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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明星 | 新文化运动对社会进步论的伦理重建及其局限——从《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人物卡内基谈起
《青年杂志》1916年第1卷第6期封面上的谭根
内容提要
卡内基在晚清时期被梁启超译介到国内，他一方面被塑造为崇信优胜劣汰的进步论者，另一方面则被当作倡导和平、反对种族竞争的伟人。及至新文化运动中，晚清撕裂的卡内基形象被放在青年修身模范的框架下加以介绍，但该框架并未能完全涵纳卡内基的完整人格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带有强烈进步论色彩的卡内基淡出思想界的视野，其形象大体上完成了从“自助”到“互助”的转变。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卡内基形象的译介史牵涉出一条清末以来全球思想脉动中的进步论线索。卡内基身上代表的现代实业家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理想儒家人格形象大相径庭，为中国现代健全国民人格的生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视角。但在进步论的视野之下，知识界并未对现代实业精神展开深入的反思和接受，然“进步”的线索也并未因互助论的传入而消失，而如草蛇灰线般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及其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关 键 词
卡内基 译介 进步论 互助论 新文化运动
引 言
20世纪初叶，美国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因其钢铁大王、富豪的身份，引起《新民丛报》《湖南通俗演说报》《教育杂志》等晚清新式报刊的关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封面人物也选择了卡内基。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一般的史述逻辑中，《青年杂志》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派同人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思想救国的产物，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对晚清以来器物和制度取向改革的超越，是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在这样的逻辑中，《青年杂志》创刊号选择实业家卡内基作为封面人物，并编译相关传记介绍他的成功故事，难免让人想起晚清以洋务运动等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同时，与《青年杂志》第1卷其他几期的封面人物——屠格涅夫（第2卷第1期）、王尔德（第1卷第3期）、托尔斯泰（第1卷第4期）、富兰克林（第1卷第5期）等思想性较强的文艺家、思想家相比，卡内基似乎与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取向尚有一段距离，即使与第1卷第6期的封面人物飞行家谭根相比，卡内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学界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因为作为华侨的谭根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卡内基所不具备的。
学界目前多从图像叙事和青年人格塑造来阐释作为《青年杂志》封面人物的“卡内基”及其背后的思想意涵[1]，但这样的阐释却没有解决实业家何以“参与”新文化运动这一命题。事实上，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卡内基在国内的译介与接受关联着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崇拜者，卡内基是典型的“进步论”者。晚清知识界就多在“进步”的视野中介绍其事迹；及至新文化运动，卡内基本身关联的“进步论”色彩亦未消退。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卡内基的译介引出了一条进步论演进的思想线索。
有研究者指出，在晚清思想界，“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进步”成为“新世界最令人诱惑之处”，而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推动人类进化的因素，不再是竞争，而是互助”。[2]这一整体判断的方向固然合乎历史，但新文化运动中的“互助”思潮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在卡内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青年杂志》封面人物的历史细节里，留下了历史连续性的痕迹及其转轨关节。作为《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人物的卡内基，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封面人物相比，引入了一个实业家的系谱，这一实业家的形象延续着陈独秀等人晚清以来的实利思想，并把“进步”的思想观念落地为青年修身、立业的方向，但青年修身立业的框架似乎又未能弥合晚清知识界译介的撕裂的卡内基形象。通过卡内基译介的历史细节，我们会看到新文化运动对社会进步论的伦理重建，也会从中发现其未完成性，窥见20世纪中国社会启蒙动力转移过程中社会进步论的曲折的演进历史。
一 自西徂东：清末民初进步论张力中的卡内基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梁启超应该是最早把卡内基引介到中国的晚清学人。1903年年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应美国保皇会的邀请离日赴美。在这次游历中，他先后拜访了美国金融大亨摩根、总统罗斯福等人，并到达钢铁大王卡内基发迹的城市匹兹堡，以游记的形式记下对匹兹堡和卡内基的见闻。是年年底折返日本后，梁启超才把这些“散漫无纪”的手稿删节整理，次年以“新大陆游记”之名出版。[3]然而在此之前，这些游记中的一部分已经以更具吸引力和适合报刊的体裁在《新民丛报》上刊出。《人物时评：美国豪富卡匿奇氏Carnaga》就是其中一篇。
文章开篇即称卡内基为“数天下万国古今之第一富人”，并对其巨额财产加以介绍，接下来却笔锋一转，引卡内基“大集者必当大散，知聚财之法者固不易，知散财之法者则尤难”之语，转而介绍卡内基的公益事业。作者不仅引入美国药房公开征集卡内基散财之法的逸闻趣事，还对卡内基捐资设立图书馆、大学、公司养老金等慈善事业展开详细介绍。卡内基的慈善理念，是梁启超关注的重点：“卡匿奇不助不助者，彼常言曰，自发心欲上梯子者，从后助之可也，若不欲上者，虽助之亦不得上，徒令其受堕落之苦而已，是非益之却害之也云云。”[4]从梁启超的介绍来看，卡内基的慈善理念并非指向一切需要受助之人，甚至与平等、博爱的理念也不完全吻合，其做慈善的目的是帮助自助、上进者。对于这种理念，梁启超显然持赞赏的态度——他在文章中称卡内基的举动“真可为普天下富人师矣”[5]。及至次年出版《新大陆游记》，作者对介绍卡内基财富的文字进行了删改，如把开头“数天下万国古今之第一富人”改为“现今美国第一富豪”，把描述卡内基散财过程的文字大幅压缩，但对于上述论及卡内基慈善理念的文字，却未删一字，在文末还感叹中国未得卡内基捐助，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无自助力”。[6]梁启超对国人不尚进取的感慨，也反向说明自助、进取是他与卡内基共同的思想主张。
事实上，梁启超对卡内基进取理念的推崇背后，还隐含着另一条更为隐蔽的思想线索——卡内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在美国“最著名的门徒”[7]，而梁启超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的代理人之一”[8]。
卡内基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写到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让他从对神学的“恐惧和怀疑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我和三四个好友也经历过对神学有疑问的阶段，我们怀疑的对象包括超自然元素，通过替代赎罪获得拯救的整套体系以及相关学说。我幸运地读到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作品——《伦理学数据》、《第一原理》、《社会静力学》、《人类的由来》。当我读到解释人如何吸收有益的精神食粮，留住有益的、剔除有害的内容时，我突然感到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不仅摆脱了神学和超自然学说，而且发现了进化的真理。“既然万物都在发展，就一切都好”成为我的座右铭，我真正感到安慰的源泉。人不是生来就要堕落的，而是能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9]
苏格兰裔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
成名之后的卡内基依然对斯宾塞尊崇有加。1882年，斯宾塞到美国讲学，将美国“斯宾塞的旋风”推向顶点，卡内基当时就处于这股旋风的中心。[10]可以说，从斯宾塞这里获得的“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进化乐观主义”[11]是卡内基思想的底色。在自传中，除了上述直接写到斯宾塞对自己影响的文字，卡内基对人生历程的回顾本身就充满“进化乐观主义”的色彩。他从童年到壮年、从故乡苏格兰到美国匹兹堡、从底层职员到钢铁大王的奋斗历程的描述就是一个在竞争中不断进步、以新我不断战胜旧我，坚信历史必然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进步论者的自述。从这个意义上看，卡内基慈善理念中的助自助者，把资助的重心放在图书馆建设等事业上，未尝不包含着让人类社会朝着更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的进步论基调。
与卡内基一样，1903年的梁启超也是一个坚定的进步论者。此时的他崇尚竞争，以进化论为依据，编译西人著作，阐明“竞争”乃世界大势，对在种族竞争中进步最速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极为推崇，对其“不辞竞争”“自助之风最胜”“以实业为主”等民族特点大加赞赏[12]，甚至把竞争作为文明的动力：“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13]卡内基正是梁启超所推崇的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过也需要指出，从卡内基的自传来看，其进步信念更多地指向个人——或为不断奋斗的个人，或为自助进取的受资助者，而梁启超进步观念的背后是民族与国家，进步论在他这里是塑造“新民”、实现富强的启蒙理论的来源。正如张灏所言，梁启超“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群、集体的能力和群体的凝聚力”，其欣赏的不是“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14]
有意味的是，梁启超的“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对内、对外呈现出两副截然相反的面孔：对内倡导优胜劣汰、种族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此鼓舞民气，追求民族富强；对外却倡导世界和平，反对种族竞争。从美国返回日本之后，梁启超进一步深入总结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写下长文《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他在文章中称托拉斯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即所谓“天演之大势驱迫使然”，并详细分析托拉斯的利弊。一方面，托拉斯使“美国产业界增数倍活力”，“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全国之总值进步复进步”；另一方面，它却导致美国“昔之患生产过度者，今转而患资本之过度。若卡匿奇，若洛奇佛拉，若摩尔根之徒，岁积其所殖之利，如冈如陵，已无复用之馀地，此亦英雄髀肉之所由叹也”。正因此，美国不得不向海外拓展市场，造成“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卡内基是作为美国托拉斯巨头之一的形象出现的。对卡内基为代表的托拉斯海外拓殖的野心，梁启超也持批判态度。[15]但论及国内的应对策略，梁启超却直接否定劳动社会结盟罢工的方式，认为这会导致“民不聊生”，转而对内倡导托拉斯：“抑我国中天产之重要品，若丝若茶若皮货；其制造之重要品，若磁器若织物，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16]由此观之，被批判的托拉斯巨头卡内基，其实恰恰是梁启超为国内实业界提供的模范。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梁启超引介的卡内基似乎呈现出撕裂的形象特征——受到肯定的巨富而知散财的慈善家和被批判的有着拓殖野心的托拉斯巨头，但假如考察其引介卡内基的动机，则这种撕裂的形象特征的内部逻辑就得以自洽。在梁启超的引介中，作为慈善家的卡内基受到肯定的是其带有进步论基调的慈善理念，而这种慈善理念背后“助自助者”的进取色彩，直接指向国人“无自助力”的国民性批判；对作为托拉斯巨头的卡内基，梁启超一面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对其拓殖的野心展开批判，一面却想把以优胜劣汰的进步论为底色的托拉斯商业模式引入国内。无论是肯定还是批判，卡内基本人及其代表的美国商业模式中的进步色彩，都受到梁启超青睐。在梁启超的译介中，“进步”是卡内基撕裂形象的黏合剂，即“进步”所导向的社会启蒙，掩盖了其译介卡内基背后的内在逻辑矛盾。
除了梁启超，《湖南通俗演说报》《外交报》《进步》《时报》《教育杂志》《神州日报》《东方杂志》《中华实业界》等清末民初报刊亦对卡内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湖南通俗演说报》的报道《时事白话演说：美国富豪卡匿奇传》也不无清末民初追求民族富强的思想色彩。该文章以通俗的语言介绍卡内基的巨额财富及其慈善事业，并强调其慈善的目的是使国家“无旷土，无游民，使得国家立致富强的大根本”[17]。这其实已经把梁启超肯定的带有进步论基调的慈善理念背后的目的——民族富强显豁地揭露出来。此外，《中华实业界》的报道则以传记的形式简要回顾了卡内基的奋斗历程。文章总结卡内基成功的秘诀和性格品质，也是想以此激励国人走向富强之路。[18]
在这些报道中，《进步》杂志上一则关于卡内基的图文报道尤其值得关注。《进步》杂志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创刊于1911年，虽带有一定的宗教背景，但从杂志的内容来看，其宗教色彩不浓，反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末民初浓厚的进步论氛围。《进步》在创刊号的《杂志简章》中就介绍，在“全球竞走之速率几于绝尘而奔”的时代，假如“不随之以俱行，则落于他人种之后”，杂志的宗旨正是以“进步思想”鼓励民气，设置不同的栏目为国人传递内政、外交、社会风俗、实业等各方面的知识，以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19]
《进步》杂志指向种族竞争
然而，《进步》杂志指向种族竞争、优胜劣汰的进步论调，却在涉及卡内基的《世界平和之希望》一文中转向反面。这篇由颐谷编译的文章强调“平等自由，为人人应享之权利，不能以种族之强弱，境遇之穷通，而分轩轾”[20]。在这样的语境中，《进步》杂志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几无关系的卡内基形象——文内特意配了一幅卡内基的照片，图注标示“提倡平和伟人喀尼基像”[21]。这样，《进步》杂志的进步论调便呈现出与梁启超所论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梁启超在引介卡内基时虽然对内主张种族竞争、优胜劣汰，对外反对种族竞争、警惕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但其笔下无论是以进取为慈善导向，还是作为托拉斯大王的卡内基，基本都是一个代表着美国优胜劣汰、不断进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进步论者形象。然而在《进步》杂志这里，卡内基的形象已与进步论者完全相反，且与杂志本身的宗旨南辕北辙。这既揭示出清末民初译介的卡内基形象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反映了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观念的困境，牵涉出一条清末以来全球思想脉动中的进步论线索。当梁启超们想要把美国种族竞争、优胜劣汰的进步观念引入国内时，却不得不考虑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反噬自身的危险。在这样的进步论张力中，清末民初的卡内基既是指向优胜劣汰的进步论者，也是倡导和平、反对种族竞争的伟人。因此，到底该如何向国内读者引介卡内基，“进步”观念如何在中国落地、如何改造，便成为摆在民初仁人志士前的伦理难题。
二 青年修身模范框架下进步观念的初步改造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的封面赫然印着美国实业家卡内基的头像。在学界的一般研究中，这份杂志被当作主撰者陈独秀的“另一种革命”[22]，是民初知识分子从共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转而从事思想文化革命的标志。具体到进化论／进步论的思想脉络，研究者也指出到1915年前后，“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已到末路，崇尚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被文明论所取代，“竞争进化论变为互助进化论”。[23]在这样的研究逻辑中，当《青年杂志》的创刊号把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实业家卡内基作为封面人物的时候，便引出新文化运动中甚少为人关注的一些面向。一方面，作为实业家的卡内基与新文化运动中标举的杜威、罗素、易卜生、托尔斯泰等思想家、文学家判然有别——与以思想文化革命为主要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卡内基似乎更接近晚清以来的实利思潮，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复杂面向由此得以揭示。另一方面，如果说1915年之后“竞争进化论”已转向“互助进化论”，那么作为新文化运动标志的《青年杂志》为何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卡内基作为封面人物？清末民初在进步论氛围中撕裂的卡内基形象如何被翻转为青年励志的典型？卡内基及其背后的“进步”观念有何变化，又是如何被改造的？
《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上的卡内基像
《青年杂志》创刊号把卡内基作为封面人物，应是用心选择与设计的结果。封面的上半部分是杂志的法文名称和“剪影”式的青年群像，下半部分用花体字标识发行者“群益书社”，两侧同样以花体字标示杂志的名称、卷、期，中间部分则用圆形构图醒目地印着卡内基的头像。封面上的图像，青年群像对应的自然是《青年杂志》的“青年”主题，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作为封面图像核心视点的卡内基，则牵连出《青年杂志》创刊时与民初思想界的诸多关联。事实上，《青年杂志》并非横空出世，其在创刊之初因袭着晚清以来的某些思想潮流，呼应民初社会思潮的氛围，同时也酝酿着新的思想因子。具体而言，《青年杂志》以实业家卡内基为封面人物图像，呼应的正是晚清以来的实利主义思潮。晚清学制改革时，已经把培养“实业”人才作为富强的重要手段，《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24]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则直接指出“实利主义教育，固当务之急者也”，把“以人民生计为教育之中坚”的“实利主义之教育”作为教育宗旨之一。[25]此外，陆费逵甚至把实利教育作为教育的根本。[26]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社会不再将从事实业看成‘弃本逐末’，而视为救国救民的光荣职业”[27]。由此，《青年杂志》把实业家卡内基作为封面人物便显得顺理成章。
与封面的人像相呼应，由彭德尊编译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一文，进一步阐明杂志以卡内基为青年理想模范的用意。与清末民初相比，《青年杂志》上的卡内基形象是在青年修身立业的框架中形塑的。清末的《新民丛报》等报纸或聚焦卡内基的巨额财富及其慈善理念，或侧重其托拉斯大王的面向，或将其描述为倡导世界和平的伟人，强调的都是卡内基的特定人生阶段的某一侧影，多属片段式的新闻报道。在召唤新青年的目标之下，《青年杂志》选取卡内基的相关传记，精简压缩之后在有限的篇幅内编译了卡内基由贫苦少年走向成功的励志故事。在这篇《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中，彭德尊按照传主卡内基的成长历程，将其人生划分为六个阶段，先述其贫苦出身，再分别在其事业发展的各阶段突出其“勤勉忠实”、立志高远、善于识人、独立自尊等品质，继而总结卡内基成功的原因、关于财富和慈善的理念，以及嗜好和家庭情况。可以看到，在这篇压缩的传记中，编译者尤其注重挖掘传主身上的优秀品质，以将其树立为青年修身立志的模范。在文末的附记里，彭德尊写道：
译者曰，观卡氏少壮时代之刻苦经营，已有惊人之智勇。然其所以度越寻常者，艰难创业之余，犹有余力以谋济世散财之道。其理想之高，气魄之强，吾贪鄙侥幸苟安偷惰之民，对此老人，不知有何面目䩄然人类也。[28]
由此，《青年杂志》编译卡内基传记的目的便更为显豁地呈现出来：以卡内基的励志故事鞭策“贪鄙侥幸苟安偷惰”的国民，以其高尚的理想与气魄鼓舞青年，构造青年的人格特质。在青年修身立志的叙事框架之下，卡内基身上“艰苦力行”的人格特质是杂志挖掘的焦点与叙述的重心，清末民初在强调“优胜劣汰”与倡导和平之间撕裂的卡内基形象便在励志的故事下被统一讲述，其内在矛盾也被隐藏起来。
不过，如果细读《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会发现“进步”依然是卡内基“艰苦力行”背后的根本逻辑，只不过它被包裹在“励志”的故事之下，首先指向的是个人的成长与事业的成功。在“经营钢铁时代之卡内基”一节里，卡内基以其亲身经历告诫青年：“……今诸子年少，当速自觉，各抱独立自尊之志，殊为至要。且人生斯世，苟能努力前进，何事不可成功？倘一遇困境辄作悲观者，则皆薄志若行之人，不足与言事业。”[29]在卡内基的表述里，“努力前进”——追求进步是事业成功的前提。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历史向前发展，只要意志坚韧、努力奋进，人就一定能够改造逆境、创造一番事业。在“卡内基成功之由”一节里，说到自己成功的秘诀，卡内基又一次表达了勇猛前进、知难而上的进步论者的价值信念：“予之所以能成功者，别无他巧妙。凡处一事，不以为难，亦不以为易，第中日乾乾，切实力行，猛勇前进，能如是者，事未有不成。彼畏难而退、遇苦而悲之人，皆属无能者也。”[30]在进步的逻辑之下，任何畏难者、悲观者皆被当作“无能者”。在民初的乱局中，不畏艰难、勇猛前进、一往无前的青年也是陈独秀等人询唤的对象。在陈独秀的青年构想中，“进步”与“进取”是两条重要的标准，他既引中国俗语“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说明进步与进取的必要性，也引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西方人“横厉无前”的特质论证进步的紧迫性。在卡内基的励志故事中，非进步论者被当作“无能者”，并被排斥出青年修身立志的模范之外；在陈独秀这里，进步也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且他并未对进步展开反思，特别是当涉及民族强弱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隐隐浮现。他论述道，“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31]与此同时，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里，陈独秀认为生物进化论、人权说与社会主义是改变近代文明进程的三大学说。其中，他对生物进化论的解释遵循的也是由生物学理论变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32]由此可见，当卡内基被作为青年模范出现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和正文中时，与杂志本身的“进步”论调是一致的。
除了指向个人成长与事业的成功，传记在涉及卡内基的财富理念与慈善观念时，不可避免地又再次触及其进步观念。这篇编译的传记并未删减卡内基作为一个典型的进步论者的观点。文内写道：
彼谓贫富悬隔，为社会进步之必要条件。又曰竞争者，乃出于自然之数而不可避，社会各方面，互以竞争而为适者生存之保证。竞争之于个人，或不免为惨酷之事，而于人数全体之进步，不可谓非善法，极端社会主义，将以破坏今日文明之基础。[33]
在这段卡内基的自述中，社会进步或者说人类的进步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进步”的追求中，贫富悬殊成为进步的必要条件，个人尤其是在残酷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是可以被牺牲的。这便是典型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这篇传记也论及卡内基的慈善理念，但这个理念即为梁启超等人着重介绍过的“自助者助之”——“倘徒用之贫民救济及其他慈善事业，惟制造多数流氓乞丐而已”[34]，体现的也同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进步论者的思想逻辑。至于卡内基从事慈善事业的事迹，这篇传记主要写到其捐建图书馆、设立英雄奖励金等。但很显然，无论是指向个人事业成功秘诀的进步，还是指向财富观念和慈善理念的进步，都已溢出青年修身立志的“艰苦力行”这一核心品质，即民初青年修身模范的框架并未能完全涵纳卡内基的完整人格形象。
三 从“自助”到“互助”：一战胜利背景下卡内基形象的进一步改造
事实上，在《青年杂志》设置的青年修身立志的框架之外，彭德尊节译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富兰克林“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箴言”[35]。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富兰克林为想要致富和经商的年轻人写下一系列建议，不妨摘引几条：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信守诺言、按时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朋友们的所有闲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凡与人交往都要守时并公道，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耽搁，否则一次失信，朋友的钱袋就会永远对你关闭。
谁若白白流失了可值5先令的时间，那就是白白流失了5先令，这就等于故意将5先令扔进大海。
谁若丢失了5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止这5先令，而是丢失了这5先令在周转中所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变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36]
韦伯曾引用这些文字，指出它们典型地体现出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这里宣扬的不单是一种发迹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犯其中的规则不是被看作愚蠢，而是玩忽职守”。韦伯从中发现的是“天职”——“个人对自身职业活动的内容应该感觉到、也确实能感觉到的义务”——这一“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37]
如若通览《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便会发现这篇被翻译者精心节译过的传记，从整体结构上来看特别接近上述富兰克林的体现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劝世箴言”。这篇传记按照卡内基成长的时间顺序分为十个小节，每一节的篇幅并不长。除了编译者归纳出的题眼“艰苦力行”这一卡内基的创业精神，传记中还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卡内基规劝青年的“箴言”。如：
“有雇佣根性者，不可以成大业”……此余对于青年第一之忠告也。
其言曰：“凡实业家能成一代之伟功者，皆因其善借他人之力耳。”
“实业家成功之秘密，惟分其责于各人之上，而厚与以利益耳。予卡内基公司之在美国所以能成功者，在使各劳动之人渐变为多数股东，初无他也。”
彼示教于富人曰：“自聚财富，以图增进公共之福祉，而于生前自散之。”[38]
这些“箴言”与其说指向青年个人的品德修养，不如说指向一名现代的实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其包含这样几个层次：一是知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如看重资本的原始积累、实行股份制等；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精神上的现代财富观念与慈善理念，卡内基聚集财富，但“于生前自散之”以“增进公共之福祉”的理念，不把“获利的冲动”作为动力，而是“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手段去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39]；三是资本主义处理劳资关系的经验，上述卡内基提到的把劳动者变为股东的成功秘诀，是他在1903年欧美钢铁业者调和劳资冲突大会的演讲中提出的，这一秘诀，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劳资关系演化的一个面向。[4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卡内基在他的自传中不仅没有强调宗教精神与他成为实业家之间的关系，还指出他通过达尔文和斯宾塞摆脱了宗教的神学影响。[41]或许，亦如韦伯所论，卡内基时代“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械之基础，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撑了”，在他这里，“追求财富已经摆脱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向与纯粹世俗的竞争激情相关联”，这种竞争激情，带着“体育竞技的色彩”。[42]这也就不难理解前述卡内基在自传中所塑造出的在竞争中不断进步、以新我不断战胜旧我的进步论者形象。
彭德尊编译的这篇传记，其实在青年修身立业的叙述框架之外，给读者展示了一个重要的西方现代实业家形象。卡内基身上体现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理想儒家人格形象大相径庭。在吉登斯看来，儒家（教）的价值观不为“理性的工具主义推波助澜”，“而是确立了一种使个人与万物的既定秩序相协调的理想”，儒家的理想人格形象是“能使自己的行为同宇宙的内在和谐相一致的人”。[43]这种追求内在和谐、不事生产的人格形象，最典型的正是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批判过的受缚于名教、“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的虚文的士大夫。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是陈独秀六条理想青年人格构想中的重要一条。陈独秀想要塑造的，正是源于现实生活、作用于现实生活，与囿于书斋、空谈学问的传统士大夫判然有别的理想青年，而卡内基身上的一些现代实业家的精神特质，与陈独秀鼓吹的植根于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为旨归的思想理念实际上具有某些共通之处。但有意味的是，陈独秀在文中将“实利”的西方思想源头追溯至英国哲学家密尔的“实利主义”，乃至孔德的“实验哲学”，[44]中国的源头则追溯至初民“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的思想传统，[45]而作为该期杂志封面人物的卡内基，以及正文内编译的卡内基传中所体现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如上所述，《青年杂志》在引进卡内基时，一方面共享着与卡内基相似的进步理念，只在艰苦力行这一青年修身立志的框架内挖掘其品质修养；另一方面，对其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并没有展开批判性的接受与反思。然而随着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之前更多的在“自助”的视野中译介的卡内基，开始被放在互助论的视野中加以介绍。
1918年，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一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与此同时，知识界开始反思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推崇民初早已开始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流行的互助论。正如学者所论，“五四”时期的这次互助论，“其流行与一战密切相关”[46]。这一年年底，“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的了不得”。蔡元培在一次面向平民的演讲中指出，协约国的胜利意味着互助论将取代以竞争为动力的强权论：“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47]梁启超在赴欧前夕的一次演说中也指出：“昔达尔文研究生物学，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为进化之一原则；然非谓进化必由竞争也。后之学者，于竞争之理，发挥过甚，其流弊遂有德国尼采等一派，崇奉强权之学说……夫人类及他动物之进化，由于互助扶助者，实较竞争为甚……人类苟非互助，而专相竞争，恐今日已无孑遗，世界之文化，永无发展之日矣。”[48]一时间，互助论的思潮席卷而来，相关学说也被大规模介绍到国内[49]，带有强烈进步论色彩的卡内基，自然进一步淡出思想界的视野。
也是在协约国国民协会的这次演说中，梁启超基于协约国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事实，重新提出了一条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今后若能以世界之互助新精神，引用外资，则中国与他国发生之关系，可免损害中国主权；他国在中国相互之关系，可免攘夺权利，而因之损害中国主权。于是外资之入，可以有百利而无一害。”[50]这种基于互助论的经济发展策略，正是对他本人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提出的对外批判美国托拉斯拓殖野心、对内倡导托拉斯的矛盾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拨。因此，此前译介中作为托拉斯巨头的卡内基，自然也淡出梁启超的观察视野。这次演讲之后，梁启超即远赴欧洲考察，“此行得以亲吸欧美之新精神，将来回国时，或能于互助之主义，有所献替”[51]。一年多以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第八十二篇中果然给出了关于政治互助的新观察，并在这次观察中重新描述了卡内基的形象。在这篇游记中，梁启超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西方和平运动的历史。他指出西方的和平运动倡导者从学者到政治家，其历史充满挫折，先是俄国沙皇在维也纳会议上倡导的神圣同盟变为拥护帝权的机关，之后国家主义全盛，各国大搞军备竞赛，“世界好像堆满火药”，直至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世界和平运动方复兴，“美国的卡匿奇，英国的嘉顿等辈，慨捐巨款，设置和平基金，专研究世界永久和平的方法，研究的结果，对于建设国际机关，大概都认为必要，国际联盟之议，渐渐要成为现实的问题了”[52]。由此可见，欧洲之行进一步深化了梁启超“互助”的信念。之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言人被译介的卡内基，此时已转向互助理念的代表，清末民初撕裂的卡内基形象，在梁启超这里终以互助论者的形象留在了历史中。
梁启超（前排左三）1919年考察欧洲时的照片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8月，卡内基逝世。《晨报》连续刊发三篇文章以示悼念。这一组文章一方面回顾卡内基的生平，另一方面把重点放在卡内基的财富观念和慈善观念上，认为“氏之伟大不在其能集财，而在其能散财”[53]，并引时任总统徐世昌的唁电指出“卡氏之死，实对于文明及公益之最大损失”[54]。然而这些报道中，也较少出现卡内基身上进步论者的面向。此外，据研究，胡适、钱基博、沈祖荣、胡庆生、刘国钧等倡导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学人亦多次提到卡内基捐建图书馆的经验，在公共文化建设的视野中关注卡内基。[55]可以说，从20世纪的开端到20年代前后，卡内基的形象便大体上完成了从“自助”到“互助”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背后，折射出进步论在这十余年里的演变轨迹。
余论 社会启蒙动力的转移
20世纪初叶，在介绍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模式托拉斯之后，梁启超在结尾意味深长地提醒国人：
读者勿以此为市侩之事业，大雅所不道也。更勿以为对岸火灾，非我远东国民所以厝意也。二十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兴亡亦系于此焉。[56]
在亡国危机加剧的清末民初，“生计”的问题日益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商业与救亡和启蒙的大业相联，再也不是“市侩”之职业，相应地，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也受到冲击。事实上，自洋务运动开始，轮船、铁路、纺织等民用工业已受到统治者的关注，“重商主义”成为晚清的一项基本政策。不过，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之下，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配套的资本主义精神并未得到批判性接受。在此意义上，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成功者的卡内基的引介，特别值得重视。他身上代表的现代实业家精神，尤其是注重实干、不断进取的精神，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囿于书斋、空谈学问的传统士大夫人格形象，似乎有望为中国现代健全国民人格的生成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视野。但遗憾的是，从晚清到民初，知识界始终在“进步”的视野中译介卡内基，推崇的是他身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强权逻辑，即使是在青年修身立志的框架下引介卡内基的《青年杂志》，也没有对进步论的后果展开反思。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取得胜利，知识分子遂开始普遍信仰互助论。社会启蒙的动力于是由“自助”／进步转向“互助”，知识分子开始在互助的文明视野中译介卡内基。从这一段卡内基的译介史来看，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未在1915年走向末路。但1918年一战的胜利是否意味着互助论的全面胜利，进步论与强权逻辑的全面溃败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一战胜利仅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短暂的喜悦，随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步步紧逼，很快就击碎了知识分子的幻想。事实上，进步论并没有因为互助论的提出而消失。作为一条思想线索，它若明若暗，始终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及其现代化进程的始终。清末民初的卡内基译介折射出其时进步论的一段曲折演变历程，而其译介过程中的缺憾，也与进步话语的曲折演进紧密相关。在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严酷的内外现实环境之下，社会启蒙的动力也一再转移，但进步论的思想线索却如草蛇灰线，深深地埋在这一段历史中，有待研究者去做进一步的检索与反思。
危明星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10002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5期）
注 释
[1]代表性的研究如杨剑龙《论〈新青年〉封面与插图的文化韵味》（《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周维东、钦佩《〈青年杂志〉上的“青年偶像”——封面人物研究》（《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
[2]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4]《人物时评：美国豪富卡匿奇氏Carnaga》，《新民丛报》1903年第29期。此处“Carnaga” 印刷有误，应为“Carnegie”，即美国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
[5]《人物时评：美国富豪卡匿奇氏Carnaga》，《新民丛报》1903年第29期。
[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17，第180页。
[7]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汪堂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需要说明的是，斯宾塞本人对进步的理解并非强调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卡内基对斯宾塞的接受很明显发生了偏移。关于斯宾塞本人进步观念的意涵及其在译介中的主旨变焦，可参见彭春凌《何为进步：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主旨变焦及其投影》，《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
[8]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9]《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田素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221页。
[10]斯宾塞哲学对美国的影响，参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汪堂峰译，第33～51页。
[11]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汪堂峰译，第44页。
[12]梁启超：《新民说·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梁启超全集》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36～538页。
[13]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2，第544页。
[1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15]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对摩根、罗斯福等最能代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潜流”的代表人物，在评价上也出现两面性，一方面，对于因应优胜劣汰法则取得成功的“托辣斯大王”摩根，梁启超“深佩之”，而对“持极端进取主义，雄心勃勃”，带领美国“突飞进步”的罗斯福，梁启超也激赏其政治才能；另一方面听了罗斯福的演讲之后，对于其全球扩张的野心，梁启超不得不“瞿然以惊”，恐蹈袭国内被侵略的历史。参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17，第151、163～164页。
[16]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新民丛报》1903年第42、43期合订本。
[17]湘东渔者：《时事白话演说：美国富豪卡匿奇传》，《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年第8期。
[18]卢寿篯：《美国实业界十大王：钢铁大王卡匿奇》，《中华实业界》1914年第1期。
[19]《杂志简章》，《进步》1911年第1卷第1期。
[20]颐谷：《世界平和之希望》，《进步》1911年第1卷第1期。
[21]颐谷：《世界平和之希望（附图五 续上册）》，《进步》1911年第1卷第2期。
[22]唐宝林：《陈独秀全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23]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24]《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25]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26]关于清末民初实利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演变，参见吴洪成《略论民初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7]吴洪成：《略论民初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8]彭德尊编译：《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29][30]彭德尊编译：《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31]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32]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33][34]彭德尊编译：《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3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36]转引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第183、184页。
[3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第184、186页。
[38]彭德尊编译：《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3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第160页。
[40]值得一提的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以“天职”为核心的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而在另一篇《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中，他还讲到自己参加了美国一个浸礼派会众的洗礼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得知一个银行家受洗之后，“他就会得到整个地区的庇护，而且能够竞争得过任何人”。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68页。可以形成对话的是，卡内基在自传中曾说他通过达尔文和斯宾塞摆脱了宗教的神学影响，他和家人也不去教堂，参见《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田素雷译，第220～221页）。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韦伯用来论证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个经验性的例子及其推论可能存在不少逻辑漏洞。
[41]参见《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田素雷译，第220～221页。
[4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赵勇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此处因赵勇译本更通顺，故采用这一版本。
[43]吉登斯：《导言》，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第23页。
[44]陈独秀论述中的密尔的“实利主义”，现一般译作“功利主义”，孔德的“实验哲学”，当指实证哲学。
[45]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5期。
[46]吕存凯：《互助论在五四时期的传播和接受》，《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47]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48][50][51]梁启超：《梁任公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晨报》1918年11月24日。
[49]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吴浪波《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吕存凯《互助论在五四时期的传播和接受》（《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等。
[5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八十二），《晨报》1920年6月15日。
[53]《富豪卡匿奇之平生：积富与散富》，《晨报》1919年8月24日。
[54]《世界大富豪逝世》，《晨报》1919年8月23日。
[55]姬秀丽：《知识分子与近代公共文化秩序建构：以近代图书馆、博物馆创设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页。
[56]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新民丛报》1903年第42、43期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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