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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两种误区：一是褊狭化，二是浮泛化。褊狭化是指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浮泛化是指浮躁与粗浅倾向。文学史料研究要体现出文学性，如果过度追求向周边拓展，容易滑向“没有文学的文学史料研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能脱离作品，作家作品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是其根基。文学史料研究还应该重视人文性，聚焦文学和人的生命进程与情感历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文学性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过度形式化的，它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人文化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应该是深挖内部与拓展周边的有机结合：应当以文学为本，在聚焦中拓展跨学科研究；应当重视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整体思维中考察各种文学关系；应当通过史料挖掘与鉴别，对文学评论进行必要的清理与反思，以历史思维还原当代文学发展的动态轨迹。
关 键 词
中国当代文学 文学史料 文学性 跨学科研究
21世纪以来，“历史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有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当代文学没有确定的时间下限，依然处于正在进行的状态。因此，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其实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化”也可以理解为从文学评论转向文学史研究的过程。文学评论有很强的动态性，研究对象不稳定，不断有新作家、新作品、新现象涌现，评论主体往往处于跟踪状态。评论家对新生文学事物的及时评价，从大量的文学新作中激浊扬清，可以引导文学健康发展，同时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初步筛选，勾勒出文学史草图。文学评论更强调个性化，评论家可以自由发表个人见解，不同评论家针对相同对象的评价可能会有巨大的差异。比较而言，文学史家与研究对象必须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坐标中衡量研究对象的文学品质与历史地位，寻找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其文学史判断必须有凭有据。也就是说，文学史研究更加强调客观性，其结论应是经得起检验的文学共识。值得重视的是，近年学术界出现了对过度“历史化”或“史料学转向”的质疑，担心这种倾向脱离了文学现实，淡化了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与主体性。本文在分析并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现存误区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进路及可能性。文献史料不仅是研究的基础，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机遇，会影响当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整体的发展走势。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
一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误区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两种误区：一是褊狭化，二是浮泛化。从表面上看，褊狭化与浮泛化是彼此相反的两种极端现象。事实上，两者在根源、逻辑上有不少相通之处。
褊狭化具体表现为史料搜集与研究的视野狭窄、方法单一。其一，在史料类型上往往聚焦于作品研究资料，对作家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不够深入、系统。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经典名作，但不少著名作家早年或晚年创作的史料爬梳工作却少人问津。从文体角度来看，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史料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诗歌、散文领域也还有一些孜孜矻矻的史料耕耘者，而文学评论、报告文学、戏剧等文体的史料研究亟待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普遍以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等文体中的一种，对其他文体较少涉猎。在这种学术生态中，研究者在面对兼擅多种文体的作家时难免捉襟见肘。譬如，在大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汪曾祺、张承志、张炜、史铁生、韩少功、叶兆言等作家通常因其小说创作而被专门论述，遗憾的是，这些作家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被一笔带过。还应该注意的是，不少作家被贴上各种标签，譬如“知青作家”“先锋派”“新生代”等，这些标签也经常被转化成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内在线索，其结果是作家被归入某个群体，个体性被淡化乃至被改写。在各种条条框框的切割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就缺乏一种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观照，本身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作家容易被简化成概念化、符号化的单面人。在先入之见的影响下，研究者在搜集史料时常直奔主题，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很难不被滤除。
《文艺报》试刊发刊词
其二，在史料形态上，研究者从集中关注公开发表于纸质媒介上的文字材料向日益重视数据库材料转变，轻忽未刊印材料、油印材料、图片与影像材料、网络原生资源。以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纸质材料为例，21世纪以来随着报纸的衰落，报纸副刊史料在当代文学史料版图中的位置日益边缘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中来源于报纸副刊的引文数量大幅度下降。当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成为人文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尺时，那些没有进入“核心期刊”行列的边缘期刊已经很难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年不少年轻学者逐渐形成了“数据库依赖症”。我跟一些研究生交流，好几位坦承读本科时没进过图书馆的书库，当任课老师布置阅读任务时，他们都是从数据库找材料，写论文的参考文献也都来自中国知网、读秀、超星等大型数据库。数据库确实为文献的检索和获取带来很大便利，通过检索关键词“一键到达”的便利使得阅读变得越来越功利。跟一些研究生讨论资料阅读问题时，他们承认只读包含了“关键词”的段落。从事学术研究，除了了解跟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材料，还得掌握跟研究对象间接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这样研究才能有深度。譬如，一篇研究当代文学“城市书写”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中提到的都是标题中包含“城市书写”的成果，而标题中包含“市民文学”“城市想象”“都市景观”“城市题材”等字眼的成果大都被忽略。电子检索快速、高效、准确，但视野狭窄，而且检索结果纷繁芜杂，学术质量良莠不齐。真正重要的成果往往被遗漏，获取的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材料。日积月累，“数据库依赖症”会导致研究主体难以形成开阔的眼界，对学术质量缺乏必要的敏感，过度追求速度与效率，产出的成果量大而平庸。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直奔主题的研究很容易被替代。
《文艺报》编内部刊物《文艺情况》
其三，“小题小做”的风气加剧了史料的碎片化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校普遍要求博士研究生发表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论文，年轻学者则面临“非升即走”的考核。因此，大多数博士生和年轻学者早早锁定了专攻领域，速成的个案研究成为常规性选择。小题目容易操作，相关材料的数量也少，但这也容易造成后遗症，“博士”成了“窄士”。研究者过早确定研究的集中点，收集材料的范围刻意缩小，尽量排除和选题不直接相关的史料，这使得研究者对史料的选择、整理和运用都呈现出碎片化倾向。这种路数容易越走越窄，必然限制研究者后续的发展空间。一些做“作家论”的博士学位论文，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较为深入，但对同时代其他重要作家则较为隔膜，甚至张冠李戴，这样就不太可能将研究对象置放于更开阔的时代背景中，通过点面结合的比较分析来考察研究对象的特色和局限。还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只研究某位重要作家某一个阶段的创作，对这位作家其他阶段的创作基本不涉及，对选题范围外的材料所知甚少，引文中除了作品和创作谈，其他史料难得一见。由于基础不够扎实，视野不够开阔，这类成果很难有独到的学术发现。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不应该被低估，但这类研究要做得深入，提出独到见解，陈寅恪的治学原则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认为治学既要尽可能扩充领域，又要取材详备：“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2]
浮泛化是指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浮躁与粗浅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向文化研究转型的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文学边缘化的潮流中，研究主体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改变文学研究向内收缩的态势，重建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精神联系；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学科交叉拓展学术空间，力图取得新的学术突破。跨学科研究要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不仅要拓展学术视野，革新研究方法，还要在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和扎实的推进。当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大都在学科边界地带选取突破口，关注以前经常被忽略的学术问题。这些研究对象之所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是在过往的文化语境中，其学术意义长期被低估；二是有较大的学术难度，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三是被划定为“界外”话题，遭到搁置。这些领域的史料发掘大都比较薄弱，研究者在史料准备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开展跨学科研究，其意义在于先行先试，为后来者探路，也因其对学术创新的探索而受到关注。
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兵马先行，粮草滞后”的学术实践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类研究表现出“大胆假设”的勇气，却缺乏“小心求证”的严谨。具体而言，其不足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先有学术构想，然后去搜集相应的史料。这种研究方式很容易陷入先验论的思维模式，在论证时忽略反面证据，地基不牢，结论摇摇欲坠。譬如以“60后”“70后”“80后”划分文学代际的研究思路，论证过程中往往陷入“同代人异曲同工，异代人分道扬镳”的逻辑框架。二是史料残缺不全，证据链断裂。研究者以论带史，通过概念演绎和主观推理来弥补史料的缺口，甚至以移花接木的手段寻找文学事物之间若隐若现的关联性，用“脑补”的方式弥合史料的缺口，其论证多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譬如，近年出现的一些研究当代文学读者问题的成果，依据的往往是报刊上零星的读者来信和并不可靠的问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自然缺乏说服力。还有一些研究当代作家阅读史的成果，依据作家只言片语的回忆文字，就断定某位作家创作某部作品跟他阅读了某位大师的名作密切相关。三是过度使用抽样分析的方法，以个别性的例证支撑普遍性的判断，把偶然现象放大成广泛存在的文学常态。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宏观把握的不少论文中，所举例证寥寥可数，而且往往局限于小说创作领域，以偏概全，散文、诗歌、话剧成了被习惯性忽略的文体。正如严耕望所言：“寻找历史真相，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尤不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有某件事的存在。”[3]一些当代文学研究者追新求异，特别重视发掘文学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元素、新形式，因而容易忽略此前文学场域中出现的雏形及其变体，甚至故意忽略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先行者，人为抬高研究对象的创新价值。鲍里斯·格罗伊斯在《论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价值交换》一书中，这样理解“新”和“时尚”的逻辑：“它们同时对站在身份认同的现代乌托邦和差异性的后现代乌托邦的对立面。新远比差异有价值，它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社会性的意义，而且乐意成为它那个时代的真理。通过文化记忆的机制，新宣称自己应为了能够进入未来而受到保存。”[4]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以“新”为名的时鲜事物无法进入文化记忆。对曾经被贴上“新”的标签的文学作品进行再评价，以文化记忆的尺度进行更严格的筛选，这正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价值所在。
鲍里斯·格罗伊斯：《论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价值交换》，潘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褊狭化与浮泛化现象的加剧，跟媒介环境的改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随着网络媒介的快速扩张，人们在面对不断膨胀的信息时无所适从。当算法捕捉到一个用户的趣味，就会以个性化推送的形式反复推送有同样立场或观点的信息，这使得用户会误以为别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进而强化用户的偏见。为了推进学术“反腐”，高校这些年普遍使用查重技术，学位论文和科研项目结项成果都必须过查重关。“查重”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不应回避的是，“查重”也有负面影响，正在对学术研究造成潜在的伤害。例如，我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在结项时需要提交成果的“查重”报告，检测结果认为我疑似抄袭了一篇学术报道。有趣的是，这篇报道转述了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也就是“自己抄袭了自己”。面对“查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放弃了史料研究方面的选题，因为这方面的成果大都需要反复引用史料，导致重复率居高不下。每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为了“降重”，博士生们挖空心思。“降重”最好的办法就是删除大段引文，一则引文低于十个字是不算重复的，结果是不少引文意义不完整，论述也很难有说服力。一篇废话连篇的论文有可能轻松地通过“查重”关，而一篇有根有据、扎扎实实的论文很可能被“查重”技术挡在门外，并被贴上“不合格”的标签。“查重”的本意是促进学术原创，但对“查重”的盲信助长了脱离史料的学风，碎片化的史料引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学术规则。事实上，人文学科研究如果不尊重已有的史料和成果，很难取得具有真正原创意义的突破。
二 走出“没有文学的文学史料研究”
随着文学环境和学术环境的改变，1990年代以来，受到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不少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力图拓展自己的学术边界，还有一些学者去挖掘跟文学没有直接关联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哲学史料，转向跨界研究。郜元宝认为，疏离文学的文学史研究渐成趋势：“政治以外，现代书刊出版与流通体制、稿费版税体制、民间社团存在方式、大学教育体制、国境内外人口流动管理体制、外交、战争、交通、金融、各种法律（如婚姻、财产、兵役）制度以及地方文化习俗等，也无不牵动着现代文学的神经枢纽。”[5]事实上，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心逐渐偏离了文学，重点关注思想史、社会史、文化产业等学术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跟中国“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有关，在研究文学时讲究“知人论世”。二是受到学院体制的影响，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文学评论一直不太友好，这也推动学院批评家转型，转向更符合现行主流学术规范的文学史研究。因此，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当文学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文献史料研究或基于文献史料的研究的时候，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那么将来又哪来那么多的‘文献史料’可供研究呢？换句话说，我们重视文献史料，却对文献史料最有价值的源头‘文学批评’那么轻视，这难道不应该被改变，不应该来一个‘文学批评转向’吗？”[6]三是因应时代的发展与变化，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推动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非文学化”“泛文学化”趋势。1980年代中期，作家和评论家密切联动，推动文学创作回归文学本体，高举“纯文学”的旗帜，表现出“向内转”的审美取向。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文体风尚从“纯粹”转向“杂糅”，审美姿态从“向内转”变为“向外转”，当代文学研究在总体上也从推崇内部研究转变为侧重外部研究。
这些年对创新性的过度强调，推动研究者通过学术交叉来开辟新领域。但学术研究并不是“摊大饼”，盲目扩张的路线难免制造一些“烂尾”的学术工程。譬如前些年立项的一大批大型项目都聚焦数据库建设，结果多数扬言打造首个专题数据库的项目不了了之，少数已经上线的数据库要么入库信息跟综合数据库大面积重复，要么运行不畅，不仅对学术研究缺乏推进作用，还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以一个课题组的人力物力财力，要完成一个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几乎没有可能性。将文学史料转换成在线数据库，中间还有很多环节，这也并不是专注于案头工作的文学研究者擅长的领域。
文学史料研究要体现出文学性。如果文学史料研究过度追求向周边拓展，容易滑向“没有文学的文学史料研究”。因此，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能脱离作品，应当以作家作品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为根基。文学研究应该重视文学的审美性，审美性是经典作品的共同属性，当然其审美形态与审美风格各有特色。作家从同情出发，在与外部世界接触时触物兴怀，流露真情实感。文学特殊的价值，是对人的感性、感觉、感情的珍视，而人的感性、感觉、感情既会留下时代的烙印，也有鲜明的差异性与个体性。在文学史料研究中，与文学领域的公共事件有关的史料钩沉与历史还原是比较可靠的，而研究人的情感则有较大的难度。因为情感往往是一种瞬间状态，而且容易波动，当事人都会陷入欲说还休、无法言传的境地。因此，对作品审美情感的把握，一方面需要评论家植根于感性、想象力的审美鉴赏，研究主体设身处地的同情心与感悟力非常重要，这种情感的共鸣是理解的前提；另一方面需要以作品、作家为中心的史料佐证。当代文学研究不应该通过夸大评论的主观性与评论家的个性化风格，进而贬低史料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作品之外别无他物”，这种忠实于作品文本的研究路径当然值得尊重，但过于片面的考察，难免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处境。作品研究不能就作品看作品，作品史料的搜集也不能局限于作品，尤其是在文学史视野中衡量作品的价值时，应当重视史料的挖掘与拓展。要对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我认为应当做好两项准备工作，一是制作作家的创作年表，对这位作家的创作历程进行梳理，可以在其创作脉络中衡量这部作品的价值。二是制作一份这部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年表，了解这部作品的研究现状，避免重复劳动，寻找研究的切入口。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在史料挖掘上更进一步，从两方面广采博取，定能事半功倍，更有可能获得具有突破性的学术发现。一方面是挖掘跟作品直接相关的第一手史料，如手稿、审稿意见、书信（尤其是跟作品直接相关的约稿信和退稿信）、日记、作品的不同版本、作品研讨会的会议纪要等。另一方面是搜罗有助于研究者理解作品的间接史料，如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地域、行业、阶层、制度、机构等方面的资料。
《十月》1986年第4期
笔者收藏了《十月》杂志的一些审稿单，其中有王安忆中篇小说《荒山之恋》的审稿意见。陈晓敏写于1986年5月3日的初审意见：“这个中篇小说有特色，作者试图完全用两个人物的性格与感情的纠葛，结构作品，比较纯地写人性和人情。一个很有天赋的大提琴手由于社会、政治、家庭等原因，形成独特的超乎常人的怯懦、自卑、听天由命的性格，与一个绝对个性自由、无拘无束、不甘寂寞的女孩子相遇，终于导致了一场悲剧，作者在探索。”侯琪写于同一天的二审意见：“生活中不乏小说里所写的悲剧。但象王安忆这样大胆地反映出来，实不多见。这种勇敢地探索，应予鼓励。小说刊出后，可能会有争议；而有争议的作品总比平庸之作要好。故同意刊出。”郑万隆写于5月4日的三审意见：“这不是一部单纯写情恋的作品。作品表现出作者对种种封建主义思想礼教对人的桎梏的反思和批判。作为试验性作品，同意发第四期。”编辑秉持“有争议的作品总比平庸之作要好”的艺术理念，以包容与鼓励的态度支持勇敢的审美探索，这不仅是对《荒山之恋》的独特价值的肯定，而且以自身的审美选择推动艺术创新，引领文学潮流。对这一类原始材料的发掘，使得材料更为多样而丰富，为批评家提供了观察、解读作品的新视角，有助于批评家理解当时的文学环境与文学风尚。笔者看过评论家蔡葵1996年11月13日写给作家赵德发的信，其中对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有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它好就好在抓住了农民与土地这个关键。写农民的小说千千万万，但真正从土地切入的并不多。而不抓住土地，又怎叫是农民呢？”“小说的题目我不很欣赏，拗口，不形象，象是论文的题目，你能解释清楚什么是‘缱绻’吗？如能解释清楚又何不直接用解释的意思呢？”蔡葵在信中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单刀直入，言简意赅，这种坦诚的交流既展现了书信这种文体的独特性，也能够帮助我们准确把握这部作品的特点。
文学史料研究还应该重视人文性，关注文学和人的生命进程与情感历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文学研究确实应该贴近作品，但贴近作品并不意味着要脱离作家、读者和编者。如果脱离人去研究文学，这样的文学研究就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只关注文学的肉身，却忽略了文学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所以重视“知人论世”，正是因为只有深入考察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对作品的把握才能信而有征。
三 深挖内部与拓展周边的有机结合
史料的挖掘与阐释，有助于研究者根据史料读出文字背后复杂、深层的意蕴，发掘出那些容易被遮蔽的隐在的含义。史料工作的推进，一方面可以强化学术规范，使得文学研究摆脱过度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史料，发现文学作品中被漠视、回避的价值与意义。史料可以提供新的线索，帮助研究者发现新的问题。对于同一种史料，不同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角度和解读方式，其阐述会有微妙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当一个研究者将某种史料和其他史料进行关联性分析时，史料的组合就有多种可能性，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甚至带来新的学术突破。
第一，当代文学史料的跨学科研究应当以文学为本，在聚焦中拓展跨学科研究。当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一方面可以促进不同学科的融合共生，开拓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缘地带，不少问题长期被忽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为跨学科研究带来契机。而社会、科技、媒介的革新，也不断重塑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生态，这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不少新课题要求研究者具备开放性视野与多学科交融的知识结构。
将非文学学科的史料引入当代文学研究，可以将这些材料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背景，在更为开阔的文化时空中考察当代文学，而不是捡到篮里就是菜，东拼西凑，缺乏统一的逻辑，将一些关系不大的材料硬塞进论文或著作中。对当代文学史料应当有所取舍，由博而约，经过必要的提炼和浓缩，从而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细化与深入。当代文学过度重视向周边拓展，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失焦现象，研究对象模糊而泛化，逐渐偏离文学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研究为主线的方向，文学研究呈现出向文学周边扩散的倾向。失焦的后果是催生了不少学术“飞地”，这些“飞地”跟文学的关系松散，属于文学研究中较为典型的边缘地带，研究基础较为薄弱，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飞地式”的研究游离于主流之外，跟文学研究的关键领域互动性较弱，很难具有辐射性的影响力和整体性的学术推动作用。
当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应当有焦点，这个焦点就是文学，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应当在聚焦的基础上再寻求拓展。如果始终没有焦点，拓展周边就成了意识模糊的、边界漫漶的游荡。多处游走的游击战往往效果不佳，容易浅尝辄止。拓展周边确实能打开视野，但要真正有所发现，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有较高的要求，应当将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近年取得较大突破的文学教育、文学媒介、文学制度研究，都以扎实的史料挖掘作为基础，而且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根源性思考，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如果缺乏史料方面的支撑，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知半解，仅从更新研究理念与学术方法入手，当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很难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容易陷入跑马圈地的误区。
文学研究向周边拓展，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有相似之处。同心多角化经营的特点是原产品与新产品的基本用途不同，但两者之间在技术上有较强的关联度。垂直多角化经营的特点是延长产业链，向产业链的上游或下游拓展。横向多角化经营是生产新产品，满足原来顾客的其他需求。整体多角化经营战略转移跨度最大，与原来的产品、市场、技术无关，向其他行业渗透，对经营者的实力与规模有较高的要求，难度和挑战性较大，失败的案例极多。较为常见的现象是什么红火就投资什么，当这个行业进入下行通道时，匆促进入的经营者往往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因此，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向周边拓展，也应该考虑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对象的学科关联度、史料掌握程度等问题，有的放矢，扬长避短，切忌盲目扩张，尤其要避免什么流行就研究什么，跟风的研究不仅无法深入，而且难以持久，无法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从相近学科中获得启发，通过学科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促使研究主体将研究对象重新问题化，进行必要的内省与反思，激活当代文学研究的潜能。
第二，重视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在整体思维中考察各种文学关系。研究当代文学史料，不能把个别作家作品的史料或某一方面的史料割裂出来，这样很容易迷失于细枝末节之中，容易以偏概全。就像下围棋，如果缺乏大局观，布下的棋子之间无法相互呼应，很容易下出废子。研究者应当具备一种全局性视野，处理好局部和全部、短时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研究个别或局部问题时找准研究对象在整体布局中的位置。
文学批评与研究应当以文学作品为重点，但并非单纯讨论文学作品，研究者也可以而且应当关注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文本细读不应当是静止的、封闭的，还应该将文本置放于文本系统中进行立体考察，这样除了发现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还可以发现文本的变迁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不是泾渭分明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常常互在其中，密不可分。文学作品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主体观察外部世界的心灵视窗，是作家想象世界的一种结构框架。换一个角度来看，研究者对与文学相关的其他学科史料的挖掘，也有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发现新的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基于此，研究者也很难界限清晰地将史料区分为文学史料与非文学史料。譬如说，文学研究者在搜集史料时，往往会重点关注文学期刊、文学副刊和文学图书出版机构，但近年现代文学辑佚的重要收获，往往来自非文学媒介。因为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都无暇顾及非文学媒介，而作家发表作品有充分的自主空间。在作家研究中，以地方志、谱牒为代表的地方性史料给不少文学史家带来有益的启发。对湘西地方史料的发掘，就为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作为史华慈的学生，金介甫系统学习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他基于历史分析的研究，揭开了文学研究中一些容易被遮蔽的界面。
作家作品史料研究是近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点，辑佚、版本、目录类成果居多，研究者往往从小的切口进入，大都聚焦于微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史料汇编、文学目录类编著内容重复的现象比较突出，同类著作大同小异，后出的著述对已有成果小修小补。以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代表性作家为例，以他们为研究对象的史料汇编、评传、年谱都有多种版本，但同类著述大都按时间顺序，将作品、事件依次排列，对作家创作的发展过程及其创作在文学潮流演进中的价值与意义，要么着墨不多，要么照搬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学评论的观点，对一些互相冲突的意见也不做必要的辨析。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能满足于搭积木，仅仅将现有材料堆积在一起，而应该以史识照亮研究对象，通过比对去芜存菁，从不同史料之间找到彼此印证的内在线索。
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1958年编制
从点到面是史料研究的常规路径，也就是说，扎实的个案或局部研究不可或缺，在此基础上向周边拓展，才能见微知著。研究者在挖掘、辨析史料的基础上，应当重视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譬如整理与研究一个作家的史料，不能仅仅搜集这个作家的著述，更不能只搜集一个作家某方面或某阶段的著述，还应考察他与同时代其他作家、评论家、编辑的交游与互动，在文学风尚演进的脉络中审视其创作的发展变化过程及其深层动因，并在长时段的背景下梳理其创作与此前作品之间的源流关系，在纵横交错的参照中评价其文学史地位与艺术价值。梁启超重视比较研究：“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7]
第三，通过史料挖掘与鉴别，对文学评论进行必要的清理与反思，以历史思维还原当代文学发展的动态轨迹。文学评论为了求快求新，不确切、不周全、不深入是其不易摆脱的缺点。不同评论家对同一位作家、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很可能有明显的差别，但文学史家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评价应当更为客观，将研究对象置放于文学史坐标中进行衡量，其评价标准不能忽高忽低，应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因此，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吸收文学评论的成果时，必须有一个验证的过程，而不是不经辨析直接挪用。梁启超将西方的归纳法和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学风融为一体，强调博搜史料，重视正误辨伪，从史料中提炼出观点后，“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8]。文学评论在转换成文学史评价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梁启超所言的多方求证，其结论就难免有草率之处。譬如1990年代一些文学期刊举起了“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状态文学”“后先锋文学”“打工文学”等旗号，一度也被一些研究者当作文学思潮进行研究，有些当代文学史教材也或详或略地进行专门介绍。如果研究者对这些策划与命名不进行必要的真伪辨析与价值评判，当代文学研究就容易变成大杂烩。近些年的文学评论多是书评，有些书评还是应出版机构或作者要求撰写的，这类书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变相的宣传广告，其评价难以客观。就文学新书评论而言，目前这类文章参考的资料大都局限于作品、创作谈，视角单一。此类评论多为“花式”表扬，有时出版商和作家并不在乎评论者说什么和怎么说，在乎的是某报刊发表了评论以及署名者是某某著名评论家。
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点、当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其根源在于不同学者对“决定时代转变的因素”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点。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化，文学文体的融合与新变，也不是单纯由思潮或文体内部的力量所推动的。巴勒克拉夫认为：“没有一种变化是自身决定的；没有一种单独力量能足以导致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变。决定时代转变的因素是这些力量的互动作用。”[9]一个评论家可能以其“片面的深刻”，只看到研究对象的一个侧面，而文学史研究应当借助扎实的史料工作，进行综合归纳，从而呈现研究对象立体的景观。
不应忽略的是，近年对当代文学思潮史料缺乏必要的清理与挖掘，不少文学史教材直接袭用文学评论中的各种命名和阐释，在逻辑上显得混杂而模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史教材，采用自然时间来划分文学史发展阶段，譬如“50—7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其分期逻辑和正文的论述有不一致的地方，譬如在讨论“70年代文学”的章节中，不少教材并不涉及1977—1979年的文学，研究者通常在考察“80年代文学”时对这三年的文学进行简单的梳理，将这三年的文学视为“80年代文学”的前奏。另外，有些教材在增补新内容时，采取了组装的方式，在教材的最后增加新的章节，譬如“新世纪文学”或“21世纪10年代文学”。也就是说，个别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框架缺乏明确的理解与认识，观点和论述都有含混的地方。这种现象表明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缺乏必要的区分。我们在阅读一些教材中讨论新世纪文学的内容时，不难发现文学史编纂被简化成了“剪刀加糨糊”，作者只是选摘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中的观点和表述，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史观。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种持续的、开放的学术工作，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即使一位作家的史料研究，仅仅依靠一位学者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梁启超主张：“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10]他还强调：“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他列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为证，他曾以徐霞客的挚友为徐霞客撰写的墓志铭为据，认为徐霞客访问过西藏，而丁文江建议他检读《霞客游记》，才知道徐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11]。
网络时代信息大量涌现，又快速湮灭，这给当代文学研究者增加了搜集与辨别材料的难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史料的发现有可能改变以前的研究结论，但研究者不能简单地用新史料覆盖旧史料。新旧史料的结合与互证，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面对旧材料，研究者如果善用新视角与新方法，也能有新发现。一些文学研究者转向跨界研究，跑到别人的山上砍柴，搜集的所谓“新材料”很可能只是其他学科的常见材料，对史料的背景也可能较为隔膜，这样得出的结论容易出现偏差。陈寅恪主张：“必定旧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12]因此，文学研究者对其他学科材料的挖掘与阐释，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文学研究方面的优势，以文学研究为底座，基于学术观念、治学路径、研究方法的差异性，有可能发现史料背后被成见和惯性所遮蔽的意义和价值。相反，如果放弃原来的学术根基，横向漂移到其他学科领域，则有可能浮而不实，很难生根发芽。
基于此，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既要拓展周边，也要守住文学性，深挖内部。两种进路各有侧重，但又不是相互游离的。如果没有面的拓展，深度掘进不易奏效，甚至陷入坐井观天的尴尬境地；如果失去了文学的根本，拓展周边容易成为失去方向的漫游。两者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因应人文学科边缘化的现实挑战，在现实与文学新变的背景下拓展学术空间，也有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在独立、开放、对话的格局中建构学术的自主性。
黄发有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25010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2期）
注 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8页。
[2]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4]鲍里斯·格罗伊斯：《论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价值交换》，潘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5]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6]赵卫东：《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是个伪命题》，《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9～80页。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9]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10][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3、95页。
[12]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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