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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纪念邮票
内容提要
1966年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是当代中外文艺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会议本为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而举行，却因苏联作家在开罗另组会议而具备双重“紧急”性质，既“紧急”反帝，又“紧急”批判分裂行为。这一变化大大增加了会议筹备难度，也使会议现场情形变得十分复杂。出席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折射出当代文艺生态的动态调整，会议期间精心安排的文艺表演则代表着当代文艺取得的最新成就，成为透视当代文艺“世界化”实验的生动样本。
关 键 词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当代文艺 民族性 世界性
20世纪50—70年代，中外文艺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密切关联，文艺前所未有地“深深嵌入到世界政治斗争之中”[1]。冷战格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等诸多国际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文艺想象、设计自身的方式，构成当代文艺发展演变的关键前提。考察这一时期的中外文艺关系，对于理解当代文艺形态及其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文艺工作者及文艺组织的跨国交往是中外文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缘起于1956年德里亚洲作家会议的亚非作家会议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跨国文学活动持续二十余年，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多个亚非国家参与，既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文艺交流史的重要篇章，也是当代中外文艺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然而正如洪子诚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对亚非作家会议活动及其“建立亚非‘新文化’的设想，和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2]少有涉及。近年这一世界性文学活动正逐渐纳入学界视野，但研究者的目光主要聚焦在1956年德里亚洲作家会议和1958年塔什干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1966年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依旧未能获得有效关注。
笔者新近见到一份与1966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关的《关于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3]《报告》内容主要涉及紧急会议筹备工作，呈现的信息量十分丰富，包含会议目的、会议内容、日程安排、开会策略等。本文从这份新见《报告》入手，整理相关报刊资料，辅以巴金、徐怀中等亲历者回忆，考辨会议缘起，勾勒会议筹备及召开情形，进而以此为窗口透视1960年代当代文艺的动态调整及其“世界化”实验尝试。
关于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请示报告
一 两种“紧急”：会议缘起
1966年为什么会在北京召开一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紧急会议，急在何处？目前的一致看法是为了应对苏联对亚非作家会议活动的分裂。这种看法因有亲历者的证词而显得可信。参与紧急会议组织工作的中国作协干部林绍纲就回忆称“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一批亲苏的作家，于1966年6月19日至20日，在开罗召开了一次所谓的‘亚非作家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被中国和一些与中国友好国家的作家认为是‘分裂的决议’。为此，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于1966年6月28日在北京开幕”。[4]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参加紧急会议的徐怀中也称苏联“纠集一些国家，企图另起炉灶”[5]是会议紧急召开之原因。陈丹晨在《巴金全传》中也持同样观点。[6]这几种说法所表达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因为苏联作家在开罗组织了一次“分裂”的会议，中国作家便紧急行动起来，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应对其分裂行为。然而《报告》提到，“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定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常设局已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亚非五十五国发出邀请”。报告还提及“苏修正伙同印度、阿联等破坏紧急会议”，并且“将来还要在会内会外继续破坏，我须充分警惕。估计苏修是会来参加会的，我们要点苏修的名”。可见，1966年5月16日《报告》递送时，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名称、议程及日期等均已基本确定，并已向广大亚非作家发出邀请。而此时，苏联作家尚未公然分裂，中国作协也认为他们会来参会，并且计划当其来参会时对其进行斗争，而未料到其会另起炉灶。那么，发生在后的1966年6月19日苏联主持召开的开罗会议，显然无法成为一个多月前就已经确定了会议名称及议程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召开的动因。事实上，这次紧急会议召开之最初原因，并非回应苏联作家的分裂行为，而是为了声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
根据时任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1966年6月15日发布的声明，早在1966年3月初，中国、锡兰、印尼作家便提议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还主动提出愿做会议的东道主。3月19日，森纳那亚克将上述提议通知常设局成员国作家代表，并要求他们4月10日前答复。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苏联作家对中国将主导此次会议感到不安，质疑举办紧急会议“有无必要”，并建议在科伦坡举行常设局会议。与苏联关系密切的阿联作家在答复中表示“欢迎在开罗举行紧急会议或常设局会议”。印度作家则迟至4月28日才作出答复，同样表示希望在开罗召开会议。不过苏、阿两国作家的意见并未被采纳，4月11日常设局通知他们，“常设局绝大多数成员已同意在北京举行紧急会议，并且正据此进行安排，包括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成立筹备秘书处，来贯彻常设局的这项决定”。随后，会议筹备秘书处如期成立并在4月底向五十一个亚非国家的作家发出邀请。同时，常设局决定于1966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常设局会议。获悉这一消息后，阿联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于5月23日致信常设局，表示将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是“非法”的，“他们正在邀请常设局的成员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去开罗举行会议”[7]。受此影响，北京常设局会议提前于6月9日至10日召开。中国、喀麦隆、锡兰、加纳、印度尼西亚、日本、苏丹共七个常设局成员国的作家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作家杨朔汇报了紧急会议筹备工作，会议“宣布迄今已有四十多个国家的作家接受了出席紧急会议的邀请”，并谴责“破坏亚非作家和人民革命利益的活动”。[8]与此同时，苏联同样以亚非作家常设局名义召集的会议于6月19日至20日在开罗召开。开罗会议决议：解除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职务，另择阿联作家代替；将亚非作家常设局由锡兰迁往开罗；1966年8月在苏联巴库召开一次亚非作家会议。[9]作为回应，北京于6月20日再次召开前次七国作家代表参加的常设局紧急会议，对开罗会议作出谴责。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此次会议的锡兰、苏丹、印尼、加纳四国作家代表在谴责苏联作家分裂行为的同时，还义正词严地对本国出席开罗会议的作家表示愤慨。[10]这表明，这四国作家同时参与了中、苏主导的常设局会议。而根据塔什干会议决议，亚非作家常设局由参加北京常设局会议的七国再加上苏联、阿联、印度共十国作家代表组成。据此可以推断，参加中国主持的北京会议和苏联主导的开罗会议的常设局成员数目是相等的，均为七国作家代表。只不过，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偏向中国一边，而这也注定了他在开罗会议上被缺席开除。6月23日，北京再次召开常设局会议，同开罗会议决议针锋相对，宣布从事分裂活动的苏联作家“永远丧失了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中的一切权利和地位”[11]。至此，经过开罗、北京两地两套常设局会议的相互否定，已持续开展十年的亚非作家会议活动在1966年陷入了分裂。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并非部分常设局成员对紧急会议召开地点有不同意见那么简单。要弄清会议分裂原因，我们的目光便不能不沿着亚非作家会议活动的脉络向前追溯。1958年10月，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召开。此时，中苏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多方面产生分歧并逐渐扩大。而无论中国还是苏联，作家参加国际文学交往均被视为国家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旨在凭借“民间大使”身份“从文学交往中达到政治上的目的”。[12]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同时容纳着中苏两大国的亚非作家会议活动在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召开时便已经埋下了分裂的隐患。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塔什干会议召开前的筹备会议上，中国作家力主将反对殖民主义纳入大会议程，苏联作家则顾虑重重。尽管最终后者同意做出让步，但实为“情势使然，并非真心所愿”[13]。1962年2月，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召开。此时中苏关系已公开破裂，中国作家王汶石在日记中直接以“战斗”来形容同苏联作家一起开会。“战斗”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作家成功阻止苏联作家将“修正主义观点强加于大会”，大会报告“起草工作很顺利，调子也很高，从头到尾贯穿着反帝反殖的鲜明的立场”。[14]是否鲜明反对殖民主义是第一、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上中苏作家产生矛盾的关键症结。对此，有学者指出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谋求与美国携手主宰世界，因此“潜藏着避免以反对殖民主义口号刺激美国的用意”[15]。然而对中国来说，苏联谋求与美国和解，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彻底的民族解放便难以在美苏主导的两大阵营框架下得到解决。因此，1950年代后期中国逐步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作出调整，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向两大阵营之外的“中间地带”[16]迈进，力图同那些近代与中国有着相似遭遇的新兴亚非民族国家结成反帝反殖统一战线，在“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实现自身民族独立的目标”[17]。进入1960年代，中国进一步承受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挤压，因此更加坚定地转向“中间地带”开拓国际空间。而亚非作家会议活动的一贯宗旨即通过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亚非文化复兴，进而实现民族复兴。可以说，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积极介入亚非作家会议活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向“中间地带”迈进的国际战略在文化交流领域的具体呈现。1958年至1966年历次亚非作家会议活动，“反殖民主义一直是亚非作家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的行动纲领”[18]。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各国相似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构成了反殖民主义始终成为亚非作家会议活动鲜明主线的坚实基础。
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然而问题在于，正是1957年12月26日苏联主导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第一次大会，向广大亚非作家发出了积极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的号召，又是195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预备会议正式同意非洲作家加入这一活动，推动亚洲作家会议扩大为亚非作家会议。苏联试图领导这一活动并借此扩大其在“中间地带”影响力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不同于中国，苏联并不热心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而是试图借助这一平台宣传保卫和平、世界裁军理念，进而实现与美国和平领导世界意图。在亚非作家会议活动这一国际文艺交往场域内，同时存在着以中苏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声音，而且这两种不同的声音牵于各自国家利益不可调和。那么，这一场域的分裂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1964年美国入侵越南，这一事件对亚非国家反帝反殖事业构成严重挑战。于是中国作家代表积极倡议召开以“反帝援越”为主题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力图主导此次会议。而对中苏关系来说，越南问题恰好成为一个新的矛盾点。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继任者勃列日涅夫选择继续执行同西方“缓和”政策，却在越南问题上积极同中国争夺援越主导权。因此，策划以“反帝援越”为主题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反而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跨国文学活动走向分裂的进程。1966年6月19日开罗会议召开，亚非作家会议活动正式分裂。受此影响，当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实际并未完全按照《报告》中的规划进行。这正是为何这场会议的亲历者会不约而同误指会议召开缘由。紧急会议本为反对美国侵略越南而召开，却因为苏联作家的分裂行为而扭转原定议程，从而具备双重紧急性质：不光“紧急”反帝，同时追加“紧急”批判分裂，进而造成“层累”的历史状态。会议对苏联作家分裂行为的抨击力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反帝，给身处历史现场的亲历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徐怀中就说，紧急会议“十多天大会小会开下来看”，“纯粹是对莫斯科的一场缺席审判”。[19]因此当他们基于这种深刻记忆进行事后回忆时，后设建构的叙述方式最终导致会议初始缘起受到遮盖。而研究者在受到当事人回忆误导的同时，也对“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进行回推立论的研究范式缺乏足够警惕，从而落入历史事件传述“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20]的典型误区。
二 作为“场景”的文学：会议筹备与召开
1966年4月20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筹备秘书处在北京正式成立，着手会议筹备。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文艺交流活动之一，筹备工作受到相当重视。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会议筹备秘书处及筹备安排的具体资料，只能主要通过当事人回忆对会议筹备进行部分拼接还原。可以确定的是，筹备工作是在国务院外事部门领导下进行的，具体执行则主要由中国作协负责。据铁竹伟在《霜重色愈浓》中记述，周恩来亲自过问这次会议，挂帅领导的则是陈毅，“中央把主持会议的任务交给了陈老总”[21]。陈毅之下，负责筹备的是国务院外办长期负责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工作的廖承志。此前，中国作家出境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活动也均一律接受廖承志领导，遵照“外办所指示的方针”[22]开展工作。比如1958年郭小川等中国作家出席塔什干会议前就曾赴国务院外办听取廖承志指示，并按照其提出的“旗帜鲜明，广泛团结”的八字方针成功以反殖民主义旗帜团结了一大批亚非作家。据中国作协干部朱子奇回忆，1966年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也是在廖承志的“直接领导下开成的。他日日夜夜和我们一起工作”[23]。具体筹备事务由长期在中国作协分管外事工作的刘白羽和杨朔负责，不少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的中国作家也参与了会务工作。担任代表团副团长的巴金早在6月6日便从上海赶到会议驻地北京京西宾馆参与会议组织，“听了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外办廖承志副主任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报告，讨论会议方针，听取介绍苏联召开开罗会议的情况”[24]。徐怀中也表示自己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同时“还兼任着会务工作”[25]。林绍纲回忆“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杜宣先生和杨朔、黄钢、韩北屏等一起，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26]。以上四人均是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邀请各国作家代表是会议筹备的重点工作。尤其在苏联作家正在拉拢一些国家作家另起炉灶的情况下，向哪些国家的哪些作家发出邀请，如何确保这些作家认同中国的有关主张，更成为关系会议能否顺利召开的关键。长期旅华的泰国友好人士常媛曾回忆廖承志如何同她商量泰国作家代表人选：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不久将在北京召开，”廖说，“你认为泰国能派个代表团出席吗？”
“古腊·赛布拉迪脱？”我建议道，他是位有名的泰国作家，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泰国进步力量。1957年他曾率领泰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那年晚些时候发生政变后，他阖家离乡背井来到这里。[27]
常媛的建议在廖承志意料之中并被采纳。后者随即向常媛解释了此次紧急会议的目的并希望其能够“作为古腊的工作组成员和他一起参加会议”。当常媛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时，廖承志则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你对中国了解得比较透彻，你可以向他们作介绍，这样他们也就懂了，我们的泰国朋友们也便能较好地理解我们的政策了。”[28]常媛的回忆折射出中国在确定受邀作家代表人选时的精心考量安排。古腊在华长期居留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的对华友好立场，而选择八岁就来到中国、了解会议目的的常媛作为泰国作家代表团工作人员将进一步确保泰国作家在会议达成主办方预期目标过程中发挥正向作用。
常媛（左四）与廖承志（左六）
作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文艺交流活动，外事纪律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被重点强调。一位会议翻译就曾表示翻译人员在参加正式接待前均需接受外交部礼宾司的详细培训。同时他还回忆凡是对外翻译，除了要“忠于原话、原文”，还必须由中方陪同人员“掌握对外口径”[29]，每天工作结束后还要撰写汇报。除了翻译，对外国作家的其他接待工作也都作了详细安排。比如巴金、刘白羽、杨沫、李季等中国作家便被分配负责迎候、陪同不同外国作家。
经过紧张筹备，1966年6月27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正式开幕，郭沫若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主持开幕式。会议开幕时，共有四十七个国家（地区）以及三个国际组织的一百五十二位作家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会议召开期间，陆续有外国作家及观察员抵京。到会议结束时，共有五十三个国家（地区）的一百六十一位代表和五个国际组织的十二位观察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自6月27日召开，至7月9日闭幕，共持续十三天，超过《报告》原计划的“为期约一周”近一倍。其中9日上午召开的全体会议通过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及《关于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决议》《关于文学为反帝革命斗争服务的决议》等三十七个决议。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
196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布《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其中涉及会议议程部分与《报告》中的议程草案完全一致。但会议在实际召开过程中并未完全遵循这一议程，抨击苏联作家的分裂行为作为会议事实上的另一大主题，占据了大量日程安排，会议同原计划相比严重超期便是对此最直观的展现。会场上的具体情形则更为复杂，甚至一些来中国参会的外国作家“是刚参加了开罗会议后直接来到北京”，“自然会讲到那里会议的情况”。[30]对此，中国作家不得不耐心向其做思想工作，宣传北京会议方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作家代表团和越南南方作家代表团。许多外国作家在抵达北京后或单独或联合发表声明，对苏联主导的开罗会议进行了谴责。越南作家却自始至终对此不作任何表态，而只对美国侵略者进行批判。诗人许歧敏事后回忆会议“开得很紧张”，“斗争极为复杂”，原因即“越南的代表故意捣乱，并与一些代表着苏联观点的代表团明暗勾结”。[31]故意捣乱与否暂且不论，夹在中苏之间同时仰赖两国援助的越南无法跟随中国的调门抨击苏联却是必然的。不过这一点，中国事前在《报告》中也有所估计：“南、北越的关于越南问题的报告，调子更不会好。”这里的“调子”，显然是指对苏联而非美国的抨击力度。
还需要注意，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举办地及常设局驻地问题在《报告》中被单独提及，说明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作协事先即决定通过此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着重解决的问题。会议过程中，中国作家为此做了充分工作并取得了有效成果。关于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举办地，《报告》曾建议为了避免苏联“唆使阿联、印度等出面邀请”，应积极动员柬埔寨等国申请，即便“急切间找不到适当地方”，至少也要先想办法促使“‘三大’由印尼转移出来”。这里需要补充的历史背景是1965年印尼将领苏哈托推翻总统苏加诺上台，大肆镇压印尼左派力量。原定1965年12月的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未能在印尼如期召开，此后也难以再在印尼举办。因此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在何处召开便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成为中苏作家斗争的焦点。不过由于苏联、印度、阿联作家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会场上自然不会出现他们争夺“三大”主办权的场景，而柬埔寨等国也未提出承办会议，反倒是印尼作家阿甘姆·维斯比以原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主人的身份在7月3日的全体会议上主动提出“由于印度尼西亚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按原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是不可能的”[32]，并建议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在中国召开。在次日的全体会议上，郭沫若热情回应了维斯比的建议：“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建议把亚非作家第三届代表大会由雅加达改移到北京召开；有许多国家的代表附议。朋友们对于中国如此重视和信任，使我们深受感动。”他同时表态“如果经过大会讨论成为定案，我们乐于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33]随后，7月9日的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第三届亚非作家大会的决议》，正式决定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在中国召开。关于常设局驻地问题，《报告》“为了确保左派对亚非作家常设局的领导权”，特意事先准备了上中下三策。但实际上，紧急会议召开期间并没有讨论有关转移常设局的话题。直到会议结束以后的7月12日，中国、喀麦隆、锡兰、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苏丹七国作家代表再次召开常设局会议时才关注这一问题。会议通过了森纳那亚克的建议，即在北京成立常设局的执行书记处以“协助执行科伦坡常设局总部的决定，并为将在中国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作家大会进行筹备工作”[34]。这一提议背后显然有中国作家的努力，不过中国最希望的还是能够“把常设局搬到北京”。但从结果来看，可能“秘书长不很愿意”，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先“采取过渡方式，把工作中心先转到北京，常设局牌子暂时仍挂在锡兰”。无论如何，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及常设局书记处最终均落址北京。这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此后苏联“缺席”的亚非作家会议活动的主导权，但因苏联已另组亚非作家会议，这一结果其实在紧急会议召开之前便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筹备及召开经过，政治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占据显要位置。郭沫若在会议发言中提到亚非作家“是用手中的笔来从事团结反帝的战士”，应该用手中的笔来“动员人民、团结人民，并进而打击敌人、消灭敌人”。[35]但问题是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甚至整个1950—1960年代的亚非作家会议活动中，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国际政治活动的“场景”而存在的。作家由边缘走向公共政治前台，与此同时，原本作为联结作家与公众媒介的文学作品却由中心向边缘缩退。以文学的“名义”而非以文学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度轰轰烈烈的亚非作家会议活动在促进亚非文艺交流中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除了作为主办方筹备、组织会议，作为亚非作家会议活动的参与国，中国还需同时组建代表团参加会议。1966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
团长：郭沫若
副团长：许广平 巴金 刘白羽
团员：于雁军 王光 王杏元 丛深 朱子奇 冯至 严文井 李季 杜宣 杨朔 杨沫 金敬迈 林雨 林元 郑森禹 陈光媚 胡奇 胡万春 胡可 徐怀中 高缨 郝金禄 曹禺 黄钢 张永枚 雷加 虞棘 钱李仁 韩北屏[36]
将这份名单同此前四次中国正式派团参加的亚非作家会议活动的中国作家名单对比可以发现，一些此前经常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活动的老面孔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比如曾四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国交流的叶君健和三次参加代表团的冰心，甚至曾三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茅盾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在这个整个国家的外事、文化部门都被调动起来并由作协具体承办的大规模主场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作协主席茅盾的缺席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不过尽管未作为代表团成员正式与会，他却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37]的名义出席了会议闭幕当晚举行的庆祝宴会。此外，老舍和赵树理此前也曾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活动，老舍还担任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38]当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中国召开时，他们从头至尾也未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年轻作家则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集体登场亮相，比如创作了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作者丛深等。此外，农民作家王杏元、工人作家胡万春、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林雨等工农兵作家也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此前中国作家代表团构成中未曾出现的现象。不同作家群体处境的变化折射着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文艺导向，作家序列的变动更新是国家整体文艺生态演变的直观表现。新老作家的登场与缺席，同当代文艺生态的调整保持着微妙同步。1966年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是当代中国文艺的世界亮相时刻，哪些作家能够作为当代文艺的代表出现在世界面前与在这一时刻为来自世界的观众提供何种文艺表演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当代文艺将选择何种路径走向世界。
三 文艺展演：为世界文艺实践提供“中国经验”
为了实现当代文艺在世界面前的顺利亮相，除了安排新一代革命作家参加代表团，中国作协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会议期间，必须在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各方面，有计划地安排演出和展览”。1966年6月9日，杨朔在向常设局汇报筹备工作时也专门提到这方面的准备，“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所创作的一部分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作品，将请代表们观看和欣赏”[39]。因此穿插在会议间隙的各种文艺演出虽然不被纳入正式议程之内，却是这场跨国文艺交流活动具有特殊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演出安排，1966年6月29日，山东省京剧团进京向各国作家表演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7月3日，各国作家观看了海军文工团演出的话剧《赤道战鼓》；7月5日，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上演；7月12日，中国京剧院为各国作家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除此之外，会议期间各国作家还欣赏了解放军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内蒙古乌兰牧骑和广东海上文化工作队带来的《亚非作家团结之歌》等节目。会议闭幕后，各国作家分赴地方参观访问，各地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以示欢迎。他们在武汉观看了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演出的现代歌剧《洪湖赤卫队》，在沈阳观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在西安观看了歌剧《向阳川》，在杭州观看了话剧《南海长城》，等等。参观结束后，各国作家齐聚上海返程，又欣赏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歌舞剧《椰林怒火》及大型组舞《红军不怕远征难》等文艺表演。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杂技晚会节目说明书
仅从演出的戏剧节目来看，就有《红灯记》《白毛女》等至少五部作品在不久后被确立为“革命艺术样板作品”[40]。除此之外，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社会主义教育剧在当时也备受推崇。可以说，这些剧目基本代表了中国最新的革命文艺成就。当时，中国积极迈向“中间地带”并争取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国际行为，其实包含着一个鲜明的政治判断，即“中间地带”国家争取自身独立解放的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斗争经验与援助。这反映在文艺领域就是为广大亚非文艺工作者提供革命文艺建设的“中国经验”，并以“中国经验”驱逐“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文艺”及鼓吹“反动的‘人性论’”的苏联修正主义文艺在“中间地带”的影响，进而创造出“反帝革命的人民大众的民族新文化、新文艺”。[41]而上述展演剧目，无疑正是这种新文艺的中国“样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文艺提供给世界的其实是这些“样板”的生产方式而非“样板”本身。郭沫若在发言中以中国文艺工作者破除“古老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创造出革命现代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只有批判一切有害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才能创造出崭新的革命文艺。尽管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成功也离不开对“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的“革命的改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创造，“继承和借鉴决不能代替创造”。[42]在破除对一切中外既有文艺成果的迷信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当代文艺正在从事一种“超越民族的有限性而创造世界普遍性”[43]的实验。尽管只要注意到这些“革命艺术样板作品”同中国传统戏曲或西方古典文艺密不可分的关系，便不难意识到这种实验的限度所在。但在当时，借助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这一国际空间，当代文艺的“世界化”实验收获了来自域外的认可。安哥拉作家达克鲁斯指出“芭蕾舞虽然原是欧洲的艺术形式，但《白毛女》是强有力的、富有乐观精神的芭蕾舞，是走向光辉前途的芭蕾舞”[44]。森纳那亚克则表示“《白毛女》和《椰林怒火》这两个戏都可以到其他国家去演出，这将会给那些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的人们带来莫大的好处”[45]。
《赤道战鼓》演出邀请函
伴随这种激进的文艺实验的展开，知识分子作为文艺生产主体的传统观念被进一步破除，工农兵大众则被加速确立为革命文艺创造主体。这也成为会议现场中国着力向亚非各国输出的文艺生产经验。森纳那亚克在开幕式的报告中要求“战斗的、革命的作家必须投身到人民的火热的斗争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46]郭沫若指出真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其实是让群众自己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力军，因为“工农兵所创造的文艺比我们专业作家的作品更富有生命力”，工农兵文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47]为了对这一经验的有效性作出说明，中国为各国作家准备的文艺演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工农兵群众承担的。比如1966年7月在西安召开的欢迎亚非作家音乐歌舞晚会上，十一段节目中有八段表演者是来自西安机械公司、冶金建筑学院、变压电炉厂、战士业余演出队、韩城人民公社等的业余群众。在杭州，亚非作家还观看了“工农兵群众演出的《葵花向太阳》集体舞、《越南必胜、美帝必败》活报剧以及农民歌手方耀生独唱的《丰收山歌》等革命歌舞节目”[48]。部分亚非作家还被安排到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杨家岭参观并同业余农民作者刘德琴等人座谈。他们由此深刻感受到“延安工农兵群众能够写诗、编剧、作词、作曲”的旺盛文艺创造力，为“陕北贫农李有源在《讲话》的指引下，创作了闻名世界的《东方红》歌词”[49]而感到振奋。
杭州群众与亚非作家联欢邀请函
通过推选工农兵作家出席会议、展示工农兵群众文艺创作、安排业余文艺创作者座谈等方式，当代中国文艺力图向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作家们证明人民大众能够成为文艺创造的主体。这一经验也引起了世界注目，“许多亚非作家盛赞工农兵做了文化的主人是一件大事”，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意义”。[50]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五四作家郭沫若、解放区诗人李季与1960年代崛起的新一代作家同时出现在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当代文艺在1966年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呈现给世界的其实也并不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创造革命文艺的单一面目，而是一种调整中的新旧交叠的存在。紧急会议的召开时间在当代中国史上具有特殊意味。当代文艺形态在这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显著差别。“十七年”文艺在整体上对西方文艺存在某种拒斥，而在“十七年”后期，曾一度被视为当代文艺建构“模板”的苏联文艺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疏离。当代文艺转而向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艺中寻求可实现现代转化的资源，弘扬民族性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的主要特征。这种依托民族经验和地方经验的文艺实践方式在1966年被再次扭转。有学者认为，1966—1976年当代文艺对自身主体性的寻求主要表现为“力求以一种象征性和抽象化的方式从具体地方经验和民族经验中提升出普遍性内涵”[51]，即以超越民族和地方的世界性为基本特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召开恰处在这两种不同的文艺主体性建构方式交接期间，因此，在力图为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经验的同时，刚刚结束的“十七年”文艺对民族性强调的余音也出现在会议活动的现场。在赴各地参观期间，主办方特意为各国作家提供了《朝阳沟》等多种地方戏演出，还安排他们同民间说唱艺人座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更是明确表示，“亚非作家必须捍卫、创造、发展和丰富他们的民族文化”[52]。不过，就像“中间地带”民族解放运动可以纳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程那样，亚非各国的民族文化建设也可以注入革命内涵并纳入世界进步革命文化发展范畴，通过创造革命新文化并“与一切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及其他反动腐朽的文化和文艺进行不懈的斗争”[53]的方式来实现亚非民族文化复兴。
毛主席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
结 语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逐渐退出了亚非作家会议活动。因此，1966年这场会议其实是中国在亚非作家会议活动中的最后一次正式在场。在这场会议中，中国一如既往延续着历次亚非作家会议活动中对反殖民主义的倡导，同时又试图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试验当代文艺通过普遍性改造走向世界的现实可能。无论是在政治上提倡反帝反殖并向“中间地带”靠拢还是推动文艺“世界化”，其实都是当代中国如何在世界坐标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一时代命题在不同维度的尝试。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命题。
韩佳童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注 释
[1]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2]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3]《关于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请示报告》署“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加盖中国作协公章，落款时间为1966年5月16日，主送“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编号（66）014。后文凡引用《报告》内容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释。
[4]林绍纲：《亚非作家会议始末》，《红岩春秋》2006年第5期。
[5]徐怀中：《十五棵向日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页。
[6]陈丹晨：《巴金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
[7]《谴责苏联修正主义者策划召开分裂会议破坏亚非团结》，《人民日报》1966年6月17日。
[8]《谴责苏联修正主义者策划召开分裂会议破坏亚非团结》，《人民日报》1966年6月17日。
[9]林绍纲：《亚非作家会议始末》，《红岩春秋》2006年第5期。
[10]《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紧急会议是唯一合法会议》，《人民日报》1966年6月21日。
[11]《各国代表一致要求清除苏联修正主义者》，《人民日报》1966年6月24日。
[12]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13][15]王中忱：《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14]高彬整理：《王汶石日记》下，《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
[16]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指出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概念，即亚非拉国家构成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构成另一个“中间地带”；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则是在1974年。故而此处采用“中间地带”概念而不用“第三世界”说法。
[17]熊鹰：《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18]熊鹰：《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19]徐怀中：《十五棵向日葵》，第284页。
[20]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1]铁竹伟：《霜重色愈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22]《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23]朱子奇：《一位心胸似海的人》，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1页。
[24]陈丹晨：《巴金全传》，第400页。
[25]徐怀中：《十五棵向日葵》，第282页。
[26]林绍纲：《在杜宣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致辞》，《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第2辑。
[27][28]常媛：《龙之珠》，袁瑾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01页。
[29]胡玉龙：《胡玉龙诗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
[30]陈丹晨：《巴金全传》，第400页。
[31]许敏歧：《怀念李季同志》，《霜叶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32]《许多代表主张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1966年7月4日。
[33]郭沫若：《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人民日报》1966年7月5日。
[34]《亚非作家常设局决定在京设执行书记处》，《人民日报》1966年7月13日。
[35]郭沫若：《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人民日报》1966年7月5日。
[36]《中国代表团已经成立》，《人民日报》1966年6月23日。
[37]《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7月10日。
[38]参见《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举行会议》，《人民日报》1961年3月10日；《中国作家代表团组成》，《人民日报》1962年1月27日。
[39]《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1966年6月10日。
[40]《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
[41]郭沫若：《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人民日报》1966年7月5日。
[42][47]郭沫若：《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人民日报》1966年7月5日。
[43]贺桂梅：《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与世界视野论纲》，《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44][45]《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46]《曼努维拉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宣读常设局秘书长的报告》，《人民日报》1966年6月28日。
[48]《杭州一万群众和亚非作家代表大联欢》，《人民日报》1966年7月31日。
[49]《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亚非作家前进的火炬》，《人民日报》1966年7月27日。
[50]《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51]贺桂梅：《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与世界视野论纲》，《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52][53]《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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