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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晚年
一 致敬，“青春”！
徐迟原名徐商寿，是家中长子，排行第四。他八岁丧父，父亲徐一冰早年留学日本学习体育，接受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晚来得子（徐迟小名“迟宝”，即迟来的儿子），一高兴遂将家产全部变卖，在南浔镇办起了一所贫儿教养院，自当院长，免费教贫儿学习各种技艺。徐迟自小在贫儿院长大，他对西洋音乐的兴趣最早即由贫儿院中的铜管乐队熏陶而来。年幼的徐迟不大理解父亲，但后者的离世却让他经历了人生最初的打击与幻灭。徐迟“青春”常驻的个性跟幼年失怙，干系巨大。金克术说徐迟“永远十八岁”，绝非戏言。他的（现代派）文学、美学及生活，无不绽放在青春式的力比多中。通常讲，父亲代表的是规则和秩序，而徐迟的成长因父亲的过早“缺位”，其人格秩序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确立。母亲与三个姐姐及弟弟对他的爱惜，更是助长了他的散漫与“青春”。据说徐迟长得很像父亲，而他易于冲动、“陡转”的理想化（或曰“空想化”）人格亦活脱得自父亲的血脉。
多年后，徐迟在解释1931年为何弃学北上、一意孤行地参加支援东北的“援马抗日团”时，把原因归结为抗日将领马占山与父亲的相似。徐迟曾在报纸上见过马占山的照片，那留着小胡子、身着军装、神采奕奕的模样多像父亲啊！“我是向着父亲跑过去的！我要去和我英雄的父亲会合！”[1]这种解释并非矫情，它透露了徐迟内心强烈的“寻父”意志。他对中国、“人民”、历史的想象投奔，对现实、真实的执着，对“是”的知识追逐，对“新”的强调，以至于他的交游及全部文学活动，无不贯彻着对缺失的父亲／规则的渴望与补偿。他需要一个个的“是”“确定”来占据精神的“父位”，充满生命巨大的亏空。
这在长篇自传《江南小镇》里体现得尤其明显。老友王元化很喜欢这部著作，他在1993年6月21日给徐迟的信中说：“我还没有读过这样的自传。它的境界、情调、气质、叙述的口吻，乃至节奏，其中的小小的议论，都使我倾倒。文章不火气，不做作，如汩汩的小溪，潺潺的流泉，那样从容不迫地缓缓地流着。纯真如赤子，但又时时闪出饱经人世沧桑的智慧。”[2]他问徐迟，这么长的传记，这么多的人和事件，时间怎会记得如此清楚？这也是很多朋友的疑问。徐迟将此归功于日记和助手的帮忙，但对时间的敏感、强迫，在徐迟这里是一以贯之的。他想以此把自我链接、嵌入历史、人民、中国以至世界，让漫漶的生命变得有序整饬、清爽分明。而这就是“寻父”的象征性展开，它跟自传的主题——解答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很贴合。我需要一个“父亲”来庇护我，命名我，照亮我。徐迟在书中对父亲徐一冰的理解也是通过如是链接而进行的：“我父亲与鲁迅先生同年诞生……在狭义相对论发表的1905年，他愤于‘东亚病夫’的耻辱性称号，留学日本东京大森体操学校。”然而读罢《江南小镇》，我们除了知道徐迟何时到了哪里，碰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却并不了然。整部《江南小镇》就像一个按时间排列的绵长的“流水账”。虽然各处信息密集，美轮美奂，可整体却是“迷惘的一代”或“一代的迷惘”。传记的有头无尾（仅写到1962年）、半途而废，越发加重了迷惘的感觉。
《江南小镇》开篇徐迟手迹
上述“整体X”的情况不仅存在于《江南小镇》，也弥漫在整个《徐迟文集》里。徐迟说编文集是为了“认识自己”，他以直抒胸臆的诗歌卷起首，以长篇自传《江南小镇》压轴（第九、十卷），彰显了“走向自我”、揭示自我的勇敢意图。在确认作品的写作时间上，徐迟下了极大的功夫，一路写来、一路整理，可最终那个“我”还是成了他的“斯芬克斯”。也许就是为了铭刻对父亲的思念与渴望，把“寻父”化为生命永久的“塑影”，所以才会无限地延宕青春与文学。徒有一副时间、历史的架子，却理不出写作、成长的脉络，因为我本来就不想长大啊！就让我倚在历史的琴弦上，弹奏永恒的“抒情”旋律……
自始至终的“青春”，让徐迟把江南文化中唯美诗性的一面领悟、发挥得相当彻底，他就像江南化育的浪漫精灵或曰一个不自知的心甘情愿的文化“奴隶”。其实，“青春”也是文化江南给人的一种突出、范型的印象。如果说北方宛若成熟稳健的中年，那么江南则是活力四射的青春，它跟潇洒俊逸的公子、文人，跟曼妙温柔、风情万种的女儿、女郎定格在一起。江南，怎么会老呢？那盛世的美颜，那永远吟唱不完的诗！即便现实中的江南已然衰败，心中的江南仍温馨如昨，明艳如昔。这是由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持久性决定的。与其说江南是一种地理现象，不如说它是一种心理，系由一地历史烙刻、塑造的集体记忆、想象以及建立在这记忆和想象上的特有活法。
显然，徐迟想做一个“纯正”“典范”的江南文人、江南才子。他的知识交际、美学酬酢，他对江南的痴迷以及“专业作家”的强烈私志，均为证明。文人、才子、作家在徐迟这里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它们和青春交相辉映。青春在此不仅指向年龄、身体的某个物理阶段，还意味着一种存身方式、能力状态与价值选择：那是江南才子式的阅读书写、爱与被爱、政治抱负、交游友谊等。后者的践行，会强化主体的青春自觉与定位。徐迟晚年积极呼吁为安乐死立法，他构想以星球移居、冷冻人体等“科学”方式让人生命永存，还写过一篇相关主题的稚嫩青涩的科幻小说《楚王妃复苏记》（此系徐迟唯一的科幻作品）[3]。这些在在告白了他的“青春”（包括与之连带的文学书写）焦虑与苦痛……
这种“青春—江南”式的文化生存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错位、脱档，都会引发强烈的忧郁，以至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全局崩溃与绝望。这跟才子细腻敏感的神经直接相关，他会把局部的不安、疼痛在感觉的咀嚼、回味中放大。而江南水乡缠绵忧伤的审美思维与记忆，亦为重要因素。大抵环境太安逸美好了，难免滋生贪恋。由恋生惧（唯恐其不长久），惧的反复与常态化则酝酿生发了无常忧伤的审美情愫。这也是个体对“惧”的升华与克服，至少能和“惧”和睦相处了。一句话，爱欲为因，爱美为果。
徐迟暮年的遭际、痛楚，绝不仅是身体的病痛所致，文化生存惯性的打破与价值幻灭，是更关键的因素。徐再婚后曾忧心忡忡地向洪洋透露：“我很久没法读书，没有写作，C把我的创作情绪破坏了”，“我和朋友被隔绝了”，“我老糊涂了，找错了人”……即是文化生存紊乱的消息与征兆。冯亦代后来也意识到，没有帮徐迟找一位“知心知意的老年伴侣”，是最大的失误。“我自以为了解徐迟，事实上并没有切身为他着想，悔之晚矣！”[4]
才子身畔岂能无佳人？就晚年徐迟的眼光看去，当年的老友们纷纷再度找到了如意伴侣，乔冠华有章含之，冯亦代有黄宗英……而自己却形单影只。其中的感觉除了难过、孤单外，可能还掺杂着落寞与自卑。曾几何时，他是一个多么招人艳羡的丈夫啊！陈松不仅生得秀美，还烧得一手可口的江南菜。1945年，乔冠华在重庆宴请胡乔木，便指名陈松掌勺。另外，陈松跟施蛰存妻子陈慧华、戴望舒妻子穆丽娟也颇谈得拢。江南主妇间的交往，亦促进了丈夫间的文学往来。它让徐迟一直活在浓郁滋润的“江南氛围”里……徐迟后来与C女士仓促结合，甚至不惜和他心爱的小女儿撕破脸，跟其文化生存中爱情、“佳人”的结构性缺失，密切相关。这种青春浪漫的江南才子气，系徐迟文学及性格的本质所在。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寓居、活动着悠久古老的江南才子的文化语法与灵魂。
才子的自我定位可追溯到1926年，徐迟清楚地记得，十二岁的自己坐在家乡的屋顶高处，望着阳光下美丽的山庄、湖泊，“不知怎的浮起了一个思想：我将来要做一个文学家”[5]。这水边莫名萌发的念头，主宰了徐迟的一生。或许是水的默默启迪，让徐迟突然接通了地方的集体无意识，就如他对诗人冰心“湖边慈母”的记忆构图一般（冰心是徐迟三十年代就读燕京大学时最喜欢的老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自我、认出自我似的。
自六朝以来，因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江南逐渐形成了崇文重教的民风传统，“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徐迟的家乡湖州本是文采风流荟萃之所，出过沈约、赵子昂、陆心源、庞元济、沈尹默、茅盾等骚客名人，苏东坡、王羲之、颜真卿等亦跟湖州颇有渊源。即此而言，徐迟的文学家念头并不出奇。他本生于书香门第，喜欢舞文弄墨，加之湖州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的优美环境与相对富足和平的生活条件，“成为作家”实为个体筹划中“自然”优先也相对舒适的出路。抗战结束后，徐迟原可要求到军调部当一名翻译，但他没有这个心思和胆量。徐选择在南浔教书写作，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服、安慰自己，“人要退而思过，然后才有所行动”。这一切似乎说明，“我缺乏勇气，全心全意投入到人民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6]。“身临其境”的报告文学就此被周旋出来，一个自我振奋、谴责又妥协的“行动”设计。
1928年，十四岁的徐迟在其就读的上海光华附中的一次油画展上见到了徐志摩，后者是被校长请来致辞、解说的。这是徐迟见到的第一位大诗人，他给徐迟的印象完全可用惊艳形容。诗人长得秀气之至，架一副金丝眼镜，脸色白得像是用白色大理石雕刻出来似的。他对徐悲鸿画作的阐释极富神韵，语言“真正是美得很”。尤其那博学、文雅、潇洒的风采，让徐迟升起了“无法描绘的尊敬之心和永远也忘不了的惊喜”。徐迟说志摩是“真正的大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我相信他将是永垂不朽的”[7]。这真是地方江南的文气相投、惺惺相惜。八十年代初，《十月》副主编张守仁到武汉拜访徐迟。徐迟当面对他讲：“论新诗，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8]徐迟排出的“新诗四杰”都是江南人，内无闻一多，亦无冯至，口味实在太“纯粹”、太“江南”了。
对徐迟来说，徐志摩宛然就是一个江南才子的标准“模板”或“榜样”，包括清秀儒雅的仪表，渊博“美文”的谈吐等。徐迟的外形也是瘦长秀气的，而且南浔离海宁不远，后者也算太湖流域的。真是亲切啊！从徐迟对徐志摩的评价看，他或许在徐志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仅就徐迟对绘画、音乐的阐释看，其“美”与渊博当不在徐志摩之下。
徐迟心仪的诗人徐志摩（1897-1931）
关于这种“江南种气”，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里做过一个有趣的考证。他说：“古人行路多乘车，以马牛曳之……唐宋大臣年老或有疾者，始乘肩舆（轿子），余多乘马。”但自宋室南渡以来，仕宦出行“皆乘舆，无复骑马者”。“居处行动，皆求安适，人之文弱，盖缘于此矣。”[9]即此而言，当初胡风对徐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定位、指摘，却也不错。这“文弱”的种气又跟江南精细的生活、精致的审美彼此呼应、相得益彰。以统摄一切的“独到”的阶级眼光打量，它跟“小资情调”实可通连并画上等号。
1993年4月，冯亦代在读了刚出版的《江南小镇》的部分章节后，迫不及待地给徐迟写信：“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整个儿身心，暴露在读者的面前……祝贺你，为你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下了一个侧面的雕像。”[10]这种阅读反应亦证明了江南与小资的千般纠葛。《江南小镇》弥漫着浓郁的江南风情与才子格调。徐迟在书中细致地记录了他的求学、恋爱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交游经历。从冯亦代（杭州人）的“佩服”与迫不及待地去信行为中，不难感觉到彼时“小资产阶级”一词对江南文人的极大压抑与困扰，这是个“戳心筋”（吴方言）的字眼，“外人”很难体会。它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紧箍咒，一念此咒，“江南”原形毕露！某种程度上，我们可将“小资情调”作为文化江南现代进化的别号，那是江南与抗战中国磨合、碰撞的结晶。
1935年的徐迟
据郑坚的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的小资形象可上溯至五四时期对“新青年”（一种“新人”）的集体呼唤与想象中，鲁迅与郁达夫是始作俑者：《伤逝》里的涓生、子君，《沉沦》里的“他”，系小资形象的滥觞。鲁迅、郁达夫都是江南人。其后，推进小资青年形象塑造的是茅盾，他笔下的时代知识女性，成了小资精神、做派的新“范本”。茅盾亦是江南人。此外，代表性的小资作者还有艾青、叶圣陶、柔石、路翎、张爱玲等。这种“江南制造”的（新）青年形象、青春语法由于政治的原因迅速流传开去，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高度涵括力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名号：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正式得名，是在1930年代（冯亦代说徐迟为他“那个时代的小资”立了雕像，即指三十年代）。它系阶级思维在区划、解释现实时自我“圆融”的逻辑策略：在两大对垒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阵营之外，还存在大片驳杂暧昧的群体空间。这是个拥有较多文化与知识资本（尤其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相对匮乏的群体，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瞿秋白早就意识到，小资产阶级倘若真要洗心革面，融入无产阶级，就必须放下知识的累赘。“废止智识私有制，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智识是赃物》）、“现实与浪漫相敌……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应当同于庸众”（《赤都心史》），这实在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深刻反思，但如是行动，何其难矣！他在《多余的话》（1935）中痛苦地写道：“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来的。”“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隔膜的感觉，使人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所以终于一无所得。”“‘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其中很多话都可直接用在徐迟身上，像知识的负累，与现实、农民的隔膜，以及由这隔膜而升起的忧郁、苦闷等。徐迟也说过，他这辈子都不会懂得中国农民，那是他参加“土改”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写不来农村、农民，所以他才选择写工地、写基本建设，继而有了一度辉煌又落寞的“科技报告”。跟瞿秋白一样，徐迟也是江南书生、江南小资。他不懂政治，但对政治有幻想，一种仿佛乌托邦的想法与抱负。中国文人历来都有些政治的冲动与激情，像徐迟这样的“书蠹头”有时可能会表现得更为亢奋、激进。可惜文人政治的结局大都不妙，这跟“知识的围困”与不切“实际”紧密相连。
在工地采访的徐迟
对于历代文人来说，超然和介入的冲突一直是个令人着恼的问题。如何活在当下、介入现实并付诸行动，有时成为文人痛苦的根源。用瞿秋白的话讲，“无谓的浪漫，抽象的现实，陷我于深渊”[11]。把徐迟走向报告文学的历程置于这一问题格局中考察，可能会对他多些理解与共情。虽然他做得不算深刻，但那确乎出于文化江南的“感性”与“真性”。在成名之前徐迟的内心是落寞孤独的，名声来了，他或许更加落寞孤独了吧。
就此来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现代派的论争，它的根源实要上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论争的核心敏感域是中西问题，即如何认知产生现代派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身为“抗战一代”的徐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点，难怪他会写《现代派与现代化》（1982）之类的文章了。“现代派与现代化”，直接映射的就是“小资知识分子（尤其是国统区的小资）与‘新时期中国’”的关系问题，后者才是徐迟真正的题目与构思“主心骨”。徐迟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唯物前提出发——不要老是谈政治，我们的“政治太盛，经济唯物主义不发达”（这真是一个富含策略的开头），试图实现小资产阶级在“新时期中国”的和平过渡，为其挣得合理、“合法”的身份、地位。《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让徐迟的胆子大了不少，他感觉到国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政策松动，这应该是自我伸张的好机会。
《现代派与现代化》系徐迟借用“新时期”的“时尚”话题（关于现代派的论争）和语汇写就的拳拳表白：“我”是“有用”的。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有的“现代派”都来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而且反映了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内在精神。
1996年9月10日，徐迟在给同乡好友、西南联大政治系毕业的钱能欣的信中写道：“自去年九月底以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右肩胛部酸痛异常，得了电脑病，已不能工作。要活下来，就得放弃电脑打字……既写不成文章，要我这个人活着干什么？”信末，徐迟的署名是“螳螂”而非“唐琅”，这很少见。[12]钱能欣应该知道“螳螂”的出处。徐迟是在想念夏衍吗？其时夏衍已于一年前驾鹤西去。我以为，与其说徐迟在思念某个具体的人，不如说他在缅想已然逝去的抗战岁月，怀恋那有着螳螂身形、灵活矫健、热烈奔放的青春。
回顾徐迟的一生，如此纯真浪漫的书斋作者居然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的高级形式——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奠基人，的确有些历史的传奇意味。乔冠华曾对冯亦代说：“徐迟有些怪，似乎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应当把他拉回到现实生活里来。”[13]乔的感觉跟徐迟对写作的执迷、至上有关，这是个时刻想着写作、构思，在所谓“文学”（包括诗性、美、新意等）中感知、探寻和汲取生活的人。徐的耳背、耳重[14]更加剧了他的如是沉溺与偏执。
徐迟是在进入燕大（1932）开始正式创作的。他向上海的几家刊物投稿，投得最勤的就是《现代》，其文学之路就此与战争并辔而行。在燕大借读一年后，徐迟从北京返回南浔，到上海工作。日军占领上海后，他远赴香港、桂林、重庆……
抗战流亡途中，徐迟结交了大量文艺界的朋友，往来频繁的有戴望舒、乔冠华、马思聪、夏衍、郭沫若、杨刚、艾青、臧克家、冯亦代、袁水拍、郁风、赵无极、谢景兰、金山等，其中不少系左翼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徐迟的文学观和文体意识显然有所影响。比如，徐迟对乔冠华的国际述评[15]相当倾倒，认为那是不折不扣的史诗，既为史，又系诗，一种将真与美自然结合的天才文体！他在自传中多次把乔冠华的国际述评分行成诗的形式，加以引用，跟他后来在文集中把自己的诗“连书”成散文的“怪样”，恰好相反，足见其对乔冠华的仰慕。这大概也是一个类似“父亲”的幻象或影子吧。徐多次讲过：“解放前对我最有魅力的人是乔冠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谈及苏联解体、波黑战争等国际问题时，他总是感慨，现在看不懂世界了，要是乔冠华还在，该多好！“再找不到乔冠华那样的人了，能写那么漂亮的国际问题述评。”[16]乔冠华还激起了徐迟写长篇历史小说的念头。
我们大致可把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生成纳入其“左转”的历程中加以考察，他早先归属的“《现代》作家群”，其政治色彩有点“偏右”。特别是当穆时英、刘呐鸥投靠汪伪，杜衡又另立“第三种人”后，“右”的感觉几乎坐实。徐迟的“左转”，跟抗战时期集体一致的对中国责任、义务的强烈感知与内化有关，他的交游也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这在戴望舒的香港日记里可看出端倪。徐迟曾说：“我的文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枢纽就是结交了诗人戴望舒。”[17]两人1935年在上海相识，一见如故。戴望舒欲整合南北诗派，在《现代》停刊后创办了《新诗》杂志，他找来徐迟和路易士（纪弦）作帮手；戴望舒与穆丽娟（穆时英的妹妹）结婚时，还指定徐迟作男傧相。徐迟从戴望舒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像怎么作诗、写散文、搞翻译和做学问，怎么当编辑、搞出版、跑发行等。1938年5月，徐迟偕妻女跟随戴望舒一家离开被日军围困的孤岛上海，前往香港。此前，施蛰存已离沪远赴云南大学任教。《现代》作家群风流云散。
1941年8月14日，戴望舒在日记中写道：“徐迟这人真莫名其妙……现在，他自己觉得是前进了，脾气也越来越古怪了。我看到他一张纸，写着说，以后要只和‘朋友’来往，即日设法搬到朋友附近去住，所谓‘朋友’是指那些所谓‘前进’的人，即夏衍、郁风、乔木、水拍等。如果他要搬，我也绝不留他。”[18]和戴望舒有类似想法的还有后来被称为“台湾现代诗鼻祖”的纪弦，他和徐迟在1930年代原是戴望舒身边两个亲密的“小喽啰”。纪弦一直认为是袁水拍破坏了自己和徐迟的友谊，他“把徐迟拐跑了”。[19]
徐迟的确在1940年代迁居香港后跟他的“现代派”同人发生了“疏离”，但他的立场感知相当木讷、含混，从他回忆中提到的对现代派老友杜衡的态度上可见一斑。杜衡当时依附了国民党，大家已不和他来往。但徐迟和他住得近，“见面很别扭。我才知道人与人之间出现鸿沟，一有这种情况就不可再有往来。其中的界限是如此森严。我到底也不明白个中底细”[20]。徐迟跟另一个“现代派”旧友叶灵凤的关系一直不错，“他像兄长一样亲切地关怀着我”。正是在叶的引荐下，他在中华百货公司的“阁仔”茶楼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香港《时事晚报》主笔乔木（乔冠华）。
徐迟之疏离“现代派”，与其说是“前进朋友”们的政治启蒙与劝导所致，不如说源于他“文青”式的时刻敏感、警醒的美学神经，一种突如其来的诗性领悟、把握与自我说服。他对郁风口中散发着庄严、高尚气息的“人民”一词的接受，对乔冠华的一见折服，便是例证。徐迟跟“前进朋友”间的趋近、往来，本质上是文学的交流、吸引与互补，是美的徜徉、欣赏与共鸣。
据邵燕祥回顾，八十年代初他要上党校学习，徐迟听了热烈支持，理由是有机会好好把马恩全集通读一遍，尤其是马克思，文章写得太漂亮了！徐迟的话让邵燕祥历久不忘。“我想徐迟是这么通读过马恩全集的。除他之外，我不记得还有谁从文章学的角度推荐过马克思，这就是徐迟。他常常从审美的角度观照政治，观照科学，从浪漫主义的折光里凝视现实，瞭望未来。”[21]
我的抱负只是如此，／插上翅膀飞腾，／飞过原野，飞过湖泊，／飞上高原，飞上彩云,
飞去一些美丽的地方，／会见一些美丽的心灵，／为了唱一些美丽的歌，／带回来一些美丽的见闻。
以上是1956年6月16日徐迟在重庆机场为他的云南组诗《美丽、神奇、丰富》即兴写下的序诗，其中的“抱负”，亦可用来理解他的“左转”交游。其实他的“现代派”交游又何尝不是如此？徐迟是个笃于友情的人，他从未忘记他的“现代派”朋友，尤其是戴望舒。他在《江南小镇》里写道：“历史自会证明，戴望舒是历史上一位最重要最主要的诗人，中国现代诗的桂冠，毫无疑问地，应当是属于他的。虽然直到今天还不是，但我还要在这里写下这个预言。”[22]
早在1980年，徐迟于一篇提倡博览群书的文章中开列了一份文学源流表，内含100位他认为是必读的中外作家，分上游、中游、下游三块。上游作家十二人，中国五人，分别是屈原、司马迁、曹雪芹、鲁迅、郭沫若；外国七人，分别是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显然，这是一份尽量兼顾文学、政治与个人趣味的妥协列表。在下游的位置，赫然出现了戴望舒的名字，他跟老舍、谢冰心、夏衍、艾青、郁达夫、闻一多、赵树理等中国作家以及一批欧美现代派作家如海明威、艾略特、里尔克、希克梅特等列在一处，这里能感觉到徐迟在选择作家时抗战记忆的涌动。夏衍、冰心、艾青，连同上游的郭沫若，都是难忘的抗战师友呵！而海明威、希克梅特、里尔克、莎士比亚、荷马等，亦属于他抗战记忆的一部分（他翻译过他们的作品或写过相关评述）。将戴望舒列入下游，除了含有为现代派争取历史位置、重评现代派的意味外，也透露了徐迟内心深藏的情感。他在文中写道：“中国诗人中我们列入了戴望舒，这里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现代主义在我国是方兴未艾，臧否且待时间来断定吧。”[23]
徐迟好友、三十年代的金克木（1912-2000）
值得一提的是，徐迟去世后，金克木将他1936年写的一首答戴望舒的旧诗，用来悼念徐迟。“二诗友去世，我乃独存，是以不才得终天年吧。”诗中写道：
世人羡慕天上的星辰，／以为它们自由自在任意游行。／殊不知它们有无形的镣铐，／它们有丝毫不能错的轨道。／“一切皆数！”……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
欲知宇宙之大乃愈见其小。／愈知人事之多乃愈见其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知与不知，士各有志。[24]
诗中一句“一切皆数”将戴望舒、徐迟纳入了同样的生命轨道。在金克木心里，徐与戴应该是一类人。
晚年的纪弦（1913-2013）
远在美国的纪弦惊闻徐迟噩耗，当即写下了一首诗——《哭老友徐迟》，它让我们蓦地回到了1930年代，其中透露了不少青年徐迟的讯息，可跟徐迟的《二十岁人》对照参看。它是纪弦对二人共同青春的祭奠。
从久病的病榻上/下来，走过去，推开窗／那纵身一跃之姿／何其英勇／又何其优美哟！哦诗人：／当我挂上电话，不觉已是热泪盈眶，我就看见你的灵魂正在翱翔……
唉唉！我三十年代的老友啊：／还记得吗？当年，在上海，／我们在一起，玩得多有趣，／我们踩着法国梧桐的落叶，／在霞飞路上散步。／饮酒。抽烟。喝咖啡。／瞒着太太逛舞场，泡舞女，／用火柴计数。你还时常／摸摸我的黑西装十四个口袋，说：／好像每一个里面都藏有一首诗似的。／然后，我又摸摸你的。／你就哼起歌来了——／大概是“蓝色多瑙河”吧，／可以跳三拍子的华尔兹。／你二十，我大你一岁。／可不是吗？像这样的一种友谊，／真是多么的纯粹！……[25]
二、 “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
1992年6月25日，徐迟就“美文”的定义问题发表了一封致贾平凹（时任《美文》杂志主编）的公开信。起因是《美文》的一个编辑向他电话约稿，徐迟说自己老了，不再给什么刊物写东西了。编辑不肯罢休，说他们的刊物不一样，是独特的。徐迟也较真起来，说天下刊物都一样，看了这本就等于看了那本。你说你有某些特点我同意，你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不相信。编辑听了不悦，声音都变了，“你不写就不写吧”。此言在徐迟内心掀起了波澜。曾几何时，“美”是他手上耍得很溜的一张王牌，“美文”自然不在话下，可现在却迷惑了。他在信中告知贾平凹，自己先查了英文字典。得知“美文”是外来词，系法文belle-lettres的译名。所谓“美文”，是“有关于具有美学价值，不一定具有教义或宣传内容的文学”（Literature regarded for its aesthetic value rather than for its didactic or informative contents）依旧是徐迟式的说理，迂回、渊博、洋派。徐迟提起四十年代（1943）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做编辑的事情，还讲到那年自己出了本名曰《美文集》的散文书。“当时以为，只要文章写得漂亮就可以叫作‘美文’；我的《美文集》里的文章，却多数是具有教义或宣传的内容的……按严格的要求，《美文集》不合乎美文的要求，但天下哪有这种绝对的事呢。字典上说的是‘不一定’嘛……我是在出版《美文集》四十九年之后才大体弄清楚了什么是‘美文’的呢……以后如能写出‘不一定具有教义或宣传内容的文学’来时，当寄给你审阅，不过这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在电话里说了，我已衰老了……”[26]
徐迟《美文集》（1943）封面书影
这与其说在较真、反思“美文”的定义，不如说是纠结自身写作在当下（九十年代）的地位、前途和意义。几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1978年《猜想》出版时，虽有一部分标明是“非卖品”，但仍发行了百万册之多。而到九十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仅有寥寥数千册的印数了。他暮年最重要的著作——六十余万字的长篇自传《江南小镇》（1993），初版开印仅两千册，稿费到手不足15000元，这对徐迟的打击、他心底的挫败与无力，不言而喻。
强调自己“美文”的“教义”和“宣传性”，彰显了徐迟与九十年代的裂痕与抵牾。他对其时文学盲目、轻佻的娱乐化、市场化的追求显然难以苟同。徐迟的“美文”尽管天然有着“恋生”、世俗的亲和性，但绝非庸俗，更非低俗。熟悉徐迟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个“雅人”：不言是非，只谈艺术，虔心写作。徐迟自己也说过，文学本为“风流雅趣”的事。既是雅人、雅趣，他的“美文”便和纯粹的世俗有些距离，其间关系与张力的把握很微妙。
据诗人曾卓透露，徐迟一直关注并参与编辑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订数一降再降，甚至到了滞销的边缘，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印量猛涨，一度达到百万册。这让徐迟究竟意难平。[27]他对“美文”的困惑、纠结，跟严肃文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边缘化窘境相互关联。徐迟已朦胧地意识到，他的“美文”时代过去了。那本是从抗战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的东西，离不开中国、政治的语境衬托与支持。只有在抗战中国那集体一致的政治氛围中，他的“美文”才显出“物以稀为贵”的新鲜、潇洒与魅力。徐迟也一直是把这种中国政治作为不言自明的接受前提、道德底线来书写、建构他的“美文”与“雅趣”的。而在物欲弥漫的市场年代，徐迟的“美文”就像离了土壤的“假花”，风华不再。
发表致贾平凹公开信后不久，徐迟写了篇题为《网思想的小鱼（二）》的散文，内有一段话：“我以为我有丰富的词汇，敏锐的感觉，出奇制胜的想象力，满腔的爱和恨，以及自以为是相当不错的表现能力，但我缺少的是与人共感的本领。没有搭出一副共感的跳板，就无法让读者接受我的心意……我想，反不如质朴的词汇，木讷的感觉，儿童们的天真而单纯的想象力，浅薄的溪流似的活泼泼的爱与恨，以及不怕怎么笨拙的表现力，可以还未开口人家早已晓得了，并未走上前去人家先迎过来了。”[28]它等于宣告了“美文”的破产。念及“美文”在徐迟创作、交际与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这无疑是个不祥、凶险的信号。徐迟的文学大厦摇摇欲坠，而直接告急的就是他苦心经营的“科技报告”，后者本建立在“科学需要文采”的普及自信与书写轨仪上。
真（科学）与美、“众”与“个”、政治与诗的关联链条，突然断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幻灭”与嘲讽！徐迟对宪法的迷恋，大致也发生在这段时间。那是类似“望梅止渴”的虚幻自救与充实，跟他翻译枚乘《雪赋》的功效差不多。通过欣赏宪法与翻译经典古文，徐迟可以重拾、重温那美与真、个与众、文学与现实、诗与政治交织和谐的“光阴的故事”了。概而言之，怎么摆脱“幻灭”的痛苦呢？徐迟的对策是以幻易幻，以“有”换“有”，幻想虽灭，幻性不绝，如是迁转，逐幻不止。“我只是一个幻梦家而已！”这是徐迟讲过的最深刻、最真实也最具“报告”意味的话了。
1993年的某天，徐迟突然对洪洋说，他打算把写深圳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的报告文学寄给中央领导，希望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各报转载。洪洋惊愕地看着他，直率地说，徐老，你在重温“《猜想》梦”了。徐迟沉默了。[29]
就在《网思想的小鱼（二）》里，徐迟写道：“那总要到来的尽头怎么还未到来？生之不易，还没有困死之难。死在生活的末尾是件美事。”他把生活尽头的“死”，也化成了“美”：“这是网来的死之讴歌。”
2002年，张抗抗写了篇题为《寻找徐迟》的散文，讲述自己受一位祖籍湖州、身居哈尔滨的文联老领导、诗人方行之托，代为寻觅《江南小镇》的经过。因是绝版多年的老书，又不清楚是哪家出版社出的，找寻的过程颇费周折。张抗抗和这本书较上了劲，她近于疯狂地寻找，个中根由，连自己也说不清。最终张抗抗在黄宗英（冯亦代妻子）处找到了《江南小镇》。黄宗英复印了一本直接寄给了方行。她对张抗抗反复说这样做只是担心把原书寄丢。“你知道冯老，他是爱书如命的人，何况，这是徐迟先生生前留下的书。那个流浪独行的灵魂，终也是有一处栖身之地的，在老朋友的心里。”[30]这些自然是徐迟不知道的了。他的书由一位不相识的作家（张抗抗）牵线，被江南人寻觅，被“抗战一代”的老友珍藏。在此，或能感触到作家徐迟的历史位置、意义和命运。其实，从他跃出高窗的那一刻起，这位“经典”的报告文学作家就从各种关于他的“经典”言说框架和束缚中挣脱了。即此而言，他的“自裁”亦可说是自我的“解放”，系一代人奋力走出历史困境的“壮举”……
关于江南的内涵，学界讲得很多。如江南是诗性的，是水文化、情文化、雅文化、商文化等。如果承认文化亦有生命，那么江南的本性实属文人文化。水乡只有跟敏感多思的心灵相遇、照面，才会氤氲幻化出丰富绚烂、铭心刻骨的意涵、牵挂，否则终似对牛弹琴，纵然相逢亦不识。江南的显现，首先要有文人，然后才谈得上诗性。至于谈水、谈情、谈雅、谈商，也都是次一步的事情了。质言之，江南文化的主体精魂是文人。
余光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必然长在。”[31]与其含混地讲江南是一种有待发现、体悟的“客在”诗性，不如说它烛照、映现了文人某种共通、原型的感觉结构与诉求。心底深藏的意念“种子”不期然地落在了适宜的土地，它被触动、激活了，不可遏抑地开始绽芽蓬勃，芳华吐露。
作为文化的“江南”，其显现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近于“文人政治”的概念。这里的“政治”，除通常理解的治国之道外，还指向文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构建。残酷的战争与士族迁徙是“江南”现身不可剥离的背景。准确地讲，此处并无主角、背景之分，它们是一同到来的，如同没有沙漠的肆虐，便无绿洲浮现一样。这是奇迹所在，亦为痛心之地。南朝、南宋，对江南的集体记忆、文化塑形非同小可。它一面给“江南”注入了沉郁悲凉、忠肝义胆的家国情怀与激越格调（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一面又伸张着苟且偷安、纵情声色的本能欲求（如“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很长一段时间，“江南”就是南方偏安政权的代名词。而文人于此偏安之地的生存调适与自我实现方式，构成了“江南”的核心记忆与抒情语法。那些诗性的、水的、情的、雅的文化言说与理解，均由此而起。
江南文艺的绚烂发达与生活的多姿精致化，跟文人在偏安格局中的政治苦闷、无力及负罪感直接相关，一种力比多的转移与释放。对华文绮词的集体崇尚就是突出的例证：在美的铺陈、恣肆里体味到的自主、自由，对现实中虚弱彷徨的政治个体当有自我抚慰、补偿之意。这种文化、政治间的纠葛、互动，贯彻在“江南”的构造积累中，让“江南”与“中原”间的文化差异、距离拉大了。“江南”的底蕴中无疑带有反拨政治的意味，却并未走向截然对立的一端；它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张力感，其间分寸的把握，也是诗性的。
倘若用一个词来概括“江南”的精神气质，那就是“融和的艺术辩证”。“融”，系融汇、通融；“和”，则含有平和、清和、调和、中和、中正、安和、圆融之意。“融”为“和”之因地，“和”为“融”之境界（果地）。亦可说，“和”为“融”之心，“融”为“和”之行。对人“和”，对己亦“和”。“融和”一词，并非哲学天籁、高音，既云“艺术辩证”，即含人为、感性气息，不同个体的践行往往参差迥异，但“融和”的思维结构却大致稳定，高度趋同。
竹内好在描述鲁迅的文学精神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挣扎”，这亦可理解为“和”的一种特殊表现。它激烈、震荡，富于力量与“内攻性冲动”（自我怀疑与否定）。鲁迅是绝对不会走极端的，这也是“和”之要旨所在。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鲁迅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与坚守，但他不会把选择的思想支点绝对化、凝固化，而是在不断的质疑中探索生存的多重可能与“正义”。这是走向“和”的漂泊与战斗。至于他念兹在兹的“无”，则是“和”的至高、至极之境。所有的矛盾、对立，都在“无”中融汇、消泯了：“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野草·影的告别》）
江南作家为什么频频把人物设置于水边（包括水的隐喻装置镜子、月亮等），亦跟江南文化的“发生学”记忆有关。那是种本能欢喜的构思，仿佛只有如此写去，才觉得隽永、深遂而有味。清灵的流水与娇俏的女子，当是江南给予一路颠簸、满面尘霜的南来士子最初亦是最深刻的印象与冲击。水因人添秀，人因水更媚。其间的情绪跌宕，估计和徐迟看水边红袜少女的心情（《镜》）差不多。水与女性彼此辉映：“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再别康桥》）这是镂骨铭心、甘愿生生世世思念、回返、咏唱的江南“初见”，它们和南迁途中士子缘水漂泊、浪迹的惨痛记忆叠合起来，显露出“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的奇妙一幕（这在陈寅恪追忆江南的《柳如是别传》里有着生动的呈现[32]），宛然江南文化的原型构图。漂流，意味着身份的漂移、再造。水那边，是国破山河在的神州；水这边，是前途未卜、异常优美的江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对伊人的凝视、关注，绽现了文人自我女性化的倾向（江南特有的“水样的男子”大抵由此而来），折射出对疏离政治、非实用价值的潜在认同与偏好，如重情、尚趣、爱才，讲求个性自由等。
从伊人、儒士的认同游移，到泛化通俗的佳人、才子的身份对举，显然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学”，早先是一个与儒家政治伦理紧密结合的概念，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之前），说到底是要把“才”纳入儒家“德”的范畴，为国家利益服务。但在江南，“才学”出现了独立的倾向，它逐渐成为个性（尤其是情致）建构的核心语汇，系高扬自我的旗帜。在这点上，江南确可称为“情文化”。“情”的吐纳包容，实为大矣。深入人心的才子、佳人的类型化组合与想象，也由是发展起来。
至此，我们或能理解为什么徐迟那么想当作家了（而且是在水边萌生的作家念头），那是江南深厚的文人记忆与价值驱动所致，作家梦就是才子梦（价值）的顽强延续，以至于他的践行稍嫌迂执了点。
只有两面镜子，相对的时间却长久。她和镜中人有诉不尽的衷肠。她轻轻地向她歌唱……她把手浸在温水中，往往浸上半个小时，她扳弄手指，往外扳，往内扳。关节不响，柔如无骨……她舞弄她的佛手、兰花手、菊花手。她仅仅练手就能花上大半天。翘起一指，像含苞欲放，只放了一片的，是她的花苞指法……一忽儿，她上、下、左、右地抖动双手，表示喜悦。[33]
这是徐迟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它出自小说《牡丹》（1965）。1930年代，十七岁的汉剧名角魏紫正值事业上升期，却被军阀头目李印光强娶。李印光禁绝了魏紫与汉剧的所有联系，她的世界“为一个男人独占了”。但魏紫并不死心，她偷偷练功，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一幕。《牡丹》与《祁连山下》是徐迟十七年间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和他同期创作的大量粗糙的工地报道很不一样，它是属于徐迟个人的作品。只可惜《牡丹》生不逢时，知道的人不多。因完稿时间距离“文革”太近，《牡丹》未得及时发表，待1979年推出时，它又淹没在徐迟的“科技报告”里了。《牡丹》和《祁连山下》一样，都是以“写实”的笔墨来探讨艺术家如何在政治转型年代保持和延续创造力的问题。这也是最让徐迟牵系、苦恼的地方。徐迟让常书鸿在敦煌找到了延续艺术的动力、源泉，站在了艺术与政治和谐的“黄金分割点”上。可魏紫就没那么幸运了，这透露了徐迟书写《牡丹》时的迷惘与痛苦。
《牡丹》的人物原型是汉剧大师陈伯华，徐迟把她的经历分摊到魏紫和姚黄这对梨园姐妹身上，而魏和姚就是具有两重人格的徐迟之“我”。据诗人白桦回忆，“文革”前夕，武汉街头触目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徐迟似乎时时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总是写什么、怎样写……这样一类古老而初级的问题”。[34]即此来看镜前的魏紫，可能会别有触动。镜前的魏紫便是由记忆牵出的古老的江南原型。那既是一个风情万种的伊人、佳丽，又是一个执着不屈的文人、才子。一个“不折不扣的沿水漂流的佳人／才子”的合体。
引发上述文化联想的不仅是局部的细节，整个《牡丹》都是一个镜（水）中的世界。徐迟的确是回到过去了。因为不安，所以回忆。魏紫为了克服新婚的恐惧和嫌恶，把客厅中所有的镜子都搬进了卧室。这是“文革”前夕徐迟写作心境的写照么？“一个幻异的世界出现了。无可计数的她的正面、侧面和背影，在镜中的镜中，无穷无尽地产生……美丽的姿容，哀愁的眼睛，多么动人！”姚黄在舞台上旋转，“满台闪耀着她的青春之光。好似一颗雪亮的大钻石放在电锯之下急速地转动，她光彩四射，幻出七色。而新市场大舞台也仿佛成了四面墙壁都用玻璃镶起，天花地板都用水晶铺砌，便是全体观众也都成了透明体的一个玻璃世界，一个返照了她全部光辉的极乐世界”。[35]这不是徐迟“水晶晶”的家乡吗？旋转的姚黄就是水上跳跃的“我”，她追溯、唱诵着诗人的青春之歌、创造之歌，美学之歌。电锯下的钻石疼痛、炫目而恣情。“无论如何，眼前放着这样的世界，我却‘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地活着。”
和“才学”的地方变通相近，江南对男女情爱的态度较之北方亦要宽容不少，这当属文人试图在政治之外开拓自我疆域、体悟个性自由时的触目表现。徐迟在自传《江南小镇》续篇中记有一事。1956年，徐迟随天津作协主席方纪共游长江三峡。船至巫峡，他思及宋玉的《高唐赋》，竟大胆插入了一个自己和巫山神女拥吻交欢的想象桥段。这读来着实有些诧异，续写《江南小镇》时，徐迟已是“80后”的老者。他写得坦荡、热烈，毫无扭捏之感，这或可视为江南名士风范的某种历史余响与呼应。由此能看出徐迟对自传文体求真要求的践行。在这方面，徐迟是从不惮于敞开自我的。但在某些地方（如对杨刚的自杀），他却沉默了，怎么也“真”不起来。这是导致《江南小镇》写不下去的重要原因。
与朋友们在一起
徐迟在给其红颜知己郁风的信中写道：“真实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出来的。‘你这个伪善者啊！’人们会这样声叱我。随你怎样声斥吧，我珍惜地保留着我的隐私权，这是神圣的权利，我自己割下我的舌头来……”[36]此言直指报告文学（包括“非虚构”作品）的真实伦理与书写禁忌，相当尖锐。它不啻为这位天真的“报告”作家给人留下的最大启示。
早在抗战时期，徐迟的作品便时现香艳之笔。例如，他描述夫妻欢爱：“每天晚上，他总要撒一次捕鱼网。把蚊帐放下来，四周罩起，而把憩睡了的鲛人一样的少琳捕住。然后，渔夫自己钻到渔网之中……黑夜像河水一样的清凉。”[37]写得的确美！我们恍然又见到了“沿水漂流的伊人”。对于这些句子，徐迟十分自得。而他周围的朋友（绝大多数为江南人）亦都表露了赞美与欣赏。这跟《柳如是别传》里江南士子对钱谦益隆重迎娶名妓柳如是的态度相近，鲜有人感觉此举惊世骇俗，它是自然的，人性的。伊人、儒士的认同，在此错综、“融和”。
钱谦益生活的时代距离上一个偏安朝廷——南宋——已过去了三百余年，江南那“融和的艺术辩证”精神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显出“有容乃大”的迹象。这也成为江南现代进程中的核心思维与显著特色。“融和的艺术辩证”不仅用来思考和处理个体与政治的关系，还渗入艺术思维、职业思维、商业思维与生活的细枝未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已化为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流淌在江南人的血液里。
90年代徐迟（左一）与挚友郁风（中）、叶浅予合影
我们今天讲的海派文化，也是建立在“融和”的基础上的。海派文化系江南文化的重要内容，大抵由江南文化里的商文化一脉发展而来，它的代表就是上海。早在1920年代，便有人这样慨叹上海的“融和”力了：“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须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不多时便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38]
江南人跟“和”似乎颇有缘分，他们喜欢也比较擅长做带有“融和”性质的工作，像教育、学术、商业等。夏衍在抗战期间便做着带有“调和”性质的统战工作，深得周恩来的信赖和赞赏。其实，鲁迅在左联所做的一切亦可视为“和”的努力与争取，他主张两个口号（“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并存，试图破除宗派主义的门庭，可惜“和”未挣得，却落了个身心交瘁、误解连连，自己也为宗派情绪所伤。四十年代初，曾任北大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去世，毛泽东盛赞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85年，蔡氏传记的作者、历史学家唐振常这样评价他：“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以上种种，都是“融和”，但命运迥乎不同。
九十年代，张爱玲的书突然走俏，《倾城之恋》被搬上银幕，几经演绎，白、范之间的故事竟跌宕成了“伟大的爱情”（广告语）。倘如张氏在天有知，估计会皱眉不已。她早就说过：
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是取材于《诗经·柏舟》那首诗上的……“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形容：“心里很‘雾数’。”（“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论写作》，1944）
“雾数”是地道的沪语，江南也通用。它除了张氏说的“杂乱”外，还有憋屈、不爽之意。比如，天气雾数，一身汗；人都难免有雾数的时候，生理的或心理的。这和“伟大”相去甚远，倒是近于“融和”之境：一种不纯粹、不舒服的，湿漉漉、黏答答的“融汇”，这里颇能见出张氏的艺术感觉。依据《上海方言词典》（许宝华、陶环编），“雾数”一般记作“污苏”。“雾数”一词，可谓张爱玲的独造。它既顾及了方言的“音译”，又凸显了张氏藕断丝连、闷湿黏滞的女性感知。关于这种特殊的“融和”，她在散文里有更直截的表述：“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个人与环境感到和谐，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谓环境，一大部分倒是群众的习惯。”[39]张爱玲把“环境”视为“群众的习惯”，主要是指市民的审美，而徐迟的“环境”则指向“人民”（一个政治概念）的意志。虽然“环境”的意指不同，但与环境“和谐”的思维一样。
喜欢“雾数”的张爱玲（1920-1995）
跟“走俏”的张爱玲境遇相似的，还有被“重新发现”的汪曾祺。1987年，汪曾祺在其自选集序言中写道：“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40]在和平发展的市场岁月、全球化时代，秉持“融和辩证”精神的江南，可谓适逢其时、活力毕现，它的“小资紧箍帽”终于能摘掉了。
追求“和谐”的汪曾祺（1920-1997）
三 “游”与“风景中人”
究竟该如何把握徐迟？繁芜中倒是有个现成、直观的线索：徐的相貌。笔者并非主张以貌取人，但对徐迟可能要另当别论。徐迟是浙江湖州人，一口吴侬软语，却长了张外国人的脸。这一突兀的“组合”特征愈到晚年愈是显豁。据马思聪女儿马瑞雪说，徐迟年轻时是个“漂亮才子”。“如果不是向来头顶就有些光秃，徐叔叔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英俊的诗人。他身材修长，五官酷似西方的某些明星。”[41]徐迟坦言：“从我的相貌来看，大约是一个什么杂种、混血儿，或者就是一个洋人。”[42]这“杂种”般的混淆、“融和”，实有文化“天启”、表征的意味，它预示了徐迟的追求、命运与荷担，在中国、江南与西方之间。
1984年徐迟在巴黎的亨利•摩尔铜塑作品前欢呼雀跃，宛然一个外国佬
新中国成立后，徐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抗战时期流浪的生活节奏，他四处采访。无论到哪儿，徐迟都有意无意、鬼使神差般地寻找、发现着水，让江南水乡一遍又一遍地从眼前（陌生）的世界跳脱出来。真是“毕生只为江南迷，神州亦成江南梦”。比如，在白云鄂博钢铁基地访问时，徐迟写道：“一座矿山，像从黄河里跳出来的一条鲤鱼，横卧在草原上，无数的矿，鱼一样地潜藏着，在海洋一样的草原深处……褐色的岩石下，流着一道清泉，走来一个牧女。”能把钢铁基地写成水乡景致的，大概只有徐迟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玉门油田，他甚至见到了水的海市蜃楼，这或许是老天对他在沙漠中苦苦搜寻“德令卡”（俄文小河谷的音译）的特别馈赠与补偿？虽然“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它只是“幻景”。[43]随着徐迟的漂泊行迹，“水乡”绽放在中国的东西南北，这是“江南”对中国的丈量，亦可视为“江南”的现代应变与成长。
从敦煌回来后，徐迟在日记中写道：“祁连山下，气概非凡，跟它相比，长江三角洲太温柔了。”[44]他在“科技报告”中显露的激情热烈的笔调以及暮年不时做出的夸张豪迈的举动，跟他对江南“太温柔”的反思、自觉不无干系，大约可称为“风景的启示”。那部漂亮的译著《瓦尔登湖》亦如水乡情思的异域延展，或曰水乡与异域的“融和”，就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实为异域的“江南化”一样。它们的底色、基质，都是中国的江南水乡。
徐迟去世后，冯亦代常常想起“当年在重庆徐迟首次读完梭罗的原作兴冲冲从他的草堂来到近在咫尺我的宿舍时那副激动样儿，如在目前”，每次都“凄然欲泪”。九十年代初，徐迟到北京看冯亦代，他们谈起各自游瓦尔登湖的心情。冯亦代脱口“悲凉”，徐迟默然良久，说“你尘缘未泯”，二人相视大笑……[45]这是水的文化记忆、联想在两位江南友人言谈中的默契往返与“心印”。冯口中“悲凉”感的源头其实并不拘于瓦尔登湖一端，还有时光流逝、世事无常的累积。迩时的翩翩少年郞，如今已是耄耋之人，其间那习性泛起的温暖而诗意的忧伤、无奈与不甘，被徐迟的“尘缘未泯”一语道破，化为“相视一笑”。
九十年代徐迟访美，在瓦尔登湖畔梭罗的小木屋前留影。屋前的指示木牌上写道：欢迎来到瓦尔登湖保护区 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到日落时分
“瓦尔登湖的风景是卑微的，虽然很美，却并不是宏伟的……然而，据我们知道的一些角色中，也许只有瓦尔登坚持得最久，最久地保持了它的纯洁……虽然伐木的人已经把湖岸的这一段和那一段的树木先后砍光了，爱尔兰人已经在那儿建造了他们的陋室，铁路线已经侵入了它的边境，冰藏商已经取过它一次冰，它本身却没有变化，还是我在青春时代所见的湖水；我反倒变了。它虽然有那么多的涟漪，却并没有一条永久性的皱纹。它永远年轻，我还可以站在那儿，看到一只飞燕坦然扑下，从水面衔走一条小虫，正和从前一样。今儿晚上，这感情又来袭击我了……”[46]这明明是梭罗写的，却道出了徐迟的心声；明知它是翻译，感觉上却是再真挚不过的“抒情”。本雅明有句名言：“翻译原著，不是要翻出它的现世，而是要译出它的来世。”这就涉及文化交融的魅力了。由于“误读”不可避免，作品“来世”的声名、芬芳取决于译者。徐迟在翻译中展现的江南水乡的诗性解悟、坦诚比心、包容斡旋，让异邦的瓦尔登湖在中国重生、灿烂了。
1949年3月《华尔腾》（晨光版）书影
记得徐迟在动笔写《江南小镇》前，曾与力主“说真话”的巴金有一次对谈。巴金问他能否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无所不言？写回忆录就好比写讣告，反正要死了，还有什么不可说？徐迟决心尽力一试。但死者死矣，倘若生者尚在，“为生者考虑，还得有所保留”。“仅此一事，暂时尚可作为例外。”[47]到底是江南人，写不了“辣手”的“真”。在自传的残缺空白处，颤动着江南的价值彷徨、人情顾虑与“面子”挣扎。说来，这也算“融和”的做法，一种略感遗憾的“无”。《江南小镇》写到五十年代已感笔墨枯涩。徐迟不无苦恼地对洪洋说：“巴金的真话，实际上是假话。或者说有真话，也有假话……但巴金是个纯粹的人。”[48]这位“报告”作家对于“真”的感知、“标准”的认定，变得复杂、暧昧起来。
1979年徐迟与巴金在巴黎大学合影
终其一生，徐迟都在做一项“大融和”的工程，之前论及的“亲身报告”、科学美文、艺术交游、他开列的文学源流表、“建立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以及徐在三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抗战与“新时期”间的自我统一等，都是“融和”的突出例证。徐氏“大融和”的基本思维是以江南之“美”（包括知识）的营造、书写来涵容并作用于现实——如政治、科技、生活、中西差异、传统现代的隔阂等，进而成就自我。这位最早使用计算机的“老克勒”有个极妙的观点，他认为：“电子计算机也许就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如《周易》）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结合的产物。”[49]他的诗性“融和”思维真是强悍。徐迟还说：“我想写五篇文章。第一篇《论地球》，第二篇《论人类》，第三篇《论宇宙》，第四篇《论科学》，第五篇《论美学》……我写‘五论’，就是要阐释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50]洪洋当即敏感地意识到，老人这么做，是为了淡化、忘却身边的烦恼吧。可惜，无论是科学还是美，都无法给予徐迟急需的“拯救”，他就像一只埋首于知识的鸵鸟。
啃读科学著作的徐迟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写道：“徐迟绝望地迷恋上海城。原因如他对我说的，很简单：在中国再没有像上海那样的都市了。在我们的谈话中，隔着半个世纪，他几次流露了赤裸的激动。”[51]1982年，李欧梵为研究上海到中国收集资料，他拜访了当初的“《现代》作家群”成员徐迟。两年后，徐迟受聂华苓邀请访美，李欧梵带他到芝加哥旅游。二人都喜欢音乐与现代主义文学，颇多共同语言，几番深谈后，遂成忘年交（徐比李大28岁）。这是徐迟艺术交游的又一收获。《上海摩登》中的资料有不少来自徐迟的口述，还有个“活资料库”则是施蛰存。这两位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师友在《上海摩登》里扮演了重要角色，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上海摩登》的历史背景或“景深”。
李欧梵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我对老上海的心情不是目前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上的想象重构。”我总觉得李欧梵对上海的感觉跟徐迟是差不多的，《上海摩登》中上海重构的结果，大抵就是徐迟眼中、心中念兹在兹的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斑驳绚烂，宛然战乱中一个交织着欧化与传统、浮华与落寞的不合情理的梦……二人的忘年莫逆情，很能说明问题。据李劼透露，施蛰存对《上海摩登》颇有微词[52]，这进一步加深了笔者的上述推测。《上海摩登》信息量极大，作者文笔潇洒，论述丝滑，但要理出其中的逻辑脉络可能会大伤脑筋。李欧梵不愧是“狐狸型”的学者，到处刺探、发掘。《上海摩登》提出了诸多问题，却并未打算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多做停留。徐迟说：“李欧梵是学者，又是散文家。我认为他当是散文家，写得一手好散文，我打心里喜欢他的散文风格。”[53]眼光是很敏锐的。与其把《上海摩登》视为谨严的学术著作，不如看作颇具才情的“文化大散文”，时尚的“知识读物”，或者就是“知识美文”。在“散文”式的城市感知与书写中，“我们的报告文学家”徐迟与国际学者李欧梵心有灵犀。这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江南杂家、博学之风流气度的现代魅力、传播潜能与世界共性。
上海是徐迟创作起步的地方。它在徐迟的早期创作中烙下了诸多痕迹，除意象、内容方面的直观呈现外（如摩天楼、咖啡座、纸烟等），更重要的是渗透于构思中的“糅合”“综合”与世界想象。这与“最会镕化人”的三十年代的东方魔都在气质上高度契应。
《二十岁人》（1936）里既有江南小镇小桥流水的宁静柔美，又弥漫着大都会物质、科技的摩登气息，二者在年轻诗人的乡愁与恋爱中自然地交织融汇，毫不违和：“在异乡，在时代中，灌溉我的心的田园的是热闹的、高速度的，自由的肥料。我的心原是一片田园，但在异乡中，才适合了我自己。”这跟左翼文学作家对上海警觉、批判的呈现很不一样[54]，它活现了江南内部的亲缘、默契与交流。而三本音乐小书则昂然矗立了一个“世界艺术公民”的形象。徐迟的写作并非单纯为了普及音乐知识，这基于他对个体现代需求的认知、想象与建构（徐本人就是一个“世界艺术公民”的典范）。徐迟觉得人本能有了解音乐的欲求，因为音乐发自灵魂，无须转译，系真正的世界语，它会让你体尝微妙的心灵悸动，到哪儿都有朋友、有交际。这种“本能欲求”的个体认知与设定，显然来自上海给予他的视野“自觉”与“自信”。“在上海”的生存本身就是国际化、世界性的显现。回想起来，当初徐迟因为《屈原》和《李尔王》的相似而向郭沫若提意见、“点炮”，上述对世界的地方敏感与个体斟酌及参与，当为重要的心理促动。
许多年后，李欧梵仍记得徐迟在访美行程中的一个“怪异”举动：徐迟是唯一为芝加哥的摩天大楼欢呼的人，而其他中国作家都更喜欢爱荷华的田园风光，而且有不少人认为芝加哥的建筑很丑陋！今天看，徐迟的“怪异”实为有意的“兼容”，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二十岁人》里，他就给自己定下了这种调子。“我主张什么都要包容。就像这桌上的菜肴：鱼不要排斥鸡，鸡也不要反对鱼。”[55]这是九十年代徐迟在朋友的饭局上讲的一句话，大家觉得精彩极了。
九十年代，徐迟到处提倡学习外语和计算机（几乎到了着魔的地步），仍为其“世界公民”思路的延续。他将人类语言分为四种：方言、国语、外语和电脑语言。“方言不用学，它可爱，而未必光彩，它总归是地方性的……作为现代人，最好这四种语言都会，实际都是非学会不可的……这是一个人要出去闯天下、走向世界和进入新世纪的最起码的要求。凡有远大理想要向未来挺进的青年，岂能不学好电脑语言？盖非此不足以跟上历史发展的飞速进程。”[56]
1979年，徐迟到法国访问，在巴黎他见到了抗战时期的老友、彼时已是享誉世界的抒情抽象派绘画大师赵无极。同行者对赵无极那形而上的色彩绘画感到迷惑，徐迟却对赵无极说：“我喜欢。我认为我已懂得它们。”他在随后的访法游记里这样评述赵的作品：“他的画很美，玲珑剔透，逶迤磅礴，保持着线索的蜿蜒之势，恰到好处地留住了‘气眼’。”“有一些画可以使人感到有如中国传统似的山水风景画，但是看不到任何实际的山水，而有的只是风景的内在形态的单纯色彩。它们的外形表皮，像一层薄膜似的，已经被揭去了，而露出了皮下的真实的血肉来。他是一个华裔，无疑他这些画里面，中国传统与外域的吸进有了美妙的结合。而中国正是处在一个建设现代化新社会的转型期里，尚未有坚实而鲜明的新的形态展示。旧时的形象正在解体之中。而从那样的形彩里，将来也是应当会出现新兴的现代化的形象来的。”[57]将赵无极绘画的内涵、构思与华裔画家的文化错综与中国迷离结合起来，的确不无见地。这也是颇具徐迟特色的理解与阐释，他在现代主义的“风景”中看到了中国、政治与历史，把抽象化为了现实。徐迟以此向“抗战一代”的老友致意，他觉得自己接通了赵无极的艺术频率，他触到、“懂得”了老友的心。“我们的现代主义”“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派”在此真切地显现了。那么自然、合理，又那么“历史”。
徐迟最大的“融和”野心是把文学与科学统一起来。它由新时期的“科技报告”引起，其中寄寓了徐迟的政治抱负与更为热切的文学抱负。徐迟说过：“诗是一切科学外貌上激动的表情，是一切智慧的呼吸，一切智慧精神的精神。”[58]有朋友私下直呼徐迟为“现当代的中国歌德”，不单因其外文好，擅写作，长得像“洋人”，徐迟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深入研究是关键因素。在文艺内部跨界游弋还不算了得，能在文学与科技之间游走自如方属知识分子中的“高人”。对“中国歌德”的称呼，徐迟应该很受用，那是全球化语境下江南才子的身份“升级”。学贯中西的“世界人”形象一直是他希冀、渴望的。
丁聪笔下（朋友眼中）的徐迟
“中国歌德”的称呼，很可能加剧了徐迟对科学的执着。任何人，都难免被“看”牵引、塑造。可资证明的是，徐迟暮年对科学（包括学习电脑语言）的强调，实在过激，简直像变了个人，似乎非如此，连“现代人”的资格都要失去了。在徐内心，用文学（确切说是“美文”）的方式来写科学、普及科学，应该是他认定的自我与众不同的最大价值。《江南小镇》销售惨淡，《荷马史诗》译了六章也没心思了，《美文》编辑又那么冷淡……徐迟的精神危机、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他对“科技报告”的执拗书写，把自己直接推向了人生的终点。
徐迟在“科技报告”中的做法，触到了现代文明中人文（尤其是文学）与科学日渐分离的痼疾。英国科学家斯诺曾说，要论心理距离，世间大概再没有比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更遥不可及的人群了。“他们是两类人，代表两种文化。”前者注重实证和概念化的推理，后者强调审美直觉的认知与把握；前者坚信世界系自洽的事实，专注于探索和建构“这是什么”的知识体系，后者偏偏处处“留情”，追问“这应当怎样”。徐迟晚年一度陷于“爱因斯坦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巨大困惑，即为一例，但这却是科学家不屑的“冗余”、“杂质”和“有害物”。徐迟的“美文”，亦为“杂质”一种，因为它和道德的困惑一样，妨碍了科学的客观与公正。
徐迟曾说：“创作，绝对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发明。一切发明，决不是量的增添，必是质的飞跃：就是创造。文学与科学之间是有通道的，发表创作及发明创造，在这一点上终究是统一的。”[59]用“创造”来统一文学与科学，大约是最本源彻底也最笼统无力的见解、方式了，就像试图依据“人总有缺点”的“真理”来劝拢势不两立的阵营一般。
人文与科学的分离是不可逆的，这是大势所趋。不仅如此，二者的地位也日渐悬殊。科学正在成为社会演进的核心与主导，资本、人力资源都极力围绕着科技进步运转，人文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近代中国的情况看，晚清、民国时期尚可出现横跨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精英，如钱学森、顾毓琇、赵元任等。但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这种情况几乎一去不返。整个社会日益倒向和依附于爆炸式发展的科技，传统的科普方式不足以解决民众在科技知识上的严重匮乏，更关键的是，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知其然，无须知其所以然”的“傻瓜机时代”。而这正是科技带来的效果：只要会用科学就行了，要了解它作甚？甚至有人呼吁：“在中国，到了抑制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情结，更确切地说是源远流长的‘文人’情结的时候了。”[60]即此而言，以科普为己任，孜孜于“科技报告”的徐迟，其过气和遭淘汰系迟早的事。信奉科学的他偏偏违背了科学的意志，与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徐迟的命运，并非偶然的个体悲剧，它关联着江南文化的记忆、惯性，和抗战以来的中国政治密切相关。人在政治忠诚与文化惯性里走向历史的反面，似乎也是莫可奈何的事情，其中也不无幸福与甜蜜吧。某种程度上，徐迟就像人文知识分子在自我现代化（主要是知识化、科学化）过程中一个“天造地设”的“牺牲”与“祭品”。哪里有什么“现当代的中国歌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试图与历史风车大战的“东方堂吉诃德”，一个挂在历史风车上的天真烂漫的江南秀士。
徐迟的生前好友、同事在谈论他的结局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个词：“远游”（包括与之相近的“遨游”“远行”“翱翔”等）。这或许只是对其非常离世的一种隐晦提法与描述（不无美感、诗意），却无意间点中了徐迟的“心病”与生存“症候”。徐迟一生大半在漂泊、浪迹中度过，那简直是无法停止、更动的节奏与状态，仿佛不是“我”在“游”，而是“游”在支配“我”。只有“游”着，人才觉得安心、适宜、快活。他的出访、交友、采访，均可纳入“游”的范畴。
晚年的徐迟迷上了电脑
“静”的时候“游”：徐迟是把电脑当成“旅游”的工具来使的，以致电脑上瘾，惹出了一身毛病。九十年代他在给乔冠华遗孀章含之的信中写道：这年头当个作家，可谓“真正的隐士”，但计算机把我们变成了“旅游者”，“足不出户，而足迹踏遍全球和宇宙”，还能从“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中取得应有尽有的资料”。[61]老了仍是“游”：除了兴致勃勃地四处采访外，从他八十岁拜托马国亮为其订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举动中，亦能体会到“周游地球”的强烈欲望。徐迟六十年代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最美的万里江山图卷；旅客列车时间表是我最心爱的一本书……做一个记者，可是我的心愿。”[62]《国家地理杂志》跟中国地图是同类性质的东西，但内容要丰富得多，视野也扩大了，且更具知识性、观赏性和世界性。早在抗战时期，徐迟就已是个无可救药的“游子”了。那时他最眼红的人是萧乾。萧乾作为《大公报》记者常驻欧洲战场，写了不少报道，这让徐迟“羡慕得脸色发青”。每每想起“没有当上一名随军记者”，徐迟就不胜感慨。甚至于他的“终极一跃”，亦像极了“游”的姿态：一颗“新星”，划过茫茫天宇。
关于徐迟“游”的强迫心理与驱动机制，跟现代人的“知识病”有关。徐迟对计算机的迷恋，道出了这点：那玩意儿能让人到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游”一番。求知苦读、博学精研给人的刺激、快感，跟旅游探险差不多。无限风光在险峰；至美、新奇的“风景”／知识，总在下一程。“游”是行动化的阅读、博览。美了仍需美，新了更盼新。游览、赏鉴了一处“风景”远远不够，还要四处涉足、“猎美”。如是读书／“游”者，本质与玩物丧志无别。除了助长贪欲、躁动、妄想，鲜有智慧可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从这种求知的怪圈与死角中多少可预见徐迟的结局。
徐迟去世前一个月曾对洪洋说：“怎么办？我现在太孤独了……一个人想很多，胡思乱想，很恐怖的……”[63]他在同济医院留下的病中字条——“将军死于战场，学者死于书斋，我不可能了，我不认识回书斋的路线……”——绝非一时的苦恼，而是多年累积循环的读书困惑的吐露。字条夹在一本厚厚的医学著作中，应该是徐迟在苦读钻研时随手写下的。这位业余科学家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啃点科学，可结果却是他对所谓科学、知识不抱希望了。他在字条中还写道：“死亡是一种幸福、解脱，未来如日之升。”[64]
徐迟绝非一步就蹈入“知识病”的陷阱的，其间存在诸多历史诉求与铺垫。我们很容易在“知识病”与江南才子的“杂学”气质间察觉到“家族相似”的亲切与吸引。一个以才子自居的人，如何抵御流行的“知识病”呢？他投身和立足现代的根基、价值就是知识。徐迟暮年对知识的异常渴求，亦含有对孤独的移情、排遣与自救意味。陈松走了，伊人已去，要靠“游”的新鲜与闹忙来填补空虚，但愿知识的雨露能润泽枯槁孤寂的心田。
八十年代的徐迟与陈松
徐迟“游”的生成、强迫，牵涉记忆与现实、文体与实践、文化与政治等诸多方面。它直指徐迟创作的脆弱与限度，一切都要回到创作这个“核”上来。“作家梦”真是笼罩了徐迟一辈子的文化“业障”！前文已述，这位挚爱江南的作者天生写得一手漂亮的“知识美文”，他的所有创作都建立在对“有”“是”“知识”的感知、把捉上。然而这种书写体式在日益严峻的抗战中国语境中却倍显尴尬，它被认定为典型的“小资情调”，是脱离现实的“书斋俗物”。为了增强文章的“实感”并响应毛泽东“诗言志”的“普及”暗示，徐迟创造了“亲身报告”体。“亲身报告”在实践方法上为他后来的“科技报告”打下了基础，而“游”的生存节奏也就此确立。说到底，“游”实为徐迟在诗与政治、江南与中国之间出具的一种“调和”策略。通过身体的劳碌、折腾，徐迟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无可辩驳的忠诚；同时他又在奔波游走中“名正言顺”地抒写着对知识和美的癖好、趣味，就像他把钢铁基地白云鄂博化为江南水乡那般。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徐迟感应、活跃的依旧是美与知识的神经：千疮百孔的大地，仿佛“萨尔伐陀、达利油画中的废墟”。
徐迟一生都在“和”，只要让他当个作家、写下去就好。“游”给徐迟带来了直接感性的经验，带来了“正当”“可看”的“是”的“生活”，他又能继续写“知识美文”了。如此兼顾“双美”的事儿，何乐不为？而最终徐迟也选择了以“游”的方式飘然远离。某种程度上，这亦可视为一种孤绝、纯粹的自我追溯与持守。在“飞翔”的瞬间，老迈病弱的身体被“超越”、克服了，他或许觉得自己又找回了青春“盛游”的节奏、状态？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最近问津于自然科学。先是在地学、地质力学的领域里，跋山涉水好几个月；后来在数学，在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索隐微，奔波一番；近来，准备出访，到流体力学的领域去旅游观光。
以上是徐迟1978年在一篇题为《向着二十一世纪》的短文里写的一段话，那是徐迟人生最璀璨的时刻。他列举了“科技报告”的成果与计划：已刊发的《地质之光》（地学）、《猜想》（解析数论）与待写的《在湍流的涡旋中》（流体力学）。惹人注意的是，他把“科技报告”的书写说成了知识王国的“旅游观光”。这并非简单的比喻或幽默，徐迟就是这么思维的。“科技报告”之于他，如同知识的采撷赏鉴、“风景导览”。一个多么潇洒倜傥、雄心勃勃的才子之“游”啊！
还记得《猜想》中对数学“彼岸彼土”的描绘吗？这大概是徐迟笔下最著名的“科学风景”了：有白鹤舞蹈，鸾凤和鸣，让人“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知”。连数学家的思维也被徐迟“风景化”了，数学公式被他讲成“空谷幽兰，绝顶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写自然中的美景不足为奇，那是一望即知的传统笔致与文人生活（行吟作赋，寄情山水）的体现；而把科学写成“自然”“风景”，把科普写成“抒情”，那就涉及徐迟的现代经验、笔力与文体意识了。
关于徐迟的文体感觉，实在是“一盆糨糊”。以“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事”（鲁迅语）的标准来要求《徐迟文集》[65]，可能及格都达不到。而徐迟把自己的作品统称为“散文”，亦有自我“圆场”之意：“我只能写写散文而已，我是不能写诗的。但我写的散文是有诗味的。对于我来说，小说、报告文学、游记、美文、评论和杂文，都是属于诗的散文，或散文诗……诗与散文的区别，我以为是在诗的形式：音韵、格律上。尽管大家都没有能做到，我自己也没有做到。这样，我全部作品都属于散文之列。我的诗也只是散文诗，不必分行，只可连书。”[66]这种错综混乱、粘连缠绕的文体感觉，跟徐迟灵魂深处“水”的“不拘一格”、绵延渗透有关，或可视为“江南风度与文章”的一种道白。徐迟把报告文学上溯至《古文观止》，“散文”的总体定位是重要的原因。按照徐对美文的界定：“只要文章写得漂亮就可以叫作‘美文’”，他所谓的“诗的散文”及“散文诗”，其实也算“美文”。而从字面的“非虚构”（non-fiction）角度言，徐迟的散文（特别是自传），亦可称为报告文学。
以笔者见，“散文”的概括尚嫌笼统。就徐迟一向的关注、兴趣与文本的“生长”来看，徐迟写的都是“游记”。所有的作品都是“游”来、“读”来、“看”来的，而他把一切都化为了“知识与美”的“风景”，这也是他自觉得意之笔。
对于自己写的是“游记”这点，徐迟是有感觉的。《徐迟文集》中，游记单列一卷，即表明了他的重视。徐迟坦白讲过：“对于我来说，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差别也不太清楚，报告文学和游记的差别也弄不大清楚……”[67]但他不好把自己的文类、文体统称为“游记”，这会折损他的作品，尤其是“报告”的品位，让人感觉徐迟的“报告”太轻佻随意了。怎么“游”一下，就写出来了？是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参与、投入，不够虔诚吧。
1940年代客居香港的徐迟碰到了一个怪人沈仲章，他自称是胡适弟子。戴望舒感觉此人不靠谱，叫徐迟提防他，可徐与沈偏偏玩得来。一天夜里，徐迟向沈仲章吐露了在战争中的迷茫与苦闷。沈仲章当即提了一个“旅行移情”计划。在地图上从香港画一条直线到张家港，就沿这条直线徒步前行，遇到战场过战场，遇到沦陷区过沦陷区，游击区、根据地统统如是，一直往前走。徐迟的憨气又来了，他以标准的书呆子口吻回道：莱辛讲过，不可能有直线旅行的，不过你说得有味道。沈仲章说，那就把环绕着中国的国家，一个个地走一遍。徐迟说，那是战后才能考虑的大旅行，要找一个投资人，目前还是走一条不太直的旅行线吧。两人交谈后不久，徐迟即随许地山到大帽山游了一圈（这条线不算直），于是便有了那篇《大帽山游记》，文中那句突兀的话——“虽是游山玩水是风雅事，要记得了祖国尚未报复的仇恨”，透露了徐迟隐约的不安和心虚。徐后来一直想从“旅行移情”的消极情绪中挣脱出来，他积极向乔冠华、夏衍、郁风等靠拢，但沈仲章的话很难忘记，沈仲章似乎看到了徐迟的命运。
五十年代，徐迟在湖南跑工地采访，行至洞庭湖畔，忽然想起十五年前沈君的直线旅行提议，他在地图上找出跨过洞庭湖的一个最大对角线，是在汉寿和岳阳之间，于是连徒步带乘船，徐迟当真直线走了一遭……这是“旅游”，也是“采访”；是工地“报告”，也是水上“观光”。它们在徐迟这里统统系一个过程，徐迟的“报告”就是“游记”。他对“游记”一词敏感得很，决计不能把它作为自己文类的总称。
徐迟说自己那些“但见科学（知识）不见人”的“报告”是源自对《古文观止》的借鉴：“文学是人学这说法很对也不完全对。《古文观止》就收入了不少不写人的文学呢。”我以为他并未把话说透，徐迟借鉴的应该是《古文观止》中比重极大的景物记，像《喜雨亭记》《游褒禅山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等。徐迟把自己纪念重庆草堂生活的文章题名为《八个月的风景中人》，亦佐证了这点。一个多么痴迷“风景”的人啊！
“风景”中的徐迟
传统的“游记”，在徐迟笔下变得蔚为大观了。它显示出浓厚的知识趣味与广泛的社会介入与包容力。游记文体弹性的扩张与“风景”构造及“抒情”方式的多样化（如知识的铺排、拼贴与理趣），与文人社会角色转型的现代尝试与探索，互相映射。就徐迟而言，“美”是以“风景”的形态显现的。“风景”除了意指自然风光外，还包括和谐、整体的“美”的氛围。知识系构建“美”感的凭借，如丰富之美，渊博之美，神奇之美等。它是“风景”中的物或曰“幻象”。
自始至终，徐迟都是一个“风景中人”。而他到处找水、不断把“江南水乡”召唤和创造出来的文学构思与行动，让人恍惚回到了江南“初见”的情境。徐迟，不就是那个“沿水漂流的伊人／儒士”吗？他一面贪恋着“美”（来自伊人的认同启示），一面又时时为儒士的家国情怀与政治抱负鼓动、焦虑。《牡丹》中那个被军阀霸占、在镜前不屈地舞动手指的名伶魏紫就是鲜明的提示。而徐迟在湖南之所以忽然升起直线旅行的念头，跟水（洞庭湖）的触动恐怕也不无干系，一种下意识的亲近举动：沿水漂流……
徐迟是很擅长也很喜欢写“风景”的。他的诗绝大多数为风景诗，《大帽山纪游》曾把一众香港“驴友”迷得找不着北。八十年代徐迟完成的长篇出访记《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1980）、《美国，一个秋天的旅行》（1984）是难得的游记精品。文中除了自然风景外，还有社会风景、交游风景、艺术风景、中西碰撞的文化风景等。徐迟对赵无极色彩“风景”的解读相当“接地气”，他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看到了历史，当然，也看到了“美”。
《江南小镇》没有写完，它止于1962年徐迟的黄山游。当时他刚刚举家从北京迁到武汉，被告知三峡大坝停工，又遇三年灾荒，徐迟内心沮丧。黄山游的成果是一篇《黄山记》，纯粹的风景记，文笔异常华丽，形同赋体。徐迟在传记中惭愧地写道：“《黄山记》里我纯粹地写了自然，写了风景。我违背了自己的口号：‘我游的山是我们要开发的山；我涉的水是我们要征服的水。’”[68]这话恰恰证明了他的“报告”与“游记”原是一体，都是山水之“游”。其实，在进入1950年代后，《江南小镇》就已开启“山水游”的叙述模式了。徐迟把大量的笔墨用在描述自己的工地采访上，他在文中不止一次地写道：“我不能在这里写旅游书了”，但写着写着，还是游记。
对于其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江南小镇》触及得不多。当要写到1955年时，洪洋曾问徐迟：“会写反胡风吗？”徐说：“我不准备涉及，那与我没有关系。我要写亚太和会和另一个国际会议，我都参加了具体工作的。再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云冈石窟和大同煤矿……”[69]说的也是事实。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徐迟就把自己变成了《人民日报》的特派记者，一心一意往外跑。按照徐迟的理解，只要把自己链接到时间的卡座上，应该就是真实、本分的个人史、个人“报告”了。
1956年8月，徐迟结束了他“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游，又匆匆赶赴西北访玉门、敦煌。在西安转机时，徐迟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冯至！冯至刚从西北采访回来，打算飞北京；而徐迟则要西出阳关了。二人相遇，狂喜不已。冯至是诗人，又是研究里尔克、歌德的学者，而徐迟心仪里尔克久矣，当年还写过一篇《里尔克礼赞》（1943）。两人谈到夜里十点多才依依而别。第二天一早，徐迟正要登上飞机舷梯，一回头，突然看见冯至叫着他的名字疾走而来。徐迟赶紧转身，与冯至握别。后来他才知道，机场这一别，竟让久未写诗的冯至写出了一首抒情诗，题目就叫《西安赠徐迟》：
你来自西南，我来自西北，／明天我们又要各自西东，／飞机场上皎洁的明月，／照耀着我们的偶然相逢……
金沙江的水，大戈壁的砂，／都在我们的心里开了花。／这里我们没有他乡的感觉，／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
徐迟说：“这首诗传达了这位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在开国后的日子里开朗豪迈的精神状态。那时候，我们的心情都是这样子的呵！”[70]他可能并不清楚，其时冯至刚刚违心地完成对自己过去诗作的批判，其中就有受里尔克影响颇深的《十四行集》。《西安赠徐迟》并非冯至最出彩的诗，但写得的确动情。内中情绪五味杂陈，“明天”究竟该是怎样的“新诗”？“没有他乡的感觉”，“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果真如此吗？从他第二天特地赶到机场送徐迟来看，冯至真的寂寞了，他苦恼而迷惘。在这个比自己小了近十岁的年轻人徐迟身上，冯至或许看到了某种含着希望、慰藉的自我“前程”与可能，就和当初徐迟在阅读里尔克时发现了自我的支持、“抒情”的“前途”类似。徐迟是那样朝气蓬勃，他跟自己一样，也是喜欢现代派、喜欢里尔克的。徐迟不是已经融入了“明天”吗？其实，就徐迟而言，冯至的出现又何尝不是莫大的安慰。这位身具盛名的现代派诗人与自己同样奔走在新中国火热建设的土地。只要看到他“生动”地“行走”，内心就踏实、笃定了。我们一道“改变”，一道“转型”。
《西安赠徐迟》是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动人的“抒情诗”，它记下了珍贵一幕：在奔赴中国的行旅中，两位偶遇的现代派文人惺惺相惜，彼此照亮。
1992年徐迟访问希腊，在雅典万神庙废墟前
1995年6月，徐迟回南浔，顺带去了上海，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来沪。上海行前，徐迟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首诗《一瞬与熵》，一篇没有连书的散文:
三十年代的一个夏天里／我正准备迎接我新出版／的一本诗集《明熵之歌》／它已经编辑好并排好字／经过校对和看好了清样／上了印刷机马上要开印／就在八一三的那个早晨／炮声响起来战机飞过来／枪林弹雨装满了黄浦江／我那本书就没有能出版／望舒只能把清样给了我／说好好保存到战后出书／我带了它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四年抗美援朝／几年越战和几月战印度／诗集清样始终在我身边／直到空前的文化大革命／我把那发黄的清样取出／一页一页地把它们烧掉／里面究竟有哪些诗创作／我都已经记不清它们了／就有一首诗还记得题目／叫《未完成的永恒证》／究竟什么是“未完成的／永恒证”我都记不清了／我是三十年代二十岁人／现九十年代八十岁人了／终于已完成当年提出的／我那个未完成的永恒证／当一瞬完成永恒如照片／一瞬只是未完成的永恒／那火旁的“熵”却成了／能象征永恒的最后完成／已完成了的永恒正是熵／不冷不热不轻不重的熵／无始无终无影无踪的熵／非生非灭非明非暗的熵／亦证实了呵熵亦一瞬呵／亦就是那最美妙的一瞬／永恒之熵亦仅是一瞬耳……／生命在两极永恒的黑暗里／一次美丽庄严的燃烧／无所谓有理无情或无理／有情惟佛家之圆寂似之[71]
“熵”是热力学中表示物质状态的参量，一个科学概念，通常用符号S表示，其物理意义是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徐迟把它引入诗歌，大抵是想以此“科学”地表达他对生、死两种生命状态关联的认知与探讨。从“圆寂”“黑暗”“永恒”“始”“终”等词的运用上不难推导这点。《一瞬与熵》应该是徐迟写的最后一首现代主义诗歌，他于“科技报告”中未能达到的现代追求，都在这首诗中实现了。
“熵”是诗中最核心也是最让人迷惑的一个词。徐迟把当年的诗歌集《明丽之歌》改为《明熵之歌》，很有意味。这绝非误记，它表明“熵”是和“美”（“丽”）连在一起的。就在这个字上，科学与美被徐迟“凝练”在一起。科学的背后是美，科学奠基在美的情绪与记忆里。后言熵即“美妙的一瞬”“美丽庄严的燃烧”，也加深了上述推测。
从探讨生与死状态关联的角度看，此诗并不难解。它基本没有超出徐迟病中字条表达的意味，即死生一体，可相互转换，只是多了点科学／美的晦涩。我们大致可把死亡与“黑暗”“一瞬”视为同义词，而生则等同于“永恒”，还可跟徐迟怀恋的“青春”（“二十岁人”）联系起来。至于“熵”，既有生和“永恒”之意，又指向生死之间的关联探寻与综合把握。这种意义的滑动，不够科学，有点诗意。
“熵”的意涵，还远不止于此。我们注意到，徐迟毕生的大部分“关键词”都在诗中出现了，如“三十年代”“九十年代”“抗战”“二十岁人”等。最明显的意象是战争，像抗战、越战、印度战、抗美援朝、八·一三的“枪林弹雨”与“炮声”等。引入“熵”的主旨、功效，就是要把这一切都“和”起来。“熵”在诗中甫一出现，就是一个触目的“融和”构造，它融和了美与科学，记忆（三十年代的《明丽之歌》）与当下，昔日与明天。徐迟在解释“熵”时用了拆字法——“那火旁的‘熵’却成了／能象征永恒的最后完成”，这是理解“熵”的关键暗示。我以为，“熵”左边的火旁代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凝聚、沉淀着“抗战一代”的战争记忆、家国情怀与政治情结。而右边的“商”则指向他深爱的江南。“商”字，常用意有协商、商洽、商业等。江南优美、温柔、和谐、包容、商业发达，用“商”来指代江南，不差。“商”字还让人联想到市场繁荣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另外，徐迟本名“商寿”，亦和“商”有关。这再度提示我们，“熵”应该是一个与自我密切关联、涉及主体认同、人生总结的认知构造。科学与美，三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抗战与“新时期”，中国与江南，青春与衰老，回忆与现实，生与死，当下与未来，都在“熵”字里“融和”了。虽然《一瞬与熵》外观平淡无奇，但从境界而言，这无疑是徐迟最含蓄深沉、磅礴大气的一首诗。它没有华丽“美文”的辞藻，宛然“江南”的“凤凰涅槃”。
想起哥德巴赫猜想，好的数学都是哲学。猜想说，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这亦可理解为对人性与命运的提示。“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仿佛是一个成年人的表征。而素数是指除了1和它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约数的自然数，它可用来表征个体的本性、频率。由于有爱，有执着，人的一生不可能变化太多，一个成年人身上至多有两个频率（素数）。就徐迟来说，他的两个频率就是“抗战”与“江南”。一个“熵”字，道出了徐迟的一生。
李丹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4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2期）
注 释
[1]《徐迟文集》第九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2]徐鲁：《载不动，许多愁——徐迟和他的同时代人》，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5～46页。
[3]《楚王妃复苏记》讲述从楚墓中发掘出的一具王妃遗体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被现代科技手段复活了。就在五十周年（1999）国庆前夕，全国直播王妃复苏的过程。她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谁听了都明白，那是在呼唤母亲。“一条新闻，迅即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沉睡了两千五百年的睡美人，竟然复苏了！还阳了！再生了。”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徐迟很喜欢《楚王妃复苏记》，他完全忽略了复活的人体在“异时空”的精神需求，如身份、交流、尊严、隐私等。徐迟的天真、单纯于此显露无遗，他沉浸在未来中国的科学迷梦与青春复现的虚构快乐里，可能还带点“科学救美”（“英雄救美”的现代改妆与置换）的欣喜、浪漫与美感。但目前的结尾着实令人不安，站在楚王妃的立场，苏醒的瞬间不啻为恐怖劫难的开始。除了作为人们窥视遥远历史的异类活体标本外，她基本没有其他生存可能。
[4]邓伟志：《永远的徐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5][7]《徐迟文集》第九卷，第48、58页。
[6]《徐迟文集》第十卷，第23页。
[8]张守仁：《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
2309404624524728468125#_loginLayer_
1624778710517。
[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版，第831、832页。
[10]徐鲁：《载不动，许多愁——徐迟和他的同时代人》，第44页。
[11]乐齐编：《精读瞿秋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2][13]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13、8页。
[14]徐迟在燕大读书时罹患耳疾，有听力障碍，晚年须靠助听器与人交谈。
[15]抗战期间，乔冠华在香港《时事晚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上开设“国际专栏”，写了大量述评文章，反响巨大。徐迟、冯亦代、袁水拍、郁风等一众好友都是乔冠华的忠实读者与热情粉丝。
[16]洪洋：《徐迟的第二次青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17]《徐迟文集》第九卷，第183页。
[18]《戴望舒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19]慕津锋：《徐迟与纪弦：诗坛双子星》，《语文世界》2020年第9期。
[20]《徐迟文集》第九卷，第224～225页。
[21]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45页。
[22]《徐迟文集》第九卷，第184页。
[23]《徐迟文集》第七卷，第595、596页。
[24]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18页。
[25]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137、138页。
[26]《徐迟文集》第八卷，第321、322页。
[27]徐迟曾模仿鲁迅的《“立此存照”》写过一篇同题杂文，指名批评《今古传奇》低俗、噱头的办刊风格：“该刊主要负责人是副主编，今年中国作家协会编辑评奖的得奖者。我对该刊的文风不正提过意见，多次劝告批评，从来不听，无法可施，只好‘立此存照’，诉诸公众舆论。”
[28]《徐迟文集》第五卷，第426页。
[29]洪洋：《徐迟的第二次青春》，第141页。
[30]张抗抗：《寻找徐迟》，《书摘》2002年第5期。
[31]《余光中精品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2]钱谦益曾称呼柳如是为“柳儒士”，伊人与儒士的形象叠合起来。柳数年间凭一船往来于江南地区，此系江南水乡独特的交通与安居方式（“漂流”)，如此可免去寻找住处的烦忧并为其与文人的交际提供了便利。
[33]《徐迟文集》第二卷，第338页。
[34]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115页。
[35]《徐迟文集》第二卷，第337、323页。
[36]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26页。
[37]《徐迟文集》第二卷，第222页。
[38]沧海客：《上海观察谈》，《新上海》1925年第1期。
[39]《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25页。
[40]《汪曾祺自选集》，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4页。
[41]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229页。
[42]《徐迟文集》第十卷，第149～150页。
[43][44]《徐迟文集》第十卷，第190、245，247页。
[45]冯亦代：《宁静的〈瓦尔登湖〉》，《读书》1997年第11期。
[46]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69、185页。
[47]《徐迟文集》第九卷，第309页。
[48]洪洋：《徐迟的第二次青春》，第145页。
[49]《徐迟文集》第三卷，第508页。
[50]洪洋：《徐迟的第二次青春》，第105页。
[51]李欧梵：《上海摩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52]李劼在博客中写道：“你（施蛰存）曾告诉我说，那个李欧梵，到我这里来又是录音，又是录像，折腾了好长时间，回去写了本《上海摩登》，里面全是我说给他听的事情。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在乎他把那段历史写出来，你在乎的是，他根本就没写象样。是啊，施先生，以李欧梵的肤浅和浮躁，捧捧王安忆还差不多，怎么写得出你们当年的精神风貌呢？”
[53]《徐迟文集》第四卷，第240页。
[54]对于《上海摩登》的争议也在于此。有人认为它仅看到上海的小资生活，忽视了平民生活与底层生活。而这也正是李欧梵与徐迟气味相投之处。
[55]洪洋：《徐迟的第二次青春》，第72页。
[56]《徐迟文集》第一卷，第15、16页。
[57]《徐迟文集》第四卷，第156页。
[58]《徐迟文集》第九卷，第408页。
[59]徐迟：《歌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60]金观涛：《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351页。
[61]邓伟志：《永远的徐迟》，第92页。
[62]徐迟：《一些速记下来的思想》，《文艺报》1963年第4期。
[63]洪洋：《徐迟的第二次青春》，第261页。
[64]徐鲁：《无尽的猜想》，《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17日。
[65]《徐迟文集》由作家出版社2014年推出，共十卷，按卷序排列分别为：1诗歌，2小说，3报告文学，4游记，5散文，6文论，7音乐，8杂文，9江南小镇（上），10江南小镇（下）。杂文、散文、文论、游记、音乐的分界混淆不清，小说与报告文学也时有重叠，诗歌由于“连书”排印，变得不伦不类，外观看去和散文无异。
[66]《徐迟文集》第一卷，第21页。
[67]《徐迟文集》第一卷，第22页。
[68]《徐迟文集》第十卷，第351页。
[69]洪洋：《徐迟的第二次青春》，第172页。
[70]《徐迟文集》第十卷，第241页。
[71]徐迟：《一瞬与熵》，《华夏诗报》1995年第1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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