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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应先明了学人研究的古今之变及其背后“儒林”与“文苑”的升降问题。当人们习惯性地说出“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之类的话语时，习焉不察的是这类言语里的“文学”并非中国固有的“文学子游子夏”中的“文献博学”之义。这便是鲁迅所说的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1]。因此，“中国文学源远流长”这一叙述与其说是一种常识，毋宁说是西方“文学”概念认识装置的产物，秦汉之人作诗、写文章时，并不会将自己的创作视为当下通行语义的“文学”。
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声势的激荡，唐宋以来“儒林”与“文苑”的文化秩序发生了翻转。自古以来，《史记》《汉书》均为“儒林”设传。南朝范晔创史书编纂体例之新，于《后汉书》首开“文苑传”，历代沿袭，影响深远。唐代前后，“儒林”多指经生，“文苑”中也颇多通经或被称为儒者之人，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尚不严格区分“儒林”和“文苑”的界限，北宋文臣编《新唐书》时将通经儒家和诗赋之士分门别类，出现“儒林”“文苑”分流的书写模式，这一现象映射的是道学与文学的分流，即北宋开启的“周程欧苏”之裂。[2]“儒林”重义理与考据，近于道；“文苑”擅辞章，流于术。从等级秩序上看，“儒林”优于“文苑”，近世文人更重儒林传，胜过文苑传，死后愿入“儒林”，而非“文苑”。古之儒林传的书写即具学人研究的样态，而文苑传则有作家研究的雏形。
至20世纪中国，旧道统衰微，特别是民国成立，王权不在，“道”无所附，经学地位一落千丈；与之相对，来自域外的“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力量受到了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推崇。1908年，鲁迅《摩罗诗力说》受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影响，将“诗人”视为塑造世人精神的“英雄”，并指出：天才诗人的心声具有“撄人心”之力，足以打破平和，感动国民，“故而心声之有无决定国家之存亡”[3]。新文化运动后，鲁迅在清末时期超前的新“文学”观渐成流行观念，知识界普遍信任“文学”在外部来说有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功能，在内部来看有革新精神、重塑人格的可能。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将其表述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4]。1932年10月，斯大林在高尔基家中会见了苏联文学界的重要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提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口号。[5]1930年代以降，随着左翼文学力量的壮大，俄苏文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观念在“十七年”时期深入人心。
托马斯·卡莱尔
较之旧学，在20世纪中国，学人研究与作家研究孰重孰轻的问题出现颠倒。简言之，“民元”以降的百余年里，学界对作家研究的重视程度远超学人研究。哪怕是二三流作家，有关他们的研究资料也有人成规模地整理，反之，各学科一流学人除了纪念性文集与简要的学术评传之外，自觉将代表性学人纳入研究领域的并不多见。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和精神，学人是最重要的对象，但讨论20世纪中国，作家的比重会明显提升。黄宗羲、全祖望等明末清初士人是通过撰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来因应易代之际的“天崩地解”及心灵危机，而非重写宋元明文学史来抒怀。古来关乎治乱兴衰、世道人心的学人研究在经学解体之后让位于新兴的“文学”研究。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仿佛可以抵达人类精神的奥秘，返观学人研究似乎只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无关宏旨的“死学问”的延长线。
诚然，1990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受到重视，清末民国学人研究颇有成绩，对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等先贤的个案分析蔚然成风。但既有的学人研究偏重于史学家、哲学家，存在一种不易察觉的惯性——依据研究对象学术成就的高低来判断研究价值的大小，似乎成绩不显著者，不配作为研究对象。此类基于成果本身回溯生产者的思路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所谓“学人研究”就变成了“学术大师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人，如果其学术成就越高越值得重视的话，那么通观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会被降格；平心而论，严格按照学术水准衡量，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代表性成果能不能挤进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最前列，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学科内的戏台里喝彩不过是“自嗨”，在学问层面要获得其他学科的广泛认可，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朱总司令讲话
有鉴于此，需要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特殊性，不能拘囿于“学术大师研究”的路径，要有更广阔的学术史视野。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有它的特殊性，不仅不是不值得做、没什么可做，反而大有可为。当不唯著作论时，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是20世纪中国其他人文学科少有的、可以关联到当代中国人文学道统问题的领域。这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性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或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到1949年不过30年的历史，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获得了从三千年文学史中独立出来的资格，并快速成长为堪与三千年古代文学学科并驾齐驱的新学科。朱德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辞说：
三十年来新的文学艺术吸引了大群的青年走上进步和革命的道路，不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者牺牲在革命斗争中。人民革命斗争得到了胜利，新的文学艺术也得到了胜利，今天的大会，就是这个胜利的表现。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这样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6]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中国新文艺得以学科化有赖于它被认定为凝聚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相关课程的建设承担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似的思想政治功能。中国第一份由中央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一、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二、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7]。1949年以后大量新文学家走向了新中国文教事业的领导岗位。王富仁表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是与这种文化权力的支持分不开。”[8]
1950年代到1980年代，文教事业领导者队伍和中国新文学传统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或是新文学的创作者，或为其阐释者，至少也是新文学的爱好者。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一并不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中，中国现代文学学人有着格外特殊的社会位置。当今的人已经很难理解茅盾、周扬、夏衍等文教事业的领导者们为何会特别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著作的写作，文学史的结论不仅关乎一份荣誉，更是安身立命的寄托。现代文学之于他们而言，既是著书立说，也是以身作史。1977年，高校恢复现代文学史课程需要先把“两个口号”论争等症结问题搞清楚。重新评价1930年代文艺的背后又关联着周扬的复出。业内有一种识见——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源自所谓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将学科衰落归罪于学院派的考证、史料研究的琐屑化。盯着具体研究方式为学科兴衰号脉容易舍本逐末。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享有的实际上是某种“超学科”待遇，但随着周扬等数十年来持续关心现代文学史书写的这些文化老人、文教官员们陆续退出舞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光环的消散也难脱历史的宿命。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与古典时代的经学相提并论，在道统承担方面，古之儒林传或可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具备一定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古今之变和学科内外就勾连起来了。尽管学科情态已然时过境迁，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特别是对第一代、第二代的讨论离不开学科的历史特性。
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
前面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视野问题，后面是对学人研究的方法或曰方法论层面的反思。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人，首要的难题是相关文献资料的贫瘠。相较于作家研究资料的丰富，当把学人作为对象、想进行历史化的有深度的个案研究时，往往材料不足。一般来说，大多学人不似胡适那样具备自觉留存个人史料的意识，更不擅长自我历史化。目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资料保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学者私人的日记、书信颇具资料价值，但总体上相当分散，私藏各处，不易查用，也不够完备，至于档案、内部文书更是可遇不可求，全凭机缘。听闻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入藏了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历史资料，令人期待。就中国现代文学馆分别于2023年11月、2024年5月开设的“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与“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观之，即可在展品中获取关键史料的突破，如前者展出的严家炎所记会议记录，为理解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成书提供了新的一手资料；后者在并不起眼位置的一张照片，恰恰能为考证1954年暑假期间在北大召开的“综合大学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提供最直观的人员名单。此类“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学科史资料，竟在无意间的观展中寻获。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资料建设的滞后。
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
在客观层面的资料建设不足、使用不便之外，同行在写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方面的文章时或许在主观上也并不重视资料的运用。就人文学科言之，既有学人研究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纪念史学”，即来自友人和后辈的悼念与缅怀。这类文章确实也能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思考，但或模糊笼统，或偏于主观，多零散，时为急就章；且基本上是聚焦个体，常有顾此失彼、不计整体的偏颇。此外，通行的学人研究多是对研究对象所著学术作品的内容归纳概括，然后就予以评价。这其实是去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学人的真正用心之处和写作的前前后后被忽视掉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也难免这样的倾向。
有鉴于此，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首先需要语境化的处理，不是断片式的，而是充分对象化的、细致的；注重贯通，谨慎归纳。与学术著作读后感或学人接触印象记相比，语境化的学人研究要将其置于政治变迁、社会变动、教育体制变化等视野中，经过不断逼近历史现场的努力，去接近学人著述的历史情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一大难题是把握作者的心情。通过文学作品抵达作家心灵以及写作时的历史情态相对容易，但经由学术著述抵达学人心灵和写作的历史情境却是困难的。学人的内心和情志常常是隐晦的，是压抑在纸背的。它的表达不是形象性的，需要费心琢磨。
学人研究不能简化地等同于学人著作研究，应倡导对活在制度里的学人展开研究，讨论其背后整体的知识网脉络与生产性机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方面，对其学术生产语境认知的薄弱严重制约着我们对海外汉学家及其著述的理解。例如研究竹内好，只读其个别著作，缺乏对昭和前期的战时状态、汉学环境以及战后日本思想界动态、教育体制变革的把握，连管中窥豹可能都难以做好。深透的学人研究当是对学人所处思想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否则容易流为对学人观点普及介绍的导览图。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需要群像式的观测视角，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做法。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人研究宜注重系统性，从而立体化地呈现。学科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往往是学人群体合力的结果。学人研究不能搞“赢者通吃”那一套，把光环加诸一人是不符合学术史实际的。能够提出新观点、引领风气潮流的学人固然重要，但新观点如何在其他地方被接受、风气潮流怎样开散漫延也不能忽视。何况彼此之间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情形。既要研究走在潮头的学人，也不能忽视那些以后世之眼来看“开”学科史“倒车”的。把共生之相深描清晰才可更好地理解当事人各自的表达。
目前文学史研究有“地方路径”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也不妨有去中心化的尝试，不能仅对北京、上海的学人感兴趣，也不能只把目光盯到部分功成名就、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个别学人身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相当部分的学人各有专长，各擅胜场，或许算不得学术巨擘，却也是一时的名家，即便部分只是普通学者，但终其半生，在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孜孜以求，凡是刻苦钻研、认真治学的学人都值得被铭记。2023年，我为“王景山专题”写主持人语时曾有感而发：“王景山并非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头面人物，但一个学科的长足发展绝非单单依靠寥寥的数位宗师的带动，更需要一大批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为构建良性学科生态殚精竭虑的素心人。”[9]自1950年代，全国各地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人曾经为这个学科尽心尽力者代不乏人，本不该在退休后数年即遭学术史的遗忘，仅以学术著述的成就论英雄，会忽视那些学科史上的事功。或许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有一些淡泊名利、静心思索、默默付出的现代文学学人，知名度仅限于那个校园或那个地区，却教会了后辈们生而为人的精神自由和超越功利主义的散淡持守。他们浸润般影响过一批又一批接受现代文学教育的学子，完成一份生命的承担与心灵的传承。
最后，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不能做成“表彰大会”，应该是反思性的。泛泛而谈的反思很容易，在外部浅尝辄止亦有话可说。深入的反思是以通晓为前提的，需要更为精细的思考，有着大于前辈学人的阅读体量，对具体话题的材料掌握得更加充分，才能看出前人精妙的寸心与得失之所在。绕在对象外面的评判，无论毁誉，皆是无力的，也是无聊的。
学者的学术著作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治学的一生，甘苦荣辱，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身为学人如何安身立命，不妨在前辈学人的生命里获得开示或警醒。他们有的是个体的教训，有的是一代人的困境，中肯的评价只有拉开历史时段才可做得出。一时的热闹和风头无两在时间长河之中终如梦幻泡影，如何治学又为何治学值得认真思考和诚心选择。就此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不只是为学科做史，更是为自己寻路。将学人研究作为独立的学术范畴，它指向的在客观的知识之外，还有一份精神遗产存焉，那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共同体一员的荣光和尊严所在，可用以抵抗世俗诱惑、摆脱精神内耗。百年之后回头再看，虽不奢求进入儒林传而垂青史，但也可避免成为《儒林外史》中的荒唐人。
宋声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086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2期）
注 释
[1]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2]陈维：《“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
[3]崔文东：《青年鲁迅·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论》，《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4]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5]科·捷林斯基：《在高尔基家中的一次会见》，芝恩摘译，《苏联文学联刊》1992年第2期；弗·乌斯片斯基：《斯大林与高尔基》，陆昭徽译，《俄罗斯文艺》1994年第3期。
[6]《朱总司令讲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页。
[7]《“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版，第1页。
[8]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9]宋声泉：《主持人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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