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沙滩红楼

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记忆，在纪念仪式中不断建构。1948年5月，北京大学迎来北平解放之前最后一次五四纪念，并以纪念周的形式隆重举行，一周之内种种活动构成鼎革前夕独特的文化景观，通过征召历史资源以回应当下关切。纪念仪式折射出昂扬高亢乃至躁竞不安的时代氛围，青年学生的内在苦闷情绪则与此相表里。辩驳性的话语空间承载起转捩之际的历史紧张感，壁报这一新的媒介形式亦取代印刷刊物凝聚着时代精神。本文以青年学生作为纪念与言说的主体，兼及教授、校方等不同群体的声音，通过纪念仪式的意义生产探讨五四传统的建构过程——抽象的“五四精神”，最终仍将落脚于日常情感、生活与实践的具象世界，落实为青年精神苦闷的转化，进而连通起历史转换的肌理。

关  键  词

北京大学 “五四纪念周” 青年 苦闷情感 壁报

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长期以来在五四纪念仪式中建构社会记忆，形塑这一运动的传统。1948年5月，北大迎来北平解放之前最后一次五四纪念，并以纪念周的形式隆重举行。自5月2日至9日，一周左右种种活动构成鼎革前夕独特的文化景观，通过征召历史资源以回应当下关切。在今天，五四纪念或五四阐释史的研究固非新鲜的学术话题，[1]但并不意味着生产性的枯竭。重返1948年天地玄黄之际北大“五四周”的历史现场，不仅缘于此次纪念活动传递出前所未有的新陈代谢之感，[2]更在于纪念主体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境反过来左右着他们对于历史记忆的剪裁。以此为入口，捕捉纪念仪式所折射的时代空气，辨析不同刊物在紧张情势中的话语张力，考掘新型媒介形式壁报的政治内涵，或可探求一代青年的情感结构及其表达形式。

这年北平高校的“五四周”并非独属于北大一隅，清华、燕大等院校皆展开类似的纪念周活动。高度的自觉性与组织性，根植于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刚刚过去的四月被北平学生冠以“风暴”之名，与南京选举总统的“行宪国大”同时，北大学生在一个月内累计罢课17天，掀起复员回平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潮，其他北平高校的状况亦与此相类。[3]对于中共地下党及左翼学生组织来说，“五四纪念周”顺理成章成为“四月风暴”的总结与延续。从昂扬的斗争中，同时又不难感受到时代氛围中躁竞不安的一面。在一份来自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汇报材料中，“四月风暴”以来的青年情绪被如此刻写：“北大、清华同学间普遍存有苦闷与不安情绪，如不安心读书，赶课，赶考，清华图书馆里的人只有以前1／3，平日重视功课的同学也只求及格。”[4]其时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大三学生罗荣渠，在当月最后一个罢课日的日记中，如是记下自己的感受：“上课反成了罢课间的休息了，故名之曰‘休罢’。”类似地，这段时期其日记中时常可见“无聊，读不进书”“读书不能贯注精神”一类的记载。[5]这种与外部高亢氛围相表里的内在苦闷情绪，毋宁理解为特定时期的历史紧张感，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潜能。1948年的北大“五四周”如同一个横截面，以辩驳性的话语空间承载起历史转捩之际的紧张情势。本文以青年学生作为纪念与言说的主体，兼及教授、校方等不同群体的声音，聊为发覆。纪念仪式的意义生产，正是五四传统之建构的过程。抽象的“五四精神”，最终仍将落脚于日常情感、生活与实践的具象世界，落实为青年精神苦闷的转化，进而连通起历史转换的肌理。

罗荣渠（1927-1996）

一 纪念仪式与时代空气

1948年5月4日当天，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从去年以来，‘五四’这个节日重新热闹了。”这日，他因应着庆祝活动而情绪高昂：“北大没有老！你看那民主广场几千人在烈日下大跳秧歌舞，你看那争先恐后的运动竞赛，谁说北大老了！”[6]进入历史情境，不妨从对于这则日记的笺释开始。此前一年，北大校方将5月4日设立为返校节，并展开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7]在复员北平后重新接续起西南联大后期纪念五四的活动形态。实际上，自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当局忌惮革命党重新激发五四的潜能以“运动学生”，遂在无力垄断五四阐释权的情况下将其束之高阁。早在1930年代，胡适已在纪念五四时感慨，“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8]。抗战时期，五四又经历了由设立青年节到改订文艺节的转变，国民政府意图将之去政治化。[9]于是，当局的规训、压制与北大等高校坚持纪念，长期构成心照不宣的对峙。[10]在历史形势愈加峻急的1940年代末，这类纪念活动无疑被赋予更加鲜明的现实政治色彩。罗荣渠日记呼应着当事人对“五四周”总体氛围的叙述，“五月的阳光照耀着民主广场”，“到处是匆忙的脚步，到处是兴奋的面孔，欢笑和歌声向四方飘散”。[11]但日记中所谓“北大不老”云云，恰暗示了此时尚在国共之外持中间立场的罗氏，置身纪念仪式中，不过是一个“看风景的人”。明朗、畅快的氛围难以消弭历史的紧张与不安，“风景”终归要回到日常的生活。仅仅几天后，罗荣渠日记中又出现这样的记载：“今天物价涨得很厉害。我已决定下届转米饭或馒头膳团搭伙食，丝糕膳团实在叫人拖不下去了。”[12]因此其五四当天日记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北大民主广场上千人秧歌的记载，这不难让人想起朱自清当年元旦与清华学生在新年晚会同扭秧歌的著名场景，[13]从中可一窥整个纪念仪式的价值与情感指向——就更广阔的层面而言，不啻世风所趋。

“民主广场”本是红楼北面的操场，其得名源自1947年5月下旬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五四纪念周”的系列活动，大多由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而来。在1940年代后期，北平各高校先后建立起学生自治会，包括北大在内，大多数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为中共地下党员、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等左翼学生所掌握。[14]按照计划，5月2日壁报展览拉开“五四周”的序幕，校园内外风气的转移，潜移默化地落脚于媒介形式。5月3日举办文艺晚会，杨振声、闻家驷、马彦祥发表演讲。5月4日迎来纪念周的高潮，上午在民主广场举行隆重纪念大会，中午继以师生工警四千人大聚餐，下午为运动会。与此同时，这天尚有五四史料展览以及校友会主办的庆祝会等活动。5月5日系“民主与科学晚会”，马大猷、王铁崖、袁翰青、费青、杨人楩和楼邦彦等教授发表演讲，听众数千人。5月7日起，戏剧晚会在四院开始。5月8日晚有女同学会举办的“从女奴到女人”座谈会。5月9日晚，在“千人大合唱”的集体歌咏中，《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响彻民主广场，1948年北大“五四周”落下帷幕。此外在院系层面，工学院的五四前夕座谈会等活动亦可圈可点。而原初的筹划中，纪念周的活动还包括游艺晚会、孑民先生怀念晚会等。[15]罗列这些名目，即使未及展开介绍各项活动的具体内容，亦不难从“师生工警大聚餐”“千人大合唱”中感受到某种趋向集体、趋向行动的总体性力量。左翼师生与校方的裂隙，已隐现于此。

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

北平“四月风暴”之际，校长胡适正在南京出席“行宪国大”。此次国大历时一月有余，持续至5月1日闭幕，主要任务是选举国民政府行宪后的首任总统与副总统。[16]在“五四周”的筹备安排中，胡适“或返平主持”5月4日的纪念大会。[17]实际上，他本已预定了5月3日自南京北返的机票，但又临时因事滞于南方。五四当天，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北大南京校友会举办的联欢会，并对记者发表谈话。他延续1920年代以来的一贯思路，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界定五四的性质，再度强调“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一个政治运动”，主张从文化方面着手努力，以求“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文化及思潮的基础上”。[18]可是时移世易，这类精英、专家式的文化政治构想，以及胡适在国民政府面前“鹦鹉救火”的姿态，在左翼师生眼中显然不合时宜——不仅难以落地，还可能与当局共谋，反过来固化社会结构中既有的权力关系。在左翼学生经由“五四周”建构的历史叙事与价值判断中，不在场的胡适扮演了反面的参照。

就“五四周”的参与主体而言，一种典型的叙事策略是：当年的五四英雄有不少已落伍于时代，新一代青年应进行自我斗争，克服主观上的弱点，“决不能再堕入上一代人所堕入的深渊”[19]。代际更替的视野中，左翼学生眼里“堕落的上一代”既可以是泛指，亦不乏具体针对——“有的投降在反动者的羽翼下，作‘过河卒子’拼命向前。”[20]此类声音真切地折射出更年轻一代的历史感受。对于在战争流离与经济崩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而言，胡适的五四叙事难以产生感召力。他们进而指出知识分子的弱点，“只会说不会做，没有效力”，“涣散而没有集中的行动中心”。于是，出路被指向放弃知识分子“自利的优越感和骄傲”，“勇敢地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自我改造，走向人民。[21]具体到胡适所关切的文化问题，在5月3日文艺晚会发表演讲的杨振声提出，要用人民的语言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克服今日白话文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状态，避免文艺作品沦为“知识分子自己的玩意儿”。[22]同场演说的闻家驷则认为，在当下，文艺的普及比提高更重要，“首先要改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23]。正如作为活动形式的集体秧歌一样，“五四周”的意义生产之落脚处，激荡起解放区的声音。倘若历史叙事止步、满足于此，似易落入某种目的论的陷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一套话语系统如何在普通青年学生的情感世界与日常实践中落地生根，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认同。尤其是罗荣渠这类起初本无鲜明阶级立场的青年，何以接纳此种话语系统进而试图超克日常生活中的苦闷，[24]由一个“看风景的人”进入“风景”内部，这是后文将着重探讨的话题。

倘若要为1948年的北大“五四周”总结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大抵是“团结”——具体而言，是校园内外跨越阶级的团结。在5月4日的纪念大会上，值得关注的是，秘书长郑天挺和校友代表致辞之后，讲师助教代表、职员代表以及工警代表这些教授、学生之外往昔沉默的主体皆有发言，“呼吁北大要像一家人样地团结起来”，大会最终在《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庄严闭幕。[25]紧接着，在“师生工警团结起来”的条幅前，四千人大聚餐再度升华主题，“先生学生和工友手拉着手，唱的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26]不同群体、阶级团结起来的旨归，则直接通向现实行动。5月9日晚的千人大合唱，沙滩红楼悬挂巨幅的长布，上面写着“战斗的警号”。“千人大合唱”几个字下方，又悬挂着冼星海的画像——“冼星海先生的伟大就在这里，正因为他的生活就是一道战斗的历程，所以他能写出这许多伟大的歌曲。”几日前曾经响彻民主广场的《黄河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曲目，再度奏响这一年“五四周”最高亢的旋律。[27]理解此刻北大校园对于“团结”的呼唤，应当回到“四月风暴”以来的具体语境。4月6日，北大清华两校的讲师助教、工警、职员组织以及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联合会，联合发布《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宣布一致罢教、罢研、罢工、罢职，北大医院护士罢诊。两校亦有大批教授签名支持学校员工诉求，罢教三天，共同汇入学生因抗议当局查禁华北学联而掀起的罢课风潮。“六罢合流，历史上真是一桩罕事”[28]，不同群体的联合行动自此势不可遏。在学生事后的即时回顾总结中，“四月风暴”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师生员工的大团结”[29]。五四运动之时阙如的历史经验，此刻经由纪念周的仪式凝聚为当下的诉求。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大游行队伍

与之相随的，是“跨越五四”乃至再造“新五四”一类的呼唤，但内涵不尽相同。在5月4日校友会庆祝会上发言的许德珩，为《北大半月刊》“五四特大号”撰文，立足时代进步的意识结构，提出“今日的世界，今日的中国，从进步的方面说，都不是五四时代的”，进而勉励青年“跨越五四前进一步”，不要“为时代遗弃”。[30]类似地，王铁崖在5月5日“民主与科学晚会”发表演讲，呼吁“发动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并将“争国权”的诉求引向对于美国驻军的抨击。其相关观点亦见诸《北大半月刊》，主张“新五四运动”应当“从文化的局部，走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31]与胡适的期许背道而驰。其实，这类命题本不新鲜，[32]每个时代在回望五四时都会提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命题，譬如1930年代左翼阵营的“一二·九”运动、新启蒙运动，在绍续五四的同时就曾对其提出过想象性的超克。来自不同阵营者，也可能同时在截然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话语，许德珩发表致辞的那场校友会庆祝会即不无杂音。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作为校友担任大会主席，在致辞中提出“第二次大战后，外蒙古独立，中长路共管，我们要发动第二次五四，反对辱国的协定”[33]，从而将矛头引向反苏。与其执滞于五四能否“跨越”的讨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1940年代后期“五四周”的活动形态与话语形态渊源何自。当1948年的北大学生将自身的当下行动与五四的历史记忆建立关联，他们的经验模式、情感模式、话语形态乃至媒介形式（壁报成为主要媒介），实际承续自抗战后期以降的西南联大。换言之，他们是依托后期联大这一更为切近可感的中介，重新“发明”五四之传统。正是这些具象的经验、情感，为1940年代青年学生的五四想象填充进骨骼与血肉。

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与“民主堡垒”锦旗

联大自流徙西南，一向有纪念五四的传统。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氛围丕变，校园气压为之陡降。自此三年，联大不再公开纪念五四，而在5月4日当天举行春季运动会，停课一天。正如闻一多的体察：“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34]随着国统区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师生日常生活困窘，难以再支撑起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相对于民众的特殊位置；[35]国民政府的压抑与来自延安的声音，潜移默化地影响、转移着校园中的人心；1944年4月以来的豫湘桂战役，国军一溃千里，大后方忧心如焚。在此背景下，联大师生于这年举行系列活动隆重庆祝五四，将苦闷情绪转化为现实行动，皖南事变后政治空气沉寂的校园重趋活跃。1944年五四被视作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一天”[36]，联大在世人眼中作为“民主堡垒”的形象，亦自兹而始。到了1945年，联大首度以“五四周”的形式开展纪念活动，并于5月4日当天的纪念会后组织大游行，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诉求。不必一一列举具体的活动名目，单凭当年音乐晚会中《黄河大合唱》的曲目，即不难管窥其与1948年“五四周”的情绪、世风之间的联系。吴晗在5月3日的历史晚会发表演讲，最后提出四点结论：“一、从五四到现在有一个鲜明的改变，那就是从反帝反封建到反独裁反法西斯。二、从文化革命，到政治经济的革命。三、从校内到校外，都市，工厂，农村，到人民大众。四、从过去步调的不一致到一致，从散漫到集体。”[37]1948年北大“五四周”的那些主要命题，大抵已包含其中。此后的1946年，联大行将结束使命，全体师生于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虽未举办纪念周式的系列活动，但仍有文艺晚会、游艺会、音乐晚会等节目。1947年，已经返平的北大重启“五四周”，并提出在发扬“五四精神”的同时，亦应发扬“努力，热情，团结，勇敢”的“五四纪念周”精神[38]——这意味着在“五四精神”的建构历程中，后期联大以降的“五四纪念周”已然自成一个小的传统。

二 《北大半月刊》与《周论》的五四专号

1947年5月4日，罗荣渠参加过营火晚会后如是记下一笔：“收场时集体扭秧歌，本来扭得极坏，但由于北方的同学以前没有看见过，一下见到这新奇的服饰，民谣风的音乐，扭来扭去的动作，丑态百出，倒不乏笑料。”[39]不难看出，青年罗荣渠初面秧歌这一来自解放区的新事物，在情感上并不接近。这说明“五四周”纪念仪式所力图建构的历史叙事，其实并不能从所有学生那里博得均质的共情，更遑论教授、校方、职员等其他不同群体。历史转轨前夜，“团结”之吁的另一面，校园内外立场乃至人心的殊隔难以弥合。当昂扬的鼓点暂歇，大多数局中人不得不回归到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不安与苦闷。1948年“五四周”前后，两份与北大密切相关却又立场殊异的刊物推出纪念专号，探讨青年的苦闷或出路，从一个侧面承载起历史的张力。

1948年5月，《北大半月刊》推出“五四特大号”，前文所揭篇什，很多都出自这期专号。《北大半月刊》创刊于1948年3月，由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办，并接受中共北大地下党南系总支宣传分支的直接指导。[40]截至解放军接管北平，虽然中共在平高校的党组织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但是北大六个学院凡学生三千余人，其中中共党员逾四百，民主青年同盟盟员九百人以上，[41]更遑论未正式参加政党的左翼阵营“同路人”。可以认为，该刊物投射出这一时期学生中主导性的思潮倾向。“五四特大号”立足校园眼观社会，兼收校内师生的诗文以及郭沫若等校外名流的作品，检讨北大人过去崇尚个性却疏于团体组织的散漫之风，倡导“冲破这种隔膜和冷淡”，[42]呼应着“五四周”纪念活动的“团结”主题。其中亦不乏曾经被认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教授的稿件，例如冯至就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对青年学生情绪背后所折射的历史趋势予以深切共情：

他们新鲜，活泼；但不止于新鲜活泼，因为他们深知道他们处在一个既不新鲜也不活泼的社会里。由此他们也更深一层意识到时代所给予他们的幸福与苦难。他们的作品使前一辈的诗人回顾自己走过的狭窄道路而感到惭愧，他们的声音使一些自居为青年导师的人们失却意义，这中间不是隐隐地孕育着一个新的趋势、新的发展吗？[43]

《北大半月刊》的“五四特大号”

然而，面对差异化的经验，并非所有来稿者的态度都如冯至般深沉温润。一位作者以刻薄的口吻，对于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教授极尽讥嘲之能事：“最可耻的是我们教授中间也有甘心受人家利用，装腔作势的撑着‘自由主义’的幌子，像阻街女郎一样的涂脂抹粉，装着大家闺秀的身份，到处搔首弄姿的引诱纯正的同事们。”[44]倘将目光放宽至前后几期刊物，类似的严苛论调累见不鲜，不仅针对自由主义教授群体，也指向疏离于学潮的同学。“大团结”的另一面，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愈加不宽容的空气。刚刚过去的“四月风暴”中，一篇为“师生大团结”喝彩的短评，欢呼越来越多的同学“舍弃了向所固守的‘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宣誓‘加入前进的队伍’”，继而斥责：“所谓‘中立’只是‘自杀’的代名词，也就是投机的假面具，投机未成，身必先死。”[45]这般斩截、不容分辩的话语，压缩着校园言论空间本来具有的弹性。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到加入集体、拥抱“大团结”，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之途。于是，《北大半月刊》上又匪夷所思地出现对于中央大学一年级学生石瑛“断指日记”的转载。日记作者原是一位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提琴爱好者，在纪念五四的活动后用斧头决然砍断自己左手小指，以示告别“艺术之宫中为个人享受的艺术”。刊物编者亦对其行为加以肯定，认为他“纯为对人民艺术的向往与对贵族艺术的唾弃，以此表示坚决摆脱‘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的倾向，而决定走向为群众谋福利的道路”。[46]倘若不以如此斩截明快的视点来看待问题，那么如何处理知识分子走向集体、走向大众过程中面对的现实困惑，其实也正是那个年代青年苦闷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同左翼运动保持距离的学生而言，上述话语所营造的校园气压，恰构成精神苦闷的来源之一。1948年5月4日当天，罗荣渠在日记中记下一件小事：“写了篇青年自诉寄《周论》，但截稿时间已过。”[47]《周论》系同人性政论刊物，1948年1月创刊于北平，刊名由胡适题写，主要撰稿人是北大、清华为主的一批自由主义教授。这年5月，《周论》推出“青年苦闷问题专号”，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空气中昂扬的另一面。除了朱光潜、樊昌际等四位教授立足不同身份或学科撰写的“青年苦闷”专论外，专号还面向青年读者征稿，刊登了21篇自陈苦闷的“青年自述”，并按照“职业青年”“在校青年”“不同学科的青年”“研究院青年”将自述稿件划分为四类。在这期专号的社论中，执笔者雷海宗侧重承续五四作为文化运动的一面，并贯注以自由精神，“文化运动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作为“专家之言”，“文化运动”又与1940年代语境中热议的“建国需要”榫合在一起。[48]不难看出，《周论》同人在胡适观点的延长线上谈论问题，试图将青年引向一条不同于现实政治行动的道路，与“五四周”参与主体的基调隐然构成辩驳关系。罗荣渠身为读者，亦可见其此时的立场趋归。

《周论》杂志“青年苦闷问题专号”

《周论》的21篇青年自述所陈苦闷问题，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国家时局，校园氛围，个人的生活与出路。从这批来稿中，可以捕捉到一种共通的心理结构：他们既不满于当局，也不认同暴力革命和左翼学潮，苦于在“非杨即墨”的情势中找不到第三条道路。但他们持以“独立”立场，却徘徊于十字街头，不知前路何在。这些对于校园氛围的描摹自然基于特定认知框架，但置身此氛围中，安心读书确乎已非自明之事。这段时期罗荣渠的日记中多次可见对于北大期末考试风气的刻画：“全是敷衍，翻书之风很盛”，“考场秩序简直坏透了，随便自由下位交谈，声音比茶馆里还闹杂”。罗氏遂感慨：“在这样的场合里，被淘汰的绝对是诚实的学生。学校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熔炉，更何况社会。”[49]躁竞不安的空气中，烦闷不断滋长。反观《北大半月刊》，借谈论五四，其实对一部分青年的苦闷问题亦有所回应。在转载“断指日记”的同期刊物中，另一篇文章批评“四月风暴”后北大的沉寂，当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借纪念五四喊出“反美扶日”的口号，北大学生却迟滞一步。作者描摹一部分同学的精神状态，“自己一个人就感到烦闷，窒息，看不下书，不愿活动，看什么都觉得是多余的，不必要的”，继而将之归结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作祟”。[50]

1940年代末国统区学生的情感结构与活动形态承续自抗战后期的经验，但同中亦自有异。正如西南联大学生的体验，自从1944年的五四纪念活动，校园氛围重趋活跃，“他们不必再沉溺于苦闷与消沉之中了”[51]。《周论》“青年自述”的来稿中，亦有多位作者分享了近似的感受：抗战胜利前虽然生活艰辛，却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胜利之后，随着政治腐朽、经济崩溃与内战绵延，希望迅速幻灭，国家前途的幽晦与个人出路的黯淡交缠在一起。此刻不同群体再难有对于前景的一致性许诺：趋向革命者呼唤时代的转换，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者在琐碎现实中逡巡无依。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在这样的政治时局与经济环境中，个人出路的困窘大抵是相通的。尤其是面临毕业、即将离开象牙塔者，不得不承认“现实的鞭子挞击着每一个人”，“人不能终日活在形而上学的楼阁里”。一位就读于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感到在象牙塔中埋首故纸堆日益脱节于现实人生，在惶惑中如是追问：

眼看着一批批中文系毕业生拿着这点法宝当了中学教员，并且老死于中学教员，而更多的却失了业，在各处挣扎着残余的生命。昔日浪漫的希图创作，和笨拙的妄想整理国故，此时却渐成了梦幻，虽然想把目光放得远大点，然而这中间要通过一段失业的道路，那时我们会不倒下去吗？[52]

《青年自述·不同学科的青年》，《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与“青年自述”相参照，《周论》同人试图为苦闷青年引导出路。朱光潜首先表达作为中年人对于青年苦闷的理解，接着提出，“苦闷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可能由窒息而死，也可能由透气而生”。由是，出路被指向自苦闷而奋斗，将自己的品格、学识和才能铸成“器”，以此作为改造社会、挽救国家的基础——“社会并不是借一些空洞的口号标语所可改造得了的，也不是借一些游行集会可改造得了的。”[53]这套论述，一方面很容易让人想起胡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的一贯主张，[54]另一方面亦内在于朱光潜本人作为美学家以文艺教化民众的思考。[55]在普通青年还不得不为基本温饱而挣扎于通货膨胀的历史情境中，此番精英之论未免迂阔，难有落地的余裕。实际上，数月前《周论》揭载朱光潜时论《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指摘群众运动，已在左翼阵营引起轩然大波，《北大半月刊》的创刊号即加入了批驳朱光潜的行列。[56]不过，朱光潜谈论青年苦闷时，一句规劝青年保持理性思考、勿受党派左右的话，倒是不经意间揭示出时代的某种症候。他劝导青年不要轻信宣传，“把自己摆到某一方的旗帜之下，这与其说是思想的归宿，无宁说是情感的寄托”[57]。无论崇尚理性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认可与否，青年情绪正由理智摆向情感，正是不争的事实。

“青年苦闷问题专号”中有一篇独特的“青年自述”，作者通篇依托“我们”这一代言性的复数人称，以饱含情绪的笔调控诉理智带来的苦闷。与“我们”相对应的“你们”是试图引导下一代的“先生们”，后者将理智当作“仙丹”，曾许诺以理性世界的光明。“我们”多年来“希望能靠着它，摸索一条人生的道路”，然而“牺牲了一切，换来的却是更深的苦恼”。来稿者将理智称作“腐蚀情感的毒药”、“沉重的镣铐”和“欺人的骗术”，让“我们”失去热情，“从有爱的群体里退缩到阴暗的角隅”，约束“我们”的爱与憎、呼喊与疯狂，禁止“我们”接受一切宗教式的信仰。在短文的结尾，作者表达了告别理智的心意：“今天，我们已丧失了最后的活力。我们的苦闷正在一天天地加深。人类天赋的智慧只那么可怜的一点，理智只能叫我们活生生地装死，然而装死并不等于幸福。”[58]告别理智，“我们”也就在代际结构中告别了“先生们”——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指引的出路，在短文喷薄欲出的情感力量中无形消解。罗荣渠读之深感共情，在日记中将其全文抄录；抄罢似仍意犹未尽，又如是留下一笔：“这篇文章是情感的流露，但也多少表现了一些时代精神。”[59]倘若要为罗氏略加笺注，那么不妨说，“五四纪念周”响彻民主广场的《黄河大合唱》歌声，抑或集体秧歌，皆是这“时代精神”的具象展现。即使《周论》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那套话语形态与活动模式别具情感动员的力量——这力量，是胡适、朱光潜们所无法提供的。

从社会结构来看，青年学生原本被许诺了一个区隔于劳动大众的结构性位置。具体到《周论》的读者群体，则多出身于中产阶级。抒发苦闷的“青年自述”中，就不乏政治经济崩溃进程中阶级没落的挽歌。[60]至于罗荣渠本人，出身自四川的文化世家，其父罗文谟乃著名书画家，亦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罗氏日记中亦多有收到家中汇款的记载，这是其希求安心读书、起初与学生运动保持距离[61]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崩溃摧毁了罗荣渠在其阶级结构中的稳定日常生活，例如其1948年6月的日记中记录了令人咋舌的物价疯涨：“前两天市府配给的面粉条在校内出让只卖十几万一张，昨天涨到四十五万一张，今天早晨我卖了我的一张是五十万，但到中午就涨到六十万了，下午两点钟又涨了十万。”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难有余裕，以至变卖旧书与旧衣物，罗氏“近来卖东西度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卖书换钱之时亦感到“市场生意萧条”。[62]凭借个体的理智，不仅难以在战乱时局中寻得现实出路，甚至无法解决切身的日常温饱问题，无力感成为知识青年苦闷的表征。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罗荣渠当年中秋日记中再度出现“秧歌”的记载——不过，扭秧歌以试图在情感上融入集体的青年变成自己。又过了两个月，罗荣渠与友人看罢影片《万家灯火》而归，“沉重得说不出一句话”。他一路反思“知识分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爱面子死要脸’”，以至于“压榨在广大人民身上建设他们的‘有闲文化’”。经过自我挣扎般的“回心”，罗氏终于“更坚定了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念”。[63]虽然自两年前开始，罗荣渠日记中就不时出现阅读马列著作或社会主义革命领袖传记的记载，但可以说直到此时，他才经由日常生活，在情感认同上真正完成了及物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理解了历史之紧张与世风之躁竞，那么“五四纪念周”与其说是“团结”本身的昭显，毋宁说是集体情感的动员。青年试图从苦闷之中创造新的情感形式与情感联结，重建历史参与和社会关联，打破幽闭，走向集体。姜涛指出，五四运动曾将“内面个体”从传统、地方、家庭等限制性环境中解放出来，但在现实历史条件下，大量被“发现”的、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实际上并不能被社会有效吸纳，而要饱尝失学、苦学、失业之苦，无法自我安顿。进一步言之，“‘个人的发现’其实与一整套抽象系统、符号系统相关，并不一定带来主体的充盈”。[64]正如《周论》的“青年自述”，多位青年提到学院高塔中的现代知识制度给主体造成的虚无乃至异化之感。学术训练“和时代脱节”，致使学院中人沉溺于符号系统而隔膜于“当前真实的世界”，主体不仅无法借此安身立命，“结果反而不懂生活，不能生活”，仿佛“不死不活的骨董”。[65]历史之外“多余人”般的现实苦闷，遂导向对于知识制度本身的怀疑：

最后，我还怀疑到知识是一种罪态，如果我没有它，也许可以更快乐一些，多得一点知识是多一分彷徨，痛苦和悲观。知识，固然使我能够看得较深一点，可是知识不能使我澈底的了解，它使我看到痛苦而不能帮我解决痛苦。不澈底的知识，只是助长我的虚荣，骄傲和自私，结的果子是痛苦，彷徨和悲观。[66]

《北大讲助通讯》发刊辞，1948年5月20日

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的青年，需要苦闷的出口和情感的依偎。五四的主题在下一代青年的纪念仪式与政治运动中被重新召唤，其所涵纳的情感结构并不尽然相同。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局面对学潮的惯用宣传口径，即是将之归结于“职业学生”及其背后中共的暗中左右。无可否认，“职业学生”及其背后的政党活动，确实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67]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问题恰在于越来越多的青年何以自觉因应集体情感的政治动员。翻览创刊于1948年5月的《北大讲助通讯》，其执着地以改善基本物质待遇的“形而下”诉求作为主题，不避鄙俗地将“知识分子”与“吃饭”的命题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谓揭橥时代之症候。刊物上的篇什，一面控诉当局把大学作为封闭的“研究圣地”、以“清高”的道德姿态拒绝师生的“吃饭”诉求，[68]一面关切工友在物价飞涨中“被生活的鞭子打得抬不起头来”[69]。当知识阶级失去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日常生活中与劳动阶级共享物质困窘时，“团结”与“行动”的主题再次奏响。如果说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尚在很大程度上为宏大的文化、政治想象所召唤，[70]那么自抗战后期以来，更为切近的日常生活中的具象经验与情感，形塑了他们对于“五四”这一符号的体认。正如王汎森提出，“主义”不仅在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理性层面发挥作用，同时具体而微地切入个体的日常生活领域：“它提供了一套蓝图，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连接起来，将已经被打乱了的、无所适从的苦闷与烦恼的人生与日常生活，转化、汇聚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71]当个体苦闷通向新的情感联结与社会参与，历史亦即将转轨。

与新的情感联结相对应，青年苦闷也作用于新的媒介形式。倘将五四运动及其纪念仪式视作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那么较之《北大半月刊》《周论》等印刷刊物，壁报正凝聚着1940年代的时代精神。

三 壁报：青年苦闷的媒介形式

沈从文在1948年撰文纪念五四，感慨文运摧折，提出这样一个观察：“三十年来海内学人对于民主与科学的信念及努力，若从学校与出版物作测验，不免令人有今昔之感。”[72]就世风而言，1940年代确乎不是《新青年》《新潮》一类刊物的时代，《北大半月刊》等刊物影响力远逊于前者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摘下“文运盛衰”的眼镜而纳入形式变迁的视野，五四时期这些印刷刊物在校园内外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已为壁报媒介所取代。与之相随，同人杂志中个体的创造转化为集体的表达、组织与动员，试图为时代情绪之中的苦闷提供疏泄之途。

据北大学生自治会的筹备日程，1948年北大“五四周”由壁报展览拉开帷幕。[73]5月4日当天，琳琅满目的壁报亦内化为纪念大会热烈氛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主墙上贴满了新的壁报，大部分是关于五四的，但也有三万言的土地问题专刊，及独立评论前锋社分析苏联及国际现状的漫画及文字，还有基督教友的专刊，要背着十字架在漫漫长途中努力。”[74]欢庆之声并非同质，杂音亦从未外在于壁报媒介的声部。罗荣渠注意到，五四前夕北大民主墙上“突然发现一张署名为‘铁风社’的向自治会的建议书，要求来一个‘肃清学奸运动，并展开五月的战斗’”，“持论惊怪，震骇沙滩同学”。[75]此处“学奸”污名，指向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群体。民主墙遂为争鸣与对峙的集矢之所，荷载起历史的紧张感。[76]无论立场左与右，壁报化作那个年代学生表达声音最重要的即时性渠道。虽然壁报上的文字受制于其媒介形式随风而逝，其形式本身却铭刻着一个年代校园公共文化空间乃至组织动员形态的尝试。

1948年的北大民主墙

如同“五四周”的纪念形式，1940年代后期北大校园的壁报形式亦自西南联大承续而来。联大的壁报始自1938年秋，随后各个社团纷纷推出自己的壁报，不同群体与立场的论战亦贯穿联大壁报的始终。皖南事变后，联大壁报归于沉寂；直到1944年五四，“沉默已久的联大壁报突然的活跃起来”，“一早墙上就挂满了壁报，许多在以后的民主运动中起相当作用的都是在那一天出刊的”。当年秋天，“大多数进步的争民主的壁报”组织成立联大壁报联合会，同右翼壁报构成对垒之势。[77]到了1940年代后期，壁报作为学生日常生活中最为密切相关的媒介形式，几乎覆盖北大校园的各个角落，“从红楼走廊直贴到民主广场”[78]。壁报通常依托于一个个学生社团，背后展现出1940年代后期学生的组织形式与精神状态。除了学生自治会等功能性团体外，当年北大的学生社团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文艺社、新诗社、沙滩合唱团、北星体育会等依托兴趣爱好与专业志趣而聚合的团体；另一类未必依托具体兴趣或专业门类而作为学生社交学习、砥砺切磋的公共生活空间存在，如呐喊社、风雨社、南北社、北京人社……不仅前一类社团致力于推出文艺类与专业性壁报，后者亦以出版壁报作为中心工作之一。[79]壁报在校园内打开多层次的公共舆论空间，“上至世界大事，下至校政，个人生活，无所不谈”。由于不同社团气质迥异，壁报风格也千差万别，“有长于时论的分析，有长于生动的报道，有善于驳斥，有善于冷嘲，有怒吼也有呼唤”。壁报的功能不仅在于拓展学生日常文化生活与信息渠道，更依托社团组织而在历次运动中“反应最快，组织最强，工作最力”。[80]如果说五四时期《新青年》《新潮》一类精英刊物在运动中发挥思想先导的功能，企图以文化的方式再造政治；那么在经济崩溃而又呼唤集体生活、现实斗争的岁月，印刷刊物已无法如壁报般内在于普通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组织。

1948年4月北大的“反迫害”壁报——《告平市警察书》

理解壁报的媒介形式，不妨放置在19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中诸如街头诗、秧歌剧、木刻、版画等印刷资本主义之外的视听形式脉络当中。实际上，当时北平高校的主流学生刊物，即使不考虑报刊审查制度的影响，在通货膨胀的经济压力之下，已因发行成本因素而难以为继。[81]《北大半月刊》在1948年5月推出“五四特大号”，定价二万五千元；当年8月倒数第二次出刊时，已涨到十五万元；9月最后一次推出两期刊物的合刊本，计价方式由法币改为金圆，尚在“征求自由订户”[82]以试图做维系发行的最后挣扎。但《北大半月刊》仍因经济压力停刊，并旋即与面临相似困境的《清华旬刊》联合重组《北大清华联合报》。[83]不到三个月，《北大清华联合报》再度“在经济的迫害下”宣告停刊。[84]较之印刷媒介，壁报文字虽难以超越时空、传之后世，但较少受成本制约，更容易以其即时性而与当下现实发生互动，打破固有等级秩序，“捣毁伪君子的面具”，“刺痛学阀棍子的黑心”，[85]建立新的文化公共性。每一个团体都有机会参与公共空间的表达，沉默者借此发出声音，让既往被权力关系所压抑的诉求为更多人所听见。在1940年代的反顾中，五四时期的北大人虽有思想自由之倡，却荒疏于团体的组织生活。[86]相较之下，解放战争时期北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特点正是依托各个社团（尤其是具体专业兴趣门类之外的社团）的组织化，将“共同学习”建筑在“共同生活”之上，[87]此乃历次群众运动中学生得以迅速组织起来的基础。壁报以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构建起共同体想象，将自身生产直接纳入社会实践，贯通起文化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有机互动——它孕育于行动，又在行动中完成自己。

具体到1947年和1948年的两度“五四周”，时人在事后编辑的小册子皆与社团壁报密不可分。1947年的印刷本《五四在北大》由北大壁报联合会委托风雨社编辑发行，编者不仅收录北京人社、黄河社等多篇壁报文摘，还在最后特意致谢各个壁报团体供给材料与稿件。[88]1948年的《北大五四周》系北大周报社编纂的手抄本，其中记叙性的篇目基本不署名，开首社论性质奠定基调的篇目署名“呐喊社”，这册抄本的稿件组织亦可理解为建立在社团壁报的基础之上。而翻览当时校园中的主流印刷刊物《北大半月刊》，同样多次可见署名为某社团或某社团壁报的稿件。因此，即使载诸印刷媒介，署名社团集体而非个人者，大体可视作“准壁报体”的文章。从作者的变迁，不难看出时代的转换：如果说五四时期雨后春笋般的印刷刊物与“个人的发现”相得益彰，那么作为1940年代校园媒介的壁报，则以共同体的想象取代“内面个人”的表达。在不同媒介的比较视野中，壁报并不执着于长篇的学理性讨论，却长于以斩截明快的感性话语进行集体动员，创生出殊异于五四时代的主体想象。佻侻的文风与躁竞的世风相映，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时序》）。

1948年8月北大民主墙上的“紧急消息”

话语空间的拓展，同时也可能是话语空间的斫丧。截然对立的群体张贴壁报，可能分享着相近的话语形态。罗荣渠一次曾观察到校内不同阵营以二元对立、不容异端的话语在民主墙互相攻讦，“笔仗打得乌烟瘴气，煞是热闹”。他如是评价：“大家都说自己‘民主’，对方不‘民主’，谁民主呢？天晓得。”[89]壁报形式似乎许诺每个主体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但在特定历史情境下，诸多主体的发声方式又纳入某种相似的轨道。正如“五四周”的纪念活动一样，壁报并不能够真正弥合现实的分裂，却能通过其深植于日常生活的形式和富有感召性的话语，对苦闷中的青年进行情感动员。反观五四时代依托印刷资本主义的思想启蒙方案，在基层社会的动员和整合方面未必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出路困蹇、焦虑难安者经由壁报激越文风的召唤，建立起同仇敌忾的情绪，进而在集体之中重拾参与历史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雅驯精审、思辨从容的文字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壁报形式与时代空气中的苦闷情绪构成互文。

壁报一面以其嬉笑怒骂刺破既有秩序，一面又可能收缩于一元化的轨道。季羡林忧心于师生间“可怕的隔膜”，曾为《北大半月刊》撰文，希望师生能够当面表达意见、相互聆听，不要只是“便宜了民主墙”。[90]在1940年代末为民主墙所摧抑的著名案例，是沈从文。1949年1月上旬，北平尚在围城之中，北大校园内赫然出现用大字报传抄的郭沫若文章《斥反动文艺》，学生又在教学楼上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91]实际上，这并非沈从文首次在北大民主墙上遭受批判，早在1947年下半年，文艺社壁报就“老实不客气的批判了沈从文先生以及‘他的集团’”[92]。到了历史转捩关头，沈从文因这“短兵相接”的批判形式受到极大精神刺激，不久后在家书中留下这样的句子：“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93]对于沈从文而言，他在1940年代孜孜不倦地谈论五四，探讨文化与政治的框架，别有忧患在焉。1948年沈氏借纪念五四再提“重造文运”，欲使之脱离政治与商业的羁绊，[94]大抵正暗含着历史嬗替之中对于壁报一类文艺形式的不惬。这年五四纪念呈现出多元话语的光谱，只是沈从文对于文化与政治的结构性理解，难以回应多数普通青年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在与青年的隔膜之中，这位“五四中年”也感到苦闷的滋长，“因为岁月催人老，竟常不免被后来者误解或曲解，或用‘孤芳自赏’相嘲笑，或用‘游离无归’相诅咒”[95]。特定历史情境之下，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恰可作一个“察势观风”的透镜。

余  论

1949年3月，已临近毕业的罗荣渠主动选择放弃北大学业，远赴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96]两个月后，他在日记中留下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我提着一个理智的破灯笼，摸索在这黑暗的大地上，满以为可以寻得一些人生的线索，但是，最后我失望了，我所能照见的只是我自己的影子，我仅只向那可怜的灯来取暖。[97]

这年5月是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四，北大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编辑出版《五四纪念特刊》，昔年“五四周”的昂扬基调被转化为更为明确的主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98]校园内外的空气中，不见了苦闷的氛围。又一年过去，北大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五四，《北大周刊》再次推出“五四纪念特刊”，进一步强化新民主主义学习与思想改造的主题。头版头条揭载时任学校掌门人汤用彤的文章，将“继承五四”与“思想改造”的命题联系起来：“现在我们北大固然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对于五四所遗留的思想，我们也不能不鉴于历史的考验而有所选择，有所扬弃。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思想改造上痛下功夫。”[99]回顾来径，不难在1948年北大“五四周”找到这些话语的渊源。通过这些承续关系，或可把握对于历史更为内在的理解。

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的刊头

1950年代初，在汤用彤的提议之下，北京大学的校庆日由渊源自京师大学堂的12月17日，更易为5月4日。[100]“北大老，师大穷”的民谚成为旧话，历史记忆再度发挥其生产功能——被赋予“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涵的“新五四”，隐喻着这所学校的更生。

贺天行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

注 释

[1]舒衡哲、商金林、陈平原、欧阳哲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皆堪称典范。具体到1948年平津地区的五四纪念，刘一皋亦有专文探讨，见《历史纪念中的包容与紧张：1948年之平津五四纪念》，《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正如标题所示，作者一面呈现此次五四纪念活动在功能、参与、言论三方面的包容性，一面强调时代更替之际的历史紧张感，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分化非短暂的轻松、欢快所能弥合。

[2]所谓“新陈代谢”，不必理解为历史的闭合抑或研究者在“历史后视镜”之下的目的论视角，而是历史情境中很多人（尤其是左翼群体）的切身体验与期许。例如在当年《北大半月刊》推出的“五四特大号”中，一位左翼学生以诗歌欢呼五四的到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来在天翻地覆的年代／来在方生未死的岁月／来在人民翻身的日子。”见徐桑《迎向“五四”》，《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

[3]参考《平津地区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材料》（1948年5月11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5页。在这份当时革命党的内部材料中，执笔者将平津地区四月学潮的起因归结为当局查禁华北学联、“火上加油的暴行”以及“生活的逼迫”（“反饥饿”）。此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洁202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学生群体政治化研究（1942—1949）》，也对相关事件进行过梳理与评述。

[4]《刘仁致中央局及中央城工部关于4月运动后北平学生情绪的电报》（1948年6月15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8集，第165页。

[5]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3、279、282页。

[6]罗荣渠：《北大岁月》，第290页。

[7]《北大定五四为返校节，今起盛大庆祝一星期》，《申报》1947年4月30日。

[8]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9]对于“文艺节”之名，左翼学生并不大认同。1948年《北大半月刊》“五四特大号”揭载郭沫若的文章，认为“文艺节”缩小了五四的意义，提议“五四请还为五四”，未尝不可理解为左翼学生借社会名流的声音伸张自己的立场。见郭沫若《我再提议改订“文艺节”》，《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

[10]参见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11]《纪念大会特写》，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1948年（手抄本），第6页。

[12]罗荣渠：《北大岁月》，第292页。

[13]柏生《纪念朱自清师逝世二周年》（见《人民日报》1950年8月13日）回忆：“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闹地扭起来。”作为参照的是1948年元旦朱自清的日记：“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14]参见张大中等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10页。

[15]综合参考：《筹备纪念五四，北大排定日程》，《大公报》1948年4月28日；《五四返校节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48期，1948年5月9日；《北大师生热烈庆祝五四》，《北大讲助通讯》第1期，1948年5月20日；《北大两年》，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大半月刊社编印：《北大1946—48》，1948年7月2日；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

[16]即使在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学生眼中，这场总统选举也不啻闹剧。罗荣渠1948年4月19日日记：“今天国大选总统。下午号外满街叫，我倒没有看到，不过倒实在用不着瞧。我制了一条谜语‘国大选总统’，谜底俗语一句，即‘多此一举’也。”罗荣渠：《北大岁月》，第282页。

[17]《筹备纪念五四，北大排定日程》，《大公报》1948年4月28日。

[18]参见《五四运动廿九周年，胡适指出青年之路》，《申报》1948年5月5日；《在非政治范围内达成“五四”理想：胡适校长话说当年》，《中央日报》1948年5月5日。

[19]《工学院“五四”前夕座谈会》，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15页。

[20]呐喊社：《猛醒，坚毅，跃进——纪念“五四”廿九周年》，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1页。

[21]参考《工学院“五四”前夕座谈会》，呐喊社：《猛醒，坚毅，跃进——纪念“五四”廿九周年》，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15、1页。

[22]《记五三文艺晚会》，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4页。

[23]闻家驷先生讲：《五四与文艺》，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3页。

[24]罗荣渠1940年代后期的日记中时常可以看到关于苦闷的记载。例如1948年11月，罗氏接到父亲家信，信中提及：“数月以来，因感国是日非，心情苦闷已极，故每日除例行到公之外，早已摒绝一切，闭门作画写字，聊以寄慨……”罗荣渠“反复看了数遍，心情也一样的沉重”。见罗荣渠《北大岁月》，第392页。

[25]《纪念大会特写》，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6～7页。

[26]《北大师生热烈庆祝五四》，《北大讲助通讯》第1期，1948年5月20日。

[27]《战斗的警号——记歌联“千人大合唱”》，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17页。

[28]《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罢课！》，北大四院自治会编：《风暴四月》，1948年（无出版者信息），第18页。

[29]《血光照亮着路：这次运动的总结》，北大四院自治会编：《风暴四月》，第56页。

[30]许德珩：《五四二十九周年》，《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

[31]参见王铁崖《五四运动与新五四运动》，《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王铁崖《再谈新五四运动》，《北大半月刊》第5期，1948年5月16日；《民主科学晚会王铁崖先生演讲词》，北大周报社编《北大五四周》，第13页。

[32]北大校园之外，当年平津地区最有影响的《大公报》登载纪念五四的篇什，也提出“跨过五四”的命题，途径在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放弃过去的个人主义。见康迪《跨过五四》，沙克拓《纪念五四，改造自己》，皆载《大公报》1948年5月4日。

[33]《五四返校节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48期，1948年5月9日。

[34]闻一多谈话，际戡笔记：《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35]关于师生生计问题与联大风气转变之间的关系，姚丹曾有过体贴入微的梳理。见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333页。

[36]资料室：《三十三年五四在联大》，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第40页。这年的五四座谈会，诸位教授演讲完毕后，“许多同学纷纷发言，除了继续说明五四的价值之外，又都以为当前青年学生太消沉，太颓唐了，而一致要求行动起来”。出处同前。

[37]资料室：《三十四年五四在联大》，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第42～52页。

[38]风雨：《检讨“五四”周》，北大壁报联合会委托风雨社编辑兼发行：《五四在北大》，1947年（无出版者信息），第44页。

[39]罗荣渠：《北大岁月》，第115页。

[40]佘世光、王立行：《忆〈北大半月刊〉和〈北大清华联合报〉》，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页。

[41]项子明：《回忆北大地下党的一段组织史》，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第363页。

[42]参见镜台《五四纪念与北大师长》，高汉《团结，再团结！》，《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

[43]冯至：《从先和现在（为新诗社四周年作）》，《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

[44]顾仲彝：《纪念文艺节话学潮》，《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

[45]《祝大团结》，《北大半月刊》第3期，1948年4月16日。

[46]石瑛：《与个人主义的我告别——断指日记两则》及“编者按”，《北大半月刊》第6期，1948年6月1日。

[47]罗荣渠：《北大岁月》，第290页。

[48]《五四献言》，《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49]罗荣渠：《北大岁月》，第148、309页。

[50]希望：《我是奥洛摩夫吗？——生活小论》，《北大半月刊》第6期，1948年6月1日。

[51]资料室：《三十三年五四在联大》，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第40页。

[52]《青年自述·不同学科的青年》，《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53]朱光潜：《给苦闷底青年朋友们》，《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54]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直到1940年代后期，同样在回应青年苦闷的语境中，胡适仍一再引述这一五四时代提出的命题，见胡适《青年人的苦闷》，《独立时论集》第一集，1948年4月。

[55]参考金浪《不合时宜的“政治美学”——朱光潜1948年前后的书生议政及其失败》，赵稀方、霍艳编《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06～320页。

[56]见马宾《与朱光潜先生论群众运动》，《北大半月刊》第1期，1948年3月12日。

[57]朱光潜：《给苦闷底青年朋友们》，《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58]《青年自述·在校青年》，《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59]罗荣渠：《北大岁月》，第298页。

[60]例如这种表达：“中产阶级在压榨剥削下，也已日暮途穷进到没落边缘。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安定力，这个力量要是崩溃，社会上边还有宁息之日吗？”见《青年自述·职业青年》，《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61]罗荣渠曾在日记中依据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将身边的同学分为四派：一是不理派，“好像天塌下来也与他无关似的”；二是热心派，“勇于为人常常牺牲了自己”；三是无所谓派，“有他似乎不多，无他也似乎不少”，却在各种政治活动中“充数”“凑热闹”，“这种分子在校内大抵占绝大多数”；四是风马牛派，“一件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他可以闹得来不得了，遇事投机”，“开会总是当场即席慷慨陈词一番，作一次预料能获得喝彩的煽动性演讲”，“出民主风头，吹民主牛皮”，这种人“是一切运动和事业中最坏事的危险分子，但是他们是容易获得群众拥护的”。见罗荣渠《北大岁月》，第382～383页。

[62][63]罗荣渠：《北大岁月》，第308、312、263、391，365、393页。

[64]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6页。

[65]《青年自述·研究院青年》，《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66]《青年自述·在校青年》，《周论》第1卷第17期，1948年5月7日。

[67]例如当时北大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项子明回忆，自己受党组织委派由解放区入读北京大学，“实际上是以学生身份作掩护，专门从事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工作”。见项子明《回忆北大地下党的一段组织史》，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第359页。

[68]贝孺牛：《研究，教学，吃饭》，《北大讲助通讯》第1期，1948年5月20日。

[69]黄连：《工友的一页》，《北大讲助通讯》第3期，1948年9月13日。

[70]具体到五四以降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另一种与之相通的观点是：北大学生依托于地位类似古代太学的“最高学府”，因而怀有一种绍续自传统士大夫的精英主义价值观，自居为社会的天然领袖；当清末民初旧秩序崩坏后，他们不甘于被边缘化的命运，借助学生运动等方式恢复自身地位并对社会施加影响。参见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1]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史的再思考》，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61页。

[72]沈从文：《“五四”二十九周年》，《世界日报》1948年5月4日。按：这篇文章系沈从文的佚文，由肖伊绯发现，见肖伊绯《沈从文两篇佚文发现记——1948年所作〈作梦〉〈“五四”二十九年〉简考》，《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73]《筹备纪念五四，北大排定日程》，《大公报》1948年4月28日。

[74]《北大昨纪念五四，校友返校师生聚餐，民主墙上琳琅满目，郑天挺讲五四运动史料》，《大公报》1948年5月5日。

[75]罗荣渠：《北大岁月》，第287～288页。

[76]1940年代后期，罗荣渠的日记中多次可见不同阵营壁报针锋相对的记载。例如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罗荣渠早饭后来到校园，首先看到三家壁报发表反对内战的联合宣言，“不过，他们主张美国应帮助中国进行建设，而苏联则应退出中国的旅大”。接着往里走，另一类标语跃入眼帘：“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解放中国”，“踏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国民党教职员退出北大”……见罗荣渠《北大岁月》，第118页。

[77]参考资料室《三十三年五四在联大》《八年来的壁报活动》，何达《联大的团体生活·“报联”》，载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第37～41、69～72、194～196页。

[78]李瑛：《我的大学生活》，《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

[79]参考陈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北大社团》，佚名《北京大学的社团》，皆载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第555～568页。

[80]《壁联：北大的壁报社团》，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大半月刊社编印：《北大1946—48》，1948年7月2日。

[81]关于物质基础对此类文化生产的影响，可参考冷川《校园、纸张与民国时期北平文坛的沉浮—— 一项基于历史地理因素的期刊考察》，赵稀方、霍艳编《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第433～451页。

[82]《北大半月刊》第10／11期，1948年9月1日，第52页广告栏。

[83]参见《开头话》，《北大清华联合报》第1期，1948年10月1日。

[84]《停刊辞》，《北大清华联合报》停刊号，1948年11月21日。

[85]艾治平：《综观壁报》，《今日的北大》，1947年（无出版者信息），第53～54页。

[86]镜台：《五四纪念与北大师长》，《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

[87]《壁联：北大的壁报社团》，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大半月刊社编印：《北大1946—48》，1948年7月2日。

[88]《编后》，北大壁报联合会委托风雨社编辑兼发行：《五四在北大》，第45页。

[89]罗荣渠：《北大岁月》，第374页。

[90]季羡林：《可怕的隔膜》，《北大半月刊》第10／11期，1948年9月1日。

[91]参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92]《一年来的文艺活动》，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编：《北大一年》，1947年（无出版者信息），第31页。

[93]沈从文：《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94]沈从文：《纪念五四》，《益世报·文学周刊》第90期，1948年5月4日。

[95]窄霉斋主（沈从文）：《五四和五四人》，《平明日报》1948年5月4日。

[96]按：阴差阳错的是，当年6月，罗荣渠因一篇谈论唯心主义的文章，被哈外专的校领导“遣送复员”，回到北大复学，参加毕业考试后获得学位。当年8月，罗氏来到北平城内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处报到，“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在此工作到1956年，他回到北大历史系担任教员，开启学者生涯，直至生命终点。参考罗荣渠《北大岁月》，第490～492页；罗荣泉《求索斋实录——罗荣渠年谱》，载林被甸、周颖如编《求索者足迹——罗荣渠的学术人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0～400页。

[97]罗荣渠：《北大岁月》，第489页。

[98]参见商金林《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

[99]汤用彤：《“五四”与北大》，《北大周刊》第36期，1950年5月4日。

[100]关于此事的考辨，详见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183页。作者在考辨后提出：“北大之修改校庆纪念日，固然有利于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开了个危险的先例。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