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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利锋：《行动的诗学：鲁迅后期杂文的生成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在国内鲁迅研究早就是一门显学。在海外，日本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由来已久，而英语世界21世纪以来也形成了“鲁迅热”。[1]或浅或深，或偏或全，或贬或褒，对于鲁迅各有各的说法，这本身就说明了鲁迅的影响力。因此，如果还要继续选择鲁迅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业已形成的深厚的学术史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找到新的切入点。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面对鲁迅其人其文，还要面对庞大的研究史。可见鲁迅研究不仅是一门显学，而且研究的门槛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鲁迅研究以其自身的魅力在吸引人，同时也因为它的拥挤与挑战在劝退人。21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特别是硕、博学位论文，在尝试新的研究角度方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确实也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笔走偏锋、一味趋新。这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毕竟硕、博学位论文是规定动作，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有严格要求的论文，填补空白、小而新类的选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不过，要整体上把握鲁迅其人其文却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只有正面进击，在关键处用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且持之以恒，才可能逐渐走近鲁迅。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研究近乎一场修炼，我们不能期望它能带给我们短期收益，但长远看付出总会有回报。牟利锋的《行动的诗学：鲁迅后期杂文的生成研究》这部专著迎难而上，将鲁迅南迁之后的杂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力图在系统理解其人其文的基础上对后期杂文予以透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长线选题。这样的选题确实很磨人，而真正的收获也正来自这一磨砺的过程。
一 正面回应鲁迅杂文的挑战
如何正面接受鲁迅杂文的挑战呢？一方面当然还是需要先钻进去，对鲁迅自身的文本及其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真切的了解。鲁迅三十余年的写作史留下来的文字数量不可谓不大，且与时代关系密切，涉及转型之际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就是一部现代中国史，全面把握很不容易，只有沉浸其中下笨功夫啃，此外没有别的出路。具体来讲，研究鲁迅绕不开文献学的功夫，在辑佚、鉴别、细读、精选各种鲁迅文本和次文本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真正回到鲁迅那里去。好在有关鲁迅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只要办法得当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各种《鲁迅全集》、《鲁迅年谱》、集外文、回忆录、研究论著等的收集、校对、注释、编撰，可以说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集中体现。林辰的《鲁迅事迹考》、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蒙树宏的《鲁迅史实研究》、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等均是鲁迅文献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随着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化，鲁迅文献学也面临新的挑战。新发现的材料愈来愈罕见，新的考订也愈来愈难有助益。鲁迅文献学如果只是在面上做文章很难有真正的突破。选取与鲁迅个人的思想、写作真正有内在关联的节点，深入下去，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近年来鲁迅与19世纪的域外文化文学、鲁迅与金石学传统等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成果。
鲁迅文献学研究著作
另一方面，正面接受鲁迅杂文的挑战，在钻进去之后也需要读出来。我们当然首先需要了解鲁迅及其时代，准确掌握文本内外的信息，但真正地理解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则需要跳出来，学会与鲁迅及其时代对话。表面上看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对话，背后其实是两个时代的碰撞。只有在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中，我们才能将信息转化为思考，将文本转化为精神。这种转化能力来自研究者自身在不同时代和个体的对照中所形成的问题意识，其差异、缝隙不但不需要弥补，也许正是问题的来源。也正因如此，研究中有洞见也就不可避免会有遮蔽，但在整体上，在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中，鲁迅研究在不断推进。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与鲁迅研究者强烈的对话意识直接相关。王富仁、钱理群、王得后、汪晖等人的研究无不是从新的时代意识出发对鲁迅进行各具特色的解读。王富仁对鲁迅思想革命特点的发掘、钱理群对鲁迅“心灵辩证法”的剖析、王得后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梳理、汪晖对鲁迅与西方非理性思潮联系的阐发等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将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作为平等的个体与之对话的结果。如果说研究鲁迅钻进去需要的是文献学的功夫，那么读出来需要的则是阐释能力。如何与鲁迅及其时代对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是如何激活文本，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且能即小见大，形成自己的视角和线索。鲁迅研究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在文献学与阐释学两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鲁迅阐释学研究著作
杂文在鲁迅的所有文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鲁迅杂文的研究更是难上加难。除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五部创作，鲁迅其他的写作几乎都是杂文。事实上，即便五部创作如研究者所说也带有杂文性，杂文性可以说是鲁迅写作的一个基本属性。现代杂文不仅在鲁迅手里成熟，而且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但另一方面，杂文如鲁迅所说，不少人将它看作自己的“死症”[2]。写杂文不但挨骂，写出来以后，能不能算作“文学”也都成为问题。所以，杂文虽然对于鲁迅如此重要，但鲁迅杂文的研究相比其他文类来说却是相对滞后的。对于鲁迅杂文的提倡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左翼文化阵营，瞿秋白是最早试图对鲁迅杂文进行理论把握的左翼批评家。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认为在现代中国思想界不断分裂的过程中，特别是伴随着“五卅”前后群众革命浪潮的兴起，鲁迅最终从早期的个性主义走向了集体主义、从进化论走向了阶级论。这一转变对于鲁迅来说是决定性的，鲁迅由此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3]，而最能体现鲁迅此种转变的就是他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因其“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成为一种“文艺性的论文”。[4]瞿秋白从阶级论出发对鲁迅的阐释成为此后的鲁迅研究，特别是左翼鲁迅研究的基本框架，“文艺性的论文”也就成为左翼对鲁迅杂文的一个基本认识。“文艺性的论文”从文学与政治相关联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杂文无疑是一大贡献，但在具体论述中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两者的关系往往成为对研究者的一种考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都将文学性与政治性分而治之，首先强调的是鲁迅杂文的政治性，艺术性只是在服务于政治性的前提下才会被提到。徐懋庸、唐弢、钱谷融等人都对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有过专门论述，特别是对其形象思维和语言艺术的分析已经比较到位，但形象思维等最终仍然是体现杂文政治性的一种工具，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过于狭隘的理解，让鲁迅杂文的研究进退失据，很难真正打开局面。而鲁迅杂文的阅读和研究也在新时期去政治化思潮的助推下，越来越边缘化。
可以看到，文学与政治辩证统一的二元框架作为左翼鲁迅杂文研究的基本模式，既有力地推动了鲁迅杂文研究的深入，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鲁迅杂文研究其他可能性的展开。囿于左翼二元框架，延安时期以来的鲁迅杂文研究对于政治、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想象力和生产力均在弱化。如何重新面对鲁迅杂文？首先需要的不是在阐释的框架、角度等方面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即跳出既定的阐释框架，回到鲁迅杂文的文本本身。在一篇一篇细读鲁迅杂文文本的基础上，将其置入鲁迅个人的微观语境当中，顺藤摸瓜，寻找契合其人其文个体性的线索和脉络。此种从微观视角出发所呈现出来的个体性，因与活的日常、生命、社会等熔铸在一起，反倒拥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切身感、历史感。如果说左翼阐释框架中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偏于外在的政治，体现为硬约束，那么此种细读所涉及的政治就是一种内在的政治，体现为软约束，事实上更为本质。这样读鲁迅的杂文虽然少了几分宏大关怀，但其人其文内在的力量和政治性将更加清晰。木山英雄从实力与文章角度来解释鲁迅文章的魅力，就是将鲁迅写作“内在的自由”带进来，硬碰硬地面对鲁迅文章的挑战。[5]应该说不论是鲁迅研究的文献学进路，还是阐释学进路，当下最有成效的进展都来自在研究取向和思路上的一种“回归”，不断回归到鲁迅其人其文的底层事实和逻辑，回到鲁迅最具个体性的底色，正面接受鲁迅杂文的挑战。
二 行动主体的提出
诚可谓风水轮流转。21世纪以来，左翼文学文化再次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再政治化的研究思路也被研究者郑重提出，而鲁迅杂文的研究也逐渐热闹起来。既然鲁迅杂文是时代的产物，而杂文又是最贴近鲁迅自身的文类，最稳妥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回到鲁迅那里去，也就是说，知人论世仍然不失为研究鲁迅杂文最可靠的一条通道。从“知人”的角度，牟利锋认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理解鲁迅的主体性思想，并由此进一步思考鲁迅与杂文的关系。
为准确理解鲁迅的主体性思想，牟利锋将目光投向鲁迅早期有关文明论的论述。在鲁迅看来，19世纪西方以科学和民主为主导的主流文明已为“迁流偏至之物”，如果不详察西方文明之实际，又不细究中国社会之情状，“横取而施之中国”，只能加重危机。所谓文明，一定是“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取西方文明之美善而可行诸中国者。所以鲁迅郑重提出“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6]。这一主张的核心就是要以自我为中心，即在主体论的基础上建构独具特色的文明论体系。而不论是“重个人”还是“非物质”，牟利锋发现鲁迅有关主体性的思考存在着两极性现象：一极是对个体的本体性思考，如“无”“自性”“主观”之我；另一极是对个体的功能性思考，如“有”“个性”“意力”之我。鲁迅思想中的主体意识事实上也内含着一种两极性的结构，而鲁迅的主体性思想就在这两极之间的互动中产生。一极是经由施蒂纳、克尔凯郭尔等人启发而产生的“无”“自性”“主观”之我；另一极是经由叔本华、易卜生等人所启发的“有”“个性”“意力”之我。这两极代表着鲁迅对个体主体性不同面向的探索，两极之间虽然存在矛盾、冲突，但并不需要调和，“无”所代表的一极与“有”所代表的一极互为对方的镜像，在主体意识中共生。当主体意识向“无”的一面极端靠近、发展的时候，“有”的一面不是被取消、压抑，而是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正是在“无”的一极与“有”的一极相互依存、激发的两极性结构中，两极之间的对话与对抗最终导向主体的行动性。也就是说恰恰是两极结构之间的张力推动鲁迅召唤一种独具特色的行动主体。鲁迅这一阶段对“精神界之战士”的表彰就是这一行动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
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杂志第七期，1908年
鲁迅的主体性思想从留日时期萌芽，到《呐喊》时期侧重思想层面的行动性，再到社会领域真正的行动主体的确立，牟利锋认为最为关键的时期是1925年，即鲁迅自己所称的“交着‘华盖运’”[7]的时期。更为完整一点看，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拓展为南迁前后，即1925年到1927年。南迁前后的鲁迅无论个人遭遇还是思想、写作都处在极度分裂但又极具创造力的状态之中。鲁迅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向“无”的一端极端探索，表现出来就是《野草》《彷徨》里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向“有”的一端无限沉溺，表现出来就是《华盖集》《坟》里的杂文。我们只有完整把握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行动主体的产生。当我们以有关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为线索来审视《野草》的时候，就会发现《影的告别》和《这样的战士》可以分别看作主体性思考的入口和出口，《墓碣文》代表了主体性思考向“无”的一端挖掘所能到达的深度，而《过客》则代表了主体性思想向“有”的一端探索所拥有的可能性，即分别是主体性困境与出路的最具象征性的文本。可以说，整部《野草》就是对主体性问题的极端拷问，在主体被无限逼向“无”的一端的同时，“有”的一端也逐渐呈现出来。正是通过“无”与“有”之间的深度碰撞，最终激发出充满过程性、生产性的行动哲学。而在另一方面行动主体得以真正确立也离不开个人现实境遇层面上各种具体事件的刺激。南迁前后鲁迅个人境遇趋于极端化，一是接连遭遇前所未有的切身的政治性事件，如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三一八”惨案、“四一二”事变等；二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所谓“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8]，鲁迅自身思想的孤寂与绝望与日俱增。正是通过对内外两个层面自己所面临困境的清理，鲁迅行动主体的思想最终得以确立。
鲁迅：《华盖集》，北新书局1926年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牟利锋将行动主体的建构之路与以往的单一主体思路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不论是《过客》《这样的战士》，还是《华盖集》时期的杂文，“我”或者主体的重塑已经不再只是基于实在论或者单一主体论的重塑，而是处在与外在世界或者他者相互交融的过程之中。这在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主客体二元论的认知框架，走向一种交互影响的生成模式。这就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行动主体观，其行动主体既不是根据自身的主观意图随心所欲走向单一主体，也不是完全为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跟随不同的个体情境为自己赋形。可以看出，通过对实在论框架之下主体论的反思或者消解，鲁迅延续早期主体意识两极性结构的思考，最终确立或者重建了极富特色的主客交融形态的行动主体。可以说，牟利锋从行动入手对鲁迅的主体性思想进行解读，将思想与实践、意志与行动等很好地结合起来，有效解决了思想如何介入社会领域的问题，而这正是鲁迅思想与写作的基本特点。
伴随这一行动主体的思想，鲁迅针对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学传统提出了颠覆性的看法，“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9]。中国的文学传统之所以不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原因就在于“不撄人心”，而诗之所以可贵，就是要“撄人心”。[10]由“撄人心”出发，鲁迅特别倡导摩罗派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行动精神[11]，此种行动精神发而为文学就成为行动的诗学，而行动的诗学在鲁迅这里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杂文写作，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整个写作都是一种行动的诗学，或者带有杂文性的。杂文写作从留日时期开始萌芽，到《新青年》时期逐渐展开，再到《华盖集》时期发展成熟，最终在上海十年成为鲁迅最重要的写作类型。鲁迅后期十年的杂文写作可以看作行动的诗学最集中的体现，这也正是牟利锋这本书要讨论的对象，极其深刻、极其精辟！
三 作为“行动的诗学”的后期杂文
如果说通过“知人”，牟利锋以行动主体为切入口，对鲁迅其人有了一个整体把握；那么接下来针对行动的诗学，特别是鲁迅后期十年的杂文，“论世”则是不二选择。这里的“世”需要稍作辨析。“世”虽然指向时代背景，但不能笼统言之，时代背景只有与具体的写作者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一个”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所谓的“世”最终只有落实为写作者具体而微的个人境遇，才能激活它的生产性。同样，讨论文学的政治性不能抽象、空洞地去谈，政治性必然和作家的日常生活、个人境遇熔铸在一起；鲁迅杂文的政治性、现实感也正是基于其个人的具体境遇。
牟利锋在此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布尔迪尔社会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更有生产性地解释和激活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布尔迪厄等试图超越主体与客体，主观意志与经济、社会或文化因素，能动性与结构等之间的对立，建立一种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避免主客观两者之间的割裂和排斥。场域、习性等就是布尔迪厄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在布尔迪厄这里“是力量关系——不仅仅是意义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12]。“场域”绝非一个系统化、制度化的既成空间，而是一个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所以针对“场域”的研究也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方法，即从单维度的、静态的分析走向多维度的、动态的分析。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场域中的个体也就成为行动者（agent），与生物性的个体、行为主义的行为人（actor）、纯粹主体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体等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的行动者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行动者首先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生物性或精神性的个体存在，而是深深地嵌入社会场域之中，在事实上成为一个社会行动者。作为社会行动者，他的一言一行与其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拥有的资本等直接相关。其二，虽然行动者深度嵌入社会场域之中，但他们一刻不停地重塑场域，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遵循社会领域的既定规范。从这个意义上，场域就是一个斗争之场，而行动者就是斗争的最终承担者。在斗争的过程中，场域与行动者均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但真正的实践所蕴含的创造性、革命性也由此而生。
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从场域理论的角度看，南迁之后的鲁迅正处于一个社会行动者的位置上，他的所思所写所为也均应置于作为行动者的社会场域之中去理解。为整体上理解鲁迅南迁之后杂文的生产场域，牟利锋提出三个关键性的事件进行了讨论：一是与革命文学派的论争，二是介入《申报·自由谈》的写作，三是个人生命在晚年的遭际。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以“革命”为旗帜的主流政治文化随着北伐向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同样，在以革命为中心所建构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文学的性质、地位、功能等必须重新得到说明。与此相应，围绕文学的各种力量也在新的文学生态系统中被分化、组织、重构。正是在这个时候，创造社、太阳社联合发起对鲁迅的批判，焦点正是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对于尚保持沉默的鲁迅来说这恰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让他借此清理政治、革命与文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而这种清理对他此后的写作，特别是杂文写作意义重大。革命文学论争所涉及的话题，如政治、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鲁迅此阶段必须面对，甚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对于鲁迅而言不仅是处理如何面对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是鲁迅在写作文类上做出最终选择的过程。
《申报·自由谈》
面对现实或历史，进入的路径不同所看到的面貌会大相径庭。精英知识者看重《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等同人刊物引导舆论的价值，《申报》等商业报刊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如果想从微观角度对转型之际的中国社会有一个较为具体而真切的了解，《申报》所代表的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语境就值得重视。《申报》等商业报刊虽然不像同人刊物以言论引领社会思潮，但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关中国社会的日常文化生态的活的场域。介入《申报·自由谈》让鲁迅真正突破精英知识者的文化圈层，与普罗大众，特别是与上海的市民社会产生关联。“《自由谈》时期”鲁迅的杂文写作看似漫不经意，实则借助与当时各种媒介的对话深入现代消费社会的肌理，发展出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新体式。
在左翼内部的矛盾，乃至疾病、死亡等多重因素的挤压之下，鲁迅在其晚年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面对晚年的“苦境”，鲁迅逐渐放弃“《自由谈》时期”向外拓展的取向，转而向内发展，即重新选择以自己为中心，勾连自身与时代、写作与现实、内与外。左翼内部的矛盾、疾病、死亡虽然首先引发的是个体化的有关生命的压迫性体验，但鲁迅独特而可贵的地方在于，总能将此种体验与更为深远广大的世界联系起来。晚年在左翼内部矛盾、自身的疾病与死亡等重重压迫之下，鲁迅对自身所处的知识分子传统、对《新青年》以来自己所坚持的启蒙传统、对自己的杂文写作等展开了反省，回归思考与写作最原初最朴拙的立场，反而让他的杂文写作拥有了某种超越现代的品格。
从鲁迅行动主体的思想出发，最终落实到作为行动诗学的鲁迅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牟利锋对鲁迅其人其文形成了一个贯通性的自成一家之言的理解，而这一定程度上其实和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自身传统的反省直接相关。传统中国知识者，特别是儒道两家虽有入世出世之别，但在自身与外在社会的联系上都倾向于内在超越之路，个人的心性修养成为转化的关键。而现代中国知识者在立足未稳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专门化的趋势，“闭户读书”“踱进研究室”等都是这一意识的集中体现。此种知识传统极易让知识者的思考和写作走向封闭和自我繁殖，无法获得真正的生产性，而知识者自身也自然成为既定知识建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鲁迅的思想和写作强调的则是它的介入性、行动性，不论是相对于中国的古典知识传统还是现代知识传统，这都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而鲁迅本人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异类。作为异类存在，也许就是鲁迅其人其文跨越时代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牟利锋对鲁迅杂文的解读不仅成系统、有新意，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下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
记得20世纪七十年代，叶圣陶在与长子叶至善讨论当年出版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和《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时说过：“鲁翁之文，要当时与他非常接近的人才明白。许广平死了，许季茀也早死了。冯雪峰有一时期与他常往来，但是冯是拘泥而又粗疏的人，未必真理解鲁翁。唐弢似乎比较好，现在是病号，不知能否做工作。到将来，鲁翁之文是肯定流传的，但是谁都不甚了了，只能随便猜。”[13]牟利锋这部高水平的原创性著作的面世，不仅是“鲁翁之文是肯定流传的”的见证，也为怎样才能“真理解鲁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商金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2期）
注 释
[1]寇志明：《美国的“鲁迅热”——英语世界学术界对鲁迅的再评价》，《东岳论丛》2023年第2期。
[2]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4]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红色光环下的鲁迅》，第8页。
[5]木山英雄：《实力与文章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散文的发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6]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7]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8]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9][10][1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70、68页。
[12]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0页。
[13]叶圣陶1972年5月13日给叶至善信，载《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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