王春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阳城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101～103页。
[37]赵树理本人和好友王春、常文郁、王中青、史纪言都是于1926—1927年在第四师范秘密入党的。王煜：《长治师范的变迁》，长治市政协文史处编：《长治文史资料》第4辑（教育篇），第20页。
[38]赵树理：《谈话摘录》，《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56页。
[39]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p.112.
[40]王中青：《我的挚友赵树理》，《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41]菊池宽（1888—1948）是大正时期与芥川龙之介齐名的“新潮派”作家。他以写作通俗的短篇小说和戏剧著称，是日本“大众文学”的代表。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一度非常流行，他的主要作品都曾被译介。
[42]赵树理：《野小君来函择录》，《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7页。
[43]丁宁：《大树必将成林——回忆赵树理同志》，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152页。
[44]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45]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第47、49～51、67～68页。
[46]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p.113.
[47]赵树理：《赠出院自新人词并序》，《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3～4页。
[48]杨晦：《悼念朱自清学长》，《杨晦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
[49]赵树理：《谈话摘录》，《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56页。
[50]钦鸿：《太阳社作家顾仲起的传奇人生》，《钟山风雨》2009年第4期。
[51][52]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pp.113, 114.
[53]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84页。
[54]有关郑振铎对赵树理的文类意识的影响，参见张霖《赵树理的文类选择：从新文学到民间文艺》，《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55]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169页。
[56]梁实秋：《旧笺拾零》，《梁实秋文集》第3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507页。
[57]参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第202页。
[58]张若谷：《文学生活》，金星书店1928年版，第170～171页。
[59]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第246页。
[60]参见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203页。
[61]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927年6月。
[62]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927年6月。
[63]顾颉刚：《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4～265页。
[64]董大中：《赵树理笔名录》，《你不知道的赵树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65]顾颉刚：《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三，第268页。
[66]王真：《记顾颉刚先生领导下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9页。
[67]顾颉刚：《通俗读物的历史使命与创作方法》，《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三，第168～169页。
[68]顾颉刚（王泽民代作）：《我们怎样写作通俗读物》，《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三，第275页。
[69]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53页。
[70]赵树理：《打倒汉奸》，《赵树理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71]顾颉刚：《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三，第267页。
[72]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219页。
[73]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221页。
[74]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王韦编：《徐懋庸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75]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77～78页。赵树理与“新派”的论争，参见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四章第一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4～221页。
[76]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第203～205页。
[77]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281页。
[78]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第160～161页。
[79]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89～390页。
[80]参见李国华《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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