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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 如果把“人”“人间”作为核心思想观念去凝视——以《人间》杂志创刊号《李天和叶美惠》 为线索
创办《人间》时期的陈映真
内容提要
《人间》（1985—1989）是陈映真创办于台湾工商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摄影报道杂志。本文以《人间》创刊号第一篇报道《李天和叶美惠》为线索，通过把《人间》的“人”“人间”作为核心思想观念，追蹑《人间》创生前后的陈映真和他所殷殷期待的“年轻人”的思考、探索，以充分揭示这一影响深远的人文实践的生成史和社会、文化、思想意涵。
关 键 词
陈映真 摄影报道 “人” “人间”
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具思想能量的作家之一，陈映真具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他的文学写作、文化实践、社会活动，在努力、深切回应两岸曲折的历史-现实课题中交织为一体，也使得这位拥有杰出文学才能的作家，其社会、文化乃至政治评论写作量大大超过文学创作本身。甚而在他的文学写作正处于旺盛期的1983年、1984年，在太多人都在期待他的《铃铛花》、《山路》系列和“华盛顿大楼”系列继续开展时，他却别开园地／战场，创办几乎占据了他之后几年全部时间与精力的摄影报道杂志《人间》（1985.11—1989.9，凡47期）。
时在1983年底，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归来的陈映真对身边几个年轻人说：我们来办一个以“人”为焦点的杂志！[1]在台湾工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为进入前所未有的富裕也面临诸多现代化代价、现代化问题的台湾社会，为这个社会中不能全然为发展逻辑和消费主义笼罩的人心，探索重建“人与人、人与天、人与自然之间”丰富、良善的关系；也为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和受教育者（尤其是青年），探索能够在关怀他人和社会中安顿自我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精神生活形式，这个“以‘人’为焦点的”摄影报道杂志，最终成为现代人文杂志介入社会变革的传奇与典范。这样的《人间》，不仅对从那时以来的台湾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文化运动影响巨大，也对两岸现实和未来的展开有高度的资源性参照意义。
该如何建设性地理解陈映真的《人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心中秘密怀抱一面赤旗”的陈映真经受“文革”真相揭示的冲击，经历了艰苦的思想跋涉，重构了他的“理想主义”，重构后的理想主义并未放弃左翼的理想与价值，而是更积极地探寻左翼价值回应时代课题、扎根社会人心的方法路径。《人间》便是重构后的理想主义的一个有根有据、别开生面的落地。对此，本文拟以《人间》创刊号第一篇报道《李天和叶美惠》和它的生成为线索，把《人间》的“人”“人间”作为核心思想观念，通过这样的观念意识追蹑《人间》创生前后的陈映真和他所殷殷期待的“年轻人”的思考、探索，以对这一影响深远的人文实践的生成史和社会、文化、思想意涵，做一初步探讨。
《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1985年11月，筹备了19个月的《人间》杂志正式创刊发行。《人间》郑重声明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为了在“富裕、饱食的社会”克服精神上日益严重的“荒废、枯索”，召唤人们“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2]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报道，是“人间灯火”栏目的《李天和叶美惠：一个爱情故事》，摄影和撰文都是李文吉。2009年，在陈光兴奔走两岸召集起来的“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研讨会上，王安忆报告了《陈映真在〈人间〉》，她声明由于时空和学术训练限制，无意进入《人间》所处的台湾社会现实进行立论，却以小说家的敏感，道出：“李天和叶美惠”，“这题目看起来具有象征性，直接打出姓名，是立传的意思”。[3]
立传，诚然！翻开创刊号第一页，一张大幅黑白照片和题目横跨了两页，照片从左页跨过中缝：潇洒地叼着烟、把着三轮货车的男子，微微转身，望着坐在车后高高堆起的货物之间的女子；后者对着镜头露出舒展、笃定的笑容，像个有信心的王者。两个人都戴着斗笠，图示写着：“两顶形影不离的斗笠……穿梭在八十年代的台北街头。”右半页是排成三行的端庄大字：李天／和／叶美惠。
对于以“站在弱小者的立场来报导时代”为宗旨的陈映真和《人间》，要为这两个在台北收旧货、不合法但“胜似夫妻”“在崎岖、悲苦的遭遇中，发散着丰沛的生命力和甘美明亮的爱情芳香”[4]的屏东乡下人“立传”的心，一经指认，似不难知觉。但立传的心与意，以及摄影与文字交织构成的立传的“语言”，并不简单，有颇多需要斟酌、体会、发覆之处。《人间》创生的机缘、心情、动力和一个初见其艰难、其光辉的“人间”事业的摸索经验，都蕴藏在其中。
一 初识“报告摄影”的冲击：在“报导”的要求下，文学和摄影能否“团结共事”，重振“现实主义”？
1983年8月，陈映真应聂华苓之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其时就读爱荷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郭力昕，把系里收藏的摄影家尤金·史密斯的作品集给陈映真翻阅，这是陈映真初识“报告摄影”，日后他一再回顾这个时刻，感受的侧重方面有所不同。在《人间》筹备和创刊后的演讲、写作中，他回忆受到的冲击：
但一直到83年初步认识了“报告摄影”（photo-documentary），我才领会到：读好的报告摄影，与读深刻动人的小说；看完一部思想和表现都好的电影，所感受的深刻铭感，毫无二致。对于写小说的人，报告摄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熟稔之感。想起E. 斯密（引者：即尤金·史密斯）的《西班牙乡村》《乡村医生》，就像提起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一样，在心中产生温暖、感人的回应。[5]
在《人间》停刊多年后接受访谈时，他直接讲的是，看尤金·史密斯拍的日本水银工厂的含汞废水导致水俣村渔民中毒，“妈妈抱着中毒的女儿洗澡”的图片的“震动”，这种让人“看到就不能忘记”的图片，会引动人们去了解背后的“故事”，追究原因，促成改变。[6]显然，后一个方面侧重更直接地回应着《人间》后来特别被定位其价值的，以直面苦难、揭发现实介入社会变革的品质。但前一个方面的侧重，可能更折射其时陈映真的状态和他萦绕于怀的东西，即寄望“伟大的、启发人心的文学、艺术”，能提供永不疲倦、熄灭的“爱与希望”，成为受挫的理想主义者可据以安身、再出发的“故乡”；[7]寄望台湾的文学、艺术能回应政经、文化巨变的时代——这些殷殷期待与实际状况的落差。
尤金·史密斯摄《乡村医生》，1948
20世纪80年代初，陈映真在许多场合，包括接受访谈、文学奖评审、为年轻小说家的书写序、写评论乃至摄影展览的演讲中，都坦露着这样的焦灼：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各种城乡、族群的迁徙流动和新的伦理、精神、文化问题，众所期待的“民主转型”中起伏着分离主义的暗影，蓬勃的“大众文化”中交杂着消费主义对人心、人性乃至民族意识的腐蚀，等等。在他看来，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文学、艺术工作者应特别有所觉悟，有所自我要求；但此时台湾的文学、艺术创作，尤其是显露才华的青年一代小说家，一般缺少社会分析和思考能力，且缺少相应的努力，甚而耽溺于对现实的疏离、隔膜。同时，他又不忍责备，他引用曾在60年代发起“民歌采集运动”的音乐家史惟亮的话，“青年总是没有过错的”，说自己“初聆此言，五体震撼”，[8]他意识到包括自身在内的知识人，对那些致使敏感的青年失落理想或陷入空洞的“反叛”的当代历史、文化，也是负有责任的。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里，陈映真还不时用“松弛”“松散”批评小说家和他们的创作，虽然此时尚没有形成清晰的论述，但指向的是——文学、艺术要能够回应历史巨变中（对他而言，是把其时两岸的历史巨变包含在内的）社会与人的问题，需要做坚实、艰苦的认知工作。“松弛”，指向有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和观念，但对现实的认知自觉和认知努力不够的小说家的状态。
80年代初陈映真能够在各种公开场合坦然发表这样的批评，一方面，固然与他的诚挚、无私和人们对他的文学、人格的尊敬与信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坛经历了70年代乡土思潮的洗礼，年轻世代的小说家普遍有“关怀现实”的自我要求有关。但问题也正在这里，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文学的社会性、民族性以及相应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成为一种与时代转折共振的主流意识，“乡土文学”成为“一种流行”，[9]却并没有推动更多深刻的、足以承担回应现实急迫境况的现实主义创作。换言之，意义深远的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没有在创作上结出丰硕的果子。
1983年陈映真访美时摄于麦迪逊刘绍铭家。从右至左为高信疆、陈映真、刘绍铭、古蒙仁
这是文艺界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对陈映真来说，这一问题在他内心别有一种重量。1979年以来，他因“文革”真相的揭露而遭遇信仰危机，通过包括解放神学在内的基督教思想资源、甘地所提示的第三世界内部所需的精神运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吸取等实践资源，他重构他的理想主义和对民族、民主的理解，明确了失去有真理可循的“革命”，仍可以秉持对人性的信心投入现实，从人性的点滴改善做起，[10]为此，他一度决心“回到永远不背叛爱与希望的文学和艺术里，寻求安身的故乡”[11]。也就是说，他对“文学、艺术要回应历史巨变中的现实”的郑重要求和不但对自己也对更多年轻人的看似过苛、过重的期待，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身心和思想的跋涉，有着真实不虚的分量，深信其不仅对于转型中的台湾社会、对于民族团结、对于整个中国的未来都有其重要性。因此，他在自己文学声名成就的盛年，依然处处留心，探索着重振一个时代所需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从这里再回到他初识“报告摄影”的震动。郭力昕回忆，在爱荷华，陈映真先是谈起他在办一个医药刊物《立达杏苑》，编辑部年轻人在练习摄影和写调查报道，他想要办一个刊物，有点像《国家地理》杂志，但不是那样的取向，随后他问正在学新闻摄影的郭力昕有什么想法。[12]也就是说，陈映真在到爱荷华之前，已经有做一本有图片的报道杂志的想法，但此时他理解的“图片”大致是调查报道的配图；虽然自己的“取向”不同于《国家地理》那种人文摄影，却没有更清晰的认识，即尚无对“纪实摄影”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的语言、动能和价值的确切认识。郭力昕便将包括尤金·史密斯在内“比较有政治性”的摄影家的纪实摄影集拿给他。在此之前，陈映真接触的是沙龙摄影、朋友张照堂捕捉现代主义梦魇世界的摄影，以及随着台湾经济成长而发达的“商业摄影”、一般报纸的新闻摄影。为尤金·史密斯的作品所震撼和启发的他，回台湾后开始关注台湾正在兴起的纪实摄影。一年多后，他做了这样的整理：70年代，黄永松等人创办的《汉声》杂志记者走向农村和民俗，“记录的、报导的摄影家登场”，而在他筹备摄影报道杂志《人间》的1984年、1985年，“比较大规模的纪录和报导摄影，开了个展，印了书。仿佛间，摄影界的一个反省、关怀、批评的潮流逐渐成形”。[13]在这潮流之中的王信、张照堂、阮义忠、关晓荣等人都是有着各自独特的实践、风格的摄影者，他们都被邀请到《人间》，或主持图片编辑、指导年轻人，或发表作品、接受访谈，搭建起“团结共事”的学习空间。在陈映真看来，虽然台湾的摄影和文学一样，在战后冷战机制下，扭曲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一般性地缺少有效的、负责任的“反省、关怀、批评”所需的“思想、哲学和人文上的积累”基础——此时却可以说，来到了时代巨变给出迫切要求，也给出契机的关口：“我们需要一批勤勉踏实，修业练工，有思想，有艺术表现才华的新一代文学家和摄影家。”陈映真认为：
在一个文化环境上，因为艺术创作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支独异，一支独秀，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学和摄影，在报导和报告的一点上，似乎可以团结共事。报导文学，在台湾还没有大的成绩。报导摄影也还在探索。二者的联合，相互切磋和学习，不但有其必要，而且甚有可能。[14]
这番话，是1985年6月他在爵士摄影艺廊的演讲中所说，此时《人间》筹备已接近一年半，陈映真对于让摄影和文学“团结”在“报导我们的时代”的旗帜下，流露着慎重的信心——这“不但有其必要，而且甚有可能”，并且有待于“我们，尤其是青年一代摄影青年”，“花费五年、十年的时间去建设”。[15]
《李天和叶美惠》便是这被期待的“青年一代”中的一个——李文吉——在《人间》交上的作业。他集拍、写于一身，特别体现了文学和摄影“团结共事”的一种摸索形态。
战后台湾现实主义摄影的发展脉络
四十年来，作为人文摄影报道介入社会典范的《人间》，一直在台湾乃至两岸、世界发生影响。2024、2025年，以《人间》摄影报道为主题的展览分别在法国巴黎、中国台北举办。右图为关晓荣2026年1月摄于北师美术馆现场
二 在《人间》：现实主义的出路、年轻人“更应有”的“创造性的工作”，为什么要以“人”为焦点？
此时陈映真身边的年轻人包括李文吉、蔡明德、潘庭松、傅君、陈品君等，他们毕业于外文系、新闻系、社会学系、中文系，是1979年陈映真和两个弟弟为家庭生计开办的汉陞公司[16]陆续招募而来。该公司承接了医药公司、药厂的两份刊物《氰胺牧苑》与《立达杏苑》的编印，面向医生和药厂从业人员发行。虽曰公关刊物、“糊口的生意”，陈映真主导下的这两个刊物，也以不少有关台湾医界历史、医学人物，以及作为有知识分子传统的医生关切的艺术、环境等领域的访谈和报道，触及了台湾特定历史、文化经验中“人文性”的幽微复杂层次。对乡土历史、文化长期的关切，和从未放下的对世界与他人的兴趣、敏于淑世的心，使得陈映真即便是在自陈“在商场打滚”的谋生中也能带引着很有意义的学习和积累。此时蔡明德、李文吉这些年轻人主要的工作形态，是“除拍摄人文性报导的封面故事外，经常还要南北奔波跑医院、畜牧场、屠宰场，拍摄相关的公关照片”[17]，也是“企划、采访、摄影、美工样样都来”，“虽然那时还不知道报导摄影或报导文学是何物，但是因为常常上山下海，对当时的台湾医、农，尤其是农民生活和工商业企业文化的互动关系、对跨国企业在台湾发展的好坏影响，都有粗浅的认识”。[18]这种“人文性报导”虽有报道性质，但为“医界”题材和读者兴趣所限，访谈的数量、范围和深入程度也都受限，陈映真对其并不满意，但其间许多报道内容涉及的视野、相关人脉乃至对近现代以来台湾历史、文化、人的理解意识，其实都成为年轻人和创办《人间》的重要滋养。
蔡明德先生保存多年的《立达杏苑》与《氰胺牧苑》
蔡明德口述：《能拍能写：蔡明德记忆中的李文吉》，《人间思想》（繁体字版）2013年冬季号，总第5期
曾在爱荷华大学给陈映真看尤金·史密斯摄影作品集的郭力昕，此时即将毕业，他也被陈映真邀请加入筹备中的《人间》。他和汉陞公司时期就在陈映真身边的李文吉、傅君、蔡明德一样，大学时期便被陈映真的文学、人格所启蒙、感染，这种影响贯穿其一生。[19]《人间》创刊不久，陈映真接受访谈，自陈办《人间》的动力之一，便是让“这些人除了糊口之外，更应有创造性的工作”[20]。
可以说，爱荷华初识“报告摄影”的震动，让彼时正焦灼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陈映真受到启发，明确了办摄影报道杂志的想法，但可能更早、更为直接的情感上的动力和现实基础，毋宁说就是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正是待培育的新人，是有望有效、负责任地“反省、关怀和批评”的文学者／摄影者？那么，这些怀抱理想集聚在陈映真身边的年轻人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为什么是“一本以‘人’为焦点的杂志”？这是关于“什么人”的杂志？怎样才是“以‘人’为焦点”？为什么不像之前与有着社会主义信仰的朋友们办“乡土的、社会的、文艺的”杂志那样，用“夏潮”“大地”之类的名字，或者更直白的“社会”，而用“人间”？
在《人间》初创接受访谈时，陈映真说，杂志的宗旨是为急骤变动的时代事物做记录，而“在这一切之上，《人间》把注意力集结在人的身上”，“这一方面是我自己信念上的缘故，另一方面，是我从文学上知道，人，对于另一个人的关心和兴趣，是最容易疲倦的”。[21]
关于“信念上的缘故”，陈映真说：
《人间》所想报导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另外的、别人的人生和生活。以创刊号来说，我们呈现出台北垃圾山上拾荒的人与生活；一对从屏东一带来台北共同生活的男女的人与生活；侏儒的人与生活；越战期间中美混血儿和他们家族的人与生活……当然，这些都是有趣的故事。所以有趣，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邻人太不了解了。台湾在近三十年内，社会急速变化和发展，使我们对别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陌生。这使我们不能相互关怀和沟通。人越来越孤单、焦虑、冷漠。《人间》是想通过报导，促使人们再度凝视别个人和他的生活，透过生命与生命的遇合，唤醒我们的关心、爱和希望。[22]
这段有所展开的阐释里，显然仍有需要进一步展开之处：谁是“我们”，谁是“别人”“邻人”？就《人间》创刊之初的报道来看，似乎很难说，“别人”只是“弱小者”、底层人、受到经济和文化双重碾压的山地人或社会快速发展中被甩出轨道的人——“别人”也包括流连酒吧、叫嚷空虚的富裕人家子弟，包括从高中就出国读书的小留学生，还有同性恋群体、大学生同居伴侣、影星钟楚红……也就是说，“我们”与“别人”“邻人”的说法，实则混杂了不同的问题层次：回应着台湾工商经济发展、城乡变动中有“阶级”意涵的问题，也回应着来源复杂的“现代”观念、教育、生活方式对这方土地上的人的塑造与“区隔”的问题。相应地，对这一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具有“阶级”意涵的问题，《人间》的回应方式不再是左翼传统的阶级对抗，而是探索更为复杂的面对方法，从而把更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别的人”与现实的复杂性也涵纳进来。
就此而言，筹备《人间》的19个月，对这些大多接受了左翼思想启蒙的年轻人，是一个颇为艰难又令人兴奋、充满张力经验的学习和演练。陈映真和他们一起进入社会事件现场，如当时一度引发社会关注和新闻聚焦的海山和煤山矿难、台北县洲后村迁村、台中大里三晃农药污染等。他们也延续着办医药杂志时期累积的对医学人物和基督教社会服务机构的关切，例如报道花莲门诺医院杨医师如何将医护、社工和家长有效联合起来救治“小儿血癌”患者；又如，在德蕾莎嬷嬷来台之际，避开聚光灯下的嬷嬷本人，蔡明德、陈品君分别访谈了“仁爱教会”在台湾两个分支机构的修士、修女，甚至与她们一起生活、为精神病院病人服务，在报道中真挚地写下自己的感动和困惑，从中激发出思考——“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力量，人就不能那样完全、无我、真挚地去关爱世之破落者吗？”[23]尤为特别也最锻炼和发挥这些年轻人动能的，是推动他们看自己生活周边的“人”。他们走入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移民聚居区，在鱼龙混杂的台北老区万华，在“收纳来自农村的外流人口的转介站”的近郊三重，他们走近讨生活的边缘群体、新旧移民，这些移民包括在万华舞台上以耍笑为生、看起来面貌相似、走近了却那么不同的“侏儒”，包括穿梭于光鲜的台北收旧货或在内湖垃圾山上捡垃圾的花东、中南部人，还有后来《人间》进行持续报道的，承受动荡的现代中国历史和压缩的现代化的多重伤害的外省老兵和台湾少数民族。在长年被大众传媒塑造出“暴力、色情、脏乱”形象的三重市，他们看到三重人民的“勤劳、责任、尊严、自信，以及对家庭、朋友和邻人的关怀、友爱、支援和希望”。[24]他们也关心叫喊着空虚、流连酒吧的富家子弟，关心徘徊在暗夜和自弃边缘的同性恋群体，关心同居的大学生情侣——有意味的是，接受了左翼启蒙、富有理想主义的《人间》年轻人，对这些年龄接近、成长于同时代的群体的观察和理解，却有更多无意识的困难和挑战。
无论如何，深入进去，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有着各自的生命史、丰富的内心、蕴含着能量的苦恼，以及很多时候需特别认真对待才能“看见”的、生存的“尊严”，以及可由此追究、检视的这个大流动时代台湾社会方方面面的“知识”，进而可以思考政策、制度、文化、人心的状况和改善的可能。
随着《人间》实践轰轰烈烈展开，报道对象、报道者与读者建立文本之外的各种连带关系，促动着一个社会人文风土的发育，在此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层次也将浮出：“我们”，不只是“我和你”，也不只是《人间》集聚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指向更广大的精英、知识分子以及受教育的年轻世代，这些人本应对一个急骤变动的社会如何实现“和睦团结”、良好生活承担起更多责任，但陈映真感受到的是“我们”对社会中的“别的人”——相对而言的大多数普通人——却日益隔膜。
陈映真和《人间》的年轻人，1987
回到创刊初期的访谈中，“另一方面，是我从文学上知道，人，对于另一个人的关心和兴趣，是最容易疲倦的”[25]，关于这一点陈映真并没有展开，而从《人间》筹备过程中的报道看，至少包含着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他有感于其时台湾媒体的社会事件报道方式对“人”的轻忽，因而不能很好地培育一个社会的人文意识和人文土壤。1984年，台北接连发生数起规模不小的矿难。6月20日海山煤矿发生爆炸、坍塌，造成74名矿工罹难，其中多数为阿美人矿工。这一事件让台湾少数民族在煤矿、远洋渔业缺乏保障、过劳、高危等劳动境况进入公众视野；不到一个月，又发生了基隆瑞芳煤山矿难。众多媒体工作者赶赴现场，陈映真也和筹备《人间》杂志的年轻人一起到场，不同的是，他们对“山胞矿夫聚落”的生活和遭遇进行了持续的追访。《人间》第3期刊发蔡明德摄影、潘庭松撰文的《望乡的矿夫》，陈映真在题记中特别提出，如果人们“对于矿夫实际的生活，一无所知”，灾难引动的只能是“一时的伤痛与同情”。[26]《望乡的矿夫》进行一种深度调查报道的努力，以访谈事故中罹难的阿美人矿工的亲人、同事为线索，检讨台湾煤矿业何以成为夕阳产业、何以高危，花东地区的山胞何以离乡、受到从民间到制度什么样的歧视、剥夺，以及不同族群、处境、性格的山胞在进行怎样的反思、反抗，等等。《人间》在摸索一种以“人”为核心来把握社会运转的知识和认识，以求将人文性建立在批判知识和思想的坚实基础上。这种报道的挑战性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对年轻人的激发是强烈的，从知识到心灵充实的回馈也是巨大的。
第二，“人，对于另一个人的关心和兴趣，是最容易疲倦的”，这一问题，不仅关系着对他人生命、苦难的关切能否持续、深入到足以带来现实改善和变革，也关系着“我们”的道德敏感、共情能力和主体充实问题。此后，《人间》的报道和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化行动，不断引发年轻人的热情关切和参与，从李文吉、官鸿志、蔡明德这些在《人间》留下坚实的成长印迹的年轻人的作品和行踪中，从无论长短都流露出一种特别的真诚的众多“读者来信”中，都可以看到——被触动的人心也好，笃实的理想主义者也好，要保持一种饱满的状态，是需要护持的，是需要一些能够把情感、价值和认知结合并可践行的社会生活形式的。
“从文学上知道”的这些问题，将通过《人间》如何抵达“人”和“我们”，如何关切、护持“人”和“我们”，展开一个有高度创造性、其经验却尚未被充分开掘的、有待耐心追索的社会过程。
也就是说，《人间》筹备的19个月，除了杂志社的架构、稿件的准备（《人间》第1—4期的内容），文化、艺术界各路人马的邀请等，其实非常关键的，是一个有特别的“认识人、理解人、发现社会”的意识和能力的采、编、摄报道团队的初步锻造。努力深入认识、报道历史-现实中的人，是《人间》的任务，也是自我教育、自我培力的媒介和土壤。
至此，可以说，作为《人间》创刊号的第一篇，《李天和叶美惠》“为普通人立传”之心，是包含上述《人间》宗旨、工作意识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指称。它首先意味着进入他者-邻人生活世界的努力；其次，在这样的时代，在感受和打破区隔的意识中，这将不是一个单向的访谈与书写的动作，而是一个意在联动被访者、访谈者和阅读者建立情感、认识、行动结合的社会过程的装置。
三 在讲述、报道与阅读之间：立传之难，与作为情感-认知-行动装置的“人间”
为普通人作传的多层意味，或许在直接报道者李文吉这里并没有那么明晰的自觉，但它承载着《人间》创办时陈映真的心情，践行着他的意识，其重要性、象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以这样的意识为背景，聚焦于《人间》第一篇《李天和叶美惠》便涉及诸多问题：为李天、叶美惠立传的挑战何在？传，立起来了吗？在《人间》创刊号获得的热烈反响中，《李天和叶美惠》是怎样被理解的？李文吉作为汉陞公司时期最早跟随陈映真的年轻人之一，“李天和叶美惠”在他的报道生涯／成长过程里，又具有怎样的意义，促成了他什么样的主体成长呢？
《李天和叶美惠》，《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报道开头第一节名为“离乡背井”，这便是在一个颇为戏剧性、有暴力出场的场景中，埋藏好几层伦理意味的题目。
李天和叶美惠从屏东老家来到台北做收旧货生意，两人同岁，都生于1931年，这年他们55岁。李天死了老婆，叶美惠老公给她留下债务，“跑了”。报道者说：李天和叶美惠胜似夫妻的“非法”关系不能见容于纯朴的家乡，甚至子女们也不能体谅长辈老来寂寞的心境。于是报道者转述了一个异常生动的故事：五年前，李天的儿子阿德到万丹（屏东县的一个乡）叶美惠家，叶美惠眉开眼笑地邀请阿德进家，却遭到不由分说的一拳。李天冲出来挡在两人之间，“却代叶挨了阿德的第二拳。刹时，李天已血流满面”。叶美惠被她的大儿子阿荣扶进了屋。“呆在一边的阿德这才抱着父亲嚎啕大哭。”从此以后，李天和叶美惠离开家乡、辗转高雄等地做“山产店”生意，直到去年中秋来到台北。
开头的这段交代和回溯信息量很大。李天和叶美惠能如此生动地跟李文吉讲述他们那不仅是不被子女谅解甚至遭遇子女暴力、辗转离家的伤痛往事，从中可以感受到某种信任关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也可以感受到李天和叶美惠在个性、经历上某些特别的东西。阿德打上叶美惠家门，因叶美惠是有夫之妇，且是开“山产店”的（从后文可知，她经营的山产店是有陪酒等色情生意的地方）。在一般的眼光里这当然不是“正经女人”。所以阿德会动手，而叶美惠的儿子阿荣出来，只是扶了叶美惠进屋，并没有还手。李天则是“冲出来挡在两人之间”，挨了拳，这感情于他，当然不是一般的露水情缘。阿德抱着血流满面的父亲嚎啕大哭——把父亲打成这样，自是大不孝；父亲这么重视这段感情，儿子再不满，也不能不接纳。而此刻，李天和叶美惠面对着报道者——也是好心给他们顶层住的台北房东家的孩子李文吉，这样回顾着这一幕，他们对子女的反应和自己的命运，自有一种体谅和洒脱。这里折射的屏东家乡确乎是纯朴的，但“纯朴”似乎不能全然概括这乡土上的生活、亲情、道德、伦理状态的复杂性和变动感。或许报道者当时心不在此，他首先被这两个“可爱的屏东人”的情感和生命活力打动，同时感到富裕的台北引发的新的城乡、南北大流动，给了这样一对不见容于家乡的人活出光彩与尊严的空间。
我去年认识这两个可爱的屏东人后，先是欣赏他们面对镜头时自娱娱人的从容坦然，继而反省缺乏生活磨炼的我们，有什么权力躲在相机的观景窗后面考量他们的“造型”？以下的故事是他们在五权公寓屋顶的钢棚下，一边做工一边陆陆续续地告诉我的。[27]
然而，实录发声其实是有点冒险的。李天从“宦门大族，奈何败落”开始，讲述自己在屏东万丹故乡曾经辉煌的家族：先祖当过清朝的大官，祖父又在日据时代做酿酒买卖，直到父亲接掌家业，被引诱豪赌，荡尽了家产，郁郁而死。自七岁起李天和兄弟姊妹被分散到亲戚家养活，尝尽被舅母苛待、被姐夫白眼和打骂以及闲人闲话、被冤枉等各种世间滋味。但在这样的生活里，李天也特别感念舅舅让他读书，感念姊姊为成年的自己改做一件旧白衫却遭姊夫嘲讽，只能“一旁掉泪”的心酸，感念老夫妇待他“亲如长子”的恩情。
但在接下来有关成年后的李天到处谋生、娶妻别妻的半生讲述里，就出现了更多不仅因其时代之隔膜、脉络之缺乏，也因其讲述的破碎、跳跃、情不自禁的夸张而难以取信的情节，特别是在涉及他赚钱能力的数字上和人生大起大落的归因上。例如，做长工两三年赚回一甲多稻田，剩下的钱还够把失散的兄弟和他们的家小找回来一起生活，吃用一年。但不久万斤稻谷就被嫂子“歪哥”[28]光。于是，他踩三轮车做酒家女生意，不久就存下钱，顶下一间“菜店”（也叫查某间，做色情生意），娶了漂亮的妻子。后来夫妻二人返乡喂猪，苦尽甘来，得以致富。再之后他学挖井，从军中的水利工程到屏东的水产养殖，他成为本地挖井第一人……在这样难以全然信赖的讲述中，却也实实在在透露着艰难又充满韧性、活力的生命状态。
接下来是叶美惠的口述实录，李文吉简要概括说，“……叶美惠的一生几乎全在她丈夫的折磨下虚度了。精明骠悍的她，记性比李天还好”。叶美惠的自述是从“遇人不淑”开始的。十五岁就开杂货店、做小生意的叶美惠，嫁给补轮胎的林万祥，丈夫不但带酒家女回来喝酒胡闹，还在她怀孕时戏弄帮佣，更是两次把轮胎店弄倒闭，倒闭后自己就跑回恒春老家，把债务和凶恶的讨债人留给叶美惠。叶美惠称自己行走乡村和都市卖药、卖衣服、卖肉粽的本事，是这么给“逼出来的”。
和李天一样，叶美惠讲述自己到处做工、做生意的故事，其中也有一些因缺乏背景或逻辑而显得难解的地方。例如，1967年，轮胎店第一次倒闭，叶美惠和女儿上台北卖肉粽一年多，就以五六万元的费用在台北一处公有地上盖了“漂亮的房子”做自助餐生意，房子转手就卖到42万元，回屏东后不但偿还了债务，还重新开起了轮胎店。在类似的故事里，有一些时代的因素，比如台北周边农村的开发、土地增值，或农村养殖业的发展，给“天生有生意本领”的他们以商机，但作为这历史变动中的人的李天和叶美惠，显然并没有更多能力讲述出历史变动与“我”的关系。
1988年的李文吉。《李文吉看》，《人间》第33期，1988年7月
这样看来，该如何把握《人间》第一篇“为普通人立传”的努力、效应与认识价值呢？
第一，报道者如实记录下两个人的讲述，其中不乏夸张、不通之处，有时甚至前言不搭后语，并没有像通常的访谈、报道那样追问、补足相关信息并理顺逻辑。这是有意为之呢，还是如另一位《人间》记者官鸿志在回忆中给予的理解——“文吉当时也是在摸索《人间》怎么写东西”[29]。确实，《人间》初创，郑重地以人名为题，写的是一般的人物报道很少会关切、深度描写的如此“普通”甚至有“道德瑕疵”的乡下人——如果是在文学创作中，这不会成为问题——但是作为报道，如何为这样的普通人“立传”，也就是怎么理解、对待、呈现这因为过度富裕的台北给予的商机，而一定程度脱离乡土秩序、与“我们”相遇的人？又该如何沿着他们破碎的讲述，追索几十年间乡土变动的历史？这篇“实录”文体和讲述的破碎，不仅因为《人间》初创、年轻人初上战场缺乏经验，也与时代变动提出的认知挑战有关。
第二，这个报道的标题全称是《李天和叶美惠：一个爱情故事》，不但以人名传达郑重相待之意，且以“一个爱情故事”为他们不见容于“纯朴的故乡”的情感“正名”。[30]但两人的讲述，甚少涉及两个人的感情，而涉及的部分，从情感和伦理的感受上，对都会里的阅读者恐怕都不无挑战。在叶美惠看似大大咧咧的讲述里，她既得意于自己闯荡的气魄、一些场景中的时尚感，也始终下意识地要对自己身上“不正经”的标签加以辩护。她讲自己接受李天是被多疑的丈夫逼得“弄假成真”，同时，她讲李天的好——
我这辈子没给丈夫爱惜过，才会年过半百不害臊地交上李天这个“男朋友”。几年前我走投无路时，我丈夫躲的远远的，他的债务和新家都是李天帮忙偿还整顿的。李天常说，“客兄”要做，不多出点力气怎么成。[31]
这里又带出一个历史性的、复杂的“伦理”感。婚姻不如意的女性找“客兄”（情人），“客兄”也有其做法和义务责任——这在不少地方包括台湾乡土移民社会的伦理中，有古已有之的一定的接受空间，又与1985年台北现代都会里日益“开放”的情爱形成有意味的映照，这或许也是陈映真赋予题目“一个爱情故事”的有心之处。但对于《人间》的读者——陈映真在创刊之初明确以“中产阶层”为主要对象，也以先印100册“创刊号”毛样本的方式，面向“文化人、知识分子、文艺家，也有工人、职员、学生、家庭主妇”做市场调查[32]——他们会如何阅读，如何感受呢？
第三，试以陈映真和《人间》尤为在意的时代中的青年、大学生如何接受来看。辅仁大学应用心理系师生曾将个人家庭经验写作结集为《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一书，在这本书中，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台北街区长大的王淑娟，讲述自己和家的疏离关系时的痛苦之一，来自内心巨大的道德压力，包括家人为谋生卖病猪和父母婚姻起于“婚外关系”[33]。20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读大学的这一代，正是《人间》想要面对的年轻人，她们接受的现代教育里的价值观，与作为“现代文明”标杆的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输入有很深的关系，但国民党重视的民族意识、传统文化、儒家精神教育，即便在校园体制里有时显得僵硬，也并没有真的“形骸化”，而毋宁是多数人的一种文化底色。此外，70年代以来保钓运动、乡土思潮文化的洗礼，又把一种混合着世界性的学生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平等、阶级意识，带入这一代人中尤有意义感需求者的精神土壤层。陈映真和《人间》面对的可能通往中产阶层的大学生读者，就生活在此中。所以说，有时在两岸左翼的批判论述里，会被笼统对待的“中产阶级道德观”其实内蕴了相当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一个人身上的各种元素做具体辨析。对所谓被“中产阶级道德观”影响的年轻人，如能细腻地贴着社会、人心具体状况做认知上的努力，就有可能突破意识形态限制，更好地面对、转化这“道德观”中包含的理想价值。
就是说，面对“李天和叶美惠”这样随着经济发展而移动的，身上累积交叠几个世代的道德、价值状态和乡土的生活空间感的乡土人物，年轻人的感受和理解会有很多可能的走向，但不是不可捉摸，比如深受美国中产阶级塑造的“理想家庭”和文明价值影响、从基督教会学校毕业的淑娟，其时对叶美惠的讲述，恐怕不无隔膜或有道德上的排斥。这有待《人间》在报道语言、连接读者的方式上，创造更多的接近、理解普通人“崎岖”的经历的条件——而对淑娟来说，这里其实也包含着与一度被自己疏离、“痛恨”但实则割舍不掉的家庭、亲人关系的真正和解的契机。
而报道者李文吉经受的是另一种冲击。《李天和叶美惠》不是他在《人间》写的第一篇报道，有关洲后村的迁村报道才是，在这第一篇里，[34]他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接受左翼思想启蒙的李文吉，把对农民的当然同情、认同的价值立场放在一个牵涉多方复杂关系的“民间自发运动”里，却遇到村民的一些不合“纯朴”的表现，甚至对自己的猜忌，他的摄影和写作也因此左支右绌。之后，他把目光转向因来到母亲家做清洁工，与母亲一家都交上朋友的叶美惠和李天，在一年多的自然接触里，他有感于两人的“可爱”、“从容坦然”和生命活力，虽然并不能对他们身上承载的乡土社会和历史作更深的抵达，却触摸到一种《人间》想要呈现、给出理解线索的“寻常百姓”的尊严，以及他们何以“较具完整人格”——“你可以感觉他们跟传统的价值观较接近，责任感和家族观念较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较真实，对自己的表达方式较诚恳，较无防卫”。[35]或许也出于之前洲后村报道的挫折，对于自己不够了解但强烈感受到他们身上某种人格魅力和完整性的人，他决定采取“实录”两人的讲述这一方式。
《李天和叶美惠》，《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图片来源：李文吉摄
第四，在淑娟面临的观念隔膜和李文吉面临的认知、叙述困难的挑战中，摄影作为“报导”的作用，特别地凸显出来了。在这篇十页的报道中，一共有七张照片。第一张如前所述，是占了一页多篇幅的题图。叶美惠笑吟吟端坐于三轮车堆得高高的旧货之间，没有被淹没，反有种对命运的掌控感，驾车的李天望向叶美惠的身体姿态显出悠游和亲昵，从中确乎可以想象“两顶形影不离的斗笠……穿梭在八十年代的台北街头”，有着爱情给予艰辛劳动的自由感。第二张是李天坐在床前地上，仰脸对着镜头微笑，面前是摆开的钳子、锤子、扳手等工具和零件，整整齐齐，准备修收来的旧货。后面是躺在拼起来的床上闭着眼睛的叶美惠，有点像生病，也像累了在休息，并不避讳拍照的李文吉。第三张照片是整页竖排，叶美惠低头含笑看着手中的一个编织盒子，图示为“这么漂亮的化妆箱，怎么有人舍得丢掉？”叶美惠烫过的短发丰盛，身上的毛衣合体，笑纹舒展。第四张两人一坐一蹲在照片两端，李天在抽烟，目光看向另一端的叶美惠，叶美惠蹲在地上玩一个玩具，笑脸是团团的，图示为“‘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她说”。两人头上的帽子和头巾还没来得及摘下，两人中间的电视机上，整齐地摆着暖水壶和茶盘，像是刚回到住处，检视收来的物品，玩心大发……最后一张，是穿着西装套装的两人，穿白色西服的叶美惠坐在沙发扶手上，着灰色西服的李天站在身后，揽着她的肩。两人庄重但并不僵硬、紧张地微笑着，宛如结婚纪念照。就连那两张占据不小前景、放着各种化妆品、明显陷落了一大块的旧货沙发，也庄严起来。图示为：“打扮起来，我们比谁都体面吧。”
不必说，这几乎包含了四季衣装，从劳动到休息、游戏的多姿多彩的照片，强有力地证明了两人“发散着丰沛的生命力和甘美明亮的爱情芳香”。如果没有李文吉这些进入李天和叶美惠的日常生活中，以“一臂距离”拍下的鲜活样貌的照片，如果没有美编李男得到陈映真的大力支持，畅快地给予这些表现普通人的黑白照片以“巨幅”（相对于纪实摄影在报刊上通常被压缩也难以多图刊载的命运）的呈现……那些磕磕绊绊的实录文字对淑娟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很容易就在阅读中被绊倒了。
由以上分析来看，《人间》与其说为李天和叶美惠“立传”，不如说，通过文字和图片的互相支撑，把这样的普通人以生动的、不做修饰的、自己呈现自己光彩和尊严的方式呈现出来，给努力的报道者、有心的阅读者搭建一个场域，是在（有意无意）探索现代化转型中有责任意识的知识人和庶民如何重建一种连接关系——不只是上对下的照拂、代言，不只是启蒙，而是首先要悬置自己身上携带的观念价值，调动自我的身心、全部感官，去接近、抵达民众的生活，“在民众生活的现场受教育”。同时，陈映真所期待的“需要花个十年时间”可能达到的更成熟的报道文学，是能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加深对自我的理解，能通过把握“人”的身心，建立对时代变动的认识，是要穿透时代问题的。这确乎是一个情感、价值和认识相互激荡重新生成认知主体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里，陈映真过去的文学和感受方式也好（虽然在小说《铃铛花》里，他开始尝试在社会历史风土中重新理解移民生存、交往状态和左翼价值介入社会变革的意味和可能），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里包括黄春明、王祯和、王拓那样的语言也好（有时候过于人道主义，有时候过于现代主义，善和恶往往或平面，或极端），都不够用或适用了，所以李文吉这种“（书写者有限介入的）实录”，可能对陈映真而言——对这个报道，他没有要求重写或追访——是一种虽还不够但敞开了困难、揭示了挑战的起步文字；而摄影在这里实现了与文字的互补，将深入生活的图像的巨大感染力展现出来，却又因文字的欠缺，让人对两人的命运不无担忧。
2012年李文吉过世，台湾《两岸犇报》和《人间思想》（繁体版》先后做了纪念专辑
两年后，在第25期的“追踪人间”中，李天和叶美惠分手了。李文吉在台北的租屋里拍到落寞的、老了许多的叶美惠，在屏东拍到抱着孙子的李天。他们的分手，某种意义上也缘于他们身上所系的乡村价值系统和终究难以安稳的经济：叶美惠拼命干活，为了还老家的债务，“有日头做到没月娘”；李天的身体、精神吃不消了；儿子阿德担心父亲的身体，也有自己开的店、刚出生的孩子需要他帮忙照顾。[36]在“人间灯火”的明灭中，李文吉怅然又坚实地成长。《李天和叶美惠》的象征性或许还在于，这个“能写能拍”的年轻人，其实特别走近了陈映真以一种匍匐到土里、到历史和人心的深处办《人间》的心情和决意。
四 在《李天和叶美惠》的背后：“人”“人间”作为核心思想观念的生成史
如果说《李天和叶美惠》把“办一个以‘人’为焦点的杂志”，认识人、理解人的思想意涵和难度、挑战，同时呈现了出来，也把“人间”回应时代课题的层次、路径初步打开了，那么还有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陈映真始终高度回应着两岸曲折的历史-现实的写作、思考与实践经验中，“人”“人间”是怎样成了如此核心的思想观念的？
《人间》创办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台湾，是经过70年代“关怀乡土，回归现实”乡土思潮洗礼的台湾，大学校园里有“百万小时奉献”的制度和“山地服务社”“慈幼社”等爱心社团；1975年出狱后的陈映真深度参与的《夏潮》杂志，更是借由专题报道、民歌运动、乡土文学论争等方式，呼吁、推动知识分子、大学生、文艺人士从精神到身心的“上山下海”。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陈映真可能觉察到，知识人、大学生走入乡土，并不意味着就能够真切理解乡土中的人，或真切把握住现实。其间除了需要各种条件的创造、主观的努力，还有一个不容易自我觉察也因而不容易克服的障碍，就是知识人的知识装置和认识习惯。我们所受的现代教育、我们曾倾心的文学艺术，是怎么使得我们与土地、与邻人形成隔膜的？“自我”如何被塑造、如何超克历史境遇的束缚，这是需要不断探究的问题。“人”的问题成为核心思想观念，便是在这种知识人的“自我”意识以及知识人与民众关系的感受、反思中萌发的。
苏庆黎、陈映真主编的《夏潮》革新版（1976.7—1979.2）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几年间，两岸政治、经济都处于大的变动和转型中，陈映真面对台湾社会各种发酵的问题和新现象，也关切着大陆的状况。谋生的操劳和焦灼的思想摸索交织着，在陈映真这几年的文学和文化、社会评论里留下了丰富而幽微的印迹。有意味的是，曾经在青年时代深刻影响过他的黑泽明、小国英雄这样的人道主义文艺和思想资源，以及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曾有力护佑了他的徐复观等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承载的“民族的乡愁”和担当，都重新进入了他“理想主义重构”的心与眼。
1981年，黑泽明创作舰队的“船长”、76岁的电影编剧小国英雄到台湾访问，陈映真写了一篇长文，讨论两人合作的电影《生之欲》（1952）和《红胡子》（1965）。相对于更被视为经典的《生之欲》——讲述战后日本的特定环境里，一个患了绝症的小公务员如何重新为“爱”而活，由此提出“人为什么活着，爱又是什么”的“有关人的根本命题”，陈映真此时似乎更偏重《红胡子》——原本有锦绣前程的青年医生保本登，是如何领悟“为爱而活”的。除了红胡子医生的言传身教，保本登在贫民养生所实习的过程中，“逐渐地看见了贫困、渺小，而怀抱着美善之心的穷人们，在严酷的生活和社会的底层中呻吟、忍受、爱、挣扎的情景，作为人的保本的心灵的内层，开始了变化”[37]。这不正是《人间》推动受现代教育的年轻人走入民众生活的现场，深入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损毁、处于边缘位置却保持了“较为完整人格”和传统道德的“寻常百姓”，从而再受“人间教育”的方式吗？虽然此时的陈映真尚未有《人间》杂志的念想，却感到了《红胡子》故事中蕴含的建构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的能量，称赞它是一部表现了伟大的“人间爱”的杰作。在战后日本文化重建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黑泽明、小国英雄和这样的“人间爱”，是后来《人间》处理富有阶级意涵的问题，同时连接精英、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的文艺、思想来源。
黑泽明导演、小国英雄编剧《红胡子》（1965）
这几年间，“人间爱”“人间性格”这样的词语频繁地出现在陈映真的文艺评论和怀人之作中。1982年4月徐复观过世，陈映真撰文悼念，从徐复观和台湾日据时代本土知识分子杨逵、叶荣钟、庄垂胜等人养成的“超出畛域、偏见的友情”说起，追怀他“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及“找寻民族认同的主体的这么一个‘民族的乡愁’”——“不论如何，徐先生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宽阔、真挚的‘民间士人’的人间性格，尤其在当前的历史时代，有重大的意义”。[38]陈映真对这宽阔、真挚的“人间性格”的体会，还当来自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最感政治压力、山雨欲来的危急时刻，徐复观与胡秋原、郑学稼写文章支持乡土派，为他们摘去“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的指控的“血滴子”，[39]这让他体认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张开袍袖，救护被权力相迫的年轻人的风骨。徐复观因年轻友人的推荐找来小说集《第一件差事》阅读，写了一篇评论并推陈映真为海峡两岸当代作家的“第一人”。徐复观对陈映真的学养、小说语言在诗的意境和神韵上的构造，作了幽微又灵动的指认，他尤为看重的，是陈映真通过胡心保，把两岸失根之人的悲哀“反省到、说出来”。徐复观生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忧患中，曾深度卷入国民党政治旋涡，后来为学，苦思力行于一个民族如何健康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因此他才会被陈映真小说里感叹“倘若人能像一棵树一样，就好了。树从发芽的时候，便长在泥土里，往下扎根，往上抽芽”牵动身心。[40]陈映真与徐复观交往不久，后者即故去，但在民族家国的忧思中，两人堪称知己。陈映真说徐复观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宽阔、真挚的‘民间士人’的人间性格”，这在当时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是回应现实问题，此一时期台湾政治和文学的“本土意识”发酵、分离主义浮现，正在威胁民族的团结与和平；另一方面，“人间性格”前的定语“民间士人”，又特别呼应着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他不再寄托于政治力量和一次性的革命，而看重“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找寻民族认同的主体”。[41]某种意义上，《人间》也是从这样对民族未来的忧思，从他说徐复观的“在权力和比附于权力的时流之前，坚持真理与良知的自由的精神；以及在世俗的权力之外，直接从中国伟大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求取出路的精神”——陈映真何尝不是在说自己——结出的果子。
沿着对“民间士人”的“人间性格”的思考，还将走向对这个时代那些有责任感、意义感需求的青年人——“当代之士”——的发现和培育的路途。这也正是《人间》杂志关于“我们”——这一理想主义实践中的主体——的建设问题的思想来源之一。
经历这样的思想摸索后创办的《人间》，既承接着20世纪70年代陈映真和友人所投入的左翼启蒙和乡土文化运动的能量，又在实践方法、路径上有了关键的变化。从70年代以“乡土的、社会的、文艺的”为宗旨的《夏潮》到80年代《人间》，宗旨未变，但与《夏潮》作为一个有时事评论、文化思想论述、调查报道、文艺创作的综合性杂志不同，《人间》“摄影报导”的单一性质，背后是陈映真对知识者介入时代方式的重新思考和调整。《夏潮》以左翼为背景的思想启蒙，诸如对城乡变动中的乡村、劳工问题背后的阶级意识的关切，对公害、依赖经济和东南亚社会的讨论背后的“第三世界”视野，是左翼在70年代台湾“复归”带来的重要思想财富。相应地，《夏潮》召唤人心的方式，是注重“社会问题”“事件”“是非”的讨论，重在批判现实。而《人间》全力投入、专注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性的“报导”实践，这意味着首要的工作是“认识现实”，而且特别需要通过“人”“把注意力集结在人的身上”，进而“以我们各自的观点与立场，去凝视我们的生命、价值和生活”。[42]也就是说，带着新的理解意识进入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阶层、群体和个人的生活生命经验中，以此检视我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历史叙述的运转，这是认知时代和改造自我的重要、必要之路径。《夏潮》所开辟的思想视野、所坚持的价值立场，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重新和社会、人有效地互动，从而落地于世道人心。
由此回到“这些年轻人，更应有创造性的工作”何以是“一本以‘人’为焦点的杂志”的问题，可以说，《人间》杂志对“人”“人间”的关切和强调，是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后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接续实践，更是一种探索时代主体建设、社会建设的路径的“再出发”。《人间》并没有提出一个“人间／社会”的理想模板，而是邀请人们一起探索变动中的“人间”，活生生的人相互怎么对待、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探究历史中消失的“左眼”，让历史成为认识现实、想象未来的资源，一起重建认知和行动主体，重建可为积极介入行动提供有力指引、支撑的世界理解和时代认知。
在陈映真生命盛年、思想高度活跃、不为既定观念和路径拘囿，也不以成就伟大文学为志业的20世纪80年代，毋宁说，《人间》这样的摄影报道杂志，是比文学更有力，更能把焦灼的多层次、多面向的时代课题整体性地涵纳进来的工作，也是不能在革命意义上一次性抵达的、一个建设“人间”的志业。
五 是尾声，也是序曲的《铃铛花》：文学与《人间》的人文之心
陈映真在20世纪80年初重构理想主义的过程中，实践路径的选择本是带着新的意识“回归文学”。1982年初，面对自己曾赞赏、期待的青年作家被本土思潮的发酵影响，心灵与意识日益狭隘，他喟叹而又颇有信心地和老友黄春明相约：“我们也应该写了。”[43]1983年初借着小说集《云》的出版，他进一步表达要“回文学的故里”，因为“（引者：曾经因为社会主义实践而真理在握的）答案，是失去了。但过去的、当前的和将来的一切伟大的、启发人心的文学与艺术，却为我们留下永不疲倦的爱，和永不熄灭的希望”。[44]在爱荷华与“报告摄影”的不期然相遇，于“震动”中启示了一个重构后的理想主义落地的新战场，一个有待开辟、深耕，以改善、突破文学艺术和知识人不理想状况的园地／战场。为此他毅然搁置创作，投入了《人间》杂志的创办，但“毅然”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的否定。这个阶段的小说，在对时代问题的认知要求和思想、行动的指向上，与《人间》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0年代初“华盛顿大楼”和“白色恐怖”系列这些高度回应现实的文学创作，孕育且持续滋养着《人间》杂志的人文之心。
如果把《铃铛花》放在这个语境中看，它当然不只是对50年代老政治犯和那段历史的致敬与“悼亡”。小说写道，1950年，两个十几岁的少年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在家长会“有力者”的压力下，“决定把在经济上和‘智力’上无法升学的学生另外设立‘职工班’”，[45]两个孩子开始了放牛班与升学班的命运分疏。在小说所设置的80年代叙述时空里，可以想象，小镇公务员家庭出身的阿助将成为“市镇小知识分子”，贫苦佃农的孩子阿顺就是进城打工者，也非常有可能成为此时正在兴起的本土运动的支持者。即便在少年时代，虽是同一个小镇上的福佬人，他们也因市镇公务员与佃农的出身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生活世界。从抗战中归来的左翼分子高东茂老师，反对分班不成便主动担任放牛班的班主任，因误会上升学班的阿助欺负穷人阿顺，他给了阿助怒喝的一巴掌，又怀着“无法改变大人做的坏事（分班）”的惆怅带着阿顺向阿助道歉——在这样一个让读者一起落泪的教育契机里，两个小孩得以修复友谊，得以在逃学游荡中互相问着“为什么？为什么？”一点点走进对方的生活世界，一点点“看见”这小镇上南来北往、先来后到的不同阶层、群体，看见承受着动荡时代的艰辛和不义的各类移民，看见他们的悲苦、强韧与在历史夹缝中勉力向前、弥合伤痛的方向。这样，长大后成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阿助就可能成为陈映真，而不是成为一个傲慢而无知的精英，以为自己的成功是自己的事，看不见那些被抛在身后的伙伴和自己走出来的村庄。这样对战后台湾历史中的左翼角色的价值追认，对“左眼”消失后果细腻、绵密的揭示——高东茂老师以身示范的左翼价值，不仅在阶级意识中，也在对劳动、自然知识、不分穷富和族类的友爱关系的不简化的关怀和力行中——无不回应着现实；这样的“左眼”也是“人文之眼”，贯注在此后《人间》所关切的人、所探索的生活世界里。
1985年的中秋，陈映真在友人蒋勋东海大学的宿舍“惊见铃铛花，蓦焉有童年乡愁”，遂画了一幅小画，是自己醉红的脸、头发蓬乱的脑袋和那曾经出现在小说里的铃铛花：
五瓣往上卷起的、淡红色的花瓣，围起一个婴儿拳头那么大的铃子。长长的花蕊，带着淡黄色的花粉，像个流苏似地挂在下垂的花朵上，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都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46]
这是两个孩子在游荡的途中看到的景象，从南部来到福佬人麇居的小镇的客家人，因受到歧视，他们在不适宜居住和耕种的荒漠的溪埔上安身，他们的家则“用铃铛花树围成了篱笆”。铃铛花，是分界，也是对弱者的安慰和佑护；是分界，但有待有心人温柔的连接；是陈映真的童年乡愁，也是他从“铃铛花”出发，往复于历史-现实之间的“人间”工作的确认与叮咛。
小画题记：一九八五仲秋来蒋勋独身居过节盗饮蒋厨云南茅台为之酡然自画醉像十分好玩
1985年的中秋是9月29日，正是在9月，《人间》出了100本创刊毛样本做市场调查，“反映出奇的好”，“感受到接受调查的人和我们分享了《人间》宗旨与《人间》对人与生活的关切和激动”。[47]这个中秋夜，听着“铃铛花”叮呤呤声酡然迎接《人间》诞生的陈映真，是何等地生意盎然、何等地幸福和笃定。在这个意义上，《铃铛花》可以看作《人间》的序曲，开放的“铃铛花”是被陈映真搁置的文学孕育且持续滋养着《人间》杂志的人文之心的最好象征。
作者更正说明：本文纸本刊发时，第四节第五段“郑稼先”应为“郑学稼”，特此致歉、更正。
李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10073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2期）
注 释
[1]2016年底陈映真先生过世，在北京举办的追思活动中，笔者与《人间》前辈聚谈，听蔡明德回忆当年陈映真访美回来讲这句话的场景，内心震动，这是本文写作的缘起。2021年围绕贺照田《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一文举办了“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工作坊，贺照田对陈映真1980年代初经历“文革”真相被揭示的冲击、重构理想主义的思想轨迹的钩沉，笔者深受启发。本文写作也得益于“当代台湾史读书会”师生近年来以《夏潮》《人间》为线索，对20世纪70—80年代台湾历史与文学的共同研读，以及对《人间》同人的访谈。感谢师母陈丽娜以及关晓荣、官鸿志、郭力昕、范振国、钟乔、吴文娜、施善继、张俊杰、陈光兴、林深靖等师友对读书会研读和写作的帮助，笔者也希望以本文致敬他们在社会文化运动、知识工作上极其珍贵的投入与坚持，致敬2012年过世的《人间》记者李文吉。
[2]陈映真：《创刊的话：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3]王安忆：《陈映真在〈人间〉》，陈光兴、苏淑芬编：《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1年版，第452页。
[4]李文吉摄影／撰文：《李天和叶美惠：一个爱情故事》，《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5]阮义忠摄影、陈映真撰文：《走出国境内的异国》，《人间》第16期，1987年2月。
[6]刘依洁：《〈人间〉杂志研究》（附录部分访问稿），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
[7]陈映真：《云·序》（1983），《陈映真全集》第6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8]陈映真：《青年的疏隔——试评〈再见，黄砖路〉》（1981），《陈映真全集》第5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9]陈映真：《台湾知识分子应有的觉醒——我对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看法》，《陈映真全集》第6卷，第314～316页。
[10]对陈映真这一很少体现于文字，却对他有着基盘性意义的思想历程的开掘，参见贺照田《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革命-后革命》，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11]陈映真：《云·序》（1983），《陈映真全集》第6卷，第16页。
[12]参见笔者2025年9月11日对郭力昕的访谈，未发表。
[13]陈映真：《关于摄影和文学的一些随想》（1985），《陈映真全集》第7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97～398页。
[14][15]陈映真：《关于摄影和文学的一些随想》（1985），《陈映真全集》第7卷，第398、398页。
[16]在不同人包括陈映真自己的回忆里，出现过“汉陞印刷厂”“汉陞传播公司”“汉陞广告公司”“汉陞出版社”“汉陞公司”等不同指称，经与会计吴文娜确认，准确名称是“汉陞印刷有限公司”，经营印刷、承办药厂刊物等业务。
[17]蔡明德：《自序》，《人间现场：蔡明德八十年代纪实摄影》，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2页。
[18]李文吉摄影、编辑部撰文：《李文吉看》，《人间》第33期，1988年7月。
[19]1977年，郭力昕担任东海大学外文系学会会长时，邀请出狱不久的陈映真到学校演讲。他回忆当年盛况：“……在当时挤满了同学、也夹杂着监听教官与特务的一间大阶梯教室里，我和众人完全沐浴在陈映真令人起敬又让人醉心的、他自况‘市镇小知识分子’之动人的自省情怀里。那场对我们的政治洗礼，影响极为深远……我相信陈映真那晚的演讲，极度地感动、启发了文吉，点燃了他投身左翼工作的热血；而且，这个激情于举止沉稳的文吉，自此一直保持在高热状态，终其早逝的一生，没有降过温。”郭力昕：《追念文吉》，《人间思想》2013年冬季号，总第5期。
[20][21][22]陈映真：《拥抱生活，关爱人间——访陈映真谈〈人间〉杂志》，《陈映真全集》第8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113、113～114页。
[23]《编辑室报告》，《人间》第3期，1986年1月。
[24]李文吉摄影／撰文：《三重？三重，好得很！》，《人间》第12期，1986年10月。
[25]陈映真：《拥抱生活，关爱人间——访陈映真谈〈人间〉杂志》，《陈映真全集》第8卷，第113页。
[26]潘庭松撰文、蔡明德摄影：《望乡的矿夫》，《人间》第3期，1986年1月。
[27]李文吉摄影／撰文：《李天和叶美惠》，《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28]歪哥，闽南语口语，指用不正当手法获利。
[29]笔者与官鸿志2025年8月的访谈，未发表。
[30]《人间》记者官鸿志提及，在陈映真主持《人间》时期，他和记者们交稿时常常不写题目——多数文章的题目和正文前的题记，都是陈映真写的。
[31]李文吉摄影／撰文：《李天和叶美惠：一个爱情故事》，《人间》创刊号，1985年11月。
[32]陈映真：《拥抱生活，关爱人间——访陈映真谈〈人间〉杂志》，《陈映真全集》第8卷，第116页。
[33]王淑娟：《盈丰行：恨的冲突与转化路径》，夏林清：《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财团法人导航基金会2011年版，第177～182页。
[34]这一篇后来经过陈映真的修改，发表在《人间》第4期，1986年2月，即《当一个村落从地图上消失》，署名为：李文吉摄影，李文吉、李明撰文（李明为陈映真笔名）。
[35]李文吉摄影、编辑部撰文：《李文吉看》，《人间》第33期，1988年7月。
[36]《人间人回头看》，《人间》第25期，1987年11月。
[37]陈映真：《黑泽明电影脚本的“灵魂”：小国英雄——高举人的“纯粹性”的电影剧本作家》（1981），《陈映真全集》第5卷，第118～122页。
[38]陈映真：《无尽的哀思：悼念徐复观先生》（1982），《陈映真全集》第5卷，第198～201页。
[39]徐复观：《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333页。
[40]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读陈映真的小说》（1981），《陈映真作品集14：爱情的故事》，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41]陈映真：《无尽的哀思：悼念徐复观先生》（1982），《陈映真全集》第5卷，第201页。
[42]陈映真：《拥抱生活，关爱人间——访陈映真谈〈人间〉杂志》，《陈映真全集》第8卷，第113页。
[43]陈映真：《今年该写了》（1982），《陈映真全集》第5卷，第182页。
[44]陈映真：《云·序》（1983），《陈映真全集》第6卷，第17页。
[45]陈映真：《铃铛花》，《陈映真全集》第6卷，第39页。
[46]陈映真：《铃铛花》，《陈映真全集》第6卷，第47页。
[47]陈映真：《拥抱生活，关爱人间——访陈映真谈〈人间〉杂志》，《陈映真全集》第8卷，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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