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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东 | 在“国家游记”中发现美国与镜鉴自我——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与托克维尔《美国游记》的对读
托克维尔《美国游记》
内容提要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与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开创了“国家游记”这一游记新形态，其观察主体被赋予国家代言人身份，通过“发现美国”与“反观祖国”的双重视角，探究自我国族和社会变革的路径。梁启超在北美开启的是城市之旅，托克维尔则聚焦于美国的荒野和乡镇，二者却殊途同归地揭示出美国制度的限度与不可复制性，为破除西方中心论、理解制度多样性提供了重要启示。两部游记将“国民性”视为强国之基，在对本国族裔与美国民族的比较中，提出了国家政体与国民性的适配度问题。对读两部游记，在多重镜像中发现他者与镜鉴自我，为坚持民族文化本位、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植根历史和思想深处的启迪。
关 键 词
《新大陆游记》 《美国游记》 梁启超 托克维尔 国家游记 国民性
引 言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1831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两人随手写下的《新大陆游记》与《美国游记》，对民主、平等、自由、文明、种族、国民性格等问题的前瞻性思辨，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启示意义。托克维尔的美国游记以及相关著述，并不限于观察、评述1830年代的美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民族性格，而是“驰想于未来”[1]。1950年代迈耶在《美国游记》“导言”中写道：“我们感到托克维尔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并非因为我们重新发现了他，而是因为他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问题。”[2]同样地，梁启超在120多年前游历新大陆时所做观察和思考，至今仍能激发我们的时代之思和世界之问。李书磊在重读《新大陆游记》时就指出，梁启超对美国的许多发现、判断，“超出了中国的利害本身”，“他不仅能了解、收集美国社会的现象，迅速建立对异文化社会的确切知识，同时还能见微知著，迅速地判断、联想，以相当敏锐的感觉从一些细小苗头形成对美国未来的预言”。[3]梁启超与托克维尔的旅美见闻、叙述和评论，都立足世界与未来的态势，以美国为镜，探究自我国族和社会变革的来路与去向，与新时代中国倡导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4]的文化创造之路，在观念上构成了历史性的对话。同时，二者皆形成了“国家游记”与“民族自志”叙事的文体样式，皆以国家代言人的身份来考量美国文明，且都将“国民性”作为根本视点，这就为跨时空的对话和对读提供了可能。
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以美国为中国之镜，从社会组织、经济形式、文明状况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发现美国”进而“反观中国”；托克维尔的《美国游记》以美国为法国之镜，在法国与美国、法裔与英裔的比较中，烛照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情和文明性质，并思考法国民族性格在北美的适应性问题。将梁启超和托克维尔的美国游记进行对读，在中美互观、法美互观之外，来自中国的梁启超与来自法国的托克维尔各自的美国书写，亦构成了相互参照。两部美国游记的对读形成了多重镜像，不仅彰显了梁启超和托克维尔的“国家游记”体式、“民族自志”叙事和对制度文明的辩证思考，亦敞开了其镜鉴历史与现实的理论空间。
一 “国家游记”的创构
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托克维尔的美国游记，其叙述都超越了私人游历的层面，围绕民族国家形成了一种公共言说。两人的游记采取多体式的拼贴混搭风格，日记、政论、访谈、对话录、旧体诗、新闻、演讲、读书笔记等混杂一体，形成了综合性的文本样态，可以称之为“国家游记”。
“国家游记”之“国家”可从多个维度加以理解。在梁启超和托克维尔的美国游记中，游历者以国家代表或代言人自居，有着革新图强的使命感，把美国作为新生共和国的典范进行观察和剖析，以明确的民族身份意识打量欧洲民族、印第安人和新移民，尤其关注本国族裔在美国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总之，二者皆以美国为镜，映照自我民族国家的现状与未来。
托克维尔和梁启超的美国之行，出于变革国家政治体制的初心。托克维尔出身于法国诺曼底的贵族之家，去美国游历之前，担任凡尔赛初审法院的助理法官。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法国由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政体，在政权新旧交替的纷扰时期，托克维尔与好友古斯达夫·德·搏蒙“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其受到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到这个国家去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5]当然，《美国游记》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记录了托克维尔调查美国民主制度运行机制的具体情形，并呈现了他对民主、平等、自由、宗教、种族、文明进程等社会问题的思辨过程。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相当于持有“介绍信”，因此他在美国畅行无阻，顺利采访到美国社会各界人士，深入调查各地情形。在美国考察结束后，他撰写了影响广泛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积极竞选众议员并担任过制宪委员和法国外交部长，这些都可视为美国之行及其游记对托克维尔的政治道路和对法国民主思想建构的后续影响。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99年梁启超第一次由日本去美国，只到了夏威夷，中途受阻折返，他自言去美国的目的是“问政求学观其光”[6]，但在澳洲华人中他却宣扬此行是“承皇上密诏，出外求救”，为了“救君救国，保种保教”[7]。1903年梁启超再次启程去美国，他称这次美国之旅为“续旧游”[8]，并言及此行的两个目的：“一以调查我黄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9]《梁启超年谱长编》以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人的书信往来为依据，归纳出梁启超出游美国的多重目的：“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分，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10]关于游美的真实目的，梁启超的自述有掩饰的成分，而“年谱”的归纳又显烦琐。就其关键而言，梁启超出游美国根本上是为了“建党”[11]和“考察政俗”——发展海外中国维新会（保皇会）组织，依靠海外华人的力量，内外联动，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创立“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的新中国。梁启超的美国之行除留下了游记，还衍生出《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独立》《论希望》《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论俄罗斯虚无党》《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等一系列论说。游历的见闻和思考也确立了梁启超在立宪运动中无可替代的理论权威地位，国内以“行宪政”为中心的相关政策文件，常常仰仗他来起草，如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回京后，进呈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实为梁启超起草。清政府预备立宪后，“当时清大吏不解宪政为何物，其馆（按：宪政编查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故先生当年代宪政馆及各衙署各王公大臣所秘撰之宪政文字，约计有廿余万言”。[12]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蔡元培所撰挽联可谓对梁启超一生追求的概括：“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13]保障共和、宣传欧化之功业，与梁启超1903年在“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14]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不无关系。
梁启超和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及其游记，以变革国家政治体制为目的，可视为民间性质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政治事件与文学表现，其游记可称为“国家游记”。
“国家游记”是一种权威性的言说，而言说的权威性与言说者身份相关。《新大陆游记》文体的国家性质获得了游历者权威身份的加持。梁启超在西贤雪地（City of Zion）的教堂演讲后，当地的英文宗教刊物《康复之树》在报道中对梁启超做了如下介绍：
他出身高贵，曾经是那个拥有五亿人口庞大帝国宫廷中的核心人物。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会重新回到那个国家的权力中心。他就是中国的前三品大员，曾任皇室帝师、京师大学堂教习、光绪皇帝陛下私人顾问的梁启超先生。梁先生目前是中国维新会副主席和总部设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总编辑。[15]
梁启超作为中国维新会的二号人物，自踏上北美大陆，每到一地，备受礼遇和拥戴，有几个城市甚至安排了军乐欢迎仪式。凡游历的城市，梁启超几乎都发表了演讲，演讲的情形显示了梁启超对海外华人的号召力，在演讲中梁启超是以国家政治改良的代言人身份发声。梁启超在游记中不仅突出自己在华人群体中受拥戴的情形，更强调自己与美国政界商界大人物交流，以及在协会团体演讲时的国家代言人身份，他专门写到在纽约赴亚细亚协会宴请并演讲的情形：
座中美国人二十三，日本人二，中国人并余而六。其美国人类皆纽约市中实业家之有力者也。此会之目的，全在生计上，于政治上毫无关系。然东方稍知名之人至者，必飨宴焉。前公使伍，现公使梁，皆尝到演说。宴梁后半月而余至，席间总干事赫钦士，先起演说，极言美国无利中国土地之意，惟愿保和平兴商务。余亦照例述感谢之词，并言中国若不得良政府，则世界之平和，终不可得望。列强狃于现政府一日之安，欲在此乱机满地之市场，殖其产业，非预备数倍之保险费不可；或又欲利用现政府之昏弱，而因以攫特别之权利，吾信其将来之或失，必不偿现在之所得云云。余约演四十五分之久，此后继演者尚十数人，率皆照例附和余言。[16]
美国的亚洲协会（亚细亚协会）为美国本土商人的协会组织，在中美通商的关税调整等国家事务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17]梁启超游记中的这段叙述，尽管强调亚洲协会与政治无关，纯属商业组织，但协会总干事与梁启超的演讲都是围绕中美政治关系对商务的影响而展开的，双方的演说类乎外交发言。在解说亚洲协会宴请东方人士的惯例时，梁启超特意提到两位人物，即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和梁诚，以身份关联与语意逻辑确认了梁启超的国家代言人身份；众人附和他的观点，则进一步强化了他言说的权威性。
梁启超的国家代言人身份，亦为美国社会所认可。作为“国家游记”的《新大陆游记》，记录了梁启超在美国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活动除了发展中国维新会组织，“接见邦人，接见报馆访事”和各处演讲之外，游记还重点叙述了梁启超约见或拜访美国总统、外务大臣、亚洲协会总干事、《社会主义丛报》总编辑、摩根公司总裁、锡安天主教会大主教、蒙大拿州州长、斯坦福大学校长等人，所谈皆国事，包括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和世界发展等重大问题，梁启超在对话中扮演了中国代表的角色。例如，记述梁启超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会晤的情形，重点突出了罗斯福对梁启超的尊重、对中国维新会引领中国变革的支持：
十七日访大统领卢斯福于白宫。时卢氏巡行国内初归，坐客阗溢，导余别室，会晤约两刻。无甚深谈，惟言常接我会电报且见章程，深佩其宗旨及其热诚，祝此会将来有转移中国之势力，且祝其现在有转移美国华侨之势力云云。[18]
所述会晤情形，与国事访问无二。梁启超的游记还写到他参观国会大厦、白宫、独立会堂、海军基地、莱克星顿战役遗址，以及美国著名的大学、报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评析了美国共和制的得失，城市和商业的繁荣，工业托拉斯的雄厚资本，铁路、轮船、海底电缆建造的突飞猛进，军事、大学教育的高速发展等。总之，梁启超的游记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立足国家视野，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多个维度呈现了美国的整体状况。
梁启超和托克维尔以国家代表和代言人身份游历美国，在游记中把美国作为主权国家进行整体考察时，有着自我民族国家的问题意识，探究了自我民族性格与国家前途。他们提供的不是书斋里的冥思，而是实践的政治学，他们的“美国游记是美国的再现，同时也是民族自述”[19]，在多重镜像下“发现美国”并“反观祖国”。
二 城市观察与荒野游踪
把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与托克维尔的《美国游记》进行对读，会发现其游踪与观察偏好有明显区别。梁启超在北美开启的是城市之旅，托克维尔则对乡野美国记述尤详。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3年3月4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登岸，1903年10月31日由温哥华乘“中国皇后号”轮船返回日本横滨。这8个月的北美之行，梁启超由西往东穿越了整个北美大陆，游历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渥太华、蒙特利尔和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匹兹堡、新奥尔良、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等二十余座城市。城市无疑是捕捉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风貌的核心空间，正如斯宾格勒所言，西方“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都有赖于城市而生成。[20]梁启超把现代城市视为西方文明的表征，他关注城市景观、城市生活和工商业活动，以城市文明代表美国。他对中西文明状况的比较，是以城市的现代化作为标尺：“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21]城市向天空伸展的高度，被视为工业社会和现代都市的标志，梁启超把纽约高楼带给他的空间震撼，转义为文明与野蛮的区分：“野蛮人住地底，半开人住地面，文明人住地顶。”[22]由此，世界各种族被纳入空间文明的等级秩序中。梁启超的游踪由一个个城市串联起来，游记中他的身影在街道、会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学、报社、大饭店、公园、工厂、议会大厦、白宫等城市空间中移动，美国社会在城市中得以显影。他的游记是对“城市美国”的绘影，怀抱以“太平洋之文明水”为“病夫国之回生丹”[23]的初衷，有着探索建党强国之路与干预现实政治的激情。
托克维尔在美国则开启了荒野之旅。托克维尔于1831年5月9日到达美国，在北美考察了9个月，1832年2月22日返回法国。他的《美国游记》由12本旅行笔记和2个独立成篇的游记构成，其中书写荒野历险的两篇完整游记《游奥奈达湖》《荒野十五日》在他去世后才公开发表。[24]出生于贵族之家、毕业于巴黎皇家法学院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城市景观并无惊诧之感，反而对美国的荒野气息、对印第安人一步步撤退到森林边缘的种族命运充满好奇。尤其在文学性最强的两篇游记《游奥奈达湖》《荒野十五日》中，他对被驱逐到荒野边缘的印第安土著和法国流亡者充满了叙述的激情。正是在荒野之中，托克维尔发现了文明与野蛮的对位关系。《游奥奈达湖》写到被革命风暴驱逐到美国奥奈达湖荒岛上的法国青年夫妇，当妻子病逝后，丈夫走出封闭的小岛时，“他既不是一个野蛮人也不是一个文明人”[25]。被祖国放逐的法国青年由城市走向荒野的命运变故，以及由文明人向野蛮人的生命蜕变，恰恰与《荒野十五日》中被美国城市文明异化的印第安人、进入荒野过上野蛮生活的法国人相呼应。一方面，印第安人进入城市、习染西方文明而失去了野蛮人的尊严与活力，变得像“欧洲的大城市里最低劣的群氓”[26]；另一方面，进入荒野的法国人返回了祖先的野蛮状态，“最文明的欧洲人变成了野蛮生活的崇拜者”[27]。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入城的印第安土著与深入荒野的欧洲人都被对方重塑，于是产生了“文明人”与“野蛮人”对位的奇异现象。由此，托克维尔对文明的代价和冷酷逻辑进行反思。他模拟美国“文明人”的口吻写道：“印第安种族的人最终注定要毁灭，这是人们无法阻止也不想推延的。上天没有使他们文明化，他们必定要灭亡。此外我一点也不想介入此事。我没有做任何反对他们的事，我只是向他们提供一切会加速他们灭亡的东西。久而久之我将拥有他们的土地而且对于他们的死我是无罪的。满意于他的推理，美国人去教堂听新教的牧师每天重复说所有人皆兄弟。”[28]托克维尔的荒野之旅充满了对美国种族迫害、虚假平等、文明进程的反思和批判。
在荒野历险和土著命运的叙述中，托克维尔有着怀古的忧伤，嗟叹“被征服”的法国民族和印第安土著的前途命运。在托克维尔的游记中，美国的领土空间被时间化了，远郊荒野、南方乡镇与东部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离开奥奈达湖上的荒岛不远即看到“富足和工业的盛景”，这一原始与现代交错的景象，让他感叹在美国“人们不经过渡就从荒野走进一座城市的街道，从最原始的景象进入文明生活最舒适宜人的场景”[29]。托克维尔的游记具有鲜明的为美国民主政治和文明形态追根溯源的意味，在乡镇社会和时间之流中理解美国。
托克维尔聚焦于美国乡镇社会治理与种族混杂情形，旨在探索美国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和“机制”，把源自欧洲文明又异途发展的美国民主制度作为法国的镜鉴。这应是托克维尔的游记钟情于“荒野美国”的重要原因。而对梁启超来说，由于中美种族和文明并非同源，因而他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建立在“中西之别”的基础上，他不像托克维尔那样执意探究美国民主模式的生成“过程”，而是围绕“城市美国”展开，评析共和制度的“结果”和现代工商业的状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原版插图2幅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与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同为异国观察者的旅行记录，除了游历路线有着城市与荒野的分野，游记视点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体现在置身西方文明内外的差别，不同的视野影响了他们观察美国的焦点和趣味之所在，因而各自发现的美国也有所不同。正如留美归来的王一之在《旅美观察谈》中所言：“今者万国棣通，以甲国人往乙国，其观察力视丙国人之往乙国者，迥不相侔。法国人之游美者，尝以美国人急功好胜之心过重为可异；日本人之游美者，则慕美利坚一切规画之崇宏伟大，而侈言其实业上、建筑上各项统计数额以惊四座；英国人之游美者，则以美民绝无拘束、不尚仪容，而时露其不满之色。”[30]可见，美国观察记不仅有观察者的国别之分，亦有东西文明的内外之别。
新大陆被哥伦布发现后，欧洲殖民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美国新世界，可谓“美国被第二次发现”[31]，托克维尔和梁启超游记形式的美国书写，则是以文字的方式再次“发现美国”。两人“发现美国”的视点影响了美国形象的建构。托克维尔《美国游记》的内部视点聚焦于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决定了他选择访谈、调查作为深入美国社会内部的主要方式，其游记以问答体为主，首创了“访问法”[32]。托克维尔的12个旅行笔记本提供的是即时记录，记录中的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毫无隔阂，双方仿佛交流自家事务，美国的法官、律师、监狱长、议员、州长、传教士、商人、作家、种植园主等各类人物，在托克维尔面前坦陈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和种族关系的运行机制与新进展，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内视点”的美国讲述。游记作者“我”除了充当提问者的角色，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以“感想”“总评”的方式给出个人见识、袒露困惑。《美国游记》多个笔记本的内容并没有严格分类，也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一些现象和问题被反复叙述。反复叙述的话题往往是作者最为关切或最感困惑的问题，如“美国人全神贯注于追求财富”“人民永远是正确的”“民主制度下杰出人士的减少”，等等。类似话题的反复叙述以及观念的叠加和补充，形成了多声部的叙事张力。托克维尔常常在游记中袒露他的困惑，他在比较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优劣时写道：“‘人民永远是正确的’，这是共和国的信条，正如‘国王永远不会错’是君主制国家的信仰。要弄明白其中一个是否比另一个更加错误是一个大问题，但确定无疑的是无论这一个还是另一个都不对。”[33]他在思索美国社会为什么缺乏卓越之士的问题时，抛出了一系列疑问但并未作答：“为什么，当文明扩展时，卓越之士却减少了？为什么，当知识普及所有人时，才智超群的人却变得更加罕见了？为什么，当不再有下层阶级时，也不再有上层阶级了？为什么，当关于统治的知识为大众所掌握时，伟大的天才却不再引领这个社会？美国明白无误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可是谁能解答它们呢？”[34]此类“身在此山中”的“局内人”困惑在游记中不断出现，显示出托克维尔的美国探索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同时对美国政治与社会新形态的深层机制一时还捉摸不透。当然，意识到并提出这些问题，显露出托克维尔的敏锐感知与深刻洞察。
托克维尔在游记中对美国的观察，展现了“入乎其内”的姿态。他打量美国制度的生成语境和运行机制，以及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欧洲族裔在北美如何竞争、共存并安置自我民族传统。游记流露出对法国人的文化守成主义日渐不适应美国社会冒险开拓风气的担忧，同时又对美国人的唯利是图、精神平庸、种族偏见颇有微词。因为从欧洲文明的视野打量美国，所以托克维尔敏感于美国各区域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种族移居所造成的社会状况；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差异，对美国的南方北方与东部西部、荒野印第安人与都市印第安人、法国民族与英国民族等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涉及民主政治、宗教信仰、进取精神、文化趣味、奴隶制度、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由此，托克维尔发现的是内部差异甚大的“多个”美国。其游记带有思想笔记的性质，提供了对美国制度和民情深入肌理的细密思考，一些文字甚至直接被纳入1835年出版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之中。美国印象在托克维尔笔下是由大量细节、具体场景、具名访谈、乡镇生活所构成，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时亦如在观察自己的国家与同胞，把法国的惯例和立场融入其间。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梁启超则从外部观察美国，他的《新大陆游记》在叙述美国时从大处着眼，视野宏通。不只如此，梁启超还习惯于中美两分的观察方式，在叙述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垄断组织、移民政策、远东战略、民族性格以及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时，处处为华人与中国前途考虑，并倾向于构设美国的“两副面孔”。宏观的视野与中美两分的思维，使得梁启超的游记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美国社会，且在作出论断时毫不迟疑，作为观察者反而比托克维尔有着更多的理论自信。
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虽属“游历时随笔所记”，但“丛稿盈尺，散漫无纪”，他在返回日本后花了20天时间对之进行删减整合，这就造成游记中“一段中所记，或非在一时也”[35]。盈尺文稿经过整理后，内容组织更为有序，感触分类汇聚。如他与社会主义党的见面交流凡四次，但在游记中一并叙之，给出了整体性的认知。整理后的游记形成了一系列政论专题，关于美国的政府、政党、外交、托拉斯、交通、历史、移民、民情、妇女、政治缺点以及华人团体、留美学生、华人职业与缺点等内容，都穿插在城市游踪的间隙，给出了总体的评述。尽管这样处理造成了游踪叙述的中断和延宕，游记体式向政论体倾斜，但比起逐日记录的写法，更便于梁启超和中国读者把握美国社会的性质和概貌。
梁启超从外部观察美国的眼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恰恰突破了从内部审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提供了世界性的视野。他自言在游历美国之后，“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36]。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正体现了“国人”与“世界人”相结合的视野，在叙述美国东西部的差异时，立足世界文明史进行评述：
余在芝加高所最感动者，则文明西渐之潮流是也。文明之起源在小亚细亚，由巴比伦、叙利亚达于海滨之腓尼西亚，遂超地中海，开希腊、开罗马，此上世纪之事也。乃骎骎弥漫欧罗巴全陆，及于穷北。而数百年间，常向西方进行。寖假而权力中心点专集于大西洋沿岸，此中世纪之事也。近世以来，复超海而达于大西洋彼岸之新大陆，所谓美国东部、加拿大东部一带殖民地。星罗棋布，有跨灶母国之观。[37]
在“西风东渐”的时代语境之下，梁启超把美国东部与西部发展程度的差距，扩大为对世界文明中心迁移史的叙述，把古之东方文明与今之新大陆文明加以关联，以“文明西渐”概括之。梁启超在北美考察期间停留时间最长、游记记录最详的，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彼岸之新大陆”——美国、加拿大的东部城市，而他思考美国势力外溢对中国的威胁时，则聚焦于太平洋，包括太平洋的航运、商贸、海底电缆和美国的远东扩张态势。梁启超游记展现的美国，是其最繁盛发达的区域，供中国内地同胞了解，以达到“影响于民族前途”[38]的效果。
梁启超在温哥华（1903年摄）
梁启超与托克维尔的游记，秉持“文明”多元观念，呈现的不是同一、均质的美国，而是有着内部差异的，甚至名与实分裂的美国。时人对欧美的观察，往往“能从正面观察而不能从反面观察”[39]，民国时期的美国游记更是“将美国乌托邦化”，“表现出普遍的‘崇美’乃至‘亲美’倾向”。[40]梁启超赴美之前也曾一味艳羡泰西文明。1897年他在长沙时务学堂批答学生札记的批语有言：“地球善政首推美国。”[41]1899年首度拟赴美之前，梁启超称美国为“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42]，在航海途中写下的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也称“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43]，1903年再次启程赴美的游记中，梁启超重提这句话，可见梁启超对美国“善政”向往已久。梁启超去美国之后，则对美国政俗之弊之恶多有指陈。首先，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的霸权扩张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的“门罗主义”向霸权主义转变的趋势，正在施行“以武断主义为对内政策，以侵略主义为对外政策”[44]，他预想美国的托拉斯公司将有损中国经济发展。其次，梁启超发现号称“平等”“自由”“文明”的美国，工人为机器的奴隶，种族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参观美国机械化的工厂后，梁启超感叹“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进而造成“非徒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如此社会“与平等之理想太相远”；[45]他看到“黑人之自由权，不过名义上耳”，美国白人以“灵治”私刑虐待黑人，惊讶于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文明”。[46]最后，梁启超重点剖析了美国民主制度之弊。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47]。他总结了美国政治的诸多缺点，包括政客贪黩，官员谄媚民众，总统多庸才，中下等人物进入政界，选举频繁，人员不稳定，两大政党独霸政界，等等。[48]梁启超发现的美国，是有着诸多局限与罪恶的先进国，呈现出怀揣自立自强、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改革志士眼中的美国，是“国人”与“世界人”眼光交织中的美国。在观察美国时，梁启超从未丧失作为国家代言人与民族文化主体的资格。
梁启超像（1899年摄）
同属西方文明世界的托克维尔，对民主美国的局限同样多有指陈。托克维尔对美国不良状况的发掘，一则指向美国民主制度本身。他认为美国的民主至上原则具有危险性，“一个完全民主的政府是一个如此危险的机构，以至于甚至在美国，人们也不得不采取大量的预防措施来对抗民主的失误和激情”[49]。而且“民主”造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欧洲族裔对黑人和土著的专制。由于坚持“人民永远是正确的”，多数人、欧洲族裔绑架了公共舆论，这就使得法律并不能保障少数族裔的权利，美国的民主社会不时出现“多数人的专制”的可怕案例。二则不满意于美国社会的平庸俗气。美国人把所有激情都用于追求财富，因而缺乏精神趣味，“美国人没有美德，他们有的是原则”[50]。三则揭示了美国的“民主”“平等”只是欧洲族裔的内部规则，土著仍然承受着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带来的伤害。“在这个如此文明，如此自视正义的，如此仁慈宽厚的美国社会中，当事关这个国家的土著时，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冷酷的自私自利和一种完全的漠不关心”[51]，印第安人和黑人并没有真正的选举权，甚至“黑人和白人不安葬在同样的墓地里”[52]。托克维尔的美国叙述贯穿着为法国人代言的立场，他之所以关注少数人与土著在美国社会的占位状况，是因为这里的法国民族同样属于少数和边缘的族群，有着“被征服”的心境。
梁启超的城市之旅与外部视野，发现的是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与权势外溢趋势。托克维尔的荒野游历和内部视野，打开的是美国民主的运行机制和各族裔的社会占位情形。总体来说，两人都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范式。但是，通过对美国制度生成机制和对本国民情的审视，托克维尔与梁启超都把美国制度视为一种“特例”或“例外”，无法复制，也无意于在本国照搬。
托克维尔在《美国游记》中，反复强调美国的共和、民主、自由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条件。最初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人，是因宗教、革命而被祖国排斥的共和主义者和新教信徒。美国社会建立在“白板”之上[53]，被放任自流的欧洲殖民者移居这片土地后，自发地走向了与世界各地先民们完全不同的建国之路，“他们在创建州之前先创建了乡镇”[54]，各乡镇后来通过契约自愿联合为州，州组成美国联邦政府亦是如此，共和原则深深植根于美国形成的历史中。因此，那些想“仿效”美国制度的人，应当考虑美国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55]。欧洲与美洲国家，都无法重现美国的历史条件，因而无法整体或部分地移植美国制度。美国政府的无力、消极反而鼓励人们追求自由，这种状况与法国没有什么可比之处。在全美国创造“公共自由”之前，各地方已经创造了“市镇自由”，美国联邦的共和、民主和自由制度，植根于欧洲殖民者缔造的乡镇传统，而法国则“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着完全相反的事”[56]——“在美国是自由的民情创造了自由的政治制度；在法国，必须由自由的政治制度来塑造民情”[57]。由此，托克维尔断定：“只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或是一个蠢人才会在见过美国之后还坚持认为在这个世界目前的状况下，它的政治制度可以像在那里那样应用于其他地方。”[58]当然，托克维尔通过考察也发现了美国制度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即美国民族把政治视为一种实践的先进做法，值得效仿。坚信这一点，使托克维尔“对欧洲未来的幸福产生了唯一的希望”。[59]
托克维尔在比较美国与美洲的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各种历史条件后，发现广阔的土地、联邦制、美国宪法、高度文明这些因素缺一不可，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依赖这些因素共同支撑。所见略同，梁启超也对美国与美洲的加拿大、秘鲁、巴西等国的制度和民情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美国运行的民主、共和、自由这一套政治制度，并不适合其他国家。以革命手段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南美洲、中美洲诸国，反而不如君主立宪制的加拿大人“所获之自由、所享之幸福”[60]，可见，美国之自由得之于革命之外。梁启超和托克维尔一样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有着特殊的形成机制：“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61]由此，梁启超以断然的语气指出，建立在多数人意见基础上的美国民主和自下而上形成的共和政体，并不适合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62]这是梁启超游历美国之后才有的观念，在去美国的前夕，梁启超还曾发文断言：“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而“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63]美国的“特例”调整了梁启超对民主、自由的可适条件和时间的看法。
在美国游历时接触到的各种制度观念中，梁启超除了倾心于“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还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产生了浓厚兴趣：
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以土地尽归于国家，其说虽万不可行，若夫各种大事业，如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中国有人，则办此真较易于欧美。特惜今日言之，非其时耳。[64]
梁启超以前瞻的眼光，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适合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几”[65]。梁启超游记中体现的政治远见与务实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托克维尔对美国乡镇社会的深入考察，与梁启超在城市中对美国政俗的整体观照，留下了同样的启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例外”，它并不完美，也无法照搬到其他国度。但以美为镜，有助于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历史传统和社会民情，发现合适本国政治变革的路径。
三 作为强国之基的“国民性”言说
《新大陆游记》前有两篇小序，言说重点有所不同，梁启超写的“自序”与“凡例”把游记看作对“文明地”的记录，公之于世是为了将自己在美国的见闻感触分享给“内地同胞”[66]，它“于吾幼稚之社会，或亦不无小补”。[67]徐勤（徐君勉）的序言由“游美数年”之所见谈起，抓住“国民之性”做文章，在“以我民族与彼民族比较”中，得出“国民之性，凡知一国强弱所由基也”的观点，并相信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的刊行将影响民族前途。[68]其实，梁启超的旅美游记并没有用很多篇幅叙及美国人的“国民之性”，而是以美为镜，详细叙述华人与新移民的“国民之性”。作为强国之基的“国民之性”，构成了《新大陆游记》的一个书写重点。
梁启超在旅美期间发表的《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就提出国家声誉系于“国民之品格”，“国家元气”亦成于国民品格；而“外侮之时，最易陶成健强之品格”，中国正可利用此外侮，玉成强健的国民品格。[6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对国民性的思考，就是立足新民强国，他把国民性问题引向对“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政体”的主张，亦是出于国民性与政体相互适应的考虑。
域外游历把自己置身于变换的环境中，既可以“发见新的自我”[70]，也能以新的眼光发现自我民族的性格。梁启超与托克维尔对族裔性格的海外观察与批评，皆选择本国族裔聚集的北美城市和地区。其缘由正如梁启超所说，想要观察世界竞争格局下华人的性质优劣，中国“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尤其是像美国旧金山这样的地方，“白人多而华人少者，我与彼同立于一法律之下”[71]，最能见出华人性质之优缺点。据梁启超估算，当时在美的华人约为12万人，其中旧金山一地最多，约有3万人。同样，托克维尔用来重点观察法裔民族性格的蒙特利尔省、魁北克省和俄亥俄州等地，法国人聚集，与主导地方政治和经济的英国人同属欧洲族裔，且“立于一法律之下”，故法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得到了凸显。
“国民性”观念是伴随着西方殖民活动与民族主义浪潮而诞生的话语形态。据李冬木考察，最早使用“国民性”一词的为梁启超，该词1911年首次出现于《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中。[72]实际上，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使用“华人性质”“民情”等词，已对华人的国民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不像后来的五四知识分子光盯着“国民劣根性”，且把“国民性”问题等同于“国民性批判”，梁启超和托克维尔在优胜劣败的强权社会规则之下，仍能保持冷静、理性的思考，不仅对美国社会做正面的观察，也做反面的观察，对本族裔的性格亦能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审视。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列举华人品性时，先列出“所长”再列“所短”，简述“所长”详论“所短”，使二者的叙述达到平衡。他虽然在游记中把华人“所长”与“所短”分开解说，实际上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其中隐含着华人性质优劣相系的观点。通过与西人的比较，梁启超看取的华人“所长”为五个方面：一为“爱乡心甚盛”，此为“爱国心所自出也”；二为“不肯同化于外人”，体现了“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乃“建国之元气也”；三为“义侠颇重”；四为“冒险耐苦”；五为“勤、简、信”，此为“生计界竞争之要具也”。[73]梁启超对国民性优点的看取，有着建设新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考量。他在美国观察到的“中国人之缺点”主要有四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
梁启超对华人国民之性的述说，抓住了根本，即家族伦理和乡土观念构成了国民性的根柢。国人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根源于此，社会变革的关键点亦在此。19世纪末有日本人曾慧眼独具予以忠告：欧洲的科学、机械和物质文化进入中国，与中华文化并不冲突，将助益中国的强大，“若夫欧洲之个人主义，与支那之家族主义，于根本不相容。此以个人主义基础之法国民法，于支那决其为断不欲施行者。若万一施行之，支那国民之基础之家族制度，不出百年，渐渐破坏”[74]。构成民众成为“国人”与“世界人”的主要障碍，即为家族主义。正因为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才声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5]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最初思考，抓住了家族伦理与乡土观念这一关键点。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对华人“所长”与“所短”的评析，似乎自相矛盾，他既称赞华人“爱乡心甚盛”“不肯同化于外人”，又批判华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实际上，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文化宿命，梁启超既欲在美的华人成为具有民主、独立、自由精神的公民，又欲利用民族主义激发华人的抱团行动，在种族竞争中取得优胜。梁启超在两种意义上援用民族主义，把美国社会作为国族竞争场时，援用威权的“族群—血缘家系的”东方民族主义[76]；把民主共和制的美国作为新民立国的场域时，则希望华人依照自由的“公民—领土的”西方民族主义[77]行事。梁启超在“为国人”与“为世界人”的双重诉求下，评析本国国民性。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来说，双重民族主义的难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解决。
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以辩证的态度看待国民性问题。对照梁启超列述的华人“所长”与“所短”，会发现二者实为华人性质的一体两面，“所长”亦其“所短”。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和宗族制度造成了华人“爱乡心甚盛”，村落观念凸显，敬畏长者尊者，“不肯同化于外人”，这些被认为是华人的“所长”；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民主共和社会中，华人的国民性“弱点”正是根源于其“所长”，其“弱点”——个人观念薄弱，难以适应都市生活，“无市民资格”，“无国家思想”，“不能享自由”，与梁启超所列华人“所长”难以剥离。正因为国民性的优点与弱点不可分割，所以直到1911年讨论国民性问题时，梁启超仍持动态、辩证的观念，指出国民性的“长短之数，有绝对的恒久不变者，有相对的与时推移者”，为中国前途计，“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78]
梁启超1903年在《新大陆游记》中对国民性的审视，虽有“矫变其所短”的考虑，但其基本的言说逻辑还是为“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寻找依据。他的国民性评价具有政治决定论的色彩，即什么样的国民适合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由此得出“自由”“民主”暂时不适于在中国推行，“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79]梁启超的国民性言说，虽有为君主立宪制寻找依据的嫌疑，但他看到了政治制度变革模式与历史传统、国民性格的关联性，因而期待改革英雄横空出世：“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80]梁启超倾向于自上而下维新变法“救中国”的策略，使得他在国民性问题上立于超人式的启蒙者立场，大有挑战全民的勇气，诗句“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81]就体现了他把中华兴亡系于一身的救世英雄情结。1911年梁启超在谈论国民性问题时仍然认为，“搘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82]直到1919年梁启超写作《欧游心影录》时，他的观点才有了大幅度的调整，明确强调“全民政治”：“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83]实际上，后来的威权政治、革命阶段和中国道路变迁，也经过了梁启超“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过程，二者皆随时势而定。从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制度革命总体上采取的还是自上而下的模式，依靠克里斯玛型人物和中央集权来改塑社会制度、重塑国民性格。
对国民重塑、制度变革与民族自强之路的探索，梁启超与托克维尔都寄希望于一二杰出人士。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形成了不依赖于政府的“个人力量的发展”，“每个人都学会自己思考和行动，不依赖外力的支持”。[84]而法国民族的家庭观念与守成意识，使其难于与自由、开拓的英国民族竞争。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人与梁启超笔下的华人，同样养成了对威权人物的依赖性，他们“怀着那种被压迫民族通常对他们的保护人所抱有的狂热的依恋之情”[85]。在美的法国民众没有能力引领自己走出“冷漠麻木的状态”，因而法国“民族的觉醒”，有待“天才人物”的出现。[86]
梁启超像（1902年摄）
当有学者强调《新大陆游记》对华人国民性弱点多有批判时[87]，实则忽略了梁启超在游记中对欧洲民族劣根性同样多有暴露。梁启超对美国民族性格的批判，采取的是内部区分原则，在国民、种族与国家的关系链中构建批评逻辑。对美国弱点的观察，延续了他去美国之前的种族主义观念。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其中论到民族优胜劣败时，以物竞天择来演绎种族的兴衰，认为白色民族中的条顿民族最强大，“条顿人不啻全世界动力之主人翁也。而条顿人之中，又以盎格鲁撒逊人为主中之主、强中之强”，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因而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今日世界上最优胜之民族”。[88]不过，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种族、国民性质的观察，超越了白种、黑种、黄种等简单的种族划分，也超越了白种优胜、有色人种低劣的狭隘观念，对美国内部的白人、欧人性质进行了优劣区分和褒贬评议，因而“实际上打破了‘文明’与‘野蛮’的文化等级格局，实现了文化平权”。[89]不过，梁启超国民性观念的种族主义底色，也让他的民族批判显得有些偏激，尽管这种偏激态度在评述欧洲民族优劣时才显露出来。他固执地认为美国的良性共和制度是由条顿人塑造并加以维护的，拉丁人种天然就比条顿人种低劣，是美国共和制度的危险因素。潜台词是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暴力革命，因而他认为共和美国就应该是条顿人的美国，他对条顿人，尤其是首创“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政体”的英国人[90]的民族性格多有推崇。
不能保持条顿人的国民性格，将使美国社会陷于危险之中，这是梁启超最为担忧的。这一危险来自新移民。在移民特性的评述中，梁启超对中西国民性进行了比较，他唯一替美国担忧的就是“欧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日输入于美国，而为其国民是也”[91]。综合梁启超在游记中提到的民族和国家信息，他所说的“欧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主要指从欧洲移居美国的拉丁人种、斯拉夫人种和犹太人，按其原国籍则主要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奥匈人、俄国人。这些移民被梁启超视为欧洲蛮族，其“下等民族”特性表现在其大多数为“无智无学之农民”或“荡检败行之丑类”，他们“以新大陆为逋逃薮”，给美国带来了“酗酒、奸淫、杀人、盗窃诸恶风”，[92]有损美国的道德与政治。梁启超从民族特质与共和制度的关系来审视新移民的国民劣根性，认为“殖民时代、独立时代高贵民族之苗裔”造成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和平等博爱精神，“美国立国之元气何在？亦曰条顿民族之特质而已”。[93]梁启超在游记中专门论到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认为“外来移民其关系于美国前途者，辽乎远哉”，来自欧洲的移民“以无智、无学、无德之故，实不能享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以一国主权授诸此辈之手，或驯至堕落暴民政治，而国本以危”。[94]两相比较，移民带来的“种种恶影响，惟自欧洲来者实尸其咎，而自中国来者盖甚稀焉”，“为美国计，中国移民不过疥癣之患，而欧洲移民实心腹之忧也”。[95]梁启超对中国与欧洲移民的比较，虽有“为美国计”的成分在内，但其根本动机则是通过比较华人与欧洲“下等民族”的国民性，以确立华人相对的文明身份和国民优势，从而质疑美国严控华人的移民政策的合理性，为海外华人伸张民权。
国民性问题的叙述理路，托克维尔与梁启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关注点和文化趣味的差异。托克维尔把关注点放在美国与法国的国民性比较上，并把国民性与政治制度相关联。梁启超则从民族主义立场对华人性质的优劣相系进行审视，游走于“国人”与“世界人”之间。尽管托克维尔也将国民性视为族裔竞争的要素，但其国民性观念有着向后看的贵族趣味，且带有宿命论色彩。不过，托克维尔与梁启超都极为重视本国族裔国民性的保持。比如，托克维尔写道：“如果说大自然并未赋予每个民族一种不可移易的民族性，至少必须承认一些自然的或政治的原因致使一个民族的精神养成了的习惯，是很难摆脱的，甚至当它不再受到这些原因的支配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见到一些法裔加拿大人在英国的统治下生活了70年，却仍然和他们从前的法国同胞完全相像。在他们当中生活着一群丝毫没有失去他们的民族性的英国人。”[96]法国人、德国人等欧洲族裔都依恋家庭，习惯稳固的生活，不受周围躁动不安、迫切追求财富的流浪人群的影响。法裔在北美保持既有的民族性格，这一点让托克维尔既感欣慰，又不无担心。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的国民性时，始终存在欧洲族裔内部比较的情结。他和梁启超一样，很多时候是把英国殖民者的民族性格看作美国人性格的源头和基质，他一方面认为美国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白板之上”[97]，“不安于现状”是“美国人的民族性格”最突出的特征[98]。这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及其后裔“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习惯，没有遵循惯例的精神”[99]，追求财富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激情，富于冒险精神，对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托克维尔看到美国新移民像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一样，抛弃了祖国的民族偏见，“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养成了一些习惯、新的民情，以及某种民族性格”[100]。当托克维尔谈到整体意义上的“美国人”时，一直论定“美国民族作为一个群体不仅是世界上最开明的”[101]。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又特别在意法国移民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他之所以珍惜法国性格，是因为法国人固有的高贵品性、高雅文化、礼仪讲究和深厚家庭情感，在美国人身上找不到，法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美国人则过着一种头脑的生活”[102]。美国联邦的各个部分的面貌如此相似，高度文明的美国人过于理性，将带来各民族的同质化，他质问“使每个民族失去其独创性和特色的变化，不也将同时使它失去一部分民族性和独特的魅力吗？”[103]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法国移民完好无损地保持了祖国的精神和民情，家庭观念浓厚，习惯于安稳的生活，不愿意冒险，“他稳稳当当地，却是缓慢地致富；他依恋家庭，在他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幸福，而且对于他的最后一道犁沟以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好奇心”[104]。法国民族特性在北美的保留，让托克维尔倍感欣慰，每当他叙述法国移民家庭安稳、整洁、祥和的生活图景时，笔触都充满了温情和诗意。但是，托克维尔又观察到在以发财为全部目的的美国，保持传统性格的法国民族正日渐边缘化，法国移民明显感觉到“作为被征服民族的地位”[105]，被由英国人主导的社会规则所裹挟。尽管法国民族性格处于不利境遇，但是托克维尔反对法国民族与英国民族的融合。与英国人融合只会“导致对法国的种族，语言和民情的伤害”[106]，造成法国的“民族性将永远地丧失”[107]，他庆幸宗教的隔阂阻止了英法民族的融合。托克维尔对“被征服”的法国人追随英国人的苗头保持警惕，认为这会使法国人丧失民族性格和文化领导权。所以他反复述说法国人占多数的北美地区，尽管法语口语在族群内部得以保留，但印刷文字和官方语言却几乎为英文。西方文明的“局内人”托克维尔，不仅在意法国人在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占位状况，而且比梁启超更在意本国族文化领导权的维持，因为文化领导权与维持民族性格密切相关。
在帝国权势外溢、民族竞争加剧的时代语境下，弱势民族面临着国民性变与不变的权衡。对之，托克维尔与梁启超持大致相同的态度：保持国民的民族特性，吸收强势民族在竞争中占优势的特性而以不失本民族“浑融统一之国民性”为前提。国民特性的保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强国立国之基。梁启超后来曾明确表达了此观点，他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中写道：“根基深厚之国民特性”，是凝聚中华民族为一个“政治团体（即国家）”的基质，是中华“巍然立于世界上者数千年”的关键，我国有“浑融统一之国民性”，实乃天幸。[108]而“国民失其所以自守，实国家之隐忧也”，“但使国民性一日不绝灭，终不能以此四万万人分隶于数国之下”。[109]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就是以此为总原则来审视国民性之优劣。
结 语
尽管梁启超与托克维尔游历、观察美国的路线与视点存在差异，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美国的民主、共和、平等、自由观念和制度有其限度，且美国政体的形成有赖特殊的历史和条件，是无法复制的“特例”。美国制度是一种“特例”，同理，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形式，亦须植根于各自的历史和现实。梁启超和托克维尔的游记对美国“特例”的发现，在今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对消除盲目崇洋心态，体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皆提供了思考的向度。两部“国家游记”不仅以美国为镜，探索政治变革之路，更是把国民性作为强国之基。在对本国族裔与美国民族的优劣比较中，两人的游记都指出了国家政体与国民性的适配度问题，以及在列国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如何改塑国民性，并郑重表达了保持自我民族性格的重要意义。两部美国游记在一两百年前作出的记录和思索，不仅提供了美国形象与“民族自志”，也对政治制度、文明、国民性格等问题作出了前瞻性的思辨，对于今天以民族文化为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都提供了植根历史和思想深处的启迪。这也是我们重读、对读《新大陆游记》《美国游记》的意义所在。
李永东
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2期）
注 释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页。
[2]迈耶：《导言》，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3]李书磊：《作为异文化体验的“梁启超游美”——重读〈新大陆游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4]李书磊：《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0日。
[5]董果良：《译者序言》，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第ⅰ页。
[6]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6页。
[7]《［附］梁卓如先生澳洲游记》，康有为、梁启超、钱单士厘：《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癸卯旅行记 归潜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0、627页。
[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6页。
[9]饮冰（梁启超）：《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一）》，《新民丛报》1903年第28期。
[10][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500页。
[11]李书磊：《作为异文化体验的“梁启超游美”——重读〈新大陆游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1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09页。
[14]梁启超：《附录二 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217页。
[15]转引自陈时伟《寻找海外的乌托邦：康有为、梁启超20世纪初年访问美国“天国”之行述论》，马敏主编：《近代史学刊》第2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4页。
[1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39页。
[17]王慧颖：《美国商人与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谈判》，《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
[1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54页。
[19]陈晓兰：《民国时期旅美游记中的美国再现与“民族自志”》，《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20]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页。
[21][2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43、1144页。
[23]周仲曾编著：《殖民政策》，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6页。
[24]盛嘉：《走入荒野的托克维尔——对美国印第安人悲剧的观察与思考》，赵学功编：《美国历史的深与广：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59页。
[25]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304页。
[26][27][28][29]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307、341、182、115页。
[30]王一之：《旅美观察谈》，申报馆1919年版，第1页。
[31]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165页。
[32]董果良：《译者序言》，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第ⅲ页。
[33][34]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137、141～142页。
[3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凡例》，《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26页。
[36]梁启超：《附录二 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217页。
[37][4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70～1171、1162页。
[38]徐勤：《新大陆游记节录·徐序》，《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25页。
[39]王一之：《旅美观察谈》，第151页。
[40]陈晓兰：《民国时期旅美游记中的美国再现与“民族自志”》，《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4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页。
[42]梁启超：《附录二 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217页。
[43]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全集》第18卷，第5426页。
[45][46][47][4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45、1169、1158、1197页。
[49][50][51]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130、162、182页。
[52][53][54][55][56][57][58]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207，158、160、217，40～41，41，162，131，161页。
[59]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218页。
[60][61][6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33、1193、1188页。
[63]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97页。
[64][6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46、1146页。
[66][6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自序》，《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25、1126页。
[68]徐勤：《新大陆游记节录·徐序》，《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25页。
[69]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丛报》1903年第27期。
[70]厨川白村：《作家的外游》，戴叔清编：《模范游记文选》，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19页。
[7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79页。
[72]李冬木：《国民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6页。
[7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79页。
[74]中西牛郎：《支那文明史论》，普通学书室译，普通学书室1901年版，第57页。
[75]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第6期。
[76][77]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78]沧江（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续第五号）》，《国风报》1911年第6期。
[79][80]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88、1188页。
[8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8页。
[82]沧江（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续第六号）》，《国风报》1911年第10期。
[8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9页。
[84][85][86]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33、171、171页。
[87]张弛：《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的文学描写和文化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9期。
[88]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新民说 二》，《新民丛报》1902年第2期。
[89]李书磊：《作为异文化体验的“梁启超游美”——重读〈新大陆游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90]在旅美期间发表的《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梁启超论到“最富于自治力”的人种时，直接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等同于英国人。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丛报》1903年第27期。
[91][92][93][94][9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39～1140、1142、1141、1142、1142页。
[96][97][98][99][100][101]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142、160、164、164、244、161页。
[102][103][104][105][106][107]托克维尔：《美国游记》，倪玉珍译，第170、144、143、171、174、172页。
[108][109]沧江（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续第五号）》，《国风报》19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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