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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新时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领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新时代的人民文学主潮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在十年来的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潮流不断汇聚，文学的人民主体性不断增强，一种新的人民文学形态正在新时代语境中不断生长，且呈方兴未艾之势。新时代文学坚持“大人民观”，试图走出传统的劳动者美学，抵达新时代的人民美学新境界。新时代文学致力于重建“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重申文学的时代主体性与历史主体性，其整体风貌偏重于中国叙事总体性的重建，而不是破碎性或碎片化的消解。新时代文学倡导中国价值主体性，注重发扬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艺术优长，努力实现从精神价值到审美价值的民族本位和人民本位的转型，试图向全世界重塑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中国”形象。新时代文学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正在重构新型的人民性的“大传统”，它超越了狭义的“大传统”（精英文化传统）与“小传统”（民间大众传统）的界限，让更多有生命力的本土文学文体资源进入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不断强化本土化的民族文学审美心理需求。新时代文学致力于创造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形态，让中国与世界、中华民族与人类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主体间性，只有在交互主体性中才能重建中国文学与人类世界的根本性联系。
关 键 词
新时代文学 人民文学主潮 创作成就 发展趋势
一 “时代思潮”与新时代文学主潮
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在很大程度上，时代的区分也是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潮的不同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曾经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说，如果细心观察19世纪前半期的文学主潮，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全被一个有时高涨有时衰落的伟大的主导运动所制约”，也就是说，“前一世纪的观念和感情逐渐在衰落和消灭，进步的观念在越来越高涨的新的波浪里卷土重来”。[1]所以，倘若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就必须抓住这个时代的文学主潮，不仅要揭橥这个时代的文学主潮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性质的“伟大的主导运动”下形成的，而且要准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这种进步的文学主潮在整个时代浪潮中波澜起伏的宏大场景和壮阔历程。
该奥尔格·勃兰戴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侍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必然体现着并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的思想潮流。按照近人梁启超的说法，“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毫无疑问，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足以与梁启超所谓的四种古典时代思潮相媲美者，唯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中国历史上方兴未艾的第五种时代思潮。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与接受，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迅速跃升为引领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时代思潮。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思潮的主导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酝酿并催生出了代表时代进步的革命文学形态，如早期的普罗文学、后来的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主潮。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中华书局2011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来临，中国当代文学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历史进程，而且很快创造出了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一大批红色文学经典作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到社会主义人民文学，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所发生的巨大历史进步。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随着“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全面贯彻与遵循，中国当代文学绽放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新气象，但又始终坚守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原则，故而创造出了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学新经典。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也会遇到各种历史阻力和艰难挑战，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有时也会经受或左或右的挫折，导致其偏离了社会主义人民文学主潮的方向。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危机，危机中总是孕育着新的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拉开了新时代文学的历史大幕，社会主义人民文学主潮也随之迈向了历史新阶段。显然，新时代的人民文学主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产物。没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历史进程的大力推进，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人民文学主潮波澜壮阔的兴起与繁荣。事实上，“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不仅“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而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3]诚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以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为主要内容，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站起来”和“富起来”两个阶段后正步入“强起来”的新阶段，这就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阶段，由此必然引发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诉求，必然要求全体中国人民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复兴与文化和文艺繁荣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之所以“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就是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而“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所以他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4]这个高度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艺都应该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集体梦想，而当前我国正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也就在这场历史大变局中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机遇。中华民族早就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了出来，饱受西方列强歧视的旧世纪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新时代的中国人选择平视世界而不是仰视世界，不再接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愿意与世界展开平等对话与交流。而新时代中国的人民文学主潮就是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酝酿并发展起来的历史新事物。
二 “大人民观”·“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历史上任何新事物都包含其新事理，新时代人民文学主潮也包含着根本性和多样化的理论特质，并在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得以具体体现。新时代人民文学主潮的发生，首要目标就是重新调整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或者说是重申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性尤其是人民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文学话语体系中，人民和人民性的概念曾经遭到淡化或弃置，但随着改革进程的全面深化，文艺的人民性问题重新受到关切。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文艺，新时代文学的主潮也必须是人民文学主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5]这意味着，新时代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们不仅要坚持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即文学作品的主体，还要坚持把人民作为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主体，要树立读者或受众也是主体的文艺观。更重要的还在于，“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6]，所以新时代文学还必须坚持以人民作为创作主体，因为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生活，一切进步作家都必须坚持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代言或立言的宗旨。
于是我们看到，在十年来的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潮流不断汇聚，文学的人民主体性色彩不断增强，一种新的人民文学形态正在新时代语境中不断生长，且呈方兴未艾之势。无论是新时代诗歌、新时代小说，还是新时代散文与报告文学、新时代戏剧，乃至于新时代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直面现实、深入生活、拥抱人民的精品力作。正所谓“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7]，新时代文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正是因为它紧紧抓住了重建文学与人民的精神血肉联系这一根本性问题。
梁晓声：《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
实际上，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民主体形象，重写或重塑“工农兵”成为新时代文学中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如梁晓声的《人世间》、阿莹的《长安》、罗日新的《钢的城》、水运宪的《戴花》对当代中国工人形象的重写与重塑，乔叶的《宝水》、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赵德发的《经山海》、付秀莹的《野望》、刘庆邦的《花灯调》、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的重写与重塑，徐怀中的《牵风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对昔日革命军人形象的重写与重塑，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在重塑“工农兵”主体形象的同时，新时代文学也致力于重塑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等不同社会阶层在新时代语境中的主体形象。许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不再是孤独者、零余者或多余人，而是主动介入社会变革进程，彰显了新时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主体性。至于刘醒龙的《蟠虺》和《听漏》，虽然讲述的是当代中国考古故事，但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文风骨与主体性，这与那些自我丑化或矮化型的所谓知识分子文学不可同日而语。而在张炜的《艾约堡秘史》、鲁敏的《金色河流》等作品中，当代民营企业家对自我和金钱的双重拷问，无疑提升了这个特殊的商业金融阶层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是为资本扩张辩护的物质现代性的表达，而是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人民性表达，从中我们不难领略其丰富的人民性内涵。
还有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刘醒龙的《黄冈秘卷》、贾平凹的《河山传》等，将当代农民、农村干部、农民工、工人、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等众多阶层形象熔冶于一炉，试图从整体上重塑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民群像，其各自含义更为复杂，但作者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审视社会与人心的创作动机则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像《人世间》《山海情》《人民的名义》《狂飙》《繁花》这类实现了文学与影视跨媒介转换的文学作品，之所以频频引发社会轰动效应，也是与它们各自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含量分不开的。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大人民观”，我们不能将人民仅限于固有的“工农兵”概念，也不能将人民仅限于“体力劳动者”范畴，而应该将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也纳入人民的主体，将广义上的一切劳动者都纳入人民的队伍。在新时代，凡是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一切劳动者都属于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农民与工人的界限日渐模糊，出现了“农民工”阶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也日渐融合，新的工人阶级身份也需要重新加以定义。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日益兴盛的当下中国，不同的人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都被数字劳动所占据，“人们高度依赖数字平台，生活习惯和生计模式向着数字化生活方式转型”，依靠数字平台建立的劳动模式，即数字劳动，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就业与生计的基本模式”。[8]于是我们在城市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在互联网上见识到了不计其数的电商业主、视频主播和网络答主，甚至还有数不清的电子游戏玩家和电竞陪玩师，他们都是数字时代各行各业包括新兴产业的劳动者。当然，包括软件工程师、科研工作者、新媒体从业者等在内的知识精英群体，其实也都属于数字时代的劳动者阶层，都属于新时代的“大人民”范畴。
对于当今数字劳动背后隐含的新的劳动关系和劳动伦理，尤其是其对人性和人的基本生存境遇所带来的挑战，我们的作家不应该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虽然在《宝水》《野望》《金谷银山》《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亲爱的人们》等作品中纷纷写到了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对中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作家对于数字经济和数字生存还是缺少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我们依旧局限于传统的劳动者美学而未能深入新型数字劳动者美学的内部肌理中，故而我们就无法认清数字劳动和数字媒体背后的“商品拜物教和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剥削”[9]的本质，当然也就无力书写深刻的以数字劳动者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为了将新时代的人民文学主潮推向深入和阔大，我们的作家不仅要深入乡村，而且要深入城市，要深入城乡融合的交叉地带，要关心“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10]，我们要对社交媒体上无偿的数字劳工、密集型高新企业的硬件装配工和软件工程师等新人民群体进行社会调查与审美观照，从而让我们的新人民文学走出传统的劳动者美学规范，抵达新的人民美学境界。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新时代文学主潮的发生与构筑，除了重新调整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重申文学的人民主体性之外，还致力于文学与时代、历史的关系的重建，即重申文学的时代主体性与历史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11]显然，这一光辉论断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洞察之上，从而给新时代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时代的和历史的要求。
所谓“大历史观”，从时间维度看，必须坚持“长时段”考察，如数百年、上千年；从空间维度看，必须坚持“宽视野”观照，如世界视野、人类视野。但这是共性的一面，而我们所标举的新时代“大历史观”从性质上而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西方各种“新史学”或“新历史主义”的“大历史观”。在坚持“大历史观”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像阿尔都塞所言，要“保卫马克思”，要保卫马克思的人民史观，要展开人民的大历史叙事之保卫战与防御战，而不能让其沦为各种亵渎者或解构者嘲弄的对象。在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12]。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长时段的“大历史观”经久不衰、永不过时。
布罗代尔：《论历史》（上），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历史进程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导价值，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时代观”是“大历史观”的必然产物，因为只有从“大历史观”出发，才能认知和判断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否属于真正的大时代。显然，以《创业史》的作者柳青为代表的那一代新中国作家是明确意识到了自己所置身的大时代特质的，故而他们从人民史观或唯物史观出发，讲述了至今都无可替代的人民中国故事。所以路遥说：“柳青的创作活动告诉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13]铁凝也说，只有“当我们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天地，真切地同吾土吾民在一起，同我们土地上生活着奋斗着经历着喜怒哀乐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伦理上和情感上，对这个时代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负起责任”。[14]这意味着新时代中国作家必须走出小天地、走向大时代，而不能像往常惯性那样沉醉于个人杯水风波和狭小的舒适圈。
显然，十年来的新时代作家已经和正在重建“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十年来的新时代文学也因为“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的重新树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开始重新认识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梁斌、杜鹏程、杨沫、曲波为代表的那一代新中国文学名家大师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在中国作协的倡导下开始致力于新时代的《创业史》、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的艺术创造。在人民史观的烛照下，一大批具有大历史视野和大时代精神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戏剧以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共同构筑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文学新主潮。这些作品无论是书写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伟业，还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历史征程，抑或是书写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或百年沧桑，都选择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述中国故事、为中国人民鼓与呼。
如梁晓声的《人世间》将中国当代工人家庭的命运变迁置放在从20世纪7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宏大历史演变进程中予以观照，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工人家庭在大时代中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性格。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将青藏高原上汉藏两族人民几代人为了改变牧区落后面貌、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人生奋斗，以浪漫而诗意、现实又严峻的笔触展现出来，让读者领略到了大历史的波澜和大时代的境界。徐怀中的《牵风记》、刘醒龙的《黄冈秘卷》、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的历史时间跨度则更大，它们以新中国史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故事，诸如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历史故事，纳入新中国史的宏大叙事视野中予以观照，由此体现了“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的强大穿透力和整合力。至于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乔叶的《宝水》、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鲁敏的《金色河流》等作品则更多地聚焦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广阔社会现实生活，或者写地下党的革命斗争，或者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或者写改革开放时期的民营企业家发迹史，但始终把不同社会阶层的命运置放在广阔的社会横断面中予以凸显，由此实现了长时段与宽视野的融合。总之，这些新时代文学力作大都致力于重建中国叙事的历史必然性，将偶然性融入必然性中，而不是以偶然性去消解必然性的历史进程与时代主潮。为此，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新时代文学风貌也是偏重于中国叙事总体性的重建，而不是破碎性或碎片化的消解。当然，这些作品也并不拒绝日常生活叙事，但它们致力于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时代叙事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宏大叙事的单一与枯燥。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5]，当前我们国家正在不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正在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新时代文学在城乡融合书写中明显还有巨大的艺术空间。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擘画的历史蓝图。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中之重，这就给新时代作家提出了更加复杂而深刻的现实问题，所以新时代作家必须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和历史机遇，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大作品，而不能沉醉于个人小天地中不思自拔。
三 文学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学与时代、与历史、与人民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我们还需要更加关注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价值无疑属于关系范畴，特定的主体选择决定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内涵。新时代的人民文学主潮决定了它必然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在大时代与大历史中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为根本指归，由此决定了新时代文学必然要反映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16]这就明确地强调了新时代文学创作中核心价值观表达的重要性，而且新时代文学中要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它不同于种种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观。这是一种立足中国国情、博采中西众长的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意志的核心价值观，它理应得到新时代中国作家的高度认同与审美表达。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7]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18]。新时代文学必须彰显中国精神、捍卫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这意味着新时代作家必须重新思考和调整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要从消费主义的商业价值取向和精英主义的个人价值取向中走出来，要返回社会主义的人民价值取向和民族价值取向，要尊重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意志，要让新时代文学充满中国精神的重量、体现中国精神的质量，而不是沦为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翻版。有些人有意无意地误解或曲解了鲁迅，认为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鲁迅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或西方中心主义论者。其实鲁迅的国民精神解剖事业也是民族精神重建事业，他从未陷入民族虚无主义泥淖，而是始终在批判中重建中国精神、激活中国力量。鲁迅反对的是盲目的民族自信，他称之为“自欺”；也反对民族自卑，或崇拜西方的“他信力”，而主张重铸理性自觉的民族自信力。[1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20]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21]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误解或曲解鲁迅，鲁迅深知“民魂”的重要性，他也被公认为是现代中国的“民族魂”，新时代作家必须正确地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要传承鲁迅作为民族脊梁的民族精神，作为孺子牛的人民精神，重建新时代文学的价值主体性。
鲁迅（1881-1936）
从十年来的新时代各体文学创作来看，众多作家已经和正在实现从单纯的个体价值本位到将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价值本位转型。换句话说，他们开始致力于将“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不再纠结于“小我”的价值谜团，而从“大我”的价值境界中去体会“小我”的价值定位，因为如果没有人民、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价值作为依托，所谓的个体自我价值只会变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从《人民文学》和《诗刊》到全国各地琳琅满目的文学报刊，从其所设置的栏目和发表的作品来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充满正能量的主旋律作品和主题创作文本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曾经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大行其道的“三俗”作品，或深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熏染的各种虚无主义作品，正慢慢地淡出主流文学发表空间。这说明新时代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越来越鲜明，新时代作家逐渐从“个人化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的价值迷惘中超拔出来，毅然走向了“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22]的康庄大道。
如我们在《人世间》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工人家庭的时代命运，还有当代中国普通民众在社会变迁和时代转型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在《牵风记》《千里江山图》《黄冈秘卷》《远去的白马》《家山》《宝水》中，我们又从党的英雄人物或基层干部的艺术形象上领略到了一度遭受冷遇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但这种文学创作绝非单纯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更不是那种令读者憎厌的概念化或公式化写作，而是传递着人民的道德、民族的筋骨和生命的温度，让读者真正体会到了“小我”与“大我”相融合的审美境界。还有长期生活在青海边地的杨志军，他的长篇力作《雪山大地》也跳出了个人价值的狭小天地，径直跃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的铸造与构建中，生动鲜活地再现了汉藏两族人民在改天换地的社会进程中所结下的民族情谊。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时代文学作品不仅闪耀着强烈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体现出浓厚的中华审美风范。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展现中华审美风范”。[23]而新时代的文学精品力作越来越注重发扬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艺术优长，越来越强调凸显民族审美旨趣，从而实现了从精神价值到审美价值的民族本位和人民本位的转变。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意志的主流文学作品推广到海外市场，不断增强正面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无疑是摆在新时代中国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新时代作家需要理性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向全世界重塑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中国”形象。
十年来的新时代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不仅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表达，而且必然牵涉到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产物，是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24]而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改造和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5]从“双百”“二为”到“两创”，反映了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路线在不断深化。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这意味着创新必须以批判性的继承为前提，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只有守正创新才是发展的正道。列宁也说过：“发展似乎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式进行的。”[27]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发展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毫无疑问，“两创”的正式提出，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如何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造和艺术创新指明了方向。许多作家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传统文化立场，逐步纠正此前的文化激进主义乃至全盘西化倾向，进一步树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发展思想。显然，新时代文学不能走“去中国化”的旁门左道，不能对辉煌灿烂的中华古老文化和文明传统采取历史或文化虚无主义立场，我们要的是“中国化”而不是“化中国”。毛泽东当年曾谆谆告诫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28]这番告诫对于新时代作家而言同样适用，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主体性。
确实如此，十年来的新时代作家越来越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许多厚重之作都在致力于激活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我们不仅在《人世间》中领悟到了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身上儒家仁爱情怀的播撒，在《家山》中发现了革命战争年代里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绵延，而且还在《黄冈秘卷》这样打通战争与和平年代的作品中领略到了古老地域文化传统的当代魅力。我们还在陈继明的《平安批》、熊育群的《金墟》这样的百年侨乡侨民历史叙事中体会到了浓郁的家国情怀，海外侨胞爱国爱乡、深明大义的中国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令人感动不已。我们还发现就连一直以暴力与温情双重叙事见长的先锋作家余华，在其近作《文城》中也明显增加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分量。正是中国式的儒家情感，如亲情、友情、夫妻情、主仆情，给清末民初乱世中的林祥福带来了活着的勇气与生存的希望。
还有陈彦的《主角》通过讲述一代陕西秦腔名伶的人生命运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百折不挠的发展动力，王安忆的《考工记》通过讲述一座上海老建筑的时代变迁隐喻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力与自我调适能力，葛亮的《燕食记》通过讲述近现代以来岭南粤派饮食文化的历史浮沉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与尊严，刘醒龙的《蟠虺》和《听漏》通过讲述汉楚青铜重器历史中的隐秘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春秋大义，凡此种种，无不揭示了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然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事实。此外，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叶舟的《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邱华栋的《北京传》《空城纪》，叶兆言的《南京传》，陈继明的《敦煌》等历史题材的长篇作品，也无不致力于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与神髓，探寻中华古老文明的奥秘与符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作家广博的文化视野与鲜明的本土立场。
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传统之外，我们还需要大力弘扬其民间传统。前一种被俗称为“大传统”，后一种被俗称为“小传统”，[29]但这种大小之别需要重新加以认识和调整。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民间大众文化传统，尤其是要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中国精英文化中的人民性传统。我们需要重构一种人民性的“大传统”，它超越了狭义的“大传统”（精英文化传统）与“小传统”（民间大众传统）的界限，能够进一步打开新时代作家的文化视野，强化其构筑新时代人民文学主潮的自觉意识。为此，新时代作家也需要进一步重构“大文学”视野，要从现代知识精英主义的“纯文学”意识形态中走出来，要将过于西洋化的“纯文学”概念和文体范畴加以调整，让更多有生命力的本土文学文体资源进入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从而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以及本土化的文学审美心理需求。
四 主体间性：中国与世界
文学与世界、与人类的关系问题是新时代文学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早在19世纪上半叶，歌德就曾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30]。在经历19—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之后，世界文学早已经变成了现实。对此，经历过鸦片战争以来种种刻骨铭心体验的中华民族有着更深的体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31]
新时代中国作家需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32]，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33]，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所谓世界文学，并非抹杀国家和民族界限的文学，而是“世界中的文学”，具体到我国文学，就是要创造出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形态，让中国与世界、中华民族与人类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主体间性，只有在这种交互主体性中才能重建中国文学与人类世界的根本性联系。
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科幻文学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新时代的科幻文学重建了中国文学与人类世界的根本性联系。以刘慈欣的《三体》《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向全世界和全人类展示了中华民族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尊严，也显示了中华民族与人类世界不可分割的主体间性。其实，随着我国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作家的世界人类视野也越来越辽阔，不仅科幻作家如此，而且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世界人类视野，他们作品中的国际化或世界性因素越来越多，作家的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不断增强，这正是新时代文学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如梁晓声在《人世间》中讲述了周蓉的法国故事和周楠的美国故事，关仁山在《白洋淀上》中讲述了杨岭岭和杨子恒的美国故事，徐则臣的《北上》则讲述了小波罗和马福德两个意大利兄弟的中国故事，这些世界视角的引入确实有助于新时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显示了全球化浪潮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趋势。但整体而言，新时代文学中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开掘，在强调民族本土意识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不能放逐了中国与世界的主体间性，而是要进一步深度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
综上所论，置身于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必须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现实处境和历史文化使命，要积极响应大历史和大时代的召唤，敏锐感受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心声，进一步构筑新时代中国人民文学主潮，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范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34]毫无疑问，新时代文学必须竭诚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而奉献自己的艺术才华。我们不能陶醉于制造外国文学的中国翻版，更不能抽去中国文学的中国精神，而应该扎根于中国大地的人民生活，不把人民和人民性当作空洞的口号，真正地沉入到具体而深切的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活中，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如此才能创作出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含量的文学精品。
当今中国，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不断加速，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速，社会加速必然带来人民生活中各种新的异化形式，不仅原有的劳动异化、商品异化、自然异化、人际异化、自我异化继续存在，而且新出现的时间异化、空间异化、物界异化之类[35]正在不断地蚕食着普通大众的生活与灵魂。所以我们的作家必须关心人民在社会加速发展中的异化处境，为重建新时代人民主体性提供文学样本。我们需要发展社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不能忽略人民群众的精神处境，我们要对数字化生存中普遍存在的数字劳工或受众劳动群体的精神处境给予审美观照，他们其实是另一种“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的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关心和书写他们的社会生活与人生命运。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追踪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始终聚焦社会上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从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推向深处。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按照陈寅恪的著名说法，当一个时代出现了新问题与新材料时，此一时代的学者应该敏感地介入这一学术新潮流，此之谓“预流”，反之则“未入流”，[36]这实在值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警醒。所以我们不仅要呼吁新时代作家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人民文学主潮创作，而且要大力推动新时代文学研究者积极开展新时代文学理论与评论工作，共同将新时代文学主潮推向更加宽阔辽远的境界。
李遇春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
注释
[1]该奥尔格·勃兰戴斯：《原著者序》，《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侍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页。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5～16页。
[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5][6][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3～14、13、19页。
[8]佟新：《前言：探秘数字劳动》，佟新主编：《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
[9]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52页。
[10]鲁迅：《“这也是生活”……》，《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1页。
[1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12]布罗代尔：《论历史》（上），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
[13]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14]铁凝：《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求是》2019年第1期。
[1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4年版，第28页。
[1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2页。
[17][18][2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6、21、6页。
[19]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20]鲁迅：《学界的三魂》，《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2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6页。
[2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2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6页。
[26]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27]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节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3页。
[28]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3页。
[29]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95页。
[30]《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3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
[3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2页。
[3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6页。
[34]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页。
[35]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6～143页。
[3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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