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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
内容提要
近年来，有关“90年代诗学”的重新检讨，已成为当代诗歌批评场域中一个可标识的事件。后续讨论如有更稳健、更深入的展开，需要考虑突破那些给定的“90年代诗学”认知框架，回到其兴起之时的精神氛围之中，把握观念背后特殊的“心情”。1997年出版的《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设置了“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这一专题，其中多篇诗论后来都成为“90年代诗学”的重要论述。重读这个专题中的若干文章，有助于打开“90年代诗学”更多的层次，重新唤回在自我命名、自我合理化过程已悄然流逝的紧张感和针对性。
关 键 词
90年代诗学 《学术思想评论》 及物性 日常生活
从2023年开始，由几位年轻批评家主导的“漫长的90年代”批判，以及随后对“未来诗学”的阐发，在沉寂已久的当代诗批评“场域”，已成就了一个可标识的“事件”。这场批判的骤然发起、扩张，多少有点让人意外，但显然事出有因，早有酝酿。从某个角度看，也是将诗歌界内部长久以来积累的不满——对于90年代诗学延伸出的轨辙乃至形成的“体制”的不满，比较集中、比较明确地表达出来。出于效果的考虑，相关的发言采用了明快和激烈的方式，甚至在观念层面构造了一些人为对立，为了冲破沉闷、撕开内卷，这样的策略可以理解，而且证明是有效的。相信“未来诗学”后续如有更稳健的展开，在整体批判的同时，对被批判的对象，会有更耐心一些的清理和检讨，而不致抛出若干宏阔的理论构架，就方便地“打发他们去”。这样说，倒不是想为“90年代诗歌”讨回一个拟想中的客观和整全，而是期望在回溯过往、构想未来的时候，除了对现状的不满、批判的热情和新的理论构想之外，还能有更多一些的支援，这也包括检讨过往经验的同时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参照。事实上，就最近读到的一些新文章来看，这样的清理工作应已在进行。
笔者自己的诗学思考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后来的批评写作中，虽然也一直有意将“90年代诗学”重新“问题化”，但在内心里，还是非常感念那个时期的阅读、写作和感受氛围。比较在意的，倒不是耳熟能详的那几个概念，如“个人写作”“中年写作”“叙事性”“历史个人化”等，更多是一个时期特定的心情：激越、不安、困惑以及因困惑而生的某一种敏感。在文学风尚和观念的转变中，可以用概念去界定、用言辞去说明的，往往是相对显白的部分。有些部分则更隐微一些，不太容易被文字赋形，处于弥散的状态，却构成了特定观念和时代处境之间的某种媒介，比如上面说到的“心情”，比如转变之中或回应转变的感知方式、认识习惯。相对于可以分析、可以批判的观念，这些隐微或隐在的部分容易被忽略，可当时却带来了内在的精神紧张感和针对性，日后也可能更内在、更持久地影响了诗学思考的品质。
在20世纪90年代初，激励或制约诗学思考的“心情”包括：历史“颠簸”形成的冲击和反省、新的市场环境带来的刺激、社会流动的加剧与个人生活的变故、中长时段内写作的调整与新抱负的形成，以及对于周遭知识氛围转变的敏感。要梳理这一时期诸多变化的线索，完整把握那种“心情”，还有待更广泛的阅读、在多个方向上积累材料和感觉。笔者一时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和准备，下面也只好从个人的阅读史出发，对于90年代诗学兴起时的部分论述，做一些回溯性的重读。当然，希望“重读”不只是“重温”，而能揭开一些更多的层次，甚至能有新的领悟。
一
目前，有关90年代诗歌的讨论，大多会将相关的作品、言论打包为一个整体，在与80年代诗歌的反差和联系中，围绕一些核心概念来展开。实际上，如稍稍放慢节奏，大致都知道“90年代诗歌”作为一种“知识”的生成，是有其阶段性的：最初是在1992年之前，一些较有自觉的诗人，开始收拾时代变动后凌乱的心绪，尝试在写作中调整、转变，以某种“告别”的方式处理个人与过往历史的关系，这与其时反思“激进主义”的知识氛围、精神氛围有相当内在的关联。到了1993年前后，对新的诗歌方向、趣味的构想，开始落实为一些较长的文章，但着力点并不一定就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而是延续80年代已经形成的问题线索，在更长的时段中辨析“朦胧诗”之后先锋诗的走向。[1]有关“90年代诗歌”的命名或整体阐发，实际上发生于9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学院化”的批评开始下场，诗歌出版也逐渐活跃，几种与90年代诗歌相关的选本、丛书相继推出，因涉及出版和话语资源的分配，成为引燃诗坛论战的导火线。[2]然后，就是世纪末所谓“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大论战、大分裂，论战并没有终结“90年代诗歌”概念的生成，在攻击与辩护之中，其内涵反倒进一步被充实和“实体化”了。而论战硝烟尚未散去，这些命名、辩护和再阐发就以“备忘录”形式及时固定下来[3]，后来不断被辗转引述，确立了后来认知“90年代诗学”的基本框架。
《岁月的遗照》,《1998中国新诗年鉴》
笔者在大学时代开始写诗，经过了最初的模仿和尝试，大概在1994年前后，开始考虑如何挣脱过于单纯的抒情语风，试着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去处理周边令人迷惑又兴奋的时代经验。就是在这个阶段，囫囵吞枣读到了一些90年代诗论，感觉激动又不安：不安，是因为这些诗论雄辩又艰涩，往往穿插很多高深的理论话语，给人带来一种很大的压迫感；激动，则是因为自己的困惑和兴奋好像得到了某种回应、某种澄清，并隐隐感到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在随后的几年里，有两本书给笔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中受益也最多。一本是诗人沙光主编的《中国诗选》（第1期），1994年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这本诗选几乎将90年代初活跃的先锋诗人尽数收纳，除了以前熟悉的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以及已经有所关注的肖开愚、钟鸣等，正是在这本诗选上，我第一次读到了张曙光的《1965年》《岁月的遗照》《尤利西斯》、孙文波的《在无名小镇》等诗作，这些诗作后来也被认作是90年代诗歌的代表性作品。诗选更有冲击力的是诗论部分，收录了崔卫平《诗歌与日常生活——1993年夏日对先锋诗歌的沉思》、臧棣《后朦胧：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等多篇长文或访谈。不用多说，其中有几篇影响甚巨，可说是奠基了90年代诗学的生成。这些文章并不都是首发，可当有心人将它们汇集一处，无疑会带来某种“集束炸弹”的效果。
《中国诗选》第1期
另外一本书，则是由赵汀阳、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1997年初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90年代初，有关“思想”与“学术”区分及消长的讨论，曾一度形塑了学术思想的走向。《学术思想评论》的创办，在当时包含“逆向”检讨的意图，从一开始就特别着力突破专业分化的体制，强调学术工作背后的现实关切。第一辑中，编者特别设置了两个专题讨论：一为“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一为“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后一个诗学专题中的文章，后来也都成为“90年代诗学”的重要来源，包括西川《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种意义的命名》、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王家新《奥尔菲斯仍在歌唱》、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上述两个专题的设置，与赵汀阳、贺照田两位编者各自的研究领域相关，一定程度还是“内涵了承认现有学科划分、学科工作设定的合理性”[4]，但在对话90年代学术的浓郁氛围中，不同专题之间相互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张力，是笔者最初翻开这本厚厚的辑刊、阅读几篇“90年代诗论”时，感受最为强烈的一点。
《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
讨论90年代学术思想“场域”，一般都会提到《学人》等民间学刊引领风气的作用。在90年代初，选择一种相对沉潜的态度回应历史的骤然巨变，重新确立知识人的工作位置，当年是被普遍分享的“心情”。对于“学术史”“学术规范”等议题的持续讨论，也强劲带动了90年代学术风气的生成。当这种“心情”与强调稳定发展的时代氛围相得益彰，逐渐剥离了最初的针对性，逐渐与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方式相汇合，其内在的限度也显现出来。用《学术思想评论》编者的话来说，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成为相当多知识分子“不再直面时代课题，不含张力和紧张感地退回学院的合法化媒介”[5]，在某一意义上也开启了学术“内卷”的进程。同为民间学刊，《学术思想评论》正是创办于90年代学术风气正盛并且内在问题已经显现的时刻，因而，“要想了解《学术思想评论》的产生、努力目标和变化，只有放回90年代中国思潮演进状况、知识状况越来越陷入困境的双重脉络中才能被定位和理解”[6]。在寻求学术思想的现实介入性的同时，从内部进行知识方式、思想方式的批判和反思，从一开始就是《学术思想评论》的自我定位和责任意识所在。第一辑打头的“学术现象试析”专栏，聚焦“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邀请叶秀山、徐友渔、周国平、何光沪等前辈或知名学者加入讨论。这组文章虽然仍以梳理80—90年代学术的转变为出发点，如从“思潮”到“学术”、从“西学热”到“国学热”等，但都不同程度突破二元的图式，强调现实感和问题意识的前提性，将学术范式的转变本身相对化、问题化了。笔谈中最短的一篇出自最年轻的一位，他用相对直观的方式，传达了某种不确定时代感觉中审慎辨析、负重前行的意识：“相比于我们所处境遇的变动不居，种种旧学新知似乎是痴人说梦；而我们自身的直接感触、经验却要求长时间的沉积和反省。”[7]
在这样的氛围中，再来读诗学专题的90年代诗论，或许会有种微妙的错位感。如果说《学术思想评论》的整体倾向，是对看似进展顺利实则显露困境的90年代学术进行检讨，对于参与诗学讨论的诗人和批评家来说，对正在生成中“独一无二、无例可援”的90年代诗歌新经验进行记录、总结，更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这也包括如何在与80年代的对照中完成90年代诗歌“范式”的整体命名，以及延续90年代初与20世纪激进主义切割的势能，在文学史视野中去追问新诗的历史起点。[8]当然，“错位”中也不乏“同步”，“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这个标题本身，就说明在编者看来，从具体的写作实践及遭遇的难题出发，诗学思考本应具有突破种种新旧观念的能量，可以成就一个具有相当可能性的领域——“这是中国诗学进行自身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途径。”大概因为90年代诗歌经验尚未定型，即便不一定完全领会编者的用心，几位诗人和批评家对“90年代”的正面论述，还是包含了一种“从创作批评实际”出发的动态语境感。如西川有关“伪哲学”立场的阐发、肖开愚对开放写作资源以及“及物性”的强调、欧阳江河围绕“圣词”和“反词”展开的辩难，这样一些重要的论述，后来虽纳入“90年代诗学”的关键词表中，但无不形成于个人的思考脉络中，也分别有自身的针对性。如今重读这批诗论，在容易辨识、“可公度”的90年代诗学特征之外，其实要特别留意这样一些看似旁逸斜出实则相当关键的线索。
《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目录
二
在这个诗学专题中，肖开愚的《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可能是写得最为曲折、密度最大的一篇，其中不少说法都需仔细琢磨。文章也试图澄清八九十年代之交诗歌抱负的转变，给出的判断却有点与众不同：“理想的诗歌形式，自我探索，社会责任感，这三个方面的吸引力合力塑造了九十年代诗人的诗歌抱负：写作，在个人和世界之间。”在“三个方面的吸引力”中，“社会责任感”这一条，很多同时代的诗人就不一定会认同。多数作者在当时不会着意于此，甚至正考虑如何卸下这一过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在肖开愚这里，何为写作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其义并非自明。谈到食指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被冷落，他认为这是因为读者觉得他的诗“缺乏道德感”，没有体现出敢作敢为的“社会正义的先见的力量”；北岛受到欢迎则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可当那个时代的焦虑和期待逐渐消失或被读者淡忘，食指的作品“反而因为忠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生活”而获得了关于存在的道德阐释。“食指忠于自己时代的生活，而北岛忠于自己时代的出路。”[9]如此说来，“道德感”不是抽象的存在，基于不同时期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心理，有不同的含义或指向，需要读者内在的权衡、判断。另外，“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也不只是为了“装饰”一下写作的伦理面向，其实紧密联动了其他两个方面：“理想的诗歌形式”和“自我探索”的要求。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叙事性”的讨论中。
叙事性的增强，是90年代诗歌最典型的特征，后来也被诟病得最多。这篇文章也讨论了诗歌中叙事节奏的作用，提到当时一种“善意”的解释，即将诗中的“叙事”说成是一种“假叙事”，其中“显现的召唤道德感的力量来自一种打碎了的、分散的、时兴的道德观”。应当说，这种“善意”解释，道出了相当一部分真实：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确实暗中抵制了有关时代“出路”的各种宏大构想，更多基于多元化也是碎片化、个人化的道德直观，这正是今日“未来诗学”所要重点批判的。有意思的是，肖开愚在当时表示了反对，反对这种“善意”的后现代式理解：
我的看法相反……我想我们寻找的就是适合当代语言和当代语言的叙事节奏的叙事方法，这种节奏和方法一直支配着诗人自言自语的内心独白及他的自我交谈。而作品中那召唤道德感的力量来自最终将分散的细节收拢到某个方向、某个意义、某个复杂的魔瓶中的意志，明朗的或隐晦不明的意志在明朗的时候又将细节分配到能够使之生机盎然的地方，好像它是从那里破土成长起来的。[10]
这是一段写得特别细致、特别能体现诗意生成过程感的文字：叙事的节奏最终要服务于一种“道德感”，其生成不是来自给定的道德观或新的道德发明，而是依循一种内心交谈的节奏，不断在与现实细节的触碰、摩擦中导向一个豁然开朗的时刻，导向某种最终的道德洞察；这洞察又会反向赋予过程中“分散的细节”一种生机盎然的整全性。这么说来，借助叙事和内心交谈的节奏，诗人未尝不是在摸索一种道德可能性，未尝不是在尝试一种日常经验中新的经验整全性。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追问，在当代的知识和精神氛围中，带有怀疑主义气质的语言探索，是不是一定就会导致主体的模糊、价值的虚无以及后现代式的语言游戏观？其中是否还可以包含一种内在的建设性、一种新的道德理解的可能？这似乎潜在呼应了另一个专题讨论的问题：“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
与“叙事性”相衔接的，还有写作“及物性”的说法。在当年的文论语境中，这个说法引入当代诗歌批评，应该与罗兰·巴特对写作“不及物性”的发明相关，只不过诗人们取了相反的立场。从字面上看，“及物”或“不及物”，应该取决于写作是否向外部经验开放，是否能“抵达它们应该抵达的事物”。我最初读这篇文章，大体也是在这个层面来理解“及物”二字。然而，重读此文，发现这个“及物”的意思同样不那么显白。讨论80年代青年诗人对北岛一代的反动，肖开愚承认青年诗人更多回归写作本身，一度让“不及物”的方式反衬了“实用性”写作的粗暴，这符合一般的常态理解。然而，“实用性”写作不一定就是“及物”的，在“以社会形象介入社会生活的写作”中，他同样发现了“不及物性”：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八十年代以前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诗作，同样产生不具体的感觉，并非因为针对性太强，而是因为针对的体系太庞大，取消了针对性。让一个抒情诗人与一个庞大的体系对垒夸大了双方体积上的喜剧因素。[11]
这段话很有些犀利，不单质疑了“朦胧诗”的对抗姿态，也潜在指向了其他类型的被过大的意识形态对峙所鼓励、所支配的写作。在这里，“及物性”实际上等同于“针对性”，指向的是写作背后的感知方式和主体状态，即写作是否能恰切、有效地触及问题，像真正的炮弹飞行于准确的射程，而不是陷入一种自我戏剧化的姿态，如80年代一些先锋诗的主张那样，让飞行的炮弹变成一堆五颜六色的气球，虽然很是炫目、壮观。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看似“及物”的写作，特别是声称要介入现实的写作，因介入的方式过于笼统、回应的问题过于庞大，反而没有了具体的针对性，表面的“及物”实际上又变成了“不及物”。因而，“不及物”指向了一种过快形成立场、被过大意识形态框架支配的感受方式，这种感受方式不能“切实”，更不会“切己”。当时很多青年诗人正积极向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等西方大师学习，文章同时提醒，如果脱离了西方诗人特定的宗教背景和现实感觉，艾略特等人“及物”的形式和技巧用于青年诗人的中国经验，也会因针对性的取消而“变成不及物的”。[12]
1980年代末期的诗人们
同为90年代诗学的论述，同为叙事性或及物性的阐发，细读这篇文章，会发现90年代诗学在起点上就有向度上的差异[13]，提出的问题并非笼统指向80年代，也可能针对了长期存在的思考和感受方面的无意识惯习。专题中其他几篇文章或许没有这么复杂的层次，可“细读”或“重读”之后，也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比如，欧阳江河的《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对公共语境中词语自动“升华”的讨论，就似乎和肖开愚的“及物论”隐隐构成呼应。欧阳江河的文章一贯恣肆雄辩，对概念的使用往往大开大合，比较随兴。《学术思想评论》上的这一篇，却具有特别的理论强度和紧凑感，细致分析了公共化或类型化的语境对词语的过滤作用：在类型化语境中写作，诗人完全可能会以“反对什么”来界定自身，而无须对“反对”本身包含的精神立场、经验成分、变异因素等作批判性的深刻思考。由于脱离词语背后的精神与现实根基，这样的写作无法内在充实，甚至会流于一种词语替换中的空洞演绎。他还举出顾城后期作品《城》中一首短诗为例：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杀人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但借由荷花带来的“升华”，转入了一种准宗教的透明之境，杀人就是荷花，“正如在善恶合一的过程中单独的善、单独的恶都被取消了”，只剩下一个可以转换的词，一个带有禅意的中空容器。当年的欧阳江河并不同意这样的“升华”、不同意词与物关系的抽象化。[14]
这或许是90年代诗学兴起时一个特别层次、一种特别的针对性：在开放写作的经验范围、突出个人立场和语言本体论之外，部分诗人对语言和现实之间观念的中介、对诗歌感受力背后类型化语境的构造，似乎相当敏感。或许，这并非出于什么清晰的理论自觉，更不是要有意规划某一明确的写作方案，更多还是从当代诗自身历史回溯中所感受、由变动现实状况的鲜活性以及困惑性所激发，也是被各种新潮观念长久驱策之后所警觉到的。当这些感受汇合在一起，就会向写作要求一种“及物性”：不只是要抵达“事物”，而是要挣脱那些给定的感受模式和观念结构，挣脱那样依靠支持和反对形成的类型语境，在“及物”中更进一步“切实”“切己”。借用诗人之间的对话：“曙光，这是我们俩的节日，／那个自大的概念已经死去，／我们有这么多活生生的话要说。”[15]何谓“自大的概念”？今天回看，或许可以有更多样的理解，不仅指那些曾经昂扬的激进话语、自由话语，由“反思”激进而形成的新观念、新路径，也可能包含新的“自大”。
三
在这样的线索中，还想岔开去谈一下《中国诗选》（第1期）上崔卫平的《诗歌与日常生活：1993年夏日对先锋诗的沉思》。这篇文章很难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至少和同一期上欧阳江河、臧棣的两篇雄文相比。30年后之所以重读此文，原因是一行兄在批判90年代“日常生活诗学”时，恰好选了这一篇作靶子，认为它在“日常生活诗学”鼓吹方面最具代表性、“其局限性和误导性也最为典型”。[16]这篇文章写于1993年夏日这一特定的语境中，采用了片段随想的方式，围绕“日常生活”与事件、与语言、与历史，及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关系拉杂展开，且没有如一般90年代诗歌的时论那样，特别醒目地构造“转型”之说，如从广场到岗位、从抒情到叙事、从“纯诗”到“不纯诗”等。笔者当年读过此文，后来印象十分模糊，或许就与松弛随兴的写法有关。
当然，因为诗歌常被认为是日常生活的“反题”，作者才要有所反拨，要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审视诗歌及写作和思考的状态。但她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比较开放，指出在很多场合“它的内容被抽象化和削减了”，在吃喝拉撒、柴米油盐之外，它的领域其实更为宽广。她甚至将“反日常”的感觉，如对具有突变性、整体性“事件”的期待，也看作某一种日常的情绪，这种潜藏的“始终不平静、不安定”的情绪，其实构成了生活司空见惯的一部分：
我们平日提到的“日常生活”正是这样一种生活。始终心神不定，不知要什么才好；把外面的世界想象得怎么样怎么样，在自己的身内身外却找不到一件肯定的东西；一方面无所作为，一方面却又不愿接受任何一种规范；刚才还兴奋到顶点，忽而又沮丧到极点，除了那些稀奇古怪、骇人听闻的事件之外，生活和思想感情上都没有其它的支撑点。[17]
上面的这些讨论，感觉很难十分规整地纳入“日常”和“反日常”的对峙结构中，或者说，作者与其要在原理层面建立一种“日常生活诗学”，不如说在表达一种心情，一种在历史冲击过后自我调整、重新确立写作和思考方式的努力。相对于不安定的、向外驰骛而不能自我凝定的生活态度，对“日常生活”的尊重，对应的是在自身内外找到肯定性、一种能够持久地工作、能够承担更多艰难的主体状态。依照一行的概括，90年代“日常生活诗学”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将‘日常生活’当成诗歌的动力根源和书写内容”；其二，是“将诗歌写作本身视为一项‘日常工作’，也就是用一种注重技艺细节、强调反复训练和练习的工作态度来进行写作”。[18]崔卫平对“日常生活”的讨论，大概比较多地集中于第二个方面，但也不限于写作技艺的训练，日常性工作的状态，更是指向一种充实的知识人格和沉潜的工作伦理的期待。这种期待生成于1993年夏这个特定的时刻，它具有一定的权宜性，也因此有具体的针对性，针对了既往诗坛上各种渴望“奇迹”的行为主义态度（包括诗人对词语的暴力使用）、对于历史大事件的渴慕以及气球般壮丽、膨胀的浮嚣心态。
有关这篇文章的思想资源，一行兄也有极为精准的把握，包括：波普尔式拒斥“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对日常语言规则公共性的强调以及韦伯有关责任伦理和工作伦理的演讲。在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语境中，波普尔、维特根斯坦、韦伯都是知识界追捧过的对象，尤其是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为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己的工作提供了伦理基础。崔卫平文章表露的对于写作专业伦理的回归，确实生成于这样的知识语境中，与检讨激进主义、讨论“学术规范”等潮流都有潜在勾连。然而，正如学术规范的讨论、学术伦理的提出，本应带来学术思想在现实语境中的深化和拓展，不一定就会成为“不含张力和紧张感地退回学院的合法化媒介”；带有怀疑主义气质的经验探索，不一定就导向价值的虚无和感受的碎片化；对日常生活的开掘和写作伦理的重视，也不一定就导向对日常生活“不含张力和紧张感”的合理化，更不一定就导向排他性的“日常诗学”教条，落入经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一类的观念构架。[19]至于日后较为庸俗的“日常生活诗学”为何泛滥，以及感受方式的观念化和二元对峙式的思维方式，又为何会在当代写作和批评中一再发生，这恰恰是要在近30年变动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去耐心分析、质询的。
当这样的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将“‘日常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凸显”挂钩于“消费主义、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侵蚀人们的过程”，并置于八九十年代从“乌托邦”到“享乐主义”社会转型的大逻辑中去说明，这样的“升华”大致没错，但还是感觉快了一点、顺滑了一点，从“日常生活”到“消费主义、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层次和无法取消的张力。对于支持特定论述脉络、理论脉络的状况较为敏感，但对于这些脉络之外的状况有所忽略或简化，这可能是构造某一论述时难以避免的。但如果针对的问题过于庞大，可能也会“取消了针对性”，容易错过于过往经验内部进一步对话、将问题进一步深化的契机。
四
《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出版后，孙歌老师写过一篇很用心的书评，将《学术思想评论》对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背后思想方法的关切，比喻为从“一次元的现实”转向思维世界中的“二次元”，认为只有对二次元乃至更高次元的意识，“才有可能超越那种朴素直观的现实感觉”。在文中，她着重评析了“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与“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两个专题，在看似不可通约的话题之间，发现了可以通约的部分：如果说赵汀阳的文章对伦理学中隐蔽的“规范主义”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并不限定于特定专业内部，而针对了追求“规范”而不问价值的知识“时尚”，那么，作为“最不规范的”发言者，诗人们的笔谈其实与此不无关联。西川对于“伪哲学”的阐发，就提出了现代学术的理性和逻辑方法的边界问题；欧阳江河讨论的类型化语境和“反词”立场，也普遍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不仅体现为空洞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更以隐蔽的形态左右人们的思考”。
“诗歌是文化的一角，它牵扯到我们时代精神的方方面面”[20]，孙歌老师同意西川的这个判断，也认为90年代诗人关注的问题，“不能仅仅看作是诗歌界内部的事情”，他们对语言边界的敏感也不能只看作是“对西方二十世纪语言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这些九十年代诗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同样的知识处境”，面对了“在现代分工日益精细、知识和理性日益暴露其局限性的今天”，知识分子如何为自己的工作定位的困境。在后面，孙歌写了这样一段充满期待的文字：
这的确是一种为知识分子定位的方式。在没有绝对标准的状态下思考并且负责任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变动和不确定，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掉和破坏掉一切。……诗歌写作如此，整个知识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学术思想评论》的阐述、争辩和公开讨论中，我依稀看到一幅知识分子跨越专业藩篱而进行深层合作的动人图景：缺少这种合作，我们如何面对当今“思考而又找不到参照系”的复杂世界？我们又如何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迷惑。[21]
当既往的标准纷纷失效，“自大的概念”变得干瘪、不能再被依赖，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充满困惑的世界上活生生地思考、说话，而不是急于用新的“自大”去替换旧的，这是诗歌写作者和人文知识工作者共同面对的挑战。可惜的是，文章期待的“跨越专业藩篱而进行深层合作的动人图景”似乎并没有成为现实。90年代诗人们对于语言和现实边界的检讨、有关“伪哲学”的阐发、乃至“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的提出，本来蕴含突破现代知识体制又使其活化、拓展的潜能，但在不断的重申中，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变成了将诗歌与人文知识思想相区隔、相对峙的借口，这样的自我窄化和固化，多少有点让人不解。即便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学术思想评论》搭建的对话平台，在当时还是令人激动的，让人依稀看到在没有参照系的变动现实中不同路径思想探索的光亮，以及这些光亮之间的辉耀。
依照编者后来的检讨，《学术思想评论》最初两辑还是依托了专业分化的现有格局，而自第三辑之后，编辑策略才有了根本的调整，现实针对性大大增强，也围绕特定主题刊载了大量译文，特别致力于东亚学术资源的引入。但这并没有影响最初的问题感觉，对于制约现实理解和思考的知识立场、方法和惯习的检讨，始终是这份辑刊自觉承担的责任。编者贺照田曾表示，要特别支持两位学者：一位是美国学者墨子刻教授，另一位就是孙歌。这两位学者在《学术思想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就非常偏重思想方法、知识体制的反思和重构。[22]以孙歌为例，她显然是《学术思想评论》最重要的作者，自参与第二辑“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一）”的讨论，就连续发表多篇长文，以丸山真男、竹内好为中心，在细致梳理、比较两位日本学者各自的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对现代知识体系中“文学”、“政治”和“思想”的实体化理解，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后来的文学研究有过很强的带动作用，其中借助竹内好的鲁迅论所阐发的文学“位置”——“它处于不断自我否定不断更新的流动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一种行为；只有在它与其他范畴的交错之间，我们才能找到文学作为一种机能的位置”[23]，是笔者当年阅读时颇为震动、感觉启发最大的一部分。或许正因有这样的问题关切，读到第一辑诗学专题中的90年代诗论，孙歌才有所会心，对诗人们在不确定中负责任地探索新写作位置的努力有格外的共鸣。
《文学的位置》
在90年代中后期，当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体制逐渐形成、扩张，而与这种潮流形成对话、强调学术方法内在批判的意识也在悄然涌动。类似的张力其实也隐含在“90年代诗学”的兴起中：一方面，是抵制语言背后的观念支配，在困惑与不安中探索个人和社会、语言和现实之间新的连接可能；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命名的冲动，将不稳定的探索纳入可以辨识的概念结构，乃至化约为新的意识形态对峙的冲动。事情的困难在于，即便在同一位诗人或批评家的论述中，上述两个向度也并不一定就能区分开来，界限往往会因语言的滑动而模糊。比如，欧阳江河反思类型化语境时，提出依据“反对什么”来界定自身，会忽略对相关的精神立场、经验成分、变异因素作批判性的思考。这本是一种很有紧张感、导向语言现实根基的思考。然而，为了抵制“升华”或“圣词”，他随后阐发的方案又似乎取消了这种紧张，滑向了“词的意义公设与词的不可识读性之间”的“一连串的语码替换、语义校正以及话语场所的转折，由此唤起词的字面意思、衍生歧义、修辞用法等对比性要素的相互交涉……”[24]当问题变成了词与词之间的衍生、对比、相互交涉，看似语言被从类型化语境中解放了出来，但导向现实的思考和感受空间其实一下子也被封闭了。通过“词”的转换、衍生来生成新感觉，甚至用“词”来生“物”，这种方式在后来“90年代诗歌”中相当常见甚至泛滥。
为什么这么多的理论引进和知识开展，不仅没有帮助我们思考迫切的现实问题，“反而很大程度上是在参与固化现有的几种意识形态……为什么当代中国知识人的反思性工作，这么快以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表现来收了尾？”[25]《学术思想评论》编者当年焦灼的追问，在回溯“90年代诗学”的兴起时，可能需要再次倾听。在这个意义上，在90年代初期诗歌界出现的广泛调整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流行的“90年代诗歌”整体命名之间，是有必要做一些区分的。希望卸下“自大的概念”的无形支配，以新的针对性来捕获活力，希望在担负现实复杂性的过程中重新凝定自我……这些努力和思考可能相对分散，更多指向无意识的认知惯习，并不太容易收纳于实体化的命名，抑或在根本上，就潜在质疑了那种将变动中经验自我合理化的方式。如果这样的活力没有被过早回收，始终保持一种反思、溢出和尝试建设的能量，90年代诗歌的展开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氛围？比如，如果所谓“个人化”写作，不是将那种与社会对峙的边缘化“个人装置”，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在个人与他人、与世界的联动中不断打开其丰富的层次？如果对语言本体的关注，不是被寰球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认知所吸纳，而是更多将语言背后现实语境的变迁整合进来，对于可能的新的类型化语境始终保持警惕？如果……当然，后设的“如果”没有意义，状况的发生也不单纯是观念层面的问题，更多还是与当代诗的社会文化位置，以及受这种位置所制约的人文视野、写作抱负相关。况且，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叙述，都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抽离和固化：当一个被完整“打包”、被“修剪”整齐的90年代，在自我辩护和细读中越来越首尾一致，作为“不含紧张”的正确又先锋的“诗学”传播开来的时候，所谓“漫长的90年代”就真的开始了。
五
《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
在更长一点的时段中看，当代先锋诗歌虽然常常标榜自身异端的文化形象，但无论是“相信未来”，还是“我不相信”，在特定的转换时期，诗人和批评家提出的写作方案、主张的现实感觉，实际也一直为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所形塑，有时以同频谐振的方式，有时则以对抗、对峙的姿态，内嵌于同时代的观念构造中，这包括且不限于：对传统与未来关系的线性看法、对于语言现代化的理解，对个体道德勇气和批判立场的信任，以及后来对多元社会的想象与对世俗人性的接纳……等等。这为当代诗带来了充沛活力，提供了可能的动态方向、前景，但也带来了将自身可能性过快交付的问题——过快交付于时代给定的或与之简单对峙的观念结构和感受结构，过快基于历史的反思就形成整体性的判断。诗歌是文化的一角，这样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如“自我意识的获得过于轻率”，“基于过于简单的类比、过于浅尝辙止的所谓反思”就形成结论[26]、过于强调结构性的认识而简化现实的复杂性等惯习，同样内在制约了当代学术思想的展开。
过快自我交托、自我认定的写作，可能因触及社会及人心显豁的状况，引来读者和批评界的一时关注，但由于缺乏语言和现实经验之间斡旋的耐心、缺乏对时代身心感知的细致辨析，其实很容易流于表面，回收于诸如经验与超验、世俗与神圣、日常与反日常、个人化与总体性等一系列结构化的观念对峙中。在这样的思想惯习支配下，自我意识不免昂扬、壮大，但从长远看，难以培植内在的坚韧、深厚和真正的开阔，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知识所承诺的当代感受力，甚至也会随之被大大缩减。
由于历史转换时期顿挫、犹疑又开放的“心情”，90年代诗学在兴起时包含了一种敏感、一种针对性：要在不那么鲜明、决然而然的时代情境中，在不确定的感觉中形成某种新的敏锐和洞察力，承受诗学“原理”和不规则“状况”之间的紧张，并在紧张中探索语言、思想和道德的潜能。如果说在“90年代诗学”后来自我命名、自我合理化的过程中，这种紧张感、针对性可能悄然流失了，那么对“90年代诗学”的检讨是否能唤回这样的紧张感，能否警惕于“未被考察和问题化的无意识”的潜在支配就要特别留意了。否则，所谓“漫长的季节”也不太容易就那么绝然地走脱出来。
姜涛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4期）
注 释
[1]如臧棣写于1994年2月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着力讨论的是1984年以后先锋诗歌的“统一性”，尝试建立一种近10年来诗歌发展的有效阐释框架。
[2]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97年由改革出版社出版、门马主编的《坚守现在诗系》，199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1998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洪子诚主编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199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依照》（洪子城主编“90年大文学书系”之一）。其中，《岁月的遗照》及其序言《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引起了较大的争议。1999年，则有两种1998年诗歌年鉴问世，形成某种对阵之势：于坚、韩东等策划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唐晓渡主编的《1998现代汉诗年鉴》（中国文联出版社）。
[3]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贺照田：《在困惑中搏求 在不安中承担》，《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5][6]贺照田：《在困惑中搏求 在不安中承担》，《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99、99～100页。
[7]舒炜：《个人感触》，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页。
[8]参见“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专题中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种意义的命名》与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两文。
[9][10]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第221、217，220～221页。
[11]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第222页。
[12]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第224页。
[13]有关“90年代诗歌”内在差异性辩驳图景的讨论，参见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析——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4]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限度》，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第241～242页。
[15]此三行诗为肖开愚《国庆节》一诗的结尾。“曙光”，是诗人乘火车去哈尔滨要见的另一位诗人张曙光。
[16][18]一行：《重审“日常生活诗学”：历史分析与观念批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17]崔卫平：《诗歌与日常生活：1993年夏日对先锋诗的沉思》，闵正道、沙光编《中国诗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19]在有关“未来诗学”的延伸性讨论中，已有年轻批评家分析了90年代“日常生活诗学”在“颂歌”与“批判”等不同路径与策略选择上的内在缘由与诉求，参见李海鹏《尚未离去的城堡与尚未抵达的城堡——“九十年代诗歌”浅思，兼谈“未来诗学”》，《东吴学术》2024年第4期。
[20]西川：《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第187页。
[21]孙歌：《论坛的形成》，《读书》1997年第12期。
[22]《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上墨子刻的长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一位外国学者的看法》，就在非常宏阔的视野中，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进行了总体的再批判。文章引用章太炎“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的说法，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向俗”的功夫——把握现实与观念多方面矛盾的功夫不够，往往会形成一种“不现实的入世观”以及对知识分子角色过于乐观的估计。
[23]孙歌：《文学的位置——竹内好的悖论》，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24]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第249页。
[25]贺照田：《在困惑中搏求 在不安中承担》，《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107页。
[26]贺照田在《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有所损害和制约的九个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为“我们自我意识的获得过于轻率”，常会基于浅尝辄止的反思，比如“反思俄国和中国历史时，发现理想主义和道德激情为其中一些阶段的重要元素，便使得不少知识分子看到理想主义和批判激情就不安起来，以为经验证明，凡此都是危险的，都是会导向激进之途的”。《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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