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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先生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的领军人物，严家炎虽不以鲁迅研究见长，但鲁迅研究几乎贯穿其全部的学术生涯，成为其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重要支点，在其学术研究中具有结构性地位。数十年来，严家炎的鲁迅研究既有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深化，又存在对某些理念与原则的始终坚守。变与常成为贯穿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对看似矛盾、实则共生的重要元素。这不仅是严家炎的学术研究之特色和取向，还体现出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的共性与个性。
关 键 词
严家炎 鲁迅研究 变 常
《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初版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的领军人物，严家炎先生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三方面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学术研究领域，严家炎的主要成就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撰写和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批评。公认的学术代表作是关于《创业史》的几篇重要论文和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相对而言，他不以鲁迅研究见长。然而严家炎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几乎贯穿了其全部的学术生涯。从最早发表的《读〈社戏〉》（《语文学习》1959年第8期），到较晚问世的《须藤医生所写鲁迅病历为何与鲁迅日记及书信牴牾的再探讨》（《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历时四十五年。四十五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思路和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严家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也做出了明显的调整，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一定的争议。表面上看，与时俱进似乎成为其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然而，在因时因势而变的同时，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亦有其保持恒常的不变之处——对某些理念与原则的始终坚守。变与常，成为贯穿严家炎数十年来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对看似矛盾、实则共生的重要元素。这不仅是严家炎学术研究的特色和取向，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共同的特色和取向。
与同属于第二代学者的王景山、林非、朱正、王得后、孙玉石、张恩和等人相比，鲁迅及其作品虽然是严家炎的情之所至[1]，但他对鲁迅研究却难言术有专攻。鲁迅并不是他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严家炎也缺少严格意义上的鲁迅研究专著，似乎给人一种对鲁迅和鲁迅研究“忠诚度不足”的印象。然而，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又成为严家炎在其学术生涯不同阶段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存在，成为其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重要支点。因此，对严家炎的鲁迅研究，应避免孤立地考察，避免将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分割开来，而应在同一语境中加以审视，这样才能凸显严家炎的鲁迅研究在其学术研究中的结构性地位。
严家炎的鲁迅研究论文结集为《论鲁迅的复调小说》，2002年7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除《自序》外，共分三辑，收录论文19篇（附录《有关〈救亡情报〉与〈鲁迅先生访问记〉的一点补遗》一篇）。该书于2011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除以《增订版自序》取代原《自序》外，新增2003年以降新发表的论文5篇。其中，《荒诞又庄严的复仇正剧——释〈铸剑〉》一文代替初版中的短文《为〈铸剑〉一辩》，删除了作者不太满意的《两个口号论争的再评价——在一个讨论会上的发言》。此外，在《思想家的深思熟虑——谈鲁迅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察和思考》之后增补附记一则。分辑方式也有所变化，由三辑增加至四辑。初版中第一、第二辑的次序互相调换；第四辑中，除《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考察》一文（初版中被收入第三辑）外，其余四篇均为新增论文。在作者看来：“增订版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种鲁迅研究版本，它不仅较充分地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对其成就和特色作了一系列新的阐发，而且对鲁迅思想特别是晚年思想的深刻性也进行了不少新的开掘和研究。”[2]上述论断，既是严家炎对该书学术价值的总结，也是对自家鲁迅研究之成绩的期待。2021年8月，新星出版社出版10卷本《严家炎全集》，《论鲁迅的复调小说》（据增订版）作为第5卷收录其中。[3]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论文集的《论鲁迅的复调小说》，被严家炎视为自家的三部著作之一。[4]事实上，《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中的部分论文曾收录于此前出版的几部论文集中。如《知春集》收录6篇[5]，《求实集》收录6篇[6]，《世纪的足音》收录2篇[7]。尽管《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结集较晚，部分论文率先收录于其他论文集，但严家炎对该书入选篇目的严格选择和体例的精心设计，特别是增订版的大幅调整，从中可见将其视为著作经营之用心，亦可见严家炎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格外重视。初版中19篇论文（另有附录1篇）分三辑，第一辑分析单篇小说；第二辑中除《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外，均为讨论整部小说集或整体上考察鲁迅小说的论文；第三辑则探究鲁迅思想，或对若干史实加以正本清源式的考订。增订版22篇论文分四辑，初版中第一、第二辑的次序互相对换已如前文所述，这一调整的目的，是先整体而后局部，“以便突出对鲁迅小说的综合性研究部分”[8]；第三辑仍探究鲁迅的思想和史实，唯将《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考察》一文与新增4篇论文合编为第四辑，在分析思想、考订史实的同时，更突出鲁迅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与第三辑的研究视角略有差别。
可见，收录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中的20余篇论文合为一书，则提供了一种纵向考察的视角，既可彰显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不断调整与深化，又具有一定的整体感和系统性，可谓变中有常；如果分别置于每篇论文诞生的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与同时期撰写的其他论文相关联，则又提供了一种横向观照的可能性，既能够展示其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中难以抹去的时代烙印，又体现出严家炎在数十年间避免故步自封，在时代话语的裹挟与推动之下艰难行进的步伐，可谓常中有变。这样看来，严家炎将《论鲁迅的复调小说》视为著作，并通过篇目的遴选和体例的设计进一步强化其著作属性，自有其合理性，其意义在于凸显鲁迅研究在自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支点作用和结构性地位。
一
《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增订版
对这四十五年中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之变，严家炎亦有所自觉。在《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初版《自序》中，他曾这样评价自家的鲁迅研究论文：
由于写作时间跨得这样长，我自己的思想也有一些变化，因而文中某些见解，前后未必都很一致——在鲁迅小说创作方法的认识上尤其明显。记得1978年4月写《〈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时，我的认识还停留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对《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方法的作用估计不足；到1981年写《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时，才提出“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双管齐下”的新看法。但那时把《补天》《奔月》《铸剑》仍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后来，随着接触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增多，随着有关鲁迅的各种材料越来越多地被发现，随着对鲁迅创作思想考察的逐步深入，我的看法改变了，认为《故事新编》基本上是表现主义的小说，因而写成了《鲁迅与表现主义》一文。这些情况如果从头读来，读者自己当能感觉到……[9]
事实确乎如此。在较早发表的论文中，严家炎将现实主义视为鲁迅小说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强调“鲁迅时时把忠实于生活本身，作为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准则加以提倡”[10]。即使面对《故乡》《社戏》这样的抒情性作品，也是如此。对《故乡》的评价是：“它的成就和特点，正代表了《呐喊》时期鲁迅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的几个重要特色。”[11]对《社戏》则指出：“比起《呐喊》《彷徨》中有些作品来，它经过的典型化功夫或许要少些，但要了解鲁迅同农民的亲密联系，这仍然是一篇重要作品。”[12]尽管认识到《社戏》与鲁迅小说集中的部分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存在差异，但仍以现实主义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这与严家炎同一时期的其他论文相一致。例如对《创业史》的分析，特别是对梁三老汉形象的高度肯定[13]，对梁生宝形象则既有肯定又有批评，提出“三多三不足”[14]，就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标准与尺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阐释与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原则。但严家炎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使用具有与众不同之处。对他而言，现实主义不是教科书式的条条框框，他不是机械地使用这一标准与尺度，而是从生活和作品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从作品中描绘的生活与现实生活是否相契合出发，判断小说的人物塑造是否成功。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形象的褒贬，概源于此。因此，现实主义在严家炎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正面价值，有效地发挥了其理论阐释功能。尽管在分析鲁迅《狂人日记》这样的作品时可能造成一定的盲点，但至少具有部分的合理性。《狂人日记》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小说，但具有现实主义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严家炎作于1978年的《〈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一文仍强调小说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作者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从人物、从生活出发”[15]。这一结论无误，只是不甚周延。而三年后撰写的《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一文，结论则有明显调整：“现实主义的狂人形象，充其量只能反对肉体上吃人这种野蛮的行为。把‘反对肉体上吃人’提高到‘揭露礼教吃人’，这一任务是通过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创作方法——象征主义来实现的。”“从艺术方法上说，鲁迅在这里不但自觉地运用了近代现实主义，而且还第一次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艺术境地，完成了某种单一的创作方法所决难完成的任务。”[16]两相对照，他对小说的认识有明显的丰富和拓展。[17]从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结论的调整体现出研究者立场、思路和方法的转变。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转变，严家炎在设计《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一书的体例时，将两篇分析《狂人日记》的论文予以分置。
辨析《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象征主义，在今天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正处于“文革”结束后的思想文化解冻的早春时节，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能否打破独尊现实主义的一元化格局，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对现代主义的重新发现与推崇，为打破一元化格局提供了契机。一方面，现代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难以否定的事实存在，只不过被长期拒斥；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在思想、文化和艺术理念上与现实主义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又使其成为对后者的有效制衡力量。对现代主义的态度，成为衡量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是否具备思想解放意识的重要标志。不过，接纳现代主义，对严家炎这样的成名学者而言并非易事。
在严家炎求学和刚刚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一家独大，浪漫主义尚可作为有效的补充（彼时将浪漫主义划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得到肯定的只有前者），现代主义则被视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被打入另册。以现实主义为主，认可浪漫主义作为有效补充（特殊时期则强调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拒绝并清除现代主义，成为一代文学研究者信奉的金科玉律，也形成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对此，严家炎似乎并不例外。然而，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严家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率先做出调整，认同并接纳现代主义，将象征主义视为鲁迅《狂人日记》创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这一选择绝非趋时之举，而是对自家学术立场、思路和方法以及知识结构的巨大挑战。事实证明，严家炎的努力取得了成效。鲁迅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多元性，使单一的现实主义无法穷尽其丰富的内涵，只有引入现代主义，才能做出符合作品实际的有效阐释。这使鲁迅研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支点。严家炎借助重新阐释鲁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调整和深化，也促成自家知识结构的拓展和更新。完成于这一时期的几篇鲁迅研究论文，如《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18]，连同为萧军、丁玲、徐志摩等被打入另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平反与正名的论文，共同实现了上述目标，也成为严家炎这一时期的学术代表作。
如果说严家炎在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对《创业史》的批评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性，对鲁迅研究虽然也有涉猎，但成绩似乎隐而不彰，那么“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严家炎进入自家的学术成熟期，对鲁迅小说的深入探究真正体现出代表性。不过，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通过考察《故事新编》的表现主义特征实现了新的探索。严家炎此前的鲁迅小说研究，主要集中于《呐喊》《彷徨》。这恐怕就是他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收录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中时改题为《〈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的主要原因。前引该书《自序》中的自我评价表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严家炎仍未能找到阐释《故事新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因此避免进行专论。随着阅读与研究的不断延展和深入，他在进一步接触并了解现代主义之后，将《故事新编》与表现主义相关联，进行了富于学术个性的独特解读。《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一文明确指出：“《故事新编》并非现实主义，而主要是现代主义——确切一点说是表现主义的产物。”[19]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严家炎致力于中国现代“新感觉派小说”研究，编选了《新感觉派小说选》（1983年编定，因遭遇“反精神污染”运动，延迟至1985年出版），并在自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年出版）一书中将“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辟为专章。其时，对“新感觉派”这一命名方式，严家炎与施蛰存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严家炎本人也曾提出若干种备选名称，如“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现代心理小说”“《现代》心理小说”等。[20]严家炎对这一小说流派进行历史考察之际，恰逢文艺界的“现代派”大讨论。他发表的《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一文，参与其间。“现代派”大讨论触发了严家炎对现代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也使他对现代主义更为熟悉。延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对《故事新编》表现主义特征的认定，顺理成章。
由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再到表现主义，虽然面对的是不尽相同的研究对象——由《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但严家炎每一阶段的鲁迅研究都呈现出立场、思路和方法的转变，甚至是飞跃。严家炎的鲁迅研究论文可能不是他在每一阶段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但与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在立场、思路和方法上高度契合。变，由此成为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质。可见，严家炎的鲁迅研究是动态化的，这保证了研究对象不会被一元化和历史化，而是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也使研究者不会被一元化和历史化，而是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深入参与和实时对话——这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生俱来的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符合这一学科长期坚守的立场和价值观。
由此可见，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之变，不是迎合时代，而是尊重文学与文学研究自身的规律，也尊重研究者的本心，因此在每一阶段都能够引领学术的时代风潮。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之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在场性，使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致沉入历史，而能够立足现实，并昭示未来。
二
《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全集版
严家炎的鲁迅研究在不同阶段有所转变的同时，亦有其保持恒常的不变之处，成为对某些学术理念与原则的坚守。
钱理群曾将严家炎的学术思想总结为以下三点：“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作风；多元共生的学术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场。”[21]这一总结，可谓不刊之论。
严家炎数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始终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可以用他的一部论文集的标题来加以概括——求实。在接受访谈时，他认为治学最重要的体会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22]。早年对柳青《创业史》的批评，他坚持从作品实际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指出作为英雄人物的梁生宝形象塑造的不足和作为“中间人物”的梁三老汉书写的成功，为此引发质疑和围攻，也在所不惜。严家炎对柳青是尊重的，对《创业史》是肯定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自家对作品的真实阅读感受出发，有一说一，在挖掘其优长的同时并不讳言其不足，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准确评价。同时，坚持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原初内涵出发，摒弃政治因素干扰下的变形的现实主义。[23]严家炎对作品的客观解读和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准确使用，正基于此。实事求是的原则与作风也体现在他的鲁迅研究中。
严家炎的鲁迅研究建立在认真阅读文本并充分占有和耐心爬梳史料的基础之上，努力保持论述的客观性和分寸感，绝少故作惊人之语。《〈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一文尽管受时代局限，只分析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但在阐释狂人病愈后去“候补”做官时指出：“‘候补’是否等于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呢？我认为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去要求过去。这件事是在小序中提到的，《日记》前面加个序言，目的无非是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读者的信任感，所以要顺带交代一下人物的去向。作者未必像我们现在想得这么多。何况，单纯的职业是不能代表人的思想的；所谓‘官员’，也有高有低，情况很不相同，不要一概认为去‘候补’就是向封建主义投降。例子很多，鲁迅本人就是一例。难道能够因为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职就认为他是‘封建官僚’吗？”[24]如何解读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矣”，见仁见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严家炎的论断体现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力图从鲁迅创作的语境出发，避免过度诠释。此外，上述论断也是对特殊时期从绝对的政治标准出发，判定作家、作品与人物的进步性或反动性这一简单化思维的警醒和纠正，是对常识的回归。同理，《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一文在提出作品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同时，还对《狂人日记》是不是意识流小说予以详细辨析。严家炎对此是否定的，他列举了持“意识流”说的研究者的论据，并进行了有力的辩驳，通过对《狂人日记》文体的考察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特质的分析，认为：“一个要把正常人的思维活动写成几乎是精神病患者，一个要把精神病患者的思维活动真实地展示在正常人面前，意识流小说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两者的距离就是这么遥远！”[25]除文本分析外，严家炎还从文学史中寻找依据，其结论颇具方法论色彩：
我们并不想对意识流小说一笔抹煞。作为一种流派和表现方法，意识流小说也有自己的长处和某种合理成分（特别在心理分析方面，它比传统文学有不少发展），因而有我们可以借鉴和吸取的地方。问题在于：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西方意识流小说尚未兴起，这篇小说也并不真有意识流的特质。说《狂人日记》代表了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第一次崛起，实在是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意识流手法对鲁迅有影响，是在后来写作散文诗《野草》时期。那时，他通过译介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较多地接触了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因此，在《野草》的不少篇什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定的意识流成分。至于意识流小说在中国文学界引起某种反响，那又要到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前半期——我们可以从冯文炳（废名）和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中先后看到一点端倪（20年代前半期郭沫若的某些小说只有意识流的片断）。即使如此，意识流小说在中国并非形成真正的“崛起”（近两年王蒙的小说也只是吸取了意识流一些手法，和西方真正的意识流作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26]
从《狂人日记》和西方意识流小说起源的时间落差入手，并从意识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传播与影响的史实出发，将《狂人日记》和意识流之关联做出了有效的辨析，结论确凿又用语审慎，体现出严家炎一以贯之的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和方法。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严家炎兼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前者体现在其早期对《创业史》《红岩》《李自成》《社戏》《故乡》等经典小说文本的考察之中，后者则承载于几部文学史的编写之中。对他而言，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虽然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内在的精神却有相通之处。严家炎指出：“要正确地开展文学评论，只有把作品或文学现象放到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衡量。历史主义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标准。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在体察人情，体察生活。这里的前提是要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只有当评论者本身也相当熟悉自己所要评论的那部分生活内容，他才能真正体察作品所写的人情，才能在艺术上做出中肯的评价。”[27]考察《创业史》，严家炎调动了自家参加土改的经验；分析《李自成》，则“先后阅读了百余万字的近二十种史籍，做了大量笔记，连崇祯逐年撤换的五十名内阁大学士的有关情况，都一一作了查阅考核”[28]。可见，尊重生活、尊重历史、求真求实是其文学批评的思想原点和生命底色。对文学史研究也同样如此。严家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带有根本性质的前提是“尊重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29]。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冤案和错案的纠正，以及对萧军、丁玲、巴金、胡风等作家的拨乱反正，正是对这一原则性前提的有效实践。
严家炎的鲁迅研究，恰恰兼具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特征。他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解读，往往从微观的史料阐释和文本分析入手，在此基础上得出整体性的宏观结论。坚持微观考察与宏观判断的齐头并进，贯穿严家炎数十年来的鲁迅研究中。早期对鲁迅单篇文本的细致考察，以史料为依托。晚近对鲁迅生前与身后若干史料的深入辨正，特别是《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增订版中新收录的几篇论文，则以文本为支撑。而且，严家炎对文本与文本、文本与史料以及史料与史料之间的关联极为看重，文本与史料、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在他的研究中具有鲜明的一体性。《论世而后知人，顾全方能通篇》一文充分阐述了其上述立场、思路和方法：“不‘论世’就不能真正‘知人’；不了解作者全人和著作全貌，就不能准确地判断局部和划分阶段；不顾及作品全篇，就可能连某个情节或细节也产生误解或曲解——这就是鲁迅提供的方法论给予我们鲁迅研究工作者的一点启示。”[30]很明显，严家炎的鲁迅研究的一些重要论断，都是基于对文本和史料的充分阅读与分析。他突出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同时又将史料当作文本展开细致的解读。他的鲁迅研究因此兼具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之功效。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上多元化的立场、思路和方法，使严家炎的鲁迅研究的最终指向，在于寻找并恢复常识。这是常的第一重内涵。事实上，严家炎的鲁迅研究，呈现的多为平淡无奇的常识。例如《狂人日记》的象征主义特征，本就是无可争议也无须争议的常识。但恢复这些常识却要经过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才能驱散遮蔽在常识之上的重重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惧怕常识、违反常识，甚至放逐常识的特殊时期，恢复常识、还原历史无疑具有极为宝贵的思想史意义。通过恢复常识、还原历史，严家炎将鲁迅及其作品重新问题化，使之再一次成为可以共享的常识。
常的第二重内涵是学术的常态。鲁迅研究遭受政治力量的压制、干扰和裹挟，长期处于非常态，表现为研究视角的偏离和研究步伐的停滞，甚至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混乱与扭曲。例如对鲁迅小说之创作方法的判断，奉单一的现实主义为圭臬，以某种非学术的既定观念为前提，而不考虑鲁迅小说的实际情况，不仅将鲁迅小说概念化和简单化，而且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颇为僵化。现实主义成为可以阐释一切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无处不在且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其特征、内涵和价值反而被抽空。严家炎的鲁迅研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打破了这一非常态。
由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再到表现主义，变的意义已如前文所述，但其中包含的常的价值同样值得关注。表面上看，变是严家炎在数十年的鲁迅研究中呈现的鲜明特质和秉承的重要原则，但变是常的表现和承载，常则是变的根基和底色。由变到常，以变为常，恰恰体现出以严家炎为代表的新时期鲁迅研究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使鲁迅研究悄然间恢复了常态，即采用多元视角阐释鲁迅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文本和历史以本来面目。严家炎反对“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指出“这是一种使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犹如论斤称布、以尺量米一样荒唐”[31]，正是建立在对学术常态的关注与坚持上。
三
严家炎先生与樊骏先生
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不仅彰显其学术研究的特色和取向，还体现出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的共性与个性。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第一代学者，如李何林、王瑶、唐弢、任访秋、田仲济、刘绶松、贾植芳、钱谷融等奠定基础，然而这一学科的建立，实有赖于第一、第二代学者的合力。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新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在高校教学科研体系中的确立，既源于第一代学者的筚路蓝缕，也源于在前辈师长的感召和自家理想的驱动下，投身于学科建设的第二代学者的实践和传承。对学科的拓荒与深耕，实由两代学者共同完成。温儒敏曾这样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32]
20世纪的上下半期皆为大时代，大事件、大人物层出不穷。第二代学者受教于下半期，却以上半期为研究对象，是经历过大风雨并书写过大风雨的一代。这使他们在学养之外，还有着坚毅果敢的生命韧性和深沉质朴的学术人格，而后者更能体现出这一代学者的特色和取向。与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第一代学者相比，第二代学者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尚处于人生和学术的进行态，他们是在参与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家的知识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第一代学者开创，但真正使其在地化的，是以严家炎、樊骏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与第一代和第三、第四代学者相比，第二代学者的学术修养和知识结构可能不是最合理与完善的，但在承前启后的同时，第二代学者在学术与人生之间建立紧密的关联。他们大多因经世而知世、因知世而论人。对他们而言，学术即人生，历史即现实。第二代学者有意识地通过学术研究保持自家参与现实、对话当下的意识和能力。这一选择，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生俱来的动态性和现实感，使之不容易被绝对地历史化和经典化，也确立了第二代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第二代学者的一大共性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高度关注。这与他们多为高校教师，借助文学史教学在高校教学体系中逐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地位密切相关。在教学的同时，第二代学者或多或少都主持或参与过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严家炎也不例外。他被唐弢亲自点将担任编委，参与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为上下册，上册内部印刷，下册原稿遗失）的编写。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唐弢身体不好，严家炎成为这部文学史上册修改和下册重写的实际负责人。[33]进入21世纪，他还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产生极大的反响。可见，文学史是严家炎的情之所钟，这一判断并不为过。在严家炎看来：“如果说具体作品的评论是点，文学史是线，两者可说是点和线的关系。但文学史研究不单纯是一个一个点的堆积，必须是好多点串联起来，寻找内在的根据，形成独到的发现。”[34]严家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位，以文学现代化进程为标识和主线，在1982年完成的《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释了相关思路：
我们的文学无疑应该现代化，也早就开始了现代化。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才有条件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早了整整三十年；就是说，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就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35]
以上论断固然契合了新时期对“四个现代化”的重新倡导。但严家炎对文学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对时代主流话语的简单迎合，而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际出发，寻找适用的标准与尺度，源于对文学史的长期浸淫和深入思考，从而在思想文化的重大转型期，做出了堪称定论的关键性判断，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转型。其中，鲁迅成为严家炎阐释“文学现代化”思路的重要支点。[36]事实上，“文学现代化”思路的最初提出早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一文。据严家炎回忆：“1981年，我在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所写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试着提出一种新的角度和标准，就是‘文学现代化’。……我从创作方法等方面对鲁迅的《呐喊》《彷徨》的特点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着重阐明其现代的意义。”[37]作为严家炎鲁迅研究的代表作，《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收录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一书时改题为《〈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对鲁迅做出了高度评价：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鲁迅这样以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很多。
这当然不是由于历史对这位作家特别宠幸，而是由于鲁迅小说本身思想与艺术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由于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38]
严家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断借助鲁迅而提出，也借助鲁迅落到实处。这固然基于鲁迅小说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地位，也源于严家炎的文学史观。前文引用了他关于文学评论与文学史之点线关系的论述，在严家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体系中，鲁迅是联结点与点、点与线、线与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关节。对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支点作用，自不待言。无独有偶，在严家炎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系列的写作过程中，陈平原在率先完成的第一卷中提出“消解大家”的写作思路，打破了既往的小说史体例。严家炎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消解大家’的方法，在你这一卷还适应，当然也有点小小的遗憾，比如这一段有哪些重要作家就不大清楚。到了后面几卷，有大作家大作品，你怎么办？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及体例，不应提‘消解大家’。”[39]在这一系列中，严家炎执笔的是第二卷，即1917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时段中难以“消解”的“大家”，除鲁迅外，并无旁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二卷迄今未能完成，恐怕与鲁迅的贡献和地位难以消解有关。这一细节，可以为考察鲁迅和鲁迅研究之于严家炎的重要意义添一注脚。
以鲁迅和鲁迅研究为支点构筑文学史体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中绝非个例。对这一代学者而言，鲁迅和鲁迅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鲁迅的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力，使之成为一个可以自足的存在，能够超越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进行独立的阐释与呈现。另一方面，在特殊时期，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获准公开阅读与研究的作家，成为研究者可以倚仗的为数不多的思想文化资源，尽管这一资源也时时遭遇政治的删减、压制和禁锢。基于此，第二代学者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论断，只有借助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才能获得较为充分的学理性或公认的合法性。以鲁迅和鲁迅研究作为支点和方法，在第二代学者中大体形成了共识。即使是不以鲁迅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难以摆脱。这样看来，严家炎的鲁迅研究虽然未必能够代表自家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未必能够代表第二代学者鲁迅研究的最高成就，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突出例证和真实写照。
在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者之共性的同时，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文是其鲁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理解和使用，引发了一定的争议。[40]但严家炎的出发点是对鲁迅小说进行数十年的探索之后，寻求一种盖棺论定式的归纳和总结，力图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找到能够涵盖鲁迅《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之共性的研究框架和阐释标准。借鉴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其目标正在于此。在借鉴理论的过程中，可能略显隔膜，甚至存在误解，但对上述研究目标的实现，无疑是有效的。严家炎的鲁迅研究，连同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虽都具有重文本、重史料的特点，但文本和史料是其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是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使每一个研究对象都能够获得系统全面的综合性判断。严家炎作为文学史家的素养和风范，蕴含其中。被他高度评价的文学研究，是“从文体发展和思潮发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历史研究形态的提升”。[41]《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文做到了这一点。
值得关注的还有严家炎独具个性的表达方式。他的论著不以文采见长，而是平实、率真而又笃定，绝少欲言又止、故作摇曳的左右彷徨。他的一些观点之所以引发争议，也和这种颇为自信的表达方式有关。
严家炎的治学是严谨的，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这一点有目共睹，得到同代和后辈学者的公认。但在严谨与严格之余，其善良宽厚的本性也体现在他的鲁迅研究中。《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文在分析《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形象时，提出“曾经做过酒店伙计的这位叙事者，如今至少已有三十多岁，他已经见过一点世面，知道生活本身的艰辛，不再是一个只知道嘻嘻哈哈的人物。他已经把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重新咀嚼过一遍，已经嚼出了一点人生的苦涩的味道，对孔乙己这类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增添了更多同情心”[42]。对小伙计的评价是否准确，尚可进一步讨论。但严家炎的分析却体现出自家的人性之善。表面上可能对人物的复杂性关注不足，事实上却保持着对人性之善的强烈信心，为此他宁愿放弃对所谓复杂性与深刻性的追寻。上述论断，在在彰显出严家炎内心深处的仁者风范。他的学术研究，在严谨之余，也有宽厚。
严家炎先生手迹
高远东就严家炎的治学提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涉及文学研究的普遍价值和原则，也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为：一、文学研究是该偏于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怎样才最好？二、文学史研究该如何取舍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三、对文学研究的学术体制，是以‘立’为本还是‘破’字当头？应该如何建构并寻求突破？我觉得严老师的治学内容、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就是建立在对这三个问题的个性解答之上。”[43]严家炎的鲁迅研究，介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之间，在史论中闪耀批评的光芒，在批评中彰显史论的厚重，有效地达成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的统一，而研究的变与常，恰恰体现出破与立的关系，由此实现了研究立场、思路和方法的多元共生。可见，严家炎的鲁迅研究有力地回应了这三个问题，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支点作用和结构性意义。
严家炎先生曾这样表达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定位和期待：“应该把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人学’，而不是作为现代史的插图来研究”[44]，也曾这样表达对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定位和期待：“在中国文化寻找精神出路的同时，中国文学也没有一刻的停顿。”[45]上述论断，既是他对文学研究的美好愿景，也是他数十年来治学的实绩。
鲍国华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300387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2期）
注 释
[1]《严家炎全集》中的《严家炎先生年表》1946年条目记载：“读初中，较多接触巴金、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尤喜鲁迅小说，终身受其影响。”《严家炎全集》第10卷《对话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91页。
[2][8]严家炎：《增订版自序》，《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增订版自序”第1～2、1页。
[3]《严家炎全集》第5卷《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删除了增订版中《一九五七年夏毛、罗对话试解》一文，原因不详。
[4]严家炎在接受访谈时指出：“从1980年的第一本书《知春集》以来，我自己曾经出版过二十二本书（有的以不同的题目再版过，但实际上只有二十二本）。其中，《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三本是著作，其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章的集子，而且厚薄不等，书名的含义也各不相同。”严家炎：《十卷〈全集〉，求实人生——严家炎先生访谈录》（访问：李浴洋），《严家炎全集》第10卷《对话集》，第175～176页。
[5]《〈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读〈社戏〉》《论鲁迅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评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两个口号论争的再评价——在一个讨论会上的发言》。
[6]《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读〈阿Q正传〉札记》、《思想家的深思熟虑——谈鲁迅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察和思考》、《鲁迅对〈救亡情报〉作者谈话考释》（附《有关〈救亡情报〉与〈鲁迅先生访问记〉的一点补遗》）、《论世而后知人，顾全方能通篇——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感想》。
[7]《〈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和《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
[9]严家炎：《自序》，《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自序”第2页。
[10][11]严家炎：《〈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22、25页。
[12]严家炎：《读〈社戏〉》，《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27页。
[13]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严家炎全集》第2卷《知春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128页。
[14]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严家炎全集》第2卷《知春集》，第129～141页。严家炎关于《创业史》的几篇论文与上述关于《社戏》和《故乡》的两篇论文，作于同一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15]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4页。
[16]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00、104～105页。
[17]若干年后，严家炎在一篇整体论述鲁迅小说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狂人日记》“刻画狂人，用写实主义，写出一个非常真实的医学上无可挑剔的‘迫害狂’患者；寄寓思想，用象征主义，透过疯言疯语暗示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写实主义越成功，象征主义才能越加发挥它的威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37页。
[18]后一篇初刊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题为《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收录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一书时，改题为《〈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
[19]严家炎：《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25页。
[20]相关史料及阐释，参见陈艳《严家炎与施蛰存“新感觉派”争议考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21]钱理群：《严家炎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代学人”的影响——在“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
[22]严家炎：《十卷〈全集〉，求实人生——严家炎先生访谈录》（访问：李浴洋），《严家炎全集》第10卷《对话集》，第184页。
[23]严家炎在《就现实主义答〈文学百题〉编者问》一文中谈及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现实主义（Realism）亦称写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式来塑造形象，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强调的‘如实地摹写’，大体上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实主义要求写出生活的真实：从细节、情节、环境，到人物的性格、外貌与内心的描写，都应该从生活中来，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作家应该充分尊重生活，使自己的主观感情服从客观生活逻辑，而不是用他去修改生活逻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种违背生活真实的主观主义方法，为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取。”《严家炎全集》第10卷《对话集》，第148～149页。
[24]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3页。
[25]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07页。
[26]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07页。
[27][28]严家炎：《回忆·感想·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严家炎全集》第7卷《问学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54～55、55页。
[29]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严家炎全集》第7卷《问学集》，第61页。
[30]严家炎：《论世而后知人，顾全方能通篇》，《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11～112页。
[31]严家炎：《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20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严家炎全集》第7卷《问学集》，第23页。
[32]温儒敏：《〈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序言》，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2页。
[33]在《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一文中，严家炎详细记录了唐弢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几条重要原则：“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辗转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除对第三条略有保留外，严家炎的文学史研究，一直秉承着其他几条原则。《严家炎全集》第7卷《问学集》，第177页。
[34]严家炎：《生命不息，求索不止——严家炎教授访谈录》（访问：季亚娅），《严家炎全集》第10卷《对话集》，第163页。
[35]严家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严家炎全集》第3卷《求实集》，第137页。
[36]在此后的20余年间，尽管严家炎对“文学现代化”的内涵和表述方式有所调整，但基本立场、思路和方法则一以贯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更多使用“现代性”概念。在《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一文中详尽阐述了自家对“现代性”的理解。《严家炎全集》第8卷《朝闻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33-38页。在《近年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开幕词》中，他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大现代性”的概念：“时间上包括了通常所谓‘近代’‘现代’‘当代’乃至‘后现代’，地域上包括了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全体，文学种类上包括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艺术性质上不仅从民族固有传统出发，面对自己国家人民生存发展的种种问题，而且还以世界优秀文学遗产做背景，面对当今人类共同的现实处境。”《严家炎全集》第9卷《随笔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在《严家炎全集》代序中，他则进一步强调“纵观我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严家炎：《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代序》，《严家炎全集》第1卷《考辨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代序”第4页。
[37]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严家炎全集》第7卷《问学集》，第13页。
[38]严家炎：《〈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69、86页。
[39]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40]参见高剑芳《文本分析中“复调小说”理论歧义——对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点不同意见》，《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4期（下）；李有智《复调与启蒙是对立的——严家炎“鲁迅复调小说”理论质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41]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严家炎全集》第9卷《随笔集》，第80页。
[42]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41页。
[43]高远东：《严家炎先生的治学精神》，《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
[44]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严家炎全集》第10卷《对话集》，第24页。
[45]严家炎：《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代序》，《严家炎全集》第1卷《考辨集》，“代序”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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