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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鬼子
内容提要
在《买话》中，鬼子承续了“瓦城三部曲”等先期作品糅合现代技法与现实精神的写作向度。他从“由城返乡”的路径出发，定向追踪刘耳回到瓦村的经历，揭示异乡人在城乡夹缝中的精神困境。作家以戏剧逻辑取代经验逻辑，通过“买话”这一荒诞行为，将人物置于极端化的场景中，窥测人对荒诞境遇的认知和反响，文本由谋求沟通的情感交流结构转向寻求自洽的情感补偿结构。鲜活的地方性知识的汇入，支撑作家为乡村人事变迁织就了致密的纹理。与原乡伦理结构的断裂，同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疏离，以及主人公自身的逃避型人格特点，使得刘耳“返乡”的结局归于虚妄。乡村人口与精神的双重空心化，也是造成原乡不在、故乡难归的重要影响要素。“返乡”之难，意味着“回心”之痛，它凝聚了“失根者”们共有的精神苦楚。从根系记忆中找到并守护一份信念，是鬼子为人们留存的希望所在。
关 键 词
鬼子 《买话》 返乡 戏剧逻辑 民间伦理
鬼子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来自“小时候深深烙在脑海深处的一些有关生命的思考”[1]。种种农事生活、乡野景观和地方礼俗，被他纳入描绘瓦村、瓦镇、瓦县、瓦城以及与之相连的米城、水城的文字里，召唤出属于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透过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中篇小说“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等代表作，可见作家常以一种平稳流畅的叙述状态书写底层苦难，刻画青年人在城乡流动中的精神痛感与挣扎蜕变，展现人性的复杂和深邃。他还擅于调用魔幻、悬疑等技术元素，将小说引入复合滑稽性与荒诞性的戏剧化空间，逐渐找到了一条糅合现代技法和现实精神的叙事通道，为作品搭建出彼此互文互喻的意义结构。经过十八年的磨砺，他的长篇新作《买话》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在评论界普遍赋予的“返乡”主题内外，作品对精神苦难的揭示，对人性可能性的探索，对理想人文生态的企慕，烛照着回乡者和异乡人的心灵旅程，也从情感、伦理、哲学的综合维度，建构起一个寓言化的文学现实。
一 “入城之难”到“返乡之困”：“高加林故事”的延续
研究鬼子的创作历程，不应忽视《艰难的行走》，这本书由作家自叙、照片、代表作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创作与生活”可谓记录写作生涯的自叙传，鬼子谈到了笔名的由来、少数民族作家对语言的恐惧、幼时乡土生活的经历、代表作品的发表始末，等等。顺次列举部分小节标题，可见“写作与民族”“家乡”“民族”“放牛娃”“中学生活”“高加林”“罗城师范”“罗城文化馆”“文学讲习班”“鲁迅文学院”等条目。与直接彰显作家成长轨迹的标题相殊异，“高加林”的突兀闪现，大概率会引发读者的兴趣。路遥的《人生》之于鬼子，尤其是对他未来的人生和创作，或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感召意义。
“高加林”一节中，鬼子坦言当年看完《人生》“挺激动的”，继而概括了小说的主要情节，随后写到自己得过一场怪病，越发严重之时，村里一位老女人在他的“脊背上挑走了几根细白细白的‘筋’”[3]，病就痊愈了。不仅如此，他还增长了身高和气力，干起翻山挑煤的力气活。一日，鬼子遇到一位曾在此下乡任教的老师，彼时他已在城里当官。一番对话之后，鬼子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城里工作，他说像我这样的，可以到县委宣传部当一个新闻干事，也就是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样……我自以为生命将从此被人点亮了，谁知，上路的那一天，却被人在路口堵住了，下场比高加林还要凄凉。几年后我看到电影《人生》的时候，我真的为高加林的处境掉下了眼泪，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了工作，我在一所中学里任教。[4]
一部《人生》，影响万千青年
一部《人生》，率先触及“乡与城”的复杂命题，开启了对“城市中的乡村人”问题的思考。它究竟将多少青年引向写作之路，答案不得而知。不过，像鬼子这种生命轨迹同高加林有所契合，还能在写作之路上行稳致远者，恐怕为数不多。受文学观念影响和生活境况的限制，他的写作经历了几次调整，部分文本与影视密切联姻，形成对多类社会题材的广泛观照。有一些频繁闪回、反复出现的情节乃至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等，大都是沿着人物“身在乡村心在城市”的路径展开，着力展示“乡土社会迁徙者与都市文化发生碰撞时灵魂世界的至深悲剧”[5]，显然契合了《人生》等先期作品铺设的“进城”轨道。即使是重在表现乡土风情的作品，或多或少也能窥见《人生》的结构要素。如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中，鬼子诗意叙写了乡村教师李貌和学生阿香之间的生死恋情。阿香心中那份纯洁无私的爱，有如守候高加林的刘巧珍，而李貌与妻子、阿珍三人确立的情感关系结构，又与《人生》有所叠合。教师资格被人顶替的无奈，受权势欺压又要依靠权势的纠结，瓦城“所有人都在忙着杀猪一样在喊在叫在闹”[6]的浮躁氛围，昭示出城乡差异不仅属于经济层面，还涉及思维习惯、处事态度以及人情伦理上的区别。游移在多重地理和情感空间中的李貌，他的倔强与懦弱、自尊与自卑、真诚与虚荣，某种程度上正是高加林性格的缩影。在一个经济情况优于西北的地域空间内，鬼子以地方性知识续写了高加林在南方中国的命运。高考落榜的失意、由村入城的受挫、基层任教的艰苦……这些作家亲历的痛感经验与《人生》的文学世界彼此渗透、相互映照，很可能凝成挥之不去的情结，激发他从高加林的人生起落里汲取点化记忆的质素，将之作为自我人生的精神映像，并于写作中释放、宣泄、反思灵魂之苦痛。
鬼子：《一根水做的绳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提速，城乡人口的流动性加强，改变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伦理。如果高加林选择在这个时代进城，他就完全可以在有制度环境保障的“进城务工”政策加持下，获得留城的机会，开辟新的人生。鬼子充分留意到这一格局变化，尝试为人物的精神世界探寻新的出口。家乡劳动力转移和乡村城镇化的趋势，触动他重新审视“由乡入城”“在城望乡”等书写模式，转而将发力点锁定于城市的“异乡人”群体，雕刻他们在城乡夹缝中的生命印记，以此构成小说世俗性表达的核心要素。以《人生》为代表的进城叙事所渲染的“入城之难”，演绎为鬼子这代作家笔下的“返乡之困”。文学中的城乡关系倒置之后，留城的高加林们如何融入城市，又怎样处理与故土的精神联系，这些问题渐而浮上地表。经历了漫长构思过程的《买话》，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十几年前，鬼子已写出《买话》的初稿。主人公原叫刘二，后来改为刘耳。因为一篇宣传报道，刘耳被树立为学习标兵，他从瓦村调到瓦县，摆脱了农民身份，成为一名公职干部。为了留在县城，他漠视同村女孩竹子的付出，不愿为爱情牺牲前途；为了进入瓦城，他目标明确地要和城里女孩结合，坚定执着地追求阶层与身份的提升。很明显，故事的人物关系结构颇似《一根水做的绳子》，而村里的竹子和城里的妻子，更像是《人生》中刘巧珍与黄亚萍，分别对应着乡土和城市两种文化形态。比高加林幸运的是，刘耳凭借“凤凰男”的身份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儿子也当上了瓦城的市长。按照作品的讲述，刘耳这些年切实体验到了物质的获得感，他爱吃佐以蓝莓酱的冰冻鹅肝，学会了用化妆品的香味识别女人的身份，还尝试着用牛奶冲麦片，将三七同山楂混合成细粉服用，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和心血管病。从生活方式上看，刘耳已经实现了高加林这一代人的梦想，也适应了城市文明的标准化节奏。然而，异乡人的灵魂病痛不可预防，也难以在城市里得到疗治。刘耳心中不断滋长出恐惧和隐痛，促使他急切地渴望归乡，逢着一场精神沐浴的机缘。一条高加林未曾设想过的返乡之路，已然铺设在老年刘耳面前，曾经孤注一掷的进城青年，又能否够找准路途的方向，真正返回身体与灵魂的归属地呢？
二 用荒诞给真实理出逻辑
《买话》的封面和封底上，植入了精心设置的“副文本”元素。首先是中文书名与英文译名“Deals in Secrets”的对应。“话”为什么要买？什么话才值得去买？买话的目的何在？围绕“买话”生成的疑问，与英文“秘密交易”形成参照。英文信息中凸显的“秘密”，点明了“买话”的生成语境，指向不可公之于人的私密空间。再看封面配图，一只鸡蛋立于画面中心，蛋底有一枚唇印，上下唇之间保有间隙，仿佛正在“说话”。封底配图则是一只耳朵，其内画有一张嘴，暗示信息要通过悄悄话的方式传递，方能达成有效沟通。经由两幅图片的喻示，故事的悬疑效果早已拉满。
鬼子：《买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小说开篇，刘耳想从瓦城返回瓦村。明面原因是他的前列腺问题日益严重，时而排尿不畅，时而尿频尿急，如若回到村上，便可随地解决。另一个无法示人的原因，是他对儿子命运的担忧。身在瓦城，儿子违纪违法的风言风语使他整日“耳中有话”，提心吊胆。一旦回乡，可暂时让“耳中无话”，回避纷扰，静候靴子落地。入村之后，刘耳惊讶地发现，城市的杂音的确消弭了，但他也无法从乡邻那里听到真实的乡音。男女老少的热情仅是停留在礼貌性的问候上，“嘴皮后边的话，却收得紧紧的”[7]。此般“耳中无话”的尴尬，令刘耳感到自己成为故乡的“局外人”，陷入迷惘而不得其解。依照常规的生活逻辑，离乡者重归旧土，产生一定的疏离感，简直再正常不过，短期内自是难以疏解。但鬼子并不想让刘耳逡巡于这种逻辑空间，也无意过度深化他的精神迷惘。相反地，作家移接戏剧、电影等艺术元素，借助略显荒诞、夸张的镜头语言，试图通过激变性要素和偶然性因素的介入，重新打磨人物、结构故事。或是强制推演文本的行进节奏，或是蓄意设计特殊事件，安排具有反常规特质的“枢纽式”人物出场。这样一来，依赖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触感展开的经验逻辑，就被强调突破普遍性规律和生活常识、追求情境化表达与片段式呈现的戏剧逻辑所取代了。戏剧逻辑空间内的“每一情境由前面发生的情境引出，它又激起期待的进一步变化，直到行动的终结”[8]，情境的夸张变形，促使主人公主动改变徐缓自然的生存节奏，迅速抵达矛盾旋涡的中心。
文本情境的戏剧性突转，发生在刘耳回村的第五天。“五天”作为一个结构单元，似乎是鬼子的表达习惯。刘耳家的铁门外，一溜地摆放着七个空蛋壳。这些蛋壳的诡异出现，是作家“用偶然来挫断人物的命运走向”[9]的巧妙布局，引发了充满惊异感的审美。如鬼子所说，“偶然所带来的力量是巨大的”[10]，它蕴含着灵动鲜活的提示性，如突兀立起的时间之门，将刘耳强行拉入了宿命般的回忆中。读者由此获知，少年刘耳和好友明通曾去医院慰问受伤战士，两人一共捐了七个鸡蛋，刘耳想把鸡蛋全算在自己头上，让明通写成一篇深度报道，以便助力喜好写作的他打响名气。文章刊出后，明通出了名，可真正的受益者是刘耳，他受到表彰调进县城，从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而明通的进城梦想却从此破灭。“七个蛋壳”是鬼子悄然安放的舞台道具，他为刘耳设下了戏剧任务，督促刘耳去调取关于“捐蛋”事件的记忆，追问眼前“恶作剧”的始作俑者，继而揣测其居心和动机。对戏剧任务的贯彻执行，既是作家的预设，也符合刘耳的目标，叙述者与主人公的思想方向因而达成一致。
鬼子为读者签名时候画的小图
突兀出现的“七个蛋壳”，引发刘耳想到去医院看望明通，给明树上坟，想念恋人竹子……种种愧疚，仿佛可以拼凑成“七宗罪”。一场重建与乡土关联的旅程，被安插了重要的主线任务——重审记忆、完成“回心”。故事的结构也由城乡经济、文化对话步入伦理对话，由谋求与乡民沟通的情感交流结构，走向了拷问内心、与自我达成和解的情感补偿结构。不过，明晰任务之后，单纯依靠刘耳自己，很难继续向前推进。于是作家便配置了相应的枢纽人物，犹如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剧情对话人”一般，主人公在随机乱步的状态下，必须与这个人相遇，才能激活之后的流程，保证“返乡”的意义得以延续。《买话》中，枢纽角色几乎都是由“孩子”扮演。入村之初，刘耳想喝一碗玉米粥，问遍周遭村民，均被敷衍回应，唯在一个小女孩的暗中指引下，他才找到了做粥的“老人家”，也就是竹子和明树的母亲。当刘耳凝思苦想“七个蛋壳”的谜题时，又是一个叫“扁豆”的男孩适时出现。他是一座桥，连通了刘耳对村庄的想象情境和村庄实际的现实情境。为了破解放蛋壳者的身份，刘耳才给扁豆钱，想从扁豆那里“买话”，也想获知村民不跟他说话的原因。作为小说标题的“买话”，直喻人心也要靠金钱才能打通，它在文中的篇幅实则有限，但这一反常的情节设置，为小说正式确立起带有讽刺性和荒诞感的戏剧结构。扁豆形象的叙事功能在于，他是无所不知的通灵存在，“一会是人一会是魔”[11]，宛然能够洞察一切，就连刘耳深藏于心的对儿子的焦虑，在扁豆面前也无所遁形。鬼子曾说过，在他的家乡，“鬼子”指的是那些鬼灵精怪的孩子。生长在瓦村的扁豆，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为刘耳提供了纷繁的讯息，赋予刘耳一个组织信息、重建逻辑、完成自我话语的机遇。从“买”来的话里，刘耳才知道乡邻之所以疏远他，源于自己进城后没为村民做过一件好事。此外，乡邻之间的人际关系、村里人的命运遭际，以及种种秘密和俗情，都经扁豆之口串联一线，辅助刘耳以及读者们迅速完成了对乡土现状的认知。
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中，儿童形象往往被作家赋予特定的功能意义，或是纯净自然的象征，或是绵延苦痛的承受者，抑或是理想灵性的化身。扁豆的意识里流淌着传统的伦理思维，又时刻保有一种破除伦理、颠覆传统的顽皮灵性，因此方能为刘耳的“破局”施以助力。从结构角度讲，当刘耳向扁豆的“买话”完成之后，追踪“七个蛋壳”来源的主线任务便逐渐被悬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新的支线任务——请客和送葬。在扁豆和爷爷“老牧民”的安排推动下，刘耳试图缓解同村人的关系，他请村里的光棍们喝茅台吃大餐，“老人家”去世后又出资出力为她送葬。通过“请客”，刘耳得到了“光棍”们的认同；借助“送葬”，他扮演竹子的丈夫给“老人家”抬棺，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获得了精神“自洽”的想象性满足。同时，故事行进方向的多次调整，“买话”情节的淡化，“蛋壳”谜底的悬置，留下了一个个意义的中断与重启，经验的法则失效之后，生活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内在荒诞性力量执拗地向前推进，从而显示出生活的内在实质”[12]。如果想更进一步看清这实质，理解“买话”之荒诞的丰富意涵，就需要召唤出更为透彻的对荒诞的洞察力，适时置换观察世界、认识时代的精神滤镜。李敬泽曾指出“荒诞”本身是一种现代构造，我们应当“用戏剧性的逻辑，取代经验与故事的逻辑”，才能给当下的世俗之神赋形。[13]鬼子对刘耳的回乡言说，正以戏剧性的逻辑串联场景片段，组构小说“行动”的发展过程。虚实交织的悬疑布局，高度压缩的时空场域，酒宴和送葬的“节日化”景观叙事，可视化的心理描写与饮食想象，构成一系列富含戏剧色彩的场景单元，不断展示着凡俗个体的自然性同神性之间的冲突及和解。其意义的繁复驳杂，自会引发人们透过“返乡”的横截面，探问那些“返乡”主题之外的、人对自我荒诞化处境的认知和反响，逐层揭开戏剧逻辑背后的悲剧性特质。
三十多年前，作家在村头种下这棵树
三 伦理夹缝中的“伪城市人”
从写作模式上看，刘耳返回瓦村，显然属于当下讨论日盛的返乡书写。一般谈及返乡，多源自脱离故土的“异乡人”自觉不被城市接纳，进而产生文化异己感，怀恋起记忆中的精神原乡，一旦目睹乡土现实之后，他们又发觉故乡在城镇化浪潮中变了模样，便滋生出原乡不在、故土难回的愁绪。近年来，返乡书写的代表文本几乎都出自农裔知识分子之手，大致形成“乡愁”与“乡怨”的表达向度。评论界也多从“乡愁”和“乡建”两条脉络入手，“强调今昔对比引发的哀怨和感伤”或是把希望寄托于“乡村的未来”。[14]与时下热门的“返乡”作品相比，鬼子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没有把主人公的“返乡”直接置于城镇化乃至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也无意从精微的细节角度考量、追溯乡土的历史真身。作家立足于自身的精神立场和生命体验，以“个人化的方式去穿透公共话语”[15]，习惯选择生活的横截面，从微观事件或小人物经历入手，充分调动、激发潜藏其间的戏剧性因子，挖掘、解析生活片段中的复杂经验，以此窥测宏观经济、文化结构的运行轨迹。回看刘耳离城之前，他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的物质生活模态，摆脱了“底层”身份；返乡之后，他执着地尝试融入故乡风土，却对农村的发展困境没有表现出分毫担忧，无涉知识者的启蒙视角。再看作品中的城市与乡村，前者非市场经济模式的象征物，凝聚商业理性和竞争精神；后者也非城市的反向存在，指涉纯粹、诗性的感觉结构。城与乡的经济界限漫漶不清，它们更像是一组看似对立却又相互影响、渗透的道德意识及伦理观念，形成了有机的整体。
金城村里甫屯：鬼子的家乡
通过刘耳妻子的言行和乡民的认知，城市的伦理最先得到呈现。妻子觉得刘耳太“土佬”，像个“菜包”。“菜包”这一城里骂人的词语，在村上却是一道佳肴。“城里人”身份的优越感，已在城乡之间竖起无形的藩篱。再看乡民眼中的城市，一句所谓“哪个螺蛳不吃泥”，浓缩了他们对城市官场和逐利环境的固化印象。城乡人对彼此人伦环境与精神品性的刻板理解，加剧了两者之间的断裂分离。进入《买话》的情境，裂隙的暴露乃至部分弥合，集中凸显在刘耳“村上人”身份的“失”与“回”上。作为乡村样本，瓦村表现出某种文化上的封闭性，就连传递普通的信息，村人也严格遵守着只能在“村上人”中分享的准则。竹子家的牛被抓走了，刘耳却不知情，在竹子看来，出这么“大”的事却没人告诉刘耳，大概是因为他转天就要去城里报到，“真的已经不是村里的人了”[16]。这是小说里首次出现“刘耳不是村里人”的说法，在后续展开的章节内，这句话被村民反复提及，透射出瓦村人对“城乡身份对立”的牢固认知。突破交流不畅的窘境，找回“村里人”的身份认同感，构成刘耳向扁豆“买话”的核心内驱力。而扁豆的一句“你是村里的人，但你不算是村里的人”[17]，有如忒休斯之线，令刘耳震惊的同时，也为他提示了离开迷宫的捷径。
对于进城的瓦村人，村民的伦理要求简单明了，有了城里人的身份，理所应当要为村民办事，这是“从村上出来的人，永远逃不掉的命”[18]。哪怕是像村里的小偷“三只手”那样，用来路不明的钱请酒席发红包，大家也会称赞他是好人。可见，瓦村人的一类伦理逻辑附着了重“私”的实利主义元素，甚至存有反法理的成分。反观刘耳，他入城之后没有给村民办过事，破坏了瓦村人对城市人的伦理想象，故而才不被算作村里的人，回乡后也无人理会。厘清原委之后，刘耳自然想要洗刷名声，再次融入瓦村。他豪爽地请光棍们喝酒吃肉，甚至答应他们要去联系妇联，请城里的女孩来乡下让光棍们摸手，体验“触电”的奇妙感觉。纯属荒唐的承诺，以黑色幽默的效果张扬了“主体能动性的荒谬性”[19]，也将作品推向了荒诞的极致。近乎无理性的讨好，缓解了刘耳的愧疚感，令他产生身份回归的自足。在光棍们的赞许声中，刘耳离开宴席，他“走得十分精神，像是真的办成了一件大事了”[20]。可当宴席散去，万物归静，他要独自面对自己演绎的荒诞时，伴随满足感而来的，恐怕将是一场更大的空虚。
需要留心的是，鬼子为瓦村的伦理世界植入了意义清晰的信条，比如村人对入城者自动丧失“村里人”身份的观念认知，对城里人应为村里人办事的功利性期待，都可理解为民间伦理的一类表现形态。此外，瓦村人对信义、承诺等非功利性原则的坚守，对乡土传统文化样态的维护，又是商业竞争场域中缺失的宝贵精神质素。刘耳有钱，可始终无法买到“七个蛋壳”的真相。他出资为“老人家”办丧事，却被村民告知这是全村人的事，即使出了钱，也不能替代全村人。“村里人”的集体声音和“全村人”的整体形象频频闪现，指涉着公序良俗及公共伦理。不同音域的伦理声音交错叠合，支撑起属于瓦村的伦理道德空间。
从瓦村、瓦镇再到瓦城，刘耳依旧无法脱离来自原乡的伦理结构。尽管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但他仍和留在村里的人一样，保留了“城乡身份对立”的狭隘观念。当他问起扁豆爷爷的身体状况时，扁豆回答“一般般，没你这么好啦”，一句随意的话，却让刘耳“呵了一声”，随之想到“一般来说，村里人和城里人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也不应该比”[21]。再如，请光棍们吃饭前，他本想拿出两箱茅台，又有点舍不得，“觉得有一箱给他们尝一尝也够意思了，毕竟都是一些没有见过茅台的乡野村夫”[22]。两个例证，均揭示了刘耳心中根深蒂固的身份优越感，暗合了瓦村人的城乡观。进一步说，刘耳保持了和瓦村的伦理关联，但乡土文化中厚重、质朴、踏实的精神成分，那些有如日与月的人伦情理，却没有过多激起他心中的涟漪。刘耳入县进城顺风顺水，从表象上看是由一系列的巧合造就的，内里原因在于他忽视了乡土伦理对道德本分的价值要求，率先学会了“取巧”“走捷径”。正基于此，他才会把明通的鸡蛋归为己有，让好人好事全落在自己头上；他才会猜码耍赖，让明树替自己下水轮泵查看故障。前者毁了明通的前途，后者害了明树的生命。刘耳的困局在于，他对人情和伦理的背离，为自己换来了城市人的身份，却使他失去了能够在这世上行得安稳、活得舒心的精神根基。为了谋求心理的平衡，刘耳要么是有意无意间抹消关于旧事故人的记忆，要么是自建论说逻辑，为正在遭遇的现实以及自己的行止作出“合理”解释。比如，他想到幼年吃鸡血时，每次吃完都想再吃一片，却回回都被父亲严厉的目光吓到，不敢惦记着偷吃。等到教育自己的儿子时，便想沿用父亲的言辞管束孩子。每逢此刻，妻子的“乡巴佬”“菜包”之类的话语就会砸到刘耳这边，让他觉得：
他儿子身上的优点是怎么来的他不知道，但他儿子身上的很多缺点，尤其是无度的贪婪，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大多是他老婆给的，只是，他从来不敢当她的面说出来。他怕她，怕得没有办法。[23]
刘耳为儿子惋惜，内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儿子的贪婪缘起于老婆，归根于城市。质言之，导致儿子走向歧途的，正是充满欲望的妻与城，而非刘耳本人。从自身立场出发，他把民间观念中功利元素与道德元素的共同存续，置换为城乡人文品性的二元对立，再将自己划入承续父辈理念、秉持乡土传统道德的一方，为行为确立足够的合理性，从而撇清对儿子堕落应负的责任。凭此一例，便可清晰感受到刘耳思想和性格上的矛盾。他竭力要成为“城里人”，却甩不掉对城市文明的原初恐惧；他惯于走捷径，却时常推卸责任，怯于承担；他渴望得到村民的理解，却不时流露出对乡下人的轻视……这种性格有《一根水做的绳子》中李貌的影子，也有《人生》中高加林的影子，又熔铸了鬼子对人情人性的独到理解。自始至终，刘耳的城市获得感大都归于物质层面，至于现代城市的伦理精神，在他身上则少有体现，更奢谈进入“人的现代化”之思想境界。他的“进城”更像是滞留于肉身在场的状态，一旦脆弱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心灵的“离城”自是偶然，也是必然。如果进城是一种虚妄，那么刘耳的返乡，恐怕也会终结于同质的虚妄。
广西文坛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
四 “返乡叙事”的伦理重塑
重新缔结和乡土的联系，是刘耳返乡的初衷，他给明树扫了墓，请光棍们喝了酒，努力和乡邻们“打成一片”，慷慨出钱操办“老人家”的葬礼，终于获得了参加送葬仪式的资格。这就意味着刘耳回到了乡村文化的共同体，从融入礼制传统的角度恢复了人在乡土“社会体系或社会制度中的身份和地位”[24]。他随光棍们一起为“老人家”送葬，抬棺时还扮演了竹子的“丈夫”，自感与瓦村续上了血脉，也似乎抚平了过去的伤痕。可直到故事收场，刘耳也没有打开竹子去世前写给他的那封最厚的信，他仍然不敢面对真实的人，也不愿徒增新的伤疤。他的重建乡情之旅，更多属于主观心理感觉范畴而非行为范畴，即便有所积极行动，也不乏真情的贯注，其动机往往仍是被动的。当刘耳参与了葬礼，觉得回到了“村里人”的序列后，便不再恐惧别人的闲话。这一刻，他又觉得和村民们无话可说了，只想趁机快些离开那些人。由此可见，主人公试图融入乡村的身份认同焦虑实则为虚，更本质的是他难以摆脱的负性评价恐惧。一旦回到故土，他在城市建立的对负性记忆的定向遗忘机制就有可能失效，记忆的封印被掀开后，负性评价闯入的速度陡然加剧，恐怕是刘耳在归乡前始料未及的。
为了凸显归乡的虚妄本色，鬼子至少埋设了三组严密对应的事态场景，形成彼此暗合的关联情境。一是饮食场景。刘耳回乡的头一个愿望是喝一碗玉米粥，进而想吃“老人家”做的菜包，以及村里的名菜仔姜炒鸭。作家动用了绵密的笔致，专注于展示刘耳头脑中闪现的制作美食的过程。通过对食物记忆的唤醒，刘耳期望让个体身份“在最为日常的‘饮食’行为中获得具体化呈现”[25]，以印证自己的“村里人”身份，宣告主体和当地文化族群的联系。他多是在幻想中品尝美食，用想象谋取意义的“在场化”。可现实中，直到小说结束，刘耳都没有喝上一碗粥，吃上一个菜包，这便暗示了其返乡的虚妄。
二是刘耳养育“小白鸡”的场景。他将小白鸡视为儿子的替身，不断向它倾吐苦水，希望它在自己的眼皮下好好活着，不要出事。透过刘耳的自说自话，可知他对教育儿子的失败怀有悔意，然而审视他对待小白鸡的现实态度，却是另一番情势：完全根据心情来喂食，自己烦躁了就把鸡扔出去出气，甚至为了投合村里的老人，表达对送葬的重视，甘愿把小白鸡作为祭品送出去。细节的堆砌，态度的聚合，昭示了刘耳的“悔”依然偏向于满足心理需求的想象性补偿层面，它同“归乡”的本质契合，皆属有形无实。
三是首尾照应的风景书写。故事开篇始于城市风景，刘耳立于阳台仰望天空，“满眼都是灰毛毛的”[26]。行至终章，刘耳坐在自家场院抬头看天，“满眼都是灰毛毛的，不知那太阳又躲到哪里去了”[27]。城市风景与乡村风景的重合，点明了命运本是一场循环，宣告了刘耳返乡的无效。在文本的尾声，刘耳从“重启人生”的想象中醒来，他突然睁开眼睛，眼前只有空空荡荡的院子。想象性的补偿实现之后，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荒诞？这一瞬间，刘耳被鬼子“直接扔到一个点子上”，那个点子是“生命流程永恒发生的一个点”[28]，与瓦村有关，又能延展到任何一处空间和任何一位离群索居者的心里。景的转换与蕴含张力的“空镜头”架设，同刘耳的空寂相互映衬，充分放大了人的无力感。注重将浩大的时代情境“收敛”为片段加以呈现的戏剧思维，此刻转化为强调视觉蒙太奇的电影思维，它以特写镜头向空镜头切换的形式，将作品的情境向无限空间展开。田园诗般和缓的叙述节奏，明里对应着主人公内心的落寞，萦绕着作家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暗里则如一把“钝刀”，或许会“使得疼痛更为强烈和持久”[29]。
老家的菜园
返乡的失败，与刘耳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可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即返乡之于任何人，大概都难以完成呢？毕竟，在作家只言片语的描述中，我们能够窥见乡土的现实一隅：瓦村的核心区人烟稀少，村民大都搬到了公路两边，多数人选择去广东打工，连村上的女人也越来越少了。在鬼子的小说里，“去广东”是一个常设情节，打工人的艰辛，留守者的痛楚，成为其叙写底层之痛的发力点。劳动力转移和乡村衰落并非二元对立的存在，但由此导致的现实问题，引发作家在聚焦人物命运的过程中，有意将一些看似毫不相关、“不具备独立的意义”的社会问题“编写进来”[30]。比如，扁豆和他的爷爷是刘耳返乡故事的推动者，这一“祖孙组合”的背后，潜藏了扁豆是留守儿童的可能，为乡村的“空心化”境况提供了注脚。更典型的是乡村的“光棍问题”，在瓦村，这些讨不上老婆的人，都是没去广东打工的。他们就像泥墙根下突然冒出的“花蘑菇”，生长无人关心，唯有成立“光棍活动委员会”，才能抱团取暖。颇具喜剧色彩的组织拥有严密的条规，例如不能因为没有女人就去犯法，村里谁家有急事就要去帮忙，等等。既往文学经验为“光棍”贴上的游手好闲、卑琐无赖的标签已然消失，民间道德中善良、质朴的元素，同他们爽快、憨直的性格融合一身，可爱而又可敬。
《买话》的故事线索终结于“老人家”的葬礼，这一灵感诞生于2023年，鬼子“回老家参加了一个葬礼”[31]，一下子为故事找到了集聚的方向。同时，它也对应了新世纪文学返乡叙事的一类普遍思路，即叙事“总是与死亡、与祭祀联系在一起”，以这类场景“开头或者终结”[32]。当光棍们自发给“老人家”抬棺送葬时，小说的抒情气氛达到了高潮。他们一次次喊出的号子，震撼着瓦村的天空，令人震惊且动容：
“老人家呀！”
“你走好呀！”
“我们都是！”
“你的小孩！”
“亲不亲生！”
“不重要的！”
“我们都是你的小孩！”[33]
抬棺喊号子，是光棍们临时想连夜练的成果。浅白的词句间，蕴含多重滋味供人咂摸。“老人家”不是瓦村人，与瓦村的既往血脉无关，光棍们生在瓦村，却难以赓续瓦村的未来血脉。《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父辈与子辈血缘关系的“象征性解体”，到了《买话》则已成为冷峻的现实。当人与乡土的关系不再依靠血缘维系后，他如何被故乡接纳，又如何确立在乡村母体中的位置，不仅是刘耳的问题，更是这些光棍们（包括外出打工者们）都要面临的困局。尤其是，光棍群体经历着远甚于刘耳的身份之困，他们受到村里人的鄙夷和歧视，陷于被孤立的境地，因而才会结为集体，时刻向村民彰显存在的价值。反复呐喊“亲不亲生！／不重要的”，既表达了对“老人家”的敬意，也维系着他们保有“瓦村人”身份的心愿。一场临时加戏而成的“喊号子”，重组了乡俗的形式和内容，同时唤醒了我们对《人生》中巧珍渴求旧俗婚礼场景的记忆。和巧珍一样，光棍们也以贴合“老乡俗”的方式，期望继续驻留在乡村共同体中。响彻瓦村的号子声，正唱出了“一种包含着自身之未来的现在”[34]，从苦难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层面，进一步渲染了《买话》的悲剧性气质。
留守儿童和光棍群体的存在，侧写了乡村人员结构的变化。乡土在城镇化趋势下的变迁，为刘耳的“返乡”之困提供了现实依据。乡土伦理中的暗色调，经作家之手得以展示，再次印证了乡土“文化伦理、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正在加速度消失”[35]的事实。这说明返乡之虚妄，与刘耳的主观原因和乡村的客观本相均有牵涉。不过，在虚妄的悲情里，鬼子还是留存了希望的种子。回村前，作家特意为刘耳布置了一个“根浴”的桥段，意指人的身体之“根”与心灵之“根”都出现了疾患，为后续的“返乡”治疗埋下了伏笔。[36]就精神系统而言，回乡寻心，重拾自我，即“根浴”的意义所在。乡土文化对城市蒙尘之心的洗礼，多少使刘耳的精神世界扫落了一些尘埃，令他放下负累，回归平和。从身体器官来说，“根浴”的“疗效”越发明显。仅凭“老人家”手中的葱叶轻轻一捅，刘耳的排尿便顺畅许多，其治疗方式举重若轻，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使人惊叹民间智慧的力量，也让人缅想起《艰难的行走》“高加林”一节中，鬼子写到的那位老村妇。她用“挑白筋”的妙法为人治病，或许就是《买话》里“老人家”形象的来源。
在瓦村中，“老人家”可谓俗世奇人，她只要一咳嗽，瓦村的天就亮了，无论什么病，经她手简单“弄一弄”也就好了。村里还有一位外号“半桶水”的风水先生，也是一位奇人。他帮人看坟地从来不收钱，也不认可村里人对入城者无底线的索取。无涉宗族血缘、身份超然的“老人家”，无染世俗伦理、境界超凡的“半桶水”，一个如“神医”，一个像“半仙”，均对刘耳有所点化。特别是“老人家”，她能长寿，秘方竟是天天喝玉米粥，这一习惯，就连土生土长的瓦村人都难以坚持。显然，“玉米粥”隐喻了稳定的生存方式和伦理价值，每日喝粥，有如修行，亦是坚守。鬼子反拨了现代乡土文学业已形成的“崇新”“重少”传统，他将前现代语境中老人形象“守先待后”的意义引入了《买话》的叙事格局，把他们树立为正向精神文化的引领者，使之“作为文化与价值规范的代表，匡正与引导世道人心，维护伦理秩序”[37]，对瓦村进行道德纠偏和精神重建。他们如同恒定的伦理坐标，为世人进行着精神的“根浴”。在急速变动的时代潮流中，沉稳守护一份来自根系记忆的信念，也许就是现代人“回心”的希望所在。
鬼子家乡的一条河
结 语
叙写“入城”之难，构成新时期文学的显著特质；细察“返乡”之困，则是新世纪文学突出的写作向度。鬼子的小说创作正应和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动态反映着中国城乡共进的历史进程。《农村弟弟》《伤心的黑羊》《瓦城上空的麦田》里，主人公那种总有一天“会成为瓦城人”[38]的热望，已在《买话》中化梦为真。《买话》的节点意义在于，它承接了作家先期创作中不倦耕耘的“入城”主题，更以视野的延伸，从“返乡”视角回望“入城”，道出了人在城乡夹缝中生存的尴尬，见微知著般展示了中国城乡生活、观念等互渗的“交叉地带”。
为了写透返乡之“困”，鬼子熟稔地糅合悬疑、戏剧元素和地方性知识，以“买话—买什么话—买话何为”的情节结构，对应着“返乡—如何返乡—乡关何处”的情感结构。情节的荒诞性与情感的悲剧性经过混融，凝合成“心灵化”的想象模态。读者可以真切地进入刘耳的心境，检视平行时空中的另一种人情逻辑，也可以从扁豆、老牧民、老人家、半桶水等人物身上，感悟乡村的人文灵性和道德伦理。鬼子的创造性在于，他写返乡但没有局限于返乡。一来，“乡”是变动的，不再是被城市文化启蒙的对象，其内部伦理也不需要依靠家族、血缘、生育来维系。“乡”和“城”早已构成经济、文化特别是伦理意义上的共同体，返乡之困与入城之难，实为城乡“局外人”精神苦难的一体两面。再者，返乡的困境与“乡”有关，又与具体的“乡”无关，它象征了一个体量巨大的异乡人群体所陷入的整体困局。刘耳的结局似乎启示了返乡的失败，但这失败背后积蓄着一个凡人试图克服性格弱点、抵挡宿命力量所付出的努力。他以自身的不完美激活了人性的真实，帮助我们打开了观看城乡图景的另一重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买话》确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寓言。
卢桢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
注 释
[1][3]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7页。
[2]如2024年6月初，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文学馆学术青年·特选新作研究工作坊”中，青年学者围绕作品的空间结构、情感模式以及返乡书写等问题展开讨论，探析城乡发展史中人的精神结构与观念变迁等问题，揭开了《买话》研究的序幕。
[4]鬼子：《艰难的行走》，第28页。
[5]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白猪毛〉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6]鬼子：《一根水做的绳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
[7]鬼子：《买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4页。
[8]S.W.道森：《论戏剧与戏剧性》，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9]洪治纲：《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10]鬼子、姜广平：《鬼子：直面人民在当下的苦难》，《西湖》2007年第9期。
[11]鬼子：《买话》，第209页。
[12]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13]李敬泽：《小说家要和时代达成新的契约》，《现代快报》2024年6月2日，B03版。
[14]庞秀慧：《“返乡书写”的情感困境》，《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4期。
[15]鬼子、张钧：《通过苦难理解人类——鬼子访谈录》，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页。
[16][17][18]鬼子：《买话》，第19、208、135页。
[19]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20][21]鬼子：《买话》，第235、110页。
[22][23]鬼子：《买话》，第218、281～282页。
[24]陈春声：《乡村的文化传统与礼仪重建》，黄平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9页。
[25]石访访：《饮食的文化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5页。
[26][27]鬼子：《买话》，第1、304页。
[28]胡群慧、鬼子：《鬼子访谈》，《小说评论》2006年第3期。
[29]汪政、晓华：《疼痛的写作——有关鬼子作品的讨论》，《南方文坛》1997年第6期。
[30]黄伟林：《论广西三剑客——解读李冯、鬼子、东西的小说》，《南方文坛》1998年第1期。
[31]《小说家鬼子：小说的创作格局又回到了故事的轨道上》，《文化艺术报》2024年5月10日，A07版。
[32]陈晓明：《“还乡”的文学或文字——超越图像霸权的文学书写》，《长城》2004年第2期。
[33]鬼子：《买话》，第297页。
[3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35]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
[36]鬼子最初发给编辑的书名就是《刘耳根浴记》，后经斟酌，改定为《买话》。
[37]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38]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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