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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内容提要
《丛刊》走过了45年历程，值得珍视的传统是：以反思促发展，以开放求创新。鉴于学科历史上的坎坷曲折，《丛刊》创刊伊始就有清醒的反思意识，编委执笔或组织策划、深度参与学科年度述评，《丛刊》十年、二十年述评，现代文学史及当代文学史编撰情况长时段回溯总结，1984—2021年总计3133篇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总结《丛刊》自身与文学史著述、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及其所反映的整个学科的经验教训，以此促进学科健康发展。《丛刊》以实事求是精神做指针，考察历史真相，溯源历史脉络，求索历史真谛，拓展学术视野，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开放不仅是思想的解放，也是学术畛域的开放，面向当代文学尤其是鲜活的当下文学现象，使得刊物接地气、有灵气。
关 键 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反思 开放 创新
我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结缘是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浅谈老舍〈离婚〉的喜剧特色》发表于《丛刊》1984年第2期“青年论丛”栏目。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自然十分感谢导师陆耀东先生的推荐与《丛刊》编辑部的接纳。1997年初，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8年7月，在太原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当选为理事，并担任秘书长。大约11月，接到时任《丛刊》常务副主编、后任主编的吴福辉先生电话，通知我进入《丛刊》编委会，我又惊又喜，感念樊骏先生、林非先生、吴子敏先生等前辈编委的推荐与《丛刊》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当时还是季刊，每年四期分别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执行编委执编，最初，刘纳老师带着我一起编，不久，她转赴吉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任教，按照执行编委由在京编委担任的规定，我开始独立执编，每年一期，后来变成双月刊、月刊，一直如此，直到2014年我的工作在上海落实之后才离开执行编委岗位。执编实际上相当于二审，多数稿子经过编辑部的初审，执行编委基本编定后提交编委会讨论，最后由主编终审定稿。执编16年，是一个学术与编辑双重学习与提高的过程，卸任之后，《丛刊》在我心中的位置也没有多大变化。关于《丛刊》的传统，我体会最深的是：以反思促发展，以开放求创新。
一 以反思促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1950年代初正式创建以来，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颠簸前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学科健康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的《丛刊》创刊伊始，就把学科的总结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参与创刊工作的樊骏先生在总结《丛刊》第一个十年时对此曾有清醒的体认：“作为一份单科性的学术刊物，《丛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注重本门学科的评论工作，把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建设的探讨放在重要的位置。这种努力，从创刊不久就清晰地表现出来，而且一直贯穿下来；最初的文章更多地在于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随后的主要着眼于今后的发展。从1983年第3期到1985年第1期，组织‘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的笔谈，发表文章二十三篇，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学科建设的设想和建议。关于分别于1985年5月和198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两份会议纪要和有关发言，也都集中地报道了与会者这方面的思考。刊物还专门设立‘研究述评’栏目，逐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年度述评八篇，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田汉、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等）研究述评、作品（如《子夜》、二三十年代话剧）研究述评、文学形象（如阿Q、觉新）研究述评、文学问题（历史方面如一百多年文学历史分期问题，理论方面如文学典型问题）研究概述等共二十余篇（其中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述评占了九篇），具体地描述了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的研究概貌，梳理前后演变的线索，总结其中的得失。再加上近六十篇书评，这类对本学科的工作进行评议的文章，多达一百数十篇，占《丛刊》十年文章总数的八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对这项工作重视到何等程度。”[1]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回顾与反思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视野不断拓展。
年度述评，最初由《丛刊》编委樊骏带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两个年轻同事来做，密切关注新近发表的学术成果，以记卡片的方式摘录观点，年底汇总、归纳，讨论交流，最后由樊骏执笔撰写年度综述，对新成果予以推介，对重要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做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剖析。述评在《丛刊》上发表，有助于海内外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全景与前沿态势，学术界反响良好。樊骏先生之后，有几年约请高校学者撰写年度综述，2004年我担任文学研究所现代室主任之后，还是由现代室的年轻同事轮流承担。这对于年轻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学习与锻炼的机会。丁帆先生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兼《丛刊》主编最初两年，与年轻学者赵普光合作，相继在《丛刊》发表《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丛刊》2015.12）、《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统计与简析（2015.8—2016.7）》（《丛刊》2017.1），两篇综述运用数字人文新方法，以数据统计与图表反映研究状况，梳理当下学科建设中的收获与缺憾、实绩与泡沫、焦点与边缘，指出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之观念转变与范式变革的必然性及其有效性、语言视角、武侠文化符号学与社会学等多重视角的可行性，并期待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寻找一个间性的立足点。
《丛刊》十年、二十年与出到百期时，均有较长时段的回顾总结。前两篇长文均出自樊骏手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将《丛刊》四十期所刊文章965篇（其中研究性论文768篇、资料性文章197篇，总字数约1030万字），从栏目的设置、选题的分类及其深度等一一分析，并且征引海外学术信息，介绍日本、韩国的研究概况，加以比较；文章指出研究选题所受研究对象的客观制约与研究主体的主观影响，进而总结十年间《丛刊》的建树与特点，总结学科评论的情况并肯定其价值，指出学术争鸣的意义及存在的不足，指出台湾现代文学、蒙古族现代文学、史料及其研究的意义以及拓展空间的可能。对《丛刊》作者队伍情况等，亦有中肯的分析。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2]先是对1040篇文章做出分类（作家作品论、文学社团流派思潮、文体、历史时段、各类专栏）分析，进而考察作者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对视野扩大，将研究对象向前溯至民国初年、向后延至“十七年”的必要性予以肯定，这也预示出后来《丛刊》向前再向前、向后一直到当下的走向。19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进入文学研究，樊文注意到这一倾向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认真梳理现代文学与新闻出版、现代教育、宗教文化、地域文化、性别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等方面的关系，从中看出学科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指出“习惯的惰性”带来的问题。樊骏先生在现代文学界向来有“学术督察”之称，这不仅因为他曾经受教于王瑶先生，195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协助唐弢先生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学科历史与现状有全面的把握，而且他专诚、严谨、犀利，全身心投入学术，凭材料说话，不放空言，不尚玄谈，在《丛刊》无论是最初当编委，还是后来担任主编，都高度负责，发现问题绝不客套，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并且乐于帮助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樊骏先生关于现代文学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3]的判断与分析被广为认可。
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附录 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收155种；任天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附录1、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版系年”收1922—1995年书目123种。截至2012年，又是多少年过去，著史的热情依然旺盛，历史叙述状态如何，究竟有哪些创新，都值得注意。执编期间，我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级博士生洪亮来做这一工作，洪亮科学训练基础扎实，动手能力与分析能力都较强。他找到从1923年至2011年8月共563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书目，参考了冯光廉、谭桂林、许怀中、徐瑞岳、尚礼、刘勇、朱德发、贾振勇、任天石、温儒敏、阎浩岗、黄修己、刘卫国、钱理群等先生现代文学史研究史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其中，有时段（1949年前、1950—1978年、1979—1989年、1990—1999年、2000—2010年）、分类（通史、发生史、文体史、地域史、阶段史、翻译史、思潮史、题材史、理论批评史、社团流派史、少数民族史、性别史、比较史、期刊史、接受史、心态史、体式史等）的分析，有教材型文学史与学术型文学史的差异分析，对“兼有教学和知识两方面学术性的文学史教材”与对教材和文学史可否区分开来两种思路的考量，以及不以进入教材为目标的更为个性化的文学史是否可能的思考。作者直面“文学史的‘禁忌’”问题——曾有的或仍然存在的禁忌、变化的可能性、学科的拥挤本身带来的问题与“‘创新’的难题”，认为“文学史的创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寻找新的研究对象，确立新的文学史观和创造新的编纂体例”[4]。论文的文献学功夫与辨析能力得到读者的认可，作者受到激励，又作《2011—2021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概评》，刊于《丛刊》2023年第7期。此文连同前一篇附录的文学史著作总计747部，据作者估计，实际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千部以上。文章敏锐地注意到文学史编纂的新问题，如“‘民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倡及文学史编纂实践”、“形态各异的‘编年史’”、“新的文学史类型：语言史与制度史”、“地域性文学史著作的新变”、“海外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与“教材型文学史的艰难探索”，指出最近十几年，无论是文学史类型，还是表现的空间与内涵，都有了跨越性的进步，但也对教材型文学史的“编纂乱象”提出尖锐批评。
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丛刊》对文学史编撰的关注也延伸到当代文学史。曾令存《中国当代文学史版本辑录与述略（大陆部分1949—2019）》（《丛刊》2022.2），辑录了202种中国当代文学史书目，梳理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对1990—2010年的繁荣及其背景做出分析，指出其繁荣的特征“一是最大可能地实践了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思想观念”，“二是个人写史对文学史表达空间的拓展”，“三是实现了不同文学史观念与写作立场的潜在对话，同时在文学史体例与作家作品评价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也认为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转型的“新常态”，是向问题史、断代史、材料编纂与注释等方面的尝试。《丛刊》对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书目的辑录与文学史编撰历史及现状的分析，具有文献学与文学史的双重价值，这样的工作除了《丛刊》之外，尚未见其他刊物下过如此功夫。
洪亮：《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1981年，中国正式实行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从1984年开始有博士毕业生。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承担着以文学史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必然性的政治使命，所以发展迅猛，到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已达1763篇，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其中有可喜的开拓，也有一些选题重复的现象。为了推进学术创新，2008年，我曾约社科院博士生赵献涛做过一次初步的摸排，在此基础上做了粗略的分析，在执编《丛刊》与指导研究生选题时，不时碰到选题是否新颖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做一次系统的摸排与深度分析，于是又约洪亮来做这项工作。他在此前的基础上，从多条渠道收集论文选题1763个，并有选择地重点阅读部分论文，整理出《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写出《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文章先是梳理了28年间论文选题的历史脉络、阶段特征，接着对若干选题热点予以剖析，如作家作品研究：鲁迅126篇，沈从文28篇，周作人27篇，胡适21篇，梁启超21篇，张爱玲18篇，老舍17篇，王国维14篇，林语堂11篇，茅盾11篇，郭沫若10篇。地域文学现象的关注，上海38篇、台港澳28篇、东北15篇。论文历史梳理与问题分析相结合，指出学位选题的若干问题与缺陷：一是部分论文创新性不足，甚至简单重复前人成果；二是某些论文“问题意识不明确，选题意义比较有限”；三是“有些论文盲目套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现代性”一词在题名中竟出现了70多次。《选题分析》连同《一览表》占排版页码达60页，字数五六万字。编委会讨论时，大家认为虽然篇幅超长，但有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应该发表，刊登在2013年第7期上。温儒敏先生在《主编寄语》里指出：“洪亮先生已经对博士论文选题状况做了简要的分析，其实还可能会引发许多思考，比如近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得失，还有在目前这种学术生产体制之下，学术人才培养所存在的某些问题。”“本刊历来追求‘持重’的风格，这在当下浮泛的学风中显得愈加宝贵。但‘持重’不等于拘泥琐屑，我们欢迎扎实的文学史研究文章，也乐于发表更多有问题意识又有理论视野的论作。”这篇论文及附录不仅受到研究生与导师欢迎，而且也引起媒体关注，2013年9月1日《光明日报》记者王国平发表新闻稿，引题为：“社科院一位博士生对28年1700多篇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目进行了梳理”，正题为：“论文题目呈现文学研究短板”，新闻稿肯定洪亮论文对问题分析得准确、透彻。《丛刊》刊发这样的长文，激发起年轻学者对学科发展的关注热情，后来，洪亮持续关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问题，又写出《2010—2021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5]。学术界需要学科建设观察员与批评家的角色，前辈有樊骏、钱理群等，如今可以说后继有人，而新人的涌现显然应该感谢《丛刊》提供了平台与契机。这样的选题、这样的长文，一般学报不大合适，而专业性强的《丛刊》则承担起这一工作，正是适得其所。
《论文题目呈现文学研究短板》，《光明日报》2013年9月1日
反思，作为《丛刊》发展史上的关键词，也见之于丛刊发表的学者及其学术成果的评论中，如王金玲《不断深入的学科史反思——读〈黄修己自选集〉》（2020.3），论及黄修己先生对“两种学术传统”与治学方法（汉学与阐释学）、“人的文学”与价值标准问题、“双线论”与文学史书写的反思；殷国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与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读后》（2021.3）认为，黄修己先生主编的这套五卷本研究通史的意义正在于其整体性的反思。《丛刊》自觉反思，也倡导与支持反思，2014年第12期刊出的黎保荣《现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史料错讹》，指出史实考证不确、史料引用失真、作品复述错讹等瑕疵，涉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赵毅衡《伦敦浪了起来》，金介甫《沈从文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饶芃子、黄仲文编著《戴平万研究》，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等，文章材料扎实，论证充分，文末还征引了富于学术责任感的学者的复信，颇具说服力。勇于反思、勤于反思，已经成为《丛刊》的标志性特征。
洪亮：《2011-2021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概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
二 以开放求创新
《丛刊》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开放从外部的动因转化为刊物自身的生命基因，刊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都源于开放的眼光、开放的胸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创刊号）
从过去蒙冤被打入冷宫的左翼作家——如丁玲、冯雪峰、胡风及七月派——的公正评价，到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自由主义作家的重新审视，再到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还原，《丛刊》总是走在学术界的前沿。对涉及敏感问题的论文，《丛刊》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标准来加以考量。如茅盾的《动摇》，过去评价不高，而且对其反映国民革命历史真实性的认识不够充分。1981年第4期《丛刊》发表的张立国《杂谈〈蚀〉的时代背景》，较早地联系作品所写的国民革命历史背景，对“左倾”与右倾发生的原因与效应加以辩证分析，颇具说服力。1981年时值改革开放初期，正所谓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作者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论文论据可靠，论述扎实，《丛刊》慧眼识珠，勇于推出，殊属不易。三十年后，《丛刊》2010年第7期发表的梁竞男《〈动摇〉中的国民革命叙事之细读》，承续了张立国等人的思路，材料更为丰富，论述更为充分、深入；2024年第3期《丛刊》发表的王梦琪《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奏——从三段引诗文重探〈蚀〉的创作立场》，则以比较文学的方法推进了作品历史还原与作家复杂心理的辨析。瞿秋白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国民革命与土地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在1935年6月18日就义之前所写的《多余的话》里称许的中国现代小说有两种，一是鲁迅的《阿Q正传》，二是茅盾的《动摇》，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瞿秋白熟悉《子夜》的创作过程，并且经他建议，茅盾才加写了吴荪甫在失败后愤怒与沮丧交织竟然对女佣施行性暴力的细节。瞿秋白把《子夜》的出现看作“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认为“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6]。几个月后，他又发表长篇评论再次予以高度肯定：“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7]可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瞿秋白为何舍《子夜》而推荐《动摇》呢？大概与《动摇》的历史真实性与洞察的深刻性有关。也许在他想来，如何认识“左倾”与右倾的复杂性及其巨大的社会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表现中国现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文学作品中，《子夜》与《动摇》均堪称佳作，但就历史真实性、思想穿透力与艺术完整性而言，《动摇》恐怕要超过《子夜》，这一点将来或可得到更多的共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1993年问世的陈忠实《白鹿原》，在反映国民革命的复杂性与洞察历史的深邃性方面与《动摇》遥相呼应，获得茅盾文学奖可谓名副其实。
关于抗战历史的认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抗战文学研究随之有了明显的拓展。如1983年第4期刊出陈慧芬、袁进《张恨水抗战小说初论》；1995年第3期第一个栏目即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刊出徐文欣《世界反法西斯叙事文学的几种创作模式和中国抗战文学的特点》、王嘉良《战时东南文艺运动之历史描述与评估》、苏光文《抗战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书评”栏目有魏华龄《一部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空白的学术著作——〈桂林抗战文学史〉评介》、何勇《一个重拾的历史话题——评〈战时东南文艺史稿〉》。尤其是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以来，自上而下肯定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关于正面战场文学的评价就摆在了现代文学界面前。《丛刊》2008年第7期发表丁伯林的论文《关于张自忠将军的三种叙事》，2015年第1期有颜同林《抗战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读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在此前后，对敌后战场文学、正面战场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学研究都加强了关注。如段从学《夏季大轰炸与大后方文学转型——从抗战文学史的分期说起》（2011.7）、张中良《评邵迎建著〈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2012.7）、《重新认识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2014.9）、《抗战时期敌后战场文学初论》（2015.7）、马正锋《“我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着”——艾青的战时“中国风景”书写》（2020.3）、秦雅萌《战争与反讽：无名氏散文中的“重庆大轰炸”》（2021.8），2022年第10期见之于不同栏目的赵诗情《融合、阻滞、分裂——1940年前后穆旦诗风与历史感知的变化及原因》、郭帅《左翼文艺与西安事变》、马娇娇《进入“前线”的方式：基于高敏夫〈战地日记〉的观察（1938—1939）》，2023年第1期“抗战文学研究”刊出三篇：马来西亚萧雯佳《“现代史诗”与滇缅抗战——以杜运燮〈诗四十首〉及其他诗文为中心》、王今《有声的攻心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中的歌咏活动》、顾甦泳《巴金抗战书写的生命伦理与情感政治——以〈火〉三部曲为中心》；还有张智勇《从新见档案看国民党对“文协”的管控机制和矛盾态度》（2024.2）等。关于卞之琳，过去多注意其现代派意味浓郁的诗歌，或以现代诗的标准来衡量其抗战作品，评价不高，仿佛只有“卢沟桥事变”之前写现代诗的卞之琳才值得评说，“卢沟桥事变”之后所作《慰劳信集》似乎失去了现代诗本色，散文小说更是走向了文学的异端。《丛刊》2019年第5期所载姜涛《动态的“画框”与历史的光影——以抗战初期卞之琳的“战地报告”为中心》，则系统而细致地考察了卞之琳的抗战文学创作轨迹与《晋东南麦草青青》、《游击奇观》（未结集）、《慰劳信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等一系列作品，对穆旦、闻家驷当时的批评与后来卞之琳本人的自省及前人影响下的观点提出质疑：“诗人的战地旅行，果真只是为了增加见闻和谈资，最终被精巧的文学趣味所吸纳吗？如果‘我们’没有为‘战争’带来实在的助益，而‘战争’确实‘服务’了‘我们’，那这种‘服务’是否只是表现为个人心智的扩张，而缺乏对战时社会组织、人我关系、时代总体趋势的领悟？这样的追问不仅涉及文学本身的评价，同时也是战时知识分子历史参与可能性的检讨。”在作者看来，“1938—1939年的战地旅行，为诗人带来一个拓展的契机，他似乎在自觉变换文体，去处理同一段山水行程的经验，这些报告、散文、故事、小说、诗歌，由此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战地书写’系列”。与其以固着的“诗性”标准和单向度影响的方式来衡量作家及其作品，莫如回到历史现场与文本实境，“实际上，其中可以笼统归为‘报告’的部分，更是这个系列的中心”。“它们在文体上更为流动、开放，介乎散文、故事、奇观、‘小史’之间，卞之琳独特的书写视角与辩证的力，就生成于这样的文体流动性、开放性之中。”“在这个系列中，‘诗’与‘报告’有着极强的互文性，《晋东南麦草青青》中的许多人物、事件，也都出现在《慰劳信集》中。换言之，‘报告’为诗人后来的诗歌写作奠定了经验基础。”作者联系卞之琳的思想变迁与作品语境分析叙事作品的特色——战地生活中发掘“趣味”的审美价值与思想意义，并且在卞之琳与同赴晋东南的吴伯箫描写相类场景的比较中强化了卞之琳的战地诗性特色分析。陈越《简短文字中的深长意味——卞之琳集外短篇及短文述略》（2021.3），专门考察卞之琳在延安与敌后战场以“游击奇观”为总题写下的系列短篇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有待于进一步加工整理，但论文肯定为其“表现出坚定乐观的民族抗战意志和人民战争意识，艺术上也由精致朦胧的情趣玩味走向生动活泼的朴素叙写”。应该说这样的抗战文学研究已经深入作家作品文学生命的机理之中，显然比表层化的作家文化姿态评价要更切近文学，也超越了前人偏爱现代诗的单一性评价。
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及其背后的新文化运动，与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民族解放相伴而行，因而学科初创期强调现代文学的革命性、批判性。《丛刊》创刊后，在梳理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刊主编王瑶先生先后发表多篇论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论文，如《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丛刊》1987.2）、《“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中国社会科学》1989.3）、《“五四”时期的价值重估绝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瞭望周刊》1989.4.25）等。在此前后，《丛刊》发表了不少向传统文学与文化溯源的论文，有的探讨“五四”文学与近代文学革命、明清启蒙文学的关联，有的探讨鲁迅杂文与魏晋散文的关系、周作人俞平伯散文与古代散文的关系、郁达夫旧体诗的唐诗风韵、戴望舒何其芳早期创作的晚唐风韵，有的探讨鲁迅《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乃至鲁迅全部创作与精神世界同先秦诸子的关联，最近的2024年第5期还专设“传统与新变”栏目，刊有冯乃希《回忆与写实——1920年代鲁迅的〈红楼梦〉评述与文学创作》、樊迎春《写实作为一种召唤——茅盾节编〈红楼梦〉意义重释》、崔文骏《走向人群：废名1930—1940年代文学实践中的〈论语〉资源》、陈云昊《出乎佛学与活在人间——论鲁迅的佛经阅读与接受》。现代文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打开人为的现代与传统的闸门，才能走进广阔的研究空间，获得深刻的历史认知，增进人们对现代文学的准确理解，减少社会心理和舆论中将现代文学排挤到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的可笑的错误认知。
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数次异域文学和文化的翻译热潮带来巨大影响。近代以来，域外文化与文学作品的翻译，带来了新观念、新文体与新世界的现代气息。“五四”以来出现又一个文学翻译高潮，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参与了现代汉语乃至现代文化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翻译再掀热潮，文学叙事多元化、科幻文学热度高涨等，都受惠于翻译文学。《丛刊》深知翻译文学比较文学的重要意义，自创刊起便刊发包括翻译文学研究在内的比较文学论文，如《丛刊》资深编委、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创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有《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1980.4）、《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与吉令旭合作，1995.1）、《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2005.3）、《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驱贾植芳先生》（2008.5）等；近年来，《丛刊》更是开辟多种比较文学的栏目，如“跨语际书写”，有李今《一个“社会主义”文本的东移——贝拉米的〈回顾〉与其最早汉译李提摩太的〈回头看纪略〉》，曹前《希腊“海伦”的中国书写——论吴宓〈海伦曲〉的爱欲叙事》，李大可、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汉译文学研究”有陈佳《周作人翻译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探微》、张静《革命浪漫主义话语下的诗歌译介——“十七年”文学翻译中拜伦与雪莱地位的转换》、樊宇婷《版权页变革的背后——近现代汉译文学图书版权页“著作者”项研究》；“跨语际传播”有刘文欣《西学想象与文体感知——从Evolution and Ethics到〈天演论〉及〈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于慧芬《“法斯特事件”中的“世界”与“中国”》，Riccardo Moratto（莫冉）、赵帝凯《王国维〈人间词话〉首部意译本及其当代意义》。见之于其他栏目的也有齐悦《陈季同〈黄衫客传奇〉的诞生背景与意义迁变》，张睿、孙洛丹《近代译诗中的政治想象与革命话语建构——以〈马赛曲〉的翻译与传播为例》，曲向楠、任佑卿《东亚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以殖民地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为中心》，吴铭《朝鲜主体文学审美中的中国革命文学接受——以蒋光慈〈鸭绿江上〉的儿童绘本改编为中心》，周旻《“情”的移植与异质——晚清林译哈葛德小说中西方“尤物”形象的翻译》，梁海军、尹鹏凯《女权主义视域下的法国丁玲研究》，张蕾《重光之前：戴望舒〈新译世界短篇杰作选〉及其他》，方舟《诗歌翻译理论的新发展——王家新的翻译诗学》，乔媛《麦家〈解密〉英译本的再视角化研究》等。
引进社会史、思想史、文化研究等多重视角，从现代文学看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内涵。如2024年第5期的“空间与社会史”栏目，邓小燕《西南集镇与沈从文的乡土空间——兼论乡土文学的村落共同体想象》，吴国坤著、胡安定译《失落的地理诗学：李劼人的中国革命时代的成都书写》，王瑞静《乡土世界的多元医疗实践：细读〈菊英的出嫁〉》。尤其是第三篇，给人以十分新鲜的印象，因为以往关于《菊英的出嫁》的解读，通常关注的是少女夭折的不幸、母亲对女儿的深挚慈爱与痛苦思念以及对带有迷信色彩的冥婚的批判，而这篇论文考察的则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南方农村的医疗环境与农民的求医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目录
视野打开、畛域开放以后，编辑就变得灵活起来。面对女性主义与性别政治崛起的趋势，设有“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栏目，如2017年第5期这一栏目，从晚清小说中的性别越界谈起，中间有现代时期《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叙事与性别辨析，到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性政治探讨。相类论文见之于其他栏目的还有张莉《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性别观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二十位新锐作家同题回答》等。2017年第8期设“诗与声”专栏，刊出李光荣《西南联大的朗诵诗观念——从闻一多到朱自清和李广田》、西渡《自由的旋律——构建自由诗的音乐性：从胡适到废名》、张晴滟《新旧更迭中的声辞关系——以〈黄河大合唱〉为例》；2019年第10期设“新文学学科史研究”栏目，刊出王翠艳《燕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滥觞》、刘子凌《民国大学外语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之一例——以国立山东大学为中心》；2023年第4期则把赵鹏《论作为现代诗歌观念的顾随“人生诗学”》、孙慈姗《否定的诗艺与待形成的主体——郭沫若〈前茅〉时期诗歌初探》与李遇春、李聪聪《“青桐”“孤桐”“秋桐”——章士钊旧体诗词创作流变论》一同纳入“诗歌研究”栏目，文学史上新与旧剑拔弩张的争论在《丛刊》上已经化干戈为玉帛，这也正是学术开放的表征。
如果说实事求是、思想解放是《丛刊》一以贯之的生命线的话，那么向当代文学的开放，使得《丛刊》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鲜活的生机、更为远大的前景。我进编委会时，前辈学者与我们这一代，基本上或者说主要都属于现代文学专业，要不要开设当代文学研究栏目，怎样安排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比例，对当代文学论文的衡量标准等，编委会开会时有过讨论。当时，从学科感情与专业熟悉程度来说，编委会成员与当代文学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来看，从学科的历史与前景来看，《丛刊》应该向当代文学开放，编委会达成了共识。
将行进中的当代文学纳入学科范畴，始于1950年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作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8月初版），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1942—1949）”之后，附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10—1952.5）”，以近百页码六万余字的篇幅述及“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正是顺流而下、水到渠成之势。1953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8年即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1964年改名为当代文学研究组。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撰《中国当代文学》上下册，1959年内部发行，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以《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正式出版。大致说来，1950年代与1960年代之交建立起当代文学学科，1978年，在教育部制定的高校中文专业的现代文学教学大纲中，当代文学被确定为一门独立的新课；与此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开始培养研究生，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有时分为两个方向（三级学科）招生，有时则不分，只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招生。不少高等院校，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合并为一个教研室，现代文学专业教师也越来越多地涉足当代文学研究。
两个三级学科的界限越来越弱化，难以切割，显在的原因是至少有三代现代作家活跃于当代文坛：第一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五四”新文学先驱者，如郭沫若、田汉、冰心、茅盾等；第二代是沐浴着“五四”新文学成长起来、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崭露头角的作家，如巴金、老舍、沙汀、艾芜、张天翼、丁玲、臧克家、艾青、夏衍、曹禺、何其芳等；第三代是抗战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如萧军、舒群、赵树理、柳青、魏巍、刘白羽、贺敬之、李季、田间、穆旦等。研究这些现代文学代表性的作家，势必要延伸到当代文学。
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白话文学占据主流位置始于现代，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近源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学，远源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众多思潮汹涌澎湃的“五四”前后、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文学、土地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学。要研究现代文学的走向、反思现代文学思潮的经验教训，不能不延伸到当代文学；同时，要深入探究当代文学的渊源与流变，努力在当下及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尽量避开岔路，少走弯路，也不能不上溯现代文学。
《丛刊》应该向当代文学开放，还有一个无须回避的原因，就是学术队伍壮大之后必须解决“学科人口拥挤”的问题。1950年代初，高等院校调集了一批思想进步、业务基础扎实的教师投入学科创建工作。此后学科队伍迅速壮大。现代文学的特殊性造成了学科队伍发展进度快，学术队伍规模如此之大，选题的创新就成为当务之急。学科对象范畴如果仅仅局限于三四十年，有多少富矿经得起开掘啊！当然，现代作为新文学与现代文化、现代思想的发生期，有永远说不完的经典话题，有目前仍未注意到的盲区，有一些虽然已有不少研究但仍须重新审视的问题，然而，学科对象范围狭小与学术队伍不断扩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学术创新不仅要在现代文学三四十年的时段内部创新，更要向外延伸以求创新。向古代近代上溯，寻求历史的源泉，同时看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历史长河增加了哪些新质；向异域文化拓展视野，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看异域文化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为世界文学做出了哪些独到的贡献；更要向当代文学尤其是红红火火的当下文学延伸，接通与当代文学及当下社会生活沟通的渠道，激发学术队伍的创造力，在推动当下文学健康发展的同时，也点燃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灯火。
从1949年10月至今，当代文学已有75年的历史，无论是已经历史化的前60年，还是近十几年的跨文体的“大文学”、与信息化时代同步的令人炫目的新兴文学，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无垠的天地。打开现当代文学的界限之后，《丛刊》开放的步履越来越大。当代文学历史化方面，在“十七年文学”专栏之后，又增设了“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栏目，以及“新世纪文学”板块。新设栏目选题切近当下，如2023年第2期，有林震岚《在乌托邦的回归线上：九十年代失学儿童叙事的未来关怀》，李轶男《“历史正剧”的诞生——九十年代与〈雍正王朝〉的历史政治》，马春花、刘莹《高跟鞋、恋物癖与“废都”情结》）等。近年来，思想史与文化研究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视角、新方法，《丛刊》与时俱进，设置了“文学史与观念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新经典·新阐释”“思想现场”等栏目，探讨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历史性”问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等问题。“特选新作研究”栏目具有对话性，一篇研究论文，另一篇是论文所论作家的创作谈。如2023年第2期刊出何平的《摆渡：在文学文本和社会学文本之间——读鲁敏〈金色河流〉》与鲁敏的《顺流而来，溯流而写——谈〈金色河流〉里的几个人物》，同年第5期刊出路杨的《当代乡村书写的经验质感——论乔叶小说〈宝水〉的写法与读法》与乔叶的《宝水如镜，照见此心》，同年第6期刊出李晓晴的《镜中镜、影中影：〈灶王传奇〉与先锋文学》与李浩的《前前后后：写作〈灶王传奇〉过程中的几个相关词》。“特选新作研究”提供了一个作家与批评家交流的平台，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作品，各抒己见，也许彼此都会受到启发。
“新现象研究”关注“数字人文规范对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挑战”，尤其是数字人文对创作的介入，如吉云飞《作为“计算批评”的“远读”——以网络小说“升级文”中的节奏与情绪为例》、战玉冰《〈收获〉刊载小说的数据性考察（1979—2018）》、李强《作为数字人文思维的“网文算法”——以“明穿”小说为例》、高寒凝《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视野——以晋江文学城积分榜单及“清穿文”为例》。面对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与日益普泛化的网上阅读现象及网络小说影视化的巨大效应，《丛刊》没有因为网络文学鱼龙混杂而拒之门外，而是敏锐地意识到网络文学这种乘着鲲鹏翅膀一样的数字技术而兴旺发达的通俗文学，将来也会像古代白话小说产生《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文学经典一样，涌现出新时代的文学经典，所以，《丛刊》在“网络文学研究”栏目及其他栏目编发了一批网络文学研究力作，如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徐兆寿、巩周明《网络文学二十年影视改编概论》，邢晨《网络文学“短篇”的新兴：信息化写作与媒介功能新变》，项蕾、高寒凝《“可见性”的权力运作：文学网站生产机制的历史沿革》，贺予飞《从符号、装置到生产机制：网络文学数据库写作的变革及限度》等。
带有科幻色彩的文学，可谓古已有之，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传播，中国有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幻文学。20世纪由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中国科幻文学一度低迷不振，待到改革开放大潮勃兴，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乘势而起，“软科幻”与“硬科幻”比翼齐飞，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在世界科幻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丛刊》面对当代科幻新浪潮没有失语，而是勇于介入，展开对话。开设不止一个科幻文学类的栏目，刊出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太空核威慑背景下金庸对海因莱因的翻译考》，张悦《论女性在晚清科幻小说中的“缺席”》，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路遥《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经典化趋势》，王明宪《论宝树〈三体X·观想之宙〉对刘慈欣〈三体〉的续写》，李广益《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刘永春《“近未来”书写的审美形态及其对科幻小说的观念变革——郝景芳小说论》，胡行舟《后人类的出场——王晋康“新人类”系列中的异体形变、边界竞夺和层叠寄生》，王瑶《从“小太阳”到“中国太阳”——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乌托邦时空体》等。
《丛刊》在向当代文学开放的同时，也引入了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出过“陈映真研究”专栏，再如张清芳、陈爱强《柏杨的文学思想综论》，欧阳月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难》，魏雪慧《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台湾自然书写》，俞巧珍《“光复”前后台湾作家的“悲情”情态与“祖国”认同》，王艳丽《〈中国学生周报〉与香港文学的本土化》，方忠《香港文学视野中的陶然》，王润华《如影随形的民族主义：华文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范式及转换》，黄万华《第三元：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角》《从“南方之南方”出发——马华当代小说的一种管窥》，艾尤《华文文学共同体：一种研究新路径》，翟月琴《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综论》，徐敏《讽刺者的道德世界——夏志清眼中的〈围城〉与〈儒林外史〉》等。
中国先秦至汉，虽然《诗经》《楚辞》等韵体文本属于后世文学范畴，但散体文本则文史哲不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之后，杂文学观仍占重要位置。“五四”前后，受域外文学观念的影响，纯文学观渐次占主流位置，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趋势下，更因为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写作的非专业化倾向愈来愈盛，遂有大文学观的倡导与实践。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利用微信网络自由书写的人越来越多，正如刘莹《论新世纪“泛文学”媒介实践的三种路径》（《丛刊》2023.9）指出：“新世纪以来文学走向了一个急剧泛化的时代，文学‘泛化’指向对‘文学性’的重新理解。”“文学传媒深度参与新世纪‘泛文学’实践，通过期刊内部文体板块的调整、文化类杂志的创办、‘非虚构’写作的发起和推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世纪文学生态。”文中列举了《作家》除了“金短篇”“压轴戏”“记忆·故事”“诗人空间”纯文学栏目外，还设置了“纸上展览”“艺术中的修辞”等关于舞蹈、音乐、绘画的艺术评论和赏析的栏目，更为另类的是“物质生活”“白领折子”栏目传递时尚动态和潮流资讯，“海外资讯”直接选材于《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花花公子》等欧美杂志；《江南》的“第一见证”“文史我鉴”栏目文章兼具文学写作与历史记录的双重特性；《上海文学》的“思想笔记”刊登具有思想见地的文字，“在地叙事”关注当下世情百态，“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则捕捉历史的投影；《天涯》承传了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传统，“民间语文”栏目收日记、书信、传说、讲辞、顺口溜、广告、应用文、回忆录以及新方言、新行话等。《读库》等文化类杂志书“主编个人风格鲜明，编辑策略创新，商业模式独特，市场定位较为精准，久而久之，出版物、作者、读者基于共同的文化趣味和情感联结逐渐形成一个稳固的趣缘群落”。回忆录、田野调查、人物采访、民间纪事等非虚构写作更是势头见长。正是面对这种情况，《丛刊》有了“非虚构研究”，如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与可能》、梁鸿《非虚构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体间性》、王春林《那个沉浮于时代与社会中的乡村世界——关于梁鸿长篇非虚构文学〈梁庄十年〉》等。“泛文本研究”栏目，有滕威《中国脱口秀（单口喜剧）的发展简史及路径选择》、杨宸《游戏-者的三重界面——论电子游戏的交互性及其政治》、林云柯《电子游戏的“不可能空间”及其能动性——从“单行迷宫”到“多稳态”》、倪湛舸《旅行的故事：〈盗墓笔记〉、粉丝经济与虚构性问题》，此外，还有刘洁《抗战期间大学生政治思想转变研究：以武汉大学学生杨静远为例》、李静《当代“诗意生活”的生产原理——解读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的文化症候》等。
评说当代文学，尤其是直面当下文学现象，自有其接地气的一面，但与研究对象距离较近也是对论者观察力与思考深度的考验，如果对作家人格、作品文格与各种文学生态群落观察不深、判断不准，就不仅有伤于学术，而且会给论者自己的学术声誉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45周年（1979—2024）
经过积极的探索，《丛刊》走出了一条既尊重历史，又贴近现实接纳八面来风的新路。开放为《丛刊》带来了新视野、新气象，打开《丛刊》，历史的重新审视发人深思，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份以文学史角度命名的学术刊物适应新时代的成功之处。笔者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既希望《丛刊》永远为现代文学保留一块学术园地，或者说不断扩大根据地，以新时代的精神观照现代文学，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为时代的发展助力，同时也期待现实感强烈的当代文学论文中有意识地增强历史感，在积极介入现实的同时保持一段有助于审慎观察、深入思考的距离，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使得论文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从而区别于一般文学刊物短平快式的批评。回顾历史，有理由相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会越来越好！
张中良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0024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注 释
[1]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收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425页。
[2]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4期。
[3]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4]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5]因论文及附录篇幅太长，将由另一刊物于近期发表。
[6]乐雯：《〈子夜〉和国货年》，《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3日。
[7]施蒂而：《读〈子夜〉》，《中华日报·小贡献》1933年8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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