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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创刊号
内容提要
一般认为，1990年代的诗歌出现了与当时思想文化“疏离”的状态，但考察诗歌在当时各种出版物，特别是诗歌之外重要出版物的印迹后发现：一方面，诗人和诗论家通过调整创作策略，书写公共主题以及理论辨析等方式，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报刊上频频发声，力求回到思想文化场域，与彼时的思想文化界展开对话，重建诗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诗界之外不少学者非常关注诗歌话题，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以发表思想文化界人士的诗学文章，策划关于诗歌的选题等形式，参与到诗界的讨论中。这些出版物构筑了1990年代诗歌的思想文化空间，为诗歌与思想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平台。
关 键 词
1990年代诗歌 出版物 思想文化 空间
进入21世纪之后不久，学界曾出现过“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事件。据报道，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批史学学者、哲学学者、文化学者集体“向当下中国文学开炮”，从报道的几个小标题——“中国文学脱离现实？”“中国文学缺乏思想？”“思想界与文学界渐行渐远”“批评已经沦为广告？”[1]和会议内容来看，文学界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和严重的鄙夷，似乎已被思想界排斥在外。虽然报道中所说的文学界主要指小说创作，并未包含诗歌，但在很多思想界人士的眼里，诗歌同样是虚弱不堪的。比如在这次研讨会的同一年，学者林贤治就在一篇长文里将1990年代的诗歌判定为“喧闹而空寂”的“一座空山”[2]。
一般认为，1980年代诗歌与当时的思想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一度处于社会瞩目的“中心”，而1990年代诗歌在逐渐与思想文化的疏离中走向了“边缘”（毋宁说是被“放逐”到了“边缘”位置）。不过，倘若“重返”1990年代诗歌的“历史现场”（按照某种流行的说法），就会发现诗歌与彼时思想文化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联，而不是简单的“远离”或“拒斥”。“重返历史现场”的路径之一，是寻索诗歌在当时各种出版物中留下的印迹——这里所说的出版物，除了一般的诗歌报刊、书籍外，还包括那些非专门涉及诗歌的报刊和诗界之外（尤其来自思想文化界）人士论述当代诗歌的著作。后者将是本文考察的重心，因为正是它们在构筑1990年代诗歌的思想文化空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
那些已成为过往的出版物有如一处处可供勘察的场所，在其中不同领域、身份的“言说”交织成一幅幅众语喧哗的图景，它们为诗歌与思想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平台。在梳理1990年代众多出版物上的诗歌谈论后可以看到：一方面，诗人和诗论家通过调整创作策略（反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不及物”写作）、书写公共主题（“介入”现实生活）以及理论辨析（探讨“中年写作”“个人写作”“中国话语”“历史意识”“叙事性”等概念）等方式，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报刊上频频“发声”，力求回到思想文化场域，与彼时的思想文化界展开对话，重建诗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诗界之外的一些有影响的报刊通过登载思想文化界人士的诗学文章、策划关于诗歌的选题等方式，参与到诗界的讨论中，当然它们自身关切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界，也能形成彼此呼应的格局。
一
自1990年代以来更趋稳健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在1993年第3期上发表了著名诗人郑敏的一篇措辞严厉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该文从汉语语言的变革出发回顾了中国新诗历程，着重检讨了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得失，其主旨是批评新文化运动统帅胡适和陈独秀抛弃古典汉语和诗词的优点而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新诗语言的贫乏和成就的不足。在此前一年，1992年第3期《文学评论》刊发了现代文学学者朱晓进的《从语言的角度谈新诗的评价问题》，这篇1990年代较早论及新诗语言的论文，谈到了评价新诗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高度评价新诗对于古典诗词的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又会因为新诗未能取得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辉煌的艺术成就而感到遗憾。”郑敏是否受到这篇文章所关涉问题的触动不得而知；随后，《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上发表了骆寒超的《论“五四”时期的诗体大解放》，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给予了肯定，称赞其“不断地在寻求一种变化后的诗歌新语言”。这三篇文章应该没有交集，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对新诗语言所进行的阐述，体现了不同身份的着眼点的差异。郑敏的诗人身份和其长文中的激烈态度，使得该文发表后引起了高度关注和巨大争议，《文学评论》先后在1994年第2、4、5、6期登载了回应文章。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其实，郑敏在诗人身份之外，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从事外国文学（诗歌）研究的学者。当时人们注意到，郑敏长文所参照的语言观念是索绪尔以降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同时非常倚重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尤其是它们探讨的语言之下深层的无意识和不可见的“踪迹”。该文在理路上所表现出的两个向度——其语言和诗学资源偏重于古典汉语和诗词，而语言理论和方法借鉴了西方相关理论方法——虽不在同一层面，却很自然地将话题导向了1980年代就已形成的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二分法”：古典（传统）∕现代（西方）。《文学评论》的编者正是以《编前絮语：关于传统和现代》为题，指明了郑敏长文所引发争论的焦点：“在当代，把传统与现代作为绝对互相对立的二元，不知其相反相成，几乎构成了文化和文学争论的核心或轴心……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论无疑又是片面的，因而是不科学的。”[4]
显然，郑敏在文中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她不仅痛惜古典（传统）在与现代（西方）的对峙中所遭受的摒弃，而且极力反对古典（传统）∕现代（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本身。不过，虽然她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得到赞同，但她对待古典（传统）的态度却不被认可。有学者提出：“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现代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文化的革新问题，它是面临崭新历史事业的现代人对自身文化遗产所作的自觉的批判性扬弃和对新文化的积极创造”[5]；还有学者干脆认为：“在九十年代的新课题新挑战面前，我们许多人却乱了手脚，为文化和文学的困窘和危机所压迫，穷而反本，转向传统文化去寻求拯救和超度”[6]。实际上可以看到，在这场争论中，不仅古典（传统）∕现代（西方）的“二元对立”没能完全消除，而且人们又引入或设置了新的“二元”框架，如：启蒙∕反启蒙、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新保守主义∕新理性主义、现代∕后现代……
譬如，范钦林的商榷文章站在启蒙立场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所进行的辩护并未说服郑敏，反而引来了后者的“商榷之商榷”，最终两人各执一端；许明则将对白话文运动的评价上升到“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出现的而且发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化激进主义’”的问题上，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思想杠杆，它的历史合理性是不能否定的。只有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一种社会思潮的原先的合法性才会发生变化”[7]，其出发点是强调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特殊性，也为文化激进主义树立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对立面。张颐武在肯定“这场讨论的意义正在于试图站在九十年代的新的文化视点上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的‘重估’”之后，将争论中的语言问题与“现代性”的议题联系起来，并结合他彼时正热衷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衍生出一个现代∕后现代的论述架构：“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有关‘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讨论，虽是对来自西方背景新的‘知识’的探讨，但它却提供了反思和重估‘现代性’的新的知识前提。有关‘后现代’文化问题的论争，从时间的角度将‘现代性’历史化了。它使得‘现代性’化为了一段特定的历史进程，而不是超历史的绝对目标，它以多中心、无主题的众声喧哗淹没了‘现代性’的整体性话语，它以片断性和无深度消解了‘元叙事’的宏大形构。”[8]从而将解决分歧的方案确定为“后现代”。
有意味的是在郑敏那里，“后现代”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依据，特别是她倚重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亦称后结构主义）乃其中颇为活跃的一支。于是，尽管郑敏眼里和理解中的“后现代”与张颐武所说的“后现代”明显不同，但二者均被列入中国的“后学”受到质疑。在批评者赵毅衡看来，郑敏长文“之所以让人吃了一惊”，原因之一在于该文“谈的是老问题旧观点，用的却是新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他感到诧异的是“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主的西方晚近文化研究潮流，一直被其反对者指责为‘太激进’，而从未被指为‘保守’”，而“近年（具体说，1993、1994这两年）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潮流，却常常引用这些理论作根据，或作佐证”[9]——他认为这是“后学”与“新保守主义”的奇特混合。至此，郑敏长文的两个向度分别对应了1990年代的两个非常惹眼的标签。
作为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郑敏长文引发的论争后来常被提及并得到进一步讨论，很多新诗研究者力图从语言入手，阐发其在诗歌之内的症候性意义。但事实上，这场论争在当时并未与诗界形成有效的对话，其产生的反响不在诗歌领域，因为参与论争的大多是新诗研究之外的学者，论辩的重心也不在新诗话题或诗学层面上。正如《文学评论》编者所预期的，论争“远远超出了新诗的范围”，即便有论者涉及也是一带而过：“新诗（包括其他文学样式）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新命运，在我看来，主要不在于语言理论的影响，而在于社会意识形态变动的影响。”[10]在论争过去数年之后，才由《学术思想评论》集刊发表了美国华裔学者奚密着眼于诗学并展开全方位论辩的文章《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11]。
奚密论文以“现代汉诗”的概念指认新诗，其基本出发点是为新诗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奚密也注意到，郑敏长文“提供了一个九十年代中国研究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与应用的案例，反映了其中某些潜在的问题。具体地说，郑文与其引起的正反面回响多少凸现了近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里以后现代主义为提纲的某些症候”。她提出郑敏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非议是不合理的，“1917年文学革命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对中国诗歌的重新理解与定位，通过白话作为一新的、仍充满生命力的媒介来树立新的诗歌范式——从词汇到语法、意象、象征、题材、形式、以至诗观诗学”；她同时指出，郑敏对新诗的不满与一些汉学家如威廉·兼乐、宇文所安等对新诗的苛评相似，“当郑敏将中华性等同于古典传统时，她已陷入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中，即：现代汉诗不够‘中国’，所以我们回到传统里去找中华性，而那里的中国和现代汉诗又没有深刻的关系。因此，现代汉诗永远无法跳出‘迟到的焦虑’和‘失真的焦虑’的双重困境”。最终，奚密认为郑敏长文及其引发的论争关涉的是现代汉诗的文化身份：“关于现代汉诗之文化身份的讨论阐明了贯穿中国现代史的张力，它存在于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双重现代化目标：启蒙与救亡、普遍主义与个别主义（Particularism）、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九十年代的论述凸显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里确认中华价值的强烈欲望。”
二
奚密的论文是作为《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第一个专题栏目“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工作伦理”的首篇发表的。尽管该文致力于新诗“主体性”的确立，但其将新诗发展及其面临的困境置放到贯穿现代历史文化的张力之中，揭示了新诗身份焦虑背后的文化政治，无疑非常契合刊物专题设定的主旨。的确，新诗的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着古今中西缠绕的文化纷争，并成为后者的表征之一。不妨说，郑敏长文引发的论争是现代以来各种文化纷争在1990年代加剧的一个缩影。这时期最醒目的文化现象之一便是关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辩，虽然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是自五四以降就存在的两股思潮，在历史中二者此消彼长，直至1990年代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
奚密《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
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在1990年10月创刊后不久就聚焦关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讨论，较为密集地发表了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1991年2月号总第3期）、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答姜义华先生》（以上两篇刊于1992年4月号总第10期）、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许纪霖《激进与保守的迷惑》、孙国栋《读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书后》、傅铿《大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神话》（以上四篇刊于1992年6月号总第11期）、李良玉《激进、保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王绍光《“保守”与“保守主义”》（以上两篇刊于1992年8月号总第12期）等文章。此外，该刊1993年2月号总第15期、1993年4月号总第16期连续两期，用较多版面推出“百年中国：民族主义形态及比较观”专辑。赵毅衡发表在该刊的两篇批评文章《“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1995年2月号总第27期）、《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1995年10月号总第31期），是在“后现代”理论盛行后作出的回应（郑敏的长文恰好为他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谈论提供了契机），前一篇文章发表的当年5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还围绕它举行了座谈会。[12]
而郑敏在发表那篇长文的前后，也在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两种文学史观：玄学的和解构的》（1991年2月号总第3期）、《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1991年4月号总第4期）、《评论之评论：谈朱大可的“迷津”》（1993年6月号总第17期）、《文化、政治、语言三者关系之我见》（1995年6月号总第29期）。她针对赵毅衡论文的论辩文章《何谓“大陆新保守主义”》发表在《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这一时期，郑敏的兴趣集中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上，她不只站在诗人立场，更是以学者身份，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作为工具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字）进行重新勘察和探掘。郑敏还把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评介，与她更早读到的美国具有先锋色彩的后现代诗人作品勾联起来，写出了《诗与后现代》《威廉斯与诗歌后现代主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与〈反风气论〉》《约翰·阿胥伯莱，今天的艾略特？》《罗伯特·布莱三首诗的赏析》等文章，这些文章无疑坐实或加重了有关中国式后现代与先锋文学相对接的判断。
尽管地处偏远，《二十一世纪》杂志却一度成了文化交锋的核心阵地以及某些思想文化议题的策源地。稍后，陆续有几份学术集刊创办后加入相关议题的论辩和思想文化秩序的重建之中，其中令人瞩目的有1991年11月创刊的《学人》[13]、1993年10月创刊的《东方》[14]等。《学人》的重点栏目“学术史研究”似乎显出研究者姿态、研究议题和方式“回撤”的征兆，预示了1990年代学术研究的某种转向。在《学人》停刊后不久，主编之一汪晖对此做了解释，“严谨的学术研究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途径”，“学术史似乎从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提供了一种讨论相关问题的空间”；不过他也反思说：“仅仅依赖学术方式的转变并不能保障我们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思想视野，有时候所谓纯学术研究也会堕入另一种随波逐流。随着90年代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有关学术史、学术规范的讨论为学术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过程提供了口号和示范，但通过这些讨论来重新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实践的动机却日渐地被掩盖起来。”[15]相比之下，《东方》的选题更芜杂、更具现实针对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宗教、国际等方面，专题栏目分别探讨知识分子、全球化与本土化、环境与发展、社会公正与法治、亚洲与“亚洲价值”、女性主义、公共生活与道德重建等。有人认为：“正是《东方》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人文思想期刊的新路，强调民间性，由思想文化入手，兼容并蓄，着力办成一个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变革进程的媒介。”[16]而突出刊物的“民间”取向、议题的“思想文化”进路和办刊者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大抵是这些学术集刊的共同特点。
《学人》杂志
在一些办刊者当时或后来的自陈中，显出对学术集刊之“边缘”位置的体认。彼时也有论者留意到此“学刊现象”：“90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短暂的‘无语’之后，已变得相当冷静和沉稳。他们以学问研讨式的学院批评置换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不动声色地在学理层面上展开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审视，从而掌握真正合法且符合知识分子身份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活动终于结构为一种‘边缘性’的力量。”[17]这不免令人想到19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及其得到的讨论，较为一致的是刊物和诗歌的“边缘”处境都获得了相对乐观的评判，例如洪子诚就指出：“‘边缘’并不完全是有关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对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和认识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的诗人来说，‘边缘’是需要身心（包括语言）的‘抵抗’才能实现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18]对1990年代诗歌而言，“边缘”意味着需要在写作中不断重置个人与历史、社会的关系，在某些诗人那里，这种关系被表述为“历史的个人化”（臧棣语）。当然，学者和诗人们想必十分清楚，“边缘”并非稳固的、始终保持活力的位置。
耐人寻味的是，《学人》的“回撤”和《东方》上刊发的李泽厚、王元化等“标志性”人物的文章，使得它们无意间被纳入了美国学者艾恺所说的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文化守成主义”[19]之列。比如，当时有论者在评介《学人》时，就透过其重视“学术史”看出了1990年代学者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的转变，并从中抽绎出“反激进主义的命题”[20]。继而有论者在分析“新保守主义”时，将之视为“文化逃亡者们各行其是的寻找皈依的无意形成的一种倾向……文化逃亡者营造的一个临时性的精神家园”[21]。适逢一股倡导“传统”“国学”的热潮泛起——1993年3月，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学术集刊《国学研究》[22]引起关注，同年8月16日的《人民日报》第3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介绍该刊出版座谈会盛况和北大“国学研究”成果的文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而这一年，郑敏正好发表了上述引起争议的长文。凡此种种让当时人们不由得感觉到，虽然出发点各异，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多方力量似乎已呈现出“合流”之势。[23]
《东方》创刊号
这些现象的确不是孤立的。总的来说，它们是1980年代充满激情的文化表达遭受挫败之后的不同反应及策略调整。在此前后，还有一个影响广泛的事件：1990年代汹涌的商业主义和世俗化浪潮激起了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切忧虑，由此各大报刊展开了连篇累牍的讨论，那可谓理想主义余绪的奋力一搏。而并非巧合的是，前述《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的“编者按”起头也说：“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这种种交错的因素，构成了1990年代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论争这一“主旋律”的“和声”。及至1990年代中后期，由汪晖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引发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更为之增添了一簇尖利的音调。
在上述文化景观织就的繁复背景下，《学术思想评论》集刊[24]于1997年3月面世之际，就显出力求与已有学术集刊区别开来的态势。实际上，该刊在办刊取向上对其他集刊既有所借鉴又试图突破，比如它的专题设置就融合了《学人》的稳健风格，同时承续了《东方》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该刊主编贺照田对刊物的定位及方向十分明确：“《学术思想评论》是当前中国现实和思潮的产物，又是试图超越现有思潮和知识状况，以帮助学术思想更好更复杂地把握和思考现实的产物。”[25]可以看到，该刊不再满足于已有学术集刊受各种思潮制约的办刊模式，而强调学术研究与切身的历史和现实处境的紧密关联，并保持对既定研究思路的反思。譬如针对“学术规范”等学界习见的议题，该刊直陈那些概念已“成为不少人新一轮的外包装，引文和参考书目大大增加了，论证的问题却仍是老路”[26]。其选题与同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公共论丛”[27]形成一定的对话关系。
《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思想评论》非常关注诗歌方面的话题。该刊第一辑就推出专题“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包括6篇文章：西川《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王家新《奥尔菲斯仍在歌唱》和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这些都是产生过较大反响的“名文”；第二辑的专题“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包含两篇出自诗人、诗论家的文章：肖开愚《文学批评，关于文学的文学》、陈超《谈诗论方法的颠倒》；“学者访谈”栏目有《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的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陈超先生访谈录》；此外，还有西川《贴近创作本身读解》（第一辑）、程光炜《朱光潜〈诗论〉的当代阐释》（第二辑）、许纪霖《闻一多与浪漫主义的归宿》（第四辑）、奚密《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第五辑）等多篇讨论诗歌的文章，其中西川文章“跨界”谈论古典诗歌的读解，许纪霖文章乃历史学者的“客串”。这些文章，或以专栏形式构成更大的“提出问题”预期的一部分，或将诗学探讨放在某类专题中与其他讨论相互参照。该刊对诗歌话题的浓厚兴趣，应该与主编贺照田早年的诗学研究不无关系，这也成为他本人后来进行的人文知识思想研究的一层底色：“某种从文学理解中转化而来的感知方式和认识能力”，“文学对于人的感受、经验、精神世界、身心状态的关注和承载，也正是人文研究的人文价值视角的起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将彼时的诗学探讨置于某种宏阔的人文视野中，研究者从中“可以获得把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和诗歌写作、批评自身问题双向打开的契机，获得重新审视和有效回应当代中国精神危机与诗歌写作、批评困境的可能”[28]。
三
《学术思想评论》不赞成刊物的选题追随种种流行的思潮——其中大概包括曾经在学界掀起不小波澜的后现代主义。该刊以较多的篇幅译介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的著作，聚焦于现代性、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亚洲思想资源等议题，似乎有意避开了此前被热烈讨论的后现代主义，尽管这一思潮一度占据了各大出版物的核心，而成为炙手可热的理论“谈资”。
较早输入后现代理论的是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随着《走向后现代主义》（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陈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徐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盛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著作[29]陆续出版，后现代理论在中国逐渐“体系化”。1993年3月，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发起的“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次年5月，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两次会议的论文和相关报道载于《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如《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了张颐武《后现代性与“后新时期”》、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价值反思》、王宁《如何看待和考察后现代主义》、陶东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等文章。此外，1994—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还分别推出了“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30]、“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31]、“后现代主义文化丛书”[32]。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正如前引的赵毅衡文中所言，令人惊诧的景象是1990年代“新保守主义”与“中国式后现代”的“嫁接”，后现代理论被引入后失去了激进的批判锋芒，反而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依据。虽然郑敏辩解说：“我们研究解构思维并非要摧毁‘理想’，自甘堕落，而是要走出虚幻的‘理想主义’，不哀叹地走出现代主义的‘荒原’。”[33]但当她把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看作“也许就不是激进主义”，并将之改造为剖析、征用中国古典语言和诗词资源的方法时，她确乎进行的是一种“为我所用”的误读。后来也有论者指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学界以‘后’相标榜的各种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似成蔚然大观之势，但实际上当中国后学的始作俑者从西方现代理论自我反省的边缘地带获得沟通两个世界的合法通行证时，却抛弃了后现代理论本应具备的有效反思能力。”[34]他所指的可能更多是张颐武等人用后现代理论“拥抱”文学世俗化趋向和大众文化浪潮的观点，后者的诸多言论被认为是对具有“后现代”特征的语言嬉戏、意义消解、扁平化等的“沉溺”或“屈从”。
由此，1990年代充满悖论的“中国式后现代”似乎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是经过改造和转化后被当作具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理论方法（如郑敏），另一种是在受到商业主义冲击的过程中与“消费”“市场”“大众传媒”等因素“合谋”（如张颐武等）。这两种情形都受到了较多的质疑或批评：如前所述对前一种的质疑主要来自诗界之外的学者，而对后一种的批评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诗界。比如陈超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旨在激活人的创造力，不断提出问题、扩大问题，加深人的怀疑精神，使生存和语言保持活力；而我们这里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却总想定位，解决问题，或使尖锐的问题钝化。他们只罗列现象而没有精神判断，这只是话语的无限增熵，最后的结果是问题消失。”[35]唐晓渡指出：“‘后现代性’不但没有体现出其‘开放性’‘多元化’的特质，反而成了一张新的‘普罗克汝斯忒斯铁床’。”[36]这与诗界之外学者的批评相似：“中国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批评家似乎鼓励艺术家的‘后现代’创作，这实际上是在促进媚俗。”[37]“后现代”在批评者眼里成了一种话语的生产机制，或以“先锋”之名向“市场”“媚俗”的助推器。
在一些对后现代理论持乐观态度的论者看来，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后现代实践始自倡导“不及物”写作、进行语言实验的“第三代诗”[38]，他们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此相反，学者刘纳的论著《诗：激情与策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诗歌》虽然也主要以“第三代诗”为例描述了当代诗歌中的后现代景象，但全书的论述基调是充满疑虑、忧心忡忡的，作者观察到的是从“评价尺度的缺失”“‘实验’的骗局：拼贴”“先锋姿态：作为一种诗歌策略”到“诗的畅销奇迹”，直至“‘新古典’诗人拯救崇高的努力”被“‘化解’在‘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中”；令她惊讶的是，名噪一时、被称为“中国时尚生活服务类报纸第一品牌”的《精品购物指南》（1993年1月创办）某期，“在‘商情报价’‘购物天地’‘时尚服装’‘健身休闲’等专版之侧”的“文化消费”板块上，“也出现了对‘第三代诗’‘后现代诗’的评介”，[39]这对她来说不啻为一道具有讽喻意味的“后现代”“奇观”。该书引述的郑敏《诗与后现代》一文里的论断——“噪音淹没了一切，空旷的沙漠消失在拥挤中”[40]也许代表了置身于1990年代前期情境中的许多诗人、学者，在反观198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发展时的感受或印象。
刘纳《诗：激情与策略》
很显然，“后现代”的话语并不能完全概括198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诗歌的复杂状况，也无法准确呈现当代诗歌在遭遇“顿挫”后惶然失措和“难以为继”的“窘境”。这一认知、表述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1990年代理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诗歌的“失语症”。实际上，即便是曾经处在“第三代诗”阵营的韩东等，此际也开始进行自我反省：“‘实验’的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它是一种无方向性的努力，诗人们在诗歌内部各取所需，执著一端，运用简单的夸大—否定的方式争取到所谓的个性。”[41]毋宁说，正是带有“后现代”气息的氛围强化了1990年代诗歌的“焦虑症”。这种“焦虑症”的根由，一方面缘于诗歌在“美学空转”“失灵”后的无所接续，另一方面来自诗歌在商业主义、大众文化“挤压”下身份、位置感知的巨大“落差”。
在一片“迷乱”中，也有一部分诗人意识到诗歌的处境和可能的突围：“在后现代一切以直接利益为考虑的时代，诗绝对是立处边缘。如今诗人以诗作反制如此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正是发挥了以边缘质疑中心的后现代精神”，因为“后现代精神并非秩序的全然崩解，而是撇除既有的秩序，而在创作的瞬间发现秩序”；他们呼吁：“当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商业认同，为了功利实用，可以弃绝任何原则和标准时，诗人知道诗要矜持某种标准。”[42]类似的诉求也体现在一些学者的论述里，比如朱大可在检讨1980年代先锋诗歌各种现象的基础上，指出“迷津处境和迷津心情，是先锋诗歌运动的全部精神起点”[43]；他又通过诠释海子、骆一禾诗歌的取向和价值，吁请重建诗歌的“精神圣殿”。他们的表述似乎沾染了1980年代理论的“诗化”色彩。这一点或相仿于1993—1995年“人文精神”讨论期间，双方对峙中“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张承志“以笔为旗”大声疾呼“清洁的精神”，张炜力图保持“抵抗的习惯”（后者实则混杂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这里要格外提及1980年代就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读书》，1990年代该刊不仅延续了深度介入公共话题（比如“人文精神”）讨论的特点，而且一直保持着对诗歌议题的热情，刊发了不少谈论诗歌的文章。总体而言，《读书》上关于诗歌的文章大致分为三类：诗人论、诗学著作评述、诗学话题探讨。诗人论方面，所论者多为历史上偏于现代主义的诗人，如戴望舒、卞之琳、废名、穆旦、唐湜等，其重心除总结诗人们的成就外，还有一点在于从那些诗人身上寻求“精神资源”和应对彼时诗歌之混乱的“法度”。比如，王家新《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颂扬冯至是“为这个时代所缺乏的纯正而严肃的知识分子诗人”，并引为“精神同伴”[44]；朱健《诗之美·诗人之美》称赞了“七月派”诗人、“诗的清教徒”彭燕郊，因为在诗人的心中，诗“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美，最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诗不会去倚仗自己的崇高素质以外的其他条件，只有它自己能赋予其他条件以诗（美）的属性”[45]。而诗学话题探讨方面，《读书》上的文章避开泛泛之谈，总是能够基于“问题”对当代诗歌的关键议题进行深究。比如，肖开愚从回应“知识界”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冷漠和责难”入手，辨析了当代诗歌面临的种种“困惑”，其鲜明的诗歌本位立场暗含着与思想文化界进行辩驳的意图：“‘知识界’没有为当代诗歌的创作提供本土的、富有解释和洞察力量的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氛围，甚至也没有为我们理解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贡献有效的社会学理论，却果断地采用外国诗歌的方法论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观来挑剔并抛弃当代中国诗歌”[46]，文中提出的观点“不读当代诗，所谓文化教养不可能不是陈腐和欠缺的”，无疑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奚密在与崔卫平的对谈中，秉持她一贯的“为现代诗一辩”的姿态，就现代诗的阅读和接受问题表达己见：“现代汉诗作为一门较年轻的语言艺术，还没有建立起相适应的自己的读者群。读者指责现代诗读不懂，实际上是他们可能没有仔细读”[47]，她所强调的“诗的专业化”不只是创作层面的，也包括研究、评论等层面。
肖开愚《当代中国诗歌的困惑》
值得留意的是，从《读书》刊发的诗论文章来看，其在作者群体、问题向度及讨论方式等方面，与同时期其他刊物（如学术集刊《学术思想评论》、诗歌集刊《诗探索》《中国诗选》和文学期刊《山花》等）存在着有意无意的联动关系。比如，肖开愚同一年（1997年）在《读书》上发表的《当代中国诗歌的困惑》和在《学术思想评论》上发表的《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这两篇文章，在议题和观点上就联系紧密、互为补充；奚密在《读书》上发表的对谈《为现代诗一辩》与她在《学术思想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很多看法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这些刊物连同更多推动了此际各种思潮发展的出版物，一起参与了1990年代诗歌思想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在相互呼应中促进了诗歌与思想文化的互动。
进入21世纪以来，表面上曾经剧烈的文化冲突及分歧似乎消弭了，但事实上在强大的新媒体力量的刺激下观念分化日益严重，认知共识急遽降低，这也使得诗歌与思想文化之间原本脆弱的关联更趋淡化。倘若将1980年代至今的40年作为整体予以观察，不难发现1990年代处于一个施行转换的枢纽时期，其正面或负面的因素仍在持续发生影响。诚如有论者指出的：“今天还处在这个时期之中，或者它的历史延长线上，并没有完全走出90年代的各种状态、思想、问题、情感的笼罩，90年代仍然内在于当下。”[48]尽管今天已经不复有《学术思想评论》着力探寻的精神结构和语言条件，但回看那些留存于出版物中的思想文化交锋及其带给诗歌的激发，或许可以在反思与借鉴中获取新的动力
张桃洲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48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4期）
注 释
[1]黄兆晖等：《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南都周刊》2006年5月12日。
[2]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西湖》2006年第5期。
[3]各种与诗歌有关的活动（如研讨会、朗诵会、评奖、教学乃至人际交往）从另外层面促动了1990年代诗歌之思想文化空间的生成。限于篇幅和题旨，本文仅从出版物入手进行分析。
[4]编者：《编前絮语：关于传统和现代》，《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5]孙乃修：《关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6]沉风、志忠：《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7]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8]张颐武：《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9]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总第27期；赵毅衡：《“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花城》1995年第5期。
[10]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11]该文以《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为题，初刊于香港《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下面的引文出自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参阅万之《“后学”批判的批判》，《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总第31期。
[13]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至2000年停刊共出15辑。
[14]钟沛璋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主办，至1996年底停刊，共出19期；该刊1998年11月出版复刊号（总第20期）之后还出了若干期，但已彻底改变办刊方向。同期还有两份名称包含“东方”的学术刊物问世，分别是1992年2月创刊的《东方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10月创刊的《东方文化》（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另有同名集刊由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于1991年5月创办，仅出三集）。虽然都冠以“东方”之名，但各刊的旨趣颇为不同。
[15]汪晖：《小小十年——〈二十一世纪〉与〈学人〉》，《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总第61期。
[16]傅国涌：《重新开启一个时代》，见《直面转型时代：〈东方〉文选1993—1996》，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17]王德胜：《民间的学术景观——90年代大陆“学刊现象”》，《东方》1994年第5期。
[18]洪子诚：《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19]艾恺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译本于199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20]陈晓明：《反激进：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1994年第1期。
[21]孟繁华：《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九十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22]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隔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汤用彤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一介编）。
[23]当时就有论者认为，《国学研究》“与先期创办的《学人》等刊物一起，构成这场‘国学’复兴运动一显一隐两条经络”。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24]该刊第一辑封面署赵汀阳、贺照田主编，第二辑署贺照田、赵汀阳主编，自第三辑起署贺照田主编；至2004年共出刊11辑，前5辑（1997—1999）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6辑（2002—2004）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有介绍说该刊共出14辑，但第十一辑之后的3辑未见。
[25]贺照田：《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状况的几点省思——以〈学术思想评论〉编辑思路的形成为线索》，《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26]见该刊第二辑“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栏目的《编者按》。
[27]王炎、刘军宁等编，自1995年11月至2003年1月共出7种（包括《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自由与社群》《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等），2012年7月又出1种。
[28]冷霜：《文学心灵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4期。
[29]另有数种影响较大的译著——《后现代状况》（利奥塔著，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后现代精神》（格里芬著，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后现代精神分析》（霍兰德著，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等，也促进了这种理论话语的建构。
[30]包括4种：《生存游戏的水圈（理论批评选）》《相逢在最后的岛屿（中篇小说选）》《橡皮爱情（短篇小说选）》《快餐馆里的冷风景（诗歌诗论选）》。
[31]该丛书计划庞大，但似仅出10种，包括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外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各5种，周伦佑、张颐武、陈晓明等参与编选，“新表象小说”“新状态小说”等术语在书籍标题中得到使用。
[32]共9种，分别论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绘画、雕塑、建筑、设计、书法、音乐、诗歌、戏剧、理论、宗教及电子游戏等。
[33]郑敏：《何谓“大陆新保守主义”》，《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
[34]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35]欧阳江河、陈超、唐晓渡：《对话：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及其它（上）》，《山花》1995年第5期。
[36]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37]赵汀阳：《谁去批评画面》，见《流亡与栖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38]王宁：《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后现代性》，《诗探索》1994年第3辑；陈旭光：《“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主义”》，《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39]刘纳：《诗：激情与策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诗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139页。
[40]郑敏：《诗与后现代》，《文艺争鸣》1993年第3期。
[41]韩东、朱文：《古闸笔谈》，《作家》1993年第4期。
[42]简政珍：《当代诗的当代性省思》，《诗探索》1995年第4辑。
[43]朱大可：《燃烧的迷津》，见《燃烧的迷津》，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44]见《读书》1993年第6期。
[45]见《读书》1994年第11期。
[46]肖开愚：《当代中国诗歌的困惑》，《读书》1997年第11期。
[47]奚密、崔卫平：《为现代诗一辩》，《读书》1999年第5期。
[48]易晖：《从世纪“末”到世纪“间”——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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