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 《伦敦传》 ，译林出版社2016年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城市传记书写需要在“世界—中国”“传统—现代”“城—人”的框架下加以审视。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视域下，城市传记书写是出版行为下“世界史热”的在地化呈现，也是文学书写全球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践。城市传记书写中的空间以各种形式被反复拓写，其意义在记忆的交叠术中不断增殖，具有典型的现代性意义。城市传记书写的“重述”性质是全球范围内“改写”浪潮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解构经典与再建意义，其精神指针最终仍指向了人本身。
关 键 词
城市传记 全球本土化 记忆 经典重构
在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并峙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城市转向”已成必然。作为城市文学的一个分支，城市传记在对城市前世今生的全貌式重返中切近其现代性本质：城市不只意味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景观和市民生活，或是人被挤压和异化后的现代生存状态，更是一个混杂、动态和开放的过程体，它既是现代生活混乱与危险的制造者，同时也是传统、历史与文化的维系者。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门类，城市传记在真实与虚构的两极间来回摇摆，其虚实难辨的斑驳底色折射出审美形态的新变：在整体性的视野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史热潮，马伯庸小说、网络文学“老白文”的风靡，以及《翦商》《漫长的余生》等作品的畅销，共同昭示着当下历史兼及文学、博古而又通今的书写倾向。
可以说，当前的城市传记书写与出版热潮是世界潮流、审美转型与社会演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召唤着我们在“世界—中国”“传统—现代”“城—人”的框架下加以审视。在对这三重意义的追索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城市传记引领着我们进入现代性的地图和世界书写的谱系，反思城市文学的可能与局限。
一 定制世界图景：作为出版现象的“城市传记热”
2021年5月，一场“如何书写伟大城市”的对谈活动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在主持人何平的引导下，刚出版新作《北京传》的邱华栋与《南京传》的作者叶兆言展开了南北对话。在谈及写作这两部城市传记的初衷时，两位作者都坦言来自出版社的邀约，并受到了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伦敦传》的启发。叶兆言屡次在回忆时提及，《南京传》的写作源于2017年时译林出版社原社长、老友顾爱斌的邀约，询问他能否为南京写一部《伦敦传》那样的城市传记，叶兆言对此不置可否，表示“要是我写，起码不会比这本书差”[1]。同年，邱华栋在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闲谈时提及了自己正在读《伦敦传》，开玩笑地说“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2]。出版社顺势向作者发出定制邀约，最终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推出了这两部重磅作品。
2015年5月21日，“《北京传》对话《南京传》——如何书写伟大的城市”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
两人的写作机缘看似巧合，实则极为典型地代表了当前国内城市传记的现状。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各类城市传记已近百种，绝大多数来自出版社的约稿定制，相较于写作者自主产生灵感与构思的自然写作，这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出版行为。这其中既有相对分散的零星定制，即出版社为传主城市选定合适的立传人，发出邀请，单独推出，如上文所提的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邱华栋《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也有蒋蓝《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和范小青《家在古城》（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也有以系列丛书推行的规模运作，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起推出有关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城市的“广西城市传记丛书”，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涉及9个城市“都市地理小丛书”，201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城市家园读本·寻城记”，等等。
邱华栋：《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
作为一种由出版主导的书写现象，这股“城市传记热”同时受到市场与政策两股力量的推动。首先，城市传记在文类上可以被归为当前热门的“非虚构写作”阵营，在题材上又与当下文坛如火如荼的各类地域性写作密切相关，再加上其与长盛不衰的城市文学、城市史之间也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可谓是撞上了各类风口的幸运儿。随着《南京传》《北京传》等作品佳绩迭出，出版业很快嗅到了商机，乐于促成这类自带“流量”的专题写作，最为典型地体现在了其对作者的选择之上。作为一个“定制产品”，城市传记往往先有传主，后有立传人。那么，谁有资格来为一座城市立传、为读者书写他们心中“最熟悉的陌生人”？什么样的写作者能够引起最广泛读者的共鸣、赢得市场的信服？在这个问题上，知名作家往往是出版方的第一选择。城市传记往往古今通联，从开埠开始，写到今日的摩登城市，新旧对比、史地结合，这种“介乎文史之间”的质地本身召唤的既可以是历史学者，也可以是文学创作者。从专业领域的意见来看，作者史学背景的分量似乎更为重要。《广州传》的策划者、责任编辑汪泉曾在采访中表示，他在遴选作者之时即拟定了四条标准：“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成熟作家，有经典的代表作”“史学家，有史学著作出版”“六十岁左右，具备了相应的人生感受和经历”。[3]其中他尤其强调“史学家”的背景，指出“《广州传》是非虚构类作品”，“纯文学写作者不符合这一标准”。何平比较了叶兆言与张新奇同年问世的《南京传》，提出“既然是‘传’，是否都应该由历史学家担当此任？或者换一个角度看，也就不是一个问题，可以有历史的城市传记，也可以有文学的城市传记。前者可以不需要文学加持，后者则需要浸淫历史，然后以文学者出”。他指出，“叶兆言在‘南京’这个领域被广泛认可，既是因为他的文学书写，更是因为他对南京城市史的研究”[4]。
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
然而，市场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计划显然更青睐知名作家来为城市立传，比如目前最受瞩目的城市传记邱华栋《北京传》、叶兆言《南京传》、范小青《家在古城》等，作者均为全国知名作家，刚进入“定制写作”流程中的《上海传》《扬州传》也分别选择了小白和朱婧两位新生代作家，试图以年轻一代的视角来吸引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可见，尽管在城市传记作者的选择上，文或史的倾向各有千秋，但在商业出版的逻辑上，出自知名作家之手的城市传记确实自带光环、更受关注。这不仅与作者本身的知名度、小说家言的可读性有关，还需要考虑这些城市传记本身与作者此前创作的以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遥相呼应，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比如范小青《家在古城》与其以小巷、苏州为背景的各类小说，又比如叶兆言《南京传》与其以秦淮、民国南京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互文本是指“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5]，由此产生“堪借照焉”的“邻壁之光”[6]。但当其取材于本人所创造的文本时，这种“自我互文”或是“同题异构”就能产生出类似于多声部的混响效果：当读者能在有关平江路状元府的叙述中勾连起《裤裆巷风流记》对“纱帽厅”的描写，在南京城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汪伪政府、重庆和日军“三方并立”的离奇景象中联想起《很久以前》中女学生春兰、欣慰的故事，作者的两副笔墨便能跨越时空、彼此对读，其所能产生的阅读空间与情感涟漪也溢出了单个作品本身。
其次，从“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一些丛书直接由各级作协、文联牵头主导，服务于国家各类大政方针，可谓是以项目方式来推进的“出版工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传记系列丛书”，通过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等九个城市立传，推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文化认同。又如国际出版项目“丝路百城传”，所立传的城市“从长安到罗马”“从杭州湾到地中海”，串联起一条纸上的“丝绸之路”，旨在“为‘一带一路’立言，为传播中华文化、弘扬共同价值立意，为新时代立功”[7]，目前已出版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意大利、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的各类城市传记60余种。在官方力量的助推之下，各种出版、发行和传播资源迅速向这类项目倾斜，形成了一道专业化、大规模的书写景观，亦能达成一些零星出版无法企及的效果，如青少年阅读推广或跨文化交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传记系列丛书”首部推出的城市传记，《广州传》全书60万字，两年后，该书在删改了书中的引文、考古部分和学术性较强的内容后推出了体量减半的简明版《广州传》，以更好地推广阅读，尤其是向少年儿童普及广州人文历史。“丝路百城传”不仅出版国际城市传记，展开国际组稿，又致力于把中国的城市传记推出海外，同时建立国际出版合作机制。比如，中方出版社通过外交方式促成了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总统分别为《丝路百城传·哈萨克斯坦卷》与《撒马尔罕传：历史与现代》作序，通过一个国际出版项目来串起丝路百城间的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但从整体上看，也正是由于官方政策的强烈引导，这些“出版工程”所定制的城市传记普遍有着强烈而急迫的“求全”和“拔高”意愿。一方面是策划之初就大多力求“填补城市空白”，一套丛书往往先确定一片特定区域为书写对象，然后为范围所及的城市一一立传，以期达成“地毯式”覆盖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普遍过高地评价了城市化或现代化进程，也就难以写出城市的个性。毫无疑问，这些“工程式”的丛书已成了一种文化干预，城市传记被批量化地机械复制，进而导致“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8]。
2021年4月13日，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与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陈德海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中国外文局和中国—东盟中心共同启动“丝路百城传”东盟出版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城市传记通过何种形式定制而来，在前期策划与准备过程中都与《伦敦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该书出自英国传记学家、小说家和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于2000年首次推出即受到了广泛好评，被媒体充分肯定为“倘若伦敦能够给自己选一位传记作家，它肯定会选彼得·阿克罗伊德”[9]。也许是想要延续其在英语世界名利双收的辉煌，不少出版社将这部作品视为城市传记的写作范本，在发出定制邀请时分发给各位作者，颇有“请君参考”的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伦敦传》可谓国内当前这波“城市传记热”当之无愧的老前辈，其地位堪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于先锋文学。但正如马尔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横空出场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信号弹，其背后是第三世界文学的集体崛起，《伦敦传》的引领作用也并非孤例，其本身就是“世界史热”的一个环节，也是世界范围内重写城市浪潮的一个样本。近年来，“甲骨文”“汗青堂”“好望角”等一系列出版品牌专攻各类世界史的本土译介，其中，城市传记也趁着非虚构阅读热的东风而被重点关注，仅译林出版社一家就开发了包括《伦敦传》《芝加哥规划》《巴黎城建史》等在内的“译林·城市故事”，包括《威尼斯故事》《西西里故事》《佛罗伦萨故事》《罗马城故事》在内的“意大利四部曲”，以及包括《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等在内的“方尖碑书系”等整套丛书。除了眼下这一股潮流，更早一批的“洋前辈”也持续散发着影响力。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的《耶路撒冷三千年》讲述了耶路撒冷如何在宗教、政治和族群的拉扯下由一个地方城市走向全球的历程，这本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诞生于全球局势风云变幻之际，一经推出便获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推荐，直至今日仍活跃在海内外图书市场，并在各类有声书、读书频道中热度不减。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一本以城市传记形式写就的个人自传，在以“呼愁”所串联起的城市灵魂中书写了文明之间的交错与冲突，也是其“伊斯坦布尔文学地图”的重要板块。该书于2006年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引进国内，也随着经久不衰的“帕慕克热”而长期居于世界文学青年的必读清单上。可以说，当前的“城市传记热”源于整体性的世界城市史书写浪潮，经过多年的酝酿，在市场与政策的双管齐下中迎来了爆发，这不仅是当下文坛的一种文化现象，更需要在“世界—中国”的框架下加以重新审视。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何佩桦译，《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张倩红 、马丹静 译：《耶路撒冷三千年》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视域下，眼下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传记可以被视作“世界史热”的在地化呈现，也是文学书写全球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指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吸收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同时，总是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全球化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过程，是全球与地方相互渗透的过程。[10]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曾将其运用到对世界文学类型的讨论，认为“全球本土化”的文学有两种形式，“作家可以以全球读者为对象，描写本土的题材，也可以从外而内地强调某个运动或浪潮，把本土表现为全球交流的缩影”，他认为前者的代表作家就是帕慕克，因为其“观念和文学风格都是彻底国际化的，但是他选择的素材又是绝对本土的”[11]。尽管达姆罗什所评价的是作为小说家的帕慕克，但这一标准也适用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在内的各类城市传记书写。一方面，城市的历史即为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又总是与现代化、全球化如影随形，所以，城市传记的世界气魄与整体视野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不少作者都追问到了城市之于世界的意义，如邱华栋《北京传》在“未来之城”一章中写到了北京的“世界城市之梦”，什么是世界城市？北京在其中是什么位置？王旭烽《杭州传：住在天堂》则从一个大海湾、一片沼泽地里的古越人写到了作为世界“窗口”的新杭州，孔见《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黄国钦《潮州传》等都将作品的结尾停留在了对城市与世界关系的思考，等等。而且，几乎所有立传者都充分挖掘了城市发展中的现代化元素，并试图以动态的“过程式”来进行现代化叙事。另一方面，城市传记的落脚点最终在具体的一城一地之上，立传者又需要对普遍写法与共同问题进行校准调整，以本土特色内容来编织自身文化的意义之网。比如，作为一种“前结构”的《伦敦传》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写作者的构思版图之中，有的对其进行了借鉴转化，如蒋蓝的《成都传》在按时间顺序描绘了成都城的前世今生后，在全书最后缀补了一章“成都风物记”，从木芙蓉、凤凰山的演变史讲到成都的乌鸦、桐花凤，从蜀地银杏的逸事写到了大熊猫的历史，这一部分无疑是受《伦敦传》引入大量风物细节、气味感觉等非传统史传因素的影响，试图将磅礴大气的城市历史演义与细致入微的生活场景并举。有的则将伦敦与自己所传对象对照比较并做出取舍，叶曙明认为：“《伦敦传》确实给了我一定的启发，但它是不可模仿的”，“广州更加像一条平波缓进的宽阔河流，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以自己独有方式，平稳前进”[12]。所以，当前的国内城市传记书写起于一种类型化的世界文学潮流，但绝不是也不该是被裹挟前行的简单“汉化”。无论创作是出于定制还是自发，无论采用自述体还是历史体，无论其如何评价城市与现代化的进程，无论创作主体的情感与声音是显还是隐，这类写作的最终落脚点之一应为如何处理世界与本土之间关系。此间的模仿与调适、对话与冲突能否构成作品兼具普适意义与地方症候的特殊肌理，能否最终达成具有本土化意味的世界性叙事，也就成了评价其高低得失的最终尺度。
二 记忆的交叠术：空间与时间的现代性追问
城市是一个流动的复杂空间，而传记则是有关时间的艺术。城市传记既是对城市空间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对城市历史的空间性呈现。而且，相较于从史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发展、嬗变及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史，城市传记往往以变形的方式来处理时间与空间：时间向度上的过去、现代和未来是纵横交错的，空间意义上的边界、建筑和地标也是不断生成和叠加的，人与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融为一体且遥相呼应，具有典型的现代性意义。
城市传记中的历史是通过记忆呈现的，记忆赋予了城市的过去一种特殊的历史魅力，把最美好、辉煌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召唤着散落在城市四处人们的集体记忆。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记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上……在某些时刻、某些街道上你会看到难以混淆的、罕见的甚至是辉煌的事物。”[13]这些街巷、窗格、楼梯提醒着城市的前世今生，为深陷层层约束之网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有关过去的“乌托邦”，我们在记忆中再现、修剪和美化它们，通过建构“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14]来确信生命中不只有当下、瞬间和碎片化，还有另一种看似遥远却也切近的整一性可能。
对于北京和南京这一类具有特殊意义的古都而言，城市传记召唤的是民族记忆。邱华栋《北京传》主章以朝代更替的历史演进为序，副章则辅以介绍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建筑、规划等，这般时间与空间交织、历史与人文荟萃的气魄显示出作者以北京辐射中国的企图。叶兆言《南京传》从211年孙权迁治秣陵演绎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金陵古城一路历经东吴霸业、六朝金粉、南唐偏安、明清隆替、民国风云，以南京城的跌宕起伏折射出民族命运的沧桑巨变。对广州和苏州这一类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名城而言，城市传记叩响的则是市民记忆。叶曙明《广州传》有意放弃了王朝兴替、风云变幻的“大历史”，从平民视角谱写广州两千多年来在城坊地理、习俗节庆、休闲娱乐、文化宗教等处凸显的市井生活。范小青《家在古城》则从自己童年居住过的民国建筑街区“同德里”出发，通过重访旧地故人来展现城市面貌的更迭，并呈现古城保护背后的苏式生活逻辑。无论是民族沧桑还是市井生活，这类《耶路撒冷三千年》式的写作诉诸的是与所谓“历史”相关的集体记忆，如扬·阿斯曼所说，“记忆，使人类得以升华在集体和团体中，而生活在集体和团体中又令我们能够建造记忆。这种记忆和归属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如哈布瓦赫所说，是一种自我规划或‘自动生成’的事情，它也是一种政治基础或政治组织”[15]。城市传记铭刻了市民、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印痕，以一座城的命运串联起一群人的共同感受，为他们提供了重构文化身份的有效记忆，也赋予了从历史延续而来的当下的合法性。
叶曙明：《广州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
还有一些城市传记将个人记忆内置于集体记忆的框架，或通过个人经历来串联时代演进，或借镜个人视域来解说城市历史，虽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城市历史的全貌，却往往能准确地诠释出城市精神并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这不仅因为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以个体生命为起点，集体的文化记忆总是隐现在个人的书写中，对个体经历的回顾也往往在无意识中渗透着群体的困惑和思考，而且究其原因，“个体记忆只有定位于集体记忆当中，并与其他的个体记忆发生交流时才是有生命的记忆；而私人记忆也必须置身于某个已形成共识的公开场域，将自身与其他思想联系起来，才能被激活、被理解，从而对建构个体的身份认同发生作用”[16]。这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式的写法诉诸的是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缝隙处。比如，叶辛《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是“丝路百城传”首部推出的城市传记，却也是其中最具个人化色彩的一部。除了开篇用于点题的两篇小文勾连了上海与丝绸之路的缘分，《上海传》的主体部分从叶辛本人的双重身份出发——上海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知青是他最为重要的文化底色。叶辛有意回避了一些惯常的上海符号，如石库门、弄堂，又如酒吧、摩天大楼，而是写出了一代知青眼中的上海变迁：那些彭浦车站欢送知青的场景、千辛万苦探亲的故事以及他们1966年以后的经历等。在全国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上海占了整整120万人，是全国到农村去人数最多的城市，“这一代人的离开上海和回归上海，成了20世纪上海历史上一个凝重的印记”[17]。又如近年来的杭州传记有多个版本，王旭烽的《杭州传：住在天堂》是“丝路百城传”系列丛书的一员，张国云的《杭州传》来自杭州市文联文艺精品工程的扶持项目，这两个版本都属于典型的“集体记忆型”传记：两者的立意正如王旭烽版的“本书简介”所概括的，“以史家之笔钩沉城市往昔，亦以诗意之笔凝神其间人物；既写家国疼痛打在这座城市身上的烙印，更写国家振兴对这座城市的激励和鞭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另一版“非典型性”杭州传记却吸引了更多读者的注意，作者吴晓波是曾以《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而大热的著名财经作家，虽非专治文史，但其于2022年推出的《人间杭州：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在销量与口碑上都远超前两个版本。吴晓波笔下的杭州也从5000多年前良渚文明的诞生延伸到当下善贾者的复活，但正如其全书副标题“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与结语标题“一座只与‘活着’有关的城市”所揭示的，作者的重心在于挖掘杭州的城市性格与文化基因，因为“城市的历史各有曲折和迷人之处，它本质上是一个情感和欲望的容器”。这部“私人的杭州传”通过个人的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来复活城市的记忆，进而与共同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万千个体紧密相连，产生了文化共鸣。
叶辛：《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新星出版社，2018年
同样采用个人化视角来呈现城市的还有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新世纪初，受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先声“作家电影”启发，CCTV-1《见证》栏目开创性地提出“作家纪录片”的概念，邀请刘心武、张贤亮、李杭育、孙甘露、阿成、何立伟、李宽定等十位作家来讲述城市，用个人化的视角来展现北京、银川、杭州、武汉、上海、哈尔滨、长沙、贵阳、大连、成都十座城市的故事。这部十七集的纪录片可谓是以影像化方式和个人化色彩打造的城市传记，叙述者用一己的经历阐释城市的变迁，个人史串联起了社会史，成长史又与城市史遥相呼应。几乎所有叙述者都是从儿时所熟悉的一方天地来开启对城市的认知，而这方天地也随着成长的脚步而逐渐拓展，进而形成个人的城市地图。刘心武的北京从四合院、钟鼓楼拓展到隆福寺、剧院，这是他学习、工作和写作生涯的地理轨迹，也记录了他一路求学从文的精神历程；邓刚的大连从有轨列车所驶向的大海开始，从挖海碰子来补贴生活到“七五年精神号”上无疾而终的情愫，他的青年时代勾连起了这个城市的“闯关东”和殖民的历史；李宽定的贵阳则从“邮电大楼”出发，作为曾经的贵阳地标，它见证了县城青年们进城的历史时刻，也记录下了城市化的变迁脚步。这种个人化的传记将城市经验和观察内蕴于写作者的内心深处，将曲折隐微的个人生命史与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进程同构，与诉诸整一性民族、国家和历史的写法共同构成了城市传记书写中的双声复调。如果说前者是城市主题歌曲中风靡一时的“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七子之歌》），“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东方之珠》），那么后者则是如今广为传唱的“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成都》），“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北京，北京》）。
2003年，CCTV-1《见证》栏目开创性地提出了“作家纪录片”的概念，拍摄十七集纪录片《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导演韦大军邀请刘心武、张贤亮、李杭育、、阿成、何立伟、李宽定、邓刚等十位著名作家展示了他们眼中的北京、银川、杭州、哈尔滨、长沙、贵阳、大连等十座城市
城市的记忆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被建构的，有关城市的记忆并不随着时间而简单叠加，而是在空间的投射中不断被塑形；空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客观物，其内涵在记忆的层累中持续地生成。城市既是场所（site），也是进程（process），且始终处于正在进行时。于是，城市传记书写中的空间以各种形式被反复拓写，其意义在记忆的交叠术中不断增殖。其一，在近年来的城市传记书写中，不少城市反复被立传，形成了“一城多传”的奇特景观，如南京、北京、昆明、苏州、杭州等城市都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多个版本的传记，甚至还有同一个作者对同一个城市的多次书写，如于坚曾在2000年出版《老昆明：金马碧鸡》，也许是对前著不甚满意，又或许是想做出新的尝试，15年后他又推出《昆明记：我的故乡，我的城市》。其二，记忆随着空间的拓展而不断延伸，空间通过其符号的不断附加而实现了社会文化内涵的层累，并与历史中的前身构成对话关系，即《伦敦传》中所谓“在遥远的过去就已经为今天的马路铺垫方向”。大部分城市传记都关注到了城市的天际线，它既是地理的，也是建筑的，其不断延伸拓展象征着时代的更迭、文化的变迁与权力的转移。邱华栋《北京传》以代表北京建筑高度的“中国尊”为序章，“‘中国尊’上的瞭望，瞭望到的是北京四面八方的城市天际线”[18]，在这一现代景观的描述中将视线撤回到北京城从西周初年开始的建城史。范小青《家在古城》的古城保护主题也从城市的天际线开始，姑苏城内的建筑被限制了高度，蓬勃发展的新城则不断再创新高，“于是，沿着城市的天际线，我们回到了老家”[19]，随着城市天际线从新城到古城的骤降，千年姑苏的新旧融合问题在眼前展开。李鲁平《武汉传》随书附赠了一张超长的武汉天际线全景图，其前景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远景则是以数字标注的武汉地理坐标的高度，读者在巨幅彩页的展开中获得了新与旧、人文与地理的对照与震撼。其三，越来越多的城市传记开始运用包括图片、地图、采访实录、史料、地方志、诗文、政策、档案等在内的各类材料，这些被视作“非虚构”文类特征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写作的真实性，让读者产生“到过那里”的临场感，也构成了对作者叙述本身的另一重和声。其中，不少城市传记尤其偏好使用老照片，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也促成了城市空间进一步在时间中被铭刻，因为“两种道路与流传的两种模式和记忆媒介相联系：直接的冥忆，在图像的基础或者图像的毗连中起作用，以及间接的传统，即建立在文本的连续性上的传统”[20]。老照片唤起了读者对这些熟稔空间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引领着他们越过作者所构建的意义关联，寻回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由此，城市传记通过流动的空间串联起了作者与读者、过去与当下，并获得了重返与再造历史场景的双重意味。
范小青：《家在古城》，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
城市空间以各种形式被反复拓写，其意义在记忆的交叠术中不断增殖，使得城市传记成了一种现代性的隐喻。维达尔（Gore Vidal）曾以一种羊皮纸（palimpsest）作为自己的回忆录名字：先前的内容被部分刮去，后来的书写叠加在上面，一层覆一层。多年后，哈桑（Ihab Hassan）也曾以这样的羊皮纸为喻，指出“后现代性”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后现代是在历史的羊皮纸上，在原有的现代性上所进行的延续和新生。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现代性，每一次书写都是一种重写：原先的烙印没有被完全刮去，新的痕迹又在堆垒其上，构成了一种无尽的交叠。城市传记在历时性的回望和在场性的亲历中频频切换、彼此对话，达成了对时间与空间的重新占有，在对过去和当下的来回解读中，书写与阅读均带有了典型的现代性意义。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说：“当‘历史’这个词意味着以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或书写方式来研究过去的话，专业人士可能拥有‘历史’。然而，专业人士并非拥有过去，在历史现实的全方位视野之下，把过去和现在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这个方面，他们没有专属权。事实上，以‘现代’模式进行写作的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似乎可以更合理地使用此专属权”[21]。比如大部分城市传记都面临着城市“几乎一样，但又有些不同”的“混杂性”（Hybrid），并对此五味杂陈、进退维谷：一方面，现代城市的丰富性与便捷性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存质量，人们对当下的生活感到舒适与满足；另一方面，与城市化同频共振的全球化带来了标准化与普遍性，人们担忧城市的面目愈发相似，怀恋旧日光景与地方特色。现代化的新城面貌与被保护的历史街区构成了对峙与角力的关系，混杂之处也就成了现代性力量和民族身份博弈的试验场，其所引发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促使着人们重回记忆碎片与空间符号中寻找精神家园，从而催生了以怀旧为表象的城市传记书写。从整体上看，这一图景并非城市传记的专利，它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之日就已悄然而至，不断弥漫在有关城市的各类描摹之中，只是由于城市传记对城市进程宏观勾勒的客观要求而被空前强化，其背后是对人类不断被规训乃至标准化的困境的忧虑，也是对重拾自由、个性与主体的渴望。所以，城市传记是在空间与时间的纠葛中所呈现的“传统—现代”之问，指向的是城市由混杂现代性所触发的认同危机，它追问的是人在这个“无土时代”中有无诗意栖居的可能，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又该如何被重建，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经之痛，也是有关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斯芬克斯之谜。
三 重述的品格：意义重构中的“人与城”
当前的城市传记热潮是一种通过集体出版行为来实现世界性书写潮流本土化实践的文化现象。无论是世界性文学思潮的一种类型化呈现，出版行业以定制的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助推，还是诉诸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现代性书写，其特殊的初衷与质地均令人联想起新世纪初名动一时的“重述神话”书系。
2005年，大型国际图书出版项目“重述神话”书系正式启动，该项目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Canongate Books）发起，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韩等在内的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共同参与，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自行选择一个神话进行重述。其中，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的《神话简史》、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珀涅罗珀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的《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尹》等多部作品已被翻译引入国内，而多位大陆作家的参与使得这个项目引发了国内的普遍关注，包括融合“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故事的叶兆言《后羿》、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为底本的苏童《碧奴》、以“白蛇传”为灵感来源的李锐与蒋韵合著《人间》以及重构藏族格萨尔王史诗的阿来《格萨尔王》。
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Canongate Books）发起大型国际出版项目”重述神话“，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自行选择一个本民族的神话进行重述
有趣的是，这一项目本名为The Myths，直译是“神话”，但正是由于旗帜鲜明的重述、重构性质，国内从一开始就将其译为“重述神话”。“重述”意味着“再创造”。神话何以需要重述？世界各地都不缺乏经典流传的神话传说，但时代所需要的是通过解构经典、原型再现的方式来阐释当前的社会文化图景。城市又何以需要以传记的方式被重述？在规模庞大、花样迭出的各类城市叙写中，世界呼唤的是在“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历史”之间的文史互证，以期重新审视和拥抱历史、现在与未来。
城市传记的本土书写渊源主要来自地方志传统，这其中既包括官方或民间编修的各类地理志、综合性志书，也包括曾经盛极一时的地记、图经，一些研究也指出，地记中的神话和传说为后来的笔记小说提供了基础，诸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等作品用灵动的文字描述城市，记述市民日常生活，也应被视作对方志这类历史书写的文学补充[22]。行至今日，其与西方的城市史研究产生了交集，后者发端于“二战”后，在20世纪的多次转向中首先经历的即为“传记转向”，主张在延续城市编年史的基础上，以更综合、更广泛和更长时段的方式来审视、理解某一城市的发展。[23]如今，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几经更迭的中国乃至世界，一种集体性的反思浪潮席卷而来，城市应当从历史、地理还是文化上被定义？城市在人类的文化、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人与城市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等等。
在本质上，无论是重述神话还是重述城市，都可被视作全球范围内“改写”浪潮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解构经典与再建意义，即在接受与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创新，从而使熟悉的对象不断衍生出新的生命力。在对神话的演绎中，兴于20世纪末的西方“新神话主义”借用奇幻的表现手法对神话素材进行再创作，打造出《指环王》《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系列等现代文化消费产品，而从鲁迅“故事新编”系列到王小波《红拂夜奔》《万寿寺》等的书写脉络则是通过“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24]的方式，个性化地展开对历史、现实与人生的看法。在不断更新的城市叙事中，科幻小说通过打造“未来之城”“末日之城”“赛博朋克”来思考科技变革所引发的技术、伦理与人性挑战，而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到大卫·华莱士的身体隐喻，文学中的“城市病”书写则关注生态与人文危机、精神与物质失衡的现代人类困境。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反复解构、不断重释的改写行为首先直接源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浪潮所引发的“无边的解构”，但在更为广阔的哲学层面上，“改写热”又与个体寻求生命价值、人类追问终极意义的原始本能有关。无论形式如何，对神话、城市进行反复叙述的这一现象本身就弥漫着现代性的焦虑：人类一遍遍地求证自身来源和当下环境，所求的始终是自我的确定性与安全感，以重估自我与他者、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神话、城市或其他都不过是文学反思现代性和文化寻根的载体，“改写”的精神指针最终仍指向了人本身。
“方尖碑”全家福。202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方尖碑系列”，迄今已累计出版各类城市史、文化史和国别史作品近三十种
尽管在“改写热”的意义上，“重述神话”系列与城市传记热潮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类比，但从中外作家的演绎来看，双方所呈现的文学品格与文化精神却是千差万别。在“重述神话”系列中，中国矩阵派出的均为当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作家，苏童、叶兆言、李锐、蒋韵、阿来所组成的明星阵容使得这个项目从一开始便备受瞩目，但其结果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作品不仅大多在作家的整体创作序列中并不突出，在口碑与影响上也难以与《重量》《珀涅罗珀记》等外国重述文本相抗衡。相比于后者对性别问题与身份认同、个体价值与生存困境、环境危机与生态保护的关注，以及对神话、文学、宗教乃至科技的反思，中国作家们的书写大多只有“复述”，而没有“重述”，其关注点始终在传说之上，而未能产生新的审美气象。傅元峰在将《碧奴》《后羿》《人间》与金仁顺《春香》对读后指出，“在神话的严肃性和自然主义的叙事本能之间，‘神话重述’的移位，并没有赋予故事原型以‘传奇’品质，而是向具有充分历史与政治等社会功利内容的神话靠得更近”。他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当代文学未曾终结的文学寻根景观。文化寻根和先锋试验的双重挫折，使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作家群体和在这种氛围中诞生的一代新人，都无法担负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探索和呈现使命，造成了当代文学持续的美学品格的低靡”[25]。谭佳则从神话批评的角度提出了批评，“包括神话在内的传统元素一旦进入当下，就是能借之洞察历史意识的深层途径，成功的神话重述和资源转化必然能够引起对历史和文化本性的反思甚至批判。对照衡量，中国的这轮神话重述缺乏时代感和生命力，也必然限制了神话批评的功能”[26]。
“只有复述，没有重述”指向的是作品在介入现实问题、重估时代精神上的能力不足，也是在探赜终极问题、重审人类境况上的长期缺位。而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了城市传记书写的中外图景中。如果说中国作家在“重述神话”系列中与作为本体的神话贴得太近，无法打开有效的反思空间。那么，“重述城市”中普遍出现的问题则是这类书写与作为整体概念的“城市”距离太近，而难以抵达作为“北京”“福州”“天津”们的具体城市本身。不少写作者在动笔之前已充分意识到了“一城一历史，一城一写法”的必要性，但剥开地方风貌与特定历史的外壳，许多作品的内核是高度相似的，即从一个城市的过去写到当下或未来，感怀其历史、赞叹其变化，并将城市化的进程等同于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写作思路适用于一些特定城市，比如老亨与叶曙明两个版本的《深圳传》都牢牢抓住了深圳这座城市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前者在封面上赫然标注“一部深圳史，就是一部成长史”，后者则将副标题拟为“未来的世界之城”，毫无疑问，深圳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缩影，为深圳立传即是为高速发展的中国乃至世界立传。但对于大部分中国城市，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漫长历史流变的城市而言，城市的历史远不止该城现代化的历史，也不等同于所遭遇历史事件的“串烧”总和，城市的个性并不能在风土人情的堆砌中产生，也不能与地方文化直接画上等号。只有充分理解所谓“城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复杂性，才能写出“北京”“福州”“天津”们的特殊性。比如叶兆言《南京传》从秣陵前的一株小树苗写起，直至1949年“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日子，宣告结束”，没有将笔触延伸到当下，整部作品也几乎没有虚构的细节，甚至有意放弃了他所熟悉的金陵风物、民国往事，因为他意识到“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经历过南京这样的跌宕起伏，屈辱与荣光如此频繁地交替着；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南京这样清晰地展现中国历史的沧桑”[27]。南京的特殊性即在于其与中国历史的纠葛，记传南京即是为以南京为基点的中国立传。
蒋蓝：《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只有复述，没有重述”的思路也阻碍了城市传记向文化乃至文明、中国乃至世界更深处开拓，其症结就在于写作者对总体史观的执迷。作为城市文学的一部分，城市传记大多未能继承其日益多元辩证的书写路径，比如“物欲”的一体两面，即在肯定城市人物质追求的同时也揭示物质化生存对人本身的规训作用；又比如“城市病”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体现，即生态环境的恶化及人的个性丧失。一方面，不少写作者始终持线性的单一历史观，将城市的古今演变理解为线性的、基于单一无缝隙的时代精神的历史进程，得出了城市随着朝代更替、日月流转而“一代胜过一代”的结论，忽略了历史发展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本身就是反历史的。另一方面，城市、历史、人乃至现代性都被建立在了同一性的总体逻辑之上，而忽略了其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事实上，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今天，它们不仅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演绎中，呈现出多重的声音和视角，甚至可以被反思、挑战和瓦解。
在这一点上，史学视角的更新提供了破除当下迷局的可能性。科林·琼斯（Colin Jones）的《巴黎传》在一长串的巴黎史中令人眼前一亮，该书在整体上遵循传统的历史时间顺序，但同时也有意在细节处跳出章节框架，频频穿梭在地理、历史和时空的交叉错乱之中，颠覆了长久以来以宏观的社会史方法把握总体性历史发展趋势的史传方法。在他的笔下，作为法兰西缩影的巴黎不再是铁板一块，甚至于“巴黎”本身就是可以被质疑乃至消解的。受先锋作家乔治·珀雷克（Georges Perec）“微观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琼斯将巴黎定义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非常宽泛的概念”，认为“并没有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也“没有典型的巴黎人存在”，所以，正如其序言标题所言，这是“一篇难以尽数的巴黎史”，因为“穷尽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穷尽一座城市”[28]。于是，在《巴黎传》的扉页上，琼斯摘录了包括本雅明《拱廊计划》，拉图尔和埃尔芒《巴黎，看不见的城市》，罗兰·巴特《恋人絮语》分别对巴尔扎克在《高老头》结尾处“好，现在咱们来较量一番吧”的借用，一个复数的、矛盾的、流动的巴黎跃然纸上，而这也许才接近本质的巴黎。
[英]科林·琼斯, 董小川译，《巴黎传》，译林出版社 ，2021年
这种微观史学方法给城市传记的书写注入了活力，通过聚焦个别的、局部的、具体的事实来试图打破整一性的叙述，呈现出更为立体、复杂且变动不居的城市图景。作为一种对抗宏观史学方法的微观史学兴于1970年代，是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也是“针对关于大的社会群体和长期的、渐进的社会转型研究的一次反抗”[29]。这种创新的史学范式已随着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王笛《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等作品的声名大噪而为大众所熟悉，也与当前的城市传记书写擦出了别样的火花。蒋蓝在写出《成都传》后曾邀请王笛阅读评价，王笛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其特质，称《成都传》是“全面的传记”，“书写得生动活泼，政治一笔带过，对人物、史迹、风物却尽情的描述，几乎就是成都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30]。这种犀利的观察恰是源于与其自身研究的对照，王笛的研究意在通过茶馆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来进入成都，乃至中国城市史研究这个更宏大的语境，反思都市大众文化、中国城市下层民众和精英等议题，并不属于文类意义上的城市传记。但将二者对举比较便可以发现，《成都传》的“活泼”“全面”虽非史学研究意图达成的效果，但也能在另一个侧面使历史学家“颇觉汗颜”，《茶馆》等意图阐释的是公共空间乃至政治问题，但其“以小见大”“自下而上”的方法也能给城市传记以启发。此外，微观史学也特别强调从以事件、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向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转变，认为“人”是城市的主体，“人的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的终极目的。这种观点与当前的城市传记书写不谋而合，都反对过于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认为书写不能是“没有人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作为典范的《伦敦传》开门见山，做出了表率：“无论我们把伦敦看作刚睡醒的年轻人，一派神清气爽，还是悲叹他那畸形巨怪的境况，我们都必须把它看作一具人体，自有其生命和成长法则，那么这就是他的传记。”[31]这种“城与人同构”的写法引起了国内城市传记的共鸣，孔见《海南岛传》尤其注重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描写与评述，通过对苏轼、白玉蟾、丘濬、海瑞等的人格风度来映射海南的文化精神；叶兆言《南京传》用闲话家常的口语化叙述方式来叙写金陵沧桑，这种有意为之的“说书人”腔调是为了与南京闲散朴实的“大萝卜”式城市性格相匹配；邱华栋《北京传》在开篇和结尾处强调，“一座城就像是一个人，也是慢慢生长起来的，城市是一个生命体”，“人创造了城市，城市为人服务，城市本身也是第一个生命体，在不断生长”[32]。写作者们意识到，城与人不但是相伴相随的，更是相生相长的，换言之，城与人彼此塑形、互为生命，城的性格即人的性格。所以，苏州的传记能否写出“糯”的城市特性，武汉的传记是否能传达热腾腾的世俗味道，天津的传记可否体现华洋杂处、南北交融的人文风格，才是评判其高低得失的最终标准。对于城市而言，人本身便是其中的一道景观，从“城—人”结构重新出发的城市勘探方有可能抵达“苏州性”“武汉性”“天津性”等城市性深处。
王笛：《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2024年，被称为“1949之后的‘南京传’”的《璩家花园》出版，叶兆言以小说的形式“想看看南京这棵‘秣陵的小树苗’在新的时代旋律里，将生长出怎样的风景”。同年，邱华栋推出历史小说《空城纪》，在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六座西域古城的穿梭间书写民族志，“用看似虚构的故事去创造更立体的历史”，“为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33]写作者在非虚构与虚构的两副笔墨间来回穿梭，促使他们对历史与记忆、真实与虚构之辩展开了新的思考：一方面，历史未及处，即虚构展开时；另一方面，历史与虚构彼此角力，它们相互辩证、质疑甚至彼此瓦解，而这本身也许就可以成为叙事的一种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城市传记还是历史小说，都是写作者对叙述文体的相应探索，历史与当下、真实与虚构、城市与乡土的裂隙处意义丛生，召唤着写作者周而复始的缝合冲动。城市传记是文学反思现代性和文化寻根的载体，它在时间的流变与空间的挪移中寻求个人与世界的联结点，并重构自我与民族的文化身份，如鲍德里亚所说，“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34]。在对城市传记书写的考察中，我们也许可以期待一种在微观与宏观、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不断切换的书写可能，打破对抽象“城市化”“现代化”“历史”“中国”的局部演绎，探寻出城市、个体乃至民族在历史／当下之间的位置及其之于中国／世界的意义。
臧晴
苏州大学文学院
21512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2期）
注 释
[1]叶兆言、何映宇：《叶兆言：南京人立〈南京传〉》，《新民周刊》2019年第33期。
[2]邱华栋：《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版，第529页。
[3]《假如城市变成人，广州会是什么样？》，《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10月16日。
[4]何平：《城市传记何以可能？——以叶兆言〈南京传〉为例》,《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
[5]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6]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7]《城市传记，开辟新时代城市传播新路径》，《中华读书报》2023年11月1日。
[8]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9]《名利场》杂志评论，转引自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媒体评论”页，翁海贞、杜冬、何泳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10]Robertson R,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1992, p.173.
[11]大卫·达姆罗什：《如何阅读世界文学》第二版，陈广琛、秦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0、231、237页。
[12]朱蓉婷：《叶曙明：写一部活的历史，为广州立传》，《南方都市报》2020年6月7日。
[13]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4]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
[15]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94页。
[16]赵静蓉：《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对记忆危机的本土化再思考》，《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2期。
[17]叶辛：《上海在我心中（序）》，《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18]邱华栋：《北京传》，第20页。
[19]范小青：《家在古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8页。
[20]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页。
[21]海登·怀特：《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22]芦坚强：《城市传记：城市记忆书写的表意实践》，《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3]陈恒：《关于城市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24]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25]傅元峰：《传说重述与当代小说叙事危机》，《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26]谭佳：《神话批评的张力与限度：以国际重述神话现象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2期。
[27]《叶兆言秦淮河畔谈〈南京传〉：以南京为基点读懂中国史》，中国新闻网，2019年11月29日。
[28]科林·琼斯：《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董小川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5～19页。
[29]周兵：《显微镜下放大历史：微观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
[30]转引自王笛“名家推荐”页，蒋蓝《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31]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翁海贞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2]邱华栋：《北京传》，第2、511页。
[33]邱华栋：《空城纪》，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682～683页。
[34]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