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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内容提要
1933年1月，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恢复了此前一度想要放弃的“短评”写作。《申报·自由谈》的改革为鲁迅的加入创造了前提，也规约了他的杂文形制。在共名性的“短评”形式中，鲁迅不断蓄积着革命的政治能量。“短评”由此成为鲁迅杂文流动迁变的关键标志，提示着鲁迅杂文内部的差异性内涵。因此，有必要将“批评”作为鲁迅杂文的首要性质进行着重考量。
关 键 词
鲁迅 杂文 自由谈 短评
鲁迅对自己的杂文写作有诸多命名，它们大多出现在杂文编集活动中，“短评”即是其中之一。早在1925年第一部杂文集《热风》成集之时，鲁迅便以“短评”来指称自己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写作。[1]尽管“短评”很快被“杂感”所取代[2]，但是它在1932年4月《三闲集》《二心集》编集时再度复活。鲁迅重新启用“短评”的行为别有意味，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一处在《三闲集》的序言里，鲁迅将“短评”具体化为“短短的批评”[3]，这是对自身杂文写作主要形态和基本性质的精准界定；另一处在《三闲集》的最末一篇文章《鲁迅译著书目》中，此文是鲁迅对许广平于1926年6月10日“写讫”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4]的补充说明，他将许广平命名《热风》、《华盖集》以及《华盖集续编》所使用的“杂感”全部改为了“短评”。[5]
伴随“短评”之名复生的却是实际写作的难以为继。《二心集》序言的尾末，鲁迅向读者发出了自己不再做短文的暗示，原因固然有自身短文“常招误解”的经验[6]，但更多是媒介环境恶化而致的文章难以发表。自此可以推定，《三闲集》和《二心集》编集时，鲁迅并没有预想到几个月以后会成为《申报·自由谈》（以下简称《自由谈》）的作者，从而展开较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匹敌的“短评”写作。
鲁迅编集《三闲集》《二心集》主要是为纾解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的生活压力。[7]暂先撇开鲁迅为《自由谈》写稿的经济因素考量[8]，对观察和理解鲁迅的杂文写作而言，二者的合作本身更值得重视。较为显明的是，《自由谈》为衡量鲁迅“短评”之“短”提供了外在标准；而相对隐蔽的则是“短评”形式的共名属性，即它不专属鲁迅，而是具有社会代表性的表达方式。既有研究多站在左翼文学立场上，识别鲁迅作出的空间拓展贡献，而忽略“短评”形式本身所携带和包裹的革命、政治意涵，本文尝试对后者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自由谈》的改革及其“短评”召唤
《鲁迅三十年集》本《伪自由书》
1933年7月19日为《伪自由书》所写的前记里，鲁迅回顾了自己加入《自由谈》写作“短评”的原委，包括郁达夫的牵线介绍以及受主编黎烈文缅怀亡妻的文章的触动。此外，他特别提到自己对上海日报媒体的观察：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9]
在与《自由谈》发生关联的视角里，鲁迅此处的叙述多有可追究之处。“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有了《自由谈》”尚难确认真假，“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以及“《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则必有不实成分。1931年7月21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时，鲁迅便是从“上海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10]谈起的。1932年6月18日，他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件里专门摘录过当天《自由谈》刊登的《摩登式的救国青年》，并给出“‘抗’得轻浮”的评论。[11]再者，收入《二心集》当中的《沉滓的泛起》《以脚报国》《宣传与做戏》三篇文章，也都清清楚楚地从《自由谈》上截取了材料。这足以说明，他对《自由谈》不仅不是“没有注意过”，反而是十分了解。因此，1933年鲁迅在《自由谈》上的登场首先有赖于《申报》实际状况的改变。
1932年11月30日，《申报》借纪念成立六十周年的契机发出了《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的改革宣言。宣言首先承认了前一年，即1931年9月1日公布的改革计划的停滞，同时也将改革计划的“暂时搁置”归因于东北“九一八”事变以及上海“一·二八”事变。改革未行及改革再行都源于“国难”，1932年年末的宣言最终表达了这样的“觉悟”：“打破国难，不在于宽口的叫嚣，亦不在于无意识之盲动，最重要的是在于‘各尽其责’，在于实际的‘做’。谋‘尽责’，所以本报决本去年所宣示于国人的计划，以‘实际做’的精神，从今开头，逐步促其实现。”[12]这份决心于“实际做”的宣言列出了十条层次错杂的改革措施，第一条中所谓“务使新闻与广告两相配合”仍在强调自身的商业属性，而作为副刊的《自由谈》的改革计划列为第五条：
自由谈虽说只是一种副刊，但为调和读者兴趣，关系也很重大。今后刊载文字，约分长篇创作、短篇世界著名小说译述、科学的故事、世界风土记、妇女和儿童的小品文字，以及幽默文字等，并时常举行有兴味的民意测验或悬赏征文，务以不违背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13]
1932年12月1日及12月2日，宣言发布后不过两天时间，《自由谈》便完成了上引改革计划中的所有类型文字（活动[14]）的刊载。自此来看，取代周瘦鹃而成为《自由谈》主编的黎烈文对自己在《幕前致辞》中所强调的“近代化”改革方向[15]有着明确的设计和准备。不过，其时他所面临的稿源问题也显而易见。1932年11月，黎烈文曾设宴邀请上海文坛的一些名人以表自己的约稿之意[16]，但这并不能确保被宴请的作家能够持续不断地供稿。启动改革后的《自由谈》上，除了“长篇创作”有张资平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的稳定连载，其余类型的文稿都时有时无，导致受广告限制、版面并不算大的《自由谈》在改革初期就偶有停刊的情况发生。黎烈文的应对方案是接收外来投稿。12月2日、3日、7日《自由谈》接连刊发《投稿简章》。12月12日的“编辑室启事”里，黎烈文还专辟外界所传《自由谈》“专用特约稿件，不收外稿”之谣，并证之以自己“才从外国回来，识人寥寥，正苦稿件不足”。[17]
《自由谈》“稿件不足”的问题并非只因黎烈文的初来乍到、“识人寥寥”，其中亦有黎烈文自身择稿标准的规约。1932年12月24日，《自由谈》刊出施蛰存《无相庵随笔》时，黎烈文在此文文末向施蛰存发出一则公开短信：“蛰存兄：示悉。尊著文字幽默，雅俗共赏，绝非‘鸳鸯’‘蝴蝶’之滥调可比。以后务乞源源赐稿，以饷读者为祷！”[18]“源源赐稿”的请求背后正是稿件不足之虑，黎烈文的赞赏虽不免有维护作者关系的意图，但其具体措辞也可见出《自由谈》改革所想象的文章体格。两天之后，也即1932年12月26日的“编辑室”中，黎烈文又在答复周毓英的通信中简要表达了《自由谈》对“关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儿童生活’的片段描写”的欢迎，同时也不忘强调文章“要写得‘美’而‘短’”。[19]
黎烈文所期待的“美”而“短”的文章写作起来实非易事，约稿对象之一老舍便吐露过其中的困难。他反讽地声称自己不知何谓小品文，倘若黎烈文非要不可，他只能“由大品往下一溜，溜成中品；再由中品往下一溜，溜为小品”[20]。所谓“大品”“中品”“小品”，当然是老舍的调侃之言，它们明显是针对《自由谈》所要求的“短”而发。
名作家尚且如此，外来的自由投稿就更难令人满意。1932年12月19日的“编辑室启事”当中，黎烈文就外来稿件的状况做出了“以短篇小说为多”的交代，并且提醒投稿者“以后改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者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愈短愈佳）”。[21]短篇小说是改革后的《自由谈》主要刊发的体裁之一，由此反馈可知，小说，即便是短篇小说也与黎烈文的文体想象有着不小的距离。简言之，一写小说，便很难不越出《自由谈》的篇幅限制。[22]1933年1月11日，临时接编的杨幸之对“短”又进行了字数上的明确规定：“千余字之短篇小说，及不逾五百字之小品文，本谈极为欢迎。”[23]这足可见出，短篇小说并不是《自由谈》改革的理想文体。
在《自由谈》改革初期稿源稍显紧张的情况下，作为主编的黎烈文自己先写作了《笑》《哭》《怒》《骂》四篇短文。以日常生活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四篇文章都秉持了《幕前致辞》中所谓“认定生活的要素”[24]原则，不过题旨行文都无法将“国难”撇置不顾：《笑》中倡导“笑”的运动需要克服不合时宜的语境压力，“像现在，一切尽破碎不堪，乱，穷，弱这三个特征我国都当得起天下第一号，讲到笑，简直是非其时也”[25]；《哭》中论及“哭”的作用时，也不无矛盾地提及国际联盟不为国人之哭所动，“始终不肯一发慈悲，把日本那张贪婪的口扳开，要回我们金瓯无缺的东北来！”[26]；《怒》里出于国家安危，直接发出“斯怒不出，如国家何”[27]的召唤。
除了篇幅之“短”，黎烈文所作的《笑》《哭》《怒》《骂》很难匹配他对外要求的“美”等标准。从后来蔚然成风的“短评”回看，黎烈文的四篇短文乃是为《自由谈》期待文体所作的导引，其中还可见到“短评”之为现实需求的论证之辞：
所谓骂，只要是严正的批评，无畏的反抗，则正义之伸，也许由此而始。像现在，有的为富不仁，有的昏淫无道，有的兄弟阋墙，有的厚颜变节，有的堕落自戕，等而下之，竟至卖女求荣，认贼作父；如此奇形怪状，真是指不胜数！平心而论，那个不该痛骂？说句笑话，若要供求相应，就赶办几个骂科速成班，也算不得多事呢。[28]
在黎烈文连编带写的努力下，此处的“说句笑话”却成了真。改革初期的《自由谈》的头条，即“自由谈”栏目名下的文章，被“严正的批评”文字占据，而《自由谈》也仿佛是一个“骂科速成班”，成为“短评”生长、扩张的温床。
黎烈文的“短评”编写工作堪称革命时代的症候，显现着某种集体无意识，最佳注脚也是《自由谈》的头条：被黎烈文公开盛赞过的施蛰存的小品文并没有获得此一位置，郁达夫、茅盾、杜衡等已有文名的作家在此露面时，展出的都是“短评”，而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所作的“短评”却常常在此登台亮相。如果考虑到《自由谈》改革时曾面临的稿源紧张问题，政治倾向并不明显[29]的黎烈文以及“短评”的政治无意识内涵就更为突出。
二 “短评”的革命意向表征
《〈申报·自由谈〉幕前致辞》
1933年1月3日的山海关失守使得《自由谈》的“短评”面目凸显出来。临时主编杨幸之如同黎烈文一般，连编带写。1月10日，他在《自由谈》的非头条位置刊出一篇评论山海关失守的短文，[30]又接连写作《拿事实来》[31]、《呼吁和平》[32]等批判国民党不抵抗的头条文章。正是在此氛围中，鲁迅登上了《自由谈》的舞台，其第一篇“短评”《逃的合理化》所论内容也与山海关失守有关。自此来看，鲁迅在《自由谈》上的“短评”写作确如论者所言，乃是在“爱国”言论爆发中的顺势而为。[33]
《自由谈》的“短评”形象在山海关失守时自然更为显豁，但就其形式实质即写作者们的批判意向而言，此前的“短评”亦丝毫无差。甚而可以说，黎烈文接收、刊发的那些外来稿暗含的革命要求远比爱国言论来得广泛。例如1932年12月6日刊发的《关于衣的话》一文，作者以自己的日常衣着为中心抒写了自己的生活窘况，并将生活困难的责任归结到了社会；1932年12月8日刊出的《关于住的话》中，作者关注人们的居住问题，他以宇宙之下人人平等的立场与姿态指出现实世界是“一部分人无地容身，而另一部分人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由此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皆欢颜”之愿。[34]
《关于衣的话》《关于住的话》等文的行文逻辑跳跃甚至混乱，它们被黎烈文选中显然是因为《幕前致辞》所宣称的贴近时代以及大众生活原则，而非文章本身的谋篇运思或者语词使用层面的出彩。这些生活经验、职业身份、知识结构、写作水平参差不齐的写作者的“短评”以及黎烈文的编发，共同展示了同气相求的革命意向。不妨就以《关于衣的话》为例，来看看内含在其中的革命信息。文中，作者为自己生活之难源出社会的批评假定了一个质疑之声，“这不是太不成才，便是太不努力，决不干社会的事”，他表面上接受这种质疑，但旋即转向工人和农民、士兵寻求反击这种质疑的支持：
然而那技艺精巧的工人，那终日劳苦如牛马的农人，那拿几块钱一个月，甚至于一文也拿不到手以生命换生活的士兵，他们总算是有用的材料，总算是努力的分子，他们的衣服周全吗？恐怕有一件能御寒的破衣已经是莫大的慰安了！这你能扳起面孔说，“决不干社会的事”吗？[35]
作者的反驳落入了自设的逻辑陷阱，能力大小并非其假想的质疑的关要。然而，这种携带浓重道德审判气息的辩驳建立在作者自己实际生活之上，恰恰显示了阶级话语的现实有效性。实际上，《关于衣的话》一开始，作者便讲到朋友们把他称为身在上海的“小资产阶级”。阶级话语，或者说更宽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普遍存在于《自由谈》的“短评”中。如1932年12月9日发表的《英雄》一文，短文虽以英雄为题，但主体内容却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涩运用，文末出现了与“英雄”对抗的“群众”：“假使一旦英雄的脚底下所践踏的冤魂，以及驯伏在他的宝座前的羊群都起来和他算账，则‘英雄’便将立刻从宝座上滚下，这里，我们又只能看见‘群众’的‘伟力’。你看，那所谓盖世英雄的拿破仑，到最后还不是被拉下了英雄的宝座？”[36]
除如上提到的基于自己实际生活或习得知识而展开的议论之外，《自由谈》刊发的时事评论文章同样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变革期待。这些“短评”多以报刊媒介上的新闻事件为评论对象，切身性虽弱，但逻辑清晰，观点鲜明。如1932年12月17日发表的《殉贿坑》一文，作者谈到山东邱安县长王鸿烈在县政府前掘挖“殉贿坑”一事。所谓“殉贿坑”，指“凡县府所属各机关，从县长以至各职员，查明受贿的，都须自投入坑，自行掩埋”。作者关心的是贪污惩治方式本身，他认为王县长此举，“不仅是有点‘违法’，而且是故意拿人命开玩笑”。[37]
无论是从自我生活经验出发，还是借助报载新闻展开自己的议论批评，改革后的《自由谈》“头条”文章都指涉社会矛盾，昭示革命动向。当然，写作者大多止步于提出问题，而缺乏分析和解决的能力。在“国难”的刺激下，“短评”的批判矛头纷纷对准执政党，后者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询。杜衡便在1932年12月31日发表的《忘记一九三二》里，借“新历年”和“阳历年”的对举隐晦地批判国民党政府：“这国历，原是我们的革命政府用断然的革命手段提倡出来的，当时花费的劲道的确很不小，至少比今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所用的劲道要大得多。论到近几年来的设施和革新，这一点实在有权利列入天字第一号。”[38]对国民党作今昔对比的审视，杜衡的言下之意不难明了：曾经的革命政党已经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据此而言，国民党在山海关失守时的“不抵抗”乃是引爆《自由谈》“短评”的导火索。
观察《自由谈》（尤其是“头条”）改革初期的言论状况，即可明白“短评”之风形成的必然性。对鲁迅而言，处在改革中的《自由谈》正是革命形势、方向、动力的表征和暗示，它比鲁迅自述的原因——郁达夫的介绍、对黎烈文的同情——更能解释他何以加入《自由谈》。
三 由“感”到“评”：鲁迅杂文写作的转轨
《“逃”的合理化》，《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30日
正如《自由谈》改革后才加入其中的事实所表明的，鲁迅在《自由谈》上的“短评”写作标志着杂文写作的转轨，用鲁迅1932年抛弃“杂感”而用“短评”来描述，就是由“感”到“评”。这一转轨与鲁迅对时势的认知判断密切相关，因而它在鲁迅写作总体中也具有自身的差别性意义。就“伪自由书”而言，鲁迅的此一转轨在“短评”写作、发表、传播、接受过程的所有环节都留下了痕迹，前后相隔四天写作的《逃的合理化》（值得强调，它是鲁迅的第一篇“自由谈”）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正是一组很好的案例。
《逃的合理化》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二文一“短”一“长”，都是针对周木斋《骂人与自骂》一文的批评。山海关失守之后，身在北京的学生纷纷选择逃离。周木斋对此颇有不满，他感叹“五四”时期学生迸发出来的锋芒消失无遗而“疑心‘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他认为学生们“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39]《逃的合理化》从古之背负骂名的女人转移至被周木斋责备的逃难学生，鲁迅勾勒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敌却遭压迫、污蔑的结局，又以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受轰炸的几所大学为例暗示“劝进研究室”之策的尴尬处境，最后通过比照没有性命而被抢救的古董表达对学生逃难的支持。
与全文不过五百余字的《逃的合理化》相比，在《涛声》上发表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40]无疑是一篇长文。如果说《逃的合理化》主要突出为逃难学生“辩护”[41]立场的话，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则详述了辩护的内在曲折，并且释放更加广泛的批判指向。文中，鲁迅借周木斋所谓学生锋芒尽失、北京要改为北平之叹述及自己1925、1926年的经历，他暗示掌权者打压学生的暴力手段一如既往乃至变本加厉的同时，也指出学生的逃难乃是劝进研究室的“新教育”所结出的恶果。很显然，《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笔锋所向一面是掌权者，一面是有意无意服务于权力的“学者文人”。
对照后写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难看出，鲁迅在《逃的合理化》中的观点立场的表达固然干脆利落，但因由的袒露受限于《自由谈》的篇幅之“短”。在某种程度上，黎烈文的“奇文”评价[42]也正是因此而致，其中也包含着他对鲁迅“辩护”立场的疑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以信件形式写就，鲁迅希望曹聚仁“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43]，这表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鲁迅有意识地对《逃的合理化》未尽之言的补足。另外，它也反照出，《逃的合理化》是鲁迅为《自由谈》所渴求的“短”文量身定制之作。
“好写短文”的鲁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提示过自己文章的长短问题是发表媒介不同而致。因此，文章的“长”与“短”不能只作鲁迅过人的写作能力来看待，适应不同媒介本身就是鲁迅的行动选择。1933年8月6日为《涛声》创刊两周年写作的贺文里，鲁迅指出，《涛声》之所以能够在上海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里幸存下来，原因不在于它“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脾气，而在于《涛声》上的文章“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在鲁迅眼中，“引古证今”乃是《涛声》的缺点，然而他又表示自己爱看《涛声》，“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44]在批评《涛声》而又希望《涛声》维持现状的矛盾中可以看到，鲁迅着眼的首先是《涛声》的生存。
先求生存并且讲究策略而非“赤膊打仗”的战斗使得鲁迅的“短评”获得了政治行动意涵。如同1933年1月31日所作《崇实》一文中已坦白的，鲁迅在介入《自由谈》之前便知道“《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45]，“伪自由书”自然是一种对抗行动。在国民党日益收紧的言论管控下，从鲁迅对黎烈文做出的“绝不因偶一不登而放笔”[46]的承诺中亦能看到鲁迅此间的抗战姿态。如此坚韧而又不失激烈感的对抗性写作正是《夜颂》《秋夜纪游》等文中鲁迅自我形象的延展。
《夜颂》《秋夜纪游》二文因其词句等外在形式常被称为《野草》式的作品[47]，然而其内质绝非《野草》。在《野草》的《秋夜》等文里，“夜”作为描写、叙述的外部对象，始终与“我”构成某种紧张的对立关系；而《夜颂》《秋夜纪游》中的“夜”则成了“我”确证自身力量及生发行动的前提条件。《夜颂》之所以称颂“夜”，是因为它让人们放下了戒备，从而暴露出在白天掩盖起来的真实。“我”之爱“夜”也在于它“照射”出了异己者或者敌人们的阴暗面、致命之处，这就是“夜所给与的光明”。《秋夜纪游》中，“我”在“夜所给与的光明”中行动。短文呈现了一个在租界漫游的场景。“夜”虽然给人带来危险的紧张，但“我”以为“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48]“我”的力表现在与汪汪叫的叭儿狗的战斗上，“我”明知使其闭口的方法——“去和它主子的管门人说几句话，或者抛给它一根肉骨头”[49]——但放弃了如此拐弯抹角的迂回举措，而选择了更直接的战斗方式，“拿着一粒石子，恶笑刚敛，就举手一掷，正中它的鼻梁”，结果叭儿狗“叫呢，也还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闪闪了，声音也和先前不同，距离也隔得远了，连鼻子都看不见”。[50]
《夜颂》《秋夜纪游》这两篇有关“夜”的短文中，鲁迅呈现的已非《野草》式的搏斗意志，而是充分把握到诸如叭儿狗之类的敌人的本质与弱点之后所描画的战斗行动。述说爱“夜”、在“夜”中感觉到“生命的力”并生发战斗动作的“我”与写作“短评”的鲁迅相呼应。概言之，是主体的认知状况决定了鲁迅此时写作的内质。
李长之认为，鲁迅1930年以后的杂文有一种浑厚之气，其原因在于他“思想上有了归宿”[51]。换言之，鲁迅的“政治”立场日益显明。1931年2月2日，鲁迅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中发出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52]的战斗决心。1931年7月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演讲中，鲁迅同样在压迫和反压迫的“政治”框架中来论述上海的文艺状况。他在演讲的收尾处论道，当下的“上海其实并无文学”，因为：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学无关痛痒；反抗压迫的左翼文学因书刊的禁毁而失去可见化的媒介；官办的文学虽然畅通无阻，但内里却非常“空虚”。鲁迅继而又向听众设问“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他自答道：
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反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者长诗了。[53]
鲁迅引以为“压迫者文学”之例的法官判词中，法官驳回受害者的“控诉”看上去遵守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然而在“生理学”眼光中，法官的这一判决及其所依法律又暴露出了自身的非正当性。自此可以看到，鲁迅“上海其实并无文学”的论断中暗含的是“政治”标准，即压迫者的文学缺乏正义性。在此判断逻辑中，并不是形式——如通电、告示、新闻——决定它们是不是文学，而是它们有无以及如何面对、处理社会问题。依此而言，鲁迅在《自由谈》铺展开来的“短评”是意志、认识和行动相统一的“不被统治的艺术”[54]，无惧后人“文学”标准的苛评。[55]
四 共同体的识别与建构：鲁迅“短评”的政治结构
福柯：《什么是批判》，汪民安编：《福柯文选》（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毫无疑问，鲁迅的“短评”写作是一种具有革命意涵的政治实践，它的政治性归根结底生成于它与种种压迫的对抗。也正是这种自觉的对抗使得鲁迅此时的“短评”写作发挥着革命共同体识别与建构的功能。
如同鲁迅“短评”当中剪贴的那些材料都携带着他的辨别取舍的眼光，鲁迅“短评”的政治实践属性在写作者的战斗姿态、作品写作内容上都有表现，其效用则可从批评者与其理想读者的关系得到说明。作为“批评”，“短评”的理想读者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被批判的对象；第二，期待被认同的对象。批评者与他们之间的离合关系反映鲁迅“短评”政治效用的基本结构。
首先来看共同体的识别，它表现为批评者与其批评对象之间不可化约的对抗关系。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1933年2月3日所作《不通两种》一文中，鲁迅把“民族主义文学”倡导者称为“不肯通”的“次等聪明人”予以讽刺。1933年2月20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刊发“民族主义文学”的发起人之一王平陵的回应文章《“最通的”文艺》。文章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对鲁迅“不通”论的反驳，另一则是强调文艺建设需要基础性的工作。乍一看，《“最通的”文艺》的言论似有可取之处。然而，鲁迅将《“最通的”文艺》鉴别为“官话”，他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王平陵在文章中告知读者“何家干”是鲁迅的笔名，鲁迅认为，“一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56]；另一是王平陵指责鲁迅“短评”的“吞吞吐吐”，鲁迅论断道，“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57]
《伪自由书·前记》中，鲁迅交代自己对王平陵一类“叭儿狗”痛恨的原因在于后者“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58]。且不论王平陵文章能否算“人身攻击”，鲁迅将其文判定为“官话”本身显示的对抗结构是清晰无疑的。
鲁迅的“短评”写作不仅自觉呈现着这种对抗关系，还以突出抗战对象的坚实存在来增强抗战意识。1933年4月10日写作的《〈杀错了人〉异议》正反映了这一点。《杀错了人》是曹聚仁发表在当天《自由谈》上的文章，它因报载的一篇评述文章而生，后者述及日人在伪满地区迅速完成中国人认为很难完成的“统一币制”，因而对中国人的“不为”进行批判。曹聚仁在《杀错了人》中借此展开了革命史的回顾，他把中国革命的“反常状态”称为“杀错了人”，即青年多成牺牲品，而“代表旧势力的人”却往往存活下来。因此，曹聚仁主张革命要“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而如果像袁世凯那样“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则“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59]在鲁迅眼中，曹聚仁的“杀错了人”的看法乃是“愤激之谈”，他惊人地提出从“袁世凯那方面”的思考视角，指出袁世凯并没有杀错人，错的是革命者自己看错了人。从反革命者位置来考虑问题的鲁迅意在提醒革命者增强自身的战斗智慧和战斗能力。袁世凯做成皇帝之后为什么要保存旧皇帝的发问，是从“敌人”方面思考问题方式的展演和示范。此一方式得到更大程度表现的是《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集的后记写作。正如鲁迅所言，剪贴大量“敌人”的材料一方面是保持自我清醒，另一方面是加强对敌人花样的研究以获得战斗的胜利：“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60]
剪贴大量敌人的材料并进行分析，从而为新来的革命者提供战斗经验关联到鲁迅“短评”政治效用的第二个层面，即共同体的建构，这表现在批评者与期待被认同的对象关系中。以《“有名无实”的反驳》一文为例，该文的评论因《申报》刊载的一篇通信而起，鲁迅开首抄录了通信中的如下文字：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61]
与鲁迅大多数“短评”拆解材料的言辞“形式”不同，《“有名无实”的反驳》关注的是通信的转述“内容”。通信中那位拥有抗日激情和自我批判精神的排长并未获得鲁迅的赞赏，他称这排长十分天真，乃是“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鲁迅给出了如下理由：
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62]
鲁迅此处以戏谑口吻发出的评论并非面向反动政府或政客，而是面向如通信中的排长一样的“痴呆者”。鲁迅在文中虽称排长“不足与言政治”，但事实上却是在谈政治。“逻辑”“策略”“哲学”“命理”视角下的分析表面上是论证排长的“痴呆”，实际上是在揭示政治具体运作的路径和方式。换言之，《“有名无实”的反驳》经由“痴呆”的排长完成了政治批判。在此批判中，鲁迅与排长等“痴呆者”们乃是同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
余论 “批评”先于“文学”：鲁迅杂文的首要性质
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朗西埃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固定关系，前者是一时代之实践以及“实践的可见性形式和可理解方式之间的关系体系”[63]。按此提法，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的“短评”写作还有其他可分析的政治内容。不过，就某种文学形式本身的历史特殊性——它不在于“语言的某种状态或其特殊用法”，而在于“语言权力的一种新的平衡，一种新的方式，该语言以让人看到和听到的方式行事”[64]——而言，鲁迅的“短评”尚未形成稳定的语言权力，表层形式的“短”实际上以压抑个人特征为前提，而更多表现出共名性来。毋宁说，鲁迅的“短评”还处在争夺语言权力的过程之中。
鲁迅“短评”独名性的隐而不彰挑战着作为整体的“鲁迅杂文”，提示着“鲁迅杂文”内部的差异性。1932年4月重新使用“短评”来取代“杂感”一方面是对后者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可视作鲁迅对此类写作进行整合的努力。因此，有必要将“批评”作为“鲁迅杂文”的首要性质进行考量。事实上，从留日时代以特殊“古文”[65]写就的“文明批评”到1925年创办《莽原》杂志召唤“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再到1932年有意将“短短的批评”强调出来，鲁迅始终未曾将此类写作纳入“文学”范畴。推测原因，则在于杂文不仅仅是由语言构筑的文本，也关乎“批评”之成为可能的思想构造，同样关乎批判意图在传递过程中需要跨越的重重障碍。这并不是否定重建鲁迅杂文“文学”意义[66]的努力，反而是想为辨识鲁迅杂文的文学性建立前提和基础。即以本文主要讨论的“伪自由书”为例，从写作发生到文本媒介化的整个过程才是其文学性的全部内涵所在。
丁程辉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1期）
注 释
[1]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版本后同不缀。
[2]同在1925年编定的《华盖集》，鲁迅用“杂感”来为之定位，见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页。
[3]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3页。
[4]参见景宋（许广平）《鲁迅先生撰译书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第169页。
[5]鲁迅：《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卷，第182页。
[6]1925年，鲁迅就跟许广平吐露过自己“好写短文”又“常招误解”的体验，见《250414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80页。
[7]1932年上海事变爆发后，鲁迅携家眷逃至英租界内山书店避难至3月19日方回寓所。在此后的诸多信件里，鲁迅频繁谈及自己的经济问题。如4月6日写给李小峰的信里说自己生活“颇拮据”，希望北新书局能够支付“本月版税”，见《320406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296页；再如4月24日又致信李小峰直陈自己生活困难，“版税照上两月所收数目，无法维持生活，希月内再见付若干为幸”，见《320424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302页。
[8]《自由谈》给鲁迅开出了千字十元的稿费标准。此标准无论是与《自由谈》的其他作者相比，还是与其他刊物相比，都是最高的。参见黎保荣《鲁迅〈自由谈〉稿酬考证及其启发意义》，《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9]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3页。
[10]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8页。
[11]《320618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11页。
[12]《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申报》1932年11月30日。
[13]《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申报》1932年11月30日。
[14]1932年12月1日，《申报·自由谈》发布了“当代世界十大伟人”的“民意测验”征集活动。
[15]《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16]参见施蛰存《“自由谈”旧话》，《施蛰存全集》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17]《编辑室启事》，《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2日。
[18]《编辑室》，《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24日。
[19]《编辑室启事》，《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26日。
[20]《老舍来信说》，《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1日。
[21]《编辑室启事》，《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9日。
[22]《自由谈》在刊登短篇小说（包括译作）时，几乎都需要连载。
[23]《编辑室》，《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11日。
[24]《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25]《笑》，《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2日。
[26]《哭》，《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3日。
[27]《怒》，《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4日。
[28]《骂》，《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5日。
[29]黎烈文自陈其被《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选中的原因是“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见《黎烈文启事》，《时事新报》1933年7月7日。
[30]徐尚周：《后盾》，《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10日。
[31]见《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11日。
[32]见《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14日。
[33]参见甄皓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申报·自由谈〉（1933—1935）》，《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34]曼：《关于住的话》，《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8日。
[35]井：《关于衣的话》，《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6日。
[36]星子：《英雄》，《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9日。
[37]华：《殉贿坑》，《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7日。
[38]杜衡：《忘记一九三二》，《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31日。
[39]周木斋：《骂人与自骂》，《涛声》第2卷第4期，1933年1月21日。
[40]此文收入《南腔北调集》时，鲁迅改题为《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41]《逃的合理化》收入《伪自由书》时，鲁迅改题为《逃的辩护》。
[42]《编辑室》，《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30日。
[43]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鲁迅全集》第4卷，第489页。
[44]鲁迅：《南腔北调集·祝〈涛声〉》，《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45]鲁迅：《伪自由书·崇实》，《鲁迅全集》第5卷，第14页。
[46]《330504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2页。
[47]如孙玉石先生把《夜颂》《秋夜纪游》放置在《野草》一脉的“散文诗艺术探索”中来看待，见孙玉石《〈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荒野过客：鲁迅精神世界探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48][49][50]鲁迅：《准风月谈·秋夜纪游》，《鲁迅全集》第5卷，第267、267、268页。
[51]参见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页。
[52]《310202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4页。
[53]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10页。
[54]福柯：《什么是批判》，汪民安编：《福柯文选》（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55]如李欧梵认为：“如从文学艺术的立场来看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其实并不出色，甚至较早期的哲理抒情性的杂文逊色。如果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左翼的人当然会为这些杂文叫好，然而，时过境迁之后，这一片叫好之声又似乎很空洞。”见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56][57]鲁迅：《伪自由书·不通两种》，《鲁迅全集》第5卷，第23、26页。
[58]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5页。
[59]曹聚仁：《杀错了人》，《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10日。
[60]鲁迅：《伪自由书·“有名无实”的反驳》，《鲁迅全集》第5卷，第57页。
[61]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191页。
[62]鲁迅：《伪自由书·“有名无实”的反驳》，《鲁迅全集》第5卷，第157～158页。
[63][64]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65]汪晖将鲁迅《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称为“古文论文”，认为这是鲁迅“有意识创造的古文形式，与人们通常说的文言文、八股文或著名的桐城古文并不相同”。参见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25页。
[66]重建需要扩大“文学”的能指。朱寿桐较早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本体的建构》一文中试图将鲁迅杂文在批评写作的路径里进行安置，他认为“文学”至少包含“创作本体、学术本体、批评本体”三种本体形态，鲁迅杂文在“批评本体”的意义上，自然也就属于“文学文本”，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近些年来极有影响力的“杂文自觉”论中，“杂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如张旭东论述的“杂文”是鲁迅文字作品的总体命名，“杂文的自觉”是鲁迅文学如何确立自身的文学、政治、历史命题，见张旭东《杂文的自觉·小序》，《杂文的自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I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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