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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郭沫若、茅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1]，这是樊骏在1995年即已准确判定的学术趋向。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取得长足发展，一批更年轻的学者也伴随着发展逐步成长起来。从2023年整体的研究格局来看，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已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也呈现出某种方法上的开放状态——文化研究、情感研究、声音研究、民俗研究、社会史、全球史等理路已经被娴熟地运用于对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和现代文学史问题的把握。但正如樊骏曾经意识到的那样，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再年轻并不是说原先的幼稚以及相应的种种不足，都已经完全克服；走向成熟更不是意味着已经成熟，登上了科学的高峰。比之摆脱幼稚，达到真正的成熟，将是一个更为漫长更为艰难的历程”[2]。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就2023年而言，樊骏所说的“学科的名称、归属、范围与界定等问题”似乎不再引起广泛关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围绕具体对象展开的个案研究。一方面，这些个案研究没有把对象拘囿在此前的文学史定位上，甚至在很多研究者那里，对文学史定位和描述的反思往往会成为思考展开的前提——这其实意味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本框架的“文学史”正在发生松动。另一方面，和“文学史”松动伴随出现的则是批评意识的复苏。这种批评意识往往关涉着研究者主体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知识兴趣，批评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对文学本身艺术价值的评价，而是要将现代文学形塑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媒介。
在个案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整体紧张的背后，是“文学批评”和“历史叙述”之间的张力，这是唐弢、王瑶等前辈学者早在新时期初期就开始思考的重要命题。没有必要对此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从某意义上说，“文学”和“历史”的深度纠缠已经决定了“文学批评”和“历史叙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内面紧张的必然性，而这种动态的紧张结构也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知识活力的持续。
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
近些年来，声音研究和情感研究已经在整个人文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声音转向”“情感转向”也备受瞩目。2023年5月，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3]出版，9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主办了以“有声的中国”为主题的工作坊。论著的出版和相关会议的举办表明，声音研究正在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既有架构，并有力地拓展着新的对象域。同在9月份，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和《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艺术与情感：第四届艺术理论前沿论坛”在南京举行，其中设置了“20世纪情感转向”单元，路杨、邓瑗等学者的发言呈现出情感转向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活力。在具体研究上，王今对《放下你的鞭子》“观演一体”模式背后历史情境和知识渊源的追溯展示出声音研究方法适配抗战文学历史的有效方式[4]，而刘潇雨对早期创造社翻译的分析[5]和邓瑗对《礼拜六》及其情感结构转型的讨论[6]皆有对情感研究自觉且颇具新意的运用。
左：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中：2023年9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主办的“有声的中国”工作坊宣传海报（图片来源：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官方微信公众号）
右：2023年9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和《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艺术与情感：第四届艺术理论前沿论坛”宣传海报（图片来源：《文艺研究》杂志社公众号）
2018年钟诚《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一书的出版迅速引起鲁迅研究领域部分学者的关注，“政治鲁迅”由此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议题。不过，参与该议题讨论的诸多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统一，由此展开的研究框架和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2023年8月，钟诚在《重新找回“政治”：当代“政治鲁迅”研究的知识背景、路径及面临的挑战》一文中对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应，他把“政治鲁迅”整体表述为对1980年代“主体性”传统的延展和突破，并辨析当下鲁迅研究中多重“政治”理解的差异，以期在“东亚鲁迅”这一相对成熟的思想传统的取径中汲取经验，继续推动相关讨论的深入。[7]
2023年，《社会·历史·文学》[8]、《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9]和《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10]等著作相继出版。由此，“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得以集中展示。2023年8月，由薛毅发起的“《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讨论会”以线上形式举行，薛毅、吴晓东、朱羽、姜涛、冷霜、铃木将久、李国华、倪伟等学者围绕相关研究展开讨论，讨论内容刊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而在《社会·历史·文学》编后记中，主编贺照田对学界关注和热议的“社会史视野”说法给出了解释：“社会”的提出来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行的“文学-政治”二元架构的不满，而所谓“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质上应该是“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1]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左起依次为）：
贺照田、何浩：《社会·历史·文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版
贺照田、何浩：《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贺照田、何浩：《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二 史料文献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历史化”趋势已经持续多年，在二十世纪末一度处于边缘的史料文献工作已经变得举足轻重，而报纸、期刊、书信、日记等一手材料的使用已经成为研究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佚文钩稽是近些年史料文献工作较为常见的形式，不过相比单篇佚文而言，大规模、成系统的史料整理工作显得更为迫切。自2023年第1期开始，《郭沫若学刊》开始对郭沫若在成都高等分设中学笔记予以介绍，并陆续刊载了李怡、王奕朋等学者的整理稿，这一新发现文献的刊出将极大丰富对郭沫若早期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的理解。
近些年来，档案史料越发显示出在推进文学史命题研究方面的价值，档案的整理和使用也逐渐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沈卫威对“国语推行委员会”档案中傅斯年、许地山、朱自清三人的书信进行考察，借此展现出民国政府统一多民族语言战略的三个路向，也揭示出国家体制和权力在文化领域的运作过程。[12]宋雪则以燕京大学档案为基础，对周作人落水这一重要事件进行重新考证，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释。[13]
手稿研究是近些年史料文献领域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手稿的出现增加了文学作品的版本序列，也使文本解读有了新的面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丁文《时代群像与代际书写——〈范爱农〉手稿与初刊本对读及其研究意义》[14]，符杰祥、曾奕《革命／性的纠葛——从〈她是一个弱女子〉的手稿、修订重勘作者意图及裂变之谜》[15]，姜异新、李静宜《作者的“生命流”如何汇入手稿的“生命流”——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上版稿为例》[16]等，它们展示出手稿研究在方法上的多种可能。
史料文献工作并不仅仅是整体研究工作的“准备”，而且还具有独立的对象、方法。以手稿研究为例，石祥《鲁迅日记所用格纸与辑校古籍金石手稿的时间推定》[17]、萧振鸣《鲁迅手稿用笺考》[18]等论文即无法涵纳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学科内部，而是昭示出文献学自身独特的学科属性。事实上，史料文献的学科独立性及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已经构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根本问题，相关的概念、方法也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厘定和反思。王锡荣在讨论当前中国手稿研究的现状时着重强调了理论建设的意义，并主张在具体研究上突破“基于手稿文献史料研究”的现有定位，进而对手稿的形态学、美学、传播学价值予以发掘。[19]王贺对史料文献有持续性的理论思考，他的新著《数字人文与中国现代文学》[20]对史料文献和学科的关系有专章讨论。此外，青年学者殷鹏飞则对“史料”及其背后依托的方法论前提予以反思，他尤其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是和学科发展趋势及时代语境相伴随的，而不是实证意义上的客观存在。[21]
2023年《曹禺全集》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事件，但相比一般意义上的作家研究而言，《曹禺全集》对现代文学文献整体工作的示范意义更值得重视。主编王风在《曹禺全集》前言[22]中对编辑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借助“目录、版本、校勘”等古典文献学方法，编者确立了文本收录原则和文本分类标准，这些工作对当前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提供了诸多极具启发性的思考，而其针对戏剧这一特殊文学形态的版本链梳理和由此引申出的校勘方法更是带有示范性意义。
《曹禺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三 “五四”文学研究的开拓与掘进
相比文学史层面的“开端”意义，“五四”和“文学革命”已更多被视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话语空间和充满内在张力的历史场域。在《工具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轇轕》一文中，王风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的时间、动机和理路予以细致分疏，进而展现了文学革命发生过程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不过，对《新青年》内部诸同人的差异化解读并不能简单化约为一般意义上的分析，王风在标题中所使用的“轇轕”也暗示出抵牾之中存在着连带。[23]就这一点而言，李雅娟的《朝向“新生活”的思想革命——以〈新青年〉中的陈独秀、周氏兄弟为中心》[24]颇具参考价值，该文以陈独秀和周氏兄弟互为参照，讨论了双方在《新青年》这个场域中生发出思想合力、缔结新型人际关系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话语空间和历史场域的文学革命是开放而非封闭的，这既表现为它在时间上和晚清以及“后五四”时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更表现在它在话语表述上与世界新潮流同步以及在思想资源上对传统的倚重。周旻借助私人日记讨论了“神经衰弱”症状及其隐喻化的过程，进而有效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系统和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心理之间的关联；[25]危明星则通过“心理转换”和“思想革命”的差异辨识出《新潮》同人在“五四”整体序列中的独特面向；[26]季剑青的《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将胡适文学革命理路放在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的框架中予以思考，从而有效把握到胡适文学革命思考背后的方法论机制；[27]谭桂林则梳理了现代白话佛经“语体文”的历史线索，并揭示出它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充满对话和张力的关联性。[28]
《新青年》与《新潮》书影
文学革命研究的开放性也表现在，研究者日益认识到“文学”处在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并和文学之外的社会、宗教问题有着密切的呼应。程玉婷对《新青年》中作为“理想国民”构成要素的个人、国民和人类等概念进行了细致辨析，描绘出陈独秀借助“孔教”批判将“共和”理念落实为家庭、女子、文学等具体问题的路径；[29]金浪的研究引入了社会维度，对现代美学兴起的历史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30]宋声泉对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语境的考察带出了“道教批判”在“五四”时代思想史转换中的节点意义。[31]这些研究虽然角度不同、方法各异，但却形成了一股合力，即松动了既往板结化的历史叙述，勾勒出一个多元、开放且“文学”内在于其中的“五四”图景。
四 左翼文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从数量来看，2023年学界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并不算太多。“论争”依然构成左翼文艺研究的主体架构，但研究者对其理论脉络和历史肌理已有更具穿透力的理解。吴述桥对左翼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探讨体现出对概念予以历史化的努力，他注意到“文艺自由”这个由“第三种人”提出的概念如何被左翼批评者以理论突破的方式吸纳，又如何造成了左翼内部的思想分歧；[32]齐晓红论述了1930年代大众语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梳理出大众语和方言、国语之间充满能动性的博弈，这就将“大众语论争”理解为一种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斗争之场”。[33]鲁迅翻译是革命文学论争和左翼理论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阮芸妍《“革命文学论争”与鲁迅的译介实践——以〈壁下译丛〉〈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为中心》[34]和葛飞《革命俄国“周围的生活”与编译者的想象与言说——以鲁迅译〈竖琴〉为中心》[35]两文值得注意，他们的论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左翼文艺和俄苏文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联。
在思想理论层面的论争之外，研究者对左翼运动中多种形态的文艺实践也予以具体讨论。何旻从上海新书业入手描述了左翼文艺作为媒介生产的激进属性；[36]吴述桥、戴银燕考察了左翼时期工农兵通信员的培养构想及实践模式；[37]罗雅琳在左翼戏剧运动的历史架构中分析了张瑞芳早期的表演方式。[38]
1942年话剧《屈原》剧照，张瑞芳（右）饰演婵娟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当前学界对“左翼文艺运动”这一对象范畴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就空间而言，王建伟的《从潜流到激流：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与行动》[39]和王翠艳的《左联解散以后：北平作家协会与左翼文学运动考论》[40]等文对北平左翼运动予以关注，由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左联和左翼运动已经不局限于上海一隅。从时间层面来看，姜涛的《“错位”与“同步”：1948年“香港批判”的“国际左翼”资源》关注了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刊发的国际左翼阵营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并考察了《大众文艺丛刊》同人如何将国际左翼资源引入对国统区文学倾向的批评。[41]这其实意味着，左翼文艺运动不再被简单理解为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而是一个整体性、贯穿性且具有国际史背景的时代潮流。吴晓东的《左翼革命文学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回响》明示了这样一个长时段、世界性传统的存在，在他的论述中，“左翼革命文学”的概念已经逸出既有文学史的历史断限法，它不仅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定历史层面的概括和提领，也蕴含着对当代文学和当下现实的回应。[42]
五 抗战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格局
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其他阶段而言，以抗战文学为主体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在近些年有长足发展，这不仅得益于大量新材料、新文本的发现，也和“十四年抗战”这一新认知框架打开的研究空间有关。例如，此前研究大多把东北作家群视为左翼的一个分支，而刘东在讨论萧军《八月的乡村》时却敏锐洞察到它其实是伪满洲国初期文坛的产物，因而和东北地区的区域革命构成了紧密关联。[43]中日两国在国力上的悬殊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抗战不得不面临的结构性现实，因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宣传及相关研究往往会从精神层面把握战争主体的确立方式。唐小林对丘东平的研究却与此不同，他关注到作家创作和正面战场军事失败的关联性，由此，“失败”经验的涵纳和由此展开的战争认识也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带有反思性的视野。[44]抗战并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对日作战，也关联着中国在战争情境下产业重组的过程，路杨把作家路翎的战时写作放在战时工业内迁的视野中，通过路翎对西南矿区经验的文学表述把握到他对“劳动”和“人”的想象方式。[45]
如果按照抗战文学传统的区域划分来看，2023年解放区文艺的研究远比国统区和沦陷区研究活跃。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解不仅构成理解解放区文艺转型的锁钥，也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历史关联性。基于此，《讲话》的理论内涵常常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张晋业对1942年5月《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文艺”专栏中的译介文进行细致辨析，通过与《讲话》的对照，作者对“人民文艺”的理论渊源提出更加丰富和充分的解释。[46]无论是就《讲话》本身还是就解放区文艺整体而言，鲁迅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鲁迅文学如何在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得到继承和转换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张武军《不在场的在场：鲁迅与延安文艺座谈会》[47]和谢保杰《试析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接受与阐释》[48]两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讲话》对文艺产生的深刻影响自不待言，但这个影响作用于文学生产方式和文艺工作者个体创作的具体过程还需要更为细致和贴切的历史辨析。田松林考察了《讲话》后延安有组织推动作家创作谈的过程，并分析了它在应对群众文艺问题上的效力和限度；[49]梁帆将周立波的小说《牛》放在“讲话”后“深入生活”实践脉络中予以考察，并对周立波“以情感深入生活”的路径进行了理解和反思。[50]近些年来，解放区文艺研究也已经超越单一的延安视域，以晋察冀为代表的众多根据地文艺研究逐渐纳入视野，马娇娇对冀中革命根据地作家王林的考察即深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转型的脉络中，对其创作遭遇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新的解释。[51]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与文艺工作者的合影
六 经典作家研究的创获
2023年堪称鲁迅研究硕果累累的一年，不仅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有多部分量颇重的学术专著问世。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以扎实的史实考证为基础，全面呈现出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鲁迅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联，并基于鲁迅“文学政治”实践和“革命同路人”身份充实了“中期鲁迅”这一颇具启发性的概念。[52]鲁迅留学日本的“前期”和主要从事杂文创作的“后期”在2023年受到更多的关注。李冬木《越境——鲁迅之诞生》承继了日本鲁研界“材源”研究的传统，以细致的阅读史考辨呈现出留日时期鲁迅和日本明治时代思想、文学的复杂关联。[53]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一代鲁迅研究者对留日时期鲁迅的文言文本产生极大的兴趣。崔文东对《摩罗诗力说》材源的考察和对文本背后世界文学图景的呈现[54]，尚晓进对鲁迅文学和德国浪漫主义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张力关系的讨论[55]，薛晨鸣对鲁迅“迷信可存”命题历史建构的考察[56]，都深化了对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的理解。和章太炎的师承关系一直是早期鲁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对此，孙郁从“学识”取舍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57]，而李乐乐则从音理关联的层面探讨了鲁迅近体诗和章太炎《成均图》的内在关系[58]。
左：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右：李冬木：《越境——鲁迅之诞生》，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
杂文研究是2023年鲁迅研究的重头戏，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论文包括：张洁宇的《“带了镣铐的进军”:“且介亭杂文”的生成与艺术特征》[59]，刘彬的《1934—1935：杂文的命名、论战与鲁迅的抉择》[60]和孙慈姗的《鲁迅杂文的“感性诗学”——以论“文人相轻”系列文本为中心》[61]，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出现了两部极具学术分量的鲁迅杂文研究专著，即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62]和李国华《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研究》[63]。在这些新的研究视域中，鲁迅杂文已不仅仅局限于所谓“后期”阶段，而是具有了鲁迅文学的本体意义。《故事新编》同样是鲁迅研究极具挑战性的部分，汪晖的《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通过鲁迅《故事新编》与顾颉刚上古史研究的对话呈现出鲁迅文学之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批判性，并通过文本解读把握到鲁迅独特的非线性时间观和极具政治能量的历史幽灵学。[64]
左：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
右：李国华：《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2023年是小说集《呐喊》发表一百周年，不少学者从出版史的角度对此做了详细考察，如施小燕《鲁迅小说集〈呐喊〉新潮社初版溯源》[65]和何旻《媒介位移与再造的新文学——〈呐喊〉出版始末探》[66]。在《朝花夕拾》研究方面，袁先欣的讨论勾勒出鲁迅和民间文学之间多重复杂的互动关系[67]。
《名作欣赏》杂志在2023年第4期开辟“文学研究会之页·郭沫若研究”栏目，蔡震、李怡、魏建、廖久明、李斌等学者分别对郭沫若研究资料、方法、国际化和历史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也从整体上呈现出当前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在具体研究方面，194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话剧创作是2023年郭沫若研究颇为突出的方面。戎琦对郭沫若“人民文艺”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文章指出1940年代中期中国存在政治体制民主化变革的契机，而在此情境中产生的“人民文艺”既作为文艺统一战线口号配合了中国“联合政府”的提出，又通过对苏联文艺理论的转化对此前“五四”新文艺予以“弥补式发展”。[68]王璞则把郭沫若系列历史剧放在悲剧问题谱系和马克思主义内外的思想文化论战中予以深入分析，把握到郭沫若戏剧“同化”和政治“疏泄”的历史体验和认知模式，进而在与布莱希特的比较视野中呈现了郭沫若对革命之悲剧性的认知，以及对“人民”充满政治矛盾的历史想象方式。[69]
2023年的茅盾研究的创获首先体现于对大革命时期文学实践的重新阐释和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苏晗捕捉到茅盾“标语口号”论在武汉左派激进政权下产生的现实效能，文章进而指出，这种来源于苏联的未来主义诗学不仅参与塑造了大革命的时代精神和青年群体的主体状态，更深度影响着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展开的小说创作和文艺批评。[70]李国华通过对《蚀》这一经典文本的细读呈现出茅盾“从武汉发现上海”的城市赋形方式，所谓“武汉”和“上海”的对照则构成了大革命时期“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辩证关联——这个茅盾“未曾想过的”“漫不经心”写出的“日常上海”生发出一种将激进革命予以相对化的反思视角。[71]除大革命时期之外，茅盾在抗战时期的西北之行也得到具有推进性的讨论。对“茅盾在新疆”这一重要议题而言，《生活日记》这一新材料的发现为相关史实的补充、丰富和修订提供了新的可能。李跃力《〈生活日记〉中的“茅盾在新疆”》一文不仅考证了《生活日记》的作者身份，从学生视角丰富了茅盾新疆之行的历史细节，更对此前基于回忆录展开的史实错误予以改订。[72]邱迁益的文章则指出了以“杜重远邀请”解释茅盾新疆行动机的限度，并注意到生活书店和救国会“后方抗战”问题意识和“自由抗战”政见对茅盾的深刻影响，而“后方行动”这一概念则意味着所谓“新疆之行”构成对粤港时期文学工作困境的回应，并具有了超出一般文学写作的实践意义。[73]
“伦理”是2023年巴金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崔源俊的研究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动在1940年代依然在延续，而“伦理”则成为其有效介入“政治”的新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憩园》可以解读为对“道德与生活标准”问题的批判性文本，它标志着巴金以“创作就是行动”的自我肯定克服了此前行动失效引发的道德内疚。[74]顾甦泳把巴金的抗战理解为“有组织的民众”对帝国主义强权的反抗，这种带有鲜明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战争感知形塑了带有生命伦理意义的精神构造，由此，原本被文学史常识视为“过渡”文本的《火》三部曲也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通过青年群体的叙述生动呈现了生命情热“放散”、交互和激荡的过程，确认了“平凡人”伦理潜能的存在，更揭示出这种情热在面临“组织”时遭遇的难题和挑战。[75]日本学者近藤光雄关注到抗战时期巴金在《呐喊》《烽火》上发表的一系列散文、游记，他令人信服地呈现出巴金对“死亡”态度从拒斥到接纳的变化和以视觉体验激发读者“憎恶”的写作方式，进而指出这种“死亡”理解和法国哲学家居约“个人的死与维持共同体生存息息相关”的思想关联。[76]几位研究者虽然在视野、理路上各有差异，但也呈现出近些年巴金研究的共同趋向，对他们而言，抗战时期的巴金文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学史意义上有待夯实的薄弱地带，更指向对既往由数篇“代表作”决定的巴金整体形象更为丰富和纵深的把握。就这一点而言，杨联芬《“生之忏悔”：巴金与“家”》一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该文中，杨联芬对巴金家族题材非虚构作品和小说的互文关系予以整体讨论，并由此发掘出后期巴金对家族持续性的心灵自省轨迹和家庭伦理实践，这种具有“和解”倾向的“忏悔”突破了巴金由《家》《春》《秋》奠定的“反封建”形象，并重新昭示出巴金乃至新文学整体在伦理层面和传统、现实的内在张力。[77]
“左转”依然是丁玲研究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孙尧天从1930年代前后丁玲创作谈系列文本入手，深入丁玲主体和文学形式内部展开讨论，将“左转”理解为丁玲文学创作和生命主体危机及其克服的过程。[78]王晓平、张瑾瑜借助“风景”理论描绘了1930—1933年丁玲创作中乡村叙述的变化过程，并由此对丁玲“左转”时期内面主体的建构轨迹予以呈现。[79]马海洋关注到丁玲笔下众多的新女性职业书写，并指出国民革命时期新女性普遍遭遇的职业危机构成了丁玲左转的内在动力。[80]在主体研究之外，丁玲文学在革命语境下与社会的关联构成了另外一条值得关注的研究路向。熊权追溯了丁玲文学中的家族史叙述，并揭示出她对家族所属的“士绅”阶层复杂纠结的矛盾，正是这种独特的心态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斗地主”的主题赋予了远比阶级更富的历史内涵；[81]范雪则对“讲话”后创作的《陕北风光》系列作品中“写尽政策”题旨予以详细论述，并通过“政策”的边际反向锚定出文学艺术“捕捉世风貌并将其摹拟再现”的独特价值。[82]
“民族国家”问题引起了2023年老舍研究的关注和讨论。张中良的《老舍的抗战书写：国家至上》架构出从“庚子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宏观历史脉络，并以此勾勒出老舍“国家意识”发生的过程，老舍在全面抗战后生命轨迹和文学风格的转换由此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解释。[83]李怡《老舍：国家—民族意识的升华与隐曲》同样指出老舍对“中华民族”总体意识的认同，他同时指出，满族人身份和辛亥革命导致的满汉心理隔阂始终贯穿于老舍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不过，这种心理隔阂并未将老舍导向遗民式的文化对抗，而是使他在对“五四”的迎拒中形塑出一种独特的平民立场和更为隐微曲折的国族意识。[84]
《曹禺全集》的编撰带动了近些年曹禺研究的发展。在2023年，祝宇红《试论“蛮性的遗留”——一种基于文化人类学的曹禺戏剧解读》钩沉出曹禺经典剧作中频繁出现的“迷信”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知识关联，并在1930年代和“五四”时期的比较中彰显出曹禺对“蛮性的遗留”问题的独特理解——将“迷信”视为“引领‘迷信者’走向了更高的‘确信’”的媒介，进而反思“五四”启蒙的局限并“建构起革命的诗学正义”。[85]
在2023年的作家研究中，郁达夫研究可谓异军突起。崔琦敏锐地洞察到郁达夫早期小说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这种叙事源于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时接受的诸种近代经济学学说，由此，作为文体的“小说”在文学和经济学的互文关系中被相对化，这为解释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的转向提供了新的思路。[86]倪伟对郁达夫1930年代的游记进行了兼及历史和理论的分析，在他看来，郁达夫1930年代游记中的风景已不是“主观自我的外化”，而是呈现出某种“自我拓展的蕲向”，这种“基于主体间性的新的伦理主体”使得郁达夫的游记得以和民族国家意识、古典文人传统区别开来，从而获得了一种与他者、与对象世界进行关系重构的超越路径。[87]《沉沦》这一经典文本的重读成为2023年郁达夫研究的亮点。邢程把《沉沦》中的主人公纳入1850年代《包法利夫人》的“浪漫”谱系，挖掘出其自然主义笔法中蕴含的反讽面向，这不仅冲击了文学史基于自叙传文体对《沉沦》的定位，更借助“忧郁症／神经病”的话语症候揭示出中国“现代性”的缺位问题。[88]和邢程对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不同，金理则偏重于“社会地、历史地和文化地构成”的“实际读者”，这种阅读史研究打破了文学内外的界限，勾勒出具体历史情境中作家、读者之间共情机制的运作，更有效呈现出两者共同隶属于的“文学青年”群体的生存境遇和主体状态。[89]
七 其他研究
和此前相比，近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诸多新的形态，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不能用文学史意义上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运动思潮等进行简单分类。例如，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新诗研究已经不再局囿于新诗内部的形式和审美分析，诸多青年学者已经打破内外分界，对新诗在社会、思想、历史中的位置和功能展开讨论，宋夜雨的《诗歌青年的诞生与1920年代的文化政治——以〈诗〉杂志为中心》[90]和吴丹鸿的《“防御”“交响”与“大生产”——中期创造社诗论的“调和性”症候》[91]是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往往是在古典文论的范畴展开讨论，也常常被视为沟通现代文学和近代、古代文学的纽带，但张丽华的新著《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92]却以“翻译和跨文化”的角度打开了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新视野，书中对文本细密的辨析令人信服地呈现出“文体”背后的世界知识图景。和世界文学形成对照的是借助社会史方法对文学地方性的考察，袁红涛的《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93]基于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乡绅”人物及其叙事的讨论颇具启发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内部，“家”始终是一个蕴含着紧张感的问题范畴，邵宁宁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园伦理问题》[94]通过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众多经典文本为该问题的讨论打开了古今通变的视野。
张丽华：《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结 语
按照传统的文学史架构来看，202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均衡性。就作家而言，鲁迅研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活跃，但相比鲁迅而言，对其他诸多作家的关注程度与作家本身的重要程度并不匹配。就文学史阶段而言，1940年代文学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而1920年代和1930年代文学研究的体量仍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而从历史脉络来看，广义的革命研究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对其他历史面向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一点也体现在1940年代文学研究内部的格局上——相比解放区文艺研究的兴盛而言，国统区和沦陷区文艺研究相对冷落。
前文曾提及，近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而相关的个案、专题研究在对整体内涵予以丰富、拓展的同时，也会对整体产生遮蔽效应。对此，段从学的《“人的文学”与新文学的“地方景观”》一文展开了颇具启发的回应。文章重新澄清了“人的文学”和“地方景观”之间的发生学关联，在他看来，所谓“地方”并不构成对“人的文学”这一普遍主义抽象观念的解构，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被‘人的发现’，从打破一切束缚的个性解放思潮，从尊重个人独创性，重视个人独特经验的自由表达的现代性文学观念发明出来的”[95]。此外，《现代中文学刊》在2023年组织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笔谈，这为从宏观上重新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整体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个系列笔谈中，张屏瑾的《现代文学何以现代？》特别聚焦了中国现代文学问题。她在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学科的分类”，而是和中国现代化道路构成“复杂的映射关系”，因此，“需要具备与中国现代社会制度转型的整体问题意识，才能研究现代文学，反过来说，要研究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历史，也离不开研究现代文学”。[96]上述两篇文章共同强调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这一属性的意义，这可能意味着，曾经一度成为学界热点的“现代性”讨论并没有穷尽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历史对象的意涵和潜能，而在此后的研究中，中国现代文学“何以现代”仍将在根本上构成不可忽视的问题框架。
李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073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7期）
注 释
[1][2]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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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照田、何浩：《社会·历史·文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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