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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思孝：《土广寸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内容提要
魏思孝的《土广寸木》不同于乡村振兴叙事书写的“最美乡村”或“典型示范村”，也不同于乡村衰败叙事关注的山区贫困村，而是以一个独特而又有典型性的平原村庄，提供了观察当下乡村及农民精神状态的新视角。作品以碎片化的人物精神图谱，带出历史常变，进而缀合成一幅完整的乡村生存图景。魏思孝的“新型农村写作”，不仅体现于作品所触及的小人物的“工作史”、乡村伦理变异、乡村混子分化、基层治理困局等社会历史层面，更体现在以“村庄”为中介，回归乡土经验，突破固化文学观念，生成新的形式机制。
关 键 词
魏思孝 《土广寸木》 平原村 “新型农村写作”
引 言
在《土广寸木》之前，山东淄博“80后”作家魏思孝已创作出“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深耕乡土文学多年，魏思孝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为一种“新型农村写作”，以此区别于当下其他乡村题材作品。
按照魏思孝的说法，所谓“新型”主要指两方面：一是从代际上说，作为“80后”，相较“50后”“60后”作家，更偏向当下性。“过去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他可能是从小生活在乡村，但等到他二三十岁左右，就生活在城里了。生活在城里后，他对接下来这二三十年的乡村，没有在场感。读他们的小说，感受到他们写的乡村还是过去老一代，即我父母辈的乡村。”[1]也就是说，这些作家相对缺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当下的“在场”乡村书写。二是从写作姿态上说，不同于呈现新农村建设的命题写作，也不同于乡村衰败叙事，更不同于专注“大地知识”的乡愁书写[2]，而是力图取一种中立态度呈现他眼中的乡村现状。可以说，以碎片化的人物精神图谱，带出历史常变，进而缀合成一幅完整的乡村生存图景，大体可视为魏思孝“新型农村写作”的追求或“野心”。
不过，这一“新型”或许还可从其他方面界定，即乡村的类型。乡村往往被整全性理解，但实际上中国乡村千差万别，远非一个“熟人社会”所能概括。且不说南北地域差异，宗族乡村与杂姓乡村的区别，仅就乡村地形而言，平原村与山村就有很大不同。而当下的山区乡村又有两种情况：那些远离尘嚣，有山有水，传统民居尚在或有文化遗产的少数村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被开发成“最美乡村”。这些乡村，“文旅”已取代传统农业，环境改观，人口回流，农民收入提高；而绝大多数无力转型的山区乡村，“恶水穷山”无法转化为“绿水青山”，单纯依赖农业。魏思孝书写的鲁中平原村则是另一幅面貌：它们缺乏发展“文旅”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却因地理位置更易卷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单看发展条件，其实相对优越。此类村庄，或因城市扩张整体拆迁而消失；或因工业用地，土地被占，村民依靠占地赔偿款和进附近工厂工作，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身份转变，已不再以种地为主，收入也较“山里的”高。这里的村民，既不是山区的朴素乡民（可能也是刻板印象），也不是市民，而是居于二者之间。人情社会尚在运转，但早现“伦理性危机”，内里实已被市场社会的理性化逻辑渗透、改造。同时，占地、工程、项目，凡此种种，因有利可图导致村级选举竞争激烈，基层治理问题较多。
总之，魏思孝笔下，这座被工厂包围的鲁中平原村庄，无法承载乡愁。《土广寸木》无关乡村振兴或衰败，而是“解剖”近二三十年社会转型进程中村民的身心状态，关注那些挫败者辛苦恣睢的一生以及不被重视的悲哀。概言之，《土广寸木》地痞多、癌症多、车祸多，温情少、风景少、亮色少，但作者坦诚真挚、耐心细致，笔下生生死死，琐琐碎碎，生活细节，密不透风。“焦灼”“幽暗”“虚无”，是其思想底色，或许确实“导向不了光明，也无力去激励什么”[3]，但也贡献了平原上的村庄的“真实”一角。
魏思孝所“深描”的平原村庄提示，不同论者想象中国当下的乡村或面对乡土题材作品产生的那些分歧——乡村固有伦理或文化价值可纠现代性之偏，还是乡村愚弱穷私，礼崩乐坏，应以现代生活、现代价值予以补救？新农村建设以来，乡村已经振兴，还是依然凋敝破败？诸如此类——或许根源在于其所经验的乡村类型的差异。另外，不同世代所经历的乡村状况也会极大影响其乡村认知，比如在社会治安极差、农民负担极重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村度过青少年阶段的“80后”，或许大多数会对乡村怀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态度：无法牧歌化，也做不到污名化。这也应是魏思孝对乡村的纠结之处。
如果说乡村振兴作品的书写对象主要是“最美乡村”或“典型示范村”，乡村衰败叙事的对象是山区农业村，那么魏思孝的“新型农村写作”则是平原上的村庄，这一“典型环境”同样提供了观察当下乡村及农民精神状态的不可或缺的视角，没有这一视角，对于中国乡村的认知或许就不那么完整。本文将从小人物的“工作史”、乡村伦理变异、乡村地痞、基层治理以及“村庄”如何作为中介生成新的形式机制等层面，剖析这一“新型农村写作”的特质。
一 “工蚁”的“工作史”
相较于“乡村三部曲”，《土广寸木》有意通过空间变迁拉长历史纵深，拓宽社会幅面。从这个角度说，辛留村才是小说主角。小说开篇介绍辛留村的历史与现状，并在与山区的对比中，确立其独特性。辛留村作为平原村“被周边的山民们嫉羡”，村民“对山区的偏见，根深蒂固。娶妻嫁女，避之不及”。当然辛留村很多人也搬到了城里居住，不过为了拆迁补偿，户籍仍留在村里。“十几年间，过去依节气庄稼生长而变换色彩的大片农田，上面盖起宏伟体面的厂房。有幸失地的农民，进厂下车间。农具被挂起，落满尘土。家中多了工厂统一分配的工作服、手套，以及顺回来的废弃零件和需要记住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材料。五险一金，不仅是城里人专有的词汇，在村民的口中，和粮食的价格走向，一同被讨论。”[4]村里土地仅剩村南一块，西南边的大片土地被宏远集团占用。因此很多村民在周围工厂工作，劳累但也散漫惯了的农民不得不适应工厂“越来越严苛的规章制度”。
辛留村所在的岭子镇工厂林立，主要以化工企业为主，既有齐鲁石化这样的央企，也有“盈科环保”“宏远集团”这样的民企（现实中的英科环保与清源集团）。“（宏远集团）虽是民营企业，且位于乡镇，可作为省重点的工业项目，工资待遇也说得过去，吸引了周边县区的广大农村青年，以及各大高校的毕业生。”[5]清源集团创始人马之清即小说中的马宏远。“如果选择一组人物，来介绍这片土地近三十年的变迁，作为宏远集团的创始人马宏远及其家族责无旁贷。”[6]小说对马宏远的介绍，与网上的一则报道基本一致。[7]值得注意的是，马之清起家的重要契机是齐鲁石化在此地建乙烯厂，可以说，是时代之力把他托举到这样的位置。然而并不是时代中每个人都能到达这样的位置，作为对比的失败者，是刘忠的父亲老刘。小说中的老刘69岁，早年是工人，1990年代国企改制时接手过一个工厂，但没能让厂子运转起来，欠了十几万元银行贷款，55岁才还清。
魏思孝写岭子镇的光鲜人物，总会伴随一个与之有某种联系的小人物。比如与王能好同岁的盈科环保老总吕长义（现实中的刘方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美国时，“平行时空”中不满20岁的王能好，已经离开学校，四处打工。吕长义创建的盈科环保在新冠疫情期间生产医用手套成为行业巨头，他本人也超越马宏远，成为淄博首富。而王能好先是跟着建筑队盖房，后在劳务市场打零工，劳碌终岁，50岁时猝然离世。另一组则是处级干部赵长青与大车司机王闻。作者写这些人物是想要表达，尽管他们处境不同，但都有着相同的人性弱点和精神困境，不过作品中的人物有时会勘破这一幻觉。比如，王闻决定不去参加赵长青的葬礼：
王闻又想，自己这十几年过着操蛋的生活，还想什么参加赵部长的葬礼，可笑至极。王闻环顾驾驶室，这些年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这不到两平方米的地方。暑寒交替，日落日升，膏药和布洛芬是必备的，发臭的衣物，外壳磨损的高压锅，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奋力生活的见证。而赵长青这个老同学，何时又曾惦记过自己，他的日子必定宽敞，死去时还有体面的告别仪式。[8]
如果联系王闻的工作，就能理解他对比自己和赵部长时的“心酸和怅然”。作者不动感情罗列王闻开大车在全国各地的遭遇，显然是要尝试走进大车司机这一群体的生活世界：那些遭遇就是他们的日常，而非苦难叠加。
事实上，魏思孝写光鲜人物都有隔膜之感，他写得最打动人，也是他最倾心的，是村庄中那些奔劳不已的“工蚁”，他们的生命由不停变换的各种工作组成，生命史就是“工作史”。魏思孝曾多次表达对安妮·普鲁的小说《工作史》及收录这篇小说的《蓝领、白领、无领》一书的推崇。《工作史》（也译为《工作履历》）以近乎平铺直叙的节制语调，叙述利兰·李的大半生：频繁搬家，不断变换工作。小说通过一个人的工作履历联通了时代。理查德·福特给《蓝领、白领、无领》写的“前言”，话题正是工作：作家为何要写人物的工作，写作本身是否是一项“工作”，工作有自我确认的作用还是毫无意义，等等。这些想必也曾影响过魏思孝。理查德·福特尤其强调了工作之于人物塑造的作用：
工作的确认作用，于我而言，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当我在小说里描写人物时——这是我的工作——我发现，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我不能说出他／她做什么工作，就没法让这个人物拥有我想要的信服力，没法让他／她“真实”，让这个人物具有道德意义，产生影响力，打动读者，就如福斯特所述的成功将人物“丰满”起来。……塑造的人物要抓住读者，那么这个人物做什么工作，读者必须知道。[9]
《土广寸木》首先讲述了诸多中年“工蚁”的“工作史”。卫东超先在邢台板材厂当油漆工，其后干卸装，进轴承厂，嫌工资低，又去劳务市场，跟装修队抹腻子，最后回到辛留村做锅饼。“后半夜，不论暑热严寒，十几年间，卫东超在东屋改造的作坊里，守着压面机和锅饼炉，把自己熬出了白发。一天用掉五六袋面粉，打四五十个锅饼，全年几乎无休，十几年下来，十几万个锅饼摞在一起，成为一座巍峨的山峰。”[10]36岁的王强，内向，懒惰，中专学的工程预算，毕业后曾在城里打工，如今在邻村企业当会计。送外卖的陈华宁，“如一条淤泥里的泥鳅，在下班的车流中寻找缝隙”[11]，“摩托车灯照亮前方一小块的明亮，如自己狭隘的人生只能被照到这么一点，希望渺茫。他被黑暗笼罩，无法逃脱”[12]。技校毕业的刘祥，当过陶瓷工人，后做零工，安装监控。高中毕业的董必智，先在炼油厂工作，后误入传销组织，出来后进钢铁厂，又因偷盗钢材被刑拘，最后在辛留村经营“正宗莱芜火烧”。这些人物，作者写起来最为得心应手，他们残存着“小镇焦虑青年”的无聊和空虚：“他结账出来，置身阳光下，内心填补不了的空虚，就只能咬牙隐忍。”[13]“一股巨大的空虚罩住他。”[14]“虚无中，仰望着夜空抽烟。”[15]魏思孝以小人物频繁变动的工作推动了故事节奏，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也成功抓住了读者，不过相较理查德·福特对于工作之于人物的道德意义、自我确认的强调，魏思孝笔下，这些乡村中年男性百无聊赖，工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身心安顿的意义感。
理查德·福特编：《蓝领、白领、无领》，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其次是老一代农民劳作的一生。冯爱月和付英华从1990年代开始，依次在建筑队、蔬菜大棚、农药厂、塑编厂、废品收购站工作过。生命完全被“干活”覆盖。她俩回想干活儿经历的那段文字，温情力透纸背，写尽两位农妇的一生。打零工的王能好，赶大车的卫学金，他们的品性、心理活动、行为举止乃至最后的死亡，也都是在其劳作过程中被一一刻画。可以说，抽空其“工作史”，人物形象会立刻干瘪。这些人物时刻为生计焦虑，一生被干活儿填满，最后也被干活儿反噬。这就是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过程中“工蚁”们的真实生存状态，魏思孝以精微细节捕捉到这些状态，不露声色予以呈现。因此，魏思孝所写的工作，主要是蓝领“不体面”的体力劳动，尚不是大卫·格雷伯所论“后工业社会”中那些让人不快乐、缺乏目标感的“狗屁工作”[16]，后者通常与绩效考核、“倦怠社会”相连，从事者主要是白领。
“工作史”必然通向历史和社会。魏思孝通过“工作史”联通了一个不被看见的广阔世界——劳动者的世界。这些被反复书写的“牛马”，其生命就是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精神状态也几乎都由工作决定。他们“气色疲态”，正如魏思孝所说：“就小说人物来说，我觉得农村生活当中有非常不体面的一面。不体面之外，农村人的生存有非常多的艰辛和心酸，每张脸都饱受生活的煎熬，皱褶、黝黑，这是几十年劳作的结果，是生活中各种不如意的碾压。”[17]这些不体面的人物组成了“辛留村宇宙”的“第三世界”，这一世界还包括来此地谋生的沂源山区农民或“蒙阴贩子”（如老黄、老耿、孙世海），他们从事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废品收购、庄稼收割等脏累活儿。而“第一世界”，毫无疑问，由马宏远、吕长义等商业大佬及王本道、刘猛、高宁等乡村狠人（政商一体，企业家兼村干部）构成。“第二世界”则包括退休金五六千的小学教师王爱芝，收租金的姚尊法，承包工程的刘利、东明等人，他们或“体面”、不用整日体力劳动，或正以各种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土广寸木》试图摹写出这三个世界人的一种现代性“处境”：“呼吸短促，生活短促。”[18]
二 “半熟人社会”的伦理
乡土社会的“人情礼俗”并未在辛留村消失：“世事人情在错落有致的房屋间织造的网，让看似冷清的街貌固若金汤。”[19]但世事人情并不意味着理想生活，它也无法阻挡乡村伦理的变异。对于辛留村这类深度卷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平原村来说，这一点更为明显。魏思孝“新型农村写作”的重要贡献，是其呈现的鲁中平原村的伦理变异，有助于校正对于乡村“固有伦理”的静态观照及“熟人社会”运转机制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费孝通归纳的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仅是一种理想形态，面对当下的中国乡村早已显出限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乡村并不外在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这一进程重塑了乡土社会。和熟人社会相适配的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制度都在瓦解，而市场社会的理性化原则、转型过程中的丛林法则悄然在乡村蔓延。这一切都松动着乡村之于城市的传统／现代、人情社会／契约社会、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等固化认知模式。辛留村春节排队领福利时，老年人已经不认识回来的年轻人。即使年轻人也不常见面，正如卫华邦给卫东胜送完福利时的感慨：下次见只能是一年之后了，小时候的玩伴上次聚会也是五六年前了。“熟悉”仅限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伦理道德已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学家用“新乡土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概指这一新的乡土现实。[20]
作为“半熟人社会”的辛留村的亲情伦理变异，是《土广寸木》的重要表现向度。亲人关系的恶化，与物质匮乏年代形成的斤斤计较习气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整个社会的理性化，核心乃是一个“钱”字。“福利”中卫东胜的岳父老任一家，春节不是家人温馨欢聚，而是大打出手。王能好兄弟关系不好，老三死了，两个哥哥并不悲伤，而是在谁出医疗费上扯皮。更为典型的则是卫学水、卫学泉兄弟，因家庭矛盾发展成仇人。卫学水的两个儿子把婶子李淑英“打得在地上爬不起来”，李淑英报了警。“卫学水的老婆在村里散话，打她一顿还要报警把我儿子抓进去，一点亲情都没有。”[21]重庆、红岩因截留父母丧礼收到的礼金和政府退还的养老金而互生芥蒂，“各自酒后痛骂对方，维持着表面的和睦”[22]。刘雄奶奶的去世更是带出了部分农村老人的凄凉晚景。“奶奶死后，村民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去年春天，儿子和孙子一连几天都没来送饭，她趴在道上，饿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幸好，有村民路过，带过来吃的喝的，把她喂活了。奶奶活过来，吐出句，娘啊，没在旧社会饿死，这要饿死俺。”[23]竞选村委的刘昆仑，对父母动辄打骂。辛留村首富兼村主任王本道，在父母赡养问题上对哥哥姐姐满是抱怨。魏思孝笔下那些暌离亲情伦理的故事，虽不一定能与现实原型一一对应（毕竟是文学手法），但却出自他的在场乡村经验，从本质上说，是“非虚构”。
异化为负担的随礼，也是乡村“人情理性化”的重要方面。为将随出去的礼收回，以各种借口举办宴席，颇为常见。份子的多少也是亲戚矛盾的根源之一。即使春节期间的礼品交换也在失去实质内容，而沦为形式。[24]“馒头”一章，刘长生某夜死于新冠疫情，李兰香找族人商量丧事，族里办丧事的账房先生刘功名不愿前往，因三月前他的孙子结婚，刘长生只出了一百块钱的份子，刘功名觉得村里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刘长生就不把他放眼里了。自此，两家不再来往。所以，即使王能好，也要厌恶熟人社会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能好厌恶当下的熟人社会，……越熟悉的人，知根知底，越不把你当回事。王能好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透支了自己的价值，不会再有任何的起色，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指点和说教。依照他二十多天的（上海）打工经验，城市里的生活就显得简单多了，似乎就是剩下钱。钱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冷漠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没人关心，保持距离，恰好可以维系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25]
魏思孝：《王能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而最具讽刺性的是《辛留村道德模范》，此文集中体现了作者的乡村伦理观。“辛留村道德模范”，源自临淄区近年来举办的“身边好人”评选活动。现实中的刘辛村，2016年14人当选“身边好人”[26]，2021年9人当选[27]。《辛留村道德模范》先拟官样褒奖文辞，然后“巧撇”模范隐私，形成巨大反差。[28]这出“对台戏”，或许作者本意也不是要解构当选者的正面品质，而是指向一种不能服众的形式主义，或者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割裂。村庄就像一间看起来还不错的样板房，不在里面生活十年八年，卷入人情世事网络，不能深切感知其优缺点。从这个角度说，《辛留村道德模范》讲述了故事的另一面。
那么，对于这一变异的亲情伦理，有没有替代性的资源？《土广寸木》似乎瞩目于“五伦”中的“朋友”一伦，即跳出乡村共同体，寻找新的同温层（念了博士的刘涵、移民西班牙的刘雄，基本与辛留村“断亲”）。因之小说中的温情大多来自外地人，如“耿直，卖力，容易打交道”的孙世海，他和小毕、小董、小范等人就超越了酒友关系，形成了一个能给人以慰藉的小集体，“孙世海的废品站成了小范的第二个家”[29]。小范后来死掉了，回到家乡的孙世海得知消息后，“默不吭声，等心里的三炷香燃尽后，慢慢起身，下午的阳光正从玻璃门射在瓷砖上，耀眼的白光充满整个屋子，眼睛一阵刺痛，似有泪花，不知是不是因为半年前死去的范爱农”[30]。这是魏思孝笔下难能可贵的“人性”闪光时刻。
三 “江湖”已远：乡村混子的分化
《土广寸木》下篇中的“我”曾援引区志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临淄的社会治安状况：“前几年，区里纂修区志，在军事、政法这一章节的打击刑事犯罪中，详细记录了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间，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的成果，从中能一窥当初治安的混乱。三年间，309国道区内沿线，共发生斗殴、抢劫、偷盗等治安刑事案件二百余起，其中十七人遇害，二十五人重伤。经公安机关有力的侦破，破获刑事案件四十五起，受理治安案件八十三起，抓获犯罪嫌疑人五十七人，八人判处死刑，十一人判处无期徒刑，二十四人判处一到五年不等。都知道这地界不安生，大货车不停或绕路而行，饭馆陆续倒闭。”[3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层社会的混乱情形是“重返九十年代”无法回避的话题。魏思孝在一次采访中亦提及：“有次，我和村书记聊天，大致列了一下，在我们这个不足一千人的村庄里，三十年，不止三十多人，被政府处理过，蹲过监。杀人，抢劫，强奸，斗殴，偷盗等。我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高犯罪率。”[32]最起码，这一情形相较于山区农村，应是高犯罪率。治安恶化、恶势力崛起与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及其对基层社会生态的影响、对乡土逻辑的冲击，在社会学领域已受到较多关注。但文学领域表现乡村混混的作品——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写实性的——并不多见。《土广寸木》正面触及这一话题，由此带出较为广阔的社会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华北乡村遭遇偷盗、抢劫、拐卖妇女儿童、斗殴乃至杀人等严重治安问题。这段时间正是乡村混混的活跃期，可以说，乡村混混伴随整个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始终。彼时，越是深度卷入市场化转型的传统共同体，社会风气就越差，传统伦理道德无法制衡现实，新理念新规则又尚未确立，新旧交替，混沌无序。“因此，农民在社会生活和心理上都缺乏约束和控制，村庄因此出现了既非传统熟人社会，又非现代法理社会的灰色化秩序状态。可以说，这种状态游离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之外。”[33]一定程度上，彼时乡村处于丛林状态，动辄诉诸暴力的混混取代此前的文化、政治精英，逐渐成为村庄的“超级势力”。社会学家陈柏峰在临江县调研时查阅到该县1992年的一则案件卷宗，让人印象深刻，颇能显示当时混混的嚣张气焰：
经审讯，人犯杨春海交代：当天上午八时，杨伙同胡定兴、雷泽红在万城桥头乘××开往武汉的客车，当车行至××集镇附近，杨从车架上盗得一个提包，后下车逃跑。片刻后，雷将腰里的刀子一拍：“共产党员带头把钱交出来！”整车人无一吱声。雷等人肆无忌惮地在行李架上搜旅客的包。一个茶杯掉到了一男乘客头上，该乘客噤若寒蝉。雷等人在车上抢得七百余元现金后，拿出一包三五牌香烟，发给车上乘客每人一根，说声“谢谢合作”，下车扬长而去。此外，今年四月以来，杨春海、胡定兴、雷泽红、田春英、“驴子”等六人在××国道与××国道的公共汽车上及××等地作案17起，抢劫、盗窃财物达七万余元。[34]
其实，相较当时的恶性案件，这算是温和的了。在乡村，新时期之后基层政权的涣散给混混的活跃提供了机会。同时，恶势力的出现改变了村民的行为方式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遇到利益之争就想到找混混而不是考虑情面；纠纷的解决不靠双方互让而取决于双方所找混混的力量对比。这样，乡村混混就成了村庄人际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村庄人际关系因此发生了重大变迁，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由此发生了变异。”[35]也就是说，这一群体加速了乡土逻辑的失效。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具体到小说里的辛留村，不算抢劫杀人，已被枪毙的刘丘、雷子，辛留村动刀捅人的就有赵红星、刘甲释、李永禄等人，因盗窃坐牢的则更多。辛留村最生猛的混混是刘丘一伙。刘丘生于1970年代初，在新时期之后的混混代际划分中，属于第二代混混（第一代出生于1960年代，活跃于1980年代中后期，后在“严打”中遭毁灭性打击）。“他们昼伏夜出，在国道上布设机关——无非是石头和铁钉——货车爆胎失控后，再一拥而上。外地牌照的过路货车是他们的最爱，战利品包括电视机、火腿肠、棉被等，藏匿一段时间，再慢慢销赃。”[36]尽管《土广寸木》并不乏混混们作恶过程的描写，但重心却并不在此，而是聚焦两点：一是混混的现状，即那些已退出“江湖”的混混的当下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二是“两代乡村混子的对决”[37]。魏思孝豆瓣账号“魏老师”，对《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一书的短评是：“我们这个鲁中自然村人口不足一千，近三十年来生产出二十多位包括杀人抢劫等刑事犯罪人员。多少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些理论依据。”[38]但这并不意味着魏思孝写混混仅是要验证社会学理论，为其增添鲁中平原村庄的经验材料，而是与之形成互补，以文学方式写恶人行状、人性幽微，特别是这一群体“退出”后的生活，以此展现乡村混混的迭代以及所谓江湖“义气”如何被“社会”所放逐驱散。基于暴力和“义气”的混子，多年后也不得不“收其放心”，改头换面，面对社会治理的法制化、理性化趋势，或被法律改造，或被生活拷打，或消极应对，接受曾经的“兄弟”分化为不同阶层的现实。对他们来说，“江湖”已远，而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暴力主导的丛林法则也渐趋消解。
刘丘团伙成员出狱后从事不同的工作，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之前的“小兄弟”永军，成为当地知名企业家。新世纪之后，一部分混混成为企业家，永军正是此类人的代表。永军和之前的“兄弟”，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见面也说不到一块”[39]。其他成员只能通过“比烂”，从他人的糟糕处境中获取心理安慰，这是魏思孝解剖辛留村村民心理结构的常见方法。同样，艾庄的前混混高宁也经服刑改造后成为宁达塑编厂的老总，还当上艾庄村主任。辛留村三个“00后”混子来高宁的厂子收保护费，引出高宁聚集以前的弟兄处理此事。不过赶过来的“兄弟”已面和心不和，他们的座驾清楚地标识了他们的身份及所属阶层。九十年代的山东农村，流行“拜仁兄弟”，其本质是农耕社会的一种自我保存手段，基于“义气”，彼此有一种平等的幻觉。可是，退出江湖，再相见，已是利字当头，归属不同阶层，酒也喝不起来。不论是退出江湖，还是身在江湖，现实情境已发生巨变。相较于社会学家的学理分析，魏思孝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人物内心和社会肌理，更为具象地揭示了“人情”“义气”这些传统共同体的运作机制，在社会转型期的特定生存环境下走向非法暴力模式，导致这一代乡村青年的沦落，而那些看似牢固的“义气”实则是短暂幻象，无法抵抗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趋势。
魏思孝讲述的边河往事也触及混子分化这一现实。赵依厂，当年的边河乡混混之一，成功转型。而“边河老大”徐达则一直分不清江湖和社会，在与年轻混混的“对决”中败下阵来，只能酒后痛骂眼下这个不讲义气的社会。“混子”一章的补记交代了上述三个小混子的未来。五年后，他们步入社会：一个还不时打架，一个在城区送外卖，另一个则考上了大专，在滨州一烤鱼连锁店工作。“他们三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对各自的处境也是一知半解。”[40]——义气、江湖，这些上世纪的词汇，已然烟消云散。他们都不得不在社会机器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一枚螺丝钉。
四 “辛留村政坛风云”及基层治理
知乎账号“魏思孝”关注了一位“托村艺术家”，一位国内名校毕业、移民西班牙的画家，其个人简介为“重生在西班牙”。在专栏文章中，他将自己移民的原因归结为周遭环境的尔虞我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丛林法则，表示“我的性格，不适合在这样的地方呆着”。这段文字被《土广寸木》引用。这位“托村艺术家”也成了魏思孝笔下的刘雄——一位从辛留村走出的画家。现实中，刘辛村是否真有此人以及作者是否认识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画家对其村庄的村干部、基层选举状况的描写，与魏思孝笔下的基层政治生态非常相似，由此可见乡村治理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此文可与早于它的魏思孝《辛留村政坛风云》对读。“托村艺术家”出生的村庄，村支书是身家过亿的企业家，“在野村支书”是坐过牢的混混，但出来后发家致富，“与执政村支书叫板”。换届选举时，双方纵横连理，“各种福利，各种承诺，铺天盖地”。“竞选资金连年水涨船高，一场竞选下来，少则几十万，多达上百万。不过，这都不算啥，上任后轻松覆盖竞选成本，还可以大捞一笔。”后来，上面出台文件，禁止此类竞选方式，要求书记兼任村主任，“一肩挑”，失去竞选资格的两位竞选人又各扶持了年轻的代理人，“继续玩权力游戏”[41]。
《土广寸木》、“乡村三部曲”中的村庄选举亦大体如是。王本道的竞选资金也是多达百万元，挨家送钱拉票，给予各种承诺。王本道是身价不菲的企业家（拥有本道物流公司），对手刘猛坐过牢，混社会出身，圈养打手，经营一家放贷公司。近二十年的辛留村，先是刘猛连任三届村主任，其后王本道两届，再其后又是刘猛。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规定有案底者不能担任村主任，刘猛退出村政权。紧接着，山东省部分农村开始试点书记主任“一肩挑”，党务与村务合并，先由村党委选出书记，再由村民选举该书记为村主任。在此背景下，上级也会考量合适人选，王本道口碑不好，被撤职。两位“狠人”都失去竞选资格。《土广寸木》着重记述了辛留村五六年前王本道结束第一个任期时的那场选举。因王本道舍得花钱，这次选举，刘猛失利。
彼时村主任竞选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资源型和占地型村庄的“钱景”诱人。辛留村的征地租金、工程项目，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拨款，都存在灰色地带，刘猛一个任期即完成了原始积累，同样，在村民们看来，王本道更贪，因此“唯一的奢望是，捞钱之余，多少为村民办点实事”[42]。这是魏思孝书写村干部的独特之处，即在才德无法合一的情势下，无奈寄希望于“才”上，也就是有点作为，干些实事。虽然作者尽量中立，让村干部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本道曾在其庄园向“我”吐露“心声”；王一村的村主任曹卫国也曾对着王能好倒苦水。基层工作不好干，他们都怪“委屈”），但隐含立场还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倾向于道德有缺、贪污但干事的刘猛。刘猛的政绩是：盖老年公寓，修建中心大街，推进物流园占地，村民拿租金，基本不用种地，等等。而王本道在任时，很多福利被取消，占地款迟迟拿不到，村委账目缺口数百万元。
刘猛这类有才无德的村干部，行事方式不按常理出牌，经常诉诸暴力，比如村民吴书萍的控诉：“宏远占地，一样的蔬菜大棚，别人家一个大棚赔十几万，我们家两个大棚，给了不到七万。我爸不同意，刘猛带着人，把我爸踹到坑里，拿着铁锨，要把我爸活埋了。我爸吓坏了，才签的字。签完字，刘猛说，一分不给也就这样。”但是，他也利用这种方式干成常规手段干不成的事，所以又获得不少村民的支持：“别看刘猛人狠，他有能力，宏远占地的钱，他能要出来，王本道怎么就要不出来。大湾的地本来就是咱们村里的，邻村的毕庆元在上面建了房子，那也不是他的，还和咱们村打官司。半夜里，四五个人，翻墙过去，拿刀子对着毕庆元。他老实了。这事就是刘猛干的。王本道就没这些招，打官司输了，还赔给毕庆元十几万。这钱从哪里出的，还是咱们村民的钱，丢人现眼，就知道在自己村里耍横。我也不是向着刘猛，人不狠行吗？狠归狠，他起码给村民办点实事。”[43]恩威并重，其实就是所谓的“好混混”当政，在本世纪初的农村有一定代表性。
为实现乡村振兴，中央出台不少惠农政策，同时也在整治贪腐等基层政治问题。所以，一些村民的朴素认识是，“中央好，村干部坏”。这解释了魏思孝笔下的乡村小人物为何那么关心国家大事。如果说魏思孝呈现了基层政治“幽暗”的一面，那么那些来自大地内部的声音，不论是李淑英的上访、张端午夫妇的夜谈国事，还是王能好、刘祥对革命年代的想象，都非简单的“愚昧”“民族主义情绪”所能概括，而是联通着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的遗产在乡村的落地生根，它和当下国家政策一道，构成一股制衡“幽暗”的力量。
“政坛风云”之外，关于乡村治理，《土广寸木》涉及最多的是辛留村的丧葬改革，相较于山区农村，这其实是其“先进”之处。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早就遭遇形式主义的葬礼习俗与亲人真情实感的断裂，乡村传统葬礼中的表演、做戏成分（如在围观中哭天抢地等），让具有现代观念、不习惯这套仪式的亲人，颇为尴尬。辛留村的新式葬礼，以治丧委员会取代家族账房先生，大锅菜取代大摆宴席，念悼词、默哀取代丧事乐队，等等，似已形成新传统，受到村民欢迎。《土广寸木》除微讽其千篇一律的悼词外，总体较为肯定。
五 “碎片现实主义”：以“村庄”为中介
以上虽较多分析了《土广寸木》所打开的历史纵深和社会幅面，但魏思孝的文学追求可能并不在此，他更多关心的还是所谓文学的品质，也就是技巧等怎么写层面。“不虚空、及物的文学作品，当然对社会变迁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我们能从中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这需要写作者本身具备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可归根结底，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文学，不能本末倒置，我作为读者，又是写作者，更期待看到一个美妙的故事或是不同以往的叙述方式，至于其他，只是附着物，是为了呈现文本而服务的。”[44]一个文本之所以是文学作品，而非其他，原因就在于它是以文学的方式创作的，作家关注这一层面理所当然。上述引文可辨析处在于，触及社会面的作品，写作者不一定要有多么丰富的先在“知识”，这个“知识”可能恰恰会规限其视界。或许应反过来，品质过硬的文学作品总会充实乃至校正先在的“知识”，《土广寸木》就充实、校正了关于“乡土中国”的“知识”，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乃是对某一生活领域的熟稔、在场或沉浸其中。“室内硬写”，技巧将无从附丽；道听途说，总有一天会捉襟见肘。
魏思孝的这一表述已是常识，但若结合其文学审美，问题要复杂得多，这涉及魏思孝的文学观念及形塑这一文学观念的本世纪初的社会历史语境。他在访谈、文章中多次提及自己的文学师承：
小说上，我骨子里其实是南京人，在阅读匮乏的学徒期，我看了“他们文学网”的所有网刊，后又按图索骥阅读了韩东、顾前、朱文，以及后续更年轻的你（指李黎）、曹寇、李樯、赵志明、朱庆和。十多年过去，以“他们”为根基的南京作家群，不论是从知趣还是文本上，都在影响着我。在我身上留下文学的烙印。不谈国外，仅在国内，抛开其余零星几个喜好的作家，这就是我的文学母本。[45]
我是野路子出身，并不是从经典名著阅读开始，大学时才开始读一些文学类的书籍。我赶上了文学论坛的尾声，作为一个反叛的文学青年，越是主流的文学，越心存排斥，便从“橡皮文学网”“他们文学网”的电子网刊中，阅读了大量期刊等文学体制之外的东西，他们随心所欲和生猛的创作状态，让我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去写，写自己的所感所想，而不是被规训和教化的。[46]
文学论坛，南京的“他们”，还有经常提到的王小波、乌青等人，都是魏思孝所谓的“师承”[47]。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彼时的中国文坛，输者为赢，韩东、“他们”、王小波，其实已隐隐成为主流，被当时的文学青年广泛阅读，而文学体制内的期刊反而读者不多。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东等人的挑战确实带有先锋性、反叛性，但在被接纳后，也在本世纪初成为与时代情绪极为合拍的存在。不论是文学观念还是隐含的思想政治取向，都契合那个时代的氛围。魏思孝的文学理想肇端于此。一度，他最为推崇的韩东似乎给他打上了思想钢印，存在被反向规训和教化的可能。原因就在于，一个文学审美的闭环于此形成：他以这些“师承”为样板进行创作，当写作遭遇梗阻时，又会翻阅他们的文字寻找灵感——细节处理、节奏把控、叙述腔调，等等，问题解决后再次确认他们的正确，一个闭环也就完成。于是，心安理得以所谓“阅读障碍”为由排斥这一闭环之外的作品，也就消除了交流碰撞、校正充盈自己的契机。当他沿着一条路寻到文学的归宿时，也就过早封闭了其他的道路。但对魏思孝来说，这条路是自洽的，也是最舒适的。这条路的延伸处，当然是新世纪初的文学风气所中介的欧美文艺。
而这样的文学审美一旦落到辛留村，必然遭遇理念与现实的冲突。一个叛逆的、虚无的现代主义青年无法在这块现实主义的大地上安顿身心。如同辛留村的土味菜，已满足不了刘雄和贺国华的儿子“西式的胃口”。村民并不关心刘雄的油画，而是在意他的一小管颜料抵得上一百斤麦子，还有他梳的辫子，“男不男，女不女”。贺国华的儿子在北京读视觉艺术专业，看了“十大禁片”之后，“他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蓄起长发，喜欢在各类论坛上和网友交流电影、音乐，对各类外国导演和作家如数家珍。私底下，那些出生在城市的同学，都认为他多少有些前卫。不明白这个打耳钉、听死亡金属、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同龄人有过怎样的经历”[48]。这些“暴露年龄”、年代感极强的趣味、做派，或许多少都有着魏思孝本人的影子。“‘如果真是按照乡村的经历，很难解释我审美的确立。’和村里的同龄人不同，魏思孝喜欢文学，尤其偏好美国文学，爱听摇滚、放克音乐，对科恩兄弟以及杜琪峰的电影也情有独钟。但这些趣味，也并非成年之后的城市生活经历所塑造的。他说：‘实质上，你是什么样子，当你遇到某个事物时，自然会迸发出你内心的渴求，我觉得很难一言蔽之。’”[49]可问题是，存在先于本质，不可能先有一个本质固定的魏思孝，然后世界安排他与他的本质相遇。他审美的最初确立还是离不开本世纪初的时代精神及他上大学时期的文学风尚。正如《土广寸木》对卫华邦的评价：
美国的嬉皮士文化和垮掉的一代，更对这个出身低微的农家子弟的心性进行重塑。碍于环境，他行为并不过激，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主要体现在自毁上。在同学们目光放远，为将来的体面的生活提升学历而苦读时，他也频繁在图书馆借阅，但已经转向消遣类的文学书籍。他以文学青年自居，对被主流排斥在外的边缘小说家和诗人如数家珍——当然他认为这些才更应该是文学的正统——在网上搜罗他们的文字，被这些人年轻时（八十年代）的荒唐逸事和混乱的男女关系所吸引。关心他们，远甚于在老家做苦工供养他求学的父母。卫学金的身体，就是在这段时间恶化的，肝脏病变，癌细胞聚集，三年后发展成肿瘤，匆忙做完一次介入手术后不久便死去。[50]
如果说韩东们曾让魏思孝见识到生猛的文学力量，那么随着其常识化、正统化，其反叛性也基本消失殆尽——正如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作为“中产阶级的孩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叛的是资本主义主流文化，但自身也经历了从反叛到并入主流的变化——甚至沦为新格套，造成新遮蔽，比如，仅关心形式层面，或对于文学的内与外、作家责任与艺术追求、社会效果与工匠精神，常取一种对立而非均衡的态度。“小镇焦虑青年”的书写尚能适配这一文学审美，但到了“乡村三部曲”和《土广寸木》，板结的观念在松动，一种新的形式机制在生成——新的书写内容要求与之相适配的新形式。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村庄”这一中介。
魏思孝：《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村庄”之所以能“涨破”那套自洽的观念，甚或让作者都不自知，是因为要写村庄那些熟悉的陌生人——很多人作者也并不了解，必然要设身处地体察其生活的环境，尝试走进其内心世界及生命脉络。比如写“非典”期间姚尊法的濒死感受：“一群鸟儿叽喳，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闭紧双眼，回避人间，却升到半空中，门口空地上的那棵大柳树，正笼罩在晨光中，不远处的大片麦田，麦苗在安静生长，从南边延伸过来的水泥沟渠里，没有一丝的水流。他从没感到身体如此轻盈，视野如此宽广。胯下虽没有仙鹤可以骑乘，他也觉得自己成仙了。村庄寂静，或许他已经死了。”[51]这就是“贴着人物写”，或魏思孝所谓“附体”，叙事人与笔下人物视域融合。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是作者以独特艺术手法，带动读者，发现他人，联通广阔世界，在此，形式和内容统一而不可偏废。可以说，《土广寸木》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完全因为叙事方式或作者所满意的几处创意，同样因为它讲述了一个不一样但又有典型性的“村庄”。
当然，《土广寸木》是“碎片现实主义”，即非传统依托戏剧性情节的连贯叙事，整体如同一件“百衲衣”。“碎片现实主义”更能对应分崩离析的乡村现状，不过整合在一起也能折射“总体性”现实。从《王能好》到《土广寸木》，或许可以说有一个从高晓声到汪曾祺的转换。王能好是一个类似陈奂生的观念性人物，而《土广寸木》则是聚焦村庄这一空间，如同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物都在其中活动，只需别出心裁将其挽结起来即可，这样的好处是，叙述可收可放，节奏可松可紧，作者易于把控。比如“混子”，看似松散，涉及姚尊法的经历（从集体企业的印刷厂厂长到给民企看大门），余桂莲的工作史（印刷厂—一次性餐具厂—宁达塑编），河南耍猴人的奔波劳碌，“蒙阴贩子”的人际交往，当然还有行文过半后的混子“对决”，但厂房这一空间将所有人物聚拢起来。“酒”以酒局呈现乡村“废柴”的生活，更以公社礼堂带出历史变迁的急剧和荒诞。“人肉”以真实吃人刑事案件始，以李宝吃人肉终，但其间主要讲的是卫华邦、赵长青的人生。“福利”则以春节送礼切换不同空间中的不同人生。总之，旁逸斜出，放而能收，这与其说是欧美作家的叙事技巧，不如说更接近东方美学，让人想起《儒林外史》以科举串联儒林丑态的引线式结构，《清明上河图》式的散点透视，从六朝一直到蒲松龄的“志人志怪（异）”传统（魏思孝其实特别擅长“志人”），还有老舍的《茶馆》，汪曾祺的小说，等等。因此，回归乡土经验，这一经验也会不知不觉修正作者的现实认知和感觉结构，使其或多或少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尽管魏思孝可能并不承认这一点。书写对象，魏思孝不再舍近求远，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创作手法又何必非舍近求远不可呢？
不过，“碎片现实主义”也时现危机，那就是作者“敲骨吸髓”式的写作方式，过于依赖新闻报道、刑事案件，[52]尤其是老付的转述等二手材料。《土广寸木》中的老付曾向“我”转述过两则村庄消息。一是铁冶村老徐的丈夫前几年把他亲哥杀了。“听到这里，我问，为什么杀的？老付说，肯定是为了家务事，不为了事，还能把人给杀了？我问，为了什么家务事？老付不耐烦了，你这么想知道，明天你跟着我，你去问老徐的，问问到底为什么事杀的。我说，你帮我问问。”二是侯家屯的小菊被她大儿子给杀了。“我问，到底是为了啥事？老付说，……。我问，到底怎么杀的？老付说，他娘的，我咋知道，就这么杀的，这问起来没完了还。我说，你不一口气说明白。老付说，我又没亲眼见，说多少你就听多少。我说，那你下次问清楚再和我说。”[53]穷追不舍追问，当然出自作家的职业敏感。但也可以看出，“我”并不关心老徐和小菊，仅是把乡村当作一个“素材汲取地”。素材有了之后，然后辅以想象虚构和叙事技巧，大体是作者写不那么熟悉的乡村人物的常用方法。尽管没有与这些人交心，但作者有乡村生活这一核心经验支撑（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居村生活），足以让他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脉络，所以尚不显得“隔”。但写赵长青、吕长义、安建利[54]等人（也就是政、商、文三界），这一方法就不那么奏效了。还有，社会各领域的具体运作，都不是二手资料或技巧能解决的。这或许就会催促作者走出“室内”，参与调研甚至“深入生活”，与不同人交心。而这会进一步“涨破”之前的那些观念。
最近的一篇问答式文章，展现了魏思孝与韩东的一些分歧，如小说是否应追求戏剧性，写作者是否应承担“史官”职能，是否需要体验生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魏思孝都有了较为辩证的理解，甚至明确表示：“未来的写作计划中，也有意向去进行田野调查，更深入了解。”[55]以生活的复杂性校正青年时期习得的固化观念，在开放的未确定性中磨炼心性，或许是人生的必经阶段。
结 语
《土广寸木》在乡村振兴、乡村衰败、乡村风物等常见叙事之外，呈现了卷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鲁中平原村庄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及村民的精神状态。作品通过“碎片现实主义”手法，以时间为经，空间、场景为纬，诸多人物或闪现或贯穿或客串，共同拼接了一件乡村“百衲衣”。魏思孝的“新型农村写作”，体现于作品所触及的小人物的“工作史”、乡村伦理变异、乡村混子分化、基层治理困局等社会历史层面，更体现在以“村庄”为中介，突破创作积习和固化文学观念，甚至无意中接近了古典文艺形式。而创作方法的进一步调适，或许会生发更多新的可能。
闫作雷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10008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1期）
注 释
[1]《魏思孝：“我正好是一个农民，而且喜欢写小说”》，《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第36期。
[2]参见邓小燕《纸上乡土重建——对近年乡土自然图书新潮的观察》，《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第8期。基于现实乡村差异，邓小燕注意到乡村振兴与乡村衰败叙事两类作品在当下并存的现象，参见邓小燕《再造“故乡”——以乔叶〈宝水〉的乡建书写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3]魏思孝：《行乐须及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4][5][6]魏思孝：《土广寸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第3、128、129页。
[7]《淄博富豪马之清：靠一台拖拉机发家，从农民到董事长，身家115亿》，“无疆纪事”微信公众号，2022年6月3日。
[8]魏思孝：《土广寸木》，第113页。
[9]理查德·福特编：《蓝领、白领、无领·前言》，魏立红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0][11][12][13][14]魏思孝：《土广寸木》，第57、48、84、76、81页。
[15]魏思孝：《王能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00页。
[16]参见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
[17]米荆玉：《“我希望自己是个一无所蔽的人”——对话作家魏思孝》，《青岛日报》2024年1月5日第7版。
[18]魏思孝：《行乐须及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19]魏思孝：《土广寸木》，第4页。
[20]关于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魏思孝：《都是人民群众》，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页。
[22][23]魏思孝：《土广寸木》，第328、218页。
[24]阎翔云认为“人情伦理体系”包括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三个结构性维度。“人情在行动上的复杂性和弹性就源于这三个结构因素变动不定的组合。”参见阎翔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
[25]魏思孝：《王能好》，第49页。
[26]分别为：“好婆婆”于凤华（“与儿媳互相尊重，互相体谅”）、赵立香（“给与媳妇的关爱不亚于母亲对女儿的爱”）、刘秀菊（“关心子女的生活”）、叶玉贵（“呵护后代，无私奉献”）；“好媳妇”陈玉华（“尊老爱幼，相亲相爱”）、崔逢玲（“无私奉献，从不计较”）；“好儿女”刘辰希（“孝顺父母，无怨无悔”）、郑建英（“百善孝为先”）；“好村民”杨桂花（“邻里之间多点关心多点爱”）、刘存安（“无私奉献，诚实守信”）、王清华（“助人是快乐之本”）；“好邻居”王樱春（“团结邻里，为人和善”）、刘礼（“邻居好，胜似宝”）、刘景城（“邻里和谐，助人为乐”）。参见《今日临淄》2016年10月21日第4、6版。
[27]分别为：“好儿女”刘家兴（“尊老爱幼，勤劳善良”）；“好婆婆”赵翠花（“爱护晚辈，家庭和谐”）；“好媳妇”田霞（“勤俭持家，孝敬老人”）、王忠艳（“孝老爱亲，家庭美满”）；“好邻居”刘传鹏（“默默无闻，真情奉献”）、王本国（“做实在人，行实在事”）、王友贵（“崇德向善，礼让宽容”）；“好村民”郭兰美（“关爱邻里，爱心奉献”）、魏修明（“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参见《今日临淄》2021年10月15日第7版。
[28]魏思孝最近一篇非虚构性质的作品中，道德模范的宣传文字是妇女主任找“我”写的。“后来，我基于这些道德模范现实与宣传中的差别，又写了个小说。”指的就是《辛留村道德模范》。参见魏思孝《平凡的伟大》，《上海文学》2025年第1期。这篇作品显示了作家书写自己的村庄时可能会产生的偏颇，即对村民的认知、情感取向容易受家人影响。如果是外来的驻村干部，可能视角就会有所不同。
[29][30]魏思孝：《土广寸木》，第32、33页。
[31]魏思孝：《土广寸木》，第306页。
[32]《魏思孝：从“青年焦虑文学”到“真实乡村写作”|燕京访谈》，“燕京评论”微信公众号，2020年10月7日。
[33]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34][35]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第139、299页。
[36]魏思孝：《土广寸木》，第121页。
[37]在一次采访中，魏思孝说：“最近的感悟是，两代乡村混子的对决。”参见李黎、魏思孝《当代作家如何书写“人民群众”》，《现代快报》2022年2月20日第B5版。
[38]参见“豆瓣读书”“魏老师在读的书”给此书标记的短评。
[39]魏思孝：《土广寸木》，第124页。
[40]魏思孝：《土广寸木》，第46页。
[41]参见知乎账号“托村艺术家”专栏文章《十年觉醒移民心路，一把坎坷辛酸老泪……——我的移民心路历程》。
[42]魏思孝：《土广寸木》，第310页。
[43]魏思孝：《都是人民群众》，第244页。
[44]韩东、魏思孝：《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永远需要保持求知欲》，《文艺报》2022年5月25日第5版。
[45]李黎、魏思孝：《当代作家如何书写“人民群众”》，《现代快报》2022年2月20日第B5版。
[46]《魏思孝：虚构时刻，总让我接近生活的一点真谛》，“上海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22年7月2日。
[47]对此“师承”的分析，参见李振《以断裂致敬“断裂”的师承——魏思孝和郑在欢的小说创作》，《扬子江评论》2023年第5期。
[48]魏思孝：《土广寸木》，第126页。
[49]《在淄博的烧烤桌，与魏思孝聊文学》，“刀锋时间”微信公众号，2023年11月7日。
[50]魏思孝：《土广寸木》，第93～94页。
[51]魏思孝：《土广寸木》，第28页。
[52]知乎账号“魏思孝”关注的问题中有一个是：“你见过最丧心病狂的案子是什么？”
[53]魏思孝：《土广寸木》，第370～371页。
[54]安建利的原型是临淄“公安诗人”周孟杰。现实中的周孟杰，警察兼诗人，还担任过驻村书记。下篇《饭局》曾写到“我”和安建利文学观念的分歧，还有他担任驻村书记的一些情况。关于驻村，周孟杰写过组诗《“第一书记”扶贫记》。
[55]韩东、魏思孝：《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永远需要保持求知欲》，《文艺报》2022年5月2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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