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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28日《益三文拿》所载预告
内容提要
在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人物谈起了英文报纸《益三文拿》登载的新闻《满洲归客谈》，研究者大多默认这并非虚构。本文调查了该新闻的登载情况，确认了《益三文拿》就是San Francisco Examiner，并提出新的看法：新闻本身是真实的，但未载于《益三文拿》。梁启超虚构了这一发表事件，背后折射出他的叙事困境：描绘未来需要杜撰情节，但教育民众又要求介绍新闻，两种意图难以协调，后者占据上风，阻碍了未来画卷的展开。
关 键 词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 《益三文拿》
一
在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下简称《未来记》）第4回中，出现了一条奇怪的新闻。
两位主人公黄克强与李去病游学欧洲，回国时决定去俄国占据的中国东北考察，他们于1903年3月28日到达旅顺，在这里遇到青年才俊陈仲滂，三人一见如故。谈及俄国占领者的凶暴时，陈仲滂拿出了一张报纸：
“我这里有一张昨日才寄到的新闻纸，内中一段，讲到这个情形，请两位看一看吧。”说着，从右边书架底下那层拿出一张西报来。两人一看，见是美国桑佛郎士戈市的《益三文拿》报。陈君翻着第三页，指着一条题目，两人看是《满洲归客谈》，看他写道：
美国议员波占布，因想查考俄罗斯待中国人的情形，改了中国服装，到满洲地方游历，在那里耽搁了半个多月，昨日回来。据他说的，哥萨克兵到处糟蹋中国人，实在目不忍睹。……有一次我从营口坐车到附近地方，路上碰见一个哥萨克，走来不管好歹，竟自叫我落车，想将这车夺了自己去坐。我不答应他，他便斗大一个拳头挥将过来，亏我懂得句把俄国话，说一声我是美利坚人，方才罢手。又有一次无端端迫我脱下衣服，也是我讲明来历，方走开了。我在那里不过二十天，已经遇着了恁么多横暴无理的事，正不知住在那里的中国人，怎样过得这个日子哩！（著者案：此段据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东京《日本》新闻所译原本，并无一字增减。）[1]
第一个奇怪之处，是这一回登载于《新小说》第3号，该号封面标注出版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即1903年1月13日，小说中怎么会出现1月19日东京《日本》的新闻呢？
受笔者之托，日本学者上原香查阅了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十九日的《日本》第383号，在其附录《日本周报》的“杂录”栏目找到了题为《满洲归客谈》的新闻，内容正是“モンテーグ·ボーシャムプ氏”（“波占布”）的满洲见闻，其中还提到另一位“米国幕府の状师グール博士”乘车时被俄国官吏无端抢夺物品后掏出美国国旗并夺回物品的经历。这两个人的身份及经历被梁启超合并、压缩、改动后就成了“美国议员波占布”的故事，所以并非“无一字增减”。
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的《日本》第383号所载《满洲归客谈》
据此可知，《新小说》第3号出版时间必定晚于1903年1月19日，属于延期出版。基于这一发现，笔者撰写了《〈新小说〉第三号的出版时间及其他》，文章发表于樽本照雄主编的《清末小説から》第134号（2019年7月1日）。
近来，笔者意识到这条新闻还有第二个奇怪之处：梁启超既然明确指出这段新闻取自《日本》，为何不让故事中的陈仲滂取出一份《日本》，而是英文报纸《益三文拿》呢？
对这段新闻，小说的眉批感慨：“许多不平的事，中国报纸上头竟没曾说过一件。”而在此之前，黄、李二人还听一位久居旅顺的老人讲述俄国人的暴行，“著者案”则称：“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各报纸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显然，梁启超要将他在日本读到的新闻介绍给中国读者，为此不惜牺牲情节的推进，让人物长篇大论地评述时事。
对这样的写法，学界已有很多讨论，但似乎没人指出《益三文拿》究竟是哪份报纸，又在哪一期上刊登了这则新闻？研究者大多默认了这样的传播链条：
英文报纸《益三文拿》——日文报纸《日本》——中文小说《未来记》。
比如，山田敬三就说：“据著者的注记，这是把明治36年1月19日东京《日本》报从旧金山的《益三文拿》报译载的文章‘并无一字增减’地引用的报道。”[2]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如前所引，小说中的人物阅读了《益三文拿》报，但“著者案”只说新闻来自《日本》，并未说《日本》的新闻译自《益三文拿》。
更关键的是，《日本》所载的《满洲归客谈》同样没有提及《益三文拿》或其他新闻来源。但是，山田敬三默认了“英—日—中”的传播链条，所以改动了梁启超的“著者案”表述。
此前，笔者也有这样的默认，所以花了不少精力去查找这份《益三文拿》，得到了一些有趣而意外的发现。
首先，当时确实有英文报刊登载“波占布”的见闻。
笔者所见最早的报道，是1902年12月13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的《满洲俄国势力》。文章讲述了“Mr. Montagu Beauchamp”的见闻，包括他被俄国人怀疑是间谍等不快的经历，还提到了美国人“Dr. W. E. Geil, D.C.L., of Philadelphia”乘火车时遭到俄国官吏粗暴对待的事情。[3]次日，该新闻的中文版在上海的《新闻报》上发表：
《字林报》云：内地会教士罢肯君，近由满洲抵沪，为本馆访事人缕述在满洲游历时□历之事，颇甚津津有味。……美国费律非戤而医士，近在满洲游历时，遇见俄人待他国之人，亦甚诧异。医士并未华装。某日，该医士在火车写字，有俄国火车官员将书夺去。以向来自由之美人，为俄人所侮，即起而将书夺回。[4]
12月17日，《字林西报》副刊《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也登载了英文报道。[5]
来自《字林西报》的这则新闻，内容与一个多月后东京《日本》所载的《满洲归客谈》基本一致。
由此可知，日文新闻中的“モンテーグ·ボーシャムプ氏”，乃是英国传教士“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他是所谓“剑桥七杰”（The Cambridge Seven）之一；另一位“米国幕府の状师グール博士”，则是美国旅行家盖洛（William Edgar Geil），他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著有《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国长城》《中国十八省府》《中国五岳》等书，英文新闻中的D.C.L.应是Doctor of Civil Law（法学博士）的缩写，对应日文新闻中的“状师”。
其次，可以确定《益三文拿》是San Francisco Examiner（SFE）。
该报迄今仍在发行，现通译为《旧金山观察家报》。网站newspapers.com收录了该报，起止时间为1865—2025年。“益三文拿”这一音译不乏他例，如陆灿的《孙中山公事略》提到，孙中山1904年到达旧金山后，“五月间，该埠《益三文拿》西报刊有中国总领事因公到埠遍贴告示”[6]，而在1904年5月7日的SFE头版上可以找到这篇告示。再如，1946年《华侨先锋》登载的一篇文章“译自美国《益三文拿》报”[7]，英文版则见于1946年7月7日的SFE第7版。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梁启超笔下的《益三文拿》正是SFE。
奇怪的是，笔者以Beauchamp、Geil、Manchuria等关键要素查阅SFE，找不到任何能与《满洲归客谈》对应的新闻。
有一些美国报纸登载了章必成和盖洛的经历。1903年1月29日，《旧金山呼声报》刊出了华盛顿州塔科马港（Tacoma）传来的消息：北太平洋航运公司的维多利亚号（The Northern Pacific Liner Victoria）于1月28日晚到港，带来了日本横滨的新闻，即盖洛和章必成的故事。[8]同一天及之后，《纽约时报》等其他美国报纸亦有所报道。[9]这些报道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注明消息来自塔科马港，二是登载时间都在1903年1月29日及之后，比东京《日本》登载《满洲归客谈》晚了十天以上，差不多刚好是船只从横滨到达美国所需的时间。[10]
受精力所限，笔者无法进行更多的调查，就目前所见，相关情况可概括如下：
该新闻最早见于1902年12月17日上海的《字林西报》，由章必成直接讲述给该报人员；1903年1月19日，新闻出现在东京《日本》上；10天后美国的英文报纸开始有所报道，消息由维多利亚号从横滨带来；未见《益三文拿》登载。
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益三文拿》确实登载了该新闻，但笔者未能查到。
这种解释会引出其他疑问：《日本》所载新闻为何没有提及《益三文拿》？梁启超的“著者案”为何只说新闻来自《日本》，而没有进一步说明《日本》新闻译自《益三文拿》？为何已找到的美国报纸新闻，没有一条转载自《益三文拿》，而是都晚于《日本》且来自日本的横滨？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即《益三文拿》未登载过这条新闻。
具体来说，当时欧、美、日列强对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活动颇为关注[11]，因而章必成和盖洛的经历很具新闻价值。章必成离开东北到达上海不久，就向《字林西报》讲述了其见闻，英、中版本的消息很快在上海见报。在对俄国动向尤为敏感的日本，很可能不止《日本》一家报纸登载了章必成的见闻。[12]之后，跨越太平洋的维多利亚号，又把这个新闻从横滨带到了塔科马港，“在满洲被俄国人欺侮的美国旅行家用国旗保护自己”成为一大看点，多家报纸予以报道。
也就是说，新闻本身是真实的，但它发表于《益三文拿》则是虚构的。
果然如此的话，就需要考虑《未来记》的写作意图。
二
梁启超创作《未来记》，缘于戊戌政变带来的挫败。受外国“政治小说”启发，他有了用小说表达政治理想的念头，但因事务多忙，拖了五年才动笔，甚至说创办《新小说》就是为了给自己连载的压力。这些学界常识无须赘言。[13]
笔者想强调的是，《未来记》有两层意图：描绘蓝图与教育民众，两者并不容易协调。
描绘蓝图，也就是把现实中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写进故事，让书中人物取得作者未能取得的胜利。因此，小说以六十年后的强盛中国开篇，以激起读者的信心。“本书乃虚构今日以后之事，演出如锦如荼之中国。但发端处最难，盖从今日讲起，景况易涉颓丧，不足以提挈全书也，此回乃作。……虽寥寥不过千言，而其气象万千，已有凌驾欧美数倍之观。”[14]这一部分尚且容易。
在确定了故事的终点（1962）后，人物便要从“现在”（1902）出发，不断经历超越现实进程的“未来”事件，最终抵达终点。到这一步，写作变得困难起来：梁启超无法像李提摩太翻译的《百年一觉》（1894）那样，让主人公通过催眠的方式跳过百年进程直接抵达未来，也不能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样让人物误入不为世人所知的隐秘乐园，而必须写出人物一步步改造旧中国、铸造新中国的过程，这就要求作者大胆虚构尚未发生的事件。
对于故事中的时间进度，梁启超有着清楚的意识。小说第3回发表于1902年12月的《新小说》第2号，其中写到两位主人公“直到光绪壬寅年年底，便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搭火车返国”，夹批称“两君现在谅来已经动身了，我们预备开欢迎会罢”。接着，“到了明年癸卯，暮春初夏的时节，这两位早已来到山海关了”。也就是说，主人公进入了几个月后的“未来”，即1903年春。
到了第4回，主人公在1903年3月28日到达旅顺。这一回的写作时间不会晚于2月14日[15]，所以对于作者而言，主人公们仍置身于“未来”，他们在那里谈起了十天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有吉林省城的兵，说的是到四月八日（著者案：此西历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也）就要撤去，其实不过挪到西便格安集地方，恐怕这话还是假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俄国趁机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02年4月8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约定俄军分三期（每期6个月）撤出。1903年4月8日，正是俄军第二期撤兵截止时间。梁启超倘若把这一回的时间设置在4月8日之后，就必须选择俄国的守约或违约作为背景，而设置在3月28日，就既写到了“未来”，又免去了做出重要情节推演的麻烦。
换言之，梁启超虽然让人物进入了“未来”，却没有安排任何真正具有“未来性”的情节。这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第二层意图是教育民众，即传播政治观点、介绍时事要闻、强调民族危机、增长读者见识、培养爱国之心。
《未来记》第4回的一处眉批就说：“此种近事，随处补叙，故读一书便胜如读数十种书。处处拿些常识教给我们，《小说报》之擅长，正在此点。”《新民丛报》也称赞这一回“内中所言事实，乃合十数种之报、数种之书而熔铸之者，以数日之功，搜辑材料，煞费苦心。读之如欲觉闻钟，发人深省”[16]。
日本书报是这些“常识”的重要来源。“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17]但是，当“常识”大量涌入，便如淤泥般困住了人物前往“未来”的脚步。
要描绘蓝图，就要求人物的时间超越现实，经历非常事件，逐步导向盛大远景，而要教育民众，又要让人物所谈之事与现实新闻同步；前者要求虚构，后者则要承诺“无一字杜撰”，初次写小说的梁启超就选择了“未来记”的形式，导致难以兼顾两种叙事意图，结果是，教育的意图占了上风，“常识”压制了“杜撰”。尽管“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18]小说只写了五回便告中断，除了其他因素，两种意图的冲突应该也是作者遇到的困难之一。
新闻《满洲归客谈》，正是这样进入小说的。
前面说过，《日本》上的新闻没有提及《益三文拿》，梁启超的“著者案”也只说新闻来自《日本》，加之他这一时期大量阅读日本报纸，可以合理地推断：即便真有一张登载了这条新闻的《益三文拿》，梁启超本人也没看过，那么，他为何会在故事里写到“陈君翻着第三页”这一具体的版面信息？难道说，其他日本报纸登载了这条新闻且注明译自《益三文拿》第××期的第三版，梁启超记下了页码信息，却在“著者案”中对其他日本报纸和《益三文拿》的登载情况只字不提？这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笔者认为更可能的是，梁启超引入该新闻时，为了让读者相信没有杜撰，便以“著者案”的方式把他所知道的登载情况予以交代，但是，考虑到主人公已进入“未来”（1903年3月28日），让他们再谈论一份1月19日的《日本》报，“新闻”就成了“旧闻”；同时，两位主人公游学欧洲而非日本，介绍这则新闻的陈仲滂精通的是英文与俄文，甚至在听见敲门时会说“Come in”，因此，梁启超便虚构了一份“昨日才寄到的新闻纸”，也就是在3月27日寄到旅顺的《益三文拿》，并假定该新闻出现在“第三页”上。这样的虚构，既符合人物的外语能力设定，也能让“新闻”足够“新鲜”，又不妨碍全局。
以上就是笔者的推测。不论后续研究会证实或推翻这一推测，都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第一位叙述“未来”的中国小说家遇到的困难。对早期的中国科幻作品而言，这个困难颇有代表性。
那么，对梁启超来说，《益三文拿》有何特别之处？笔者检索了《梁启超全集》《梁启超年谱长编》等资料[19]，没有发现梁启超在其他著述中提到过这份报纸，只好再去《益三文拿》里寻找线索。
1899年12月，梁启超从横滨启程前往美国，月底到达夏威夷的檀香山（火奴鲁鲁），因鼠疫蔓延而滞留半年之久，后续访问旧金山等地的行程未能实现。作为被清廷重金悬赏的政治家，他的到访引发当地华人与媒体的高度关注，其言行与事迹亦被其他美国报纸报道。1900年，旧金山的《益三文拿》登载了多条关于他的新闻，其中，7月28日刊发的《65000美元悬赏中国的伟大流亡者》故作神秘地预告：
中国太后巨额悬赏一位著名中国外交家的头颅，此人目前正受美国保护，被废黜的中国皇帝通过他发出惊人的呼吁，恳求各国共同打击蒙古（Mongolian）王朝，这篇雄文将在明天的《周日观察家》（Sunday Examiner）独家发表。[20]
次日，该报副刊《周日观察家》（Sunday Examiner）用超出一整版的篇幅刊出了《梁启超——中国伟大的流亡者，向世界发出呼吁》。其中，梁启超拍摄于檀香山的照片占据了半个版面，剩余篇幅用于登载讲演全文，内容主要是呼吁各国尤其是美国帮助光绪帝掌权，让中国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实现维新梦想。此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该期头版报道的是基督徒及外国人在北京遇害的消息。梁启超的这份呼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特别隆重的方式被刊发出来。[21]
1900年7月29日《益三文拿》副刊《周日观察家》第8版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开头交代：“为了让这份呼吁尽快公诸于世，他（梁启超）将内容交给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旗下报纸在檀香山的记者。本文由他的随员翻译，现予发表，且鉴于其目的，不受本报一般版权限制。”
赫斯特是美国报业巨头，影史名作《公民凯恩》的主人公原型。他于1887年从父亲手上接管了《益三文拿》，开启了出版生涯，该报后来成为他麾下的旗舰报纸。根据上述信息，梁启超（或其随员）直接将演讲稿交给了赫斯特手下的记者，《益三文拿》将其独家首发，且特别解除版权限制，以鼓励其他报刊转载。
因此可以推测：尽管文章登出时梁启超已离开美国，但这张载有巨大照片和演讲全文的《益三文拿》报会跨越太平洋来到他的手上，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约两年后，当他在撰写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未来记”，需要让一则来自现实的日本新闻在“未来”中跨越太平洋登载到一份著名的美国报纸上时，《益三文拿》便浮现在了眼前。
贾立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00084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2期）
注 释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号（如正文所述，该时间不可靠）。本文中的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
[2]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3]“The Russians in Manchuri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3 Dec. , 1902, p.5.
[4]《游历满洲译闻》，《新闻报》1902年12月14日，第2版。
[5]“The Russians in Manchuria”,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7 Dec. , 1902, p.1290.
[6]陆灿：《孙中山公事略》，收入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孙中山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351页。
[7]《美国政策助长苏联在华之暴行与成就》，罗德明译，《华侨先锋》还都复刊号，1946年9月30日。
[8] “Rule in Manchuria is Oppressive”, The San Francisco Call, 29 Jan., 1903, p.6.
[9]“Brutality in Manchuria”, The New York Times, 29 Jan., 1903, p, 1. “Cossack”, The Cincinnati Enquirer, 29 Jan., 1903, p.3. “Flag Protects An American”, St. Louis Post Dispatch, 29 Jan., 1903, p, 7. “Russian Cruelty” , Oakland Enquirer, 30 Jan., 1903, p.5. “Cossacks Truck American”., The Jeffersonian (West Chester,Pa)., 31 Jan. , 1903.“County Seat”, The Central News (Perkasie, Pa.) , 5 Feb., 1903.最后两份报纸都说塔科马港的消息来自1月27日，笔者认为其他报纸所说的1月28日较为可靠。
[10]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乘船离开横滨前往美国，于31日抵达檀香山，也用了十多天。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页。
[11]例如，《字林西报》上《满洲俄国势力》（The Russians in Manchuria）的同题文章不止一篇。
[12]日本报刊的消息来源，有待进一步查证。“当时的日本媒体之所以大力地报道俄国军队在旅大地区的暴行，目的之一是为了对俄宣战准备大义名分”。王中忱：《日俄战争与中国近代文学》，收入崔博光主编《东北亚近代文化交流关系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13]夏晓虹：《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56～97页。
[14]《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第17号，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一日。
[15]1903年2月14日，上海《游戏报》登载“《新小说报》第三号已到”的广告。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0页。
[16]《〈新小说〉第三号要目》，《新民丛报》第24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17]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第259页。
[18]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19]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65,000 For China’s Great Exile”, The Examiner，28 July, 1900,p.12. 该报1900年时的名字为The Examiner。
[21]Leung Chi-Tso, China’s Great Exile, Addresses An Appeal to The World”, The Examiner, 29 July, 1900 , pp.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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