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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彦
内容提要
现代文学史著述多将王鲁彦归为乡土派（或鲁迅派），此说大概源自鲁迅和茅盾，似已成为定论，其实王鲁彦比这个“定论”要复杂得多：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学习世界语是为了认识世界、维持生存，而非出于政治信仰；他不是左翼作家，有限的知识使他难以理解和迅速接受种种“主义”思想；他不能算是鲁迅门徒，在创作上“拟鲁迅”又因“思想没有归宿”而行动消极、四处流浪；乡土派也不能涵盖其全部创作，当他逐渐意识到“实生活的深入尤为重要”，就已开始跳出乡土视野。从一位有虚无主义倾向的流浪型作家，后来成为抗战文化战线的“优秀的战士”，王鲁彦思想上的自我提升与改造经历了极其艰难、量变积累和缓步行进的过程，研究王鲁彦必须注意他的这些复杂面向和逐渐进步的过程。
关 键 词
王鲁彦 无政府主义 乡土文学 左翼作家 文化战士
一 从学徒到“敏捷的”世界语译者
1920年1月1日的《新青年》刊登了一则《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向社会募捐的同时说明工读互助团之成立是“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1]。当时社会正风行“劳工神圣”的观念和工读主义热潮，以互助的形式实践工读主义并认为工读互助团能解决家庭与社会的问题和危机——这则启事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激动了一批知识青年的心。“凡志愿入团者，须团员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2]各地青年纷纷来函询问，甚至有人因为没有介绍人而从外地赶赴北京要求加入。工读互助团不得不在当年2月刊登特别启事，说明不必通过介绍人，只需要寄信说明情况获得全体团员同意后即可入团。[3]一个十九岁的上海洋行小伙计看到这则启事后激动不已，他以“浓厚的感情”写信给工读互助团，希望“来过那理想的快乐的生活”[4]，小伙计叫王衡，又名返我，也就是后来的王鲁彦。这封信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志向选择。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五四”时期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日本的新村运动等社会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背景下出现的民间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色彩。它实际存续时间只有一年左右，在王鲁彦加入时就已过了鼎盛期。虽然加入时间不长，互助团为王鲁彦带来生活和思想上的巨变却是多方面的。入团不久，他将名字由王返我改为王忘我。从“返我”而至“忘我”颇有意味，足可见一个年轻的工读生拥护和支持工读教育的态度。“工读互助”顾名思义，团员吃住做工在一起，读书学习也在一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团员主要是北大学生，外地青年入团后与他们一道做工和读书，自然也有了去北京大学旁听课程的天然便利。[5]于是入团之后、做工之余，到北大旁听学习成为王鲁彦生活的日常。
由于团员缺少生活经验，办食堂、放电影、洗衣、印刷、装订等工作经营惨淡，互助团很快陷入经济困难。没过多久冲突渐起、人心涣散，[6]工读互助团宣告失败。[7]工读主义的发起人持续总结经验，试图寻找产生“新生活”和“新组织”的另一种可能。胡适信奉实验主义，他认为互助团的失败是“因为不忠于工读主义”，这使他确信“共产尽可以不必”“不必去理会别的问题和别的主义”，将工读主义的成功寄望于上海等地后起的工读互助团。[8]王光祈则认为互助团之失败“全是人的问题”，在于“不善经营，不善计划，不善办理”。[9]于是反思社会改革，转向民族主义，试图通过恢复礼乐等传统重振民族精神。以施存统、俞秀松为代表的团员总结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不曾改造，不能实验新生活”[10]，于是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而对此时的王鲁彦来说，自己本来就是做工的学徒，在做工之外还有书可读，这是最“理想”的生活了，[11]学历仅高小二年级的他恐怕还难以理解这是一种“小团体大联合”的“新生活”试验。
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北京工读互助团虽然日渐没落，中国世界语运动却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世界语研究会；1922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经周氏兄弟介绍来到北大教授世界语；1922年北京世界语学会成立，1923年北京创办世界语专修学校……如果说加入工读互助团是王鲁彦人生的新起点，在北大开始世界语的学习则为他开启了一扇探问世界的窗。
1887年，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为打破不同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因语言不通造成的隔阂，出于扩大“人类爱”的目的，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造世界语（Esperanto，意为希望语）。对于像王鲁彦这样出身低微又向往新思想的青年而言，世界语“像太阳光似的，没有一处地方不照到，没有一个缝隙里不穿进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文艺的、哲学的、科学的……”[12]这真是一门充满“希望”的语言，它让学历要求不高又相对好学（世界语Esperanto曾音译为“爱斯不难读”）、即便是像王鲁彦一样“平凡的中等生也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可以触及世界与人类，可以与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日等外语的知识精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13]。
“北京之世界语宣传运动，乃以北大为中心。”[14]在环境影响下，勤奋好学的王鲁彦在“旁听期间竟不到半年就学会了世界语”[15]。除担任爱罗先珂在北大世界语课程的助教外，他还参加胡愈之等人创办的世界语学会，积极参与世界语推广活动。几年后，他发表译作《敏捷的译者》，讲的是一个中学生做“翻译工课”时出现啼笑皆非的错误。王鲁彦调侃道，既然译出这篇作品，读者可称他为“敏捷的译者”，进而“想把中学生的中字改为大字”，“苟诸君以为欠安，复欲改为中学校教员大学校教员，甚而至于留学生，博士等等，则鄙人更有荣焉”。[16]这是学习和掌握世界语给他带来的强大自信。
从学徒到工读生、北大旁听生，继而成长为“敏捷的”世界语译者，王鲁彦的“北漂”生涯从一开始就与世界语结下不解之缘，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开始。1922年起，他以鲁彦为笔名先后在《晨报副镌》《东方杂志》《民国日报》等刊发表世界语译作，直到1923年发表《秋夜》，作为小说家的鲁彦进入文坛。
二 “学Esperanto的精神”是另一件事
在现代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与世界语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师培、吴稚晖、钱玄同、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不但自己学习，还亲身参与、发起成立讲习班，积极推广世界语。从终极目标来说，推广世界语这门国际辅助语是为了消除分歧、避免战争，实现世界和平，达成全人类的幸福，[17]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有相通之处。然而，学习世界语不等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18]
朋友评价鲁彦“是具有改革社会大志的一个斗士，这从他谙习世界语一点上，便可以猜测出来”[19]——这可能高估了鲁彦。他学习世界语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而是出于现实考虑、有意识的自觉选择。北京工读互助团最初的设想是“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20]。鲁彦不像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因为与旧家庭有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冲突选择出走。他出身农村，高小都没能读完，当学徒乃是子承父业，父亲就是先从学徒做起后来在上海成为店员。当学徒时，鲁彦还曾利用业余时间到上海寰球补习夜校学文化，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读书。
王鲁彦译《显克微支小说集》
其实，鲁彦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文章中声明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身边亲人、亲密的朋友也没有相关记录。鲁彦1925年发表的《小雀儿》既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可从中细察作者的政治理念。小说写一只雀儿被同类斥为卖国雀无处可去，它向往主张世界主义、共产主义的动物集会，该会主张“不爱国，爱全天下”的博爱、“不但可以随便唱歌，随便发笑，还可以随便游逛”的自由、“都当做兄弟一样的平辈看待”的物种平等，可它一加入集会就被黑猫主席咬住头颈成为晚餐。身为从工读互助团走出来的译者和作家，鲁彦没有在作品中为工读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摇旗呐喊，并且，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共产主义都成为他调侃的对象。茅盾评价此作品“焦灼地团团转，终于找不到心安的理想，些微的光明来”。这已指出其不足：他对现实不满又对未来绝望，焦灼苦闷、无地彷徨，又寻求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样，鲁彦的早期作品《狗》《可怜儿》也有对现实的关切，但更多的是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控诉，是一种愤怒的表达。
在鲁彦看来，世界语“医治人们的心，教他们和所有的心互相了解，亲爱”[21]。鲁迅却如此评价鲁彦的小说：“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22]希冀“医治人们的心”却被形容为“无心的人”——鲁迅敏锐地指出其作品流露的感伤情绪背后，是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倾向。有学者认为鲁彦作品中“张扬的个性”、“感伤的情绪”及“一边是热切地呼唤，一边是诅咒、攻击一切”[23]体现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其实不然。“五四”落潮后，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困惑，知识分子普遍感到精神上的苦闷、绝望和挣扎，这本身就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表征。
大体而言，是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促发中国的世界语热潮，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推动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一部分世界语者如钱玄同、吴稚晖等，主张利用世界语的流播来推进国语和汉字改革；一部分世界语者如孙义植、章铁民等拥护世界语主义，他们坚信从文化层面传播世界语能实现民族平等、世界大同（世界语又译为爱世语和万国新语）；还有一部分世界语者重在以世界语为中介的跨语际实践，如周氏兄弟、胡愈之等，他们相信“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这一点上，世界语超越了任何种‘强国’底文字”[24]。结合具体的文学实践来看，鲁彦勉强可以归为后者。[25]
说“勉强”乃是就主观意图而言。学习世界语、阅读和翻译世界语文学是鲁彦认识世界、学习创作最有效的工具。在他的文学起步阶段，译作明显多于创作，[26]文学创作又明显受到翻译作品的影响，例如1924年发表的译作《莱多尼亚的民歌》和《立陶宛的民歌》及同年创作的小说《灯》，同是歌颂母爱，三部作品诗化的语言特色及其中对残酷的现实深感痛苦和无奈的心情极为相似。可以说，大量阅读世界语文学对起点较低的鲁彦形成世界性的文学视野、深化其文学涵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鲁迅所说，“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另一件事”[27]。鲁彦先是出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而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有到北大旁听课程、学习世界语的机会，因熟稔世界语成为爱罗先珂的助手与之亲近，又因为从事世界语翻译得到周氏兄弟指点，[28]才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更不是彻底的世界语主义者。
三 “似乎也是乡土文学”又与鲁迅“有些差别”
《柚子》北新书局本
长期以来，王鲁彦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师法鲁迅，作为其“天然高足”[29]的鲁彦。前文提到，尽管北京工读互助团很快在1920年底解散，但对于求知若渴的鲁彦而言，他在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活才刚刚开始。自1920年12月起，鲁迅正式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自此与鲁彦结下珍贵的师生缘。“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30]——此说毫不夸张，这是鲁彦在北大旁听求学期间，乃至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文学启蒙。两人有亲密的师生情谊，鲁迅编辑发表鲁彦译作还在附记中亲切地称其为“吾家彦弟”[31]，这更让读者确信他师承自鲁迅，是鲁迅“高足”。二是身为乡土派中坚作家的鲁彦。在现代文学史的脉络中，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创者，还因为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下文简称《导言》）中谈乡土文学时提及鲁彦，既然是鲁迅“高足”又被归为“乡土派”，还有什么比鲁迅本人“钦定”更权威呢？他从此被归为师承鲁迅的乡土派一员，进而将其归为左翼作家。这似乎偏离了鲁迅原意。
现代时期出版的文学史就已注意到鲁彦作品与鲁迅有相似之处：“鲁彦所作喜讽刺，且用笔简练、多拟鲁迅。”[32]“他的作品中都含着讥讽与悲悯的成分，这是他与鲁迅相同的一点。”[33]苏雪林评价他是“五四时代之后，在鲁迅作风影响之下从事乡土文艺或为世态人情之刻画者”[34]。19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乡土文学”一节认为王鲁彦和许钦文是“最受人注意的”“学习鲁迅风格的两个作家”即是沿用苏雪林的观点，此后便成为约定俗成的看法。[35]
鲁彦师承鲁迅——鲁迅对此如何看待？在撰写《导言》总结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等寓居北京的怀乡作者及其小说特点时，他提出“乡土文学”概念并辅以“侨寓者的文学”对此进一步说明，之后才谈到“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36]表述非常清楚：鲁彦仅有“一部分”作品“似乎”属于乡土文学，也就是说，鲁彦是不是乡土作家，鲁迅是持保留意见的。他援引的文章段落正是苏雪林提及的作品之一《秋雨的诉苦》，点评道“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点明在表面的冷静下是他激烈的内心冲突难以平衡，导致“在玩世的衣裳下”走向消极与虚无。在鲁迅看来，鲁彦仅仅是在题材和技法上模仿乡土文学／鲁迅，这与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乡土写作不同。
《导言》写于1935年，是鲁迅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十多年发展的阶段性总结，他详细梳理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刊发表小说的作家，概括其作品特色而提出乡土文学概念，指出包括编入《小说二集》的《灯》和《柚子》，鲁彦仅有“一部分”作品“似乎”属于乡土文学，这是慎重考虑得出的结论，可以看作是对鲁彦“与鲁迅相同”、是“鲁迅天然的高足”等说法的回应。此外，人们普遍认为“鲁彦”这个笔名表示仰慕鲁迅、决心向鲁迅学习，事实并非如此。互助团解散后鲁彦生活无着，投考北京大学不成，又因学历低难以找到好工作。这时他借用“鲁颜”的大学毕业证书，冒名应聘教育部一个职位得以任职，后来他发表译文将“颜”字去掉半边署名“鲁彦”，鲁彦笔名得来于此（有时在“鲁彦”前加上王姓）[37]，后来才有鲁迅口中的“吾家彦弟”。加之同为浙江人，“描写的大多是乡村生活，题材和鲁迅一样。……许多人疑心他是鲁迅的兄弟”[38]，当时的人们已习惯将两人放在一起讨论。
回溯最早将鲁彦与鲁迅进行比较的，可能是茅盾发表于1928年的《王鲁彦论》，此后对两人小说的比较阅读、鲁彦师承自鲁迅的说法开始增多并逐渐固化。只不过茅盾的文章是比较两者差异，鲁彦主要的描写对象是乡村小资产阶级，与鲁迅“有些差别”，据此认为他们是两个世代的作家。这是恰当而精准的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社会，不同阶级迅速分化，与鲁迅笔下“铁屋子”里沉睡的老中国儿女相比，乡村小资产阶级是更为复杂的阶级。鲁彦小说《黄金》中史伯伯的儿子因为没按时寄钱回家，全家受到陈四桥人们奚落，《许是不至于罢》中财主王阿虞乐善好施，当他家中被夜贼盗窃，村民们却坐视不理，这些作品都揭示了乡镇社会中不同阶层人们冷漠的金钱关系。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外国资本日益侵蚀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和社会，造成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导致传统伦理日渐瓦解。茅盾认为，鲁彦没有意识到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作为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开创者，茅盾不认同鲁彦是乡土作家。1936年，茅盾评析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认为该小说从风土人情出发描写社会的真实面貌，从特殊的土地生产关系展现普遍的革命潜流和民众的反抗精神，如此才是真正的乡土文学。[39]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来分析乡土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是茅盾所理解的乡土文学，与鲁迅在1935年总结提出的乡土文学概念不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洞悉鲁彦作品充斥着“悲观的黑影”和“太失望的讽刺”，茅盾仍大力称赞《黄金》《许是不至于罢》是作者“最好的出品”，肯定乡村小资产阶级是“鲁彦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这暗含他身为左翼理论家对鲁彦成为“同路人”作家的期许。
鲁彦的作品“似乎也是乡土文学”又与鲁迅“有些差别”——鲁迅是站在1930年代回望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茅盾则是为新起的社会剖析小说代言，体现他们作为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又同作为左翼作家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深度思考。本来是比较鲁迅与鲁彦之不同，反而导向他是“乡土派”“鲁迅高足”的一再言说，这长期以来影响甚而固化人们对鲁彦的认识。[40]
四 体验“实生活”：“我将是一个新的人了”
巴金：《写给鲁彦兄》，《中韩文化》1946年1月1日第1卷第2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全国范围的革命包括无政府主义运动走向低潮。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云聚福建闽南地区转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以另一种方式介入社会变革。这支教员队伍有巴金、卫惠林、吴克刚、丽尼等人。他们以泉州黎明高中、平民中学为中心，很快形成团结互助、追求民主的浓厚氛围，成为“20世纪30年代泉州安那其的运动堡垒”[41]。鲁彦曾在黎明高中任教的经历，被看作是他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社会改造的体现。[42]其实，鲁彦在该校任教仅短短一学期，并且他不像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迎来安那其运动短暂的高潮而兴奋，反而是采取远离的态度。“鲁彦在这样一个集团中，并不感到温暖”[43]，他经常离开学校去往在泉州西隅师范学校任教的周贻白处，相携出游，排遣心中苦闷。这与巴金在泉州激发旺盛的创作灵感明显不同。巴金与鲁彦是挚友，但他从未在任何文章中引鲁彦为安那其同志。巴金提及两人的友情曾说道：“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青的心。”[44]与其说鲁彦与巴金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信仰而交好，不如说是作品中追求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令同为“五四”之子的巴金引其为同道。
既然不是因为信仰，是什么驱使其前往泉州？原因很简单，要维持基本的生活。鲁彦家庭负担重，写作和翻译的版税常被无良书商克扣，经济上入不敷出。因为学历偏低，他从事的主要工作多与世界语有关，且主要来自世界语朋友圈的举荐。比如他曾在湖南长沙协均中学、平民大学、湖南第一师范等校任教，其间与章铁民等友人开办世界语班；也曾在北京世界语学校、长沙世界语学校担任世界语教师；因巴金推荐而担任《民钟日报》《文艺杂志》编辑；他应邀到泉州黎明高中任教，是为了教授世界语课程；推荐鲁彦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科作世界语翻译的荆有麟，也是一名世界语者……在鲁彦那里，世界语既是帮助他认识世界的工具，更多时候是谋生工具。由于学识水平有限和贫困潦倒的境遇，“政治家又怕做，革命家觉得可笑”[45]，诸种“主义”思想有他难以企及的高度，也是他无暇顾及的幻境，与无政府主义者来往密切，是出于不同动机的对世界语共同热爱的心情。
1928年，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派与鲁迅、茅盾等人发生激烈的革命文学论战。鲁彦没有参与论争，他遵循“五四”以来绍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传统，将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上，出版《显克微支小说集》《花束》《世界短篇小说集》等译著，他说“正因为他们弱小，受压迫，被损害，他们的灵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因此我愿意做一个采花的仆人”[46]。鲁迅曾解释自己为何翻译爱罗先珂《桃色的云》，“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47]。鲁彦愿做“采花仆人”而鲁迅更愿意激发国人的愤怒呼声，身处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期，鲁彦显然还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动和文学潮流的发展。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鲁迅要将鲁彦排除于乡土作家之外。如果说鲁迅在《头发的故事》（1925）中借N先生讲述中国男性留辫剪辫的故事批评辛亥革命不彻底，强调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必要性，那么鲁彦《美丽的头发》（1926）则通过女性发型变化，嘲讽那些自诩为启蒙者、夸夸其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面临残酷的革命现实反而表现出软弱和妥协的一面。小说中L君夫人从出场时女学生短发式到烫成尖耸夸张的发髻，体现其思想的退化，其中有一段对L君夫人的细致描写：“她很有学问。她接着说了许多达我文的进化论的原理，又举了许多牛克司，克鲁屁特金等等的欧西名人的话来引证。”[48]在《导言》中鲁迅貌似对此一句进行隔空回应：“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49]——以托尔斯泰奉行的无抵抗主义来“抹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核心思想来对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这是对思想界乱象的嘲讽，同时也是批评鲁彦“思想没有归宿，也不想有归宿”[50]的消极态度。
《本期撰稿的几位作家·鲁彦近影》，《文学》1933年第1卷第4期
不过，《导言》却未提到鲁彦这篇《美丽的头发》，非但如此，鲁迅总结乡土文学概念提及鲁彦，有意选入其既不是写乡土生活，也未将农民或乡村小资产阶级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同时，指出鲁彦与“自招为乡土文学”的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鲁迅将自己与鲁彦的创作、许钦文与鲁彦的乡土文学特点区别开来；另一方面，鲁迅写作《导言》的1935年，在左联带领下左翼文学力量不断壮大，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左翼抗战文学开拓了左翼写作的题材和类型。《导言》是总结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小说成就，但鲁迅没有肯定鲁彦作品中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及其追求个体自由和解放的积极意义——这是第一个十年重要的创作主题。鲁迅批评其特定的几篇创作“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抗战局势紧张的当下，不满于社会现实而采取远离政治的消极态度，无疑是不可取的。这隐含他此时推崇的创作态度是表现中国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51]。——即便鲁彦1927年后的创作有所发展和持续深化，限于《导言》的体例安排，这都不在鲁迅的考虑之内。
从一些作品中，可以读出鲁彦思想上的细微变化。《一个危险的人物》（1927）写一位返乡探亲的大学生子平，他言行举止皆与旧式读书人不同，被村民视为异类、扫帚星，叔父为达到霸占家产的目的，在反共声浪中趁机诬陷他是共产党，最后子平被残忍枪杀。鲁彦以作家的良知真实记录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表现他反对威权统治及同情青年左派知识分子的态度。《宴会》（1930）发表于国民党刊物《新生命》，讲述在党部工作的“革命同志”为争夺科长职位几次要求解聘邹金山、掀起“倒邹运动”的故事。这是一篇典型的官场小说，辛辣地讽刺那些号称“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地位的高低的”[52]国民党员，所做的却是反革命的行径。这类作品表明鲁彦已跳出乡土视野，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关注中国的历史剧变。但因为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他始终无法塑造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他就像塑造的人物子平那样，了解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却未能意识到应当团结大众的力量。
鲁彦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几乎没有一年不捆被包，有几次，一年中还捆了三四回”[53]。他四处迁徙，从中国的东南部行至西北和西南各省，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一方面是为了谋生，而颠沛流离的生活又进一步损害他多病的躯体；另一方面，他个性激烈觉得“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54]，只有在流动的空间中方能求得精神上短暂安宁。行走于长期战乱、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在生活的淬炼中，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创作上的缺失。他表示1930—1933年自己三年内几乎中止创作，反复强调“实生活的深入尤为重要”[55]。其间他多次返乡，目睹故乡农村经济凋敝，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后开始构思酝酿《野火》[56]。从长期流浪的生活转为“实生活”的体验，这使鲁彦激动不已，“我见到了太多的社会，我增加了太多的经验了。这就是三年来所得的价值……我将是一个新的人了”[57]。对鲁彦而言，这是一种艰难的思想上的自我提升和改造。
鲁彦人生的最后六年，在抗战大后方度过。长期埋头翻译弱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鲁彦，意识到我们也是被日本侵略者压迫的民族，此时创作的抗战文学也属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结束流浪的生活形态，不再发表译作，积极投身于抗战文化活动。他先后在桂林行营政治部、文化供应社、国际通讯社工作，同时担任文协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其间主持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和“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讨论会，创作了《伤兵旅馆》《炮火下的孩子》《杨连副》等抗战小说，他倾尽心血浇灌的《文艺杂志》成为大后方进步-左翼文学的重镇。
五 “文化战士”与左翼作家之间的距离
鲁彦：《愤怒的乡村》，中兴出版社1948年版
鲁彦在抗战大后方切身感受文化抗战的力量，在“实生活”的深入体验中成长，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先生死是人间训，从此应无第二人！”[58]1944年，鲁彦逝世，大后方对鲁彦的讨论达到高峰。他是抗战文化战线上“优秀的战士”[59]和“中华民族最坚韧的斗士”[60]——几乎各派作家均予以认可。如何盖棺论定，文坛各派又有不同声音。如果说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未见任何安那其主义者在文章中念及于此。以严格的阶级立场而言，鲁彦思想中某些异质性又难以被接纳为左翼作家队伍的一员。尽管他后来的创作体现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情，还写出《野火》这样“跃进”式的作品。但左翼评论家仍认为：“作者没有把时代的巨流底方向指出给读者……有必胜的信念，美好的艺术，激沸的Mood，和狠毒的攻击，才是我们‘战斗阵营’里需要的创作。”[61]桂林文协的悼文说“到得后来，斗争越发残酷，视野既然变得广阔，灵魂也粗暴起来，他那杆笔就更加接近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了”[62]。显然，1944年后的悼念潮将鲁彦认定为勇敢的“战士”和“斗士”是就伟大的文化抗战、文化动员而论的。在左翼作家眼中，鲁彦只是“接近于”解放事业，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战斗型作家。
五六十年代的论述也大体如此。1951年，周立波为《鲁彦选集》写序，充分肯定他的作品对于展现和推动革命的积极意义，但也认为“由于没有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的主流，他未能反映群众的澎湃的，灿烂的一面”[63]。虽然表示了遗憾之情，但鲁彦在抗战胜利前去世，未能参加解放战争却是无力改变的事实。1958年，鲁彦夫人覃英写道：“由于他的生活圈子狭小和他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他的作品不能充分地反映社会矛盾——人民革命斗争的主流。他所描写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也还不够自觉和有力量。”[64]大体沿用周立波的观点。1963年出版的《王鲁彦论》评价鲁彦所走的创作道路，是“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反抗的悲剧”[65]。总之，在左翼内部，鲁彦是被排除出左翼作家队伍的。
这使得后来对鲁彦的评价呈现出“非左即右”的两极。有人认为“并非左翼作家的王鲁彦，其文学上的成就自有不同于左翼作家之处，也有左翼作家难以企及的贡献”[66]。还有未注明出处、不知从何而来的周恩来评论鲁彦是“自由先锋，文化楷模”[67]的说法——在多篇论文中引为官方定论，鲁彦被进一步解读为“其创作实践与左翼文学的主流趋向发生了一些错位”[68]的自由主义作家，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与阶级论疏远，与左翼若即若离”[69]的作家。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尝试解读鲁彦后期的思想变化，但囿于鲁迅划定“乡土派”的理论框架，在讨论的起点就误读了鲁迅的原意。
鲁迅和茅盾两位文坛大将的推介，影响同时代人对鲁彦的认识，后来又成为权威说法，人们长期以来习惯把鲁彦视为学习鲁迅的典范、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这两种看法背离作者原意且是在1928年、1935年分别得出，没有包括鲁彦后期的创作，仅以鲁迅派、乡土派的概念不能完全涵盖。
鲁彦是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受“五四”文学传统滋养的第二代作家，早期创作中对现实愤懑、诅咒和绝望的心情，是“五四”落潮后觉醒的新青年对时代感受的正常心理投射。工读生活虽然改变了他当学徒的命运，但限于学识他未能对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有所思考。鲁迅对鲁彦的影响是终生的，他多部作品有较明显的效法鲁迅之处，如《阿长贼骨头》之于《阿Q正传》、《童年的悲哀》之于《故乡》、《美丽的头发》之于《头发的故事》等，甚至还有同名创作《秋夜》《祝福》等。他不仅在创作上“拟鲁迅”，其峻急激烈的性情也与鲁迅颇多相似之处。但“拟鲁迅”不等于“同鲁迅”，鲁迅思想中反抗绝望的一面在鲁彦的早期作品中难以寻觅。对于社会的“卑劣”“不义”鲁彦愤怒异常，却又无力化解心中的郁愤，以至于四处流浪、生活无着，从不满遂至绝望“于当世种种社会主义，亦无所左右”[70]，一度走向消极和虚无。学习和翻译世界语文学对他的影响也是终生的，他以译者身份步入文坛，当时的文学史提及鲁彦多将“世界语学者”[71]、“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家”[72]这一身份置于其作家身份之前。至1937年7月1日发表最后一篇译作《七个人中间的那一个》，其翻译活动达十五年之久。直到1940年代，他还“对世界语有特殊的兴趣，碰见年轻人，总是介绍这种语文，鼓励人家学习”[73]。此时，他仍坚信学习世界语是促进青年成长进步的重要工具。
小 结
所以，综而观之，鲁彦不是参与社会改造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死忠鲁迅的门徒，更不是一蹴而就“跃进”的左翼作家。由于起点低，他的自我提升与改造经历了极其艰难的、缓步行进的过程。他的命运得以改变受益于新文化运动促生的世界语热潮，于是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新兴的革命文学，而固守“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他的作品因此蕴含热烈丰富的情感、富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又因为大量阅读、翻译弱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使他自觉将描写对象聚焦于农村和城市社会的底层弱者，并深受其中的抗争精神影响，当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进一步激化，他自然而然地同情左翼革命，走向反对独裁统治、追求全民族解放的一方。这是一个出身贫寒、历尽磨难的高小学生的自我修炼，事实上，在去世前，贫病交迫的鲁彦已开始购买和阅读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莫斯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等书籍了。[74]
黄艺红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541006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3期）
注 释
[1]《北京工读互助团消息：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7卷第2期。
[2]《北京工读互助团消息：工读互助团简章》，《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7卷第2期。
[3]《北京工读互助团特别启事》，《星期评论》1920年2月15日第37号。
[4]傅彬然：《忆鲁彦》，《抗战文艺》1945年3月第10卷第1期。
[5]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团员多为在校生，故对于“读”没有详细计划，主要鼓励团员到大学选修和旁听课程（北大予以免费），有时也请支持工读教育的知名人士来授课。该团对于“工”和“互助”则有明确规定，主要是“工”的时间（四至六个小时）、种类、营收及分配方法（即团员的衣食住）等。
[6]施存统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新生活”试验的失败原因既有“经济的压迫、能力底薄弱”，团员之间“感情不融洽”也是实情。见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1920年5月1日第48期。
[7]先是第一、二组开会决议解散，第三组（女子组）开办较晚，在勉强维持几个月后也销声匿迹。第四组停止活动三个月后刊登启事宣布“因赊账太多遂致停闭”。见《工读互助团第四组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月7日第780期。
[8]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
[9]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
[10]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1920年5月1日第48期。
[11]“（王鲁彦）在北京生活非常艰苦，全靠自己劳动，经济上没有人支持他。”顾芝英：《忆鲁彦和爱罗先珂》，《鲁迅研究月刊》1986年第9期。
[12]鲁彦：《全世界庆祝的今年——世界语产生四十周年纪念》，《民铎杂志》1927年10月1日第9卷第2期。
[13]邓军：《制造“希望”：1920年代中等生的世界语想象》，《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
[14]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北京书局1933年版，第79页。
[15]顾芝英：《忆鲁彦和爱罗先珂》，《鲁迅研究月刊》1986年第9期。
[16]鲁彦：《敏捷的译者》，《莽原》1925年6月20日第8期。
[17]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提出世界语主义，“在中立语言的基础上消泯了人类间的墙，而养成人们看待同类如兄弟一般的习惯”，即人人皆为人类之一员。见吕蕴儒编《世界语论文集》，民智书局1925年版。
[18]据1905年在法国世界语大会通过的《世界语主义宣言书》，世界语主义主张“中立”，“有世界语学子以他种观念目的连结于世界语主义者（如无政府党或政党之采用世界语等）纯系个人之事与世界语主义不涉”。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主义两种思想相混淆的乱象。《世界语主义宣言书》，《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4日第16期。
[19]周贻白：《悼鲁彦》，《文章》1946年3月1日第1卷第2期。
[20]《北京工读互助团消息：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7卷第2期。
[21]鲁彦：《全世界庆祝的今年——世界语产生四十周年纪念》，《民铎杂志》1927年10月1日第9卷第2期。
[2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0页。
[23]谢秀琼：《无政府主义与王鲁彦的早期创作》，《宁波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4]徐沫：《世界语新论》，新知书店1936年版，第15页。
[25]这是周氏兄弟1909年出版《域外小说集》所开启的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传统，目的是传达弱小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之声，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意志。
[26]鲁彦1920年代出版的作品集有《柚子》《黄金》，世界语译著则有《犹太小说集》《给海兰的童话》《显克微支小说集》《花束》《世界短篇小说集》《失了影子的人》《苦海》等。
[27]唐俟：《渡河与引路》，《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5期。
[28]鲁彦在北大旁听时受周氏兄弟影响颇深。周氏兄弟致力于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也倡导世界语。鲁彦由世界语转译的《显克微支小说集》前两篇就由周作人亲自校阅，还为他提供英译本进行对读。
[29]这是苏雪林的评价：“作品感伤灰色的气氛极为浓厚，但其善于描写乡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心理与生活，则使他天然成为鲁迅高足了。”见苏雪林《王鲁彦与许钦文》，《现代》1934年9月1日第5卷第5期。同此说还有：“老牌作家王鲁彦，他是文学研究社的中坚分子，受了鲁迅先生作风的最大影响，善于描写乡村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心理与生活，则使其天然成为鲁迅先生的高足了。”见林建七《王鲁彦》，《实报半月刊》1936年11月16日第2卷第3期。
[30]鲁彦：《活在人类的心里》，《中流》1936年11月5日第1卷第5期。
[31]鲁彦：《敏捷的译者》，《莽原》1925年6月20日第8期。
[32]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351页。
[33]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441页。
[34]苏雪林：《王鲁彦与许钦文》，《现代》1934年9月1日第5卷第5期。
[35]《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自然影响后来文学史的“乡土派”阐释以及对王鲁彦的评价。王瑶强调“当时一般都认为他是受鲁迅影响”，可见这是普遍认可的常识。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94页。
[3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第10页。
[37]见龙眼《王鲁彦命名由来》，《世界晨报》1937年7月17日；紫带《王鲁彦从政得名》，《京报》1941年6月15日。赵聪的《新文学作家列传》一书也采用此说法。
[38]见天行《鲁彦忆往录》，《茶话》1946年9月5日第4期。相近表述还有：“有许多人疑心鲁彦是鲁迅的兄弟，其实这是种误传，却由于他们同是有名的作家和浙江人的缘故。”见霞珍《鲁彦为贫所累》，《霞涛》1946年7月25日第20期。
[39]蒲：《关于乡土文学》，《文学》1936年2月1日第6卷第2号。
[40]到目前为止，似仅有一位学者注意到鲁迅将鲁彦部分作品排除于“乡土文学”之外，提出应当从全面完整和严格的意义上去定义乡土文学概念。见胡凌芝《王鲁彦与乡土文学》，《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41]辜也平：《泉州民众运动中的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2]张全之将现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划分为信仰型和局部吸收型两类，鲁彦因为曾到黎明高中任教，被归为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信仰型作家。见张全之《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作家》，《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
[43]原文是：“那时候的泉州黎明中学，可以说是人材荟萃。知名者如陈范予、杨人榄、丽尼、张庚、吕骥，都在那里当过教员。同时巴金因那方面的朋友最多，也赶来作了一时期的客人。其初期的创作小说如灭亡、新生之类，好像便是在泉州完成的。但是鲁彦在这样一个集团中，并不曾感到温暖，反之，他却时常离开自己的学校，悄悄地跑到我住的地方来。”见周贻白《悼鲁彦》，《文章》1946年3月1日第1卷第2期。“那方面”即指安那其主义，其中说巴金在泉州写作完成《灭亡》《新生》不确，但巴金在泉州的经历及安那其主义同志们的战斗热情，是他创作《雨》《电》《雷》《春天里的秋天》等作品的重要素材和灵感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将鲁彦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文常引用此注，却对“但是鲁彦在这样一个集团中，并不感到温暖”一句略而不谈。
[44]巴金：《写给鲁彦兄》，《中韩文化》1946年1月1日第1卷第2期。
[45]王鲁彦：《你还活着》，《西京日报》1933年4月13日。
[46]波加次奇：《世界短篇小说集》，鲁彦译，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2页。
[47]鲁迅：《杂忆》，《莽原》1925年6月19日第9期。
[48]鲁彦：《美丽的头发》（续），《晨报副刊》1926年3月6日。
[49]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第10页。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19350423致萧军、萧红》等文也有相似表述。
[50]王鲁彦：《你还活着》，《西京日报》1933年4月13日。
[51]鲁迅：《〈生死场〉序》，见萧红《生死场》，奴隶社1935年版，第1页。
[52]鲁彦：《宴会》，《新生命》1930年5月1日年第3卷第5期。
[53]鲁彦：《西行杂记》，《申报》1934年3月20日。
[54]王鲁彦：《秋雨的诉苦》，《柚子 王鲁彦小说集》，北新书局1927年版，第36页。
[55]原文为“我常常觉得创作是件难事，要写得好必须有相当的艺术的修养，而实生活的深入尤为重要。看看自己的年纪，估量着过去的生活，虽说也见到了不少的世事，尝过了许多人间的滋味，但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宜于创作”。王鲁彦：《自序》，《屋顶下》，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2页。
[56]小说以傅家桥农民受地主和地方政权的压榨为背景，描写华生组织农民反抗遭到残酷镇压的故事，表现农村阶级斗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野火》出版后获得文艺界好评，被认为是鲁彦创作的跃进。见覃英《后记》，鲁彦：《愤怒的乡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276页。
[57]鲁彦：《船中日记》，《东方杂志》1933年2月16日第30卷第4期。
[58]《悼王鲁彦》，《东南日报》1945年4月14日。
[59]凤家：《关于鲁彦的死》，《扫荡报（昆明）》1944年9月19日。
[60]江燕：《悼王鲁彦先生》，《联合周报》1944年9月9日第2卷第3期。
[61]张天明：《鲁彦的〈野火〉》，《华侨文阵》1944年8月1日第4期。
[62]邵荃麟是文协桂林分会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工作的负责人，这篇悼文的执笔者应是邵荃麟，可看出左翼阵营对鲁彦的评价。转引自桂林文协同人《悼鲁彦先生》，曾华鹏、蒋明玳编《王鲁彦研究资料》，第57页。
[63]周立波：《〈鲁彦选集〉序》，曾华鹏、蒋明玳编：《王鲁彦研究资料》，第158页。
[64]覃英：《〈鲁彦散文集〉前记》，曾华鹏、蒋明玳编：《王鲁彦研究资料》，第162页。
[65]范伯群、曾华鹏：《王鲁彦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66]王嘉良：《序》，周春英：《王鲁彦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67]周春英：《王鲁彦评传》，扉页。
[68]周银银：《王鲁彦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探析》，《常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69]孟祥佳：《若即若离——王鲁彦创作与左翼文学关系考论》，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70]周贻白：《悼鲁彦》，《文章》1946年3月1日第1卷第2期。
[71]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441页。
[72]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09页。
[73]见湘渠《鲁彦琐记》，曾华鹏、蒋明玳编《王鲁彦研究资料》，第85页。
[74]艾芜：《关于鲁彦的回忆琐记》，《周报》1945年11月17日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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