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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蒙
图片来源：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内容提要
1985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因其在创作与理论上的大胆创新而成为“85新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文学新潮的理解与评析，也因而成为一个与当下文学的创新活力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不同于“纯文学”观念所建构的反体制叙述，王蒙作为1985年文学新潮的关键推动者，以身处“纯文学”圈子之外和主流文学体制之内的独特身份，在“纯文学”周边发起文学变革实践，并通过在不同群体间寻求共识、搭建桥梁的文学活动，将改革的时代精神转化为当代文学的创新动力。这样一条从“纯文学”的周边进入“85新潮”的新路径，不仅能进一步阐明王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还将帮助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创新机制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与理解。
关 键 词
王蒙 “85新潮” 文学创新 “纯文学”
1985年，中国的文化界似乎突然间刮起了一股“创新”的飓风，无论是电影中的“第五代”，还是美术界大大小小的前卫艺术运动，抑或是遍及人文思想领域的“文化大讨论”，当代文化在这一刻迸发的活力让人震惊而目眩，以至于时人不禁感叹道：“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工夫也没有！”其中，中国当代文学因其在创作和理论上的大胆探索与变革实践，而成为“85新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何理解这一文学新潮的发生机制，评价与总结这次创新运动的成败得失，消化和承接其为当代文学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就成了一个与当下文学实践的创新活力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在既往研究中，受制于和这场文学新潮相伴而生的“纯文学”观念，论者往往倾向于强调“新潮作家”“新潮批评家”“新潮编辑”所组成的青年文学群体对主流话语体系的“反叛”，并将1985年后当代文学在叙事模式、语言风格和文体形式上出现的创新实绩视为“反叛”的结果。在这种将创新与“反叛”绑定的经典叙事中，1985年的文学场被简化为主流及其挑战者的对立两极，以至于“这一系列新生代作家似乎是从天而降，使小说面貌骤然改观”[1]。由此带来的思维误区，则在于将“破旧”与“立新”简单地画上等号，而忽略了真正产出成果的“创新”本身便是需要平衡各种因素的具有建设性的努力。循着这一思维惯性，还进一步带来了理解1985年文学图景的“视野盲区”，以至于在其中，既与新时期主流文学话语保持密切联系，又注重吸收青年作家创新成果的一系列“中间性”的作家作品，其意义与价值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成了人们在叙述1985年文学新潮时“一直难于处理”[2]的文学史难题。
王蒙作为1985年文学新潮的参与者、支持者以及起到关键作用的推动者，便是既往叙述中“难于处理”的重要人物之一。身处1985年后的纯文学“圈子”之外和主流文学体制之内，王蒙对文学新潮的推动与引导基于其在特定位置上的文学视野与带有浓厚个人气质的文学思想。重勘这场从“纯文学”的周边发起的文学变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纯文学”的内部叙述中被隐去的历史线索，有助于更为历史化地还原1985年文学新潮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通过考察王蒙在1985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对于文坛新生力量的影响，理解其特有的文学思想如何以实践形态介入并形塑了当代文学在1985年后的转型，不仅能进一步澄清和阐明王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还将帮助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创新机制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与理解。
一 “起点”的复调：1985年前夕的“革命”与改革
作为一个对当代文学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如何确立1985年文学新潮的历史起点，也就暗含着讲述这一事件时所选取的特定视角。或者用海登·怀特的话来说，“起点”的选择往往关联着不同叙述者对历史事件的“情节编排”。[3]对于亲历了1985年文学新潮的青年文学群体而言，发生于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往往是其热衷于追认的标志性事件。历经时间的沉淀，这场被文学史经典化的“神仙会”在当事人的回忆和言说中被赋予了愈发浓重的情感色彩与非凡的意义：“我敢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创作与评论的互动和共荣从来没有像‘杭州会议’之后的两三年里那样热烈而美妙……从这个视角看‘杭州会议’，说它意义重大才有道理。”[4]作出这一番评断的李杭育，作为杭州会议的“策划者、筹办者和与会者”之一，便在2013年的《上海文学》连续三期刊登了题为《我的1984年》的回忆散文，将年底发生的杭州会议讲述为一场经过一年时间酝酿而水到渠成的“大变局”的先声。而并未参加此次会议的王蒙，则不期然间在他的讲述中扮演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角色。
作家李杭育
图片来源：陈建功、吴义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图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1984年3月，李杭育接到了一封从北京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参加一个“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正是在这次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的会议上，他将第一次见到“我辈文学青年的偶像”王蒙。时隔多年，李杭育对收到这一消息时的兴奋之情依然记忆犹新。[5]然而，与“偶像”的见面似乎并不如预想的那样美妙，一种“语言”上的距离感暗示出二人之间存在的某种隔阂。问题首先反映在王蒙于座谈会上的一番“头头是道”的发言，“把话讲得既这样又那样，滴水不漏”[6]，让他听着“很累”。在李杭育看来，王蒙的这种“拐弯抹角”“滴水不漏”“亦政亦文”[7]的语言，并非他个人的独特风格，而是一种处于文坛中心的“北京文人”所惯用的话语方式。而这正是像他这样“政治上很不敏感”的“外省作家”所难以应对的：“他们不谈文学，不谈小说的叙事艺术，觉得谈这些太幼稚了。于是，我在那些日子里话很少，深深地感到孤独。”[8]
在李杭育2013年的叙述中，正是这种近乎天然的与政治话题的隔阂，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上“不能融入”的“外省作家”的孤独，成为使其转向“寻根”的根本原因：“我得给自己另起炉灶，另开话题。”[9]而他在上海感受到的与北京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则成为他“另起炉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催化剂”：在1984年的上半年，被李杭育视为文坛权威的北京评论家陈丹晨、曾镇南、阎纲、刘锡诚等人都对他的作品“缄默不语”。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早在他获奖之前，上海的年轻批评家程德培便已对他的小说作出了“洋洋万言”的郑重评析。[10]北京评论界的漠视与上海评论界的支持，再加上吴亮、程德培等青年评论家在和他交流时表现出的对前辈权威的挑战姿态，使得李杭育将接下来发生的文学转型体认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到了1985年前后，众多评论界新锐趁着阎纲们失语的两年扎下了营盘，站稳了脚跟。……权威被搁置，核心圈被分化，意识形态语境被冻结。”[11]
1984年12月，杭州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图片来源：许子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822页
作为这场“文化革命”中涌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李杭育讲述“85新潮”前史时的“情节编排模式”着力于凸显来自“外省”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一代对“北京文人”话语权威的挑战。而王蒙则因其“亦政亦文”的话语风格，自然成为这一类“北京文人”的代表而被放在“接受挑战”的一极。这样的“革命”叙事诚然可以解释，为何1985年文学新生代的出现会给人一种“从天而降”的感觉。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使李杭育们得以“另起炉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因权威们的失语而让他们突进至文学新潮的前沿”，需要依托怎样的体制保障和政治前提？在“杭州会议”的周边，文学界正在发生一些怎样的事情？有哪些重大的改变为会议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可能？
在这篇回忆文章的末尾，在充分阐明“杭州会议”的重大意义之后，作者不经意间提到了他在1984年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就是12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2]。根据作者的判断，这次大会的意义主要是影响了“作协、文联这类机构的人事安排”，而对“一线的文学创作而言”，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3]之所以作出这样扬此抑彼的判断，或许是因为在李杭育的“纯文学”观念中，“杭州会议”作为青年同行之间带有同人色彩的经验交流，相较于官方的作家代表大会，更能体现出某种文学变革的“内在逻辑”。然而，在这种“纯文学”的内部视角中被隐去的另一层事实，则是这场与“杭州会议”同月召开的“作协四大”，恰恰凭借着前者无法相比的规模和体量，通过推动作协体制的自我变革，在掀动1985年后的文化热潮、形塑“后85情境”的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起到了绝非“可以忽略不计”的作用。正因如此，当我们将“亲历者”的视角从李杭育转向“亦政亦文”的王蒙，以后者所深度参与的“作协四大”作为开启1985年文学变革的另一重“起点”，“85新潮”在文学领域的生发过程将呈现崭新的面貌。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协会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页
不同于“杭州会议”在“新时期文学”的范围内不限主题地自由讨论，“作协四大”作为“影响远远超出文艺界”[14]的一次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大会”[15]，则无须也不应回避其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联系。正如巴金在“作协四大”上的开幕词中所说：“会议是在党中央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16]在此前两个月正式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便已指明，“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形成与之相应的时代精神与“生活方式”。[1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协四大”的会议精神及其相关文件，便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帮助改革事业快速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和“风向标”的作用。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讨论“作协四大”准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过协商，决定将大会主题报告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改为“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18]。表面上看，这两个提法同样都包含了“反资本主义”的意思，然而真正的定语中心词从“自由化”变为“腐朽思想”，几字之差而含义大变：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警惕，那么后者则将这种警惕转向本民族内部的“封建传统”。而这种将批判锋芒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迁移，则正好呼应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所提出的“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19]。由此可见，本次大会对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定调，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工作的部署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
在此意义上，“作协四大”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中介角色，通过作协体制的自我变革，将城市改革的外部影响转化、“折射”为“文学场”内部的自主“革命”。根据布迪厄的界定，这意味着文学生产的“社会根源”并非“一系列机械的线性决定因素的原则……我们不能忽视通过场的结构，特别是通过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发挥的作用”[20]。迄今为止已被很多研究者关注并阐明的、于此次大会正式提出的“创作自由”[21]口号，便是这一“可能性空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打开的明确信号。而除了创作空间的开放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大会文件中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引导。在王蒙宣读的大会闭幕词中，他将当代文学的创新与探索和整个改革时代“创新与开拓的精神”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要出新”的号召：“我以为，我们的时代精神，首先是改革的精神，创新与开拓的精神，这也是一种开放的与求实的精神。只要有利于‘四化’事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我们不受固定的、缺乏生机的模式的束缚。……让我们在新的生活、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知识不断开拓的基础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获得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吧！”[22]这种在“作协四大”闭幕式上形成的表述，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延续下来，并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支持文艺探索的官方表态。1986年5月12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关于如何认识文艺探索的文章《支持探索 鼓励创新》[23]。文章开篇即给出这样一个总体判断：“近一两年来，我国文艺战线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列举了文艺战线中出现“意识流、象征、意象、荒诞、变形、魔幻等”手法的现象之后，和王蒙一样，文章将艺术形式的探索与改革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联系起来，提出应把“目前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探索，看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体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便被合理地转化为文艺领域的“创新”动力。
1985年3月29日，王蒙（右）代表巴金（左）主持作协主席团会议
图片来源：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在“杭州会议”之外，这个由主流文学体制提出的“出新”号召并未停留在口号的层面，而是旋即在王蒙主持的《人民文学》的刊物改革中获得了具体的实践样态。1983年7月1日，王蒙走马上任，正式成为这份最重要的主流文学期刊的主编。限于当时的政治氛围，这位年富力强的主编尽管有着大干一场的决心，却主要致力于静水流深式的人事改革而非刊物风格的明显改观，以至于被其赏识的年轻编辑朱伟常常为期刊改革推进速度之缓慢而感到不解。[24]可也恰恰是依靠王蒙审时度势的政治经验，《人民文学》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过渡，终于等来了“耀亮整个文坛”[25]的最佳契机，这就是在“作协四大”召开后发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如朱伟所说：“《人民文学》1985年的大胆推进，一个重要背景是1984年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26]面对变化了的时势，在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的王蒙决定抓住机遇，给予这篇“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27]的小说非常高的评价，“他批示说，这是一篇横空出世的小说，它的发表将彻底改变《人民文学》的形象”[28]。这样的评价，不仅帮助刘索拉一夜成名，而且也标志着期刊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人民文学》改变形象后，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青年创作会议，邀请了包括马原、何立伟、莫言、阿城、徐星、扎西达娃在内的一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通过这种前所未有的对于新锐作家的支持、提携与组织实践，刊物也一跃成为“声势浩大的新小说运动的旗手”[29]。
在1985年文学新潮的两个“起点”之间，历史叙述的“情节编排”昭示出叙述者本人的“视点”之差别。对于从“内部”亲历文学变革的青年文学群体而言，文学摆脱意识形态制约而获得自律性的过程被体认为一场由内而外，从“外省”向“北京”发起挑战的“文学革命”。而对身处“纯文学”周边的组织者、改革者和体制建设者来说，则恰恰是全社会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是改革时代“创新与开拓的精神”推动了文学体制的自我变革，为当代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创新”驱力。当前者以“杭州会议”为重心，充满温情地回忆马原的名作《冈底斯的诱惑》是怎样在此次会议上经由韩少功等人之手推荐发表时，[30]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在这篇“先锋文学”的先驱之作发表于《上海文学》之际，该期卷首的头条位置正好印着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的全文。在此意义上，“作协四大”之成为“杭州会议”的背景，就正好对应于王蒙的文学活动之成为李杭育们的“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周边，如果缺少前者的推动，后者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其经典化过程或许会大为不同。
二 周旋于“前后左右”：王蒙的位置、气质与“85精神”
1985年，着眼于自我变革的主流文学体制在“扶持一代新人”的改革姿态下，对青年文学群体求新求异的艺术探索普遍采取一定程度的包容与鼓励的态度，因而事实上成为“纯文学”周边的支持力量。然而，需要仔细辨析的是，在同样身处这个被文学史所隐去的“周边”、同样对改革事业怀抱热情的文学体制领导者中，他们对于“文学新潮”的态度各有不同，支持或反对的理由也并不一致。正因如此，王蒙在其中的独特“占位”，他的作家气质与文学思想对于文学新潮具体展开形态的作用，便值得专门探究。
实际上，无论是“作协四大”后退居二线的原党组书记张光年，还是在此次会议上连任的党组副书记冯牧，尽管被认为是文艺界“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却也都对1985年后的“新潮文学”颇有保留。张光年这一时期的日记较为忠实地记录了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审美观念和批评标准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相去不远。1984年8月，张光年读了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后评价道：“我看也是个奇才，属于我所说的奇才异能、奇花异草之列。时有奇笔，故人物经久难忘，但思想上缺少动人处。”[31]到了1985年后，随着“文学新潮”获得理论上的自觉，并且文学创作的空间也进一步打开，这种鼓励中隐含的批评便上升为明确的不满，他多次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混乱”[32]表示担忧。对于当时文坛上兴起的“寻根文学”主张，张光年不仅径直将其称为“错误言论”，甚至对批评“寻根”理论的文章也产生了“理不直气不壮”[33]的不满。而另一位作协党组的主要负责人冯牧，同样与张光年坚守着相似的审美原则。这两位作协领导的不满，一时间给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学新潮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在这样的局面下，正是在作协体制内占据重要位置的王蒙，成为化解体制压力、缓和潜在矛盾，为文学新潮保驾护航的关键因素。在“作协四大”后，王蒙在新一届作协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被推举为常务副主席。在低调而中庸的唐达成之后，王蒙事实上成为非常有分量的实权派领导，正如邵燕祥所说：“我认为，后来，其实王蒙成为新一届党组的灵魂。”[34]从张光年1985年的日记中不难发现，王蒙屡次与其沟通，力求将批评声音“降温处理”的举动：9月1日，在张光年因“青年评论家座谈会”上的“思想混乱”状况而失眠后，“王蒙来电话，告以参加青年评论家座谈会听会四天的体会，认为发言偏激的是少数人。他和鲍昌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有些说服力”。[35]10月5日，在冯牧点名批评《人民文学》的第二天，“下午王蒙来谈，带来一盒新疆葡萄干。我扼要介绍了本月4日我在作协谈话的用意及对《人民文学》的希望——主调鲜明。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说正在编辑部解决这个问题。他对冯牧那样急躁地到处宣传‘现实主义在受难’颇表不满，认为将引起不良效果”[36]。10月22日，在张光年于“学习党代会文件座谈会”上“刺”了一下“反对深入生活”的怪论之后，“王蒙下午电话，认为对某种怪论表示鄙弃的‘鄙弃’二字太重。我答应发表时改一下”。[37]通过与领导层及时而巧妙地沟通协商，王蒙发挥出如同“救火队长”一般的作用，将许多可能引发政治干预的“火苗”迅即有力地扑灭在萌芽状态。而在1986年王蒙就任文化部部长后，更是以多篇直接为“新潮作家”站台的评论文章，保护了很多当事人免受政治冲击。如其在自传中提到1987年为残雪写的一篇评论为其免去了一场批判：“后来残雪告诉我，本来当时已有某级领导部署了对于残雪的批判，后来因为王某有文章，才保了她。”[38]而马原在自述中也曾说：“我当时处境比较惨，王蒙去了一趟西藏，他们看王部长夸奖马原，我后来处境改善跟王蒙有关系。”[39]
在此值得追问的是，同样是“作协四大”的核心参与者，王蒙与张光年、冯牧等人对文学新潮的态度为何呈现这样的差异？这或许提示着，1980年代主流文学体制内部，即便在对“改革”议题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也会在文艺观点上显现出内在的分歧。这种分歧早在1982年的“现代派”风波中便已显出端倪。事情起因于李陀、冯骥才、刘心武等人发表在《上海文学》第8期的关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讨论。据时任主编李子云回忆，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冯牧和李子云之间长达数年的矛盾。[40]对于冯牧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既往的研究或许过于强调了其作为“改革派”与“保守派”进行“斗争”时的无奈处境。可事实上，冯牧对于“现代派”的反感是一贯的，到了1980年代后期亦是如此，在1988年举行的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过程中，冯牧直接点明了“不选那种玩世不恭、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或嘲讽历史的作品”[41]。结合当时文学场的发展状况，这一要求的具体指向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位出身延安鲁艺的作协领导眼中，以文学事业支持改革的最好途径即“投身到伟大变革的激流中去”[42]，听从现实的召唤，以便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社会效益。
冯牧（1919—1995）
图片来源：陈建功、吴义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图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如果说在冯牧这里，“文学战线”在推动改革事业发展上的“神圣职责”被当作首要的考虑因素，那么在放飞了三只“小风筝”的李子云那边，她对文学形式探索的支持也并不止于形式本身。根据李阳的研究，在新时期之初，李子云并不热心于形式问题，而是关注如何以“问题小说”推动“民主文艺”的进程。[43]只有在最初的努力受挫之后，才将“形式问题”作为“刻意营造讨论氛围”的手段搬了出来：“这种讨论方式与其说是在探讨现代派，不如说在高声提问：文艺发展方向的问题能否公开讨论？”[44]由此看来，李子云所推动的文艺讨论重点亦不在“文艺”而在“讨论方式”本身，正如她在决定给王蒙写评论时对刘锡诚的严肃表态：“看来阵地不守，将无容身之地。”[45]
与论争双方面对文学形式创新问题时的郑重与严肃相比，王蒙的态度则是“幽默”。据冯骥才回忆，在冯牧主编的《文艺报》牵头召开的批评“现代派”的研讨会上，凭借一次临场发挥的小幽默，[46]王蒙既委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也使会场上的紧张空气在随之而来的笑声中冰消雪融。事实上，这样的幽默绝非王蒙“偏袒”李子云一方时刻意为之的话语策略，而是深刻关联着作者的个人气质、文学思想以及“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所得到的生活体悟。早在论争发生的两年之前，王蒙便在和李子云的通信[47]中表达过自己对“幽默”的珍视，从而戏剧性地呈现出二者看待文学与生活的不同视角。作为一名热心读者，李子云用激情洋溢的语言将她心目中“王蒙”的基本形象描绘为一个“年青而纯洁”的、“为美好理想献身”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对其近作中流露出的“幽默感”，李子云的评价则颇为保留，认为这不是王蒙性格中的主要方面，而是一道自我保护的“防线”，“你是在诙谐幽默的外貌下，回避自己感受到的更尖锐的问题，掩饰自己内心更深刻的激动”。与这种对于“尖锐”和“激动”的阅读期待相应，李子云对王蒙的“意识流”实验也“不能领略它的全部妙处”，在小说的“形象方面”尤为感到不满足。而在王蒙的回信中，在感谢了前者对“少共精神”的创造性误读之后，王蒙紧接着为自己更加重视的“幽默”作了非常明确的辩护：“我不认为幽默是回避或者冲淡，幽默也是刺，是进攻又是自卫的手段，又是一种身心健康的精神平衡。”而这又特别是因为，在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业”时，在“处理严峻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世事洞明的“幽默”在精神上关联着有能力面对复杂现实的“成熟”心态：“回忆儿时也许是非常优美和撩人心绪的，但是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大大复杂化了的而且日益复杂化着的世界。复杂化的生活会有复杂化的思绪，会有复杂化的题材，也会有复杂化的形式和手法。”[48]
李子云（1930—2009）
图片来源：沈芸《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66页
在怀抱各自坚持而走向观念对峙的冯牧和李子云之外，王蒙与其二人最大的区别，或许并不在于对“现代派”与“意识流”等问题的具体看法，而在于一种对改革时代文艺管理工作的新理解。不同于冯、李二人随时准备“保卫阵地”的战斗姿态，王蒙则更多着眼于文学的常态化建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头脑该清爽清爽了，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靠的不是惊人的高论或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持久的、耐心的、点滴的工作。”[49]不是将文学推向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而是致力于在改革时代现代化建设的点滴工作之中，将百花齐放的文学生态真正引向成熟，唯因如此，才需要孜孜于寻找能够真正回应“复杂化着的世界”的“复杂化的题材”以及“复杂化的形式和手法”。也只有通过这种对于“复杂性”的思考与追寻，“文学”才得以脱离与现实生活的过于直接的绑定，真正获得一种形式选择与艺术创新上的平常心态。在“现代派”风波的同一年，当王蒙第二次和李子云通信时，这样的段落或许已然流露出王蒙对于冯牧（同时也是对于李子云）的一种间接回应：“区区意识流，有什么了不起？为何不可一用？又为何需要望文生义地、空对空地议论不休？……我不准备对其中任何一种手法承担义务，不准备从一而终，也不准备视任何一种手法为禁区。”[50]至此，王蒙设想中没什么“了不起”的文学方得以回归文学本身，并以文学本身的方式对改革政治发挥应有的作用。等到他真正走上领导岗位之时，这样温和而务实的态度便随之成为面对文学新潮时的管理原则：“我的态度是鼓励创新，鼓励实验，具体分析，承认有得有失，有成有败，不笼统地赞扬或者否定，但也不轻易地把不足往政治动机上扯。”[51]
在此意义上，王蒙的“幽默”与其所倡导的“费厄泼赖”精神具有内在相通之处，二者均着意强调“一种伦理的、政策的和法制上的分寸感”[52]。正是这种分寸感，使其得以超越简单化的立场之争，同样也是这种分寸感，使其得以联结文艺观念上的“新潮”与“主流”。对于这种周旋于“前后左右”之间的独特身位，王蒙曾不无调侃地自我评价道：“我好像一个界碑，这个界碑还有点发胖，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53]而这种独特“位置”与作者个人气质的结合，也进一步推动他将自己的工作职责定位于“做党与广大作家的桥梁，做整肃文艺人时的缓冲橡皮垫……做一个健康、理性、平衡与和谐的因子”[54]。
在有着革命理想的共产党员与富于艺术气质的作家文人之间，在勇于创新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坚守主调的文学体制之间，王蒙的积极沟通、上下斡旋、尽力整合与寻求共识，使得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与文化代际间的碰撞与融合，成为激活当代文学创造力的重要机缘。如朱伟所说：“王蒙对于1985年《人民文学》的重要性，在于他极大地拉开了对小说表现可能性的容忍度。他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编辑理念是求反差。他希望当期发表的头条小说就表现形态而言，要与前一期形成巨大反差，甚至同一期的作品之间也要相互形成反差。……受这一理念的影响，1985年《人民文学》的每一期都能形成一个新的亮点，很多小说在发表后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55]这种不断寻求跨界与融合的多元化探索，同样在王蒙此时的创作中有所体现。由此可见，周旋于“纯文学”的前后左右，王蒙的作家个人气质潜移默化地渗入了1980年代文学变革的基座，最终成为“85新潮”不断跨界创新的精神质素的重要构成。如果能从中提炼出一种“85精神”，那么这种精神本当并不令人意外地体现出王蒙的鲜明烙印，而当其最终走向“纯文学”的方向时，这种“新潮”之下“名同实异”的现象便应当引起人们的重新审视。
三 新潮的共名之下：王蒙的“杂色”与纯文学的“圈子”
如前所述，当文学史的经典叙事已习惯于将1985年的文学变革与一种带有反叛色彩且严格剔除意识形态“杂质”的“纯文学”主张联系起来时，王蒙对“85新潮”的支持，其实恰恰反映出一种“杂”文学的追求。事实上，这种对“复杂性”的重视作为王蒙个人气质的体现，十分密切地联系着他几十年来的生活道路与文学经验。对写作者自身经验局限性的怀疑，从政经历带来的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以及在新疆农场对维吾尔民间文化的吸收，还有对他来说颇为重要的苏联文学史正反面经验的影响，[56]使得他形成了一种对于“杂色”的艺术追求。正如其以《杂色》为名的小说是一篇“在美国思念新疆草原”[57]之作，在王蒙的“杂色”中，由1980年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被一种兼具中心与边地双重视角、能够涵容复杂生活经验的成熟心态所消解。正因如此，王蒙对文学创新的提倡与推进，相较于当时的青年文学群体，在文化心态上少了些“走向世界”的急切与焦虑，更多的则是一种对变革时代文化丰富性的表达与追求，正如其在《人民文学》1983年8月号的“主编宣言”中所说：“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58]
1985年春天，王蒙重游曾在此下放改造的一担石沟
图片来源：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在此意义上，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和新一届作协党组的核心人物，力推文学新潮的王蒙其实从未排斥或压抑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相反，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全局性思考，他所主张的乃是在反映现实的“主潮”与改革时代不同人群的多元精神需要之间进行调和：“当然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会忽视通过自己的文艺界的成员……动员和教育人民跟着党走，完成党的宏图大略。同时，作为执政党，它同样有责任满足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的精神需要，包括休闲娱乐消费的需要，个性化的需要，大众的需要与小众的探求追索、五道八荒的需要。”[59]由此可见，对于王蒙来说，文学创新的机制并不在于将“不纯粹”的、“非文学”的社会现实内容从文学中排除出去，而是恰恰相反，在于从“党所亟需的文学出品”之上，尽可能多地容纳“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的精神需要”。就其个人的创作来说，这意味着对主流话语进行文学性转化的尝试，即“把当时的那种社会的政治的内容和这样一种内在的艺术感觉连接起来”[60]；体现在期刊编辑理念上，则是通过“求反差”来将文学创作的道路“拓宽，拓宽，再拓宽一点”[61]。
然而，在王蒙所欣赏的文学青年中，改革初期的时代氛围使这样的思路很难赢得他们的支持。哪怕是作为其得力助手的朱伟，也曾坦言他和王蒙的观念差异：“王蒙在《人民文学》上任时的宣言就是‘不仅仅为了文学’，他始终认为小说应该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而我当时始终认为有一种‘纯文学’，认为应该越纯越好。”[62]在王蒙为支持青年们的文学探索而上下奔走时，后者却在遗憾“亦政亦文”的生活方式对其才华的浪费：“他清醒异常，又不时被自己的聪明善变和说话技巧弄得神魂颠倒。”[63]作出如此评价的吴亮正是李杭育在1984年结交的几个青年批评家朋友之一，在其次年所作的《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一文中，文学新潮中正在兴起的“圈子化”的趋势被其以公开提倡的先锋姿态揭示出来：“不是小说家和批评家各自成为两个营垒，而是由几个小说家和几个批评家组成一个文学圈，这个圈子有着自身的运转机能和协调机能，以及对外说话的多种媒介工具。”[64]与吴亮的理论描述相呼应，同年5月，《上海文学》发出改版公告，宣称“本刊将从7月号起革新版面，增加篇幅”[65]，并列举了三点革新举措。学者李阳对《上海文学》发出的这则公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份规划书实际上只保留了三种人，即作家、批评家和编者，执政党作为管理者的声音则被排除到刊物以外了。……不仅是‘寻根文学’，整个‘85新潮’，都是在这种激进的编辑实践中被推出的。”[66]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则是：“由于刊物总是在专业的作家队伍中打转，群众读者自然也就逐渐淡出编辑的视野了。”[67]
《上海文学》1985年5月号改版公告
这种以牺牲群众读者为代价的“个性崛起”，已然偏离了王蒙对当代文学的期待。这是因为在王蒙看来，尽管“作家应该尊重艺术规律与自己的艺术个性”，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文学事业并不单单是作家个人或作家‘群人’的事业，而是全社会的事业”。[68]正因为把文学理解为全社会的事业，王蒙对此后形成的纯文学“圈子”并无兴趣。在1986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王蒙就曾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道：“现在，作家增加了对作品题材、角度的选择，却又减少了社会对文学的关注。有时，出现了‘哥几个’激动得不得了的作品，但是，除了‘哥几个’这个圈子，就没有人理会这类作品，甚至遭到别人的鄙视。”[69]而到了次年的“青创会”上，王蒙更是直言相劝：“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不论多么诱人，也不能使我们忘却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振兴中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许多事只是就文学谈文学，就永远谈不清楚。”[70]这样的表态固然有“官方发言人”身份限制的因素，但也未必不包含他自己的某种真实想法。
事实上，根据朱伟的回忆，王蒙的态度十分清晰地体现在他对“文学新潮”内部诸多流派的取舍与选择之中。这种取舍直接启发了刘心武“纪实小说”的写作：“王蒙对主调显然是有考虑的。他专门让我去邀刘心武，问能否写一些更贴近社会现实脉搏的作品。这就有了刘心武的‘纪实小说’系列”[71]；同时，它也表现为对刘索拉、徐星等人的所谓“现代派小说”的格外重视：“在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中，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这两部小说王蒙最看好，他看刘索拉、徐星的价值可能会超过马原、莫言，因为在王蒙看来，这些小说体现了在时代潮流中青年的迷惘，然后在迷惘中又有一定的追求，它们突出了社会化的取向。”[72]而哪怕是在马原与莫言之间，王蒙也更倾向于莫言，对马原专门为《人民文学》写作的《虚构》则选择了退稿：“马原最重要作品都没能发在《人民文学》，是我当年的唯一遗憾。现在回头看，这遗憾可能与王蒙对莫言与马原的判断轻重有关。莫言的叙述是为揭示现实之厚重，马原的叙述是为破解现实之厚重，因此在王蒙的判断中，马原不是文学的‘主潮’。”[73]
关于王蒙对马原的看法，有一个口述史细节可以提供有趣的参照：在王尧主持编订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中，受访者何立伟曾提到，就在前文述及的那次《人民文学》1985年组织的青年作家笔会上：“我记得马原在会上还与王蒙就乞丐的主观感受，其实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74]由于资料难觅，我们无法得知这次争论的完整过程，然而这也提示我们，在王蒙与这位1980年代“纯文学”圈子内部的标志性人物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学观乃至世界观的深层差异。的确，尽管同样有着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带的生活经历，王蒙表现出对维吾尔语言文化的浓厚兴趣：“在学习维吾尔语过程中，甚至投入到连说梦话都在讲维吾尔语”[75]；而马原却与藏民的语言文化刻意维持一种“审美距离”：“我不会藏语，而且不想拿出大块时间去学习。不是因为没有时间。”[76]与之呼应，在对待文学创作的源泉问题时，马原将作家的“阅历”有意曲解为“阅读的经历”：“经验积累最丰富的作家往往是那些终生都在阅读的人，而不是那些终生都在奔波的人。”[77]而王蒙则几十年如一日地强调“生活”的首要地位：“文学本身不能产生文学，是生活产生文学。承认生活的渊源，承认创造性思维的存在与激动人心，这是进入文学领域的前提。”[78]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反差，则是王蒙屡次谈起他“反对非理性主义”[79]，而马原则恰恰是个神秘主义者：“我喜欢那些罩着神雾氛围的参不透的孤立事件，我最怕聪明人解释。不解释的时候最好连归结性的话也不要说。”[80]
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有了上述一连串对比，似乎不难参透二人在围绕“乞丐主观感受”争论时的各自立场，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王蒙与纯文学圈子在文学创新上的不同道路：当马原在《虚构》中将现实经验消解于神秘诡谲的叙述圈套时，王蒙则以《活动变人形》的“自传体”小说，深入在心底埋藏近半个世纪的痛苦记忆，用“一个人孤独面对自己的灵魂”[81]的勇气与执着，逼问现实最深层的真相。这种隐藏在“新潮”共名之下的现实态度之分殊，毋宁说又一次彰显了王蒙在1980年代文学转型中的独特意义。陈晓明曾借用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阐释来说明王蒙与其身处时代之间“特殊的张力”：“也是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不同历史时期，他都与众不同，与自己身处的时期保持‘例外状态’。”[82]如果说这种“例外状态”在新时期之初，表现为当其他作家都在控诉“四人帮”的时候，唯独他延续了1950年代的批判性追问，矢志不渝地把“眼睛盯着社会要害问题……即普通民众靠什么保住已经到嘴边的羊腿”[83]；那么这种“例外状态”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便体现为一种既身处“文学圈子”之外，又投入于“文学新潮”之内的独特创新路径，这种路径并不刻意追求或标榜文学品质的“纯净”，而是力图将文学的创新当作“全社会的事业”，在“大众性”与“先锋性”、“现实性”与“多元性”的辩证平衡中，以不断丰富的手法与日益复杂多样的现实内容保持一种开放的联系。然而，这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周边”视角很难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理解，对于这一点，王蒙曾在自传中不无伤感地写道：“你以为，你是文学之海的一个符号，你号召不择细流（地容纳一切），不论那细流如何遥远与各色，自珍与封闭。然后细流宣布决不容忍海洋。文学能不哏儿吗？其实早在一九八八年我喜欢的评论家吴亮已经著文宣布王某的‘过时’了。”[84]面对“海洋”的风云变幻与“溪流”的恃才傲物，王蒙出入其间的智慧与苦境，由此可见一斑。
结 语
1988年，在被宣布“过时”的前夕，王蒙化名“阳雨”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引起很大反响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85]，试图以此来解释当代文学社会效应正在逐年衰减的现象。在文中，王蒙既显示出一贯的对于改革时代“社会的安定化正常化”的乐观与信心，又为1985年后“文学热”的圈子化，乃至“连圈内的热也不大出现了”而感到无奈和惋惜。在文章的结尾，王蒙用一种“黄金时代”与“黄金作品”的辩证法为当代文学的未来作出如下寄语：“文学的黄金时代确实是来了，黄金一样的作品却不会因时代的黄金而自动涌现。《红楼梦》的出现恰恰不是时代黄金的结果。我们需要观察，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探讨，我们更需要潜心全面努力。”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代在技术的发展中面临新一轮的转型机遇，文学则在“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当下重新响起“破圈”的呼声，王蒙的上述思考与阐发，及其为平衡文学的大众性与创新性，在不同圈层之间推动“跨界”、搭建桥梁的文化实践，便显得并不“过时”，且对于建设中国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依然具有相当意义上的参考价值与启迪作用。
回到四十年前那个生机涌动的文学现场，王蒙的思考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纯文学”的周边进入“85新潮”的新路径。借助这一文学史中被隐去的“周边”视角，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文化创新的深层联系，乃至改革的时代精神如何为当代文学的艺术探索提供精神支持与情感动力，便都能得到进一步澄清与揭示。在王蒙这位体制建设者与改革者的历史证词中，我们能够获得比“反叛者”的经典化历史叙述更为丰富而斑驳的时代印迹。这也意味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不是“文学圈子”与“政治体制”的二元对立，而是“改革共识”之下协调各方力量的平衡与包容，真正意义上带来了被称为“85新潮”的文学创新与变革的实绩。在此意义上，在“纯文学”叙事中被排除在“圈子”之外的“周边人物”，在总体性历史视野的观照下，其实恰恰处在非常紧要的“中间”位置。对这样一批居于“中间性”位置的文化官员抑或“体制文人”的重新发掘，将为我们重新理解被文学史定型化的“85新潮”开启新的方向。
何卓伦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11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2期）
注 释
[1][2]李洁非：《新时期小说的两个阶段及其比较》，《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3]参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4]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三）》，《上海文学》2013年第12期。
[5][6][7][8][9]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一）》，《上海文学》2013年第10期。
[10][11]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二）》，《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12][13]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三）》，《上海文学》2013年第12期。
[14]此为李一氓在中顾委临时党委支部会议中所言，载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 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页。
[15]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16]巴金：《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17]《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18]鲁太光：《反思及其限度——当代中国文艺体制坐标内的“作协四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
[19]《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20]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21]参见吴自强《“创作自由”与作协“四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2]王蒙：《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人民日报》1985年1月6日。
[23]本报评论员：《支持探索 鼓励创新》，《人民日报》1986年5月12日。
[24]参见朱伟《重读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25][26]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15、16页。
[27]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28][29]新京报：《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
[30]参见韩少功《杭州会议前后》，《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
[3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 下》，第570页。
[32][33][35][36][37]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 下》，第660～667、675、668、679、681页。
[34]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38]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第337页。
[39]马原：《重返黄金时代 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页。
[40]参见王尧《“‘现代派’通信”述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41]崔道怡：《春兰秋菊留秀色 雪月风花照月明——1978—1984短篇小说评奖琐忆》，《小说家》1999年第4期。
[42]冯牧：《投身到伟大变革的激流中去》，《文学十年风雨路》，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43]参见李阳《〈上海文学〉与当代文学体制的五种形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97页。
[44]李阳：《〈上海文学〉与当代文学体制的五种形态》，第108页。
[45]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46]参见冯骥才、张英《冯骥才：一位理想主义者的人生跋涉》，《作品》2022年第7期。
[47]晓立（李子云）、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48][49]晓立（李子云）、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50]李子云、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读书》1982年第12期。
[51]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第341页。
[52]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读书》1980年第1期。
[53][54]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第175、215页。
[55]新京报：《追寻80年代》，第56页。
[56]参见蔺春华《论王蒙的苏联文化情结》，《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57][59]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第105、215页。
[58]《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告读者》，《人民文学》1983年第8期。
[60]马原：《重返黄金时代 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第241页。
[61]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第171～172页。
[62]新京报：《追寻80年代》，第56页。
[63]吴亮：《微型评论一束——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冯骥才、张贤亮》，《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64]吴亮：《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
[65]参见《上海文学》1985年第5、6期。
[66][67]李阳：《〈上海文学〉与当代文学体制的五种形态》，第126、130～131页。
[68]王蒙：《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上海文学》1983年第8期。
[69]王蒙：《小说家言——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70]王蒙：《创作喜悦中的干扰和诱惑——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作品》1987年第3期。
[71][73]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19、21页。
[72]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268页。
[74]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第239页。
[75][78]沈杏培：《“我是永远的激情飙客”——王蒙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23年第10期。
[76]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
[77]马原：《作家的书或我的书目》，《拉萨地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79]李子云、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读书》1982年第12期。
[80]马原：《凉爽的错觉》，《拉萨地图》，第45页。
[81][84]王蒙：《王蒙自传 第二部 大块文章》，第197、337页。
[82][83]陈晓明：《“例外状态”：试论王蒙创作的艺术本性》，《文艺研究》2023年第10期。
[85]阳雨（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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