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 | 争鸣园地、世界眼光与学科重建——严家炎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创期（1979—1984）
1980年7月12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留影
内容提要
1979—1984年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引领现代文学研究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开创期，也是严家炎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为“幼年”《丛刊》当“保姆”的时期。通过新发现的严家炎1980年、1981年《丛刊》编委会记录手稿，重新梳理和讨论《丛刊》开创期，严家炎及其他编委通过“争鸣园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等特色专栏的设置，鼓励学术争鸣，具有世界眼光，有力地推进了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的讨论，也为1985年学界的“新局面”开启了先声。
关 键 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争鸣园地 世界眼光 严家炎 手稿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的创办，真正促成了现代文学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一会一刊”，构成新时期学科重建的核心。“学科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丛刊》”，“《丛刊》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及时跟进学科的发展，跟研究者的关系也比较纯粹，所以能够起到引导与团结研究界的作用”。[1]作为学会会刊，《丛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新时期学科发展的历史面貌，是理解和把握学科史与学术史的重要史料。
1979—1984年是《丛刊》引领研究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开创期，既有新时期百废待兴的蓬勃朝气，也有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为刊物和学界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具有特殊历史意义。1979年1月，“在教育部于北京召开的一次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组织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筹备会议决定：创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研究会会刊”。[2]《丛刊》的创办，“促进了全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协调一致和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早日成立”[3]。学会会长王瑶兼任《丛刊》主编。严家炎作为学会首任秘书长，负责《丛刊》的筹备创办，并在创刊后成为主持具体工作的副主编。1980年7月学会在包头召开的首届年会上，严家炎辞去秘书长职务，以专心编好《丛刊》，直至1985年《丛刊》落户中国现代文学馆，结束与北京出版社的合作。
严家炎2020年9月10日摄于北大临湖轩
这六年里，严家炎为《丛刊》付出了巨大心血，甚至自称是《丛刊》“幼年时期”的“保姆”。[4]他一开始就“暗自定了一个工作原则：重点文章自己组，重要稿件自己读”，每期要审读七八十万字的稿件。由于教学任务及其他事务繁重，实在忙不过来，更出于调动其他编委的积极性，为《丛刊》的发展计，“从1982年起，正式实行由在京编委轮值编辑的制度。我除了负责统筹并审读一些重点或有争议的稿件外，也参加轮值一期”[5]。从新发现的1980年、1981年编委会发言及相关记录手稿也可以看出，严家炎在《丛刊》编辑方针、发稿要求、栏目设置等方面有着成熟的理念和一贯的坚持，这也直接决定了《丛刊》开创期的基本面貌。在1979年创刊号的《致读者》中，严家炎强调：
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6]
这段话不仅定下了《丛刊》的用稿范围，也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解放”指明了方向，具有纲领性作用。其中，“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成为1980年代重要的学术热点，极大地推进了现代文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致读者》还指出：本刊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欢迎同一研究题目但见解不同的论文，以利于展开学术讨论”。[7]这在之后的编辑工作中得以贯彻，形成了《丛刊》开创期最为鲜明的特色。
《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79年第1辑（创刊号）
《致读者》展现了严家炎对《丛刊》的思考和定位——引导和推动现代文学研究，成为“名实相符”的学会会刊。本文通过新发现的严家炎1980年、1981年《丛刊》编委会记录手稿，重新梳理1979年至1984年《丛刊》的重要栏目，探讨严家炎及其他编委如何通过特色专栏的设置，推进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重建。《丛刊》开创期的种种有力举措，最终导向1985年刊物和学界的“新局面”。
一 关于《丛刊》开创期的新材料
关于《丛刊》的创办，通过严家炎、林非等元老的回忆性文章，可以得知其大致过程。但由于时间久远和立场不同，回忆往往语焉不详甚至相互抵牾。比如，学会和社科院两家刊物的合并，究竟是谁主动在先？[8]《丛刊》开创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哪些编委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严家炎手稿中，有两份《丛刊》早期的编委会记录：《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发言》[9]和《1981.3.5〈丛刊〉编委会》[10]。前者是严家炎在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上的发言稿，详细说明了《丛刊》的筹办经过和编辑方针。后者是1981年3月5日《丛刊》在京编委会比较完整的会议记录，不仅有严家炎的发言稿，还记录下了樊骏、北京出版社谢大钧的发言，以及其他编委的讨论纪要，具有十足的现场感。作为连续两年的编委会记录，内容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可以相互参照。这两份手稿是关于《丛刊》开创期的珍贵史料，足以澄清《丛刊》创办和编刊的诸多问题。现将前者照录如下：
“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的议程和开法”，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
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发言
严家炎
①筹办经过
这刊物是学会与北京出版社两家合办的，是两个刊物合起来的。学会原定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去年四月份和天津百花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陈玉刚已谈好在他们那里出，也是季刊，每期20万字，准备夏天发稿，去年出一期。大32，稿酬当时按8元计。编辑是几个地方轮流编（北京、武汉、上海）。另一个刊物是北京出版社与文研所一部分同志商量的《现代文学论丛》，他们筹备得早，是前年夏天酝酿，秋天开始收集稿子，到79年第一季度末发稿，约有十七八万字，不定期，大32开。林非、马良春等同志都是那个刊物的元老。两个刊物原先互不通气，到去年六月份，北京出版社邓庆佑知道百花出学会的这个丛刊，就很热心，三次找了我们，建议合并，要《丛刊》改在北京出。我们当时怕百花有意见，希望两个出版社之间协商一下，后来觉得还是学会自己出面和百花谈，征求他们意见。百花的编辑部主任陈玉刚态度非常好，说如果我们觉得在北京出方便，他们一定支持，如果并不一定方便，或北京出起来有困难，他们仍然欢迎上百花去出。（所以我们刊物出成，是有百花陈玉刚同志的功劳的，我们应该寄一本刊物给他）这样，就在去年六月份由学会在京的理事（五人）和北京出版社以陆元炽同志为首的四位同志，双方在王瑶同志家里开了一次会，会上一致认为：合并好，能保证学会在北京出工作方便。协议：学会刊物转到北京出版社，由学会与北京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编委会，办成季刊，每期23～25万字，从发稿到出书周期应该做到3个月。有两个编辑同志专职。至于编委会活动费不从稿酬中拨出，而由出版社解决。另外，说到第1期原《论丛》已发稿，而且有了校样，就以它为基础增补调整，不另起炉灶了。后来加了几篇稿子（如唐弢、乐黛云的稿子，还有胡适那篇也是加的），使篇幅从十七八万字增加到二十三万字。这就是现在的《丛刊》第一辑。
②编委会组成情况
a.学会发起者中一部分理事。b.文研所《论丛》的元老。c.大区补充推选从理事或秘书处成员。d.照顾到南方一些重点大学（如中山大学吴宏聪等）
问题：a.实际上有变化，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未进来；b.由于工作中不细致，名字有遗漏（如孙昌熙同志，这是我的责任，是很抱歉的）；c.方面不够广，师大缺人，西南地区缺，东北也不够，天津缺。增补哪些同志，请我们会上酝酿一下。
③编辑方针和要求
1.现代文学方面的姐妹刊物有几个：上海有《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新文学史料》，这两个都是资料性的。我们不排斥资料，也要发史料，但特点是以发表研究成果——论文为主。
2.西安人民出版社出有《现代文学论丛》，是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三方面的稿子。我们是专发现代文学方面稿子的，一般不发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的稿子。另外，我们是学会的会刊，有全国力量做后盾，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我们应该更能代表国内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水平。（现在知道，西安出版社已打算将已发稿的两期印出后停刊）
3.《文学评论》丛刊也有现代文学方面专辑，但他们不发史料，我们发史料、回忆录、作家传记、考证性文字，同他们也有区别。他们的全体编辑非常愿意同我们合并，但领导不同意。
这是与其他刊物的分工问题。
再有，刊物要达到什么样目标？希望我们这刊物能成为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阵地。理想主义一点，希望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内研究现代文学的水平。希望它能同学会会刊这个名义相称，做到名实相符。如果说，第一期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至少，要求一期比一期更有质量，一期比一期有进步，能逐步做到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发刊数字从三万提高到五万、六万、七万、八万，稳定在五六万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编稿、发稿的标准就应满足：
1.每篇文章都应该有点新意，能够比过去有所前进，提出一点不同于过去的新看法、新见解，至少能纠正一点传统的层层相因的说法，不发那些过于一般化的文章。
2.每期保证有五六篇以上比较有质量的很可以一读的文章。有新意不一定质量高、科学性强，要求科学性高的有五六篇。
3.切实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批评和反批评，不同意见只要能讲出道理，只要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该允许发表，不怕批评到权威性人物，造成学术民主空气。这第四期上，就特辟了“争鸣园地”栏。其中讲创造社早期文艺思想的那篇完全是来稿，他批评了过去各种文学史的说法，特别点了新出的唐弢同志主编的这一本，他批评到的正是我执笔的，我的看法尽管不同，但我觉得这样的意见发表出来好，可供人们参考。再有，发表了楼适夷的反驳夏衍同志文章的文章，这篇稿子原先是投给《文学评论》的，编辑部具体同志主张发的，但有的领导同志要求删掉一些内容（关于胡风是日共党员那段）。因楼不同意删，就返回给了本人。我们知道后，愿意发这篇文章。我们想法是：一、在《丛刊》二、三辑上发表夏衍、沙汀回忆“左联”的文章中都批评到冯雪峰，现在楼为冯说话，反批评，发表这样的文章是正常的。二、胡风是日共党员这点可以不删，这是历史事实，批胡风时就暗示出这一点。国外人们都知道这件事，何必隐瞒这一点？即使胡风是反革命，历史上曾经是共产党员也还应该如实说的。难道因为陈独秀是托派，就隐瞒他曾经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吗？
4.照顾读者面。不仅现代文学研究者、教学工作者爱读，中学语文教员也能感兴趣（发些中学课文中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分析得很出色的，就能使中学教员欢迎），甚至连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也爱读。这就要以学术性为主，兼顾到一点趣味性、知识性。照顾趣味性。
制度上，系取每期有一个责任编委审稿、编发的制度。——当然，这只能是在京编委这样做。还要发挥编委会集体的作用，编委带头供稿、组稿。（每半年提供一次，每年都供一篇自己的大作）
目前存在问题：刊物周期太长，保证周期问题。保证稿源。第一期还有一般化的文章。
在社会上在学术界造成一种空气以在这刊物上发文章为光荣，这是我们一个目标。为此，编委拿最满意的稿子。
关于选题计划的设想，请大家再议议，有些什么意见，该怎么修改，想出更多的路子。保守一点，怕替其他刊物组稿。拟这个设想，是想对现代文学研究起点引导和推动作用的。我们的想法是积极慎重。
关于编委扩大问题：要不要再扩大一点，再补充些什么同志议一议。
这份手稿是现存《丛刊》最早的编委会记录，提供了大量新的重要信息，由于距离创刊时间近，又是面对全体编委的公开发言，内容也更为可靠。它详细叙述了《丛刊》的筹办经过，澄清了两刊合并的问题，还进一步展现了严家炎对刊物的主要设想：每篇文章都要有“新看法、新见解”，每期要保证有五六篇“科学性高”的重头文章。为了“照顾读者面”，严家炎提出以学术性为主，兼顾趣味性、知识性。这是由《丛刊》的出版模式决定的，北京出版社需要盈利，销量决定着刊物的命运。[11]1981年3月5日在京编委会上，编委们为扩大销量纷纷献计献策，比较集中的办法是适当增加中学语文教学内容，以吸引这部分读者群。[12]1981年第2辑起《丛刊》开设“现代名篇赏析”栏目（后改名为“名篇赏析”），专门刊登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名作阅读欣赏。
在传统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栏目之外，“青年论丛”也是《丛刊》开创期的重要栏目，对青年学者的重视“催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新人的成长”，“第三代学人”可以说是“和《丛刊》一起成长的一代”。[13]由两份编委会记录也可以看出，早期《丛刊》虽面临着销量的压力，但也洋溢着朝气和锐气。“争鸣园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等专栏的先后开设，使得《丛刊》真正成为代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与学界、时代乃至世界对话的学术性刊物。
继创刊号《致读者》之后，严家炎在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上再次强调了“百家争鸣”的编辑方针。这次编委会特地印发了三篇争鸣文章以供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楼适夷反驳夏衍文章的全文。自1980年第3辑起，《丛刊》设置“争鸣园地”栏目，刊发了一系列“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重要文章，造就了刊物以及学界“学术民主”的良好风气。
二 “争鸣园地”与“双百方针”
“争鸣园地”及“编者的话”，《丛刊》1980年第3辑
1980年第3辑至1984年第4辑，“争鸣园地”成为《丛刊》的常设栏目，共发表争鸣文章40篇。严家炎不仅把第一期“争鸣园地”放在刊物的首要位置，还在栏目前郑重写了“编者的话”：
一些有创见、有生气、对同一问题持不同见解的文章，开始出现了。这种现象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再也不是空洞口号，而是确实成为促进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方针了。根据这一方针，如果说，本刊发表的其它文章中的各种观点，并非编者所全部同意的，那么，“争鸣园地”更是如此。一切从讨论问题出发、从交流学术观点出发，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文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都热情欢迎。[14]
这段话可与严家炎《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发言》相互印证。为了“不怕批评到权威性人物，造成学术民主空气”，真正做到“批评和反批评”，他首先从自己“开刀”。第一期“争鸣园地”，“其中讲创造社早期文艺思想的那篇完全是来稿，他批评了过去各种文学史的说法，特别点了新出的唐弢同志主编的这一本，他批评到的正是我执笔的，我的看法尽管不同，但我觉得这样的意见发表出来好，可供人们参考”[15]，指的是李旦初的《“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严家炎把这篇批评自己的文章放在头条，真正显示了编者的胸襟和格局。而楼适夷稿件的一波三折、许志英文章引发的轩然大波则体现了198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及严家炎、樊骏等编委对争鸣原则和学术理性的坚守。
1983年6月，樊骏、严家炎等庆祝王瑶先生七十大寿
1980年夏衍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讲述与冯雪峰、胡风的往事，也牵涉楼适夷。楼适夷为回应此文，写了《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16]，因楼不愿删去胡风原是日共党员的内容，被《文学评论》撤稿。严家炎决定在《丛刊》“争鸣园地”发表这篇文章，并提交编委会讨论得全体通过。他在发言中说：“一、在《丛刊》二、三辑上发表夏衍、沙汀回忆‘左联’的文章中都批评到冯雪峰，现在楼为冯说话，反批评，发表这样的文章是正常的。二、胡风是日共党员这点可以不删，这是历史事实，批胡风时就暗示出这一点。”[17]发言中提到的夏衍的《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六二年五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谈话》[18]，其实是严家炎为组“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专栏，由自己参会的会议笔记整理而成，并送请夏衍亲自审定。[19]严家炎对楼适夷反批评文章的重视，正体现了他毫不拘泥、坚持原则的编辑风格。这件事还被反映到主编王瑶那里，他在书信里说：“我已将情况告知严家炎同志，请他注意和处理。我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故不必发表意见。听严同志说，楼文已发表不拟改动。”[20]这不仅仅因为严家炎在负责《丛刊》的具体工作，王瑶的不插手、不干涉也体现了对更年青一代学者的信任和爱护。正是这种宽松、团结的工作氛围，使得严家炎及其他编委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然而，由于上级部门的干预，楼适夷的文章最终还是未能在《丛刊》发表。1981年3月5日严家炎在编委会上表达了对此事的遗憾之情：
也有应该发表而没有能发表出去的，象楼适夷那篇文章，这本来是去年四月的全体编委会上一致通过要发表的，但到最后，并不是由于我们编辑工作上的原因而未能发表出来，这是使人遗憾的。就我们主观上说，确实是想努力贯彻双百方针的。[21]
这成为严家炎当编辑期间的一大憾事，二十年后还印象深刻：“我就设法将此稿要了过来，决定由《丛刊》采用。不料出版社同志不放心，又去请示某权威部门，结果还是没能发表。我只好向适夷同志当面表示歉意。”[22]楼适夷稿件被撤可以说是“争鸣园地”遭遇的“当头一棒”，而许志英文章的发表让《丛刊》陷入了更大的风波。
《丛刊》1983年第1辑“争鸣园地”刊发许志英《“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时，只是把它作为一篇普通的争鸣文章。当期“编后记”说：“作为争鸣文章，这几篇的意见自然不一定就是定论；但通过辩论，可以推动对有关问题的理解逐步深入。”许志英在文章中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作了历史化的梳理，认为1940年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影响，现代文学史及相关研究把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许志英指出：“与其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符合历史实际。”他还认为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比鲁迅的影响更大。尽管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学界已有不同看法和探讨[23]，但1983年下半年许志英这篇文章在有关会议上被点名批评，对其进行了批判，甚至殃及之前讨论过该问题的朱德发等人。作为《丛刊》副主编与当期责任编委，严家炎和樊骏显然“难辞其咎”，被要求写批评文章。严家炎《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发表于《丛刊》1984年第1辑。樊骏以笔名“辛宇”写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刊发于《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这次事件不仅给许志英本人造成巨大冲击[24]，而且让学界深受震动。钱理群后来坦言：“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私下里都在讨论，我们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这个问题消解了。”[25]2007年9月，许志英在南京去世。《丛刊》特地在“动态·会议综述”刊发《许志英教授逝世》一文，对许志英的学术贡献作了总结，其中特别强调：“1983年发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在‘不疑处有疑’，澄清了‘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本来面目，开创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的先河。”[26]自《丛刊》始，由《丛刊》终，算是对这篇曾引发轩然大波的文章做了盖棺论定。
但仅仅由批评转向赞美，可能会简化这一历史事件。《丛刊》作为当事刊物，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值得梳理和探讨。钱理群回忆严家炎、樊骏奉命而写的批评文章时说：“上面要求是批判，但是这两个人的文章都写得很严谨，很缓和，尽可能采取学术争鸣的态度而不是政治批判的态度。”[27]严家炎所写《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绝非“奉命”批评，而是出自他一贯的学术思考，这也是有意识地把政治批判转化为学术争鸣，既保护了当事人，也坚持了“争鸣”的初心。他在写于1981年左右的未刊手稿《严家炎自传》中说：
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三十年代流行的看法是完全把它当成资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到五十年代，文学史家们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又演绎推导出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学改革主张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结论。这些都与历史实际不尽符合。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文中，论证了上述论断之不确，用具体史料勾勒出了文学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逐步演变的轮廓，得出了比较接近于实际的新结论。[28]
据钱理群回忆：“记得1978年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个题目：‘谈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29]这道试题正是严家炎出的，显示了他对五四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的长期关注。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为“批评”而写的《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把重点放在发掘出大量第一手材料以说明无产阶级思想对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正如《编后记》所说：“‘现代文学史研究’栏里严家炎同志的文章，引用了较多的史料，对本刊一九八三年第一辑上发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一文，进行了有分析的批评。有助于人们思考‘五四’新文学指导思想问题。”[30]这样一种学术理性也体现在樊骏的批评文章中。《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文学界、史学界对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各种质疑出发，认为更迫切的任务是“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引导大家对“许多历史的、理论的课题作深入的探讨”。[31]严家炎、樊骏正是通过史料的发掘和学理的分析，使得这一问题的讨论停留在学术争鸣上，避免了事态在《丛刊》的扩大。
在“争鸣园地”设立两年后，《丛刊》还总结经验，对学术争鸣的方法作了科学的引导：“为了更好地开展争鸣和取得更为积极的效果，建议争论能从大处着眼，抓住主要矛盾和重要环节，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在提出不同看法时，自然可以而且需要引用新的论据，但不要回避对方的论据，形成各执一端的僵持局面。”[32]“从大处着眼”“不要回避对方的论据”，是对有效争鸣的经验之谈。这一方法的总结在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催生了各种新兴的文艺思潮，也由此带来了文艺与政治、民族化与世界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和文艺创作及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热烈讨论。“百家争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时期文艺界与研究界的一种常态和表征。1980年代初文艺界就“人道主义”“现代化与现代派”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对立双方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也造成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论战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强调“解放思想”，作为前提的“实事求是”反而容易被忽略，论争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严家炎不仅直接参与了“现代化与现代派”等相关论争，在论争中显示了超越于对立双方的辩证思维和开阔视野，而且在《丛刊》稿件的刊发上也非常注意论争的方法。1981年第1辑“争鸣园地”同时刊发李旦初《“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性质质疑》和叶德浴《关于对“第三种人”斗争的几个问题》，观点截然不同：前者认为这场论争“是进步文艺界内部的思想斗争和学术论争”，后者则坚持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属于敌我双方的矛盾。[33]这两篇文章并非在回应对方，但恰巧在“从大处着眼”“不要回避对方的论据”等方面形成了有效的争鸣。《丛刊》对学术争鸣的大力倡导，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有直接的关系，而对争鸣方法的强调，则显示了一种现实的针对性。1989年严家炎在《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中提出的“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也可以看作学术争鸣的方法论。
如果说“争鸣园地”展现了《丛刊》开创期最为鲜明的特色，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则反映出《丛刊》及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新时期初期面对海外汉学冲击的积极心态。
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丛刊》1981年第3辑
1981年第3辑，《丛刊》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专栏，开始引介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第一期刊发了严绍璗的《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和李明滨翻译的苏联谢曼诺夫《创新的古典作品——鲁迅的〈呐喊〉与清末谴责小说》。这个栏目的开设源于乐黛云的提议，在具体的分工中也由她负责。[34]1981年3月5日在京编委会上，乐黛云提出：“对国外的介绍，有盲目崇拜，也有不了解。对夏志清《小说史》，可以发评论。对司马长风的现代文学史，也可评论。夏济安（志清的哥哥）的《黑暗的闸门》，也可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外述评’，这一栏应该开。国外研究消息也可发表。”[35]这和严家炎的想法其实不谋而合。在记录林非发言“面向国外，要了解国外有关情况”时，他在手稿中加了一句按语——“炎按：可评一下夏志清的《小说史》”。[36]根据会议记录，林非的发言在乐黛云之前。与其他编委发言的简要记录相比，严家炎对乐黛云发言细节的记录也表明对此事的重视。事实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是新时期严家炎著书立说的重要参照，尤其是夏志清，启发和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写作。[37]
1981年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与新时期第一届研究生合影
1980年乐黛云在《丛刊》第4辑发表《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 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一文，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必须了解同时期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才能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己文学的民族特色”。这和严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里所说的“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其实是一致的。[38]乐黛云提出要运用国外较新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作家作品分析方法，来提升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严家炎对鲁迅小说象征主义特色的论述，呼应了这一观点。对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乐黛云肯定其“从世界文学发展的高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就能使我们对这些特点有更其深入的认识”。严家炎在《文学·政治·人民——新文学历史的一些回顾和思索》中提到：“甚至连国外一些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公开承认：‘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学潮流的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这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特点，而且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优点。”[39]两人都看到了夏志清世界文学的眼光和比较研究的长处。
吴组缃1947年谈“现代文学史”课时就提出：“今日研究文学者，当具世界眼光。”[40]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与发展和这种“世界眼光”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国家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日渐增多。正如王瑶1980年在包头年会上所说：“过去国外研究汉学的学者多侧重于中国的古代文化，现在则研究现代中国的比重日渐上升，而且还经常举行一些国际性的学术集会。”[41]新时期初期中外学术交流不仅体现在国内学者赴海外参会、讲学上，更重要的是国内学术刊物对海外汉学成果的介绍和研究，能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不但应该注意和了解，而且应该进行研究的研究，即不但要知道他的具体的论点，而且要分析他之所以如此立论的原因和根据，对之作出我们的评价。”[42]正是对海外汉学的集体重视和前瞻的眼光，使得《丛刊》于1981年设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专栏，在当时属于开风气之先的举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丛刊》1980年第4辑
1981—1984年，在日本和苏联关于鲁迅研究的成果之外，专栏还刊发了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象征派、创造社、闻一多等的译文，以及海外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综述。[43]有意思的是，《丛刊》还在“现代文学史研究”栏目发表了两篇关于夏志清的专门论文，属于王瑶所说的“研究之研究”，即1982年第4辑丁尔纲的《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和1984年第3辑徐明旭的《“偏爱”，还是偏见？——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许地山章节》。1982年第4辑的责任编委为严家炎，丁尔纲的论文标题上了封面，目录中也被加粗，属于当期的重点文章。论文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章节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在作家作品评价方面，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即以茅盾专章和书中其他地方涉及茅盾时所阐述的意见论，就很有精辟中肯之处。书中对茅盾文学史地位的总评价，对茅盾所作的多方面文学贡献的论述，对茅盾创作准备的分析，对茅盾创作风格的概括，都有公允精到的见地。
……
可惜，夏志清先生的政治偏见局限了他的学术探讨，一遇到革命作家及其创作所具有的无产阶级倾向、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就失却了严肃的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偏颇之见与武断之语时有所见。
夏志清认为茅盾最好的长篇小说是《蚀》《虹》，对《子夜》评价较低，称之为“失败之作”。[44]丁尔纲从夏志清的论断出发，认为其评价的标准是政治标准，而非艺术标准。尤其是对《子夜》的评价，“否定了茅盾大规模地反映中国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创作努力与创作成就；否定了茅盾作品的‘社会分析’的特点”。严家炎也指出夏志清“认为茅盾最好的还是《蚀》，《子夜》不高明，《腐蚀》则很坏”，并非在单纯从事“艺术评价”。[45]这里关涉1980年代学界对茅盾及《子夜》的评价问题。1982年严家炎在北大课堂上，提出以茅盾及《子夜》为首的“社会剖析派”：“‘社会剖析小说’或‘社会剖析派’这个名称，原是我1982年为研究生讲课时提出的，我希望它能够比较准确、贴切地概括这个流派创作的特点。”[46]尽管严家炎1980年左右就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并做了多种阅读笔记，《小说史》也影响到他对张爱玲、钱锺书的评论。[47]但是对于茅盾及《子夜》的评价，严家炎和夏志清的观点大相径庭。[48]《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认为：
《子夜》的成功，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对一个新的小说流派——以茅盾、吴组缃、沙汀和稍后的艾芜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9]
与夏志清对《子夜》“社会分析”特点的否定相反，严家炎认为“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文化、心理各方面作出创造性的有力描绘，正是社会剖析派作家在现代小说上的独特贡献”[50]。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茅盾作品“社会分析”的特点历来容易引发争议。即便是社会剖析派内部，自称“茅盾派”[51]的吴组缃1933年发表《〈子夜〉》赞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缘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52]，但也认为“茅盾写《子夜》有时是有了思想再去体验生活现抓素材，因此生活显得不足”[53]。“主题先行”成为批评茅盾及《子夜》的一个关键词。新时期之初，文艺界曾就“文革”期间的“主题先行”问题展开批评。但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引用王蒙1980年谈论个人创作时的说法——“有时候主题先行。你真的有生活的话，如果再得到主题的启发把生活挖掘出来，写了就一定失败？也不见得”[54]，对“主题先行”作了辨析，指出“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是否‘主题先行’，关键在于这‘主题’是否从生活中来，而且获得这种来自生活的主题之后有没有相应的生活体验做后盾”[55]。在这个意义上，严家炎认为《子夜》虽不完美但无疑是成功的。
1988年学界兴起“重写文学史”思潮，其中就包括对茅盾及《子夜》的重评。《子夜》被蓝棣之称为“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认为“主题先行，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56]这明显受到夏志清的影响。事实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理论资源”[57]。差不多在《上海文论》发表蓝棣之文章的同时，《丛刊》刊发了汪晖的《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汪晖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广阔视野中探讨“茅盾传统”和“《子夜》范式”，认为《子夜》恰恰是在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叛中极大地发展了现代小说。[58]尽管《丛刊》为呼应《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于1989年第1期起开设“名著重读”栏目，以实现“南北合作”，但在首期专栏同时刊发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和徐循华批评茅盾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显示了对“学术争鸣”的一贯坚持，也对“重写文学史”构成了某种内在的反思。
1981年3月5日樊骏在《丛刊》编委会上谈道：“（1980年）初步展开了中外交流工作。翻译外国研究成果，提到外国研究方法的长处，比较文学的推动，比较茅盾《子夜》与左拉《金钱》。但也有迷信外国的风气。如美国学者金介甫到湘西考察湖南也发了几篇文章。对外国研究缺少分析，过分客气。”[59]这里包含着一种辩证的思维：既重视中外学术交流，又不能一味迷信外国。恰如鲁迅所说“拿来主义”要“占有”和“挑选”，“有辨别，不自私”。[60]这也是《丛刊》具有“世界眼光”的同时所坚持的主体性底色。甚至其中还暗含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更大的“野心”：“既然是交流，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观点去影响别人呢？”[61]1989年为纪念创刊十周年，《丛刊》邀请众多作者撰写文章，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写道：“我从1981年开始特别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每期都用心地把大部分文章阅读一遍，不知不觉的，这本刊物不但影响了我的研究，也给我的中国现代文学二门课带来很大的方便。”[62]捷克汉学家高利克谈到1980年和《丛刊》结缘，“我喜爱这份刊物，过去十年来在工作中它也给了我很多帮助”[63]。《丛刊》代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加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栏目的开设，与海外汉学形成了双向的互动，超越了简单的“冲击—回应”，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无论是鼓励学术争鸣，还是具有“世界眼光”，都对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与发展至关重要。1979—1984年，学科在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之后面临着研究与教学的“开疆拓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也在《丛刊》引发了持久的讨论热潮。
四 “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
1983年第3辑起，鉴于“近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家一方面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感到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渴望能有更多的改进和更快的提高”，《丛刊》开设专栏，发起“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笔谈：
文章可以从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入手，也可以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长期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和这几年出现的新问题）发言，还可以从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应有的格局、体系、积累和水平等设想；希望多结合实际的事例，更希望进一步作出理论的阐释；既要立足于当前，又要着意于长远的规划——从不同的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64]
“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笔谈及“编者的话”，《丛刊》1983年第3辑
《丛刊》笔谈从1983年开始，至1985年结束，共刊发五期专栏。这场持续三年的讨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性。[65]1983年6月22日至27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会议认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使得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水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前有明显突破，一支包括老中青、拥有三千多人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现代文学研究、教学队伍已经形成”[66]。据王瑶回忆，“1953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时，全国只有十几个教员参加”[67]。随着这支“包括老中青、拥有三千多人”的研究、教学队伍的形成，教学与研究之间脱节的矛盾也日益突出。1979年学会成立以来，不仅在宏观层面引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以《丛刊》“引导和团结研究界”，而且多次举办暑期讲习班，对研究与教学的相生相成贡献良多。“七、八月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辽宁师范学院等单位在大连举办中国现代文学暑期讲习班；自九月至一九八三年一月，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中国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对于现代文学教师队伍进行有计划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在教学中接受和汲取这几年来学科迅速发展的成果，的确是项重要紧迫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在这方面有了一个好的开端。”[68]
1983年可以称为“如何开创新局面”之年。5月19日、20日，《文艺报》邀请京津等地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近二十人举行座谈会，主编冯牧、孔罗荪主持会议，唐弢、王瑶、严家炎、林志浩、叶子铭、马良春、林非、王景山、杨占升、吴子敏、田本相等《丛刊》编委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对建国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估价”“当前研究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如何加强和改进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等问题。[69]这次座谈会及《文艺报》发表的相关讨论文章为《丛刊》开设专栏作了“预热”。在这些会议和《丛刊》笔谈之外，全国性的讨论也在进行：
在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和山东泰安举行的师专现代文学教学讨论会上，如何开创新局面都是一个主要议题。这一年里，各地报刊还陆续发表论述这门学科的历史进程和今后任务的长短文章近十篇。以上这些会议和文章，数量超过前几年，而且将连续了四五年的这方面的思考和讨论，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成为这一年中引人注目的议题。[70]
《丛刊》“如何开创新局面”笔谈参与者涵盖全国各地老中青三代学者，以“展开争鸣”[71]的活泼形式，涉及学科发展最为关键和要紧的问题。一是教材和教学问题。王景山认为：“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应提倡百花齐放，现代文学教学必改注入式为启发式。”[72]丁尔纲指出，现代文学教学存在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必须把作为科学著作的现代文学史和作为教材的现代文学史分开来写”[73]。王观泉看到了“教与学的矛盾”，即既定的教学内容与学生感兴趣的当下研究热点之间存在脱节。[74]上述观点均认为现有的文学史教材不适用于当下的教学工作，杨占升则示范了如何用好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认为它“作为教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有它的好处，适应性强，有利于因材施教”[75]。为了解决教学矛盾，唐弢、严家炎、樊骏、万平近在三卷本的基础上压缩修订，编著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由于对集体编写教材的不满足，还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个人写史”。黄修己强调：“要鼓励个人写史。现在教材的大同小异，与集体科研的工作方法也是有点关系的。”他甚至对理想的个人文学史做了大胆的设想：“第一部分用编年体”，“第二部分用纪事本末体”，“第三部分用纪传体”。[76]吴福辉进一步指出：“应当讲究文学史的风格学”，“个人著述有利于学术上的争鸣、竞赛”，有利于培养人才。[77]这是对全新的现代文学史的企盼和呼唤。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各类专题史，尤其是个人写作的现代小说史在1980年代后期迎来了出版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二是现代文学研究问题。首先是研究对象的扩大。1980年严家炎在包头年会上提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要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抗战文艺、“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都需要加强研究。[78]笔谈中华忱之提到要“进一步加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如抗战文艺、“孤岛”文学研究。[79]张毓茂强调重新评价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80]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革新。正如严家炎1982年所说：“就整个学科来说，提高水平主要依靠加强综合研究和专史研究。”[81]参与笔谈的学者很多都倡导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方法，以打破现有作家作品论的单调和孤立，发现与总结现代文学史内在的发展规律。彭定安提出：“把现代文学当作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研究”，“把文学这个系统和相邻系统结合起来研究”。[82]这和王富仁提倡宏观研究和比较方法，钱理群提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83]有相通之处。王富仁还指出：“加强对现实生活和现实文艺状况的深入思索和理论认识是获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新眼光的最根本的一环。”[84]实际上是“从当代看现代”。而王观泉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可以给当代文学创作以启示”则是“从现代看当代”。[85]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互为参照的方法也体现在许子东对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关系的强调上。[86]
三是文学史分期问题。这与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方法的提倡有直接的关系，也是试图突破文学史按社会历史政治事件分期的传统做法。吴奔星认为“要克服时间方面的偏枯”，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87]陈学超提出要重新认识近代文学的划时期的意义，“将鸦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88]。
这场讨论从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出发，对“如何开创新局面”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并未得出统一的结论，或者说统一的结论并非《丛刊》所愿，用“编者的话”来说：“至于其中的是非正误，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实践，开创整个学科新局面的实践，将会作出权威的选择和裁定。”[89]这深刻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拨乱反正之后，亟待实现重大突破的迫切心愿和集体共识。到了1985年，从量变到质变，笔谈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迎来了新的突破。
余论 1985：万寿寺会议和新局面的打开
巴金先生保存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万寿寺）正门照片
1985年5月6日至11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在刚开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史称“万寿寺会议”。这次会议与《丛刊》笔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对“如何开创新局面”讨论的历史回应：
为了进一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同学术前辈和全国广大学术同行一起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他们聚于一堂，对当前研究工作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90]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万寿寺会议正式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就文学史分期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以建立新的研究格局，影响深远。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从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的同步性出发，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陈思和强调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贯通性，具体阐述了“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也是座谈会讨论的中心，乐黛云指出“比较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91]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兴盛不衰。《丛刊》于同年第3辑开辟“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专栏，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集中展现了相关学术成果。
赵园用“徘徊、开拓、突进”来形容在学科史上注定浓墨重彩的1985年。对《丛刊》而言，1985年也是特殊的一年。由于北京出版社机构调整，《丛刊》结束与其长达六年的合作，1985年开始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严家炎也因为身兼数职，难以周全，结束了为《丛刊》“幼年时期”当“保姆”的历史使命，不再担任负责常务的副主编，而作为在京编委继续参与《丛刊》事务。正如赵园所说：“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上，‘突破’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因而也不仅仅属于那些震动一时的论文作者个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整体研究’的呼唤已持续了数年，人们由各个方向趋近着同一目标。”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刊物发展，都具有不容回避的承续性。或许可以说，1979年至1984年的“徘徊”“开拓”，促成了1985年学界和刊物的“突进”。这也是重新梳理和讨论《丛刊》开创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
附录
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92]
严家炎记录，陈艳整理
严家炎：这是实行责任编委制后的第一次在京编委会。会议是在好几位同志热情督促，特别是田本相、杨占升等同志具体建议，和北京出版社同志关怀、支持下举行的，但由于我自己工作拖拉，已经拖了一段时间，是很抱歉的。
记得去年2月开过在京编委会，4月又开过全体编委会[93]，每次会都对《丛刊》工作起了促进作用。现实行的责任编委制，就是去年全体编委会上定下来的；编辑印刷周期，也是那时的一个建议。现在，正当出版社已决定将《丛刊》改为季刊，印刷周期缩短到80天，刊物前景看来更好的时候，我们开这次编委会，一定能进一步对刊物提高质量、保证周期起更大的作用。
丛刊已出了五期，约一百二十万字。第六期（今年第一期）也很快要出来了。回顾已出的这五期，可以感到，我们的刊物在编委们和出版社同志们共同努力下，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它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①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有不同意见的文章。有的文章尽管批评到了同我们编委有关的著作，尽管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未必见得同意，但我们还是发表了。从第三期起还辟了“争鸣园地”栏。有些文章提出了各种各样新的看法，是以引人思考（如关于创造社前期文艺主张的评价，关于写光明为主的看法等）。最近一期上（今年第一期上）还就“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争选同一个题目，发表了两篇观点并不相同的文章。也有应该发表而没有能发表出去的，像楼适夷那篇文章，这本来是去年四月的全体编委会上一致通过要发表的，但到最后，并不是由于我们编辑工作上的原因而未能发表出来，这是使人遗憾的。就我们主观上说，确实是想努力贯彻“双百”方针的。
②在发稿标准上，大体做到每篇文章都能力求有点新意，能够比过去的有所前进，能够提出一点新看法、新见解，至少能纠正一点长期因袭的说法。当然，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条，有时还不免发一些照顾性的文章，但希望这种文章务必减到最低限度。
③每期力争做到有三至五篇可读的文章。这与我们预定的目标还有距离（预定是每期有六七篇值得一读的）。但与兄弟刊物比起来，达到大致相当或接近的水平（与《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新文学史料》等）。有一部分文章获得了较好的反应。
④文章接触和研究到的面在逐步扩展。开头一两期较多停留在年年种庄稼的熟地上，到后来逐渐有新的开拓，进入一些生荒地或熟荒地里去，如有了研究胡适、徐志摩、沈从文、丁玲、艾青等的文章。
总的来看，《丛刊》是在进步。
但是，刊物距离原定的要求还比较远。在去年的编委全体会上，大家讨论到刊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时，都希望不妨理想主义一点，希望《丛刊》能够在将来代表国内研究现代文学的水平，希望它能同“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这个名义相称。现在用这个要求来衡量，显然还有很大距离。表现在：
①每期可读的文章还不够多。预定六七篇，占每期字数一半，但实际上只有四五篇，字数只占40%。各期也不平衡，从听到的反应说，去年第二期，就显得较弱。
②研究接触问题的面比较窄，综合研究方面的有质量的文章尤其少。去年年初曾经拟过一个选题设想，但一些重要题目的研究出成果看来还得一个过程。
③稿源不富裕，选择余地仍然不大。
④照顾读者还可能不够。原先有个方针：以学术性为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等方面，看来存在问题还不少。
现在既然要提高刊物质量，而且已经缩短了刊物周期，许多问题就显得很迫切起来。所以，是否可以着重来研究几个问题：
①怎样做到有比较丰厚的稿源，特别是有点质量的稿源？要是能使有质量的稿源能做到同发稿比例保持1.5 ：1，甚至2 ：1，即质量就比较有保证。这样，就得切切实实地加强组稿工作，使较多的有质量的稿件能到我们刊物中来；我们编委自己的比较满意的稿件在这一两年内至少怎样做到不外流？还有，对于外稿，怎样做到及时处理，一般能在两个月内有初步处理结果，以此提高刊物在撰稿者中间的威望与信赖。除了编辑部组稿外，编委的组稿、供稿很重要，以便造成一种在《丛刊》上发表文章为荣的空气。
②如何充分发挥责任编委制的作用？目前限于看稿，能否做到有发挥作用的更大余地？从出版社方面说，确实作了很大努力，从去年第3期起，给每期责任编委发了编辑费，现在问题在怎样更好发挥作用。我有个想法：将来每期责任编委名字可印上，整个编委会名单倒不一定每期都印，这也是加重责任编委责任的一法。
③怎样为《丛刊》做一点宣传工作？我们《丛刊》头三期印数为三万左右，后来到去年第3期新华书店让减到一万，去年第4期为一万二千，这样就亏本了。现在刊物多，一般数量都下跌，与此同时，有些地方还买不到，确实存在矛盾的现象。在当前情况下，看来要做一些宣传工作。请有兴趣、有看法、有影响的同志来评它一评，这也要请大家来想点办法。
樊骏：谈谈去年现代文学研究情况。共阅读了上百种刊物，看了一千零四十篇文章，约90%以上。（但不包括鲁迅研究）
①和过去比较，80年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正面探讨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的文章，总结了一些经验，强调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地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而且有几篇文章谈了研究方法（从历史联系，综合研究）、研究对象，编现代文学批评史，这些都关系全局。
②把“五四”文学革命同今天文学发展捏在一起来进行评价，作为一个整体。对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评价也是联系建国后的发展的，对《讲话》的评价也是如此。
③多方面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课题，纠正过去狭隘的传统。如加强了东北地区文学的研究，出了《东北现代文艺史料》[94]，谈到了东北沦陷前后的许多文艺史料。辽宁有馆藏1919—1949文艺期刊介绍。上海进行了“孤岛”文艺的研究。有些同志对台湾现代文学进行了介绍。从文学体裁来说，散文研究开始多起来了，光是朱自清的就有21篇。从作家来说，也研究未碰过的作家，如张闻天、林语堂。从研究课题来说，对艺术性、外来影响、“五四”时人道主义思潮都有了研究。
④对过去的评论提出疑问、商榷的较多，翻了旧案，如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戴望舒等。对《易卜生主义》也肯定。对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等纠正错案。郁有30篇。对创造社文艺主张、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提出新的看法。
⑤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孕育、发展作了新的分析，认为1915—1917年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有的对《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的论断（隐约地）。
⑥回忆录、资料性文章占了很大比重。一千多篇文章中，研究性文章只占400多篇，大部分是资料回忆性的。关于萧红的有24篇，都是资料。臧克家谈自己的19篇，也都是资料。所以如此，一是作家重视，写自传回忆录风正在兴起。二是悼念受迫害者的文章不少。三是对评价不感兴趣，认为易受风［潮］影响，故愿搞史料。年表预示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已写或要评传的有何其芳、茅盾、巴金、艾芜、叶圣陶、老舍、沙汀、萧红、冰心、丰子恺。
⑦形成研究本地区文学的自然分工。如吉林研究东北文学，江西研究苏区文学史，河北研究孙犁，山西研究赵树理和山药蛋派，四川研究郭、艾等，浙江研究柔石，这是发挥优势的结果。
这种趋向不一定很科学，和领导有关。
⑧初步展开了中外交流工作。翻译外国研究成果，提到外国研究方法的长处，比较文学的推动，比较茅盾《子夜》与左拉《金钱》。但也有迷信外国的风气。如美国学者金介甫到湘西考察湖南也发了几篇文章。对外国研究缺少分析，过分客气。（钱锺书驳美国代表团批评：“中国不重视人文科学”，“难道美国不是如此”）
⑨不同意见交锋不够。只有关于夏衍文章的争论，《赛金花》的争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其他就不多。有点一边倒，思想不够活跃。
⑩有一些倾向性问题，但不普遍、不严重。a.过去简单化的倾向至今还有，如李大钊文章是“文学史丰碑”，《什么是新文学》是最早马克思主义论，瞿秋白“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无产阶级文学美誉者”。另如无保留地肯定郭沫若历史剧的古为今用。b.翻案后又走向另一极端，如认为关于人性论争论中鲁迅不对梁实秋对。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弱点不能指出来。但较多文章还是实事求是。
⑪总的估计：
去年《新华日报》文摘第五期上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有五篇。
有进展，在思考，但尚无重大突破。
《丛刊》处于什么样位置？占7%。在研究论文中，占10%。证明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看，《丛刊》是站在前面的，特别在①③④⑧等方面都起了推动作用，而且起了带头作用。
如更自觉，将起更大作用。
谢大均：出版社从今年第3期开始，作为期刊对待，周期压缩到85天。（原来是8个月）这样，吸收稿件就会更多有利条件。编辑力量增加，经验也在积累。
“大好形势下潜伏着危机”：印数下降而亏损增加。（一万册每期亏损三千元）目前纸张也紧，尽先照顾盈利书，到今年年底将是一个关键。如能通过，明年就作期刊处理，搞不好则被砍掉。
希望办成国内同类刊物的第一流的刊物。
目前不足之处：
①每期重点文章比重要增加，上封面的文章不多，这是最头痛的事。要有计划地加以组织，撰稿人的选择，都要加以研究。
②研究论文比重较大，有广泛兴趣的文章较少，增加普及性内容。搞一些现代作品的选载（难以见到的）。阅读和欣赏角度来谈些作品分析借鉴（3～5万），专门性与普及性相结合。
③充分发挥值班编委的作用。除选择稿件外，还打开新天地。提供新设想，特别是重点稿件的组织。该期刊物的重点及面貌等，都要及早准备和考虑。目前比较被动。
除值班编委外，其他编委也帮忙组织。
目标到今年底争取达到三万。
通过渠道发行。
林非：要扩大发行，就得活泼些，目前较呆板、沉闷。
交流学术成果，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些。
作者面过窄，要改变。
面向国外，要了解国外有关情况。
（炎按：可评一下夏志清的《小说史》）
可每年搞研究工作述评，这样对专业工作者就会有吸引力。
请主要作家谈创作，或写回忆录。
《文汇报》今年1月6日发了《要科学地研究鲁迅》（原题《不要跪着研究鲁迅》）。《文汇增刊》发了《不要神化鲁迅》。
林志浩：要争取读者，适当搞些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内容，占1／5。即使高校，也不能光面向综合大学，应面向占90%的师范院校。
王景山：要争取现代文学教学工作者，其中包括中学教员。
叶绍钧《一生》可能影响鲁迅写《祝福》。
杨占升：每期可读的文章组稿很困难，只有靠熟悉情况，知道人家在研究什么。
中学语文老师80多万，关系重大。
作家谈自己创作，这很吸引人。
增强艺术分析的稿子。
乐黛云：最广大的读者群，一是中学教师，二是自学考学分、考学位的，要抓住这两部分人。如把历来考题汇集研究一下，准保争着买。讲稿也可发一些，主要是新课，如《新诗流派》。还发一些平时不易找到的资料，如《易卜生主义》。还有作品赏析，如《寄小读者》的若干片段。
另外，对国外的介绍，有盲目崇拜，也有不了解。
对夏志清《小说史》，可以发评论。对司马长风的现代文学史，也可评论。夏济安（志清的弟弟）的《黑暗的闸门》，也可评论。他认为“五烈士”牺牲在党内宗派斗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外述评”，这一栏应该开。国外研究消息也可发表。苏联谢曼诺夫比较了《呐喊》与谴责小说（受压迫者本身弱点）。
要做大量组织工作。要发挥每一个编委的作用。每位编委分一点栏目，这样也有连续性。
马良春：如果一味迁就读者，可能引起同行的谴责。
要注意资料的扎实。
王瑶：回忆录和资料可以评一评。如陆万美的错误被朱正订正，萧乾讲大公报文艺副刊也未必正确。
杨（占升）：“争鸣动态”也应设一栏，搞些报导。
栏目分工：
中学现代作品赏析、阅读欣赏——杨占升
资料、回忆录——王景山
国外研究述评——乐黛云
鲁迅研究——林非
争鸣动态——
现代文学综合研究——樊骏
试题分析、讲稿选载——
难找的资料选载——
作家谈创作——
陈艳
中国现代文学馆
10002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注 释
[1]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
[2]《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辑。
[3]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由于北京出版社居中协调，学会的《丛刊》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定的刊物《现代文学论丛》合并，成立新的编委会，社科院文学所的加入打破了学会原来的高校格局，1980年7月学会首届年会邀请社科院人员参加也就顺理成章。
[4]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5]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据手稿《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1980年第3辑已经开始试行责任编委制。1982年起，责任编委正式印在刊物封底。
[6][7]严家炎：《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辑。
[8]按严家炎的说法，是北京出版社的邓庆佑、谢大钧主动找上门来。参见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林非却说是“严家炎同志找到了谢大钧。要求他将这个刚创办的刊物（指社科院文学所的《现代文学论丛》，笔者注）改为学会的会刊”。参见林非《回忆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9]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发言稿之外，严家炎有一页纸单独记录了这次编委会的议程和开法，由学会和北京出版社两家合开，“经费一家一半”，地点在东四旅馆。其中提到“会前印发：二、三、四辑目录，选题计划设想，争鸣的三篇文章（楼适夷全，其他两篇摘要）”，“7日上午开场白讲讲会议目的、开法、生活上事项。汇报情况（严、谢），包括刊物筹备过程、编辑方针、编委组成情况（增补编委）、出刊以来反应、目前存在问题、改进意见。下午先传达胡乔木、周扬两个讲话。然后讨论：①检查。②改进的建议。③发挥编委作用。8日大家说”。右边还记有唐弢的发言：“①可以多刊登些新发现的资料。如最近孙玉石、方锡德发现的鲁迅一些文章，其中与《野草》相似的那些散文诗特别使人感兴趣。②可以每期发一点订正文学史上历来相互因袭的一些说法。”
[10]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见严家炎记录、陈艳整理《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11]《丛刊》最初是“以书代刊”出版，直到1986年才成为正式期刊。
[12]参见《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13]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14]“编者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
[15]严家炎：《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发言》。
[16]此文被《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相继退稿后，经删节发表于《延河》1980年第7期。全文则刊发于《鲁迅研究动态》（内部发行）1980年第2期。
[17]严家炎：《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发言》。
[1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辑，总第2辑。
[19]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20]19800426致王德厚,《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21]《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22]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23]参见税海模《文学革命性质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辑）、朱德发《五四文学初探》（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参见董健《我印象中的许志英》，《西湖》2008年第7期。
[25][27]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26]《许志英教授逝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后作为“附录”收入沈卫威、王爱松、翟业军编《往事与哀思——怀念许志英教授》，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28]《严家炎自传》，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29]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30]“编后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31]辛宇（樊骏）：《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32]“编后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辑。
[33]严家炎认为：“冯雪峰在对待胡秋原的问题上，如果要找毛病的话，主要的恐怕恰恰是‘左’，而不是右。”可见他并不赞同叶德浴的观点，但仍然把这篇文章作为“争鸣”一方刊发出来。《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34]根据《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在“栏目分工”中，“国外研究述评”由乐黛云负责。
[35][36]《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37]参见拙作《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以严家炎和夏志清的对话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38]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39]严家炎：《文学·政治·人民——新文学历史的一些回顾和思索》，《求实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40]《与陈中凡的信》，《吴组缃全集·书信日记序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4页。
[41][42]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43]如迈克尔·戈茨著、尹慧珉译《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B·S·麦克杜格尔著、陈圣生译《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辑），N·E·契尔卡斯基著、理然译《论中国象征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辑），斋藤敏康著、刘平译、程广林校《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许芥昱著、方仁念译《从调色板到诗——〈闻一多〉第三章 留学（1922—192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辑），柳无忌著、叶雪芬译、张镜潭校《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验和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辑）。
[4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
[45]严家炎：《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求实集》，第26页。
[4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47]参见拙作《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以严家炎和夏志清的对话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关于钱钟书——严家炎的未刊手稿》（《新文学史料》2024年第3期）。
[48]在对茅盾及《子夜》的评价上，严家炎更赞同夏志清的论敌普实克的观点。参见《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社会剖析派小说”一章。
[49][50][55]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78、188、190页。
[51][52]《1982年3月2日下午与吴组缃同志座谈》，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53]吴组缃：《〈子夜〉》，《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6月1日。
[54]《王蒙谈“主题先行”》，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56]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57]孟繁华：《文学经典是怎样炼成的》，《光明日报》2020年11月4日。
[58]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59]《1981年3月5日〈丛刊〉编委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60]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61]王瑶发言。本刊记者彭华生、赵小鸣：《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记本刊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文艺报》1983年第7期。
[62]王润华：《从国际性的学术期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63]高利克：《一帆风顺》，张汕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64]“编者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65]参见钱理群《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00期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钱理群认为：“‘开创新局面’问题的提出，应该是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自身的‘日常的学术建设’的一个自觉的努力。”
[6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沪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辑。
[67][69]本刊记者彭华生、赵小鸣：《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记本刊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文艺报》1983年第7期。
[68]张建勇、刘福春、辛宇：《一九八二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70]孟繁林、王保生、辛宇：《一九八三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辑。
[71]“编者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72]王景山：《三点想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73]丁尔纲：《如何解决文学史教学中的一个矛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辑。
[74]王观泉：《教学和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75]杨占升：《改进教学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76]黄修己：《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77]吴福辉：《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78]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79]华忱之：《管窥蠡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辑。
[80]张毓茂：《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辑。
[81]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三》，《求实集》，第30页。
[82]彭定安：《加强现代文学的综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83]钱理群：《创造条件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辑。
[84]王富仁：《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85]王观泉：《教学和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钱理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里提出“从当代想现代”的说法，对笔者很有启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86]许子东：《现代文学，“拥挤”的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辑。
[87]吴奔7]星：《克服“偏枯”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88]陈学超：《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89]“编者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9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纪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辑。
[91]赵园：《1985：徘徊、开拓、突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92]手稿原名《1981.3.5〈丛刊〉编委会》，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
[93]参见正文中严家炎《1980年4月全体编委会发言》。
[94]应为《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3月创刊，由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辽宁社科院文学所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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