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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左）与曾健民（右）在鲁迅故居前的合照
内容提要
光复初期，沪、台两地基于历史境遇的相似，共同背负着回归中华文化母体、重建民族主体性的双重历史任务，并在“现代化”的召唤下展开热切的交流与互鉴。这段历史因两岸各自不同的政治运动而被淹没，甚至被岛内的“台独论述”所扭曲。自1998年起，为了抗衡“本土派”学者的文化断根式的“台独史观”论述，《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开启了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新文学议论等文化遗产进行史料的挖掘、整理与阐释工作，通过对这段两岸文化互动频繁、人员流动庞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史料的考证，再现了两岸政权更迭、内战烽起的关键四年间，政策机制的变革、报刊媒介的互通、知识分子的流动联结。借由推动沪、台文化的重新遇合，在此过程中有力地参与民族认同的重塑。
关 键 词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 光复初期 杨逵 范泉 台湾新文学论争
前 言
台湾地区因为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肃清，毁灭性地断绝了台湾民族解放的运动史和1930年代中国左翼传统的精神史，在“历史封印”的辐射下，历史性和纵深感被“白色恐怖”清洗殆尽的群众，无从承继前代的精神遗产，从而丧失了直视历史暗面和血污的根底与勇气。同时，在两岸民族分断、暌隔的时代，长期“引颈西望”的精神状态，造成台湾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普遍异化，文艺生产也相应地走向反动、倒退和保守。自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缺失民族历史感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不可遏制地变成“亲美、附日、反中”的分离主义运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后，分离主义势力为颠覆国民党当局，以民粹主义手段鼓噪族群意识和省籍议题，更以“为历史翻案”为由，渲染“二·二八”事件的悲情意识。21世纪初，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政治生态骤变之际，民族认同扭曲、丧失理想主义和终极关怀的台湾知识界，将原教旨主义的“去中国化”和“本土化”上升为主流话语。陈映真痛切地指出这座自我标榜民主化、“自由化”的岛屿，却严重地存在着集体历史记忆丧失的问题：“许多人出来高唱民主自由，可是在过去戒严的年代里，他们不论秘密或公开地做了哪些事，都不需要一个手续来检讨。”[1]逝去的人没有得到悼念，新生一代却在高度消费化社会的豢养下，失去了清理和偿还历史债务的意识和能力，文化也随之日趋庸俗化、商品化，缺乏介入现实、反抗虚无的精神动能。
因此，为了争夺历史解释权，使光复初期面目全非的历史重新可见，陈映真主持的人间出版社坚持“以历史导引未来”的初衷，自1998年冬季开始，以《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为文化阵地，回顾与整理被尘封、湮埋的“二·二八”事件真相与“白色恐怖史”、检讨新旧殖民主义、清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批判将日据时期“皇民文学”合法化的免罪行径、对新旧文艺思潮进行再认识和价值重估，直至2008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停刊，为期十年的整理工作补强了台湾的左翼思想谱系，拓宽了历史可被言说的空间，使得光复后四年间致力于弥合民族分裂的人物、事件与文学作品，在庞杂烦冗的史料堆中接二连三地浮现，还原台湾光复前后的史实。作为推动这项工作的组织者，陈映真曾将自己这一代人形容为“受诅咒的薛西弗斯”，借《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考证工作将历史的巨石一遍一遍推回光复初期的历史“原点”。陈映真、曾健民与日本民间学者横地刚携手合作、爬梳史料，系统性地再现了在光复后两岸短暂联结的历史过渡时期，知识分子以鲁迅战斗精神和现实主义反抗文艺为指引，最终克服了杨逵所谓横阻海峡的“澎湖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桥、铺路。
横地刚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与台湾由于在“二战”期间都曾以租界、殖民地的形式沦为祖国版图的“边缘”，因为历史境遇的相似，光复后两地在内战与冷战双重构造的影响下，一同经历了恶性通胀、治理失效的发展困境。尽管各自所背负的历史包袱有所差异，却同时承担着去殖民、重启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学者黎湘萍较早关注到光复初期沪、台两地社会状况和文学想象的同质性，并进一步指出：“这时期的台北，因为刚刚回归祖国，很自然地通过也曾是‘沦陷区’的‘上海’去认识光复初期的‘中国’，作为观察中国政治、社会，吸纳思想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对象。”[2]“曾沦为异族的殖民地（沦陷区）”的共同精神特征，以及相近的现代化都市气质，导致台湾将上海作为反思殖民现代化、重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参照。同时上海也是台湾接触母体文化、获得资讯的最直接窗口。因此黎湘萍主张以台湾、上海“双城”的文化互动为视点，深入这一时期文化论述背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场域，进一步“观察当时的中国问题（同时也是台湾问题）”[3]。不仅要求将台湾文学汇入动荡、变革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视域，同时也要求以上海知识界对台湾文化状况的观照和思考为锚点，再现光复初期两岸频繁而热切的文化交流。因此，本文尝试以《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为考察核心，梳理沪、台两地知识分子如何以民族文化的复归与重建为方向，在光复初期特殊的文化场域中展开热切的探索、对话与联结。回顾历史，这段沪、台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版图，在光复之前的战时中、日左翼文化人合力构建的文化空间中便已展开。
一 战时沪、台两地左翼知识分子的跨域联动
日本民间学者横地刚在自述其中、日左翼关系史研究之路时，曾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集中矛盾与根本症结，而1945年至1949年正是中日关系发展史最关键的历史转折期。在两岸暌隔、分断的百年间，光复初期之所以如横地刚所言是“很珍贵的时代”，原因在于这是：“两岸走向（同样）一个历史潮流的时代”“一个台湾社会要脱离殖民地的时代，也是大陆和台湾走向一体化的时代”。[4]横地刚以《幌马车之歌》为线索，在蓝博洲的协助下寻得六张犁黄荣灿的墓碑，并借由对黄荣灿的追踪，深入了光复初期台湾的精神场域。2006年，横地刚以杨逵的视角为“分光仪”，从沉寂的历史资料中钩沉出战时中、日左翼作家为实现良性文化交流而付诸的积极行动。横地刚以日本《星座》主编矢崎弹的上海之行作为锚点，还原了鲁迅、胡风、范泉与杨逵等人的思想交汇，重构了沪、台两地知识分子自抗战时期便开始跨域交流的关系版图。
黄荣灿
六张犁公墓
杨逵的作品在上海的面世起源于胡风对《送报夫》的译介，《送报夫》经由日本的普罗文学进入胡风的阅读视野，胡风深受打动而将其翻译成中文陆续刊登在上海的《世界知识》杂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山灵——朝鲜台湾小说短篇集》，以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弱小民族小说选》。在译者序中，胡风评价《送报夫》“是台湾底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艺作品底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报告给世界的呼声”。[5]《送报夫》真实记录了殖民地同胞在重压下的精神苦痛和艰难的生存境遇，成为第一篇被大陆读者广泛接受的台湾小说，甚至光复后参与台湾文化重建工作的大陆读者们都因《送报夫》的影响而慕名拜访过杨逵。
1936年5月18日，收录有杨逵《送报夫》和吕赫若《牛车》的《山灵》小集刚于上海出版，便被胡风送至鲁迅病榻处。[6]在鲁迅病逝后，胡风承续了鲁迅在《〈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中介绍真实的中国作品的遗志，继续推进中日文学交往的工作。然而这一时期日本文坛拒绝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将之视为“以泥脚踩进绅士们的客厅”，胡风因日本读者反应的冷淡和批评家的傲慢而饱受挫折，声明“现代中国的年轻文学”并未企图以卑微的姿态登上所谓的“世界文坛”，而是希望进步的日本读者能看见“中国文学是如何受难，如何奋起？又是如何通过失败和牺牲来改造自己的”。[7]这番痛切的申诉便引起了杨逵强烈的情感共振，在《〈第三代〉及其他》中杨逵完整引用这段话，并附文：“我们殖民地的人也有相同的感慨。”[8]文学成为两岸文化人照见彼此、看见彼此困境和希望的工具，正如横地刚所言：“在上海介绍台湾、‘满洲’和朝鲜作品，证明了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台湾与上海的文学家们是站在同样的土壤上的。”[9]
杨逵希望与大陆一体共感的台湾，能借殖民地语言的便利，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中转站的效用：“如果我们站在中间，能够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也把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那真是再好不过了。”[10]然而杨逵这一善良的愿望，在日据时期战争体制的规制和阻隔下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在战时体制的作用下，殖民地台湾被迫与文化母国断绝联系，东京反而吊诡地成为台湾文化人获得大陆书刊杂志和文坛讯息的中介。据横地刚所述：“杨逵是经由东京和鲁迅、胡风、萧军等相遇，在文字上结合在一起。”[11]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杨逵为《台湾新文学》寻求发表场所而短暂逗留东京。此时日本左倾杂志《星座》的主编矢崎弹刚结束与萧军等人在上海的会面，据横地刚推测，应是他为杨逵带回萧军的小说《第三代》。而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开始针对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清剿运动，矢崎弹因“反战言论”“前往上海与左翼分子进行联络”[12]和归国后被罗织企图“以文艺谋大众左倾化”[13]的罪名，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杨逵也因此遭受牵连入狱，但在中、日左翼文化人于上海共创的交流活动中，杨逵得以与祖国大陆的抵抗文学正面相遇。
《第三代》的阅读经验使杨逵受到极大的精神震荡，杨逵将萧军“在（上海）一间日间也要点灯的屋子里”艰苦创作的遭遇，同此时“太早安定而丧失斗志”的日本作家“小而整洁的绅士般的生活”横向对比，指陈日本作家罹患的思想“贫血症”，丧失了应有的行动力。萧军对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土匪”形象的再塑造，让杨逵揭示了在台湾也被污名化的“土匪”和“马贼”作为破坏性反抗力量的真相，同时杨逵将自己内在于具有朴素阶级意识和原始反抗动能的“马贼”世界中，拒绝粉饰现实政治意图的“新日本主义”，选择回归朴素的无产阶级大众文学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正如施淑所言：“土匪和马贼的背后，连同句末意味深长的删节号，隐藏着二十世纪的两岸人民共同走过的历史真相。”[14]
战争暴力和殖民统治阻隔了两岸连贯的时空，而胡风对《送报夫》的引介和杨逵阅读萧军《第三代》的经历，使得沪、台两地知识分子得以穿越战火，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精神联结。时至光复初期，当战争与殖民的威胁消退后，杨逵经由《文艺春秋》的总编辑范泉，与上海文坛建立了实质性的联系。在杨逵访日期间接触的大量大陆报纸杂志中，便有上海范泉主持的杂志《文艺春秋》，而光复后二人也通过书信的往来与书籍刊物的赠送建立起温厚的友情。“二·二八”事件事发半年后，范泉从台湾朋友口中得知杨逵失踪的噩耗，为杨逵的安危而焦虑哀痛的范泉写下《记杨逵》一文，语言真切而平实：“我每次用颤抖的手，翻阅着他亲笔签字赠送给我的遗著，一阵难堪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几乎不能相信他真的死在那次无言的‘伤害’里。”[15]
实际上杨逵与上海的缘分未曾止步于此，在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干戈愈演愈烈的时代氛围中，全国各地学生和民主人士自发动员的“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怒潮同样席卷台湾。1948年底，杨逵撰拟《和平宣言》要求停止内战、还政于民，宣言定稿后传至《桥》副刊主编史习枚手中时，却适逢上海《大公报》记者来访，遂将全文于1949年1月21日在上海刊发，被此时正从上海调职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所阅，杨逵因此获狱12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两岸再次陷入分断，导致范泉对杨逵身陷囹圄一事全然未知，但这份珍贵情谊在光复初期两岸文人的互动交流中并不罕见。《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以范泉与《文艺春秋》为视点按图索骥，挖掘出光复初期以身为桥横跨沪、台两地，积极参与台湾文化建设的左翼文化人——木刻版画家黄荣灿与新文学作家欧坦生
二 未竟的“南天之虹”——范泉、黄荣灿、横地刚的文化接力
范泉所主持的上海《文艺春秋》丛刊创办于1944年抗战后期，丛刊的定名参考了许广平先生“越是朴素越具有战斗的现实意义”的建议，意在“从文艺的园地里窥见春华秋实”。[16]范泉拒绝将生死存亡中的沦陷区上海粉饰成谈风吟雨的太平世界，而主张在保存自我的同时，以《文艺春秋》为文化阵地，向沦陷区的群众积极传递大后方的抗日通讯和文艺动态，同时揭露、抨击国民党恶政真相，给广大文艺志士以鼓舞和抱慰。殖民地台湾始终被范泉视为失落的一部分国土，与内地的沦陷区一视同仁，因此，在荆棘载途中野蛮生长的台湾文艺，自然作为中国文艺园地有力的一角而被范泉格外珍视。
范泉与台湾的缘分始于1930年代，因为日语学习的需要，范泉时常出入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借此机会接触、搜罗了将近五十种与台湾文艺相关的日文书报，通过这些在殖民者审查范围内被许可的资料，范泉拼凑出了面目模糊的台湾个性。直至光复初期，两岸文化人交往加深，杨逵的《鹅妈妈出嫁》、杨云萍的《山河》等书刊和信件漂洋过海送至范泉手中，范泉才接触到真正反映殖民和阶级双重压迫下台湾人民生活境况的文艺作品。殖民者语言成为范泉解读、接近殖民地作家和人民心境的工具，穿过“寥穆和悲哀”的文字表面，看到蕴藏在作家内心充满希望与反抗动能的呐喊。范泉高度肯定杨逵“并不被任何人御用，也没有为军阀的侵略政策宣传”[17]的坚韧抗争姿态，即使是姿态稍嫌“软弱”、忧郁感相对厚重的杨云萍的作品，范泉也同样报以诚挚而同情的注视，指认出在殖民地言论自由极其有限的文化土壤中，台湾岛内作家忍辱负重的“哀痛”与“挚爱祖国的热忱”，并温煦地主张“我们应该认识他，研究他，鼓励他”。[18]
1945年11月，范泉在上海为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台湾的黄荣灿送行，此后黄荣灿便带着范泉对台湾温情的注视和期望，以“交换经验，促使台湾与内地联接起来，大步直进”[19]的坚定意志，化身为横跨在两岸文化天空的“南天之虹”[20]般的桥梁。到达台湾后，黄荣灿便立即与木马共同承担了《人民导报》文艺专栏《南虹》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积极转载《文联》《中苏文化》《民主》《文萃》等上海、重庆的进步杂志刊物，及时向台湾读者更新大陆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国内外文艺动向。然而，《人民导报》因与省内外左翼文化人联系紧密、言论倾向越发鲜明而惨遭官方封锁，《南虹》专栏的经营也被迫宣告终止，黄荣灿便辞去职务，将阵地转移至苏新主持的《台湾文化》。
黄荣灿与木马主持的《南虹》专栏
在《台湾文化》搭建的言论空间中，黄荣灿积极开展了抗战时期新兴木刻运动的介绍和普及工作，大力宣扬鲁迅战斗精神与新兴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并在宣传抗战木刻版画文化的同时，回应部分台湾美术家对昔日殖民宗主国日本的美术文化评价失衡、缺乏批判与反思的问题，纠正他们视木刻版画为“臭气熏天的作品”的偏见。1946年在两岸“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联合活动中，陈烟桥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新兴木刻艺术》一文，便是在黄荣灿的协调下，相继在上海范泉所主持的《文艺春秋》与台北杨云萍组织的《台湾文化》发表，成为连接沪、台两个左翼杂志的契机。离沪后，黄荣灿与范泉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46年元旦，范泉所作的《论台湾文学》一文在上海《新文学》发表，而后便经由黄荣灿在台北传播，在台湾文坛迅速发酵。1947年1月1日，《论台湾文学》更名为《台湾文学的回顾》于台湾的《民权通讯社》第31号刊发，引起欧阳明、杨云萍、王白渊等多位台湾文化人的回应，成为之后《台湾新生报·桥》副刊议论的前奏。
黄荣灿所刻的《鲁迅像》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不久，黄荣灿将欧阳予倩率领的新中国剧社送返上海后，便仿照毕加索《格尔尼卡》的构图形式，创作了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艺术化地还原了事件现场。为了将“二·二八”事件真相更直观地向大陆传递，黄荣灿携带作品前往上海，并于1947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版画展”中展出。同时，密切关注台湾政治动向的范泉，在听闻“二·二八”事件噩耗后，也旋即写下《记台湾的愤怒》一文声援、抱慰受难的台湾同胞，并在《文艺春秋》的边疆特辑刊登欧坦生依托“二·二八”事件背景创作的小说《沉醉》与《鹅仔》。
黄荣灿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
《文汇报》1947年3月6日刊登范泉的《记台湾的愤怒》
欧坦生在大陆时期通过恩师许杰教授的引荐与范泉结缘，1947年赴台任教时亲历“二·二八”事件暴动现场，于是以《文艺春秋》为阵地，将台湾人民被迫消声的集体伤痛迅疾地向大陆读者传递。范泉在刊登《沉醉》时指出这篇小说“揭露了我们某一部分的祖国的同胞如何正在把轻佻和侮辱抛给这块新生的土地”[21]，点明欧坦生的写作意图，在于向处于国统区资讯宣传中心的上海及时传递“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将台湾威权恶政的社会现实与内战格局下国统区人民的黑暗处境形成参照的经验，实现台北与上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汇流。极权统治下共同的创伤经验成为沪、台两地共同的文化主题，如欧坦生所说：“我也听说接收官僚在上海和其他收复区的恶形恶状，比起在台湾，绝不逊色。”[22]于是在《沉醉》中，欧坦生让受害者阿锦发出诘责究问：“内地人难道没有一个是好的吗？”既是对劣迹斑斑的掌权者的痛切谴责和声讨，同时也是与大陆读者尝试性的对话与反思。
欧坦生《鹅仔》（人间出版社出版）
继而内战局势愈演愈烈，《文艺春秋》被迫停刊，《台湾文化》也面临发行中断的窘境，两岸往来再度走向断绝。范泉先生无从得知欧坦生早已停笔改名，从光复初期文学版图中销声匿迹，更不知自己所栽培的青年黄荣灿，早在1952年便扑倒六张犁坟场，化作噤哑的灵魂飘浮在海峡上空，沉默地凝视着岛屿上的白色荒原，而这抹不屈、不安的灵魂最终在世纪末指引着写作黄荣灿传记的横地刚来到范泉面前。[23]
1999年6月，横地刚经由鲁迅编译馆副馆长陈漱渝的引介，得以与尚在人世的范泉先生取得联系。在妻子吴峤女士的协助下，病重的范泉不仅为横地刚复印、邮寄了大量研究资料，甚至亲力亲为一一标注出处。9月横地刚、蓝博洲前往上海拜访范泉先生，惊觉与舌癌鏖战多年的先生此时已病入膏肓。交谈中范泉得知左翼作家蓝明谷在白色恐怖时期遭受残忍虐害的噩耗，一时潸然泪下、悲痛不已，于是毅然决定强忍癌痛艰难执笔，用左手食指推着右手一笔一画作出《哭台湾作家蓝明谷》一文，并亲自编选、整理散文集《遥念台湾》预备托付陈映真在台湾出版。来信中范泉自知时日不多，一句“我们刚通信认识，可能就要永别了”[24]的遗恨，令隔海相望的陈映真悲痛万分。年末，范泉原本等待做第二次“切除三分之一舌部”的大手术，却因癌细胞急速扩散、并发症暴发而丧失手术条件，陷入昏迷。据吴峤女士回忆，弥留之际的范泉忍受着强烈的痛楚、无法发声，却仍忧心挂虑着台湾的出版事宜：“他用颤颤抖抖的手在纸上写了难以辨认的字，我能看懂，他问‘台湾书出版没有？’”[25]三天后，尚未将自己至诚至真的念想跨越海峡、抵达台湾，范泉先生便撒手人寰。直至次年二月初，《遥念台湾》终于通过人间出版社面世，横地刚沉痛回忆当时“出版通知和讣告几乎同时送到我手里”。[26]在哀痛中筹备范泉遗著的出版事宜后，次年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刊载了“纪念范泉先生”的专栏，填补了1947年由范泉《论台湾文学》一文所引爆的《台湾新生报·桥》副刊重建台湾新文学议论所空缺的史料。
范泉的《遥念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三 重建台湾新文学论争的历史扭曲与实证还原
1947年11月，距“二·二八”事件爆发尚且不过短短九个月，两岸的文艺工作者以“拒绝被分化的坚强、温暖的团结”[27]会聚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对台湾文学史和新文学性质进行热忱探索，一同投入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鉴于议论涉及的政治、历史、社会科学要素之周密繁复，交流氛围之友好热烈，陈映真在比对此后由极端荒废的冷战意识所统领的台湾文艺思潮，将这场论争的性质高度评价为“有四十年来不及的思想高度”[28]。最初，《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将论争的起源聚焦于欧阳明1947年11月7日发表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然而在后续的搜查工作中，当时远在上海却对这场论争影响至深的范泉先生的身影竟日渐明晰。经陈映真等人查证追认，光复初期最早开始研究台湾新文学问题的重要专论，应是1946年1月1日范泉的《论台湾文学》一文与赖明弘的回应文章《重回祖国之日》。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范泉主编的上海《新文学》的第一、第二期，刊发时间尚早于欧阳明，且杨逵、欧阳明的讨论文章中均引用了范泉的观点，因此范泉的《论台湾文学》一文被确认为一年多后《桥》副刊展开“重建台湾新文学”理论争鸣的滥觞。
在《论台湾文学》一文中，范泉拒绝接受岛田谨二以日本文坛的阅读嗜好和尺度为基准划定的台湾文学分期，于是在亚夫以台湾本岛作家创作活动为划分根据的“四期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台湾文学具有明确的中国指向性，始终受到汉文的文字表现和文体传统的指导，因此“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29]紧接着范泉以“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现实因素为主要考量，将台湾文学划分为“草创期”、“建设期”与“完成期”，并强调光复初期的台湾新文学正步入建设时期的开端，这一分期方法在后续的讨论中引起多数台湾文化人的共鸣。同时，范泉主张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因政治支配和语言政策的掣肘而停摆，无法发展出健康的肌理，甚至“谈不上”有“文学上的成就”[30]，因而始终在不安定的“草创期”。这一论断如陈映真所言“绝无关乎省外知识分子对省内事物的歧视”[31]，而是受制于内地史料贫乏的局限，不可避免对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作出过低评价，旋即便得到台湾批评家友好的纠正。活泼而包容的文化交流，强烈地彰显了这一时期省内外知识分子克服省籍芥蒂与隔膜的心志。
值得关注的是，《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对台湾新文学论争史料的整理和追认工作，事实上经历了与“本土派”学者漫长而挫折的博弈过程。起初，关于这场议论的史料阐释权与话语权均掌握在“本土派”学者手中。1983年林瑞明、叶石涛、彭瑞金等本土论学者以《文学界》为认知堑壕，片面歪曲1947年11月以《桥》副刊为阵地引爆的“建设台湾新文学”论的原貌，以“只撷取我们需要的，只要不合乎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会舍弃不用”[32]的论证原则，将论战史料裁剪成以适于张扬“本土性”“自主性”等台独史观的框架。1987年，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论及20世纪40年代《桥》副刊这场理论争鸣时，为了突出台湾文学所谓的“坚强本土性格”，以同样片面的裁剪手法模糊语义，将光复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建设新文学的动机强扭为“建立富于台湾色彩的台湾文学以跻入世界文学之林”。[33]叶石涛所欲归属的“世界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日本右翼批评家将“日本文坛”自视为“世界文坛”，拒绝中国年轻的现代文学涉足一事，俨然是精神上的暗合。叶石涛暧昧地越过祖国文学，径直将台湾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标，包藏着将台湾新文学视为“国别文学”与中国文学对立并举的祸心，与论争中杨逵所强调的“世界文学有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类”，而“中国文学有台湾文学之一环”[34]背道而驰。再者，叶石涛将台湾文学“特殊性”与中国文学“一般性”的辩证问题，比作“甩不掉的包袱”和“不死鸟”等阻遏台湾文学健康发展的消极负累，刻意突出议论中省籍作家主张“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的“本土化”倾向。[35]甚至在2000年由中岛利郎与泽井律之合译出版的《史纲》日译本中，叶石涛为了“配合八○年代中后‘台湾本土化论’勃兴的步调”而避重就轻，将初稿中类似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等强调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文学指向性的言论尽数删改，[36]虚构台湾新文学的“本土性”倾向。
1999年，陈芳明趋附叶石涛的论述路线，执笔《台湾新文学史》时虚构所谓的台湾“后殖民史观”。在与陈映真关于“统、独文学史观”的论战中，陈芳明对《桥》副刊议论中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一文掐头去尾、寻章摘句，截编杨逵关于台湾文学“特殊性”的论述，为自己所欲虚构的本土文学论述做伪证：
自郑成功据台湾以及满清以来，台湾与国内的分离是多么久，在日本控制下，台湾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在生活上的环境改变了多少？这些生活环境使台湾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多少？如果思想感情不仅只以书本上的铅字或是官样文章做依据，而要切切实实的到民间去认识，那么，这统一与相同的观念，就非多多修正不可了。[37]
陈芳明据此顾盼自雄，要求陈映真“谦卑地好好温习这段文字，杨逵的立场是如此耳提面命地对傲慢的统派作家严正教训”[38]。实则杨逵文中早已声明“台湾文学”的命名“并未想树立其分离的目标”，而是由于台湾的语言、历史曾受殖民政策和意识形态所割裂的缘故，导致台湾文学不可避免具有“特殊性”，但杨逵多次强调这一“特殊性”必须是以“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39]为根本前提。再者，杨逵举例外省作家欧坦生发表于上海《文艺春秋》的《沉醉》是台湾新文学的“好样本”，可见他并未将台湾文学的创作主体局限于省籍作家，而是重视作者“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的立场，呼吁省内外文化人通力合作，深入台湾民间。然而陈芳明却颠倒黑白，坚称“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主张均是外省作家群体的论调，没有得到任何一位本省作家的支持。赖明弘、欧阳明、林曙光等省籍作家以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定位台湾文学，强调台湾新文学对大陆五四精神遗产的继承，均被陈芳明以“一刀切”的论述方式暴力遮蔽。
吕正惠一针见血指出，叶石涛颠倒的文学论之所以成为后来“台独派”的主流论述和理论基础，是因为此时统派学者尚未能开始《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原始资料的整理工作，因而无从查证叶石涛论述的可靠性。为了避免话语权被本土派学者独占、历史成为权力错误的书写，人间出版社开启了大规模的史料梳理与还原史实的“重写”工作，为这段被强行涂抹而面目全非的历史正名。1999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年轻同人们从潮损的旧纸堆中逐字辨认、手抄早已面目模糊的史料，“复活”了《桥》副刊议论的原貌。这项史料考据行动赎回了被“台独派”劫持的历史，再现了这短暂却意义非凡的四年之间，由“鲁迅战斗精神”所召唤而聚集在《桥》副刊的两岸知识分子，如何以与中国文化接轨为旨归，探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
《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议论集》（人间出版社出版）
吕正惠高度肯定《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同人对《桥》副刊论战详细、切实而艰苦的整理，并以陈映真、曾健民所编的完整史料《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为依据，就叶石涛片面扭曲论战性质、断章取义式的推论，提出切实有力的辩驳：“叶石涛的推论，完全不符合论战的实情。当时论战的主调，主要是想探讨光复后台湾文学应如何重新融入中国文学之中来发展。”[40]而叶石涛仅撷取彭明敏与钱歌川二人的文章，将省内外作家关于台湾文学“特殊性”的歧见，化约扩大为“台湾人”与“外省人”的对立，甚至推导出此时省内作家已有意识地“建立自主性文学”的谬论。实际上，当时参与论争的省内外知识分子，多数达成了以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为立足点，以中国文学的“一般性”为旨归的基本共识，主张从“特殊性”向“一般性”的辩证性转化、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共同体。绝非如叶石涛、陈芳明等本土论者巧言令色，以“树立分离”为目的固守台湾文学的地方性。
四 光复初期沪、台的报刊互动图谱
除了关注光复初期沪、台文化场域中具有主体自觉的知识分子之外，《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如何调动报纸、图书等文化资本，利用审查制度的漏洞和政治缓冲地带，博取最大的言论空间。光复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为了加速语言转化的步调，自1946年2月起宣告“查禁日人遗毒书籍”，开始强制性取缔日文书籍报纸，日文图书随即停止进口，由上海大批输入中文图书取而代之。自1945年起，上海出版社陆续跨海至台开设分馆，台北重庆南路一时间汇聚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上海重要报社，甚至以书报摊的形式开启了大陆图书在台的零售市场。据钱歌川回忆：“在台湾光复初期，所有的精神粮食全由上海供应，上海中华、商务两大出版公司，把过去卖不掉的旧书，连同新书一道运到台湾都一下子销售一空。”[41]大量资讯、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台湾民众的阅读视域，中国古典小说、近代文学、政论杂志，包括曾被阻断的大陆1930年代左翼思潮书刊、苏俄经典也一齐传入，填补了台湾空缺的图书市场。直至1949年5月，上海战事以国民党仓皇撤离告终，上海对台供书的管道也被迫切断。加之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将内战的失利归咎于文艺工作的疏忽，于是借题发挥，加强对左翼文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钳制管控，大量左倾书刊被查禁焚毁，市面上流通的中文图书仅剩大陆出版社在台湾分馆中的存书，以及部分翻印、走私的书籍，1930年代大陆左翼传统在台湾再次失传。
相较于图书的输入，报纸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快、碎、噪的信息媒介，沪、台两地的报纸以更高的效率互通有无、维系着读者对彼此的认知。2001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作家群在尘封的档案中挖掘出台中《和平日报》的史料，还原了光复初期“台湾第二大报”的历史面貌。台湾《和平日报》前身本是国民党机关报《扫荡报》改组的分社，但由于未得到南京总社的经费支持和指挥，在人手匮乏之际，社长李上根便与以谢雪红为首的台共一脉合作，又招纳了楼宪、王思翔、周梦江等人担任经理、编辑。这一编辑队伍曾活跃于由陈仪主政的大陆东南地区，对国民党的腐败恶政颇有恶感，加之与左翼文化人交往甚密，于是尚存有限的言论自由空间的副刊，便成为编者们针砭时弊的园地。为了实现祖国文化的顺利移植与接轨，《和平日报》不仅大力引介大陆左翼作家的文章和文坛资讯，更以上海《大公报》为模仿的范本，以“嬉笑怒骂”的批评形式博得群众好感、实现“以报养报”，同时争取最大限度为台湾民众发声。据双文所言，“由于《和平日报》具有军方报纸的外壳，不满时政的编者们遂有意效法上海《大公报》‘大捧小骂’的策略”[42]，足见光复初期上海左倾报刊对彼时台湾“第二大报”发展的影响。《和平日报》编辑班底同时身兼姐妹刊《新知识》月刊的主编，而月刊负责人张焕珪也与上海渊源颇深：张焕珪毕业于上海大学，曾加入上海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平社”，发刊的初心在于将大陆报刊中“与官方持不同观点但很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及时摘录成册，传递给不易得到资讯的台湾文化界，因此由他主持的《新知识》被称为“一份由台湾文化人出资，而由中国文化人出面组稿的综合性刊物”[43]。例如《新知识》就曾转载过上海《中国工人》周刊的漫画《我们已经胜利了吗？》，该漫画原是大陆漫画家沈同衡的作品，记录了自日据时期至国民党接收后工厂的经营状况，揭露国民政府恶政经营导致生产停顿、失业频仍的治理乱象。而《新知识》将其更名为《光复一年图》，以换汤不换药的形式隐秘地讽刺国民党的极权统治不分地域，工农阶级的生存困境和创伤经验也同样具有普遍性。诚如双文所言：“像这样大陆的漫画改个题目就可用于台湾，说明这种现象并非某地特产，而是在整个中国普遍存在着。”[44]报纸的副刊成为一种隐喻的抵抗场所，在审查制度下“带着镣铐跳舞”，为读者保留着最大限度的言论真实。
光复初期，两岸文化人心照不宣的交流阵地除了《和平日报》以外，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台湾文化》。1946年6月，省内外进步左翼集结在由官方与民间协力创设的文艺组织“台湾文化协进会”，《台湾文化》月刊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杂志应运而生。据曾健民所述，台湾文化协进会以“建设民主的台湾新文化！肃清日寇时代的文化遗毒！”为旗帜，苦心组稿，致力于将《台湾文化》打造成覆盖全岛的综合性文化杂志，于是“网罗了编译馆、台大、师院（师大前身）、文化界有进步色彩的省内外知识分子参与写作，并积极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陆进步文化界交流，可说是‘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台湾进步文化重镇”[45]。对上海文化动态较为熟悉的主编苏新曾以《台湾文化》为平台，撰写《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一文，并大力引介上海《文萃》、《文艺复兴》与《文艺春秋》等重要左翼刊物的文化讯息，例如上海《文艺春秋》刊登过的黄荣灿的文章《新兴木刻在中国》就曾在《台湾文化》出现过。1946年10月，为响应上海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台湾文化》第1期第2卷开辟了鲁迅专栏纪念号，刊载了纪念鲁迅的系列文章和版画作品，并在“文化动态”专栏及时跟进上海文化圈的纪念活动。[46]然而在“二·二八”事件武力清乡的余悸中，《台湾文化》失去了王白渊、吕赫若等活跃的左翼力量，杂志焦点从原先针对台湾现实问题的文化批判脱离，撰稿人以台大师生为主体，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此时接力两岸文化交流工作的阵地转移至《台湾新生报》所开辟的《桥》副刊。主编歌雷自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以“为‘二·二八事件’后严重的省籍隔阂，提供一个省内、省外作家沟通的桥梁”[47]为办刊的宗旨，为当时被迫噤抑、缄默的文化人开辟了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正如横地刚所言：“《文艺春秋》《台湾文化》《台湾新生报·桥》副刊携手促进了两岸的理解。”[48]三份报刊在范泉、黄荣灿、杨云萍与苏新等人的辛苦经营中成功联动，支撑起汇通沪、台两地的文化桥梁。
与此同时，作为光复初期大陆资讯宣传中心的上海，报界文化人也始终殷切地观察着台湾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动向。除了文化生活的变更之外，海派风气浓厚的流行服饰、饮食习惯和生活掌故也随之填入台湾民众的日常起居。2004年经由人间出版社与大陆学者朱双一合力追查的省外新文学作家杨梦周，就曾作《节约与浪费》《跑狗》《舞禁的波折》等文章，以“中国饥馑，上海跳舞”一辞，暗讽淳朴的台湾风靡一时的“跳舞”风气，更对台北“新公园”流行的上海“跑狗”妖风，提出尖锐的批评。[49]据上海《人间世》的驻台记者汪巩观察：“两三年来的台北，已经飞跃地上海化了，夜晚的街头闪耀着炫目的霓虹灯，台湾姑娘也都脱下了她们的西装和木屐，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了。”[50]汪巩不仅迅疾捕捉到上海时髦、摩登的“魔都”气息和生活方式对台北文化空间的浸染，更深入透析了浮华表象下沉默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真实的生活境遇，直言“一个城市的畸形的繁荣时常说明了整体的萧条”“光复带来了饥饿和失业”[51]。汪巩的观察有案可稽，此时适逢1947年2月，以上海为中心爆发的“黄金风潮”，将国统区沸腾的民怨、高涨的物价顺着两岸休戚与共的经济命脉延烧至台湾，加剧了奢靡的海派表饰下真实的米荒和饥馑。无独有偶，光复后台湾作家龙瑛宗也曾在《台北的表情》一文中写道：“台北渐渐失掉了日本的表情，但是台北已有新的表情代换这些，这就是上海的表情，或者福州的表情，总而言之，可以说是祖国的表情。”[52]黎湘萍指出这一看似温暖的想象与叙事背后，隐藏着作者对时局的敏感与隐忧，因为“这时的上海恰是处于内战中混乱的上海，它从1946年8月开始，就已提前预演过类似二二八的事件了”。[53]黎湘萍所说的“事件”，便是后来1947年《新新》杂志新年号《都市流行病》所关注的上海“摊贩”骚动。光复后上海物价暴涨、经济凋敝，大量困苦工人、中小企业店主、城市贫民相继破产失业，无奈只能设摊营生，而摊贩个体的流动性大，导致政府的捐税难以征收，国民党警察系统遂以“有碍观瞻”为由暴力取缔，随即引发激越民乱，台湾“二·二八”事件无疑是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恶政的悲剧性重演。龙瑛宗也从光复后台北群众“忧郁”“欢呼”两种相反的表情，窥出国民党恶政经营造成的贫富不均：“要是忧郁是地狱；欢呼是天国，那么，台北一定是以一部分的人看来是地狱，另从一部分看来倒是天国。”[54]早在1946年5月31日，上海《大公报》便发表社论《我们对台湾的意见》，质疑台湾的接收状况、施政效果；紧接着上海《侨声报》于6月8日发表《台湾一团糟》，就台湾作为华侨移民群体“跳板”的重要性而言，对台湾政情民意提出尖锐批判。《台湾新生报》以此为导火索，引爆与《侨声报》关于“台湾究竟糟不糟？”的论争。而此时的台湾新闻界，据周梦江所言“没有效法国内各省而设立新闻检查站”[55]，因此审查机制宽松、发报阻力较小，这便间接助力担任《和平日报》采访课长的《侨声报》驻台记者丁文治，得以数度将控诉陈仪施政不当、揭露国民党高层贪腐的新闻，在两份报纸上同时刊登。此次沪、台报刊的对话最终仍引起了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注意，尽管以《侨声报》在台发行受阻、驻台记者丁文治遭受软禁的结局遗憾告终，却在夹缝中确立起了反对陈仪政府暴力管控舆论的统一阵线，同时《大公报》《侨声报》更以实际行动传递了上海报界对受压迫台胞温热的关心。
结 语
光复初期，作为大陆资讯中心与进步思潮中枢，上海的文化播迁在台湾产生了一体两面的效应：上海的图书报刊与左倾思想的注入，使得处于语言转换时期的台湾群众，得以将上海作为参照视点，观察、接受祖国大陆主流的文化症候与话语表达，加速台湾与祖国文化的接轨。同时，上海摩登的都市风气也催生台湾市民群体观念的变革，恶性的消费主义在台湾生产出例如《节约与浪费》《跑马》等新式的文学表达。在两岸联结的短暂四年间，大批大陆知识分子将台湾视为内地沦陷区的延长，自发自觉参与台湾文化的去殖民重建工作，当国民党的文化管制和审查制度激发出新的隐喻机制时，两岸左翼文化人心照不宣地集结在报纸副刊，戴着“镣铐”与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当局进行对抗性的文化游击战。然而沪、台两地互动共生的文化生产机制，却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白色恐怖清剿行动中被戕断根绝，导致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传统再次失传，文化启蒙工程也就此中挫，直至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才得以重新接续。
台湾解严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通过挖掘史料中存续的文化基因碎片，将光复初期历史的真相从“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捆绑中抢救出来，杨逵、范泉、黄荣灿以及《文艺春秋》、《台湾文化》、《桥》副刊等陈旧的人名和文献，穿越历史的迷雾来到今日读者的面前，沪、台两地以回归中国母体为旨归、热切而温暖的精神交流史终于清晰可见。
徐秀慧 胡贵艳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文学院
350007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2期）
注 释
[1]陈映真：《永远的薛西弗斯》，《陈映真全集》第20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2][3]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2页。
[4]邱士杰：《横地刚与〈南天之虹〉的时代》，《人间思想》第26期，2021年8月，第9页。
[5]杨逵：《送报夫》，胡风译，世界知识社编：《弱小民族小说选》，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20～121页。
[6]杨逵：《〈第三代〉及其他（新译）》，曾健民译，《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人间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7]胡风：《我的心境》，《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152~153页。胡风指出，就鲁迅、胡风等人向日本文坛引荐中国现代文学和改造社出版鲁迅全集一事，曾被某位日本匿名批评家讽刺为：“中国的作家很肤浅地以为这样就登上了世界文坛。”
[8][10]杨逵：《〈第三代〉及其他（新译）》，曾健民译，《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27、25页。
[9]地刚：《范泉的台湾认识——四十年代后期的文学状况》，《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两岸文史论的反思：告别革命文学？》，人间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11]横地刚：《读〈《第三代》及其他〉——杨逵，一九三七年的再度访日》，《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56页。
[12]近藤龙哉：《胡风与矢崎弹——以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杂志〈星座〉的尝试为主》，《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183页。
[13]胡风：《忆矢崎弹——向摧残文化的野蛮的日本政府抗议》，《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155页。
[14]施淑：《土匪和马贼的背后——杨逵·一九三七》，《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94页。
[15]范泉：《记杨逵》，《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43页。
[16]范泉：《迎着敌人的刺刀》，陈映真编：《遥念台湾——范泉散文集》，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17]范泉：《记杨逵》，《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学习杨逵精神》，第41页。
[18]范泉：《台湾诗人杨云萍》，《遥念台湾——范泉散文集》，第60页。
[19]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陆平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2页。
[20]“南天之虹”的说法借用横地刚所著《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书的题名，书中19页详述了题名“南天之虹”的原因，原文如下：“本书的题名决定用‘南天之虹’，这是因为黄荣灿来台之后在《人民导报》编辑过文艺副刊《南虹》。《南虹》的意思是要在台湾海峡之间架起一道彩虹。因此，让六百万台湾同胞踏上这道‘南天之虹’和大陆相互往来，这应该是黄荣灿的衷心愿望吧。”
[21]范泉：《编后》，《文艺春秋》第5卷第5期，1947年11月15日。
[22]许南村（陈映真）：《掌灯——访问欧坦生先生》，曾健民编：《复现的星图》，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23]转引自横地刚《范泉先生的遗愿》，《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那些年，我们在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原文为：“是黄荣灿的灵魂的指引，我们见到了范泉先生。”
[24]范泉：《范泉致陈映真信》，《遥念台湾——范泉散文集》，第8页。
[25]吴峤：《和范泉相处的日子》，《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那些年，我们在台湾……》，第56页。
[26]横地刚：《范泉先生的遗愿》，《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那些年，我们在台湾……》，第58页。
[27]石家驹（陈映真）：《一场被遮断的文学论争——关于台湾新文学诸问题的论争（一九四七~一九四九）》，《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人间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8]陈映真：《新的阅读和论述之必要》，《陈映真全集》第12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页。
[29][30]范泉：《论台湾文学》，《遥念台湾——范泉散文集》，第74、75页。
[31]陈映真：《〈遥念台湾——范泉散文集〉序》，《遥念台湾——范泉散文集》，第18页。
[32]吕正惠：《曾健民的台湾光复史研究综述》，《海峡人文学刊》2021年第2期。吕正惠从游胜冠口中得知“台独派”扭曲资料的论证方式。
[33][35]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注解版）》，春晖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32页。
[34]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第165页。
[36]陈映真：《叶石涛：“面从腹背”还是机会主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两岸文史论的反思：告别革命文学？》，第129页。
[37][39]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第163、164页。
[38]陈芳明：《三答陈映真的科学创见与知识发明》，《联合文学》第17卷第10期，2008年8月。
[40]吕正惠：《曾健民的台湾光复史研究综述》，《海峡人文学刊》2021年第2期。
[41]钱歌川：《四十年前的台湾忆零》，叶芸芸编：《证言2·28》，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42][43][44]双文（朱双一）：《略论光复初期台中〈和平日报〉副刊——兼及〈新知识〉月刊和〈文化交流〉辑刊》，《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那些年，我们在台湾……》，第112、112、123页。
[45]曾健民：《建设人民的现实主义的台湾新文学》，赵遐秋、吕正惠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46]徐秀慧：《回归中国：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1945—1949）》，九州出版社2024年版，第257页。
[47][49]朱双一：《杨梦周——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4期。
[48]横地刚：《范泉先生的遗愿》，载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那些年，我们在台湾……》，第60页。
[50]汪巩：《探访日月潭以外的台湾》，上海《人间世》复刊第2卷第5、6期，1948年7月10日。
[51]汪巩：《探访日月潭以外的台湾》，上海《人间世》复刊第2卷第5、6期，1948年7月10日。
[52][54]龙瑛宗：《台北的表情》，《新新》1947年1月5日，第14、14页。
[53]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第150页。
[55]周梦江：《漫谈光复初期台中〈和平日报〉一些情况》，《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那些年，我们在台湾……》，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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